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居民。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愈之先生曾对郁达夫的一生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才情郁达夫的好友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无论七言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便可见其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但真正能坐得上郁达夫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郁达夫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不得不佩服作者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仅以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用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婚恋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订的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即是广为世人熟知的王映霞。1926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王映霞，便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
然而在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不可收拾。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
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愤而刊登《启事》。后经友人调解，郁王又一番忏悔，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
与王映霞离婚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小瑛此时年方26岁，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两人居然一拍即合，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两人暗中则已同居。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 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47)师情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是湖南省岳阳县人，自幼父母双亡，依靠外婆抚养与资助读书。1919年他15岁时考入免费的武昌湖南旅鄂中学，半工半读，成绩仍然很优秀。1922年他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文科读书。在这里他认识了郁达夫。
1925年年初，郁达夫应邀到武昌师大文科任教。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沉沦》，社会上有很大反响。学生们听说郁达夫来学校讲授“小说创作”课，都很踊跃地去听课。刘大杰本来就喜欢文学创作，听课自然非常积极，课后也经常提些问题向郁达夫请教。因此，郁达夫对这个好学的学生很重视，就越来越熟悉了。在郁达夫的影响下，刘大杰对文学的爱好更为执著。1925年冬天，师大中文系的守旧派联名反对郁达夫，他愤而辞职，离开武昌。刘大杰对学校的做法不满，也退学了。
刘大杰的成长和事业有成，与郁达夫的影响和资助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杰羡慕郁达夫留学日本，但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当郁达夫得知他的愿望后，便于1926年年初，资助他到日本留学。1930年刘大杰回到上海。起初在大东书局当编辑，后来受聘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
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后，曾委托刘大杰与北新书局联系他的著作的版税问题。刘大杰也曾请恩师帮助他的朋友“撑一下场面”，对这样的委托，郁达夫都能慨然应诺。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他们间的诗词交往也传为佳话。郁达夫的诗词造诣被郭沫若誉为“方家”，其诗词创作水平不亚于小说创作。刘大杰自幼喜欢古典诗词，读中学时就发表了一首旧体诗《卖糖儿》，受到国文老师的赏识。他们经常以诗词唱和，互表师生间的深情厚谊。1931年刘大杰曾写了首“七律”赠给恩师。郁达夫读后当即写了《读刘大杰词》：
未免三分名士气，
半生清苦理应该。
岳阳人物无多子，
乱世文章出异才。
立志勉追刘禹锡，
填词漫学贺方回。
长君一日为师友，
岁暮题诗代折梅。
诗中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和宋代词家贺铸（方回）作比，鼓励刘大杰矢志奋斗，同时也表达了师生间的深挚情谊。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到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也常有诗词唱和，1945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被日寇杀害。第二年刘大杰得到这个噩耗后，步恩师的一首“七律”的原韵，写了首《哭郁达夫》：
春云旧梦已如烟，
醉酒谈诗十七年。
当日谁能怨贾谊，
而今我自哭张颠。
休言湖海难逃网，
只恨文章不值钱。
窗外潇潇秋意冷，
断肠风味写吴笺。
刘大杰这首悼念诗，回忆了师生间的深厚友情和对恩师的深切思念的感情。此后，刘大杰还写过三首诗悼念恩师，足见他心中对恩师的深深怀念。
提携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从小就聪明顽皮，当年父亲在外当兵，他的顽皮给母亲带来不少的烦恼。小学毕业后，14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送到当地的军队当了兵。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他所在的湘西，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他决定离开军队，到北京寻求升学深造。
当时的北大吸收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便到北大以旁听生身份听课。可是旁听生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他便报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系，但因成绩太差没能如愿。为了生计，他只得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里，学习写作，决心闯入文坛，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练笔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他非常苦恼，就在1924年的11月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分别写信，表述自己的苦恼和艰难处境。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读到他的来信。就于11月13日午后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到酉西会馆看望了他。当时，屋子里没有生火，寒气刺骨，沈从文正在屋里裹着棉被写作。郁达夫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将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肩上。郁达夫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沈从文很羞怯地告诉郁达夫，他连早饭还没有吃。于是郁达夫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还将剩余的三块多钱给了沈从文。
在郁达夫的鼓励下，沈从文勤奋写作，于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散文诉说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穷困和苦闷，写得十分动情，受到媒体的重视。这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接着他又相继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逐渐被文坛所接受，同时也改变了他的艰难处境。1926年和1927年，他将自己的作品结集为《鸭子》和《蜜柑》，由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同道艺术大师刘海粟于1939年12月11日乘“芝巴德号”到达印尼巴达维雅（现在的雅加达），受到印尼侨领丘元荣、刘应宜等热情欢迎，有1000多人出席欢迎宴会。刘海粟在印尼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并将义卖收入30多万盾，全部寄回贵州红十字会转给前方抗日将士。
在印尼画展期间，刘海粟接到星洲南桥筹赈总会副主席陈正谦先生邀请他去新加坡开画展的信，刘海粟的好友郁达夫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也写信请他去，并告诉他，新加坡抗日气氛很浓，很适合搞赈灾画展。于是，刘海粟于1940年12月21日赴新加坡。
在郁达夫眼里，刘海粟是一位爱国艺术家。1941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郁达夫告诉刘海粟说，上海已完全沦陷了，刘海粟非常震惊。刘海粟对郁达夫说，他真想扛上枪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郁达夫安慰他说：“艺术家以艺术报国，不扛枪也是抗日，你在南洋为抗日奔走筹赈，这和扛枪没有两样。”
为了促使刘海粟画展成功，郁达夫先是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学生叶泰华写的评价刘氏印尼画展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刘海粟“把力量贡献给国家”的精神。接着郁达夫撰写了《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发表在2月6日的《星洲日报》上，郁达夫说：“在此地值得提出来一说的，倒是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刘海粟新加坡画展就是以爱国报国这种基调进行的。画展于2月23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幕，爱国侨领陈嘉庚主持开幕式，郁达夫、胡坤载等出席。原定半个月的展期后来又延长了5天，义卖收入两万多元。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郁达夫非常赞赏刘海粟的坚强个性和民族气节。
郁达夫是1938年12月28日从香港乘船抵达新加坡的，他赴南洋也是为了宣传抗日，爱国的热情和洋溢的才华使他很快成为南洋文坛领袖。
郁达夫到新加坡后接编《星洲日报》副刊，经常发表一些宣传抗日的文章，他还常接待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如1939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抗日赈筹画展，郁达夫在“晨星”上出版一个专号；刻印家张斯仁、诗人杨骚南来，他均积极为他们宣传。刘海粟在新加坡开画展后，郁达夫常领有气节的侨领和青年与之会面，他还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上连续刊发自己写的题刘海粟画的诗，肯定刘海粟的爱国热忱。在刘海粟画展前一天，郁达夫又写了一篇题为《刘海粟教授》的文章，对刘海粟的艺术生涯作了简略的评介。郁达夫对刘海粟在艺术上的成就高度赞扬，以他和刘海粟20多年的交往，对刘海粟的艺术历程作了精炼的梳理，由衷赞扬刘海粟“为我国家民族所争得的光荣，尤其是国际的荣誉”，并且以“永久的生命”5字“奉献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
1941年12月8日傍晚，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赶来找刘海粟，告诉他战局紧张，英国人在太平洋区域飞机损失严重，他们不会尽力保卫新加坡的，要刘海粟赶快离开。临别时写了一首诗赠刘海粟：“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旺夫敢忆家。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郁达夫此后到了印尼，这次郁达夫与刘海粟告别成了他们的诀别——郁达夫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于南洋，终于未能回到祖国。
(47)感铭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郁达夫是一个“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李初梨语，见郭沫若《论郁达夫》）。对现实人生，他又是充满感念心情的。对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郁达夫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因了这样一种文人间的援手，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据周作人日记，他们的初次见面当为1923年2月11日。几天后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请郁达夫等友人。这次宴会，鲁迅也出席了，这应该是郁达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此他们两人也建立了长久而真挚的友谊。
郁达夫后来表示，要为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写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可却与周作人鲁迅兄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友谊。在郁达夫，对周氏兄弟，不仅仅只是人事，对他们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为当代作家之首的。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辑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全面反映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业绩（1917—1927）。周作人与郁达夫，受邀编辑其中的散文部分。据郁达夫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名家文章，归他择选。结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过五六篇，少的仅一篇，可鲁迅，一下子选了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这两兄弟文章加起来，占了全书“十之六七”。郁达夫对周氏兄弟文章的珍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选择，当然得说得出理由。在郁达夫看去，这理由太充分了。在书前的“导言”中，郁达夫这样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
(48)轶事郁达夫还有一个外国名字，叫James Daff Yowen（詹姆斯·达夫·郁文），这个笔名的由来是这样的。1919年秋，达夫应长兄之召回国参加外交官及高等文官考试，他在北京时很想能见见当时鼓吹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胡适，就给胡适写了一封求见信，信上說：“万一你不见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dignity（尊严）有些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姓名同我的学籍告知你。”信尾他写了这个英文名字。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将中国称作“清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来，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刘开渠学成回国一年多，从来没有人请他塑像。郁达夫对刘很是理解和同情，积极为他奔波，刘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为一商人的亡母作浮雕肖像。郁达夫还在肖像背后为其撰文。
郁达夫带着侄女郁风到护城河边溜达，看见一个车夫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达夫坐过那位车夫的车，很是同情，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钱给车夫的妻子，但身上却无分文，只有一个银表。他趁着车夫的妻子不注意时，将银表偷偷塞进她的小兜里。
黎锦明回忆：“达夫天性仁爱，对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时常怀着极深厚的怜恤。”1926年，郁达夫与黎锦明从浦东码头乘船去广州，二人将行李运上船后，见有时间，便上岸浏览一番。他们在街上路遇两群瞎子少年相互厮打，东西摔得满地都是，有的人被抓伤了头皮，鲜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开他们，出言呵斥闹事之人，将地上摔破的东西捡起来，又掏出几角钱给受伤的少年，安慰他们说：“买点药，回家好好的养伤。你们真奇怪，为什么这样不互相合作，你们都是弱小的人！……”将他们遣散后，郁达夫还独自伤感地苦笑着。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准备请律师进行诉讼。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忙请郁达夫居中调解。当时，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上海。经过几次商谈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郁达夫为此事前后花费了20天左右，还耽误了自己的写作。
郁达夫曾参加在林则徐故宅举办的一次“诗钟”。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很快提笔在纸上写道：“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第一个交了卷。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为清龚定庵的诗。谁知却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是：“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他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账，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也多次出现类似的描写。
1936年在福州时，郁达夫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做他是“神经病发作”。
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候，往往会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散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
郁达夫嗜酒如命，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时喝白兰地。他经常饮得酩酊大醉。有一天，他一夜未归，翌日黎明，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原来，他昨夜酒又喝醉了，在冰天雪地过了一夜。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便成为一纸空文。
殇谜1945年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却都找不到。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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