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14)淡漠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被光绪皇帝钦判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时，周作人住在花牌楼，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这段生活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作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视而不见”，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语堂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记载，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运动，逮捕了许多人。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到周的办公室请其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松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将来一定给你写。”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15)反目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周建人是经羽太信子搭桥，与她的妹妹结婚的。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羽太信子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当佣人一样对待，指使他们干这干那，一点儿也不尊重。鲁迅知道周建人老实，不甘心他在这个家里受人支配，就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帮助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个职位。这是鲁迅出于对弟弟的关心，迫不得已而为之。
羽太信子变相挤走了周建人还不满足，她还想独占这所四合院。于是便设定阴谋向鲁迅开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闹地对周作人说，鲁迅从后窗户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来就是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听到她的诉说，也不细问根究，就气呼呼地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以后你不要到后院来！”鲁迅接到此信十分诧异，亲兄弟在前后院住，怎么忽然写起信来了？他想问个明白，可是周作人却拒绝与他见面，更不用说弄明白原委了。无奈，鲁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湾，他母亲也跟着他一家搬出去住。这样，羽太信子就独霸了八道湾这所四合院，达到了她的目的。其实，羽太信子诬蔑鲁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陷害，八道湾后院的房屋，北窗户很高，外有泄水沟，沟外还栽种着花卉，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往屋里看的。
(16)良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这一消息就匆匆回国。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大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学生，被军警拒绝，未能见到。6月4日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事。那时，北大文科院红楼外已经驻兵五棚，而周作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一点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演讲学生。当夜，他就在灯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愤怒谴责军警的所作所为。6月14日，他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看望。
1926年“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3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可哀与可怕》，“我固然哀刘杨二君之横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这一天他又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再次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的文字是平稳而不是激烈的，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和他的兄弟鲁迅并没有什么两样。
4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恕府卫》，指出恕府卫的理由：一，他们无知识；二，他们是奉命的。尤其要谴责的是那些“使用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4月5日他在《语丝》73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的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称她们是“新中国的女子”。
不足一个月，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个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京报》被封，邵飘萍先生于4月26日遇害，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到严峻的挑战。周作人在5月24日发表的《闲话四则》（《语丝》80期）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5月31日，他还在《语丝》81期发表《死法》一文，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为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沙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
6月28日，离“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写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他说：“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17)恩师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18)益友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支持，其中尤以李大钊为著。周作人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周作人说，李大钊的“雅儒”，不失谦谦君子，故而感到亲切，称之为“畏友守常”。周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李大钊还和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周作人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等等。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其“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蝇营之辈说三道四！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周作人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婿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周作人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渡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历经风雨变故，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全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周作人一直保存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全国解放后，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全集》才以4卷本出版。
(19)情事周作人情窦初开是在14岁那年。第一个梦中情人是大概比他小一岁的杨三姑。当时为了陪侍狱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寓在杭州花牌楼，隔壁一家姓姚。杨三姑便是邻居姚老太太的干女儿，尖面庞，黑眼珠，瘦小身材。周作人临摹陆润痒的字帖时，杨三姑常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含情脉脉地在一旁观看。她的出现使少年周作人亲近喜悦，于是便在不知不觉间振作起精神，用尽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去练字。就这样，杨三姑成为了周作人“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
半年后，杨三姑患霍乱夭折。听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伤，后来到杭州，经过杨三姑住过的清波门，仍然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1946年，62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作《往昔诗30首》，其中还追忆起这位初恋的对象。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变之前，大约15岁的时候，地点在绍兴小皋埠的娱园。娱园的老主人是清代举人，诗人兼画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鲁怡堂的岳父。鲁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娱园的西厢房。娱园内有一座微云楼，还有水池，是当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饮的地方，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录。庚子事变（1900年）之前，鲁怡堂的独生子成亲，周作人前往参加婚礼。当时姨表姑表同时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称她为郦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但他也知道，这位姑娘从小已定亲，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时，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进她房中拿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拿着跳起舞来，感到非常得意。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郦表姐婚后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早年的照片在周作人母亲那里。
周作人的第三个梦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荣子。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完婚之后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寄宿在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她当时16岁，兼做伏见馆的女佣（日本称作下女），替客人搬运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恶缠足，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所以乾荣子两只白如雪的光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给周作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际跟随鲁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7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5个中国留学生。为了照料这5个单身男子汉的生活，特请羽太信子来到这里做杂务（即跟乾荣子一样的“下女”）。据日本东京警方档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登记结婚。这就是说，从初见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个多月时间，感情可谓是发展神速。
据史实推断，周作人新婚之后的一段时光应该还是开心的，所以他在诗中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一类的句子。但结婚归国之后家庭就时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会大发脾气。到了晚年，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匮乏，再加上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怀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东游日本时曾与乾荣子幽会，遂冷嘲热讽，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事实上，周作人此次东游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贯惧内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轨之举，更何况他并不知道乾荣子的下落，也已表示“无心再去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怀疑辱骂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写日记发牢骚就成为周作人宣泄的爆发口。早在解放初期，周作人跟妻子发生冲突之后就在日记中留下了“甚不愉快”一类记载，后来经常“不快”。到了1960年家庭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致使周作人“精神动摇”，“终日不快”，无法工作，惟祈速死。在矛盾剧烈时，周作人曾发出感慨：“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确跟她的宿疾有关。更何况她平素信佛，崇拜观音，不但长年照顾周作人的饮食起居，而且也帮邻里做过一些好事，既不是“圣女”，也不是“恶魔”、“冤孽”。
(20)评说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说：“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郁达夫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舒芜说：“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周建人说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矛盾问题，却包裹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
徐志摩说周作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
冯雪峰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学生废名说，他和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二人认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一个躬行君子。他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他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俞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两人都回答不了。废名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说：“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张中行谈论老师周作人：“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无所不谈。”
钱理群说：“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朱光潜说：“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摆脱‘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舒芜说：“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国家命运突然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或是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而失败，一切文章学问，功绩成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周作人的悲剧；或是毕生同这个消极核心战斗，鲁迅就是这样谱出了胜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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