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原典】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来书，有云“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将来恐不免于龃龉。去岁握别时，曾以惩余之短相箴，乞无忘也。

    【译文】

    昔日耿恭简公说做官以忍耐烦恼为第一要义，带兵也是这样。我的缺点在这里，多次教导弟，讲的道理也是这个。二十七日来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已流露出不耐烦的苗头，将来恐怕难免出现摩擦。去年告别时，曾以我的缺点告诫你，希望你不要忘记。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耿恭简公谓居宫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又曾经写道：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在不经意的时候惹上祸端，最为恼人。曾国藩认为避祸是人生大事，也是官场重头戏。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事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事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所以做官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保持清醒的头脑。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作出决断。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惊恐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对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们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很镇静，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退。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忌恨、猜疑与攻击。耿恭简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说“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居家修身、修炼心智的耐烦劲儿。曾国藩说，“我愧居高位，也想忠贞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唯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工夫！”

    在晚清大臣中，曾国藩的直谏是出了名的。他并不想出风头，甚至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但作为臣子，他认为这就是忠诚，就是尽自己的本分。荀子说，忠诚有三个等级，大忠、次忠和下忠，无论是哪一种忠诚，都要有利于君主。但忠诚并不是一味地随声附和，如果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发生错误，就应该大胆陈言，加以规劝。

    大胆进言具有很大危险性，一语不慎，轻则导致皇上疏远，重则招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由于大胆直言而触犯龙颜，招来杀身之祸的人和事太多了，所以曾国藩每次出于忠心上谏，仍心有余悸。

    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一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事后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谏疏的言辞非常激动，而皇上气量如海，尚能容纳，这难道是汉唐以来的君主所能比拟的吗？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父母被皇上诰封三代，儿子也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能尽忠直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谏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禀，满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将来万一皇上一念之差，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并且逐渐发展到只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听任何逆耳忠言，那么满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时，把这骄傲自满的机关说破，以便使皇上兢兢业业，断绝骄傲自满的苗头。这是我的区区本意。”

    “现在人才缺乏，民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谨慎，在大事上却马虎，每个人都习惯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风气。我想用这篇谏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风气。希望朝中的大臣们能耿直起来，遇事谁也不推脱。这是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

    “折子递上去时，我恐怕会冒犯皇上的不测之威，因而早已将福祸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颜含容，不仅不治我的罪，而且还赏赐了我。从此以后，我应更加尽忠报国，不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过以后奏折虽多，但断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国藩的上谏，恰如《晏子春秋》所说：“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至于他的因祸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训练自己不急不躁、头脑清醒的耐烦性情。

    要想做到耐烦容人，必须有一个豁达的心胸。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由此他说：“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恩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它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否则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坦言相劝，在自己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能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存其倔强，去其愤怒激动，就是要在保持进取之心的同时，保持一颗清醒冷静的头脑，而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

    谨慎的迟疑是审慎的表现

    【原典】

    沅弟左右：

    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人，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译文】

    沅弟左右：

    至于安庆城绝不可撤围，我与希庵的意见都是这样。你只管处理好安庆的战守事务，其余的事不要肆无忌惮乱发议论。孔圣人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的听闻本来就不多，而疑却全不阙，至于言谈尤其不谨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便要主观武断地论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当真这样容易了解吗？大体上讲，凡是用兵打仗的人，对本军的人才必须心中有数，擅长坚守有几个人，善于冲锋陷阵的有几个人；如果要定国安邦，必须对天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数，可以保举做督抚的人有几个，可以保举做将帅的有几个人。如果让你开列一个保举奏单，恐怕你未必不感到为难。你这样骄狂，我担心援敌前来进攻，可能你会有疏失。这次复信，对你的批评很恳切。今后你若再有像五日那样的荒唐信来，我就不再给你回信了。

    谨言慎行方可办大事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具备了严谨的性格，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否则，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能花在摔跤上了。假如一路上总是摸爬滚打，能走得快，走得远吗？不要看不上那些简单的事情，不要忽略那些被他人认为很容易的细节和细致的工夫。一个人能够把简单的事情做到位，这就是不简单。大家都认为很容易的事，假如你能认真严谨地做好，这就是不容易。

    谨慎并非美德，却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俗语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只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成大事，他在给陈亮的书信中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明代大儒薛碹也说：“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中来。”

    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石成金的《传家宝》是明清处世三大奇书，也都把谨慎作为待人办事的秘方。吕坤说：“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洪应明说：“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意思是，要想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要有如在薄冰上行走一样的谨慎才行。

    谨慎方可办大事，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道理。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字，比“勤”字还重要一些。

    何谓慎？刚毅说：“行不放逸，语不宣泄，谓之慎。”就是说，一言一行，均须慎重。“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怎样做才算是谨慎呢？

    其一，要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宋人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以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清人张运青说：“处事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其二，一言一行都要谨慎。清人高廷瑶指出：“夫居官之要，莫要于谨言慎行。举止戒浮动，说话戒夸张。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泄，所谓计事不密则害成也。”清人文海认为：“‘慎’字所包甚广，不独刑罚之措施，钱谷之出纳，凡堂上之一喜一怒，署内之一言一动，俱有关系，不可任我性情。”

    其三，谨始慎终，时时都要谨慎。清人郑端说：“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做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且不可轻与人交，恐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不仅要谨始，而且要慎终。正如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说：“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生性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还以“敢”字标榜，以“强”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甚至如他自己所说，已由慎生葸，葸者，畏惧之意也。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葸。”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两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权微时，尚未悟出其中的奥妙，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中国古代讲究以文治国，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科举制度考的就是一个人的文章。文章表现一个人的品德，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说，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因为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一般官员，至少三五年才能进京觐见，奏牍就成了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一番功夫才行。

    曾国藩文章高妙，被誉为晚清国手，他以理学为积淀，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

    曾国藩还善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学习处世之道，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清朝，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同治三年(1864年)初，他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

    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受人任意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正因为他有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追寻其居高位的奥秘所在，不过一“慎”字而已。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大乱未平之际应学会藏身匿迹

    【原典】

    澄侯四弟左右：

    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俱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于外。至要至要。

    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诸唯心照，不一一。

    【译文】

    澄候四弟左右：

    刚才接到来信，又接到你们寄往吉安的一封信，详细地知道了一切。朱太守来到我县，王、刘、蒋、唐前往作陪，而澄弟不去，这会让他见怪。以后无论是县城还是省城澄弟都不宜多去。处于现在这种大乱未平的时刻，只应藏身匿迹，不可以稍稍在外显露头角。这是万万重要的。

    我多历尽世态炎凉，实在畏惧宦途风波的险恶，常常想及早抽身退出，以免获罪。家中一切事务，如有关系到官府衙门的，以不闻不问为好。请大家理解我的一番苦心，不再一一叙说。

    龙蛇伸屈之道乃生存之道

    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退为进才能有一颗平凡的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

    张衡曾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锋之不藏。”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藏”是什么？藏心是为了把锋芒掩饰住，不让别人察觉。即本来强，却装弱，本来大，却装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击，让别人防不胜防。

    曾国藩说：“藏，匿也，蓄也；锋，尖也，锐也。藏锋乃书家语，言笔藏而不露也。吾谓言多招祸，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也以至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会，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独钟，尤其是在他晚年时期。他终生都喜欢读《老子》，且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崇尚儒家；在军事上、养生上，曾国藩又崇尚道家。这些都为他掌握藏露之道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认为，锋芒会给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仅仅有才智不行，还要修炼自己，此间最重要的是去掉锋芒、少言实干。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曾国藩把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就是为了藏住自己的锋芒，尤其是裁减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更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留下淮军以保留实力，从自己处下手。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曾国藩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全是为了避锋芒的借口。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盗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到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两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皖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衍庆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五百余人。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又裁撤防军以及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曾国藩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因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已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廷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奏请回乡调理。很快清廷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至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行，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时无地置面目。”

    在曾国荃四十二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竟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春，清廷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有志于做大事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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