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中走来

    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

    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

    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

    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

    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古代铜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

    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

    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

    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

    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

    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

    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1．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时间的“锯齿”，噬啮着……

    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

    自平王东迁，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称为“春秋”，它得名于孔子所作的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其得名与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有关。

    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王室血缘关系已远，加之各封国内也都发生了沧桑巨变，所以，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周王室财政拮据。周平王于公元前720年死去，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办丧事，又去向鲁国要钱。

    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1000多里（按顾炎武说，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见《日知录》卷三）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200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50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楚国曾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晋国要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缶并之罄矣，惟缾之耻”（瓶中的酒没有了，是饼的耻辱）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音雷）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真够形象、生动的。

    春秋东迁以后，周王再也没行过“巡狩”礼，诸侯也难得去朝见天子。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非由周王分封，但越王勾践曾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即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号称霸王。并得到周元王的承认）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

    为了争当霸主，或为了不受他国的欺辱，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人卿大夫手中。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变为“自诸侯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自大夫出”（决定于大夫），以至“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论语·季氏》）

    “七国争雄”的战国

    战国时期的开端，有人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齐国大夫田常以武力夺取了齐国政权。也有人定在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的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事实上分裂为韩、赵、魏3国（习称三晋）。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看，更具意味的事件则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将韩、赵、魏3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

    对于这一事件，宋人司马光曾不无痛惜地在《资治通鉴》中说，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封建等级社会的纪纲和名分。司马光还认为，如果周天子当时不给3家以诸侯的名分，那么必然会有伯主（即霸主）出来讨伐韩、赵、魏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迂阔。司马光看不清当时强大的新兴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乃是历史的必然。周天子承认3家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在三晋建侯后的17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氏升为诸侯。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4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所以，他们绝不足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据一项统计，春秋时期曾存在过120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8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菖、邹、杞、蔡、任、滕、薛、曾等国（这些小国以后相继为大国所灭）。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7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7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南面是楚，东面是齐。北面是燕和赵，西面是秦，韩、魏在其中。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6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的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春秋争霸，各国仍称“邦”。齐邦、晋邦等称谓屡见于春秋金文，只有不遵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然而这并不为中原诸侯承认。而且，楚、吴、越常被当作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王不啻是惊人之举，它还宣告了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事隔10年，秦为与齐、魏对抗，也称王。过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破坏殆尽。而同时，新的国家形态正处于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

    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

    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本质，在于从建构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新的、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转化。“礼崩乐坏”象征着旧制度、旧秩序的瓦解，然而同时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个分裂的、走向独立的国家，既导致了旧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和终结，又通过各自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新的国家形态的胚胎和雏形。秦国经由改革和兼并战争，创立秦王朝，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化。

    从商朝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的王国，再到秦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轨迹。

    秦王朝的产生，可以视为先秦历史发展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运用更新了的政治手段，继承、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形态。

    制度层面的考察

    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古代铜人

    1．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

    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用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防堤。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防堤。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

    “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防堤，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

    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

    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古代瓷器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

    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

    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已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秦国：胜利绝非偶然

    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

    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人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堰，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七世而胜

    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人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古代兵器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襄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流星，一闪而过

    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

    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长城长城：无尽的思索

    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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