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国·春秋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孔子对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几乎与一些宗教创始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同，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孔子完全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广为流传。其《论语》一书所灌输给人们的严格的道德标准，永为后世尊崇。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遥远的朝代，夏商周约3000年的文化沃土孕育了集上古三代文化之大成者——孔子。这位垂宪万世的至圣先师，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西方的学者们一直将其与耶稣、释迦牟尼并称为“世界三圣”。公元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西方文化名城巴黎发表了著名的巴黎宣言。这些当代科学、医学和文学的顶尖级巨匠们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因此孔子的观念可以说是渗进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修身处世是基点，是核心，而孔子提倡的“忠义礼智信”可以说是华夏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亦成为后人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孔子的高明治国之道几乎是百世不衰，他倡导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设计以及躬行不辍的为人处世方略，不仅显示了一个巨人的完美人格，并且能让后人学到许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

    孔子是影响中国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最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名字犹如一颗启明星闪烁在东方的天宇，昭示着一代代的求知者。《论语》这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经典，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所蕴涵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无所不包，关于立信、躬行、守礼、好学、改过、慎言谨行等内容都有论及。它全面而又集中地反映了孔子非凡的品德、高深的学问和过人的智慧，无处不体现出他宽厚仁义的用心。孔子告诉世人的不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谋，而是坦坦荡荡的处世哲学。从这一点看来，《论语》堪称是一部关于处世待人的教科书，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从汉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论语》中所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和经世致用之学，给中国社会的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内容不仅成为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公行的是非尺度，也几乎成为后世人们所尊奉的信条，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保留了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各篇无固定标题，后人一般用每篇开头两至三字作为篇名。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谈论之语约444章，另外48章记载了孔门弟子之间谈论之语。《论语》说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只有数千言。然而正是这数千言，囊括了孔子思想的精华，反映了孔子的天命观、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处处体现了孔子通彻人生的大智慧，可谓是其言简而其意深远。

    《论语》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中，有许多来源于儒家文化的成分，如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等，表扬一户人家庭关系和睦，就说是诗礼之家；称赞一个人有胸怀、有学识，就会说他有儒者风范。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念和孝悌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直接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学生们一进学堂，首先要向孔子像行礼，学的也是《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成绩好的学生，可以通过朝廷设置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国家的官吏。

    孔子在《论语》中告诉人们，处世原则是积极的入世，而不是消极的避世或出世。孔子一生就是恪守自己制定的这一处世哲学的。他生活在春秋时期，当时天下动乱，战争频频，但他并不遁迹山林，去过隐逸的生活，而是多方奔走，四处游说，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曾困厄于匡，绝粮于陈、蔡，但是，不论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以此教育弟子。在匆忙奔波的旅途中，他遇见过不少远离世事的隐士，他们对孔子汲汲于世事，或感到不解，或冷嘲热讽，或不予理睬。孔子则表示不能隐居山林，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且积极地参与改变社会的活动，其热心救世的精神可谓坚忍不拔，令人敬佩。即使在他的学说得不到各国君主重视采纳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消沉低落，而是办学兴教，著书立说。这些都为后人关心世事、积极入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儒家的处世哲学，对于社会来说，是爱人利他；对于自己来说，是正己修身。孔子认为己不正则难正人，首先要求自己奉行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加强自身的修养，经常省察自己。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从他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孔子用对于自身的生命历程的精练表述作为一个范例，说明了修身在其人生的每一阶段的重要作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于孔子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垂范示教的修身课程，儒家后学无不将其视为效法的榜样。

    孔子认为处世即处人。人生在社会中，长于人群里，个人与整个社会、与周围的人群，有着鱼水般的依存关系。一切理想、愿望、目标，都要通过处理好这一关系，才能圆满地实现。孔子深谙个中三味，在待人处世上，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把“仁”作为人生处世的最高准则，要人们尊奉这自古以来的行为标准，以礼义为做人的依据。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以“仁”为核心。从造字法上说，“仁”字是个会意字，由“人”和“二”组合而成。“仁”即是人与人相接相交、相遇相处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所涉及的方面相当宽泛，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孝是敬爱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孔子将信看得很重，与人相处，与人共事，取得信任是至关重要的。《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不会头脑简单，轻易上人家的当，作无谓的牺牲；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要做到“勇”，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勇”必须合于礼，合于义；二是“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不是一味蛮干。在孔子眼中，“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他强调中庸是天下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平和是获得事物客观规律、道德和行为标准的道路。追求实现中庸平和，能使天和地处于融洽的位置，阴阳能调和，天下万物就能生育成长。

    孔子要求一个人的行为能合于“仁”道，人与人之间要“爱”，要有怜悯心、同情心、恻隐之心，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而且要把“仁”道作为自己的爱好、追求与信仰，孔子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乐道与安仁的境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本人就是个“乐以忘忧”的人，还赞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他提倡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都是一种乐道精神。他认为乐道的人是不注重物质享受的，不去计较富贵贫贱，不论居于穷困的境地还是处于安乐的环境，都要安于“仁”德，乐道不倦，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沉浸在“道”里面，从而培养出高尚的情操。

    《论语》在论及处世之道时，还十分重视“知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首先要“知人”，即了解人。若知人，须从知言入手。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在了解人的时候，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了解，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是择友的基础，所以孔子很重视择友。他认为直友可以辅仁，益友可以进德，损友则足以损德，所以《论语》提出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此外，行孝、安贫、立信、躬行、守礼、好学、改过、慎言敏行、反省改过等方面也都是重要的处世之道。

    2000多年过去了，《论语》在现实社会中依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比如孔子说：看见贤人便要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要检查自己有没有他的坏毛病，这是人对自身修养的基本要求。在学习上要学而不厌，对于问题要做到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对于政治主张，孔子说：施政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这会使你团结更多的人。这些观点对后人影响都极大。《论语》语言质朴，义理深远，内涵丰富。东汉时期，《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朱熹把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朱注四书，后来历代朝廷都定为官书，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本，所以流传极广，影响也最大。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要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由于《论语》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历代思想家对《论语》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的本身，其中有关修身处世所形成的观念，对于中国人的素质修养、道德观念、心理结构、社会习俗、思维处世，无疑产生深刻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生活的智慧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文化名人。他的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一生不懈地教化民众，要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在《论语》这部记载其思想言行的书中，蕴含博大精深的思想，虽世事变迁，但从今天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先哲的智慧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值得我们后人长期珍视并借鉴和吸收。

    仁是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仁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人本哲学体系。仁贯彻于伦理领域，他主张孝悌与忠恕；贯彻于政治领域，他主张实行德治；贯彻于教育领域，他主张“有教无类”等等。仁既是其哲学的始点，也是其哲学的终点。仁既是对人们的起码要求，又是人的最高境界。故而，在孔子思想中，仁的意蕴是丰富的，多层次的。

    仁是人之本质，是人的内在要求，孔子认为仁的实现绝非是出于外在的压力，而是自我的内在要求。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说，实践仁德，全凭自己的主观努力，而决不能依靠他人。

    仁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在古代，智是一种能通权达变的智慧和客观知识。孔子的仁是一种含有智慧的仁，孔子的智是一种实现仁的智。一个人失去了智慧，他决不能成为仁人，而聪明不为实现仁德服务就会成为小人。孔子曾将仁、智、勇作为君子的三大条件。他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愁，智者不迷惑，勇敢者无所畏惧。仁、智、勇三者是衡量君子的标准，三者缺一不可。不过，在这三者之中，仁是主要的，仁是统帅和主宰。假若没有仁德，就称不上是聪明的人。仁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仁人或君子是仁的具体实现。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成为仁人和君子是孔子哲学的重要问题。

    孔子认为，人就其本质而言，都具有成为君子或仁人的潜能，这种潜能就是人们的相近之性。然而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后天的努力不同，从而导致了人的道德修养的差异，这就是“习相远”。而在何种情况下和经过何种努力才能实现仁德，才能成为一个仁人君子，孔子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其一，博学于文。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仁人或君子，必须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与道德知识。其中包括文、行、忠、信。他认为只是爱好仁、智、信、直、勇、刚等美德，而不注意学习，就会出现种种弊端，最终难以达到仁、智、信、直、勇、刚。因而学习是增进道德修养、提高道德的阶梯。故而孔子主张“下学而上达”。下学就是不耻下问，努力于各种基础知识的学习；上达，即上达天德。下学上达合而言之，就是说学诗、学道、学礼的目的在于超凡入圣，成为一个仁人君子。当然孔子所谓的学，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书本的知识，它还包括向他人学，即所谓“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所谓的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孔子所树立的榜样就是“贤者”，他认为博学于文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的思想，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切身感受。

    其二，约之以礼。孔子认为，接受礼的约束，是成为君子的基本条件。他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用礼加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不至离经叛道了。

    像恭敬、谨慎、勇敢、正直等都是人所公认的美德，在孔子看来，这些美德失去了礼的约束，就会走向反面。他说：恭敬而不知礼，就未免显得劳倦；谨慎而不知礼，就会流于畏葸懦弱；勇敢而不知礼，就可能盲动闯祸；心直口快而不知礼，就未免显得尖酸刻薄。总之，礼是人自我完善的外在规范，是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一个人不知礼，就会处处碰壁；整个人类失去礼，就会出现混乱，就会进入无序状态。所以，“不知礼、无以立”，“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社会作用，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入和谐协调状态。

    其三，践履笃行。孔子认为，仁德的实现并不表现为一个人如何说，而是看他如何做。践履笃行是实现仁德、完成一个君子的重要条件。孔子一再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反对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要求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认为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君子远比掌握书本上的学问难。他自称自己的书本学问差不多了，然而“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种躬行君子能“修己以敬”，乃至“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道德修养，在古代称之为内圣，安百姓是外在事功，古人称之为外王。“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内圣外王一贯之道，与孔子倡导的践履笃行相适应，历代儒学者大都主张学问要切于实用，有利于经邦治国，百姓安宁。

    其四，克己自省。自我省察是孔子的重要修养方法。曾参是孔子晚期的重要学生，也是孔子内省德的实践者。他自称一天总是反复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对他人是否做到忠诚，是否做到守信了，对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温习了。孔子也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就是说，扪心自问，没有干对不住自己良心的事，也就无忧无惧了。他又告诉人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就是看见比自己品德高尚的人，要努力赶上他们，看见品德不端的人要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过错。孔子的这种内省理论为孟子等人发展为“慎独”学说，使它成为儒家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五，知耻改过。在学习上，孔子主张不耻下问，但在道德修养上他认为仁人君子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耻，这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后来孟子将孔子知耻发展为人先天就具有的“羞恶之心”。孔子还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仍不失为一个仁人君子，错而不改，才是错上加错。正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他对善于改正错误的大弟子颜回常常是赞不绝口，认为他不迁怒，不贰过，是一位可堪造化之才。孔子不仅是一位知过即改、能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人，而且他还把他人对自己的错误批评当做人生的幸事。这是何等的胸怀！

    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仁人君子的潜能，只要他能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践履笃行，克己自省，知耻改过，他就一定能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实现仁德，成为一个仁人君子。仁作为一个理想的境域，人们无法穷尽它的意蕴，但人们通过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可以不断地上达天德，就能实现仁。仁的实现，既无需像佛家那样逃之深山，隐遁空门，也不必如耶稣教那样，走进教堂，面对圣灵祈祷、礼拜，它就在人们现实生活之中，在人们的洒扫应对之间。所以儒家的学问是入世的学问，孔子的理想人格是现实具体的人格。总之，儒家的学问，孔子的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

    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之学是人学，是如何成人之学，是伦理道德之学。孔子认为天下失序，礼坏乐崩，人心不古，世俗日下，关键在于人们丧失了美好的道德。天下之人，从君主到公卿大夫，乃至平民百姓，如果都注意修身，加强道德意识的培养，成为仁人君子，天下就太平了，国家就安宁了，人民就好过了。道德是孔子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他解决问题的入手处，也是他的理想追求。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涵盖了很多方面，但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同时他所说的生活也很简单、很平常、很现实，就是“修己爱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加强自我道德意识的培养，爱人、爱百姓就是将自己的仁德外化到社会之中去，使他人、使百姓都感到你的好处。孔子认为修己必须从孝悌做起，孝悌是“尊尊”与“亲亲”的典型体现，是处理家庭关系的两条行为准则，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安定了。所以孔子的孝悌之道是关联着整个社会而说的，是为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福祉而立言的。

    由此可见，孔子告诉人们的是现实的智慧，实践的智慧，生活的智慧。生活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亦都在生活之中，无论是谁都离不开生活，都在生活着。生活是其现实道德的必由之途径。是君子，或是小人，是向上提升自己的精神，还是向下沉沦于世俗，全由自己。（颜炳罡）

    走近孔子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和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己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作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约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佚名）

    职场修身论语：小不忍则乱大谋

    职场如战场，很多人在里面绞尽脑汁、费尽心智，既要迎合领导意图，又要搞好同事关系，因此往往需要学习一些职场之术。其实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的《论语》中就已经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这些在今天的职场中同样适用。

    一、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在民间极为流行，甚至成为一些人用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而应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事，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职场中，往往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的事情，比如工作的调动、环境的变迁等。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到能够泰然处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心胸开阔，目光放远一些。看这些事情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而不去逞匹夫之勇。

    二、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这句话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明了决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因众人的是非标准影响自己的判断。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的判断，然后作出结论。二是一个人的好与坏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形势、不同的人心目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领导往往欣赏的是有个性、有主见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才能独当一面，今后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早已被人们所熟知。在职场中，要想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位，你必须事先做充分的准备，把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锻炼好，只待时机一到，马上就能担当重任，而且还要做得很出色。“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身处这个信息时代，社会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节奏很快。知识体系和技术的更新速度之快，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按时“充电”。即使身处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也应该“居安思危”，考虑以后形势的变动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如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与纠纷，为人处世应该多替他人考虑，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一旦发生了矛盾，应该多作自我批评，而不能一味指责他人的不是。责己严，待人宽，这是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原则。

    职场中人与人相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全都是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真诚相处的。同事之间产生了矛盾，不要针锋相对、一味地去挑对方的毛病，那样只会伤害同事之间的感情，无利于职场和睦。首先应该自我检讨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是否对对方产生了伤害，站在他的立场上审视自己。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对人对己都是有益的。

    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还可以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举止、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方，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总之，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

    中庸之道与没有原则、人云亦云不同，这是一种必要的协调的必不可少的关系。在职场中很多时候往往需要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因为职场也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一味地讲究个性，没有团体合作意识，会搞得一团糟，也不利于集体的发展。因此，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中庸之道，确实是明智之举。（佚名）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是孔子了。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的社会。他不靠金钱，不靠强力，也不用宗教的力量，而门人三千，贤人七十二，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因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地追求大道，然后把生命的源泉传给别人。弟子从他身上吸取的是厚道和仁爱、反省自躬、至大至刚的进取精神。从汉代到清朝的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从思想领域到文化领域都留下了孔子抹也抹不去的印记。司马迁在曲阜观礼时，观到人们言行举止温文儒雅，从而感受到了孔子的遗泽，情不自禁地慨叹这位大圣之人的深远影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载之下，仍令人追思。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生于乱世，3岁时父亲又病故，家贫又没有靠山，不得不从事一些在当时被认为卑贱的职业。然而，正是这种逆境激发了孔子好学向上的志向，他15岁便确立了学习的志向，其博学、好问、审思、明辨的精神在早年就可见一斑。到了30岁左右，孔子博学的名声逐渐大起来，并收了第一批弟子。

    孔子一生中有大半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首创私学，开门授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制度，突破了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孔子提倡“学以致用”，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为实行“礼治”和“仁政”所需的人才，把“学”与“道”联系起来。孔子创造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条重要教学原则，即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循循善诱，尽量发挥其长处。孔子对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和后人。

    孔子不仅博闻多识，热心教育，而且毕生致力于研求为政和为人之道。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希望依靠自己的广博学识走上从政道路。然而，仕途的大门直到他年过半百之后才向他敞开，孔子51岁那年任鲁国中都宰，继而又任司空，52岁升任大司寇，55岁又兼任代理宰相。孔子为官期间，在内政外交、文治武功上都有建树。据说因他做了司寇，一向骗人的羊贩子变得规矩了，骂街的泼妇被丈夫休弃，骄横的流氓搬了家，市侩商人也不敢哄抬物价了。但是，他与鲁国实权派“三桓”政见不合，在代理宰相数月之后便辞职，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孔子到过卫、宋、陈、郑、蔡、楚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国君的礼遇，但始终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周游列国无所遇，68岁那年，他回到鲁国定居。

    回到鲁国后，他继续办教育，培养学生，并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诗》、《书》、《易》、《礼》、《乐》、《春秋》，号称“六经”。可以说，在先秦时代所有的学派和学者当中，孔子在保存、整理古代文献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大。

    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去世，他一生以其伟大的人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召了他的学生。他终其一生，视道德人格高于一切，决不为谋求物质利益和权势地位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更不因之而丧失自己的道德人格。他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说君子应为追求真理而活着，不应为追求物质享乐而活着；君子早上寻求到真理，晚上就死去了，也甘心情愿。他认为小人在穷困之中往往乱了方寸，为非作歹；而君子则应在贫困中坚守自己的道德情操。所以他说，吃粗饭，喝生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与不义是其取舍的标准。他甚至认为道德人格比生命还重要，在生命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虽然他一生志不得酬，颠沛流离，历尽坎坷，然而一切困厄、艰辛，乃至危险都未能动摇他的意志，未能使他放弃救世的热忱，他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变无道世界为有道的世界奋斗了一生。他的弟子们正是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老师坚定地站在一起，与老师共患难。孟子曾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德服人，正是孔子吸引学生的诀窍。

    孔子无论生前死后，其崇拜者都不可胜数。他的弟子子贡将其比成不可逾越的日月。儒家后学荀子更将他与古代的“三王”并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评价孔子时说，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可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做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在中国古代里，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这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对他的极端尊崇。客观地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来看，孔子确实是位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的大教育家和学者。

    孔子是公认的世界伟人。他的思想和影响早已超过了国界的限制，走向了世界。早在汉唐时期，孔子的思想就远播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18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又颇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青睐。时至今日，孔子思想依然为世界各国文化的研究者所注目，也为一些地方的政治家所重视。

    孔子思想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的问答和修身做人的准则。《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完成的。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学复兴大潮中，主讲《论语》者无以计数，而能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这样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阐释《论语》奥义的却寥寥无几，这也是《论语别裁》“在全盘西化”逆流中能一版再版、风行天下的重要原因。南怀瑾先生在本书中对《论语》每一段原文均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述，颇有经史合参的古风，又能使读者于横生的妙趣中体会深邃的蕴意，从而学以致用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说《论语》因这部别裁而生出了新的光辉。正如先生所说，将要帮助那些陷入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庶几不负先贤的一片苦心，也不负新旧世纪之交年轻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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