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的面前，资本总是呈现出一种热情和急迫的态度，始终追随着利润的脚步，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身影。

    当利润丰厚的膏腴之地，几乎全部被垄断国企占领；当负利率时代，存款实际收益在缩水；当民间资本屡屡折戟海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当制造业的低利润，难以勾起民间资本的兴趣……民间资本只能“富贵险中求”，进入一个个炒作领域，化身为凶猛的热钱。

    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真正的危机根本不是金融海啸，而是制造业危机，“中国经济生病了，第一个病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二个病是产能过剩，而生病的必然结果就是发烧。……因为制造业萧条，老板们不干了，拿出手里的钱，买鞋子皮包，于是，在世界奢侈品消费大萧条时，中国奢侈品消费上涨40%；剩下的闲钱就拿来炒股、炒楼，于是，中国的股市领先世界4个月回暖，中国的楼市也一路狂飙。”

    热钱凶猛，只不过，其凶猛不是天生的标志，而是被逼出来的铤而走险。

    逐利：资本的天性使然

    对于资本趋利的本性，马克思有言在先：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能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它就敢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

    所以，在利益的面前，资本总是呈现出一种热情和急迫的态度，始终追随着利润的脚步，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的身影。我们以温州民间资本为例。

    追逐更高的利润，一直都是温州资本的演变线索，也是温州资本真正的操盘手。上世纪80年代，温州几乎家庭都以个体经营形式，从事加工制造业；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个体加工的基础上，温州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群，生产的打火机、眼镜、小五金、阀门和皮鞋等产品，占据了全国甚至世界市场的重要份额，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利润逐步降低到现在的5%左右，温州的资金开始向房地产等利润超过25%的增长行业。

    在全国可以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占据着霸主地位。因而，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投资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温州资本的身影；而温州资本总是具备一种气场，能够将所到之处、所投入的领域，搅动得风生水起，令人侧目。这种威力，最初是从“家门口”开始的：1998年到2001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当地房地产，促使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温州市区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快速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1999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进驻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而“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至此，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飙升。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更是飞涨。面对煤炭这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第二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于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将炒房炒到了迪拜。位于巴黎市3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

    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炒作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充满高额利润的诱惑

    2009年，网络上一则“北京房价成本为4700元”的帖子瞬间走红。同时，根据北京易居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6月份，北京房产销售均价为12677元/平方米。

    同年年底，国内知名论坛天涯网上，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帖子。一个自称从事房地产行业15年的网友，列出了一份房地产成本和利润详单：

    以广州某地块为例，2006年拍卖楼面地价为3500元/平方米，2008年拆迁完成，2008年底开挖基础，2009年12月开始销售，均价为15000元/平方米。以下是这处房产的成本：

    地价：3500元/平方米；

    结构造价：1000元/平方米（这个股价已经有所偏高，一些私人地产公司更低）；

    监理费1%+设计费2%+管理费2%=1000*5%=50元/平方米；

    装饰费用：1500元/平方米；

    单位总成本=3500+1000+50+1500=6050元/平方米；

    单位利润：150000-6050=8950元/平方米。

    短短3年时间，地产商可赚取的利润就高达约30万平方米*8950元/平方米=27亿元。

    当然，这位网友所做的成本详单并不全面，至少漏掉了资金成本、销售成本等方面，但就算全部的成本都计算在一起，相信也不会对最后的结果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一个看得见的事实是：房地产确实是一个暴利行业。

    2008年，东方早报开展了一项“3o15暴利行业揭秘大调查”，候选行业有26个，近4000位网友参与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选出的2008年十大暴利行业中，房地产位居首位，其次是眼镜、通讯、药品等行业。在此之前，2002年-2004年连续三年，房地产业都蝉联我国10大暴利行业之首。

    而在2010年，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也纷纷对房地产行业的暴利进行质疑，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更是直言：“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商赚取的利润高达1万多亿元。”

    高利润，加上节节高升的房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热钱，而房地产自然地就成为被炒作的对象。

    2007年8月，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6月底，深圳楼市均价达到15487元/平方米，比5月份上涨14.6%。2007年上半年，深圳全市商品房均价上涨了42%。至此，深圳特区关内新楼盘均价已突破2万元/平方米，高档楼盘接近4万元/平方米，价格直追香港。

    伴随着房价的暴涨，深圳炒房人也因此谋取了暴利。一位炒房者2007年初投资的房产，8个月之后，转手出售就赚取高达200万元的利润。“一月份签的合同到现在刚刚过户，房价涨100%，两百多万买的，现在四百万，这套房子四百多万了。”

    深圳这位炒房者获取暴利，是建立在深圳房价暴涨的基础上。但是，即使房价不暴涨，炒房者依旧可以凭借某些手段，获取高利润。

    2008年，一位炒房者购买到一处100平方米的商品房，开盘价为5000元/平方米，房产总价为50万元，首付10万元，其余80%来自银行贷款。几个月之后，他将房价炒到8000元/平方米。

    短期内，人为将房价炒作上涨60%，他并不担心没有人接受，相反，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转手卖给他人。他把这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当然，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此时，房子总价为80万元，首付16万元，贷款60万元。

    最后，这位炒房者获得了房子差价30万元。如果减去第二次首付的16万元，他净赚14万元，而且房产仍在自己名下。此时，炒房者唯一的负担，是要还银行64万元的贷款和一部分的利息。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但炒房者丝毫不担心，即使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将房产收回，他仍旧净赚14万元。

    如果炒房者可以找到下一位接手者，即使按照第二次的成交价卖出，他至少还可以拿回第二次首付的16万元，如此一来，他可以净赚30万元。更何况，第三次的成交价极有可能高过第二次的80万元，毕竟购房合同上的买入价是80万元，如此他获取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30万元。

    高利润吸引资本前来炒作，而资本的炒作又使得被炒作商品价格更高，如此循环往复，资本越来越爱炒作，炒作者越来越富有，极容易导致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的“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更加的贫穷”。

    “钱太多”：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现在，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共识：全球经济泡沫很大，罪魁祸首就是资本的流动性过剩，即钱太多了。

    表面来看，资本的流动性过剩，指的是全球的钱太多。到处都是钱：中东石油的“钱”很多，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的“钱”很多，美国高科技的“钱”很多……在华尔街，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随便便就有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管理规模。

    现在，曾经金融市场不发达的中国，也感染上这种“富贵病”，资本的流动性也开始过剩。

    “流动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宏观经济学奠基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o凯恩斯经典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之中。此后，这一携带浓重学术味道的名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发行与黄金储蓄挂钩，美元完全虚拟化，流动性过剩就成为全球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比较经典的流动性过剩案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货币升值带来的货币供应过分扩大。而全球新一轮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则来自于美国，200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其GDP的4.2%，创历史新高，而为应对“9o11事件”，美联储连续减息，在2003年6月将基准利率降至1%，受此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一度普遍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各主要货币的流动性空前增长，出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

    而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诱导下，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从而导致这些国家也引发流动性过剩。

    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如火箭般蹿升。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6月就上涨到1.3万亿美元。

    按照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外汇收入必须结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央行为收购外汇，必须增加货币发行。巨大的贸易顺差数字，带来的是巨大的外汇占款，在此状况下，央行不得不发放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货币，至此，巨大的流动性开始“起航”。

    2000年-2006年，央行外汇占款由14814.52亿元增加到84360.81亿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措施对冲3.9万亿元，基础货币增加4.6万亿元。

    受此影响，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升值。2005年6月1日，1美元可以兑换8.2765元，但2年后的2007年6月1日，1美元只能兑换7.633元。

    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也逐渐提高。2004年时，狭义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为106.09万亿元，2005年上涨到118.48万亿元，2006年为135.66万亿元，2004年-2005年增长率为11.68%，2005年-2006年增长率为14.5%。而广义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在2004年时为283.18万亿元，2005年上涨为328.73万亿元，2006年为387.13万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2004年-2005年的16.9%，和2005年-2006年的17.77%。

    加之国内实际存款利率过低，信贷加速扩张因素，内因外因相结合，共同导致我国资本流动性过剩的现状。由此，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炒作热潮，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表示：“最近这几年外汇储备比较多，中央银行金融货币投放比较多，再加上国外资金的流入，所以，我们整个资金流动性过剩。这些资金现在一是冲向房地产，一个流向股票市场。”

    2007年，中国股市泡沫膨胀时，投资收益约占中国企业利润的1/4，其中，包括一些表面上没什么投资理由的公司在内。事实证明，投放的资金并未被用于有助推动经济的投资，而是被拿去投资或炒作取赚快钱。

    资本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炒作，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严重高估，最可能引发的状况是，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导致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存银行：一个不划算的选择

    2010年6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1%，跨入国际通行的通胀区间。对此，《华尔街日报》为中国百姓算了这样一笔账：中国5月份CPI比前一年上涨了3.1%，这意味着，一年前2.25%年息储蓄的人们，实际上手里的资本已经缩水了一大块儿。

    2010年10月21日上午，公布第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2010年9月，CPI同比上涨3.6%，创23个月新高。

    其实，早在2010年2月份CPI同比增长2.7%，CPI首次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时，就有人算了一笔账：以现行利率计算，如果在2009年2月存入一笔1万元一年定存，2010年2月到期后，连本带息可取出10225元。但由于今年2月CPI同比上涨2.7%，这10225元如果用于日常消费，仅相当于一年前的9955元，比当初存入的1万元贬值45元。

    如果银行利率不能高过通货膨胀率，那么，就意味着，存款者财富缩水，中国进入“负利率时代”。

    一直以来，银行的存款利率低，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否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官方并没有连续的数字证明。但是，我们亲身可以感受的是，10年前，1000元可以解决的日常生活开支，现在差不多需要5000元。

    另外，即使按照官方CPI数据与存款利率相比，1978年以来，1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只能勉强与CPI持平，即表示，真实利率平均为0。如果再扣除利息所得税，税后利率平均更是低于通胀率，即税后真实利率为负。

    因此，尽管30多年来人们收入增长够快，但以生活成本计算，绝大部分时间我们生活在负利率环境中，手中有钱的人们才更惧怕将钱存入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5月，银行存款岁增加1.08万亿，但同比少增2528亿元，增速正在趋缓，显然，受负利率影响，人们的储蓄热情走在下坡路上。

    在负利率时代，存款实际收益在缩水，少握现金，多参与投资活动，让增加的投资收益来抵御存款利率收益损失，是明智的选择。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所说，尽管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将钱花在投资上才是真正的用处，但是中国投资者的选择却非常的狭窄。

    囿于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局限，人们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房地产、股票等较为熟悉的领域，由此，大批原本该进入银行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入房地产与股市，演绎了一场场带有投资和炒作双重特点的资本活动。

    1999年-2000年间，发生了国内第一次资本大规模从银行到投资市场的“搬家”。根据央行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7月、10月与11月均出现居民储蓄负增长，全年居民储蓄增加额比1998年减少近900亿元。此后，在2000年居民新增储蓄在5月、7月与10月也为负，全年减少高达1500亿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A股市场涨跌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上证综合指数在1999年、2000年分别上涨了19.18%、51.73%。

    2006年-2007年，相似情况又再次发生。2006年，居民储蓄负增长959亿元，2007年更是高达9589亿元。其中，2007年的4月、5月、7月至10月的6个月中，居民存款相继出现负增长，2007年10月变化更为剧烈，居民存款减少超过5000亿元。

    此时，上证综合指数涨幅更是惊人，2006年上涨幅度高达130.43%，2007年股市更是创出历史最高点6124点。

    历史不是由巧合构成，但是有规律可循，银行利率低致使居民资本从银行“外逃”，被投向资本市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运行，这就是总结两次事件之后得出的规律。而且，在两次“搬家”事件之间，2001年-2005年的上证综合指数表现确实较为糟糕。

    因此，现在社会上频发的炒作潮，与“负利率”之间有割不断的联系。对此，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也可以当做一份证据。根据统计局报告分析，少增加的居民储蓄存款主要被分流到四个方面：一是股票、基金、国债、企业债和保险等其它金融资产投资，二是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三是房地产投资增加，四是企业集资和民间借贷活跃加剧。

    正如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写道：“英国佬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承受不住2%的利率”，“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勘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越来越多的资金离开银行，越来越多的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越来越多的资金演变成热钱，因而也就造成现在越来越多的炒作行为。

    钱多与项目少的悖论

    在存款负利率时代，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出逃”银行，来到投资领域，准备大展拳脚。但是，到达之后，它们就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一条宽敞平坦的大路，而是一条狭窄且布满凶险的小道。

    这是所有民间资本所面临的尴尬：尽管自己身强力壮，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难以找到用武之地。

    即使在“非公经济36条”（简称“老36条”）发布之后，民营资本的状况并未出现明显改善。

    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它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

    5年之后，2010年初，在浙江省工商联对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中，有涉及到对“老36条”及相关主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1.4%的企业对“老36条”执行情况不满意，满意者只有3.3%。而在对影响“老36条”落实的最重要因素中，64.3%的企业认为是配套政策不完善，53.9%的企业认为是政府部门旧观念未根本扭转，执行力度不够。

    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对“老36条”的执行情况并不满意，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税费负担等因素，依然是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而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员表示，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重非常低。据统计，在教育中占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占11.8%，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金融业中占9.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7.8%。

    利润丰厚的膏腴之地，几乎全部被垄断国企占领。这些国企犹如一颗颗参天大树，美丽而壮观，却霸占着阳光雨露，遮挡了其它“植物”的生存机会。

    虽然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没有改变，民间资本规模却在被压抑中，逐渐壮大。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队伍不断壮大，其中，温州是最庞大的一支。2010年，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7500-8000亿元，并且以每年14%的速度快速增长。

    2010年5月14日，媒体发布“新财富500富人榜”，其中，13位温州商人上榜，个人总财富高达856.6亿元，占500富人财富总额的2.98%。

    河道狭窄以及水量过大，必然会导致水溢河堤的情况出现。处于受挤压的地位，民间资本蜂拥进入房地产、股市等领域，成为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它们并非不知道炒作所携带的风险，但是，面对这样不安全的“华山一条路”，如果不选择“迎难而上”，就只能趴在银行里，看着自己一天天贬值。

    对此，加固堤坝，即严禁热钱进行炒作，不是治本之策。短线炒作获利丰厚的诱惑依然存在，其它投资门道的障碍依然存在。解铃还须系铃人，理顺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发挥效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公益性事业等领域，市场上炒房、炒大蒜、炒黄金的热钱自然就会减少。

    当经济生活贴近个人资本这一最丰富的动力源泉时，困扰当前中国投资和消费的一些症结也就迎刃而解了。

    实体经济是块投资鸡肋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是中国启动的增长引擎，甚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左右都是由中国制造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以势不可挡的草根韧性打破计划经济的堡垒，盘活了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就业机会，也早就了一大批有实力的本土制造企业。

    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的中国制造业已经渐渐失去往日的神采：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倒闭，深圳华强由彩电制造业转投房地产，民营资本退出制造业进军资本市场，温州再现炒房团……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上指点江山，甚至在世界市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低成本的优势。

    在中国这块“地大物博”的国度里，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及人民币等价值都被明显低估，低成本的资源禀赋曾一度成为中国制造的乐园，并帮助中国在经济汪洋中分取了属于自己的那杯羹。

    广东东莞工厂林立，一派世界工厂的景象。每天，无数的打工者来到这里找工作，无数的老板在打价格战。生产是否需要创意和管理不在他们关注范畴之内，同类工厂的价格是否降低，才最能牵动他们的心思。

    在这里，创业变得异常简单，多去几家工厂取经，再招聘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挑选合适的零配件，就可以在租赁的厂房，甚至自己家里组装产品。

    披着“低成本优势”这张虎皮，中国制造抢占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美国测算，廉价的中国制造几年内为美国消费者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

    然而，好日子终究要过去，低成本不再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开始背负上成本上涨的压力。

    2004年，中国制造业开始遭遇成本上升的压力，石油、煤炭、钢铁等原材料大幅涨价，到2008年7月，石油价格已经飙升到140美元/桶。至此，原材料价格的节节高攀，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2010年5月，根据工信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2%。

    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勒住中国制造业的脖子。无论是“用工荒”，还是《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都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勤劳却不再廉价。

    2010年富士康为应对“跳楼”危机采取加薪行动，基层员工加薪20%，原来每月900元的底薪增加到1100元。以此为源头，也引发了华南地区劳资纠纷，各个企业员工纷纷要求加薪。2010年6月8日，深圳市政府宣布，自7月起，该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前的900元/月调高至1100元/月。

    连锁反应很快产生，全国多省市也宣布自7月1日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约20%，无疑，首当其冲的就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行业。

    加薪20%，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难再，创维集团就表示：“这给我们带来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产品销售价格却在下降，使得我们在盈利和效益方面面临很大压力。”同在广东的另一家家电企业TCL也感同身受：“整个社会的用工成本都在增加，压力对每个企业都存在。”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每一个制造企业来讲，都是压在身上的一块重石，不仅削弱了其原本微薄的利润，还让自己处于“不被看好”的境况。但是，这又是一种无奈，是中国制造业不可回避的事实。

    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让中国制造业呼吸困难，人民币升值、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方面的成本压力也如影随形。在各种成本上升的合力下，中国制造本身的优势变得黯淡，能够再走多远，他们自己也没有答案。

    中国鞋都温州，鼎盛时期曾生产了世界40%的鞋，现在也开始“凋零”。尽管“中国鞋都”的招牌仍然赫然在目，一家接着一家制鞋厂要破产的消息却不断传出。成本提高，将这些企业的利润逼到死角。一位温州出租车司机就表示：“我以前就是一个鞋厂老板，赚不到钱，不如来开出租车”。

    低成本优势渐行渐远，中国制造的其他软肋也一览无余，这不断逼迫着一家家企业倒闭，也逼迫着更多民营资本离开，去寻觅利润相对丰厚的“土壤”。

    贸易出口的日渐狭窄

    2008年3月，曾经有“沃尔玛烧烤炉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东莞市民营企业50强”、“东莞市清溪镇最大纳税户”等诸多光环的金卧牛实业有限公司宣布破产。

    金卧牛公司创建于1992年，依靠出口订单做大做强，2008年，已经拥有7个工厂、2个贸易公司。它生产的烧烤炉全部外销，每年向沃尔玛、百安居等世界零售巨头出口200万台烧烤炉，鼎盛时期，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2007年6月，金卧牛公司更是成为大陆烧烤炉行业唯一一家直接向沃尔玛出口产品的企业。背靠沃尔玛这颗大树，金卧牛公司却没有在树荫下乘凉多久，仅8个月后，它主动向沃尔玛提出停止供货。

    众所周知，沃尔玛是著名的“吸血鬼”，为保证自己的低价优势，在与供应商谈判时，常常将价格压到最低，导致供应商只能依靠微利支撑。作为完全依靠出口的企业，金卧牛公司为签下订单，只能按照微薄利润制定价格。但是，接踵而至成本上涨将金卧牛公司打了个措手不及：金卧牛生产烧烤炉所需的钢材大幅涨价，冷轧板从4300元/吨涨到7800元/吨，部分核心钢材涨到9000多元/吨，同时，美元开始贬值，人民币遭遇升值，加上国家降低出口退税。“三拳”打下来，直接将金卧牛打到，为避免亏损，只有选择停产。

    这是一家制造企业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大部分制造企业的走向。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2006年，中国出口额开始大于进口额，制造业的出口已经占到全国贸易总额的近42%，呈现一种“井喷式状态”。

    美国记者萨拉就曾这样描述：“我发现了大量叫人惊慌的事实。我翻检的前5件衣服，4件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还包括两件售价250美元的香奈尔女装外套。”同时，她还有一个更震惊的发现，在她家的39件圣诞礼物中，有25件是中国制造。

    但是，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我国出口遭遇重创。2008年12月，中国出口额出现负增长，出口总额为1111.6亿美元，下降2.8%，此后，中国制造出口情况有所缓解，但并未恢复此前的“盛况”。

    金融危机造成的国外需求减少，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同时，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带来的成本上升，造成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削弱，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因素。

    2009年12月，中国服装出口仍未脱“负”，同比下降4.8%。2009年下半年起，棉花、化纤等原材料几个一路攀升，在此状况下，一些服装企业却不敢随意涨价，恐客户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一位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因原材料价格上涨，一谈到提价，不少客户就表示要将订单下给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地区的工厂。今年春季的订单，按往年的情况，基本在这个时候已订好，等3、4月进入出货的高峰期，但现在部分客户还在观望，使得我们不敢轻易上调价格。”

    在全球经济大比拼的时代，永远追兵四起。现在，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保持在相当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上涨的压力下，竞争优势可能会被其它“新秀”比下去，到时，更多的出口订单可能被转移。

    近年来，在中国的周围，一批“追兵”确实成长起来。印度开始直追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且专业人才质量不在中国之下；作为东南亚发展程度最高的中心，新加坡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尼的廉价劳动力，或许，在中国制造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一些公司可能将部分投资机会分散给印尼；孟加拉国和越南成本优势更为突出，服装厂工人最低工资仅为45美元/月，土地、水、电灯能源价格也非常优惠。

    据一位香港出口商表示，在越南等国开设一家1000人左右的服装厂，投资仅需要600-700万港元，同样规模的工厂设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则要几倍。

    毫无疑问，东南亚国家正以低成本优势威胁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订单转移也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困扰中国制造企业的另一个危机。

    2008年，国际市场大批成衣订单转向孟加拉国，将其出口订单提升30%，价格低廉是其一大优势；

    2009年初，耐克在中国的订单越来越少，大部分转移到越南和马来西亚；

    2010年1月1日起，美国会员制仓储巨擘好事多的英国分公司取消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订单可能转向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

    面对海外市场的“节节败退”，更多的中国企业应该将目光转移到本土市场上。毕竟中国市场的水，深不见底。对于某件商品而言，在13亿的人口基数上，即使每人只买一件，乘以13亿，就是个令人乍舌的天文数字，足够支撑起一批相关企业。

    对于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在于身处中国市场腹地，不但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还避免了本土化的麻烦，更能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把脉，生产出迎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产品，在第一时间内占领市场高地。

    当然，对于海外市场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海外市场为企业的前期积累立下汗马功劳，如果把所有的海外市场一股脑都转到国内，这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多年的辛苦积累化为乌有。同时，对于没有“内战经验”的企业意味着彻底断奶，也有可能“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在出口通道日益狭窄的今天，中国制造企业最明智的做法是海外市场、国内市场都要抓，毕竟，把鸡蛋放在两个或多个篮子里比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安全得多。

    制造业利润的日薄西山

    现在，经常可以听到来自制造业企业家的抱怨：“累死累活不如炒几套房子！做工厂非常累，工人要求越来越高，国内外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空间在日趋缩减，企业的转型却非说转就能转。现在真正的老板，好像是工人而不是我们这些企业主。”

    中国制造虽然已经强大到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有近200个产品产量独占世界鳌头，但背负着成本上升的压力，面对着日益狭窄的出口通道，却扮演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而且，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o诺兰教授的感慨至今让我们尴尬，“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

    尽管中国制造覆盖面很广，但就是这种“尴尬”，也造成了中国制造业的隐痛与痉挛--产品低端、利润微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

    当今国际竞争，已经不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全新的产业链的竞争市场。在整条产业链“6+1”的环节里，“1”是纯粹的制造业，“6”是从产品设计到零售六大“软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销售。“1”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是没有定价权的一端，也是备受压榨而缺少“油水”的一端。

    让我们通过“微笑曲线”来观看一下中国制造的生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商场零售标价为120美元，由美国公司设计和经销，由中国企业生产。玩具设计完成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交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60美元。这家香港贸易公司再将订单交给中国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6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江苏、广东两家工厂下订单，每件价格为16美元，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工厂的生产成本为14美元。最终，美国公司拿到玩具，以每件100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

    大概计算之后，生产玩具的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为每件2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利润为每件1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利润为每件34美元，美国公司的利润为每件40美元，商场的利润为每件20美元。在这个链条中，中国生产厂商和外贸公司共获取12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其余的90%都“流失”他人。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不是不勤劳，不是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定位在产业链条中最没有价值的一端，如果说此前还有低成本优势作为弥补，现在当这一优势不再，制造企业的利润之低可想而知。对于整个中国的传统制造业，郎咸平曾经有这样的表述：“2006年我国制造业的净利润率是5%左右，2007年2%，2008年是负的，是亏钱的。”

    由此，我们听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声音：温州民营企业一年倒闭了40%！

    一直以来，温州经济都是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支撑，依靠量的扩张来发展，“薄利”可以依靠多销来获取规模效益，但“零利”还有药可医吗？

    进而，我们做下一步推算，既然没有钱赚，企业家还会投资吗？答案谁都知道。

    于是，民间资本开始考虑新的出路。2007年8月，温州八大民营企业民扬集团、佑利控股、方大工具等合伙出资，成立了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进军资本市场。同时，还有一些企业直接退出制造业，转而炒房、炒股。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实体经济利润开始式微并出现亏损，更迫使一部分生产性投资转向楼市。而在诸多因素都不明确的情况下，投资房产可能还会成为企业资金最安全的“避风港”。温州包女士的丈夫经营一家印刷厂，她本人平时则将时间用于投资房产。在2008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还未完全恶化时，包女士丈夫的印刷厂就已经明显感到订单的锐减。

    “那时候情况还不至于糟糕，我赶紧出手了松江大学城附近的两套房子，把钱套回来先支撑工厂，但是在10月份我们明智地决定把工厂关了。”包女士语气中充满着庆幸。

    中国制造业走到十字路口，是保持中国制造的现状，靠越来越少的成本优势存活，还是蓄势待发，在阵痛中实现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毋庸置疑，中国创造才是中国制造唯一的出路。

    否则，当越来越多资本离开，中国制造业想要转型、升级，都会因为资本匮乏，而陷入两难的境地。

    海外触礁后的回流

    中国“不差钱”，这早已不是秘密。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腰上系着的是沉甸甸的钱袋子。此外，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也积累起数量可观的民间资本，截止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11万亿元。

    随着“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传统的产品外贸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资本“走出去”，成为自然而然的趋势。而金融风暴的到来，使得华尔街大佬们纷纷落马，风云变幻之际，也给了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的机会，“海外抄底论”喧嚣一时。

    由此，一笔笔跨境并购案件，犹如一块块石头，在萎缩而沉闷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咚”得投出响亮的声音。在2009年夏季，这种“响声”达到了顶峰，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身影：

    2009年6月3日，四川民营企业腾中重工宣布收购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悍马”品牌；2009年6月，苏宁电器投资8亿日元（约5730万元）收购日本家电连锁企业LAOX 27.36%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同样在6月，四个来自温州的商人洽购皮尔卡丹中国代理权，涉及2亿欧元，事情正在进展中；2009年7月，温州商人叶茂西旗下的西京集团，全资收购英国本土的PROPELLER电视台；2009年7月，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斥资近2亿元，收购了俄罗斯别列佐夫铁矿矿权……

    本土经济增长，是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原动力。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进军国际市场是一个恢弘而雄壮的目标，只是，对经验老道且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来说，中国企业尚显稚嫩，中国资本尚欠“火候”。由此，碰壁也就不可避免。

    据麦肯锡研究，在过去20年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具体到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投资各类金融市场同样存在风险。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2008年2月13日，中国投资公司向黑石集团的投资已报亏12.18亿美元，中国资本第一次大规模“出海”，就被迎头泼上了一盆“凉水”；

    2008年3月20日，富通股价收于15.16欧元/股，相比平安19.05欧元/股的均价，平安投资富通一役，账面负亏高达4.06亿欧元；

    ……

    2009年末，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全世界热钱折戟迪拜，其中，仅温州人资产蒸发就在20亿左右。惨痛的教训，让一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游刃有余的温州“炒房团”第一次真正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也让温州资本直接感受到国际炒作市场的残酷。

    被称为奢华之都的迪拜，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允许外国人购置房产的地方。向世界解禁的当天，迪拜房地产就开始起步，短短十年间，当地房价飙升3-4倍。约占迪拜华商十分之一的温州商人，都不同程度地在当地投资房产，结果，随着迪拜政府控股宣称“迪拜世界”债务偿还暂停6个月，将100%暴利的惊人泡沫直接引爆。

    其中，上海中洲集团董事长胡宾，是被套得较惨的温州商人之一。2007年1月，迪拜平均房价增长了一倍，2008年10月，当地房价已经超过4300美元/平方米，在这波房价狂飙下，胡宾来到迪拜。

    2007年10月，胡宾斥资2800万美元买下迪拜世界岛中的“上海岛”，计划投资12亿元开发58栋别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从2008年9月开始，迪拜楼价狂泻，下跌幅度高达25%，结果，在“上海岛”，胡宾只做了一个“壳”，就被套了。

    身处在国内的经营环境中，中国资本原本就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深度认识，加上金融风暴像自然灾害一样不可避免，它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很明显，也加剧了中国资本投资海外的风险。因此，中国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在走出去之前，要做好风险控制的准备功课，否则，“有勇无谋”的中国资本可能会一再重蹈被套的覆辙。

    被套迪拜地产投资，让不少温州资本折戟，也促使大量在外资本的回流。根据温州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从2009年末到2010年初，温州大量在外资本开始回流到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每月增加均达到100亿元以上。

    但是，资本逐利的天性无法改变，这笔钱的能量，早晚还会发挥出来。正如一位在迪拜经营电器生意8年的温州商人刘女士表示，一些通向在海外的投资项目搁浅，就转而投向国内。

    走出去的资本回流，与国内的资本“会师”，两者共同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炒作大戏。

    在贸易壁垒前连连碰壁

    2009年，被称为规模最大的中国资本海外收购计划半途而废，中铝对澳洲力拓195亿美元的收购计划，最后以力拓支付中铝1%的违约金而宣告结束。

    宁肯毁约支付1.95亿美元给中铝，澳洲力拓也不接受中国人195亿美元的“大礼包”，其背后是，超越于“生意”甚至“经济”之上的国家利益使然。澳大利亚害怕的是，手里握有的“全球最大的铁矿”落入中国人之手，而失去在世界铁矿市场的话语权。

    因此，网上一篇文章将持币海外收购的中国资本称为“国际雷锋”：

    力拓拒绝中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说，都无可厚非。澳洲政客要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力拓要使公司利益最大化，都是正常之举。世界上但凡涉及到上百亿美元的重大购并，都离不开政治考虑，何况中国素来被西方妖魔化。

    中国需要反思的是，为何自己购买别人的国债，别人热烈欢迎，而购买别人的资源，却受到百般阻拦？为甚么别人都在积极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而自己却国门洞开，任由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斩首式的购并？中国为何老是做以德报怨的蠢事？

    ……

    今次力拓拒绝中铝，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起码让中国人明白，外国人对中国并不全是笑脸，他们伸出来的手其实也藏着刀。实际上，这些年中国频频与世界接轨，却接歪了，向西方学习，学的却是糟粕，西方国家维护本国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坚定性却一点也没学到。中国就像国际雷锋，既蠢又笨。

    这篇文章用此辛辣，虽然有过于刻薄之嫌，却正中“红心”，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遭遇的最大壁垒，不是来自“生意”层面的利益分歧，而是事关所谓所谓对方“国家利益”层面的经济利益都无法逾越的坚硬壁垒。

    纵观中国资本、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很少有一路坦途者，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海尔竞购美泰、南汽上汽竞购罗孚等，都是困难重重。

    近年来，中国电信制造巨头华为集团的海外拓展也屡屡受挫。1999年，华为正式进入印度市场，在印度有1000多名员工，其中95%以上是印度员工。从2001年开始，华为正式在印度设立软件开发中心，2005年初，华为计划对印度软件中心增资4000万美元，并提出投资6000万美元在印度建立新生产基地的方案。

    因为看好印度电信市场，华为做出增资的计划，同时，也可将印度的雇员人数提高至2000人。很明显，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但方案却迟迟得不到印度政府的批准。任何国家都有对外国投资的审批流程，更何况是已经习惯接受外来投资的印度，其审批流程应该更快速，而对于华为的投资，印度却明显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忱。

    2005年8月16日，《印度时报》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出于对中国企业在通信硬件方面的安全顾虑，印度政府暂缓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在印度设立工厂的提议。”此外，印度相关部门竟然还提出诸如“华为某高层曾经在中国部队任职”等荒唐理由。很明显，印度相关部门走入了贸易保护泛化的误区，而宏观的国家利益和微观的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成为印度阻止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最好借口，并借此处处设置“非经济性”的壁垒。

    除印度之外，规定对中国企业进行安全审批的国家还有5个，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

    据《环球时报》，跟踪中国海外投资活动的美国专家、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部主任卡林纳表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往往比西方同行更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走强，与此不相称的是，国家保护主义却在抬头，一把撕下自由经济的面纱，设置了重重壁垒。而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下，贸易壁垒越来越坚硬：根据渣打银行估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但实际投出去的不到600亿美元。

    由于投资壁垒的设置，大量资本被圈在国内，失去了“喝洋水”的机会。

    不想为“有毒资产”买单

    国外有一则经典笑话：

    一个富裕的地主赶路回家，在路上，他遇到了在他外出期间帮他料理财产的管家。“啊，管家，”地主高兴地打招呼，“老伙计，你好吗？家里情况怎么样？”

    管家却说：“不妙呀，先生，喜鹊死了。”

    “哎呀，可怜的喜鹊，”地主惋惜地表示，“他终于去了吗，嗯？他是怎么死的呀？”

    “它吃的过饱死的，先生。”

    “它是撑死的吗？贪吃的鸟！那么它喜欢吃什么？”

    “马肉，它吃的过多了，先生，是马肉。”

    这个答案让地主很诧异，“不会吧，哪来的马肉让他撑死呀？”

    “你父亲所有的马，先生。”管家说道。

    “什么？马都死了？”

    “是的，先生，它们工作过度劳累死了。”

    “为什么让他们过度劳累？管家？”地主问道。

    “驮水，先生。”

    “为什么驮水？”

    “用来救火呀，先生。”

    “火，什么火？”

    “啊，先生，是把您父亲的房子烧了的火呀。”

    “啊，天哪，房子失火了吗？究竟怎么发生的？”

    “我想是火把引起的火吧，先生。”

    “什么火把？”

    “您母亲葬礼上的火把呀，先生。”

    “什么？我母亲死了？”

    “是的，在那以后她就死了，真可怜！”

    “在什么以后？”

    “你父亲去世以后，先生。”

    “父亲？……也死了吗？”

    “是的，他听到那件事之后就不行了。”

    “什么事呀？上帝……”

    “您的银行破产了，您一分钱也没有了，先生，我也要离开你了，再见了，先生。”

    “……”

    发生在美国市场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多米诺骨牌自从被推倒后，愈演愈烈，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美国金融市场，并且已经延伸到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不仅美国人会亦步亦趋地跟着华尔街大亨们设下的全套奋不顾身，还有更多的外国资本的介入，其中，来自中国的资本也不在少数。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就是中国资本的代表。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摩根大通及高盛等国外投行就指出中国银行约20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市场。此后，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公开承认确有此事，但都表示不会影响公司利润。

    无论是否影响公司利益，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中行与工行的投资出现了差错，沾染了有毒资产。

    所谓有毒资产，指的是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时候，面临多方面的不良影响被暂时掩盖起来，而当危机降临时，其所有潜在因素就会积聚在一起爆发的资产。次贷危机引爆后，美国住房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的不良影响大白于天下，从而变为不折不扣的有毒资产，进而引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银行系统约有近2万亿元有毒资产。

    然而，时间的脚步走到现在，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散，有毒资产仍然存在，且呈现扩大之势。2010年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全球有毒资产达到4万亿美元。

    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3月，美国引爆了一颗令全世界震惊的“金融炸弹”--宣布设立一个“公共--私人投资项目”，政府出资750亿美元-1000亿美元，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

    由国家出手救市，利好消息一出，华尔街股市立即暴涨。但面对大规模的有毒资产，政府投入的1000亿美元“消毒”资金，显得非常微不足道，既不能使有毒资产起死回生成为健康资产，又不能解决美欧发达国家金融业在过去的泡沫膨胀中所形成的普遍的行业过剩问题。

    尽管微不足道，但美国政府仍然孤注一掷，奋力“扑救”，其背后隐藏的用心，可能是减弱高企的贷款利率和不断上升的企业债风险溢价而造成的恐慌心理，此外，也期待政府资金的前期投入能带来民间资本的加盟，以减少后续救市的成本。

    对于国际资本，美国也留有一份期许，即诱使国际投资者再入美欧的金融“无底洞”，成为其泡沫的买单人。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的各种资本正在走出国门，从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就由不足30亿美元暴涨了30多倍，升至107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投资者中，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按揭抵押债券最多。

    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全面开放，面对各种金融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洞察这些创新背后的实质，却难免让人心惊胆战。因此，面对一些金融陷阱，中国资本开始谨慎起来，决定不做西方的“灭火器”，否则，可能不仅灭不了火，还有可能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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