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当荣

    自从父亲病逝以后，弟弟就变得沉默起来。整天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问他，他不做声，再问，他就呜呜地哭：“哥，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矮？我要是高点多好啊，我就可以到广州去赚钱了。”

    我只好耐心地开导他。毕竟弟弟才十六岁，个子又小，一个人出门在外，我和母亲怎么放得了心？我有时下班回去晚了点儿，母亲都要唠叨个把小时，更何况是弟弟去广州打工。虽说家里经济条件差点儿，但每天饭还是有的吃的。在我看来，一家人只要能天天见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弟弟却没有想那么多，既不去学校拿初中毕业证，也不去公安局办身份证，就偷偷地爬上了南下的列车。

    也许是知道我和母亲不会答应，弟弟去广州前没有流露出任何要走的迹象，走的时候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留下一张“不愿坐吃山空，要减轻家庭负担”的便条就匆匆地走了。弄得我和母亲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说实在的，父亲的病逝已使我和母亲痛不欲生，倘若弟弟又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和母亲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在世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弟弟，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林樟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可如今，弟弟却孤身一人南下广州打工了。即使是成年人到外地出差，家里人也会牵肠挂肚，我和母亲不得不为弟弟的处境担心。一个人独处时我常常在想：假如让我到广州去打工，让弟弟去学校读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儿呢？

    收到弟弟的第一封信时，我和母亲都忍不住泪流满面。见信如见人。信是用家里带去的材料纸写的，满满三页。可能是因为写信时有泪水滴在上面的缘故，字迹有些地方比较模糊，用手一摸，便能感觉出明显的凹凸不平。弟弟在信中说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请家里人不必挂念，’有空他会写信来的，收到信后赶快回信。末了，还在最后一页信纸的反面把邮编和地址重写了一遍。

    从此，我每天都要准时到传达室门口等信。回到家里，母亲问得最多的，也是弟弟有没有来信。

    出人意料的事还在后头：两个月后，我和母亲几乎同时收到了弟弟的汇款单。弟弟说他本来想给我和母亲每人买一件衣服，又担心我们穿着不合身，就寄钱要我们自己去买。虽说数目不大，只有100元，我和母亲却更加惴惴不安了。“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还要林樟寄钱来用。”一连几天，母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可是，母亲下岗后只能打零工当保姆，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又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没有用弟弟寄来的钱买衣服，而是把它以弟弟的名义存入了银行。弟弟的钱来之不易。听从广州来的表哥说，弟弟在广州跟一位汕头老板贩香蕉，住在铁路边一间自己搭的房子里。房子小得仅仅能容一张床。上面睡人，下面放香蕉。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弟弟就要推着破自行车到10多里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再送到附近的市场。为了多赚一点钱，香蕉的重量常常是弟弟体重的两倍。可以想象，100多斤重的香蕉压在自行车衣架上，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将是怎样的艰辛，更何况是在广州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闹市，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交通事故……

    听说弟弟炒了汕头老板的鱿鱼是过年的前两天。这以前他在餐馆洗过碗，也在缝纫厂打过零工，都因为工作不理想而被他辞掉了。如今弟弟在广州一家副食品公司工作，工资和福利跟成年人一样。他说自己已经长高了10多厘米，准备再打两年工就回家乡来，自己当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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