第七节 艰苦壮烈的晋冀战场

    王启明：在正定对抗日寇的陆空合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地下党员即遵照中共的主张，团结全民抗战，反对投降，积极开展工作和英勇作战。当时三十二军地下党之领导人，是王兴刚同志。在正定、石家庄作战之目的是阻击日军沿京汉线进攻，并待机反攻。

    8月，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奉命率领三十二军和配属部队到深县、晋县、束鹿、藁城一带，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日军。该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战斗序列，第一战区的任务是抗击日军由卢沟桥南下、沿京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郑州方向进攻之企图。

    9月下旬，商震奉命防守正定滹沱河一线及石家庄。三十二军即转移到石家庄、滹沱河两侧地区防御。

    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宋有望部于10月5日在滹沱河北岸正定城，正定车站东西地区占领桥头堡阵地。

    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在石家庄，滹沱河南岸占领防御阵地。

    第一四二师吕济部为预备队，在石家庄南侧地区。

    军指挥所在石家庄。

    一四一师在正定之防御部署

    师长宋肯堂率一四一师于10月5日进入正定城火车站东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炮七团在正定城内城西郊占领炮兵阵地。师兵力部署如下：

    第三旅旅长唐永良以七二三团七二一团（第一营）担任东关、北关及火车站地区防御任务。旅长率七二一团（第一营）为预备队位于西关地区。右翼友军为独立第七旅，旅长鲍刚。

    第四旅旅长林作桢，以第二补充团担任正定城防，以七一五团为师预备队位于西关地区。师指挥所在正定城内。

    当面敌情：日军为第十四师团，师长土肥原中将，该师属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战斗序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寺内许一，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中将，第一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香冈水清司，参谋长长桥少将。第十四师团是第一军主力师团，辖两个旅团，四个步兵联队及骑、炮、工、辎四个联队，及通信大队、马厂等单位。另有配属部队如下：

    野战炮兵第二旅团，独立重炮兵第八联队迫击队第五大队，独立气球第一中队，高射炮二队，独立机关枪第五大队，战车第二大队，独立装甲车第一中队，独立工兵第一联队第一中队。

    日军第一军之任务：负责沿平汉铁路进攻保定、正定、石家庄及以南城镇。

    在正定城同日军激烈战斗

    10月7日：敌人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凭借空军和炮火支援，步、炮、空联合向我军阵地进攻，都被我击退，并受重创，而我军也有不少的伤亡。嗣后敌人升起气球，观测我军阵地，了如指掌，对正定城也看得很清楚。敌炮弹打到离北墙城根十几米的建筑物。我在北城墙一个掩体内，被重炮弹打得来回摆动。第三连一个班也在掩体内，班长和我斜对面坐着，敌炮击时，炮弹爆炸的破片打进了他的头里立即牺牲。同时看到距北城墙根10余米的一座民房，砖木结构的一个四合院，看样子像个小地主住宅，住宅有个黑漆大门，接连有数发炮弹打到这个院子里房上，爆炸声震耳朵，烟尘骤起。有两匹马从大门冲出来狂奔，不知去向。接着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披头散发一脸灰尘跑出来，连哭带喊，被炮弹击中立即倒地死亡。接连20发炮弹打得墙倒屋塌，一个无辜的小家庭遭到毁灭性打击。当然正定遭到类似打击，不只是这一家，而是很多家。

    10月8日：清早敌人即开始飞机轰炸和猛烈炮击，空中有几个气球进行观测，战车、装甲车、步兵、空军协同向我阵地攻击。正定城东北角是个突出部，城角被击塌，人被打死，敌人由此攻上城墙，向南向西冲击，被我军阻止。敌之太阳旗却插在东北城角和北城墙东城墙上。此时，我带第一连和机枪连在北城墙上城门楼下待机。担任正定城防之第二补充团团长王成桂率领部队跑步到北门城墙上和东城墙上。他对我说：“敌人重炮把东北城角打垮，敌人步兵从该处上了城墙，我去反击敌人。”说罢，即率一个步兵连，沿城墙向东冲击。王团长是四川成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9至1931年在河北军校步二队任中校队长。我是他的学生，非常尊敬他，他对我很器重，师生感情很好。在此紧急情况下，他对我讲了这些话，使我深受教育和感激，我非常敬佩他保卫祖国的忠心和身先士卒作战之英勇气概。我营是旅的预备队，位于北门附近，他的反冲击，也掩护了我营右翼安全。但我也非常关心老师之安全和反冲击能否成功。我亲眼看着他沿城墙向东冲去时，敌人轻、重机枪开始了猛烈射击，炮火也集中向北门附近射击。此时旅长唐永良在北门城墙上腿部受伤，担架送下火线去石家庄。敌人子弹、炮弹都打在北门附近。我听到密集子弹飞啸声和炮弹打在城门楼上的爆炸声，心中非常气愤和仇恨，已置生死于不顾。看到敬爱的老师王团长，冲过去倒在城墙上没有动静，即命令机枪连在城门楼上向东北城角之敌人射击，以支援步兵连之向敌反击。我率第一连成一路纵队紧靠城墙垛口，向东北城角猛冲。冲到王团长和一个连的官兵队倒在城墙上的地方，看见他们都已流血牺牲，我万分悲痛，无比激怒。我营号目见我举手射击要向前冲时，他就吹开了冲锋号，当即被敌机枪击中而牺牲。我右手举枪射击时，右肩感觉震动一下，意识到是被敌子弹击中。距东北城角尚有至少100米，城墙宽不过5米，上面铺的大方砖非常平，从城墙上实难进行反冲锋。因此才叫一连依次退到北城门楼，我到北城门楼下，解开军衣包扎了受伤部位。看到子弹从右肩前面打进去，从后面出来，把右肩穿了个洞，血流不止，军装和内衣右侧和右臂都变成血衣。我把伤口包扎好后，即下了城墙，指挥第二连沿城墙根向城东北角上的敌人反冲击。距东北角尚有300米处，受到敌人之强烈阻击。城墙很高很陡，无法爬上去，搭了四人梯才把轻机枪架在城墙上，机枪手即向东北城角上的敌人射击，以掩护下边的官兵向敌人反冲击。接连搭了五次人梯，而五个机枪手都相继牺牲摔下来，同时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敌人从上边投手榴弹下来，最后上去一个班长，将手榴弹投到敌人躲到城墙侧防突出部上面，将敌人炸死，但班长也被机枪击中头部摔下来。六个士兵都自告奋勇上到人梯最高处，也都是在用轻机枪射击时，头部受伤而摔下来。在敌机枪火网封锁下，实难爬上城墙。同时沿城墙根冲在前面的士兵受到阻击，伤亡很大，无法完成反冲锋之任务。虽然反复组织数次反冲锋，但是终未把敌人驱逐到城外。我只好到旅指挥所去报告并请示反击敌人的办法。旅指挥所即在北城门西侧掩蔽部内，我到指挥所，方知旅长负伤，已去石家庄，只好请示师长宋肯堂。他指示停止反冲击，并说：北关火车站部队已退下来，你们可以把部队撤下来，到滹沱河南岸北高营集中。我即命第三连掩护各连撤退到北高营集合。我到北高营时已是下午6时。喝了两碗小米粥，即昏过去了。这是因流血过多，中午没吃东西，又饥又累和出血多所致。我苏醒后将伤口敷上药包扎好，即被送到石家庄军部。商军长是我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对我勉励有加，慰问备至。尔后我即乘火车去河南开封省立医院治疗养伤。由于受中共的教育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事实的启发，我原来就有到太行山敌后打游击的想法。而经此一战实践证明，深感国民党军队拙劣的战略战术指挥，白白牺牲了无数的爱国官兵，更坚定了我在敌后打游击的想法。

    崔时敏：难忘抗日战争第一枪

    我所在的晋军第二〇九旅下辖四一七、四一八两个团，我是四一八团第一营第一连排长，原驻陕北吴堡葭县一带与红军作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各党派及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悬崖勒马，容共抗敌”），同意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要求。达成协议后，苏区首先贴出“拥蒋抗战”的标语，从此化敌为友，停止了敌对行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以板垣师团为主力的日军直入山西门户柴沟堡、天镇、阳高，沿平绥路西侵。我旅于8月初奉令东渡，北上抗日，由佳（葭）县克虎寨渡河，经临县、兴县、岢岚、五寨、神池到达朔县停止。在朔县待命时，曾目睹八路军某部以整齐的队伍、雄赳赳的步伐北上抗战，在每个村的村口都贴布告，署名是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数日后，我团奉命到山阴一带构筑工事，8月下旬天镇、阳高吃紧，又奉令到聚（巨）乐堡车站阻击日军，掩护大同布防。我团（团长张寿华，副团长魏鸣霄）布防的情况是第一营（营长姬梅芬）在铁路右侧占领阵地，第二营（营长李修礼）在铁路左侧占领阵地，我连（连长王伦）以十三排为第一线，我为预备队，在阵后堑壕内隐蔽待命。

    车站北端停着日军的铁甲车一列，车站南端停着我团的铁甲车一列，两车相对峙。第二天拂晓，日军先以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轰击，继以坦克掩护步兵向我阵地猛攻。日机肆无忌惮地向我阵地俯冲轰炸（制空权为敌所控），战斗十分激烈。

    11时许，第二营营长李修礼向团报告战况吃紧，请求派部增援。营即命令我排向第二营增援。接到命令后，我即集合本排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以卫国杀敌为天职，此时此刻应把生死置之度外，说罢即行出发。

    我们阵地背后是一个坡度不大的土山丘，向二营增援必须通过该山丘，绕道我铁甲车后，越过铁路，转向北方才能到达二营阵地。

    当时考虑到通过土丘时定会被敌铁甲车发现，必须疏开队形，以跃进方式前进，才可避免损失。果不出所料，刚跑上土坡几十米，敌铁甲车的重机枪即以炽盛的火力向我猛射，噗哧、噗哧的枪弹打得尘土飞扬。经过两段跃进，翻过土丘才到达安全地带，再作整顿。由于队形疏散，跃进灵活，才无一伤亡。跳过铁路，西进约1里许发现有一村庄，决定通过村庄再转向北进。

    刚到村南头，就发现有三架日机由南向我飞来，我排即迅速隐蔽于大门洞下（此时百姓已逃走，大门敞开），待日机掠过的瞬间，我们又迅速跃到道路西侧的高粱地内，凭残存的青纱帐掩护向二营阵地北进。不料我排已被日机发现，故日机总是围绕这个地区兜圈低空盘旋，跟踪盯梢伺机轰炸、扫射，企图消灭我排于途中。

    幸运的是雁北秋庄稼成熟较迟，政府早有安排，秋收时只削禾穗，不砍禾秆。秋庄稼大部分是高粱、谷子、豆类，我们训练有素的部队，行动灵活机警，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当日机飞过来时就蹲下隐蔽，日机一掉头，我们便迅速地从这块地跃进另一块地，致使日机总是抓不住目标，如此数次。

    当我们跃进到距该营指挥所约半里的地方，日机又盘旋过来，眼看前面只有一块豆地，秸秆低矮，只好跃到豆地内卧倒，然后拔些豆棵向身上覆盖。当日机一掉头，我便把手一挥，喊一声“快跑前进”，大家就一口气跑到二营指挥所树南端干水渠内。日机认为这下可算是捉住了三四十人的目标，转过头来轮番向豆地内俯冲、扫射。

    我这个当兵出身的排长对使用各种枪的技术是娴熟的，于是，从一个机枪手的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摘下一头的背带环，在树身上一绕，再挂到枪环上，其他两名射手也以同样的操作，将枪倚托在树身上（那时每班都有轻机枪一挺）乘日机俯冲的时候，瞄准机身前一倍二倍的地方连续猛射。在日机第二轮俯冲、扫射时，其中的一架被我们的机枪击中、冒烟，摇摇晃晃向西北方向坠去，坠落在第二营第六连刘振东排之阵地前。其余两架日机见势不妙，仓皇向北遁去。

    此时全排士兵高兴得手舞足蹈，都忘记了十余里的跃进快跑的疲劳。我正准备向团指挥所报到，一转身见营长李修礼正向我们走来，相距仅五六十米，于是先跑到他跟前汇报了些经过。他态度镇静，微笑着说：日机在这一带长时低空盘旋，估计是发现了你们这支增援部队，但你们行动机警灵活，没有损失，还击落一架日机，很好。现在战局已趋稳定，你排就在树林内休息待命吧。

    第二营阵地概况：右翼为铁路，左翼约五六里是通往太原的公路，中间是一带茂密的树林，敌重武器很难发挥威力，日机侦察也困难。

    下午6时许，夕阳西下，发现敌装甲车、载重汽车，络绎不绝地沿公路南下，我判断日军是除留一部分与我对峙外，大部分继续南侵。傍晚奉令撤退，我处奉命为掩护队掩护二营安全转移。是役，我团团长张寿华负伤，官兵伤亡共百余人。

    刘光耀：忻口受重伤，群众救性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我在晋绥军独立第八旅六二三团一营任营长，正在太原东山上准备建筑国防工事。8月中旬奉命向晋北开拔，到达代县后，我营担任修理阳明堡飞机场的任务。8月下旬由于南口失陷，不久天镇盘山弃守，战局危急，我旅奉命星夜出发，奔赴平型关迎击敌人，同时一路行军的部队还有八路军。到达大营后，就和八路军分路前进了。

    我团到达平型关后，我营奉命占领平型关前方右从某村起（村名忘记）左至东泡池之间，选择阵地，构筑工事。约9月22日拂晓时，敌人开始向我阵地进攻。全营战士抱着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不当亡国奴的决心，与敌坚持血战了五昼夜，使阵地屹立不动。26日晚间，团长郎春生电话告知我说，八路军在蔡家峪伏击敌人得到胜利，敌人伤亡很多，俘获击毁敌汽车十几辆。我营战士听到胜利的消息，很受鼓舞。

    我营在此血战中，也遭到了重大伤亡，最后只剩下130多人。旅长孟宪吉命令六二二团来换防，令我营撤到平型关内休整。

    正当敌军在平型关战场受阻，不得进展时，应县茹越口防线被敌突破。这样我平型关大军处于不利的境地，就奉命转进。我营于10月1日进入五台山，经过五台县，到达定襄县，跟着奔赴忻口左翼大白水附近，参加会战。

    忻口战役，日军攻击的重点是我军南怀花阵地。敌人陆空配合，以优势的火力轮番进攻。当时我营阵地遭到敌炮火的轰击和空军的轰炸扫射。由于我左翼兵团猛烈出击，八路军在敌后的伏击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敌军没有后续部队适时增援，以致忻口战役成为胶着对峙状态。

    忻口战役中，日军对我同胞疯狂屠杀。在我营阵地前方约三里远的一村庄，我派侦探前去侦察。据其回来报告说：他们到了村庄，没有发现敌人，走进村里边也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及走进各家各户一看，战士们惊呆了！原来所有的男女老幼全被杀死了，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刀砍，惨不忍睹。

    有一位同胞跑到了我阵地，痛哭流涕地说：他给我军带路当向导，任务完成后，回到家中，家中所有的人，都被日寇杀死了。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初期，就采取了对我国人杀光灭种的政策。

    正当敌军在忻口战场受挫不得进展时，晋东娘子关被敌突破，我忻口大军奉命向太原转进，我旅撤到太原汾河西岸待命。

    太原战役，我旅奉命进城，归傅作义指挥守城。当队伍进城时，汾河铁路桥梁已被敌人占领，我营奉命攻占桥梁，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在战斗中，我头部中弹第一次负伤，包扎后，继续指挥战斗。后奉命向西山撤退，一直退到隰县，队伍就地整编，准备再战。

    我旅到达隰县后，我营被整编为十九军六十八师六二四团第二营，我仍担任营长职务。

    1938年2月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从太原继续向南进犯，一路沿同浦铁路向晋南侵犯，一路沿太隰公路向晋西南进犯。我团奉命开抵水头镇待命，2月18日向大麦郊增援，走到半路，因战局变化，又转到辛庄待命。

    2月21日，我部奉命反攻高庙山。在拂晓时，我就开始部署队伍，待各连展开后，就令向高庙山前进，我随第四连前进。四连前进到一个山头上，就发现敌人也向我方前进攻击，这样就变成遭遇战。我命四连迅速占据山头，迎头痛击敌人。激战到午时，我看到四连连长王夺标投手榴弹后，立刻倒下去了，跟着敌人就攻占山头了。如敌人占领此山头，我全线将处于被挨打的地位，我就率领第五连向敌仰攻。就在进攻中，我头部中弹，昏迷过去，滚跌山沟。此后的战况，就不清楚了，这是我第二次负伤。到了第二天我才苏醒过来，看到自己全身衣服都被脱光，仅留下血染衬衣一件没有脱去。

    怎么办呢，我下决心找队伍去。但是，此时我感到头重脚轻站不起来，就鼓起勇气，爬着前进，经过四天的爬行，到了一个村庄（村名岢岚红）。此时由于四天里饥饿了没有饭吃，渴了没有水喝，伤没法医，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到了村外，找了个土穴钻进去，作为自己葬身之地。

    第二天晚上来了两位救命恩人，把我背到煤炭工人家里。从此我有炕睡了，有人民群众送来的米面，有饭吃了，这时才清楚自己伤势，头中两弹，耳听觉失效了，两小腿和足因冻肿化血流脓了。幸赖两位老人每天用草药洗伤口，我逐渐地好起来了。

    在村里养伤期间，群众建议我给部队去信，由群众转送。我接受群众的好意，就给师长孟宪吉写了一信。首长接信后，就派人员把我接回去。几经医治，两耳听觉无法恢复，我成了残废。当时内心是不好过的，这样就不能重返前线杀敌，国仇家恨何日得报。但想到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生存，军人以身许国，为国牺牲成残，也是军人分内的事，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不再介意了。

    王伟：忻口会战之崞县战斗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奸淫掳掠烧杀之事引起我的愤恨，故投笔参军。

    西安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当年我正住黄埔军校洛阳分校。

    1937年6月初，我毕业被分配到晋绥军第十九军工作。同年6月中旬，我由洛阳回到太原文殊寺军部报到后，又被分配到包头第二〇四旅第四〇七团第三营第九连任上尉连长。当时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下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计六个团，还有补充两个团共八个团的兵力，有万余人，装备俱全，士气旺盛，是一支生动活泼的有力部队。

    其建制为：第二〇四旅旅长徐子珍（五台人）辖第四〇七团，团长刘良相，团附高振霖，第四〇八团，团长李俊田；第二〇五旅旅长田树梅（河北人）辖补充一团，团长刘效曾（垣曲人），补充二团，团长邓瞎子；第二一五旅旅长杜堃（甘肃人）辖四二九团，团长芦仪欧（河南人），第四三〇团，团长孙福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日军于8月初进攻张家口，企图直入绥晋两省。第十九军奉命由包头开往大同停止待命。其部署如下：除军部驻太原外，指定旅长徐子珍辖四〇九团、四一〇两个团，分驻包头五原临河一带屯垦，曰屯垦，实为监视傅作义。兵屯绥西，意在截断傅作义与宁夏马家的联系。

    其余六个团全部由包头乘火车直奔大同待命。行抵集宁镇时，日军飞机大炮炸毁铁路，运输中断，经过抢修交通恢复，部队于9月1日全部安抵大同。9月7日馒头山晋绥炮兵第一团全部被日军包围，我团奉命解围，经周士庄到巨乐堡。馒头山是位于巨乐堡东北四五里的一个小土丘，高约50米，炮兵第一团被日军围困在上面。我团利用深夜与日军激战两小时，完成解围任务，胜利返回大同。9月12日，我军奉命转移雁门关，我团分配大莲花阵地（村名）固守山头，构筑工事。当时正遇中秋佳节，这天大雪纷飞，山头积雪。老农民说，威镇三关（雁门关、平型关、宁武关）头戴重孝，乃是不祥之兆。三关失守。9月30日，阎锡山的行营由代县太和岭口经五台山撤回太原。

    我团由大莲花村经阳明堡直奔代县，任务是固守代县城。部队到达代县南关，据侦日军已由北门进城。我团用迫击炮与敌对战两小时后，撤回阳明堡，奉命死守崞县城。部队经过郑家营子时，换上棉衣，补充弹药，到达崞县。我团在北郊布防构筑工事，团部指挥所设在城壕外侧土崖下挖的地洞内，军长王靖国和其他旅团长大部分也到了崞县城内。

    此刻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领所部，分两路进攻崞县城和朶平，企图攻破两地，经忻口进占太原。以上消息系日本战俘供词。连战数日，我团利用夜间多次袭击公路上的间断少数日军，生俘战马10匹、官兵12名。10月7日下午，日军集中兵力及飞机大炮攻打崞县城。我团指挥所被炸弹炮弹轰塌，团长、附团、通信排长及士兵们全部被埋洞里牺牲了。团长刘良相牺牲后，由于无人指挥，军心涣散，时间又是黄昏，竟有少数人自动撤回崞县城北门，在城门洞里遇到了第二〇五旅旅长田树梅。他大喝问道：谁叫你们撤的？有人说，团长阵亡。旅长说：团长死了，还有营长，叫第三营营长柳清魁来！当晚决定柳清魁失职，予以斩首问罪，立即执刑以严军纪，并将部队全部撤回崞县城内。部队在东城墙里面构筑工事，以备异日防空，并派一部在城墙上与日军对峙。崞县城位于低洼之地，日军在外北关居高临下，连日以来集中兵力，炮轰崞县城。我军处于劣势，虽予敌一定杀伤，但渐露不支之势。

    10月18日晚间9点许，谣传日军进城，又说朶平失陷，于是军心混乱，指挥不灵，有的官兵便从东城墙跳下逃走，后来竟有人将守门部队警卫人员砍首夺门而出。第四〇七团突围后，经滹沱洞时，发现军长王靖国还没有出来，田树梅旅长于是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小组进城营救。我因下颚负伤未去。后来我连回来的士兵说：军长在城门洞里，他说回去一死，不如死在崞县城。有人劝说队伍多数撤去，留你一个，也守不住城。他这才在大家的簇拥下，撤了下来，在滹沱河集中。参加抢救者，每人赏现洋三元。

    第十九军全部集中定襄县整编，准备忻口再战。我因崞县抗日负伤，送太原医疗，抗战胜利后，被分配接管同蒲铁路管理局工作，迄今退休。

    孟璧：忻口会战我所亲见的三位烈士

    1937年9月中旬，我在晋绥军独立三旅六团一营任代理营长。

    在1937年10月间，日本侵华军从大同、灵丘会师于平型关雁门头，长驱直入，破竹而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国共两党亲密配合，共同抗战，在八路军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之前，我团也打了一次胜仗。

    进犯平型之敌，为了顺利进攻平型关，曾派一个支队，向灵丘南迂回，掩护其左翼安全。

    我团奉旅长章拯宇的命令，在灵丘以南占领阵地，阻敌南进。我团长刘有棠率领营连长侦察地形后，决定我营在狗庄子、三营在白塘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敌南进，二营为预备队，随团部在牛角坝待命，迫击炮连分属一三营指挥。当晚进入阵地，加紧构筑工事。

    白塘、狗庄子是广灵通灵丘道旁的两个小村，两村北方山梁，又是灵丘北面的天然屏障，扼守山梁，可阻敌前进。

    约在9月19日拂晓，敌一支队2000余人，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向我一三营阵地发起进攻。我们两个营隐蔽在山梁工事内，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敌密集部队冲来，便以轻重步枪手榴弹，猛烈突击，敌人伤亡甚大，抢运尸体后，即行撤退。未几敌人组织波浪式冲锋，分向我一三营阵地冲来。此时三营阵地战斗甚烈，先是九连连长詹荣晋，见敌大部冲来，在手榴弹掩护下，跳出阵地，向敌冲去，并大声疾呼：弟兄们冲呀，弟兄们冲呀。弟兄们一拥而上，将敌击溃。未几手挥指挥刀的敌军官，督率数十人。向我扑来，一面与士兵格斗，一面十余人向詹连长围击。我詹连长左右冲杀，敌遇即倒，虽多处负伤，仍向敌力战，不意被敌刺中要害，壮烈牺牲。该连两个排长，一面抢救连长，一面与敌反复格斗，不幸相继死亡。

    敌人乘机又冲上来，营长邢旷目击情况，除令八连周连长迅速率队增援外，自带手榴弹占据有利地形，一连投出数十颗手榴弹，敌人受了很大的伤亡退下去。瞬间敌人又一次冲来，人数比上几次还多，周连长又负重伤。邢营长痛恨已极，遂由士兵手中拿得一支步枪，向敌格斗，一时刺倒数人，士气大振。敌人乘机将邢营长包围，邢营长身强体壮，一连刺倒数人，卒以独不胜众，被敌刺中要害，当即牺牲。敌人乘机又冲来，副营长樊润德急率迫击炮排增援，投出大量手榴弹，将敌击退。

    在我一营方面，敌人先向我二连阵地进攻，战斗也很激烈，丁丙仁、王补庆两个排长先后阵亡，增援的一连排长杨登山亦殉职。连长师才宝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凭借自己长于刺枪，便在手榴弹掩护下，持枪向敌冲去，连刺死敌三人。士兵见连长大显身手，欢呼庆贺。师连长继续与敌猛冲，忽然七八个敌人，向他围来。他以寡不敌众，又负重伤，便以手榴弹拉火，与敌同归于尽，为国捐躯。敌人乘机蜂拥冲来，我率迫击炮排和一连一部迅速增援，轻步枪并举，投出大量手榴弹，将敌击溃。时间已近黄昏，敌人吹奏蜗牛号，抢尸后撤走，我方亦无力追击，战斗告一段落。

    这次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敌人炮火强烈，除飞机大炮给我造成大量的伤亡外，几十次肉搏冲杀，我多数官兵都与敌同归于尽，所幸地形于我有利，虽敌我兵力炮火悬殊，仍毙伤敌400余人。我一、三营共伤亡营连排长21人，士兵500余人。这虽然是一个小小战役，在民族气节、卫国精神的鼓舞下，官兵给敌以痛创，迫使其后退，还是有一定的战果的。

    为了纪念殉国官兵，尤其是邢旷、詹荣晋、师万宝三人，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亦可谓民族英雄，兹将他们三人的情况就记忆所及，记述如下，作为纪念。

    营长邢旷，字汉三，山西应县人，北方军官学校二期毕业。初任二十四师于镇河部的排连长、师部参谋，后任独三旅六团二连上尉连长、三营少校营长。他体格魁伟，身强力壮，为人忠厚寡言，克己宽人，素为团内所敬佩。

    连长詹荣晋，字荫桐，山西武乡人，北方军官学校二期毕业。与邢旷同为二十四师于镇河部参谋，后调独立三旅六团三营九连上尉连长。他爱学习，讲技术，钻研业务，在军校学习时，每期成绩均列前茅。

    师万宝，字善卿，山西孝义人。山西学兵团毕业。他身瘦体壮，言行不苟，注意技术，讲述实际，个人刺枪术甚佳。

    管祯：三十五军孤军守太原城

    我跟随傅作义、董其武二位将军，任所部三十五军二一八旅特务排班长警卫，曾参加坚守太原城，与日寇战斗直到最后的肉搏巷战。这是我亲身经历最难忘的一场战斗。

    1937年10月23日，我随董其武旅长率部二一八旅三个团（两李一许团）奉傅总司令紧急命令撤离忻口，转战守太原。

    11月2日太原城北门的阵地前哨，我旅战士与敌人接火，战斗越来越激烈。激战到第三日，敌军以炽烈炮火占领太原东山，猛攻太原城，又以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与我军旅团激战到第七日，仍未得逞。敌人又使飞机散放传单（红绿两色纸印刷）借以威胁我军士气。传单内容是：太原军民看看日本大军已经包围太原城，你们还要守太原城？如愿投降者，明日8点钟前，开城派代表打白旗与我们派人接洽。否则，8点钟后总攻太原城。当时我旅官兵士气十足，我旅部特务排全排战士会同将捡到的敌机散放传单尽都就地烧掉。战士们气愤地说：谁信日本鬼子们诱惑，作鬼话来威胁我军士气呢？

    10月8日早8点钟后，日寇以飞机重炮坦克集中炽烈火力猛轰守城我军，城内被轰炸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紧随旅长，他指挥部队战士与敌人拼杀肉搏，浴血奋战到底。我军战士英勇与敌人激战到下午4点钟。这时敌军用燃烧弹把北门楼上备战武器、弹药打着起火了，火焰约数丈高。5点钟左右，有人向旅长报告战斗情况，敌人多次爬上城墙被我旅战士反击消灭掉了。旅长说：打得好，有战功嘉奖。又说：敌人长途进军来打我们，我们有信心把敌人消灭掉。7点钟有人向旅长报告情况紧急，敌人已经由城北角阵地冲进来了，问是展开巷战，还是撤离转移抵抗。旅长沉静地说：没有接到傅总司令的命令，决不能撤离，现在总部电话打不通，派人去总部请示傅总司令，让咱们撤再撤，不让撤会给咱们想办法。几次到总部没有见到傅总司令，派出的人先后回来说总部撤走了。这时，旅参谋长和旅部参谋们（我在旅部）都一致说，趁着天黑，这个时机赶快撤离。旅长态度很坚定，没有撤退命令就不走。有人说，总部确乎没有人了，部队已涉过汾河，从晋祠向西撤走了，只剩下二一八旅了。旅长身边一些人都很焦急地要求旅长撤离，旅长当时心情看来很沉重，说：没有正式命令就撤退等于临阵脱逃，为抗击日寇，我把生死置于度外，岂能在此刻撤走？不把窜进城内的敌人消灭，我就是不甘心。可是，接二连三有人报告总部和各部队确乎撤走，我旅断难独立支撑，决不应作无谓之牺牲，都着急地催促旅长赶快撤出。旅长这才下令撤出战斗，向城南转移。

    直到8点钟左右我旅团官兵战士与敌人在城墙上下和城内外展开激烈刺杀肉搏战斗。敌人越增越多，机枪扫射我旅指挥部院内。特务排长朱英令我带全班战士紧随旅长，在旅部东侧沿着各条道巷，利用墙角地形向城墙上敌人猛烈射击，阻击敌人，掩护旅部撤退转移。副班长张严明告诉我说：旅部已撤走，咱们随着迅速边撤边转移。我带全班战士转移到南门时，各部队拥集在一起，速将城门洞内堵着的砂土麻袋搬开移在城门洞外，利于队伍冲出城外。在各部队正集向城南转移之际，敌人即向我部队扫射。我旅特务排长朱英带全排战士向敌人拼刺冲杀时壮烈牺牲了。我们各班战士不约而同上刺刀，掷弹拉火，手握大刀片冲杀！爆炸声起，硝烟弥漫，霎时间将敌人都消灭掉了，随之城内还有少数散队战士全都撤出。我检点全班只剩下八名战士，其余都壮烈牺牲了。我带八名战士冲出南关往西顺公路西行之时，又被敌人发现，他们突然向我们射击。我们虽是人少，而士气不馁，边与敌人抵抗，边顺汾河南下。渡过汾河向西山下行进中，看见了傅总司令骑匹马，有个战士拉着马向前行。赶到西山角下，天色大亮看见我旅部张参谋长。他对我说，旅长还没有出城来。参谋长给我一匹马带两个战士去寻找旅长。我奉命带战士下山，顺太原县公路，靠路边行走，又遇敌人坦克和汽车数十辆，沿公路慢行。我们三人利用地物（芦苇）边隐蔽边走，当日下午黄昏时，仍未找到旅长。我和两名战士考虑在城内撤离转移掩护旅部旅长时，他若脱险，估计是转移南门指挥部队冲出去了。我们决定返往原路追赶部队，一直赶到石楼县城，听说旅长有消息了，我们也放心了，归队原建制。

    梁建华：回忆三十五军政治部

    抗战初期的1938年，我毕业于东北大学，当年11月初离开西安，辗转跋涉到达晋西北的河曲县，在三十五军政治部民运科工作。当时，晋西北隶属于第二战区，驻防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就是三十五军，编制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旅长孙兰峰），此外还有阎锡山调配的一个炮兵团。起初，我在民运科搞了一段时间的下乡征兵动员工作，尔后，即调到一〇一师政治部担任干事。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的苦难年代，活跃在晋西北的三十五军政工人员，正如薄一波同志在纪念傅作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说的，为“训练部队，制定政治工作方案，使部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从而团结三十五军成为八路军在晋西北战场合作抗战的一支友军。

    自参加政治部工作之日起，我就被这里的一切新事物所吸引。在我们政工人员中，有傅作义先生特地邀请来的延安抗大的学生，有从陕西城国立西北大学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有平、津、济南、太原临汾等沦陷城市流亡来的大、中学生，还有早年追随傅先生的绥远省地方行政干部等等。人员尽是来自四面八方。当然，政治信仰也不尽相同，有地下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有国民党党员，以及无党派进步青年。但大家都有满腔爱国热情这个共同的特点，有共同的语言，因此都紧密地团结在政治部周围，为开展三十五军政治工作、改造旧军部、激励爱国思想、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军队素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三十五军政治部作为一个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不仅团结了各方面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旗帜鲜明地争取团结了三十五军广大的官兵群众，包括上层在内，壮大了晋西北的抗战力量。

    在三十五军全体政工人员中，上自军政治部主任，下至基层的连队政治指导员，都没有官衔和级别的显示，薪饷一律每月20元，大家都穿着士兵一样的军装，以普通一兵风貌，置身于士兵群众之中，同甘共苦，一起劳动和生活。有一次，我到一个团政治部去联系工作，顺便到一个连里去看看。当时，他们正在山坡下从事战壕工事，官兵们都赤膊穿背心，工地上谈笑歌唱，气氛活跃。当我即将走进工地，要不是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老远就招手给我打招呼，很难看得出他就是原齐鲁大学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现任连政治指导员的马志嵩同志。

    政工人员是连队政治课的教员，同时又是文娱歌咏活动的指挥员，在三十五军各个连队里都可以听到官兵们唱一些爱国进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等。它不仅是战地生活，更重要的是鼓舞士气，激励战斗意志。各级政治部都有个巡回流动图书站，大家可以自由借阅一些爱国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主席著作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军政杂志”。我在一〇一师政治部工作期间，就是和另一位干事周洪峰同志二人每月到军政部用驮骡将一箱箱的书刊运来，再分发到各团级政治部巡回流动阅读。

    在政治工作中，有些新的问题都是在边做边学中解决。1939年3月初，当时，我们驻在河曲县的坪泉村。一天深夜，军政治部突然来电话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即到军政部报到。当我急忙赶到县城，组织科长潘纪文同志才告诉我，日军已由五寨神池出动，企图进犯河曲，七十三师刘师长指挥两个团正在前方迎击交战。由于局势吃紧，要求我尽快出发赴巡镇，任务是会同当地村民安全转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同时发动民众，组织临时担架抢救由前线下来的伤兵。老潘估计到我这个新入伍不久的政工干事，面对着这项新的工作，可能会有不少的困难，于是他一再关心地叮咛说：有问题要密切依靠当地的牺盟会，共同研究解决。为了便于工作，还派了一位连附作为我的助手。

    巡镇位于县城东南，约30华里。我当夜赶路，到达时天还未黎明。在这里可以隐隐约约听到由前线传来的闷雷般的炮声。我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牺盟会”，一走进屋，他们即热情地接待。负责人老刘同志（名字记不清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哦！你来得正好，潘科长已来过电话了。我忙问：前线情况怎样？他说：别扯问这个，你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咱们再谈吧。

    “牺盟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民间进步组织，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上与之接触。巡镇牺盟会的同志都是本乡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对抗战形势相当熟悉，也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1937年日本人曾一度侵占河曲县城，当时，骑兵第二军在这里打过一场背水之战，损失可不小，旋即经八路军克复。那时候，地方上的牺盟会就配合八路军打日本人。老刘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打起仗来，军民团结合作比什么都重要。我自愧地说：我可没有工作经验呀。他一听，就笑着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咱们一道干，尽管放心好啦，退一步说，万一日本人打过来了，请你跟我们进山打游击，欢迎你担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员。顿时，我感到一阵温暖。

    在牺盟会同志的积极协助下，经过动员，一天之内就把担架队组织起来，日日夜夜接运伤兵。我们又紧张地奔走于纵深进三四十华里的山区之间，去熟悉道路、河流、水井以及大道两侧村庄人口、粮食、牲畜、柴草情况等等，尽快为“空室清野”做好准备工作。但正在我们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时刻，突然情况发生变化。我被调回政治部，当即随军夜里西渡黄河，日夜兼程急行军，经往西北方向，穿越内蒙古准格尔旗大沙漠，目的地是绥西河套的五原。而留在晋西北的国民党只剩下刘奉滨率领的七十三师，几乎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后来突围到保德。

    三十五军驻防绥西后，当年6月百川堡大会，政治部的进步力量处境艰险，一部分政工干部不得不离开五原，有的到大青山，有的到延安，但留在政治部的一部进步干部仍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际行动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当1940年日军进犯五原时，一〇一师政治部干事周洪峰同志在这场战役中壮烈牺牲，为抗日救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周洪峰同志是延安抗大来的，我们曾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在共同战斗中结成真挚友谊。这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第八节 在江淮战场上的晋绥军

    程国材：难忘的五月十八日——萧县抗战记

    1938年3月，我在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一三九师（师长黄光华）当兵，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省尉沅县整训。一天，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即刻出发，开赴山东作战。于是，部队便立时开拔，徒步行军，到达开封后，停顿了三天，然后改乘火车，每团一列车，继续东进。在师部列车到达徐州时，师长、参谋长等急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李宗仁）请求任务，部队则在火车上休息。突然，敌机三架飞临上空，于是我们便迅速下车隐蔽。敌机在空中盘旋了约一小时，也没投弹，便飞走了，显系侦察情况。于是部队继续乘车前进，于夜间到达了一个小站，我们便下了火车，原来已接近前方。这里不但能听到不分个的枪炮声，就连发射的火光也闪烁可见，同时伤兵源源不断地下来。一打听，方知道是四十军庞炳勋部、五十九军张自忠部、三十军孙连仲等部的伤兵，他们都是参与台儿庄大战受伤下来的。阵阵的呻吟，激发了我全体援军官兵的同仇敌忾，个个不约而同地立下了拼死救国的誓言，早把生死置于度外。我部下车后，稍事休整，便投入了战斗。天明，敌人便败退了，我师乘胜追击，沿途可见日寇遗弃的枪支弹药，受伤的军马，打死没运走的累累尸体，死亡日军的坟墓等。老百姓的房屋被烧成一片焦黑，有些还火势熊熊，正在燃烧，一片惨景。同时，敌机还不断地在空中盘旋、侦察。我师一鼓作气，奋勇直追，将敌人追至向城，两翼包抄，将鬼子团团包围，准备全部歼灭。后来敌人援兵赶到，并配备飞机助战，反扑过来。我师被迫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往芝陵休整（其时师长黄光华被撤职，由第二旅旅长李兆锳接任）。不久又开往邳县，参加了邳县外围的战斗，以后便奉命开始作战略撤退。5月14日，我师行军到达徐州郊区，当时遍地都是撤退的军队和逃难的老百姓，军队成军成师地往下撤退，远射程炮用汽车牵引着，亦在迅速撤退，混乱不堪。

    当时，我师接到长官部的命令：掩护大军撤退，迅速到达萧县，予日军以迎头痛击。于是，部队用急行军的速度，于当天晚上抵达徐州西南50里的萧县。沿途看到从城里逃出来的难胞，扶老携幼，挑担着简单行李，连绵不绝。在暮色苍茫中，部队进入萧县城，可是居民逃避一空，这里已成为一座空城，城内只有县保安队、警察及监狱的犯人，除此之外，再无人影了。四个城门都是保安队的士兵把守。

    我师进驻县城后，接替了保安队，把守四门。这时，师部谍报人员探知，敌人距县城只有15华里。于是，师长马上命令一个团跑步前进，构筑工事，配齐武器，腰截寇兵，给敌人以重创，双方互有伤亡。15日，该团撤至西关，师部命令其他三个团，每团坚守一个城关，只准抵抗，不准撤退；师部及两个旅部驻在城内，师直属部队特务连、工兵连、炮兵连、辎重连、通信连等，在城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15日夜，师部接到长官部电报，如能坚守三天，奖赏全师官兵每人十元，并命十八军、二十一军等前往增援。全师官兵获此消息，军心大振，决心与日寇拼杀。16日，从早晨到黄昏，枪声、炮声响个不停，战斗整整一天。17日，又持续紧张地拼搏了一整天，但援军始终未见来到。当天晚上，无线电报已拍不通，与长官部已失掉了通信联络。这时，敌人已将四周的高山占领（萧县为一盆地，四周全是高山），居高临下，炮弹已打入城内，震碎房瓦，炸塌屋宅。18日早晨，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我部陷入火海，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大炮已将西门打开了个缺口，师参谋长石彦茂率领特务连，冒着枪林弹雨，上城督战，刚登上城墙，便被弹雨击中牺牲。该连迅速报告师长。其时，敌人的坦克车已攻入城内，疯狂地旋转扫射，日寇贼兵亦蜂拥逼近。师长李兆锳便由特务连的手枪排官兵保护着，由南门缒城撤离。师部各处以及各连官兵，亦纷纷逃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把心一横，由城墙上跳下来，跳入城河，幸未摔伤，便带着一身污泥，迅速起身，弯腰跑步前进。正在这时，天上突来敌机一架，低飞扫射，地上敌人用机枪、大炮封锁往南去的路口，枪弹密如暴雨点地落下来。我看到往南去的战友们大多数都中弹牺牲了，于是逆向折回，跳到一个山沟里。当时这个山沟已隐蔽了100多人，便由第二旅参谋长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向东山头上前进。当我们到达山顶、回头观望时，城内枪声稀疏，整个县城笼罩在一片黑烟中。萧县城从此便沦入日寇之手。

    萧县县城是1938年5月18日沦陷的。这亦是我在八年抗战的经历中最危险的一次。真是死里逃生，仅以身免。

    田润芝：从麒麟峰到德安，两团长阵亡一团长受勋

    1938年7月，三十二军由长沙调江西南昌，商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官兼二十集团总司令和三十二军军长，可是三十二军却归兵团司令薛岳指挥。三十二军到江西后，先后参加了攻打麒麟峰战斗和守德安、吴城、高安、奉新等战斗，特别是在麒麟峰和德安战斗中给日军以重大创伤。

    麒麟峰地处庐山西麓，为通往九江之要冲，主峰高达数百米。日守军为一〇一师团所属联队，在山顶和山腰筑有坚固工事，火力网上下数层，空军和炮兵构成拦阻地栅，山中道路皆被封锁，接近不易。9月中旬，第三十二军的一四二师（傅立平）奉命攻打麒麟峰，截断瑞武公路，阻敌西进。以七二五团在正面由南向北，以七二四团、七二六团在东西两面夹攻敌侧背。当时我是七二五团第二营营附。炮兵营长陈锐霆以炮火支援，七二五团团长郑克己在进攻中头部中弹阵亡，团附朱静波代团长突破敌阵，继续向敌纵深发展。战斗异常激烈，营长王凤岐负重伤，连排军官死伤太多，当七二五团攻入敌主阵地时，七二四团第二营长刘义昆率部由小路攻占麒麟峰，敌向北撤退。在撤退前，把重伤员集中火焚，重炮炸毁，骡马击毙，满山坡都是敌人遗弃的尸体、毛皮背包和高筒皮鞋等物，状极狼狈。一四二师取得了胜利。

    1938年10月，日军以主力沿长江南岸、瑞武公路向武汉进攻，企图强逼中国投降，并以一〇一师团所部于10月上旬沿南浔线进逼德安，威胁南昌。守德安博阳河的三十二军一四一师补二团（阮震球）、一三九师七二六团（柴敬忠）与敌搏斗十分激烈。团长柴敬忠阵中牺牲。

    兵团司令薛岳命令三十二军另派一个团，由南昌以汽车输送，连夜增援德安，阻击敌人。

    德安位于博阳河南岸，为九江、南昌间重要城镇之一，七二三团到达后担任守城任务。敌军不分昼夜地支援其他两部队向博阳河守军进攻，守河部队伤亡惨重。敌突破德安城外阵地后，即围攻城防，王启明团长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敌冲锋几次均被打退，死伤严重。这时敌气急败坏，对守城部队七二三团施放毒气。下午敌增援部队到达，由西北攻入城内，七二三团官兵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入夜，团长王启明率魏宝昌营向敌发起夜袭，将突入城内之敌驱逐出城。第二天，战斗更加激烈，敌又攻入城内，夜间梁华盛师派来的增援部队向冲入城内的敌人反冲击，两次将敌驱逐出城。第三天情况愈加严重，敌人占领了城南增援部队的阵地仪凤山。该山距城南门只有三四百米，敌在山上以猛烈炮火向城内袭击，守城部队死伤大半，王启明才奉命撤出德安。事后因王启明作战勇敢，国民党当局授给王启明“华胄勋章”一枚。

    冯玉祥将军写诗倍加赞扬：“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三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

    在德安战斗的同时，七二一团团长张尊先在鄱阳湖西岸、吴城镇与水陆进攻的敌人展开激战，阻止了敌水上进攻。一三九师第一旅（孙定超）在白槎以北杨家山参加了战斗。杨家山的战斗异常激烈，敌连续数昼夜投掷照明弹，向我阵地猛烈轰击。部队在敌狂炸之下，又奉命转攻德安城南的仪凤山。这次战斗七二六团苏永刚营首先攻占仪凤山一部阵地，其余部队亦先后向仪凤山展开进攻，掩护了南浔线部队安全撤退。

    王启明：德安战役之马回岭战斗

    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二军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地下党领导人是王兴刚同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三十二军地下党即遵照党的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积极开展工作，英勇作战。是后三十二军于河北正定石家庄至安阳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并参加了台儿庄徐州会战，继调来赣北作战。作战目的是从侧背打击日军企图进攻武汉迫蒋介石投降之阴谋。

    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同时是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又是第九战区副长官。该军辖一三九师、一四一师、一四二师。一三九师辖第一旅、第二旅、第七一五团、第七一六团、第七一七团、第一补充团。第一四一师辖第三旅、第四旅、第七二一团、第七二二团、第七二三团、第二补充团。第一四二师辖第五旅、第六旅、第七二四团、第七二五团、第七二六团、第三补充团。三十二军属第九战区战斗序列。第九战区部队主力布置在德安东西之线，沿转阳河南北广大地区。我团（七二三团）于1938年10月1日由南昌乘汽车开到德安城东北地区的，在铭山大坡孤山一带，山地左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并向龙王岭、聂家岭（马回南约五公里）方向派出警戒和搜索小部队。我团右翼是梁华盛第一九〇师，左翼是李兆锳第一三九师。我受李兆锳师长指挥，李师长受薛岳指挥。九战区长官先是陈诚，以后是薛岳。

    我军当面之敌，是日军第一〇一师团和一〇六师团，隶属日军第十一军。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他后来升为陆军大将，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1945年在南京向中国呈递投降书的即是此人。日军第十一军属于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方面军司令官是畑俊六大将。日军企图攻占武汉，迫蒋介石讲和投降。为进攻武汉，先攻占了九江。日军主力继向武汉进攻，并派一〇一和一〇六师团向德安方向进攻。

    1938年9月3日，敌一〇六师团进至马回岭车站、清塘板、曹家坡（马回岭车站西北约7公里）地区。

    9月25日，该敌留骑兵大队和一步兵大队为左翼支队，在马回岭曹家坡地区防御警戒，其主力即向德安西南地区攻击前进，企图从侧背包围德安。

    10月3日，敌一〇六师团在南田铺刘挽鼓地区被我友军围困激战。此地区距德安城20公里，南距柘林7公里。

    10月7日，敌自九江、瑞昌、若溪增援部队到达柘林。敌一〇一师团10月10日进至隘口街。该师团辖步兵旅团二、炮二、辎联队各一个，骑兵大队一个，及迫击炮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10月10日敌我态势如附图一。

    奇袭马回岭

    10月9日，根据侦察搜索之结果，得知马回岭车站之敌约300名，其中有骑兵约50名，在马回岭车站东边约一公里之张家山、方家嘴占领防御阵地进行警戒，另有步兵约60名在马回岭车站南端东西之线，占领防御阵地构筑了工事，其余大部在马回岭街里和火车站内。为了锻炼部队、提高士气、增强斗志、加强信心和查明当面敌情，我决心对马回岭之敌进行奇袭。

    奇袭马回岭之敌，我兵力部署如附图二。

    10月10日1时，我率领步兵第四连、第五连、第九连和迫击炮连（连长郭蕴系共产党员）由防御阵地出发，于3时到黄家铺时，即令第九连经大屋周、龙王岭攻击张家山敌骑兵，并占领马回岭东侧高地待命。我率其余部队经聂家岭、马家村、饶家村逼近马回岭西侧，于6时命令第四连官兵上刺刀首先冲进马回岭。敌人惊慌失措，即向西北溃逃。我率迫击炮连紧跟四连之后进占了马回岭，即命令迫击炮连在村西北侧，以火力追击逃窜之敌。此时，马回岭南侧防御的敌人却跑到我左翼，向我迫击炮连用轻机枪射击，但子弹打高了，我无伤亡。我第五连即向该敌背后攻击。敌立即随先逃之敌向西北窜去。我第四、第五连紧追敌人至西北高地。此时我第九连亦将张家山占领，该处之敌北逃，我军收复了马回岭。当即调整部署，以第九连防守马回岭，其余部队随我在马回岭西侧熊家高地一带实行机动防御，以支援和掩护占领马回岭之第九连。清理马回岭战场，得知该地区之敌是一〇六师团骑兵大队和一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左翼支队，在马回岭曹家坡地区防御警戒，以掩护其师团主力向德安西南进攻，企图迂回包围我德安地区守军。

    10月11日500余敌骑步兵向我马回岭第九连进攻，被我击退。在马回岭两天战斗中，毙敌30余名。缴获步、骑枪20余支，轻机枪一挺和一些战利品。我团受伤15人，无阵亡。同时我接到通报，得知敌一〇一师团已进占隘口街。我即率部队撤回防御阵地加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并派第二连谢排长率领该排，在聂家岭一带，机动搜索警戒。

    10月12日，马回岭之敌约一个中队向我警戒部队进攻，一个排向我实行正面攻击，其余兵力向我警戒部队后方迂回。谢排长令士兵隐蔽好，待敌进至10米左右时，即投手榴弹，并开始射击，将敌小队长击毙，还打死了十几名日本兵。其余敌人向后溃逃。此时谢排长发现了敌人迂回部队，即率该排利用树林隐蔽着撤了出来。缴获的敌小队长战刀、军大衣和100元日币，全部上交了。我对该排进行了表扬，奖励并给谢排长记了大功。

    第九节 三十五军与光荣的绥西抗战

    魏汝：回忆百灵庙战役

    九一八是令人难忘的日子，那时我正在保定师范念书，当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老师，到老来桃李满天下那多好呀。

    可是一股汹涌滚滚的浪潮——团结、抗日、救国的爱国浪潮，使我在课桌上怎么也坐不下去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巡回于保定几个县，做起了宣传抗日及捐献的活动。

    事实出乎我的意料。不是我发动了群众，而是群众发动了我。群众的爱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为什么不能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国土沦亡，还想当什么老师吗？

    对，投笔从戎去。

    于是我从保定师范退了学，考入太原晋绥军军官教导团一期（北方军校），1936年毕业了。从此，我成了军人，被分配到驻包头的晋绥军骑兵第四旅八团二连当了少尉排长。我高兴地拿起了抗日的枪。

    这真使人难忘啊：我刚刚成了军人，就投入了百灵庙战役，而且担任了尖兵排的指挥员。

    那是1936年11月的一个夜晚，塞外气候已是寒风袭人。我们从包头乘火车到察素齐站，乘夜急行军向车站北约50里的一个村庄隐蔽。这一则是不易被敌人发现，一则是避免空袭，行动是十分紧张而又绝对保密的。天一黑就快速行军，天一微明，就立即隐蔽。满天星斗，马蹄嘚嘚，踏醒了草原大地。

    到了预定的目的地，团长刘应凯向全团做了激昂的战前动员讲话，指出这次作战目标，是出敌不意地收复百灵庙，明确了我团的任务是攻击敌侧背占领蒙古营盘和日寇飞机场。我所在的连是团的前兵，我率领的排是尖兵排。我刚出军校门，就担任了这一重要任务，很自豪，也很自信，“对，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杀敌的机会难得呀”。

    现我们的所在地离百灵庙仅有60里。可是这60里，荒无人烟，也没道路。我依靠三个熟悉地形的便探引路，向蒙古营盘急进。可是在蒙古营盘前面二三里有一个山口，能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拿下敌人筑有工事的这个据点，是能不能攻占蒙古营盘的关键。入夜10点多钟，我率尖兵排出发了。一路上繁星闪烁，寒风刺骨；白沙无垠，荒草没膝。我顿时想起在师范时老师给讲的“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句古诗来了。可是我们在草丛中行军，不用说见牛羊，就是连一只野兔也没有呀。

    我把尖兵排运动到距山口只有二三里的地方，将队伍隐蔽好。我一边侦察，一边指挥队伍向前推进。待接近山口时，发现敌人在山口从东到西筑有一条长100多米长的土坝，高两米多，上面有敌人构筑的工事。我爬在草丛里，隐约地看到有两个日兵机械地在土坝上来回行动，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迹象，这真是好的战机。我立即带领全排，利用草丛的掩护，果断地向土坝接近至约20米处，指定两名最好的射手，每人瞄准一敌。当枪声一响敌兵倒下的一刹那，我率全排一齐冲上土坝，直奔敌人坝后的帐篷，帐篷内有日寇40多人，他们被枪声惊醒，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的当儿，我将预备好的两颗手榴弹投入到帐篷里，士兵乘机就一拥而入，多数敌兵举起武器投降，其余都伤亡在帐篷里，也有几个敌兵乘混乱逃脱。是役被我们俘虏的日寇有十数人，我方阵亡班长李双年一名、士兵二名，我的胸部和左大腿各受了敌人刺刀，但不太重。

    敌人的刺刀没刺倒我，反而更激增了我对敌人的仇恨和斗志。

    我率领我的尖兵勇士，一刻也不停地跨上战马。

    冲！再奇袭日伪军阵地。

    冲！多争取一分钟就是胜利。

    马蹄飞快，顷刻到了日伪军阵地。出敌意外，一举登上了日伪军阵地围墙，向敌猛烈射击。敌人既措手不及又摸不清我们兵力多少，慌乱一团，伤亡极重，向东百灵庙方向逃窜。我们一举攻下日伪军阵地。

    我们后续的部队上来，团长立即率队攻下敌飞机场。至此，全团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紧接着我们团又接到命令，向百灵庙敌人背后迂回，夹击敌人。

    百灵庙收复了。

    之后，我又投入绥东战役。

    王丕仁：回忆第一次站岗和第一次长行军

    1938年冬天，傅作义将军任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兼任三十五军军长。当时三十五军驻扎在晋西北河曲一带。河曲郊区随营军校中有个绥蒙队，我从绥南沦陷区冒险跑出后就到了这个军校。入营后的情景，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入营报到后，我被编到一排二班，队长是黄采，指导员是赵会山（黄、赵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国共合作，傅军中有中共党员）。军营设在分散的民房里。我们班十来个人挤住在一间民房冰冷的土炕上，炕上只铺着一层油布，枕的都是砖头。晚上睡觉时，棉大衣朝下，两只脚插到袖筒里，胸部上边再接盖上棉袄。大伙儿紧紧地挤在一起，用身体相互温暖着身体，在说笑声中打起了呼噜，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晚上，班长通知我到指定地点站岗。这天正是旧历月半，天空清亮，月色皎洁，我挺立在岗位上，地面上清晰地照映出我全副武装的身影，枪在肩膀上高高地扛着，刺刀利刃的影子也看得格外清楚。多么清晰的一个武装战士的剪影啊！我也成了伟大祖国的一名抗日战士了。我听着静夜中黄河的咆哮声，望着高空中明媚的圆月，站立在祖国自由的土地上，内心激动，便情不自禁高兴地跳了几跳。

    绥蒙队的队员大都是从绥蒙沦陷地区跑出来的初、高中学生。队里每天除操练外还上课。记得杨文昭讲《中国农民革命》，周北峰讲《辩证唯物主义》，王庆曾讲《军队政治工作》（杨、王是共产党员）。晚上就寝前点名时，全队集体唱歌，常常是一连唱十几支抗日爱国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五月的鲜花……”“大好河山被侵占……”“我们都是飞行军……”“拿起暴烈的手榴弹”等，歌声嘹亮，感情激昂，气势磅礴，真像怒吼着的黄河，声震山川。

    1939年春，傅作义将军被调到绥远河套地区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们绥蒙队也随军向河套开拔。上级通知要两次跨越黄河，横穿伊盟800里，为避免日寇轰炸要夜行军半个月。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出发这天，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全副武装。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整队出发了。出发时我们还唱着自编的小调：“月东升，日落西，拿起了刀枪穿好了衣，离开了长城与河曲，开赴那前线打鬼子。”我们星夜乘船渡过黄河后便进入伊盟。每日都是夜行晓宿，沿途多是沙漠、土丘、荒滩、水沟，路很不好走，小伙子们走得十分困倦。这天我实在困得不行了，边走边还在做梦，梦见走进一所房子，心想赶快在这里睡一觉吧，一往下躺，便跌倒在路旁。后边的人喊我醒醒并搀起我来，我又拉着前一人的后衣襟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有个小队员叫乔学元，背着枪走不动了，我就替他扛上。我的眼是近视，行进中没小心掉进坑里。学元看见了，不让我再替他扛枪，我一定要给他扛。两人正争着，黄采队长一眼看见，便把枪抢过去自己扛上。

    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继续夜行军。有一次走了一夜，天已快亮，前面遇到一条河，队伍过不去，一时也搭不起桥来。大家在河边休息了一会儿，最后传来命令让大家脱了裤子蹚水过。河水不深，但相当宽，又值初春，河水上面还漂着片片冰凌。可是小伙子们毫不犹豫，一个个脱了裤子跳下水，还在河里手拉手地唱着：“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也唱着歌前进，当快到岸的时候，膝盖下面的小腿冰冷得已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爬上了光滑的河岸，两条小腿像两根木头棒，脚踏到地上的石粒也毫无感觉，一直跑了十几里才又恢复了知觉。

    走了十几天后，又隐约望到了黄河北面雄伟绵亘的大青山。我们又唱起了自编的小调：“走过了沙漠，走上了川，牛羊群左右漫得宽，猛抬头看见了大青山，回到了老家真喜欢……”大家都忘记了疲劳，高兴地加快了行军速度。

    就这样经过了15个日日夜夜，最后又跨过黄河，到达河套。到了河套后，绥蒙队有不少队员分配到军队工作，有的到连队，有的到师团，有的到游击军。我被分配到三十五军政治部，军部驻在五原。敌机经常来轰炸，城里到处挖着单人掩体防空洞。有一天敌机25架突然飞临上空，人们纷纷跳到防空洞躲避。我在洞中亲眼望到炸弹像条条雨线从密集的机群倾泻下来。霎时间，随着炸弹鬼怪似的爆炸声，遍地浓烟滚滚，房倒屋塌，成百成千的和平居民妇女儿童惨死在敌寇弹雨之下，甚至有的一家祖孙三代四五口人同时被炸死在一间破屋里，真是惨不忍睹。

    1939年冬，我军出击包头，已攻入西北一角，未能固守。敌寇调大军入侵后套，顺着公路越过五原临河，直向西冲。我军主力部队掩蔽在公路两侧，诱敌深入。后来敌人退据五原妄图顽抗。1940年春，在傅作义将军亲自部署指挥下，我军官兵奋勇作战，一举痛歼顽敌，取得五原大捷的辉煌战绩，并击毙一名敌寇高级将领水川中将。群众也奋勇杀敌，农民王老虎一人就杀了五个日本鬼子。

    五原大捷后，我主力部队继续追歼残敌。五原地区的善后工作由三十五军政治部组成战地工作组进行，我也参加了工作队。工作人员与群众亲密合作，在敌机不断狂轰滥炸中，艰苦奋斗，重建家园，满怀必胜信念，战斗前进！

    张连山：绥西处处开花，日寇焦头烂额

    一、攻克包头市

    1939年农历十一月傅作义将军率领三十五军的三个步兵师，（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一〇一师）和第七骑兵师（门秉岳的骑兵师）从绥西后套出发，攻取被日寇占领的包头市。部队沿黄河北岸，经红柳滩（中滩）昼宿夜行，向包头进发。

    我们一〇一师的任务是扫清包头城北门外敌各据点，卡断包头通往昆都仑召、安北、固阳县的公路。11月5日拂晓，我们部队行进到包头北门外二道河子村公路一线时，与由昆都仑召向包头城撤退之敌人遭遇上了，立即展开了激战。我们抢占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把敌人夹在公路上无处藏身，打得敌人抱头乱窜，哇里哇啦乱喊叫！

    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敌人三辆汽车被我们击中起火烧毁了。这时敌人只剩下两辆坦克和一部残敌，丢下50多个死尸，拼命夺路向包头北门方向逃跑了。当时包头城已被我主攻部队（三十一师、三十二师）攻占了，城北门也被我兄弟部队占领。敌人一看城门有我军把守着，掉头向包头城东门方向逃窜。

    当日午后，我们三〇三团（团长王赞臣）在师长董其武指挥下，追歼向包头东门方向逃跑之敌。在黄昏时分，在包头东北黄草洼村北的黄土梁追上了敌人，战斗当即打响。打到夜12点左右，敌人又丢下几具尸体，向包头东山跑了。在同日拂晓前，我们三〇二团收降了昆都仑召的一个伪军骑兵团。

    这次攻克包头之战，迫使华北日寇北上援包，顾不得南下了。这样，就达到了我攻打包头支援长沙会战之目的，同时也又一次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也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和决心。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后，我们部队回后套进行休整去了。

    二、后套保卫战

    日寇万未想到，我们会从300多里外的后套奔袭包头市。我们攻克包头市，给日寇重重的一击，敌人死伤、损失很大，打乱了日寇侵华战略计划。敌人恼羞成怒，纠集了大批日寇和伪军，于1939年农历十二月，分南北两路向我后套大举进犯。敌人一路通过包头西中滩、西山嘴、向我五原进犯；另一路由安北县沿乌拉山南麓，向我乌镇进犯。这路敌人比较强大，有200多辆汽车和坦克。

    腊月二十二日由安北县来的这路敌人已进犯到乌镇前沿阵地，与当时驻守乌镇的马鸣斌的十五师交上了火。这天我们三〇三团正在五原城北东城村待命。当天晚上，我们团奉命立即出发去乌镇支援十五师。

    腊月二十三日拂晓时，我们到达乌镇村东边沙滩里，就遇上了敌人，立即展开了战斗。时值“四九”，天气特别冷，上前天又下了一场大雪，行军一夜，冻得枪栓都拉不开，手一接触枪栓就沾掉一块皮。这个大沙滩里沙壑、沙丘起伏相连，高者有十来丈，低者也有两三丈高，弯处犹如墙壁，地形复杂。在这里打仗，敌人的坦克、汽车都发挥不了机动优势。而我们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但我们轻装灵活，加上这种地形宜守不宜攻，敌人用群炮向我们射击，掩护步兵向我们多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打得战场上硝烟滚滚、黄沙弥漫，从早晨打到天黑，敌人停止了攻击，我们也完成了阻击和掩护十五师撤退任务。腊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撤出了阵地，部队连夜向西转移。

    腊月二十四日，太阳出来时，我们团到达五原城“折桂乡”（阎锡山的屯垦营房），刚住下，就发现堢南敌人坐着100多辆汽车和坦克，向五原城方向前进。我们炮兵连向敌人汽车队打了一排子炮弹，敌人发现了我们，掉过头来，分东、南两面开始向我们攻击。我们二连的阵地是堢子西南角垟外壕沟内，地形比较高。堢子外积雪有一尺来厚，敌人是由低洼开阔雪地向我们攻击，显得更迟笨。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尽管敌人是爬着前进，但目标还是暴露在我们视线之内，我们几乎是弹无虚发。敌人被我们打得人仰马翻，死尸成片。我们的连长陈其宝和一班长王贵在战斗中牺牲了，团长王赞臣也受了伤。战斗打到晚上10点钟，接到撤退命令，我们才撤出战场，向西转移。

    乌镇和折桂乡的三天阻击战，给五原县城军、政、民安全撤退争取了时间。我们部队从折桂乡撤出战斗后，沿五甲河、乌椬山之间，从两狼山口、乌拉河转移到临河县西杭锦旗老刘渡口一带休整待命。这已是1940年的正月初五了。

    三、五原歼灭战

    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消除了两个多月的行军打仗疲劳，恢复了元气，精力旺盛起来了。休整后的部队领导：军长仍是傅作义，师长仍是董其武，我们三〇三团新来的团长是宋海潮，我们一营营长张玉山，我们二连连长是孙虎禅，我是该连机枪兵。

    这年黄河春汛来得特别早。1940年3月初，黄河水猛涨。这时部队为收复五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兄弟部队打开了杨家河等黄河渠口，使黄河水经五原北五甲河流入五原城东乌梁素海，再经过两山嘴流归黄河，形成了五原城北有五甲河、东有乌梁素海、南有黄河三面环水局面。再把五原城西各部渠口打开，使五原城周围纵横交错的干渠灌满了水，置五原城之敌于水网之中！五原城日寇已成瓮中之鳖，这时正是消灭五原城日寇的有利时机。1940年3月15日，我们全军从临河县以西各防区，以急行军速度向五原城进发。

    当时给我们三〇三团的战斗任务是消灭五原城北广成西村（四宪堂）伪骑兵团，三〇二团任务是消灭五（五原）安（安北）公路上五甲河日军架桥部队，并炸毁其桥梁。

    3月15日夜间11点，我们部队到达目的地，立即将广成西村包围起来。我所在的二连和一连埋伏在广成西村北土梁后边，其余连队从广成西村东、南、西三面开始向村内敌人攻击。机枪、步枪、迫击炮猛烈向敌人射击，打得村内敌人人喊马嘶！

    3月16日天亮时，敌人开始向村北突围，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我们集中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猛打。敌人发觉中了埋伏，四处奔逃，尽管敌人是骑兵，跑得快，还是被打死3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了敌人重机枪两挺、三轮大车四辆，我们无一伤亡。

    3月16日下午我们奉命，追歼由五原城向东逃跑之敌。在五原城东40里处的大沙漠中，追上了敌人，经过三个钟头的激战，打死敌人10多人。余敌又向西山嘴方向逃跑了，而后被我在西山嘴、筢子普塔一带设伏打援部队全部消灭了。我们团连夜返回到五原城北东成村待命。

    3月17日下午，敌人从安北县方向来增援五原被我围攻之敌。这时来敌已到五甲河北岸，正在架桥准备过河。我们营奉命火速去阻止敌人架桥过河。东成村距五甲河一里多路，我们跑步从东成村出发，不大一会儿，就到了五甲河南岸玉贵圪垯村北五甲河边。这时，100多个敌人正在忙乱地跑前跑后运木料架桥。我们顾不得挖工事，立即卧倒向敌人开火。敌人遭到这突然猛烈打击，丢下十几具尸体，慌乱地龟缩到五甲河北岸村子里去了。

    我们抓紧这战斗间隙时间，迅速挖防御工事。敌人清醒过来后，就猛烈地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隐蔽在黄草丛中的简易工事里不予还击，我们是不见敌人不开枪。敌人乱打了一阵子后，又出来架桥了，这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吼叫！敌人又丢在河滩里几具死尸，跑进村里去了。从3月17日下午到17日夜间，敌人七次出来架桥，都被我们打了回去。

    3月18日太阳刚出来，敌人调来三架飞机，飞到我们阵地上边盘旋侦察。王贵圪垯到五甲河南沿有100米距离，这中间全是一人多高的芨芨草，我们的阵地就在这草丛中。敌飞机侦察不到我们，就对王贵圪垯村轰炸扫射一阵子飞走了。对面敌人趁飞机轰炸扫射之机，又出来架桥，我们集中火力把敌人压了回去。

    为使部队有休息时间，我们改变了部署。把步枪手全部隐蔽在前沿阵地后面休息，把我们二连和三连的六挺轻机枪，集中部署在前沿阵地上（我当时是二连九班机枪射手）对准敌人架桥地点，轮流向架桥敌人和龟缩在村里之敌射击。

    这次五甲村阻击战打了三天三夜，打死在河滩里的敌人有100多个。我的班长胡风奎和其他三名战友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由于我们的顽强阻击，来敌被死死地钉在五甲河北岸，过不了河。保证了我们攻城部队不受干扰，为全歼五原城日寇赢得了时间。至此，五原歼灭战胜利结束了。

    这次五原之战大捷，日寇、伪军5000余人全部被歼灭，缴获了日军全部装备，日寇高级将领水川也被打死了。这是傅作义将军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强大的日伪军，大获全胜，给西北抗日战场开创了一个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新的战例。事后在五原县人民群众中流传着两句民谣：“手榴弹，冲锋枪，一夜打开隆兴昌（五原新城原名叫隆兴昌）。傅长官指挥好，打得日本鬼子一个没跑了。”（当时傅作义将军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四、乌镇守卫战

    1943年夏天我们三〇三团驻守后套抗战前线乌镇，我们一营驻守乌镇北五里“乌不郎”山口，这个山口扼守着乌拉山后和山前两条由安北县、固阳县通往乌镇的要道。

    1943年6月，日寇乘坐60多辆汽车和坦克，由安北县沿乌拉山南麓来进犯乌镇。6月13日，四更时分，哨兵报告：“东面山前发现敌人汽车！”得到报告后，我们全连立即进入阵地。天刚亮，敌人已逼近到我们阵地前面100来米处了，我们机、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战斗进行了一个多钟头，敌人丢开我们，掉头向乌镇进犯。我们为防山后再来敌人，也没有去追赶。

    敌人在乌镇外，与防守乌镇的二营三营打上了。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二营三营在堢内与敌人进行了逐巷争夺战。当天晚上敌人攻入了乌镇。二营三营以两个大院为据点，顽强地固守着。

    当日夜间我们营接到去乌镇支援二营三营的命令。我们连夜从乌不郎口撤出，绕到乌镇西边。第二天8点钟左右开始从乌镇西面向乌镇堢内攻击。战斗打得很艰苦，从早8点打到下午2点钟，最后在我里外夹攻下，敌人拉着四汽车死尸向安北县逃走了。从此以后，日寇再没敢向我绥西后套进犯。

    在这次保卫战中，我们团牺牲了106名士兵、4名连长。这4名连长是：

    一连长杨国基，山西省人；

    四连长梁锦才，山西省人；

    六连长朱孔昭，内蒙古集宁官村人；

    七连长忘了姓名。

    我们连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有：

    通信班长闫忠山，湖南省人；

    我班战士杨西振，甘肃省人；

    战士马而礼，回民，甘肃省人。

    战斗结束后，我亲自参加了埋葬这110名为抗日救国英勇牺牲的战友遗体工作。这110名烈士遗体，分四排埋葬在乌镇村西边，紧靠高土台（古风火台）东边，垒起110个坟头。

    刘培荣：包头、五原刹敌威风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那时我正在中学读书，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洪流汹涌澎湃，抗日救亡的歌声遍及祖国山河大地，响彻河套广阔原野。曾记得为了欢呼国共二次合作还唱过一曲《国共合作歌》，其歌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一条线上，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两党亲密合作，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动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中华民族不会亡，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中华民族不会亡！”

    随之，驻绥部队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王靖国的十九军、赵承绶的骑一军，以及马延寿的独立旅，统由阎锡山调到山西去，把守雁门关。这时的我毅然投笔从戎，随军上前线，走上抗日的征途。9月末从包头南海经子上船，途经托克托县老牛湾险峡，到达河曲三岔后，又徒步跋涉，于10月8日经太原开赴忻口。

    当时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傅作义，预备军总指挥王靖国，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朱德统一指挥部署下，与日军板垣师团等部队展开忻口会战。经过23天的浴血奋战，反复拼搏，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不仅是二战区抗击日军的一次大战役，而且为七七事变以来所仅见之气势。成千上万中华儿女的鲜血洒到了忻口山上。

    1939年我从第二战区军政干部学校事毕业后分配到驻守河套的部队，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在8月里的一天，旅政治部会同当地区长马子诚（共产党员）在安北扒子补隆（即现在乌拉特前旂新安镇）召开抗日军民联欢大会。在演出节目之前，军民同声合唱《军民合作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欢迎区动委会王健同志在军长联欢会上唱了几个河套民间爬山歌如“乌拉山喽喽灰又灰，打日本哥哥参加游击队。”“卖国贼汉奸真可恨哪一天捉住他用枪崩。”“大青山淖尔梁，抗日英雄上前方。”“喜鹊子飞在个卧羊台，打败鬼子你再回来。”她那清脆洪亮、充满抗战激情的歌声，受到与会军民2000多人的喝彩，掌声经久不息。

    是年12月中旬，傅作义将军为配合湘北战役，率所部军队对侵据包头的日军发起强袭性攻击，使日军遭受预想不到的重大损失。在包头战役中，据所报道的敌我伤亡情况：“日伪军死伤5000多人，其中有日寇联队长1名，击毁敌人汽车100余辆，我军伤亡2000余人，丢失山炮5门。”此次强袭包头，虽未竟全功，但对全国军民树立弱国能够打败强国、以弱胜强的抗战必胜信念，无疑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包头战役后，日寇认为是一次可耻的失败，气急败坏地从平绥、同蒲两条线路上抽调了部队3万多人，汽车1000余辆，附飞机、坦克和伪军李守信、王瑛等6个师，统归日寇黑田师团长指挥，乘严寒河水封冻的有利时机，兵分三路向绥西进犯。日军侵入五原临河后，由于我方事前实行了“空室清野”，埋藏了粮食物资，人口牲畜也作了疏散隐蔽，不但使敌人无所收获，而且制敌于进退维谷之地。敌人龟缩到五原城。

    1940年3月17日，傅作义又命令各部队利用夜行军向五原推进，20日午夜，下达之作战任务，同时发起了攻打五原新旧城外围据点的猛烈攻势，一举歼灭了各该据点之敌伪军，完全占领五原，光复后套全境。溃退之日伪军多数被我击毙或俘虏，有些日伪逃窜之散兵，被当地人员捕捉和砍死。就连敌酋水川伊夫中将和金滕少将也没有逃脱死亡。

    五原战役的胜利，再一次证明劣势装备的我军，能够打败装备上远强于我的日军。这充分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非正义战争必败，我国进行抗击日寇之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五原大捷给全国开创了反攻胜利的先河。傅作义将军为了纪念在包头战役中牺牲的抗日将士，让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特在五原修建了烈士公墓，以怀念他们为国捐躯、史迹不磨的光辉形象。

    鲁乐山：出敌不意，包头大胜

    时在1939年12月21日，冰天雪地的塞北正进入严寒头九季节。傅作义将军为了实施西安“天水行营”转来重庆军委会“冬季攻势”电令，亲自率所部三十五军、炮二十五团、骑七师、新六旅等部队，从绥西河套五原一带，兵分两路越过退水渠和冰冻的乌加河，经过西山嘴、大佘台（旧安北县治），神速进抵包头西北昆都仑召[1]、前口子、后口子、白彦花等地。他针对当面盘踞包头的敌情判断所下达的攻击部署要旨是：骑七师进攻包头以东地区任破坏铁、公路交通和截（阻）击敌援部队之任务；新三十一师配属山炮兵一个营为攻城部队，指定该师以安春山的九十三团为攻击队，师指挥所率领预备队两个团，位置于包头城北黄草洼；新三十二师集结于昆都仑召、前口子与包头西北弓胡同，随时与后口子东北白彦花新六旅切取联系，截、伏、阻击由固阳黑教堂来援的敌伪军，掩护军主力左侧背之安全。傅的指挥所率军直部队与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包头城西面脑包、麻池镇地区。

    应当指出我军在这次冬季攻势中，敢于进攻盘踞包头城之敌，是出乎敌人意料的，所以攻击开始后，战斗进展很是顺利。我时任新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一营营长，不属于攻城部队之列，在前口子附近担任着拦截、阻击敌援的任务（即掩护军主力左侧背的安全）。

    攻城部队方面战况：孙兰峰师长遵照傅副长官作战命令的指示任攻城指挥官，部署攻城战斗。以九十三团团长为攻城突击队长，命令该团从包头城西门和西北门突入城内，居高临下，实行“掏心战法”，直捣城内敌人腹部。安春山团长首先亲自率该团邢绍俭第一营由西门突入城内向东急进，敌发觉时，第二营亦由西门突入南下，遂与敌沿大街两侧发生剧烈的逐屋巷战，因令第三营（预备队）跟入城内加入战斗，加上城外炮火有力支援，战斗继续顺利进展，很快进到包头城中心的财神庙街，占据财神庙为据点。这时包头市商会会长董其昌（包头市最大的皮毛货栈“广恒西”经理）着人动员商民以大量煮好的熟粥、焙子、面包、麻花、香烟、糖块等，前来慰劳该团官兵，充分表现出爱国主义气氛的盛况。

    我营经历战况：我先是奉到团长杨新钊转来师长袁庆荣命令，率第一营自前口子进入昆都仑汫出后口子以北，与白彦花王子修新六旅取得联系。我们完成任务后返回前口子，向东前进到弓胡同附近见到了袁庆营师长，报告了与新六旅联系情况。他指示我营仍即返前口子担任截（阻）击从后山固阳黑教堂回援包头敌人之任务。我当即以急行军赶去，翌日拂晓前返驻前口子，向昆都仑汫前口子北大路口设置了加强排哨，严密警戒，并对各连分配了驻地。天刚亮一会儿，旭日东升，普照大地之际，营部炊事员为我端来早饭。我正欲端吃，又不放心，唯恐贻误任务，当即放下饭碗，戴着黄棉军帽，穿着黄棉军服（缀黄狗皮袖头）和白茬无面皮裤（不绑裹腿，营长少校胸章缝在棉衣左上口袋里面，外露“中国人可以死，不当亡国奴！”字样的符号，腰间还挎着“五分子”小手枪），带着营部号目李得安出去视察情况有无变化。此时天气晴朗，举目远望如在眼前，但地形起伏，犹如叠嶂，我意识到根据地形有调一下各连防地的必要，即令李得安传副营长陈孝和各连连长速来集合。我将当前地形、敌情判断，对他们说明，重新给各连分配了防地和任务，令他们立即行动，不得迟延。

    指示副营长陈孝和李得安回营部吃早饭后，我因任务压力大，认为还需要对地形和敌情作进一步的了解，乃只身继续向前方缓步走去，低着头，边走边想情况。行至大约距营部200来米处，抬头一看，蓦然发现前方100余米处有日军100余人，其中有一人手持太阳旗向我左右摇摆。他们均身佩战刀、步枪、“王八”手枪，还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少数带队者携带着望远镜，不时向我方瞭望。队前头持太阳旗的鬼子和周围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鬼子，向我快步走来。突然遇此危险情况，使我无暇考虑，我硬着头皮置生死于不顾，一面高声呼喊营部房顶站岗的哨兵宋连仲，一面提高腿原地踏步装作向前走的假象。想不到该哨兵已经头朝天睡沉在房上，幸我一连连长蔡玉太和该连士兵不少人听见了我的大声喊叫，爬上院墙看到了这一意外情况。这一情况我知道他和副营长陈孝会来应付的，就放心大胆地佯装着普通士兵样子，径向敌人走去，与敌人行见面礼和握手用假话寒暄了一气。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我陈孝副营长突然来到了我身后（号目李得安和蔡玉庆连长也接着跟来了）。想不到他是那样打扮：头戴日伪军皮军帽，身着灰色布面皮大衣，还戴着一副漂亮的带框的水晶眼镜，手提着山西造十一毫米口径冲锋枪，神气十足地大摇大摆越过我的前面与敌人打招呼周旋起来。号目李得安从我身后揪我的衣服示意我乘机离开现场。我脱险回到营部，一面预为部署各连向该敌200余人包围计划。一面等待陈孝副营长等三人安全回营。

    不大一会儿，蔡连长和号目李得安先回来了，只是陈孝副营长被敌人纠缠着尚未回来。此际我已完成对该敌的包围部署，看见副长官部副官处黄世杰副处长带领着傅的前进指挥所各处人员正拟经过这里向包头前进，可见他们已知道我攻城部队进入包头城的胜利消息了。这时我已获悉窜来当面之敌，是自大佘台援包路经白彦花汫时被我王子修新六旅截击之残部，取小道向包头溃窜之一股，且认为当面二三百之敌，业已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中，特请副长官部医务处长杜勤书（字敬之，日本帝大医学院毕业，精通日语）代写个日语信，劝说敌人放下武器向我缴械投降，由杜亲自送去，要该敌派个军使前来中间地带谈判。

    经过约一小时，终以敌人深受武士道精神教育，不肯投降，未能达成协议。我叫人喊话用手势示意副营长陈孝迅速脱离敌人。他跑步离开险地，卧倒在死角内。我当即开始向该敌以猛烈火力进行攻击，很快将该敌围歼，仅残余少数日军犹占据独立家屋进行顽强抵抗。是日入夜，月明如昼，不易接近，拟等明月西沉如霜，再向残敌攻击。不料过了半夜凌晨3时许，忽奉到傅的电令，令我营向土蛤蟆淖转进。正在这个时候，我犹认为该敌尚未全歼，不能撤。正在迟疑间，据我一连郭尚山排长来报告说，傅副长官已从包头前线退下来，向昆都仑召转进，几乎与此同时，傅副长官少校参谋李元补亲自来向我传达傅的命令指示，着我立即率营向昆都仑召撤退。我率营退到昆都仑召庙附近后，将残敌未歼情况向傅作了报告。傅又着其骑兵连少校连长刘春舫来转告我不该撤退，要我仍旧率营回前方消灭该敌，可是为时已晚。此时天已大亮，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敌机多架分批沿包西公路对我军进行侦炸，我只好派出一个排在昆都仑河东占领高地，掩护并收容军主力向西安全撤退。

    从我目击的麻池一带自包头撤退下来的各部队紊乱情况和由孙师安团邢绍俭营长路过召庙附近对我简单说的话里，略悉此次冬季攻势包头战役未竟全功、功败垂成的原因，主要是门炳岳骑七师等部执行破坏包头以东铁路截、伏、阻击敌援任务很不得力，而敌人得以很快转成优势和主动反攻，迫使我军不得不向后撤退。我得知，傅率其指挥所人员和小部队已离开昆都仑召庙，经哈业胡同西公旂王府（营盘）等地向公庙子以西转进，军主力各部队也西退得差不多了。我即率全营沿乌拉山南麓公路西撤至三湖河马营长地，暂停待命。此役我营官兵伤亡不多，三连连长张采臣阵亡，机枪连连长苏华亭负伤，俘获敌械弹很多。被我围歼之日本军官士兵内有敌酋小林一男大（中）佐，前安北特务机关长。至12月末，我营移驻于西山嘴附近卧羊台财生汫，在这里过的新年。新年刚过，傅副长官在扒子补隆（新安北县治）集合部队讲话，讲话中，对我这个营在前口子的战斗大加奖励，但也指出我的缺点，说打仗以胜利为第一，不能有什么姑息，怕牺牲，意思是指我过于顾虑陈孝副营长的安全，以致攻击时机失之过晚。对于这一点过失，傅作义还特以传令一条颁发全军指挥员学习借鉴。

    丁西贵：傅作义将军亲临前线，娘娘庙六位英雄

    1939年春，傅作义率部由晋西北柳林、偏关一带开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后，奉命将北路前敌总司令部改组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指挥所属三十五军、骑七师门炳岳部、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以及一些地方团队，作战地区为当时的绥远省域。经过一番整顿休养训练后，人强马壮，士气大振，为了配合全国各部战场协同作战，打击和消耗敌人，于当年冬季，决定对西北重镇包头，发动攻击。

    经过充分分析敌我武器装备和兵员优劣条件后，我们的作战方针确定为：“以快速行动，突然袭击，以少胜多，以劣制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解决战斗。”

    为了迷惑敌人，我军于12月间在前沿阵地大事修筑防御工事，并在五原城等开庆祝元旦游艺会演唱戏曲等活动。同时，秘密部署兵力，令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以轻骑破坏平绥线（今京包线）磴口至莎县间铁路，阻止敌人由晋察、平、津等方面的增援，令三十五军新三十一师组织突击队担任主攻包头任务，一〇一师董其武部为后备，相机增援及打击敌援，新三十二师袁庆荣部阻击及围歼包头附近安北、固阳等县之援敌。

    部署完成后，各个部队均快速行动，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敌西山嘴前哨伪军，活捉其团长。攻城部队突然围歼城郊敌军，并对城内发起猛攻。

    战斗开始后，傅将军率指挥部人员随军前进，坐骑都是上次袭击绥南清水河、凉城等地击溃日军骑兵联队俘获的。这些战马个头高，身躯长，步子大，走起路来刚健有力，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机动力。

    在进行奔袭的路上，临近总攻的前一天夜晚，我们指挥部人员露宿在距敌公路一二里的地方，曾遇到敌人的巡逻汽车公路上哨探。敌铁甲车也不停地巡逻，车灯的亮光划破了严实的夜空。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则极为隐蔽潜伏，不被敌人发觉，但我却暗自诅咒说：“死神已经降临你们头上，垂死的幽灵，还要作摇曳晃荡的狰狞游弋吗？”

    12月21日凌晨开始总攻，傅作义将军亲临前线指挥。我们电务人员担负着指挥部与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系，随军前进，于攻克包头后，随傅将军进驻城郊昆都仑河边的五分子村。

    攻城战炮打响后，我攻城部队均按预定目标，分头攻击。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塞外气候更加严酷，朔风呼啸，黄河滚滚，官兵手足均已皲裂，但他们不顾一切，冒着枪林弹雨，誓死搏斗。敌人猝不及防，惊慌失措，盲目抵抗，所以进展较为顺利。经过激烈巷战后，天明前基本结束战斗，仅余一小部敌人，凭借障碍负隅顽抗。

    在我先头部队攻克包头时，日军急电安北、固阳之敌救援。当时我后备部队及指挥部正驻在该敌通往包头的要冲山坳内，预料该方敌人必然前来增援，正准备监视伏击，遥望敌人整队急行前进，我军拟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乘其不备，以密集炮火歼灭之。中校参谋靳书科曾留学日本，通晓日语，则自告奋勇说服敌人缴械投降。傅将军本着人道精神，同意了靳的意见，一面交涉，一面做好歼敌准备。孰以当时尚属抗战初期，敌人气焰正高，谈判破裂，敌指挥官举战刀一挥，敌军即行散开，呈战斗态势。我军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歼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400余名全部被我消灭，无一漏网。

    日军驻华派遣军司令部最初不意傅部有进攻包头的雄心与能力，就连我们当时的中国国防最高指挥部也只命令傅部进攻大佘太。傅作义将军为了配合全局作战，牵制敌人主力南犯长沙，使策应发挥得更为有效，从而达到打击敌人华北有生力量之目的，毅然决定不打大佘太而奔袭包头。

    日寇首脑闻悉我军攻克包头，又将安北、固阳方面敌军全部歼灭，大为震惊，急由晋、察、平、津等地抽调兵力大举反扑。因磴口、莎县间铁路破坏不彻底，敌人得以很快修复，迅速增援，陆空配合，疯狂反扑。

    在敌人增援前锋到达、战斗惨烈进行时，傅将军为了挽救危局，曾亲临前线，激励士气，距敌不过200米，几乎被敌包围。当时敌增援炮火，亦已连续射入我包头郊区指挥所五分子村。我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徒战无益，遂于完成歼敌任务后，忍痛撤离。

    在撤离包头时，城郊娘娘庙我军六名战士，为掩护我军后撤，顽强战斗，牵制敌人，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了，被誉为娘娘庙六英雄，在全军中传颂学习。

    这次战役，来往行程800余里，歼灭敌包头两个联队五六千人，烧毁敌汽车80余辆，击毁敌坦克4辆，击毙安北、固阳方面援敌后藤中将及两个联队长以下400余人，前后持续约一个月，战绩辉煌，在全国各战场评比上名列前茅，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嘉奖和表彰。

    柴天德：我那一连战友血染乌加河畔

    1939年12月，日军在华南疯狂进攻，好多城市相继沦陷。傅作义将军为牵制敌人南下，亲率所部由五原直袭包头——五原至包头250多里。当时我是三十五军一〇一师三〇一团五连指导员。师长董其武、团长王建业、营长王迂民。我们连长高炳仁是一位久经战斗、经验丰富、指挥有方的连长。

    经过两夜的强行军，部队于12月21日零时开始进攻，敌人被迫退出包头城，在城郊和我们决斗。在争夺黄军湟山头的战斗中，我挺身向敌喊话，叫敌人投降，不料胸部负伤。

    我由师部绷带所转移到宁夏中卫县一〇一后方医院，动手术取弹后，又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休养，准备归队。此时又接到通知到兰州学习了三个月，结业归队，调到团部当干事。

    那天，我请了假，到连队去看看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战友。到连之后，我不禁吃了一惊，全连我不认识一个人了。我正在猜疑之时，忽然炊事班长张心安跑到我跟前，抱住我大哭，说了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便泣不成声（他本来就有些口吃，又是文盲）。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急问：“是怎么一回事？咱连的那些人呢？”他还是哭，结结巴巴地抽泣着说：“他们……全都……都死了。”

    “那连长、排长、各班长和那么多的兵，就全都牺牲了？”我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是的，全牺牲了。”

    “那你为什么平安无事呢？”

    “连长下令全连进入阵地，把炊事班留下（实际只有五个人），令把饭做好后，按时送去。进入阵地不久，太阳快落山，战斗便打响了。我打发两人把饭菜开水送去，到前沿阵地，便参加战斗，就没有回来。过了七八个小时，我又令两个人把第二顿饭送去，也是一去便投入战斗。我一个人赶快做第三顿饭，准备自己送去。可是没等我把饭送去，便接到转移的命令，营长叫我随营部转移，这时我才知道全连都阵亡了。因此，全连只剩我一个活着，现在你由医院回来了，咱连就剩你我两个人了。”

    我听了他的简单叙述，悲痛万分。心中对营长还有点意见，心想怎能叫一个连全部牺牲，而不设法援救呢？于是我又跑到营部去找营长问个明白。到营部见了副营长周哲（他原来是重机枪连连长），我问他：“五连为什么全阵亡了呢？”

    他说：“打仗是以胜利为第一，情况难料，伤亡难免，为了全局的胜利，就有局部的牺牲。也可以说是以舍卒保车，你也不必太难过。”接着，他讲述了战斗经过：

    1940年3月20日，我们用掏心战术，以3000多人攻克五原，消灭了敌伪2万多人，打死敌水川中将，俘虏300多人，缴获汽车数十辆、大小炮20门、枪械子弹及军用物资无计其数。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敌恼羞成怒，急由绥、包、大同等地，调兵反扑，企图再夺回五原。时隔数日，我司令部进驻五原。傅作义将军闻讯，一面令董其武师长在五原外围乌加河畔坚强阻击，把敌歼灭；一面迅速将城内俘虏和战利品全部运走，实行坚壁清野。

    团部接到阻击命令，急忙部署防御阵地，当时以你们五连的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便将你们连布置在大路口上。这条大道通过的乌加河，在严冬时，河面封冻，车辆人马皆能通过，但这时河里的水桥已经融化。我们就靠这条约有30米宽的河水，作为天险，阻击敌人。战士进入阵地，构筑了简单的工事，高连长向营团长作了保证，不接到命令，绝不撤退。阵地上只要有一个人，阵地就不能失守。

    上午12时前，我们在望远镜中已看到敌人在山下集结，可能是下达攻击命令。13时以后，敌人飞机开始轰炸阵地，飞机给敌炮指示目标，炸弹加炮弹，还有轻重机枪一齐涌向五连阵地。三辆坦克后边是步兵，纵深配合，敌人炮火虽然优势，可是有一个最大困难，他要搭一座浮桥，才能使部队通过乌加河。要搭浮桥，必须有少数人强渡过河，才能搭成浮桥。我们战士趴在河畔的掩体中，打击敌人非常有利。敌人发动多少次强渡，全都失败，伤亡惨重，血染河水红。

    他说：“战斗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日落西山，才接到师长的撤退命令。这时五原城的转移任务已经完成。当营部给五连送达转移命令时，五连阵地上已没有一个能呼吸的人了……”

    副营长说到这里，声音有点抖。

    我又问：“我们过去打仗，总是伤比死者多。为什么这次，连一个伤号也没有呢？”

    他叹息一声：“哎！哪能没有伤员？因战斗紧张，无法处理罢了。至于全连是怎样英勇杀敌，如何全部阵亡的详细情况，由于全连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能说明当时详情。据原来老营长说：先是一排长阵亡，到第二天早晨，连长便牺牲了，由二排长张殿目代理指挥，以后的情况便中断了。战斗激烈，能动弹的都在战斗，不能行动的，也顾不得料理，只能等打退敌人，再料理伤员，可是眼前的敌人，前仆后继，波浪式的冲锋，不能中断，只能等命令转移时一起抬走。可是等接到转移命令时，全连都牺牲了。战斗的激烈前所未有。等敌人逃走之后清扫战场，五连阵地的每一机枪掩体里都堆着一堆尸体，连长的尸体也是在掩体旁边找到的。掩体的血有数寸之深，惨不忍睹。敌人的伤亡比我们多几倍。所剩残敌扑到五原，这里已成空城。我们最后转移的部队又将大渠开了一个缺口，街道是水，房是空房，一无所有。敌人不敢立足，狼狈逃窜。我所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所说一切就如同刻在我脑子里，永不能忘。

    从这次战役之后，敌人退守包头，一直到抗战胜利，再也没敢侵扰五原一次。

    五原大捷轰动全国，蒋介石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全国各地来电庆贺，捐款慰劳，而我那一连人，血染乌加河畔，除连长墓前立着一块“抗战英雄高炳仁连长烈士之墓”外，其他战士都作了抗战的无名英雄。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好男儿，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纪念。

    路宏畅：关于柴邓袭击战的回忆

    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达成了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联合。

    1940年，傅作义将军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我是该属下一〇一师三〇二团一营一连的二排长。当时，傅将军所率的第三十五军和绥远省的行政人员，大部分集结在原绥远省以西的后套一带。大部队自五原战役之后，没有打过大仗，只在每年冬天到大青山、包头及绥远之间袭击敌人的军火，破坏交通，侦察敌情或偷袭敌人的粮仓、弹药库，搞一些小的战斗。虽然是搞一些小的战斗，但部队要到包头、绥远一带活动，就必须经过一个交通要道——柴邓。柴邓位于包头的西南，是绥远省的一个村镇。敌人为了把我们堵在大西北，以日军千人及伪军一个营的兵力扼守此镇。这样一来，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的活动。

    为了拔除这个据点，我团奉长官部命令，由师长郭景云带领，于194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八），由后套临河秘密出发，准备远距出击，奇袭柴邓之强敌。

    师长郭景云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曾打过一些漂亮仗，但因旧军队的一些习气，他不免滋长了骄傲情绪。对于这次远出奇袭强敌，虽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做了准备，但因指挥员的自负，确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沙漠行军。临河到柴邓相距600多公里，而且绝大部分的路程是沙漠，部队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整整走了七天七夜，沿途既无村庄又无缺乏水源，那时携带的食物又都是些黑豆、豌豆、炒米之类。头几天还可用自带的水，后三天自带的水用完了，又找不到水源，望前进的路乃是莽莽苍苍的沙漠，虽有食物，难以下咽。天黑了只好露宿沙滩。这样部队真是饥渴难熬，疲劳不堪，不用说打仗，就是能否走出沙漠也是个大问题。师、团长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一鼓再鼓、软硬兼施的措施下，强使部队行军。在第七天的傍黑，先头部队报回了好消息，说榆林的某地驻着友军——八路军的一个营。全体官兵听到这一消息欢声雷动。当八路军获悉我们行军七日七夜是专为打柴邓的日军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首先为我们做了可口的饭、菜、汤。当我们这些疲劳饥渴的人端起香喷喷的饭菜后，个个热泪盈眶。郭师长也感慨地说：“这一关我们终于闯过来了。”之后，八路军的这个营，又腾出自己的房子，还给找了一些民房，为我们打扫、挑水、铺草、支铺，一直忙乎到部队休息为止。我们的很多官兵都说：“这真像到了自己家里，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好。”我们在友军的热情招待下，休整了两天，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到第三天部队准备出发，八路军又给我们找了最好的向导，天近黑时，我们停在了离柴邓只有十多里的地方。

    当天晚上，师长就地召开了全团动员会，传达了傅长官的指示，明确了作战意图，分析了敌情，部署了作战方案。命令二、三营从西南攻击，占领敌人的仓库合作社，并掩护转运敌人物资的群众安全转移；一营作为预备队，必要时支援二、三营，抽出一个排保护师部和电台。晚上12时，二、三营同时发起攻击。这样的部署如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符合规律的，但遇到特殊情况是难以应付的。由于指挥员的轻敌，立即遇到了第二个问题。

    总攻时间本来是晚上12时，但三营未到规定时间就发起了强攻，在攻到敌据点跟前时，被外围的铁丝网和四米多深的水战壕阻挡，要破网没有工具，要过壕没有蹬板，附近是一片开阔地带，在明晃晃的探照灯照射下，全营裸露在敌人的火力网内。鬼子用密集的火力网进行疯狂的射击，全营遭到严重的伤亡，营长张常达当即阵亡。二营听到三营已经和敌人接火，也立即发起攻击，可是同样遭到了阻击。因事先没有周密的侦察和部署，这一夜攻击，我方牺牲了一名副团长、一个营长、三个连长和七个排长，两营战士伤亡过半。这样的仗，打得真使人痛心。师长郭景云心情沉重地在电台上向傅长官报告了战况。当时，傅作义将军大发雷霆，并命令：“如果你（指郭师长）拿不下这个据点，别回来见我。”

    人，在吃了苦头之后是会变得聪明一些，尤其对一个骄傲自满的人，或许苦味更浓，教训更深。郭景云师长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变了，变得冷静、机智了，把民族的恨、眼前的仇变成消灭敌人的决心。他不愧为久经沙场的一个指挥员。

    在战斗失利的第二天天黑，郭师长把我叫了去，说：“路排长，我给你们一个特殊的任务，今晚你带上全排人员给我打鬼子据点去。”这句话真是把我给说懵了。心想，师长是不是因昨天晚上的失利气疯了，两个营没有拿下来的据点，我这个排怎么能拿得下啊。我正愣着，他又说：“这样，你挑选上15个精明强干的战士，带上三挺机枪、冲锋枪和最好的步枪以及充足的子弹、手榴弹，晚上10时出发，在三个不同的位置对敌发起攻击。从今日始，每天晚上10点开始，天明前撤回。我的意思你懂吗？”这时我已明白了师长的意图，他主要让我们侦察敌人的火力分布，并骚扰和麻痹敌人。我当即说：“坚决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做了准备。这时的师长也不敢轻敌了，我们临上阵前，他又去看了看我们，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对我们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我们摸到敌据点跟前时，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攻击，从东面、南面打了个不亦乐乎。开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听到哪里枪响，他们就集中火力朝哪里射击。经过两三天的火力侦察，我们摸清了敌人的火器分布情况，绘制了草图，交给了师长，他很满意。但他还让我们继续干下去。我们仍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骚扰，不过到了后三天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是小股骚扰部队，在我们攻击时，他们有时也放几枪，有时根本不予理睬，有的敌人甚至叫骂“有种的上来”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逐一向师长做了汇报。记得是在第七天的晚上，师长又把我叫去了，对我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天晚上不这样干了，我们要彻底打掉这个据点。”

    在周密的战斗部署后，命令：一营主攻，二、三营配合。总攻开始前又故意引逗了一下敌人，他们以为仍是小股骚扰不予理睬。就在这时我们排已剪除了外围的铁丝网，各主攻部队已架上蹬板跃过了战壕，摸到了敌人的据点跟前。当敌人发现我们是大部队攻击时，部队已经冲过了开阔地，探照灯已不起作用了，敌指挥部也已被我们解决了，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举手缴械了。对负隅顽抗者，当场击毙30多人。

    这一仗消灭敌人800多人，俘虏伪军一个营，仅我们排就从敌指挥部缴获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八二迫击炮1门、步枪30多支以及数不清的子弹、手榴弹和各种军用物资。当晚我们就组织群众运输队，把敌人的物资全部拉运出了据点。

    在驻绥远的日军第二天派出飞机侦察时，我们已踏上了胜利的归途。他们虽然搞了一些尾随轰炸、扫射的行动，但我们在友军和群众的掩护下，还是安全地返回了驻地。

    回忆起来，我们在柴邓袭击战的打法上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在回到后套，郭景云师长向傅作义将军汇报时，傅长官有整整两个小时没有说话，郭景云师长只好立正站了两个小时。后来参谋长对傅说：“长官，郭师长回来了，您有什么指示？”傅才说：“坐下。”然后接着说：“你怎么搞的。你的不慎，给部队带来这么大的伤亡，把我们多年来培养起来的骨干牺牲了，实在使人痛心。回去从自己的主观上查原因找教训，好好检查你的轻敌骄傲思想。”是啊，每当我们回想起抗日中牺牲的战友，无不感到痛惜。

    抗日的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张俊卿：乌拉壕歼灭敌伪军

    我自1939年夏，由西安黄埔七分校转入绥远第八战区，追随傅作义、董其武诸将军，在绥西战场上参加了抗日战争，历任排、连、营长、团附等职。在这人烟稀少、幅员辽阔、荒凉旷野、一望无垠的沙漠地带，在“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的恶劣的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先后经过了包头、五原等多次战役，与日寇展开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熬过了不平凡的七个春秋。在这期间，使我终生难忘、亲身经历的1943年秋夜袭安北县退水渠库房守敌的战斗，到现在记忆犹新，兹将详况列后。

    当时敌情：敌人是汉奸“绥西联军”王英部的一个营，据守包头西安北县西山嘴、乌拉壕退水渠东畔及其东南地区，三地守敌各为一个连，其营部随东南连队，凭山和渠据守，并设有防御工事，是王英的主力，战斗力强。

    我军情况：我暂编第三军（军长孙兰峰驻五原）十一师（师长王子修驻安北县城）三团（团长沈砚书驻安北）一营（营长金文魁驻沿海子）与该敌对峙，我是二连连长。军部驻守乌拉壕退水渠西畔，与渠东之敌隔水对峙，我团二、三营为团预备队。

    我军情绪：我连官兵对这些助纣为虐、丧心病狂的伪军民族败类，恨之入骨，听说袭击他们，个个精神振奋，情绪高涨，请战急切，是制胜的有利条件。

    战斗任务：斯时上级有令调我师到东胜另有任务。在移防前，要以三团所有兵力，消灭当面之敌，为了防止战斗时敌人能迅速增援，遂决定夜袭敌人。

    1.命三营杨璇营长率所部袭西山嘴之敌。

    2.命二营郭仲斌营长率所部袭击敌东南之敌（地名我忘了）。

    3.命我抽精壮兵力70人，袭击退水渠东畔之敌（余守原防）。

    4.于8月15日夜12时以郭营打响为准，开始战斗，务求全歼该敌。

    受命后，当时我认为给我的任务大，是上级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遂作出如下的措施：

    1.亲自偷渡水渠侦察地形敌情。

    2.挑选人员编为六个班，三个排，外加三挺轻机枪，我亲自掌握，并虚张为一个营，欺骗敌人。

    3.对敌要严加保密，并缓和对敌人的斗争，比如敌人到渠上打水，不放枪阻拦。以麻痹敌人，使敌放松警惕。

    4.用芦苇做好浮桥，以备夜袭时急用（临时架设）。

    以上诸事办妥后，我熟悉了地形敌情。得知敌兵力部署，系退水渠畔一个排哨，其余驻哨后六里处一小村内。敌凭其主子的支撑，有恃无恐，警戒不甚严密。据此，我决心要先发制人，早点行动，先解决其排哨，以操主动之权。

    战斗经过：阴历八月十五日夜9时，我即率部由敌之右翼暗暗渡过了退水渠，敌人毫无察觉。我便迅猛地扑向了敌哨，未发一枪，未投一弹，将敌排哨全部生俘，并即由收容队带回渠西。后即以最快行军速度奔向敌连的阵地，将其包围了。斯时敌人的三个哨兵正在哼哼着小调，我们都屏着呼吸，瞪着眼睛，等待着三营的枪声。12点到了，果然由东南方向传来了手榴弹的响声，这一声成了我们冲锋的号角，我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了敌阵。敌三个哨兵每人只发了一枪，就被我们活捉了。其余敌人，刚从梦中醒来，就都被堵在屋中了。斯时，敌连长声嘶力竭地发出了突围的命令，但无一敌人敢于突围。双方经一小时的激战投弹和喊话，敌人全部乖乖地当了俘虏。经清扫战场后，迅即返回原防。此次战斗，我伤3人，敌伤5人。共俘敌连排干部5人、士兵120人，缴获步枪101支、轻机枪3挺、手枪1支、战马2匹，还有子弹和其他物资，全都交到营部转上级去了。

    战斗结束后，我在傅部所办《奋斗日报》上看到登载了“我十一师沈团袭击敌人，全歼敌一个连”的消息。此后，我部即调赴东胜县王爱台（蒙古台庙）设防，与包头黄河南屏障新城敌对峙，我连仍守在第一线。

    《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丛书全套16册，收录了1000多位普通民众和士兵亲历抗战岁月的回忆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基层兵民奋起抗战及其所涌动的爱国激情。

    所收文章，均源自1985年全国政协相关机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全国性征文。尘封30年后首次面世。

    注释

    [1]昆都仑是当地一条河流的名称，“召”是当地人对寺庙的称呼；下文的“汫”指河沟、河谷一类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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