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实情况的确如此？从一组就可找到答案。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3月，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246920.53元，此外，企业存款为181713.04亿元。
现在，不仅中国这条大河“河水”充足，民间资本这条小河也已经碧波荡漾、春光无限了。
买房像买菜的温州炒房团
对于温州人有钱，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
早在2006年，温州可流动资本就已达5000多亿人民币，当时有人这样算过一笔账：温州人手里的现金可以买下两个江西（2006年江西国民生产总值2830亿元），可以整体收购中部相对发达的四川和重庆（其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250亿元和5456亿元），可以操纵上海（2003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6250亿元）……如果将国内外温州人的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再加上贷款，以此类推，温州人可以筹集到17万亿左右的资金，这笔资金可以买下整个中国（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
这种说法固然带有“戏说”的色彩，其中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温州资本数量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温州民间资本的海量：每年春节前后的10天，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有30亿元资金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过年”，平均每天多达3亿元。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积累，现在，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7500亿至8000亿之间。（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2009年1-5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36亿元。）
这些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银行储蓄，截止2009年底，温州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身上所负载的特殊意义，以及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赋予其强大的影响力。如此海量的温州资本，在很多人眼中是可怕的，其可怕首先在于他们对市场、对政策天生的敏锐嗅觉，自2001年以来，温州资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与领域，而且收入颇丰；其次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他们总是能够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准备亦步亦趋地跟进时，他们已经开始向新领域进军。
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投资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1999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进驻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而“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至此，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飙升。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更是飞涨。面对煤炭这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第二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于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将炒房炒到了迪拜。位于巴黎市3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在温州频繁的资本运作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炒房团。有人视他们为投资理财的高手，更多人认为他们是扰乱市场秩序的炒作者，炒高了房价，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的罪魁祸首。
2001年8月18日，温州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间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由此，“温州炒房团”诞生。其后，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由温州进入上海，一些周边地区资本也开始跟进，加上当时股市萎靡不振，人们相继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导致陆家嘴、徐家汇和青浦区等热点地区的楼盘价格急剧走高，到2003年年中，淮海路一带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突破20000元/平方米大关。
2003年11月23日，温州人包了三架飞机集体飞往深圳，参加新龙岗商业中心二期楼盘开盘。当天，600多套商铺被抢购一空，其中上百套落入温州炒房团手中。随后，在12月12日-14日为期三天的深圳房展温州推介会上，温州购房团掷下1.3亿元，成为深圳400多套商铺或住宅的业主。
此后，温州炒房团开始四面出击：向北越过长江，征战北京、济南、青岛、大连等；向西奔赴武汉、南京、重庆、成都等；向南到海口、三亚、厦门等。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地后，房价往往都出现明显上涨，很多城市的房价甚至超出了当地人的购买力。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上演着相同的版本。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炒作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2010年4月以来，国家频繁出台地产调控措施，并实行金融紧缩，一部分温州人开始持币观望。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十条”，也称之为“史上最严新政”。
就在同一天，温州太太炒房团约50人赶赴安徽徽州区一个大型地产项目，这也是温州太太炒房团最惨淡的一次。50个人的团，只有一个人预订，交付了5000元订金。更具戏剧性的是，即使唯一的预定也在回到温州后退订了，置5000元的订金于不顾。
但同时，在房产新政背景下，也有些更为坚强的温州资本，选择在此时“顶风作案”。
2010年4月18日，就在国家连续出台房产新政后，温州市郊区“铂金府邸”楼盘最后一期开盘，均价为每平方米45000元的近百套房源被认购一空。在当场，很多购房者表示，首付50%和基准利率1.1倍的贷款利率在承受范围内，并表示只要年升值率达到20%，就比将钱放在银行里变死钱，比通货膨胀后钱贬值，强上几倍。
2010年5月13日，温州平阳县21个购房者赶赴新疆伊犁，先由当地经商的老乡考察伊犁及近郊霍城、霍尔果斯等地楼盘，签订55套之后，还谈了一个三星级宾馆的转让意向。目前，伊犁期房均价为3000元，鉴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铁路新近修通，预示着这个口岸城市的房地产将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
兜里揣着鼓鼓的资本，温州人行走在让钱生钱的路上。
一掷千金的山西煤老板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北京某高干子弟和山西煤老板儿子吃饭，高干子弟大声道：“给老子一百万，在北京没有我办不到的事”。煤老板儿子听后小声说：“哥，我给你一个亿，能不能把天安门城楼上那张照片换成我爹的？”。
山西煤老板，确实有钱！
这样一个依托于煤炭的特殊群体，除温州炒房团外，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富人阶层像他们一样，能够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关注。在山西这个经济乏善可陈的省份，大大小小的煤老板成为屈指可数的新闻亮点。
1999年以来，每届北京国际车展中，都有神秘观众买走豪华展车的事情出现，大部分时候，事情的主角是山西煤老板。在山西，煤老板们多乘坐奔驰、宝马以及悍马，通常一人还会拥有多辆豪华车，自己开不完就送人。
在山西，曾经有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山西煤老板们一次性集体买进20辆悍马，其中，15辆被孝义的煤老板买走，剩余5辆被古交的煤老板买走。
悍马，这种价值上百万元的越野车，无疑是财富的标志，通过悍马炫富之后，山西购房团又进入人们视线之中：
2005年9月-2005年11月，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建外SOHO销售额接近10亿元，其中，一半左右是山西人买单，有位山西人甚至一次性买下12套房子，总额为6600万元；
2006年6月，一个由80多名山西人组成的“看房团”前往北京通州新开发的别墅看房，每栋别墅均价在200万元左右，而“看房团”中多是从事煤炭行业，身价都在千万以上；
2006年10月22日，财大气粗的山西煤老板买走上海宝山区一处楼盘约30套房源，大部分选择一次性付清数百万元房款……
在历史上，晋商的位置不可小觑，向来以节俭不露富而闻名，而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更是将山西商人的诚信和忧国忧民的壮志情怀描绘得淋漓尽致。时过境迁，山西商人依旧不改其低调本色，就连胡润也只能在他的“能源富豪榜”中含混提到：在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据了三分之一。但是，依托于资源而使财富飙高的煤老板们，却展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功夫，将隐藏在煤炭中的财富，用一些细节揭露出来，其背后揭示的不仅是惊人且躁动不安的财富，还有一个时代的经济特色。
毫不扩张地说，山西省是一片煤炭的海洋，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3。现在，中国不再是“地大物博”的代名词，能源在全世界范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山西，无疑就是中国煤炭能源的战略基地之一。
据权威统计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之多，占同期全国煤炭总产量的30%；累计调出原煤45亿吨，占全国省际净调出量的80%；出口占全国的70%。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曾表示：“今后20年到30年，中国的煤炭行业离不开山西，中国的能源也离不开山西。”
因此，是煤炭，让阿里巴巴的财富大门向煤老板们打开，让他们在一夜之间爆发，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有钱人”代表。
然而，在上世纪末，煤老板们的境况并非如此。当时，每吨煤炭的价格为40元左右，更低时甚至为20多元，谁家有煤矿就等于倒霉。一个在山西开矿的外地人，每次到快过年的时候，只能选择在晚上，将头用衣服包起来，偷偷从框上溜走，就怕讨债的人拦住。还有一些煤老板们在过年时都有家不能回，正月的寒冷季节里，也只能躲在干枯的河滩里，躲避债主要债。
面对无人理睬的煤炭行业，山西政府陷入财政吃紧焦虑之中，随之出台了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
此后，从2000年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行业也逐渐有了起色，煤炭价格也开始复苏。2002年，煤炭价格开始骤然高涨，最高时期，临汾的焦煤售价为300-400元/吨，而成本只有60元左右。一位煤老板回忆当时的“好日子”：“一天净赚几十万很轻松，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数钱，都是现金。”
当时，数以万计的投资客，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本，都集聚山西，想要搭乘这座“黑色列车”到达财富终点站。其中，温州资本最为令人瞩目。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升温，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伴随而生的是身价过亿的煤老板群体。
然而，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
现在，煤老板，这个几乎在全国最能体现和创造暴富奇迹的符号，正在经历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他们正在宿命般的坠落中坠落，也有人说，他们在该荣光的无奈中坠落。
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炭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重组规划，煤矿数量将从2600个减少至1000个，煤矿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至100个左右，小煤矿将彻底终结。
河东河西，也不过几年。如今的煤老板，再无昔日风光。被“一刀切”的政策逼得毫无退路的他们灰头土脸，此时透过社会舆论再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已不是--一掷千金，品位低下，暴殄天物，而是黯然退场。在这场与资源、政策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博弈中，再强大的民间资本攻势，也成强弩之末。
《北京青年报》曾这样评论煤老板，“在山西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煤老板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他们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煤炭的产量，同时也对当地的行政决策乃至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大量关于煤矿事故和官员腐败的新闻中，人们总能从字里行间窥见煤老板的身影。与此同时，煤老板又是中国最隐秘的一个富有阶层，人们能够目睹他们的阔宅与豪车，能听到他们的种种传奇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无法从正常途径了解他们的详情。在历次整治小煤窑的过程中，查清煤窑的股权结构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事，从比较极端的意义上说，鉴于煤炭行业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经历史悠久，到底谁是煤老板恐怕已经无法深究。煤老板，很可能只是一群隐身人。他们从未亮相过历史舞台，所以也无所谓退出。”
“山西煤老板”，这个寓意复杂的称呼即将在历史中淹没，煤炭的特殊性再也不会催生出璀璨而真实的暴发梦想。
鄂尔多斯：一个资本狂欢的城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鄂尔多斯这个“蜗居”在中国北部的城市，忽然间成名。只是，它的成名与曾经引以为傲的羊毛并没有一丝关系，它的扬眉吐气来自2009年一则“鄂尔多斯GDP超过香港”的新闻。
就GDP而言，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2000年，鄂尔多斯地区GDP仅为150亿元，2009年就超过了2000亿元，仅仅用9年的时间，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增长了10倍以上。
曾经有人问一名鄂尔多斯官员，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他这样回答：“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接着他可能还会反问：“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比鄂尔多斯好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鄂尔多斯？”
但是，无论怎么回答或反问，不可否认的是，鄂尔多斯的公共财政和个人财富，就是凭借煤炭带来的第一桶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鄂尔多斯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富集区的核心地带，东西陕西榆林，然后一路向北，经神木、大柳塔，过陕蒙边界，跨越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折向西纵贯鄂尔多斯全境，直达与阿拉善交界的乌海。在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8%是无人居住的沙漠，但70%的地层下都埋藏着煤矿。
现在，已经探明的储存量有1676亿多吨，预计储量近1万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1/6。这预示着，每天，全国煤炭所需总量的1/8就来自鄂尔多斯。除此之外，鄂尔多斯还有750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全国总探明储量的31.8%左右。
鄂尔多斯，这个曾经以农牧闻名的带有诗情画意之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金之城，每向前走一步，脚下踩的都是财富。
于是，替代原有的农牧业，一场疯狂的“掘金”盛宴开始，人们脑海中对草原脆弱的生态不再关心，只是充斥着对财富的渴望与冲动。
与山西、河南等储煤大省不同，鄂尔多斯的煤炭多为浅层煤，开采方式多为露天开采，用当地人的话讲，即“扒开草皮就是钱”。赫老板是鄂尔多斯数以百计的小矿主之一，他拥有15平方公里的煤矿，当牧民得到补偿搬迁之后，他用推土机只需在土地推出30米左右的深度，就可以看到黑黝黝的煤炭。
这些煤炭给他带来体验财富的机会。当煤矿年产160万吨时，他体会的盛况是“每天进账200万元现金，数钱数到手麻！”现在，这种局面很快可能就要改变，一旦扩产到300万吨的计划报批下来，他的收入至少要翻倍。
储存量大，且具有易开采性，鄂尔多斯也吸引了各路“煤神”纷至沓来。2008年煤炭市场火爆之时，一个原价为1.5亿元的煤矿，在半年之内转手两次，就可以炒到16亿元。在此过程中，一些煤矿贩子利用空手套白狼，轻而易举就能赚几千万元。“那是一个捡钱的疯狂年代，只要和煤炭沾边就能致富。”一位鄂尔多斯人如此感叹。
煤炭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暴富的故事在鄂尔多斯天天传颂，每一个鄂尔多斯本地人，甚至来此工作几个月的外地人，都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几十分钟一夜暴富及一掷千金的故事。据鄂尔多斯市某局长表示，在鄂尔多斯，亿万以上的富翁最少有2000个。
在2009年，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就达到365亿元，每天的财政收入为1亿元。这个数字，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可望而不可及，却在一个加上外来人口共有75万人的小城市实现。然而，曾经的鄂尔多斯却是内蒙古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1978年时，全市区财政收入只有1900万元，人均不足20元。
仅仅30年的时间，让鄂尔多斯人体会到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差距，到处充斥的资本和穷人乍富的机遇，让人们蠢蠢欲动，开始了一场场资本狂欢运动。
在鄂尔多斯，攀比和炫富等非常规心态，已经成为常态。因为都“不差钱”，每个人都卯着劲，暗中进行较量。在一次购房活动中，一大群亲戚朋友结伴而来，有人要150平方米的房子，另外一个人肯定要180平方米；一个人选择6层，另外一个人肯定要选择更高的层；一个人购买一套房，另外一个人肯定至少购买两套。
此外，这种“比着买”的心态，也催生了鄂尔多斯好车遍地的现象。在鄂尔多斯，全市约有5000多辆陆虎，其中，市区有2000多辆，各旗县有3000多辆。而根据2009年一位汽车厂家代表来鄂尔多斯进行市场调研结果显示，2009年英国陆虎在中国销售的90%都在鄂尔多斯。
上百万元的房车，在普通人看来，需要耗费一辈子的积蓄，鄂尔多斯人轻而易举购入，或动辄成套购买，背后支撑的是雄厚的资本，以及一种拥有资本之后的空虚与迷茫。
这种迷茫还表现在，地下钱庄的发展上。在鄂尔多斯，民间盛传着这样一句话：“家家房地产，人人典当行”。在街道上，抬头就可以看到典当行、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的招牌。在鄂尔多斯东胜区黄金地段的中心巷，不足1公里的街道两旁，就有十几家典当行。
名义上办理典当，事实上都在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其中，高利贷是不能回避的项目。“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吃吃喝喝也花不了多少钱。那边签合同的那位大哥，昨天跟我说他请几个朋友在鲍鱼王子吃饭也才花了几万块。”一位熟知内幕人士表示，“他们的钱都放了高利贷，你懂高利贷是吧？在这边不是秘密。”
2009年5月，一位地下钱庄老板拿到了放贷三个月所得--280万元汇款和近30万元利息，之后，他辞退了最后一名员工。尽管在此后，他仍旧接到两个哀求的电话，表示想继续与他“谈生意”，但被他拒绝：“干这个就是刀口上舔血，起码现在我要收手了。”
此前，他进行的业务，就是将熟人手中的钱以每月1%-2%的利息借进来，然后再以3%-5%的利息贷出去。据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参与了放款与借款的资本活动中。
这种运营方式产生的借贷活动，没有正式办理工商注册手续，其数量自然难以统计。但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鄂尔多斯各类投资资金高达5000多亿元，民间资金约占3000多亿元，活跃的资金尚有1000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钱进入楼市。
这种资本流向，直接推动了鄂尔多斯地区房价的飙高。即使在2008年全国楼市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鄂尔多斯的房价仍旧每日见涨，2005年东胜区的商品房价格还仅为1200元/平方米，2009年时就上涨到5500元/平方米，短短4年时间，房价上涨了将近5倍。
不仅在自己的地盘上“炒”，鄂尔多斯人还携巨款四面出击全国房地产市场，“鄂尔多斯炒房团”，名气直追“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炒房团”。他们一个团队十几个人，一掷千金买下整栋楼，北京的数家酒店就是如此被买下改造而成。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鬼城”的文章，将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推到世界关注的前台。“鄂尔多斯是一座现代化的空城，作为100万人新家的康巴什新区鲜有人居住，15分钟内不见一个行人，驶过的汽车不到10辆。正是这样一座‘鬼城’，其新开楼盘的房价已达6000元每平方米。与沿海一线城市一样，这里也同样充斥着炒房团的身影。……”
可见，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发展，不是依托于刚性需求的增长，而是依托于资本的炒作而致。依靠煤炭和房地产，鄂尔多斯实现了资本的狂飙，但是，在这种资本狂欢下，隐藏着多少危机，也是鄂尔多斯人该思考的时候了。
究竟有多少财富藏于民间？
2007年，《纽约时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曾这样表示：“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息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
然后他又问道：“现在中国人的钱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这位记者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已经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年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却一直颇为疑惑。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刮起精打细算之风，但随团全球游的中国人却依旧出手大方。以在日本的消费为例。2008年下半年，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多达94万，他们在日本的主要行程就是购物：买滋补保健品、买日本表、尝北海道海鲜、买笔记本电脑等。人均20多万日元的消费，个人消费最高者达330万日元，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兴奋剂，大大刺激了日本内需。
除日本之外，中国人在其它国家的消费，也是高潮迭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次次令其它国家人民目瞪口呆。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3月，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246920.53元，此外，企业存款为181713.04亿元。这个数字表明，中国民间资本的确客观。
而之所以如此“有钱”，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无关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由此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此也开启了中国人有“钱”的闸门。在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当作商品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劳动力、制造品等，市场的交易自由度逐年上升。
此外，资本化也是中国越来越有钱的原因之一。资本化的发展，使得中国金融资本大增，其直接效果是将四大类财富转换为钱：土地和自然资源、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收入、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但不一定有钱，只有在市场化、交易自由的规则下，才能将东西转化为钱。而将东西转化为钱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改革开放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还是小平南巡以后产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或者“十五”大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抑或此后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一批批个体和民营企业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位英国青年胡润到上海后一年，就再也不想回自己的国家，他在给父亲的心中写道：“只有在这里，随便朝哪个地方打一枪，都能收获一排鹿。也就是说，如果近30年来你只需抓住个体户热、倒卖批文热、下海热、房地产热、互联网热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会成为时代弄潮儿。或者，你只需在新股上市之时买1000块钱的万科，或者在一线大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房子，捂住并等待就好了。”
他这样表示虽然有些偏颇，却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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