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民国著名文人性情档案-徐志摩:“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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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略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再别康桥》、《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情缘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国民党政要人物张君劢的妹妹,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经张君劢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提亲,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与他素昧平生的张幼仪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徐志摩刚刚考入上海沪江大学。20岁的徐志摩对于婚姻、爱情考虑不多,似乎也像常人一样接受了父母的安排。第二年他转学到北京大学就读。1918年去美国,两年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

    结婚后,徐志摩到国外求学,他父亲担心有变,就提议张幼仪到伦敦与徐志摩团聚。1920年秋,张幼仪来到英国的沙士顿,夫妻二人相安无事地生活着。不料,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之后,立时为林徽因的婉约才情和高雅气质所征服。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大读书时就相识。那时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林长民是教育总长,两人过从甚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门弟子,常在梁府见到林长民,并与之结成忘年之交。1921年春,林长民赴英游学,同时送爱女到英国读书。徐志摩对正值芳年的林徽因一见钟情,感到四年来与张幼仪的婚姻原来是那样的平庸和乏味!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妻子待他好,温存恭谨,体贴顺从,衣食照拂,都挑不出妻子的错处。还为他生了个儿子,满足了父母的心愿,更是无可挑剔。可是,他暗暗与林徽因相比较,觉得同床共衾的妻子竟不能成为心灵相通的知音,他与她似乎没有感情的吸引力,也没有交流的话题。于是他才意识到自己陷于婚姻的悲剧之中。

    恰在此时,张幼仪又怀孕了,这本来是令人欣喜的事,可是徐志摩正狂热地被林徽因所吸引,对张幼仪的怀孕十分反感,就让她打掉。张幼仪说:“听说有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则说:“坐火车还有死掉的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从此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就出现了危机。接着,徐志摩提出与张幼仪离婚,张幼仪没有答应,徐志摩就独自离开沙士顿。眼看产期临近,张幼仪身边无人,只得给她的二哥张君劢写信求助。在二哥的帮助下,张幼仪来到德国柏林,生下孩子。在与徐志摩办理离婚手续时,徐志摩才到柏林来,与她发表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其实,张幼仪并不是个软弱的传统女性。婚变之后,她自强不息,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开办云裳公司,还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幼仪回国后认作徐志摩的双亲为义父母,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就连徐志摩死后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出于她的策划和出资。

    徐志摩从德国回来之后,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经回国了!房东的守房人问清他就是徐志摩后,就将林徽因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林徽因写道:“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又说:“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徐志摩读完信颓然地坐在沙发里,心里一片空白,从此他成了一个“鸡飞蛋打”的单身汉。

    林徽因不久便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爱,但秉承梁启超之意,没有立刻举行订婚仪式。梁启超知道徐志摩还在热恋着林徽因,生怕两人重拾旧欢,驳了梁家的面子,同时也怕梁林订婚给弟子以重击,因此他要儿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读书,学成之后再结婚。梁老的苦心徐志摩自然不晓,为了追求林徽因,他从英国回到国内,但愿望还是落空了。1928年梁林在加拿大结婚。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对他们两人的通信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就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王赓,字受庆,早年留学德国攻军事,是颇有造诣的军事学学者。他受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对立身处世、爱情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真正的爱情应以对方的幸福为幸福,而决不能褊狭自私,因爱成仇。

    王赓自与小曼协议离婚后,即深感“曾经沧海难为水”,打算从此不再另娶。

    一直到他年近五旬时,才由朋友撮合,与一个比他年轻30岁的广东少女结合,定居昆明。那位后娶的夫人虽年轻貌美,但在文化程度、思想境界等方面,与王赓悬殊太大,因此两人貌合神离,并无爱情可言。王赓每和朋辈谈心,仍常常流露出故剑之思,也算是情有独钟了。

    后王奉蒋介石派遣,以中将官阶任暹罗(今泰国)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出访暹罗,飞至加尔各答,因旧疾猝发,死于途中。

    陆小曼与徐志摩新婚后,两人曾有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但他们的合欢未能长久。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父亲,断了经济后援,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使志摩入不敷出,狼狈不堪。应老友胡适之邀,徐志摩兼教于北大,赚些外快贴补家用。他托朋友搞到了一张邮政飞机的免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飞来飞去。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欲前去捧场,结果飞机失事。死前给志摩沉重一击的是,小曼认识了一个名叫翁瑞午的越剧小生,两个人如胶似漆,整日在烟榻上浑浑噩噩地吸烟。徐志摩多次规劝,小曼非但不改,反而大吵大闹。

    徐志摩的遇难敲醒了陆小曼的灵魂。她戒了烟瘾,青灯守节,闭门思过,并潜心编成《徐志摩全集》,其中的跋《编就遗文答君心》,可看出其悔恨之情。

    (51)挚交与胡适徐志摩是在什么时候和胡适相识的?目前似乎已经很难确定。“徐志摩”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1923年的9月28日。这天,他应徐志摩之邀,赴浙江海宁观潮。之前,4月份,胡适利用到上海开会的机会,顺道杭州游历,美其名曰“休假”,实则探望他的小表妹、隐藏在他心底的恋人“娟”。

    “娟”的大名叫曹诚英,字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胡适和发妻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两人因此结识,之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渐渐地,他俩的感情由兄妹而变得暧昧起来。6月下旬,胡适住进杭州西湖的烟霞洞。不久,曹诚英也频繁出入烟霞洞。从6月到9月,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这个时候,胡适是有妇之夫。但是此时,在友人面前,他似乎并不刻意隐瞒他和曹诚英的关系。当徐志摩邀胡适赴海宁观潮时,胡适大大方方地带着曹诚英一同去赴约。当然,除了他们几个,还有马君武、陶行知、汪精卫、朱经农、任叔永、陈衡哲等。混在人群中,反而显不出他俩关系的异样了。28日这天,一群人乘观潮专号来到海宁,又分乘两只小船前往盐官。途中休息时,大家挤在一条船上吃饭,挤得连膀子都伸不开。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徐志摩特别为曹诚英蒸了一个芋头。大家吃得很高兴。回到杭州,徐志摩又和胡适、曹诚英等结伴出游了几次。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徐志摩看出了胡、曹关系的不寻常,但他忍而未发。返回上海后不久,两人坐而谈诗,胡适将他的《烟霞杂诗》拿给徐志摩看。诗中充盈着的浓浓情意使徐志摩阅后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便直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也直言:“有,但不宣。”很明显,胡适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

    也许是本就不想隐瞒徐志摩,也许是既然已被徐志摩看穿也就没有必要再遮掩,更重要的是,胡适深知徐志摩能够理解,很快就敞开了心扉。当天,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记道:“与适之谈,无所不至。……适之是转老回童了。”

    对于胡适的婚外情,徐志摩很能理解。就在不久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与胡适不同。胡适顾虑重重,而他果敢决绝;胡适始终让他和“娟”的感情在地下发展,而他大胆追求他的真爱。有一点,两人相似,那就是都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真情而向结发妻子提出离婚,只是结局有所不同:徐志摩不顾刚刚怀孕的妻子,坚持离婚,一意孤行得近乎绝情,而且还惊世骇俗地发布“离婚通告”,成功地挑战了一把旧式婚姻制度;胡适则刚刚战战兢兢地提及“离婚”二字,就被妻子挥舞的菜刀给吓住了。

    有人说,“海宁观潮”既显示了徐志摩的组织交往能力,也奠定了他和胡适的情感基础。确切地说,这个基础,是基于对彼此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如果用传统卫道士的话说,是纵容对方感情背叛。徐志摩对胡适如此,胡适对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徐志摩意外坠机死亡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重提徐志摩离婚一事时说:“这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理解了他俩友谊的基础,也就明白他俩何以能够在一起组织聚餐会,建立新月社了。

    与蒋百里2009年6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制作《中国记忆》专题片,访问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夫人、音乐家蒋英,请她讲述她的父亲、民国时期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蒋百里的故事。话语间,蒋英说,蒋百里被捕入狱,徐志摩竟然扛着铺盖卷到南京,要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父亲坐牢时她随母亲去陪伴左右,所见所闻,真真切切。

    蒋英说:“徐志摩跟蒋百里是同乡,同为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早年间,他们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蒋、徐两家都是海宁的望门大族,且有联姻之亲。蒋百里比徐志摩年长14岁,是他姑丈的族弟。1915年秋,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在蒋百里在东城锡拉胡同的家里。徐志摩十分敬爱蒋百里,开始时叫他“百里叔”,后来随表弟蒋复璁同呼“福叔”,亲如一家。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获取一份中介金,帮其渡过难关。

    两人之间不仅有此同乡亲缘,还有一段同门之谊。蒋百里是当时政界、学界名流梁启超的弟子,他常常与徐志摩侃侃而谈,称道梁任公的学识和为人,这使从中学时代起就为梁先生文采、学识所倾倒的青年徐志摩越发敬佩仰慕他了。1918年6月,徐志摩由蒋百里推荐,正式拜梁启超为师。徐志摩寄寓蒋百里的家里,两人无话不谈,一次闲聊中,蒋百里鼓励志摩出洋留学,说当代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

    徐志摩学成归国,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梁启超创办讲学社,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总部设在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图书馆,由图书部主任蒋百里任总干事,徐志摩便搬到这儿居住,帮助蒋百里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事务。1924年初春,为了迎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蒋百里和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的院子里挂出了“新月社”的牌子。4月12日,泰戈尔到达上海,蒋百里负责接待,徐志摩充当英语翻译。次日下午聚会后,泰戈尔来到蒋百里家,一起合影留念。

    不久,直奉战争爆发,蒋百里受吴佩孚聘请任总参谋长,去了汉口,新月社在徐志摩、胡适的主持下,很快成为一个以“性灵”为旗帜、以新格律诗为灵魂的著名文学社团。同年,蒋百里、左梅夫妇将家从北京搬迁到上海,次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也将小家庭安在了上海,走动多了,两家更加亲密。

    1929年初冬,蒋(介石)冯(玉祥)战争爆发,唐生智起兵讨蒋,蒋百里为其出谋划策。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次年1月,唐生智兵败逃往国外,3月,蒋百里被捕,先被禁于杭州西湖之蒋庄。

    蒋英回忆,蒋百里后来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法处的看守所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出来的不是他的学生或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

    1930年1月下旬的一天,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去了三元巷,他与蒋是至交,来往频繁。话才说两三句,小门里闯进一个人来,肩头上扛着铺盖卷,往凳子上一丢,说:“福叔,今天我就住这儿了,陪你一块坐牢!”陶与徐志摩也相识,知悉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和陆小曼笃爱情深。一问,知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兼着课,铺盖是从中央大学卷过来的。

    一见徐志摩,蒋百里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个月前,徐志摩曾经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不料,蒋百里却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犯罪用不着逃亡!”几天后,徐志摩又从北京写信来劝告他:“福叔,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拿着信怒目圆睁,拍着桌子:“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然后对妻子说:“你去对志摩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也无妨。”蒋百里31岁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权而拔枪自杀,身负重伤后被学生救下。

    此番,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仪将军为人正直、仗义,又与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过学,志同道合,便在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得以延期。可是蒋百里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他跟志摩说:“你快回吧,下次看我,给我带些唐诗、佛经来。”后来,蒋百里在狱中,吟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跟妻子女儿说《三国》《水浒》故事,倒也神情泰然。

    当晚,徐志摩在小屋里搭了个地铺,陪蒋百里一宿。

    第二天,上海《新闻报》报道了这桩事,自然是陶菊隐的杰作。“徐志摩陪蒋百里坐牢”的新闻一传播,朝野震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当时,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成了时髦的事情。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难。蒋百里闻讯感伤不已,在狱中写下一副挽联,云:“口吟的手写的是志摩的文字,不是诗,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蒋百里的学生、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以“共赴国难、将才奇缺”为由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说起当年陪父亲蒋百里坐牢一事,蒋英说:“徐志摩登高一呼,文学青年应者无数。这是父辈间的友谊,更是五四青年的爱国举动。”

    (52)论战徐悲鸿喜欢以画马言志,猫图则大半是他画来酬答友人的小品。他曾送给徐志摩一幅84厘米×46厘米纸本立轴的画。画中只有一只猫,情状以及左下那枝梅的姿态,精妙入味,想来送画给徐志摩这样深谙艺术的好友兼论战对手,徐悲鸿也不能不格外用心。除在落款后钤印“东海王孙”,徐悲鸿还在左、右下角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荒谬绝伦”印。

    《猫》画徐悲鸿落款“庚午初冬”,当是1930年。那年年初,徐志摩发表了散文《猫》。4月,正在与徐志摩就重大美术理论问题进行论战的徐悲鸿很快就画了一幅《猫》送给他,并在题款中揶揄道:“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自然,这些文字隐喻深刻。

    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二徐论争”发生在1929年,1930年徐悲鸿作画赠予徐志摩,从中可读出许多旧事。

    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开幕。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有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徐志摩等。徐志摩负责出版编辑《美展汇刊》。4月22日,徐悲鸿的《惑——致徐志摩公开信》在《美展汇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真伪”、“是非”问题,以“庸”、“俗”、“浮”、“劣”等字眼,分别否定了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等四位西方现代派画家;在同期杂志上,徐志摩回写给徐悲鸿一篇《我也“惑”》的文章,指责徐悲鸿对现代派的谩骂过于“言重”,并认为现代派画风被中国画家所效仿“那是个必然的倾向”。针对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固执己见,又在5月4日的《美展》第九期和中旬的增刊上发表两封反驳信,题为《惑之不解》。徐志摩也不饶人,连续刊登多篇文章,表明他完全不同的艺术立场,欲争辩出一条中国绘画艺术的出路。不过,他同时赞扬了徐悲鸿“你爱,你就热烈的爱,你恨,你也热烈的恨”的直率性格。

    1930年4月,徐悲鸿画展在上海举行,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情事纷扰没有参加。不久,徐志摩发表了散文《猫》,文中说:“我的猫,她是美丽与健壮的化身,今夜坐对着新生的发珠光的炉火,似乎在讶异这温暖的来处的神奇……我敢说,我不迟疑地替她说,她是在全神地看,在欣赏,在惊奇这室内新来的奇妙——火的光在她的眼里闪动,热在她的身上流布,如同一个诗人在静观一个秋林的晚照。我的猫,这一晌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文章里“我的猫”,显然是在描摹和赞美他爱的女人,朋友们都认为所指应该是陆小曼。这天,徐悲鸿读着读着,突然想起这位诗人朋友的一些往事,便顺着文题画一幅《猫》,赠予徐志摩。

    题跋中首句“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字面上指的是物事,言外揶揄之意,朋友间都能一笑而解。徐悲鸿的幽默还体现在他画的是一只“无爪猫”,这也和“两徐”之间的文艺论战有关。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此处他以猫比喻西方绘画,“去其爪”就是指需要改良,他在这幅画中仍坚持自己的文艺观。末句“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其中也有典故:徐志摩与军事学家蒋百里交好,两人和胡适一起组织过新月社。1929年,受唐生智起兵事件牵连,蒋百里被捕入狱,徐志摩竟然扛着铺盖卷到南京,要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这句话,似褒似贬,羡徐志摩“于友道忠”,顺便也善意地讽刺了一下这位诗人朋友的小虚荣。

    两徐之间玩笑酬应的这幅《猫》,隔着这么多年好像还看得到两个人的小快乐:画家提笔时促狭得意,诗人受画后报之一笑。

    师友沈从文与徐志摩是通过投稿认识的。沈从文1923年闯北平本来是想进入大学深造,可是他只有高小毕业的学历,大学的门自然不会向他打开。当时北大是蔡元培当校长,允许不注册的旁听生旁听,于是沈从文参加旁听,开始自学。到1925年,沈从文的生活陷入困境,简直是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他就用“休芸芸”的笔名投稿,只希望每个月能挣到二十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

    为了多挣稿费,他拼命写稿,到处投稿。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几乎隔三差五地收到署名“休芸芸”的稿件,而且有的写得相当不错,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是欣赏,就陆续编发了他的一些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其中有一篇《市集》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后,沈从文又投给了《晨报·副刊》。徐志摩很欣赏这篇散文,他写了篇《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称赞沈从文这篇散文:“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育,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徐志摩的点评,无疑是提高了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正式推出了一位文学新人。不过,有位读者发现这篇《市集》是作者的一稿两投,就对《晨报·副刊》提出批评。沈从文闻讯马上向徐志摩解释和道歉,并表示从此不再用“休芸芸”的笔名,开始用沈从文的名字发表作品,目的是“就让他永久是两个不同的人名吧”!可是,徐志摩并不在乎这些,他对沈从文说:“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

    这件一稿两投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徐志摩与沈从文的关系,他还多次带着沈从文参加诗歌朗诵会和各种文艺活动,让沈从文结识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抒情诗人,使得沈从文进入了“新月派”作家群。

    1928年,沈从文的生活又陷入困境,他给徐志摩写信表示,想到上海美专去跟刘海粟学画画,徐志摩却劝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信荐举沈从文去教书。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此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学生们听说沈从文给他们来上课,来听课的人特别多。上课的铃声响了,沈从文走上讲台,看到下面黑压压地坐满了学生,他的心立时就跳得很激烈,一着急,把要讲的话全忘了。在课堂上站了有十来分钟,才开始用他那湘西口音讲课。不料,他只讲了十几分钟,就把准备的一个课时的内容讲完了。以后就没有可说的内容,只好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我第一次登台,人很多,有些害怕。”课后,学生们纷纷议论他的讲课,校长胡适听到这种反映,说:“学生不轰他,这就是他的成功。”

    1931年的暑假后,徐志摩又推荐沈从文到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沈从文悲恸万分。他撰文悼念师友徐志摩时写道:“志摩先生的突然死亡,深一层次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别一个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奖掖、举荐之恩是难以忘怀的。可以说,没有徐志摩的扶助,沈从文在文坛恐怕不会获得较高的声誉;没有徐志摩的举荐,沈从文这个具有高等小学文凭的人,也很难登上高等学府的教坛。

    趣事昔年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从志摩读书,后来转学到暨南来的徐转蓬,曾讲过徐志摩的一件趣事。那时志摩执教光华大学。有一天,他独自坐在教授休息室里,看见某教授的皮包上,放着“诗经一册”,便顺手取过来。信手翻阅,兴兴所所,便将“出其车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心存”这一段译成白话,随意写在一张教员缺席纸上:

    出东门溜一次,

    遇见许多标致的女郎;

    虽然有那么多标致的女郎,

    全不放在我的心上!

    译毕,即在下端写上“志摩译”三字。事有凑巧,有位自命为诗人的法国留学生走了进来,一眼就看见这首“志摩译”的诗,连称好诗,便问志摩这是那国的作品。志摩是他如此兴奋,便随意说是一个法国作家的作品,其实那作家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谁知此公毫不思索,居然牵强附会地背了一大篇那位“作家”的生平。

    有一次,光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到徐志摩家请教,徐于指点后满腹牢骚地说:“现在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实在令人太伤心了。读白字,写白字,将来恐怕还要认不得汉字了。”这个学生回答说:“这也不能全怪学生,因为汉字实在太难认了。不过有一个办法,即读半边字,譬如先生尊讳‘徐志摩’三字,我起初就读成‘余心麻’的。”志摩当然知道这是开他的玩笑,大呼“恶作剧”不止,但他也不以为怪。

    志摩对小曼的爱并不讳言。那时他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每当下课乘车回家,一进门就高呼“小鹿,小鹿”不止,陆小曼也曼声答应。关于这事,志摩非常坦率,常常对学生们说:“教授唯一安慰,即下课回家抱太太作一长吻!”即使有学生到他家里去玩,他们也一不避讳。

    友人给徐志摩陆小曼画了一只茶杯和一把茶壶,并题字: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意为壶不离杯,杯不离壶。

    陆小曼看后告诫徐志摩:你别拿辜鸿铭一把茶壶配几只茶杯的说法当借口,再给我罗列几只茶杯。记住: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和人共用,牙刷不能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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