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６部中长篇小说，他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在他的“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沈从文的一句名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墓碑上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石后是张允和的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每句后一字组成了：“从文让人”，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姻缘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马拉松式的狂轰滥炸。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枚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74)情书（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经常亲昵地称她为“三三”。）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起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不能同你离开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我真像从前等你回信，不得回信就生气。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风吹冻自己的全身。我明白我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但不成，我得同你在一起，这心才能安静，事才能做好！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要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这只手既然离开了你，也只能这么来折磨它了。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听船轧轧的响着，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尽管从梦里赶来，沿我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船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我相信你从这纸上可以听到一种摇橹人歌声的，因为这张纸差不多浸透了好听的歌声！
一切声音皆像冷的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你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而是想象。这时真静。这时心里透明的，想一切皆深入无间。我在温习你的一切。我称量我的幸运，且计算他，但这无法使我弄清一点点，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倘若你这时见到我，你就会明白我如何温柔！一切过去的种种，他的结局皆在把我推到你身边。你的一切过去也皆把我拉近你身边心边。我还要说的话不想让烛光听到，我将吹熄了这只蜡烛，在暗中向空虚去说。
注：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湘行书简》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些信件，写作于1934年冬，是沈从文从北平回湘西老家，船行湘西的见闻。孤独的旅程中，沈从文每天不停给张兆和写信，有时一天要写三四封。船儿到了一个城市停靠，他就上岸，让这些信件飞到北平，飞到他的三三手中。每一封信，像湘西的河水一样清新、清澈，字里行间充满对张兆和的爱和思念，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一篇篇精美散文。
反目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湘西人，前者的家乡是临澧县，后者的家乡是凤凰县。在1925年的春天，他们邂逅于北京时，自然显得很亲近，更何况他们都是热烈地沉迷于文学的青年呢！
沈从文初次与丁玲会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虽然内心里有些失落感，但还是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他们谈话很投缘，几乎无所不谈，很快他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国事，谈论办刊物，也经常在一起吃饭、游玩。
1928年他们一同到上海，一起住进萨波赛路的一座公寓。丁玲与胡也频住二楼，沈从文住三楼。他们共同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周刊。1930年“红黑书店”因债务问题倒闭。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第二年，因胡也频宣传革命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当时，丁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处境很艰难。沈从文陪同她将孩子送到湖南常德的母亲处，由母亲抚养。此间，沈从文对丁玲热情相助，关怀备至。不料这年的秋天，丁玲却与冯达同居了，沈从文心中非常恼火。此后他与丁玲就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在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的文章，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绑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径。还曾托请胡适通过当年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1933年社会上传闻丁玲被害后，沈从文写了《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此书于1939年9月在上海出版时，丁玲已经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来到延安。在陕北的丁玲对沈从文的这两本书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的冬季，一位日本友人将这两本书拿给丁玲看，丁玲觉得沈从文在书里对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评价有失公允，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她还对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描绘他们的生活非常恼怒，沈从文在他的文章里说，他和丁玲、胡也频曾经同住一处，朝夕相伴，给人一种混淆的概念。丁玲认为用含混的语言混淆视听，这无异于往她的身上泼污水。后来丁玲还听说她被捕后，沈从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营救她的传闻。从而得出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的结论。这种伤害沈从文的感情之言，挫伤了她与沈从文几十年的情谊，由误解而反目，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分道扬镳。
亲情沈从文是画家黄永玉的表叔，年龄比黄永玉大21岁。他们被称作是湘西飞出的两只“金凤凰”。
黄永玉是常德人，他的父亲黄玉书毕业于常德师范，在男小学当校长，曾以通草作画捧回巴拿马赛会铜奖；母亲杨光蕙毕业于桃源省立二师，在女小学当校长。父母在读书时学的都是音乐和美术，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留下了遗传基因。在黄永玉1924年8月出生后不久，他家就搬到凤凰县居住，从此黄永玉与他的表叔沈从文成了名副其实的乡党。
黄永玉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读小学时。有一天他正与几个伙伴疯跑，忽然有个伙伴告诉他，他家从北平来了客人。祖母告诉他这是他的二表叔沈从文。沈从文摸摸他的头，将他揽在怀里，很喜欢这个小表侄。少不更事的黄永玉听说这位表叔在北平当教授，写文章，并没有怎么在意，过一会儿，便跑去与小伙伴玩耍去了。
黄永玉从16岁开始以绘画与木刻为生，到处漂泊。在福建德化山区做小工时，老板见他头发太长了，给他一块钱让他去理发，可是他在书摊上见到一本表叔写的《昆明冬景》，便花了七角钱买了下来。他读着表叔写的书，对表叔的才华滋生了无限仰慕的感情。
1946年他才开始与表叔沈从文通信。这些信有谈艺术知识的，有谈艺术欣赏的，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大有补益。本来黄永玉名字中的“玉”是“裕”，是沈从文说他的名像个卖布的，建议他改为现在用的“玉”字的，意思是永远继承父亲黄玉书的艺术才华。沈从文曾在一封信中向黄永玉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一是充满着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是摔倒了，不要停下来哀叹，要赶快爬起来往前走。三是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样的教诲成了黄永玉的座右铭，也成了指导他前进的一盏明灯。
1950年沈从文动员在香港的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1953年黄永玉回到北京到中央美院任教。叔侄都住在北京，彼此的联系多，也经常走动。“文革”开始后，他们叔侄俩都成了审查对象。有一次在大街上他们邂逅了。沈从文怕连累表侄，装作没有看见，便走了过去。毕竟黄永玉年轻些，胆子大些，他借擦身而过的瞬间对表叔低声说：“要从容对付呀！”这句话表达了亲属间的惦念与安慰，对沈从文也是个很大的鼓励。
(75)情谊与巴金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插曲《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阴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与胡适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1923年他刚刚闯北平时，的确是个“乡下人”，可是，自从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之后，他在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现代绅士派的自由主义文人。
本来，沈从文不会教书，可是在他与好友胡也频和丁玲到上海办刊物《红黑》时，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经营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倒将本金也赔了进去。为了谋生和偿还债务，他们三人只有分头找工作赚钱。于是沈从文经徐志摩举荐，认识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被聘为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讲师。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
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成了沈从文的知心朋友，事无巨细，沈从文都乐意与胡适请教和商议。当时，他花钱没有计划，经济拮据了，就写信给胡适要求预支工薪，还要求帮助他的妹妹暂缓交纳学费，胡适都给予满足。在教课时，有一个女学生引起了沈从文的注意。这个女生就是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沈从文与张兆和有了个别接触之后，他觉得口头表达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给张兆和写了封表示爱意的信。张兆和没有回应，沈从文痛苦万分，便找到胡适，提出几个离开公学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他陷于爱情的漩涡，爱上一个女生。胡适劝他不要走，他会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不久，校园里沸沸扬扬地传说沈从文求爱不成想自杀。这个传言传到张兆和的耳朵里，她很害怕，便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胡适仔细地听了张兆和的叙说之后，首先表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小说家。当胡适得知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离开中国公学。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不久又去美国，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慈师1939年至1947年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西南联大的教室很简陋，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只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先到的男同学占据了扶手椅，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课。沈从文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地，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而沈从文却自己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从文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对此，沈从文有个很好的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作文，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学生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进城上课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
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林蒲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
慈心在著名作家中，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尤其是他写的章草，深为书法爱好者喜爱。他一向视书法于自己只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牟利，哪怕是在西南联大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宁愿为生活东奔西走也没卖过一幅字。只是有一次例外。
1947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天津《益世报》编辑副刊。在来稿的作者中，有一个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16岁学生，名叫章恒寿，当时笔名芦苇。
因爱好文学，芦苇便向自己经常阅读的《益世报》投稿，他的第一次诗歌投稿也很快被《益世报》副刊刊用。接下来，芦苇同沈从文书信联系不断，在沈从文的指导下，芦苇在那段时期创作和发表了二百多首诗作。
这年的秋天，芦苇的父亲患了急性肺炎，使用了盘尼西林等药物。盘尼西林当时十分昂贵，需十几万法币一支。芦苇家里因此欠了一大笔债。当时芦苇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芦苇便试着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接到芦苇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他知道，以当时芦苇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钱支持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家。于是，他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益世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卖字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秘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决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不久，芦苇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份寄款，有人还寄来信对他表示问候。每一笔汇款，都使他心里温热，他知道这是沈先生凝着心血的一幅幅字换来的。1949年芦苇随解放军南下，成为一名军旅诗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名震诗坛的诗人柯原。因种种原因，以后的30多年，柯原与沈从文失去联系，直到1980年，他去北京出席一次授奖大会，才第一次见到自己思念了30多年的沈先生。柯原叙说当年沈先生如何如何帮了自己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1982年沈从文第二次回到凤凰，有天晚上下雨，大家坐在堂屋讲凤凰的典故，这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都是贵州铜仁人。为主的那位是特地来感谢沈从文的，他说“文革”时到北京上访，因没钱回家去找过沈从文，得他资助45块钱，才于动乱中回到铜仁。沈从文说：“有这种事吗？我好像记不起了。”
真言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轶事1929年，沈从文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公学。第一次讲课时，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良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有人把这事反映给校长胡适，胡适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有时还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还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回来后，还是谎报价格“骗”老婆。
1953年，波兰东方博物馆的一个主任来北京考察，在历史博物馆时，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一次，沈从文带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有人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发现竟然全部正确。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73年，解放军某部一位姓肖的副主任带领政治部几位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因为有历史系毕业的科班背景，他就充当了义务讲解员。讲解时，后边跟着一位身材瘦削的老者。他讲完，在一边休息时，那位老先生走近说，解放军同志，你的学问很好，讲得也很精彩，只是有一两处地方有问题，朝代不对。然后一一道来。肖副主任脑袋直冒汗：这岂止是小差错，简直是失之千里。他诚恳地感谢后，请教老先生的大名，对方答曰：“鄙人沈从文……”
“文革”中有段时间，沈从文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他当时这么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是道德上可靠。”
“文革”后，某次沈从文随团赴美访问，其言谈风采大异于其他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旧时学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挨过动乱年代的风雨？沈只以低到像是自语的声音回答：“投岩麝退香，你懂吗？”
麝香是雄麝脐部的分泌物，是贵重的中药材。传说雄麝在被人迫到无路可逃时，会自行举爪撕裂腹下麝香，抽身投岩而死。“投岩麝退香”即是宁可玉碎舍命也要保全“自己最珍贵”的精神。
“文革”中，有一次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糊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看看，然后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评誉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发来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