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偷了人家的不健全的议论，自认为时代前进，以冀免被人家指为落伍，结果矛盾百出，不知所云。
（4）做文章受了奚落，便造些新闻来揭示人家私人的琐事，结果被公认为下流作者。
还有许多例子可举，总之，在文章里说谎，是没有好下场的。
弄文的说谎，不免形诸笔墨，倒霉也是活该。最奇怪是不弄文的，也偏爱去学弄文的样，横一篇宣言，竖一篇告民众书，结果是函电全属虚辞，文章无非空谈；曹子投机，汇集而成“食肉者言”等幽默文选，大发其财。
“口说无凭”原是天机一条；空头支票，假庄票式的文章，终究以少写为是。
李健吾：活着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传略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北相镇西曲马村人，辛亥革命志士李岐山之子。1920年，考入北京师大附中。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创作和发表了多篇中长篇小说。在父亲生前好友杨虎城将军与山西省主席商震的资助下，1931年，与老师朱自清、赴英留学的清华同学徐士瑚一起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先在一所学校补习法文，后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
惊闻日军侵占了东三省的消息后，他写出爱国诗词《出征歌》，用文艺作品宣传抗击日军的思想。1933年回国，后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他认真研究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并发表评论。他立论公正，见解宏达，文笔华美，时人把他与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南开大学的梁宗岱，并称为评论界学院派“三剑客”。有人预言说：李健吾是“我们雄厚的作家群中最有前途的一位”。著名作家司马长风评价，上世纪30年代，文学评论家中李的成就最高。他相继出版了《咀华集》、《咀华二集》、《戏剧新天》等评论集。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莫里哀戏剧集》、《人间喜剧的革命辩证法》、《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问题》等专著；还编撰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论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等巨著。
他喜欢并饰旦角演出了多部话剧，其艺术才华深得观众喜爱，演出轰动京城。他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等近10部戏剧。新中国成立后，《青春》被改编为评剧《小女婿》，获得第一届中国戏剧汇演一等奖。他改编了许多外国剧本，如反内战的《和平颂》、《山河怨》等，受到叶圣陶、郭沫若的赞誉。建国后，他创作了《战争贩子》、《伪君子》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多部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司汤达研究》、《高尔基戏剧集》7册、《契诃夫独幕剧集》1册、《莫里哀戏剧集》27册、《托尔斯泰戏剧集》4册、《屠格涅夫戏剧集》4册等，还翻译了雨果的《宝剑》、埃斯基拉斯的《浦罗米修斯被绑》、克鲁托夫斯基的《罗森堡夫妇》、《巴尔扎克论文集》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是一位集作家、文学评论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师，也是一位为东西方架设文化交流桥梁的和平使者。
演技民国初年，正是文明戏的兴盛时期，有位叫胡恨生的文明戏演员，激起了李健吾模仿演戏的兴致。“它迷了我一年的辰光……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李健吾《文明戏》）
小学五年级时，一位姓王的老师建议孩子们演戏，李健吾头一个响应。没有剧本，他们就自己编。那时的女角都由男性扮演，天遂人愿，李健吾饰了剧中的女角，一招一式，尤其是哭，都学胡恨生。尽管不那么地道，这次演出，还是引起了来看戏的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封至模的注意。
当时封至模以及其他几个人正想演出陈大悲的剧本《幽兰女士》，苦于找不到扮演女角的演员，看了李健吾的演出后，封至模邀李健吾与他们合作演出。封扮剧中的小姐，李扮剧中的丫环，演出的效果出人意料，观众的叫好全在丫环这边。此后北京各大学演戏，大都来找这位小学生扮女角。
1921年11月，陈大悲、陈晴皋、封至模等人组织北京实验剧社，年仅15岁的李健吾也列名为发起人。
六年级时，燕京大学学生熊佛西写了话剧《这是谁之罪》，邀李健吾饰剧中的女主角。戏幕拉开，演了一阵，观众反映相当冷淡。熊佛西很是焦急。临到李健吾出场，按照剧情的发展，他哭开了。哭是他的拿手好戏，观众随着他动人的表演，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完全被剧情所吸引。戏已结束，观众还沉浸其中，旋即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健吾没有想到，在这满堂喝彩声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当时任师大附小教师的邓颖超。1946年在上海中共办事处，邓颖超对李健吾回忆说：“你就是李健吾，那时你可有名了。”
文华1921年夏天，李健吾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同时考入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蹇先艾，成了诗人的朱大枬。到了第二学期，共同的爱好，很快将这三位少年联结在一起了。
第二学年上学期，也就是1922年冬天，这三个爱好文学的少年，联络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名叫曦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成立较早的文学社团。他们于1923年初，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爝火》，发行两期后停刊。刊名《爝火》，是朱大枬的主意。典出《庄子·逍遥游》“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1923年，李健吾以“仲刚”署名，在《爝火》旬刊上发表了三篇话剧习作：《出门之前》、《私生子》和《进京》。
曦社的文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3年5月下旬，由曦社提议，李健吾这个班曾请诗人徐志摩来作题为《诗人与诗》演讲。1924年1月17日，也是由曦社提议，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鲁迅来附中作了那场著名的也是鲁迅先生唯一的公开讲演——《未有天才之前》，时任附中学生会主席的李健吾主持了那场讲演。
1923年底，李健吾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诗《献给可爱的妈妈们》。这是现在看到的李健吾最早在他人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全诗用了妈妈的口吻，写了他的父亲，他的叔叔，他的哥哥，他的家世的悲酸。《爝火》停刊后，李健吾还先后向《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投稿，除了小说之外，李健吾还创作剧本，例如1924年7月，他的独幕剧《工人》就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因此逐渐在文艺圈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谁又能料到，这位作者当时只是18岁的中学四年级学生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在中学生时所写的短篇小说，十年后竟获得鲁迅的夸奖。1935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精选1917年到1927年间的短篇小说，选入了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且在《导言》中对李健吾的小说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时——1924年——，偶有作品发表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这一时期，李健吾仍参加陈大悲组织的演剧活动。一次，陈大悲告诉李健吾，周作人曾对陈说，现今有两个年轻人的散文引起他的注意，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李健吾。周作人是当时文坛上的权威，他的话是对李健吾最高的评价。
1935年夏天，年方29岁的李健吾受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聘请，去暨南大学作法国文学专任教授。到上海之后，工作安定了，李健吾写的文艺评论也更多了，并由此介入几次文坛论战。或许才气太大了，怕招人忌恨，写这些文章时，他用了个笔名——刘西渭。刘是最普通的姓，西渭，或许是他纪念在西安渭水边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吧。这个笔名，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是谁，连聘他到暨南大学的郑振铎都不知道。后来郑振铎知道了，有一天两人见了面，郑振铎大声喝道：“原来刘西渭就是你啊！”
李健吾的文艺批评独树一帜，不仅立论公正、见解精辟，而且论据丰富、文笔华美。1936年，李健吾出版了文艺评论集《咀华集》，这本集子和1942年出版的《咀华二集》，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奇葩。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对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零。”
(86)激愤1925年秋天，李健吾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并和朱自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1930年，李健吾毕业，留校做了王文显的助教。王当时是西文系的教授、系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五大特级教授。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华对李健吾的器重。在清华工作一段时间后，1932年筹足资金后，李健吾远赴法国留学。
抵法后，他先入巴黎语言专科学校现代法语高级班学习。抵法后十余天，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几天之内，东三省全部沦陷。这突发的事变，让海外的游子，最深切地感受到祖国二字的份量，耻辱，彷徨，又无可奈何，只能一任外国人的嘲讽。最让李健吾感到难堪的是，与法国人谈话谈得好好的，对方忽然会插进一句问话：
“你是日本人？”
“是中国人。”他回答说。
情势变得极为尴尬，谈话中止，彼此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心理之下分手，各自走开了事。开头两天，每天一清早，他还赶到街口买一份早报看，气闷归气闷，总还有个盼头，一个星期以后，报也懒得看了。接下来的“一二·八”沪淞抗战，十九路军总算为中国人争了一点体面，兴奋代替了消沉，希望变成了现实。他又买报看了，这回报贩不再以轻蔑讥诮的口吻挖苦他了，却换了另一种口吻来讽刺：“中国人，怎么不回去？”甚至房东太太也奇怪，中国留学生竟然没有一个回国参战的。他们只好解释：中国是募兵制。最后日子久了，“一二·八”又在丢脸之中结束。他们便加一句解释：这个政府不会抗战到底的，回国没有意义。法国人绝不可能了解中国复杂和紊乱的情势，但是祖国两字却在李健吾心中粉碎了。
正是在这种激愤、屈辱的情绪下，为了激励国内的士气与民心，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头的愤懑与孤独，李健吾先后写了两个剧本。第一个是以辽沈失守为背景的三幕剧《火线之外》，第二个是以淞沪抗战为背景的四幕剧《火线之内》，正式发表时改名为《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火线之外》后来又改名为《中秋节》。朱自清由伦敦来巴黎游览时，看了这个剧本，专门为它写了序。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沉没了，整个上海沦陷了。正在这时，留在北平，已然做了北大校长的周作人，考虑到李健吾日后的生计，托人给李健吾捎来话，说你留在上海没有出路，还是回北大来做一个主任罢。师长的情义，他不会不领会，而此时出任北大系主任意味着什么，他也不会不知道。怎样回复呢？几乎是不假思索，“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再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李健吾《与友人书》）李龟年是唐宗室子弟，通音律，后来流落江湖，成为著名的乐师。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赠给他的。李健吾说这话，表明他宁可去当戏子，也不去为敌伪效力。
1944年，他根据法国剧作家萨杜的剧本《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在上海演出。上演时，石挥饰男主角，丹尼饰女主角，李健吾也扮演了其中的参议角色。此剧演了一个月，轰动上海。李健吾本不抽烟，但为了演好角色，他不得不在台上抽烟，而且抽的是由劣质烟叶自制的雪茄。最后一次演出，由于抽得过头，戏刚演完，就昏倒在后台，以后再也没有演参议一角。
由于该剧间接对日寇迫害中国爱国人士和善良百姓的野蛮行径进行了鞭挞，所以演出激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也招来了敌人的恼怒，成为日本宪兵逮捕他的原因之一。在宪兵队里，日本人对李健吾施加残酷的刑罚，并要他交代郑振铎等人的地址，他当然没有出卖朋友。多亏夫人尤淑芬在敌人搜查时，机智地将朋友们的来信塞进了一个窟窿，敌人才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后经友人多方周旋，将他保出。
(87)挚友与郑振铎1933年8月，留法两年后，李健吾学成回国，10月与清华校友尤淑芬在北平完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老师朱自清与杨振声介绍，受聘于胡适主持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的小说，每月领取160元的稿费补助。这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西谛）正与巴金、章靳以等人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份刊物是北平立达书局约章靳以编的，章觉得自己的资望能力不能胜任，便请郑振铎出面筹划。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机缘，促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这两位不世出的人才的相识。
10月某日，郑振铎在会贤堂饭庄召集在北平的知名作家宴饮，商谈出版刊物事宜，李健吾应邀前往。同时应邀前去的还有李健吾的老师杨振声和朱自清。推测其中情由，当是杨朱二位师长的挽介之功。尤其是朱自清，当李还是清华大学学生时，朱自清就为李的作品写评介文章，又一同出国（李系留学，朱系度假），必会竭力推荐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李健吾在上清华时已是该会会员，薄有声名，肯来入伙，自然礼遇有加。
1934年1月，《文学季刊》在北平出版，李健吾列名编斩人（相当于编委），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包法利夫人》，系他正在写作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也正是这篇文章，使郑振铎看中了李健吾的才学。紧接着，第三期上，李健吾又发表了他的著名剧作《这不过是春天》。一篇是研究，一篇是创作，骤然间，28岁的年轻人在文坛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翌年，郑振铎受命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物色人才时，立即就想到了写过《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破格聘任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李健吾先独自一人到了上海，巴金帮他在自己居住的霞飞坊附近找了一所房子，开学前，又将妻子与女儿接到上海。初到十里洋场，人地生疏，没有多少应酬，除教学外，李健吾专心写作。为了不致招人疑忌，他写的文学评论文章，用“刘西渭”作笔名发表。一时间，许多人都不清楚刘某是何人，以为新冒出了个文评家。只有沈从文和巴金知道底里，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后来又由巴金帮助整理成册，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咀华集》。
暨南大学在真如，来来去去不方便，在市内住了一段时间后，李健吾一家便搬到真如乡下去住。抗战爆发了，真如在战区，李健吾一家又迁回市内，住在法租界的巨簌达路（现名巨鹿路）。不久学校也撤回市内，在法租界的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上课。
郑先生的家也在市内，常约朋友去家里吃饭。在郑家，李健吾先后结识了阿英、夏衍等文化界的名流。这期间，阿英要办一份刊物，名叫《离骚》，怕引起租界当局注意，跟郑振铎商量时，郑出主意说，就用“刘西渭”作发行人吧。
“孤岛”时期，郑振铎与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秘密出版《鲁迅全集》。无法公开征集购书人，只能采取朋友间相互串联的办法。一天，郑振铎悄悄问李健吾：“健吾，你有五十块钱吗？你能约你顶熟的朋友也出五十块钱吗？大家凑钱出《鲁迅全集》，可是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啊。”
听了这话，李健吾没说别的，立即回家拿了50块钱交给郑，又去找清华校友孙瑞瑛，说明来意，拿了50块钱交给郑。书出版后，郑给李送来一部。这部书，几经迁徙，李先生一直带在身边，视同至宝，直到十年浩劫被抄家，才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
与巴金李健吾曾在一篇文学评论中，提及了巴金和茅盾两位文学大师的文笔问题。
“我们今日的两位小说家，却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
李健吾还嫌这样批评茅盾不过瘾，随后又加了一段：“他（茅盾）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句，西一句，疙里疙瘩地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达。”
除了批评巴金的文笔差之外，李健吾还批评了巴金的作品“只有热情，没有风格”等硬伤。巴金不服李健吾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三个回合，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李健吾和巴金，“场上是对手，场下却是朋友”。“文革”中，巴金遭到批判，被打倒，其他人纷纷避开，但李健吾没有，他愈发地与巴金亲近起来，派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给巴金送去八百元钱。这对于穷困中煎熬的巴金先生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多少年之后，病体缠身的巴金还常常念叨李健吾，一再深情地说：“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他那金子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
与石评梅李健吾与石评梅，情谊如同姐弟，称呼上则是先生。石评梅1902年出生，比李健吾大四岁。1923年夏，石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受聘到北师大附中，任女子部主任、体育教员，兼教国文。当时，李健吾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刚刚升入三年级。听说本校新来了一位教员，且是山西同乡，自然想去结识。
第一次见面，就认错了人。
一天晚上，一个同乡会演话剧，李健吾饰演一个角色，知道石评梅也在场，便由一位友人介绍“相识”了，接着就亲热地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对方忽然说：
“你所说的是石评梅先生吧？”
李健吾好生奇怪，怎么，她不是石先生吗！
“你认错了，我是石先生的同学……你看那边柱下站着的才是石先生呢。”
李健吾这才走过去与石评梅相识。
石评梅教体育，喜爱文学，李健吾爱好文学，也爱好体育，又是同乡，年龄仅相差四岁，渐渐地两人熟识了，课外常在一起晤谈。“从交谈中，她了解了我的家庭，我的爱好，但是她对自己却闭口不谈，我年纪小，就像一个小弟弟似的，事无巨细，一片真心，全对她讲。”
李健吾对石评梅有了更深的认识，是三年后，石评梅带学生来清华春游那天的晚上。
1928年4月间，华北运动会的第二天，石评梅领着十几个附中同学春游，来到清华。晚上，石评梅、李健吾，还有几个附中的同学，坐在荷花池前的石阶上聊天。有一个学生问石先生的岁数，她说了，接着叹息了一声：
“我觉得活到这个年纪真不易！”她继续说，“光阴也真过得快。我希望我也能有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的疲倦；昨天晚晌我在对面山下的石墩上坐了一夜，直到晨色微微红了起来。我不能不在社会里鬼混，哦，那社会！什么有志气的好人也让它一口吞了下去。我挣扎着，我从来不苟且，我从来只和我自己是朋友。我站在泥水里头，和这莲花一样，可是和它们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将来死去还是父母赐给我的璧洁的身体。我从来不求人，不谄媚人，我在什么事情上也没有成就，就是文章，我也不敢写了。”
“在这社会里面，女子向来是——”李健吾插嘴说。
“我真羡慕你们男孩子！只要自己有志气，有毅力，终究可以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你们什么都撇弃得下。至于你……”石评梅接着讲了些鼓励李健吾上进的话，又继续说道，“现在我也不悲观了：人活着，反正是要活着，有同情也好，没有同情也好，反正还要活着。所以如今当我到难受极了的时候，眼泪固然要流，然而我一看到我这许多的学生欢欢喜喜地唱着，跳着，我便安慰许多了。她们是我唯一的安慰。可是慢慢她们也要离我走开的……”
就在那次春游后的9月18日，石评梅发病，剧烈的头疼，20日转往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无效，23日转往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去世的前两天，在清华上学的李健吾才听说石先生病重住院，十分惊讶，焦急。本待去看望，只是听说医院不许人进去，才未去成。不意两天后，石评梅竟溘然长逝。
石评梅去世后，朋友们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将她安葬在陶然亭内高君宇的墓旁。
10月24日，李健吾写成《悼评梅先生》一文，先在《晨报副刊》发表，后收入蔷薇社编辑、由世界日报社印行的《石评梅纪念特刊》。这是一篇感情沉痛而文字酣畅的悼亡文章，末尾一段是这样的——
最令我感到一种显然的差别的，是看见她立在繁华而喧嚣的人海里，她漫立在一群幸福的妇女中间。面色微白，黯然伤神，孤零零的，仿佛一个失了魂的美丽的空囊壳；有时甚至于表示一种畏涩的神情，仿佛自惭形陋的念头在激动她的整个的心灵。那过去的悲哀浸遍了她的无所施用的热心，想把它骗入一时的欢乐，只是自欺欺人。她生活在她底已逝底梦境；她忏悔她昔日对于那唯一爱她底男子所犯底罪过；她跳到社会里面，努力要消耗一切于刹那的遗忘；然而她的思想仍是她的，她的情感仍旧潜在着，她终于不能毁灭她已往底评梅。她只得向天狂吁道：“天啊！让我隐没于山林吧！让我独居于海滨吧！我不能再游于这扰攘的人寰了。”那末一句表示出她的极端的绝望。所有她的诗文几乎多半是她奋斗以后失了望的哀词，在那里她的始元的精神超过了我们今日所谓底颓废文学，无病而吟底作家与前代消极的愁吟底女子。她的情感几乎高尚到神圣的程度，即使她自己不吟不写，以她一生的无名的不幸而论，已终够我们的诗人兴感讽咏的了。
与林徽因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了长信给李健吾，约李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北京全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幸事。林徽因的这种方式约见，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如萧乾，故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相当活跃的了，文学上算得上是林徽因的前辈，不知他们见面时是如何一番情景。
反正两人的订交起始于此，以后都在“京派”圈子里引为知己，尤其是李健吾，对林徽因推崇备至。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保守的大学教授竟然读不明白，为此李健吾写出了与小说同题的评论，热情称赞林徽因：“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并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李健吾关于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评论，成为李健吾式文学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并选入多种有关林徽因的书籍。
抗战八年，林徽因避居西南后方，李健吾则蛰居沦陷的上海，虽音讯阻隔，但阻隔不了李健吾对女作家的惦念。当误传林徽因已经病故，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这种情感。他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一位是从旧礼教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我不想在这里仔细分析她们四位，因为她们每位全值得我奉献一篇专论。最像一个典雅的中国人的是凌叔华，然而最伟大的却是丁玲，萧红的前途应当没有穷尽，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大概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李健吾确切地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专为林徽因写了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的一种）。以下为这篇文章的节选：
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为什么我这样关切？因为我敬重她的才华，希望天假以年，能够让她为中国文艺有所效力。在中国现存的知名女作家里面，丁玲以她的热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华的淡远的风格给我以平静，萧红的《生死场》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样鲜丽，直到最近，杨绛以她灵慧的文静的观察为我带来更高的希望。作品没有她们丰盈，才华的显示不是任何男友所可企及，然而命运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强的心性为难。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钱钟书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为此，郑振铎和李健吾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约稿。
此时，钱钟书从1944年动笔的首部长篇小说《围城》即将完成。根据文艺评论家吴泰昌在《听李健吾谈〈围城〉》一文中的记载，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是写剧本的，她和李健吾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李健吾为她写过剧评，并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得知《围城》完成一大半以后，李健吾和郑振铎就向钱钟书提出，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围城》。钱钟书同意了，双方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时间连载完这部长篇。但是，在《文艺复兴》创刊号组版时，钱钟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钟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李健吾写道：“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本来，《围城》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李健吾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钞不及，只好暂停一期。”
轶事李健吾先生是法国文学专家，他翻译的27种莫里哀喜剧，文采斐然，誉评如潮。生活中的李先生却“略输文采”，常常露出“傻”相来。一次他陪友人去绍兴游玩，鲁迅家乡的山水草木令朋友惊喜异常。为使这种惊喜永远留在朋友记忆里，李健吾自告奋勇拍摄，围着朋友前后左右不停拍摄。瞧他东一张西一张的麻利样子，朋友以为他是位摄影高手，表情随之丰富异常自不消说。可回到家洗印出来一看，照片上什么都没有！原来这位主动热情为人拍照的李先生根本就不会拍照，这竟是他平生第一次摸相机！
1934年春季的一天，李健吾与曹禺在《文学季刊》编辑部里聚谈，在谈及当今谁是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时，曹禺把李健吾推为最好。
听了曹禺的评判，李健吾心里自然很是得意。他知道曹禺刚写完一个剧本。过后找到靳以一问，果然靳以说就在他的抽屉里，靳以还说他和巴金都认为剧本不错，但还有些小毛病，最后，靳以对李健吾说：“你先拿去看看。”
“不，不登出来我不看”。李健吾如是说。
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在剧本一栏里，同时刊出三个剧本。第一个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第二个是曹禺的《雷雨》，第三个是顾青海的《香妃》。对这样的排列，李健吾有个风趣的解释：“我不想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所以，我原谅他。”
1945年3月，李健吾改编的《金小玉》由苦干剧团演出，立即轰动了上海剧坛。李健吾在剧中饰黄总参议。
有次开演前，李健吾在后台跟演员大谈其黄总参议的演法，如何撩袍，如何甩袖，如何抽雪茄，如何吐掉牙签，说到得意处，一不小心，把做道具用的劣质雪茄烟，猛吸一口咽了下去。他是从不吸烟的，一下子中了烟毒。正好轮到他上场，勉强支撑着将戏演完，一到后台就大呕大吐，面无人色，几乎晕了过去。朋友们看他情形不对，只好雇车送他回去。上了车，车夫问拉到哪儿，他头也不抬，凄然欲绝地说了五个字：“上海殡仪馆！”
一个大活人怎么要去殡仪馆呢？车夫吓了一跳。原来李健吾住的多福村五号，就在上海殡仪馆对面，平日坐车回家，他总是这样对车夫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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