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

    （1）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对古代地理的发掘考证资料来研究、论证历史事实的科学。它发端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之后，形成了以侯仁之为代表的北大历史地理学派。

    侯仁之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上，原因何在？

    据他介绍，我国现有的重要城市，绝大多数是在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的起源，还可以上溯到奴隶社会时期。这些历史悠久的旧城市，除某种共性之外，还无不具有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充分揭示其规律和特点，既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又是改造旧城市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因此，这样的研究也是城市规划工作所不容忽视的。

    研究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首先需要确定这个城市最早的城址，然后才能进一步探讨这个城市之所以在这一城址上发展起来的原因。

    因此，北京、芜湖、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相继进入侯仁之的研究视野，并一一进行历史地理维度的分析。

    他认为研究一个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绝对不能忽视对于整个地区的开发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活动、交通状况等历史文化景观的变迁。

    所以，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也必须结合整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进行综合探讨，这样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对城市规划工作有用，也同样对区域规划工作大有裨益。

    （2）邯郸：恢复学术研究第一站

    1974年春，位于和平路中段路南的邯郸市城建局破旧的平房里，住进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温文儒雅而又文质彬彬，原来这是来自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教授和助教们。来邯的目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进行教改实验”。当时的所谓“教改”，是大学文革“斗批改”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即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经“斗”了的、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批”了的，就要进入“改”的阶段。怎么改？要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改”。一行人的领队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他就是侯仁之。

    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第六章经世致用：唯有葵花向日倾（中）邯郸早在远古时期的新石器中早期，就成为人类的一处活动中心；春秋时期是黄河北岸的重要工商业城市；战国时期是赵国的国都；汉代也是藩属封国赵国的都城，还是西汉著名的“五大都会”之一；邯郸境内的邺城，曾是我国北朝时期的“六朝故都”；隋唐以后的大名城曾是北宋的陪都和后汉、刘豫政权的都城，是北方地区较长时期的重镇；近代邯郸还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现代的邯郸已经初步具备了晋冀鲁豫接壤区域的中心城市规模。

    尽管如此，侯仁之为什么把重新恢复学术研究工作的第一站选到了邯郸？

    据时任邯郸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现任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邯郸市名城办主任的申有顺回忆，侯仁之曾向他提及当时的情况。

    原来，当年，侯仁之“站”起来不久就赶上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四人帮”为了更有力地向周总理开刀，决定从北大、清华找两个刚刚“站”起来的知名教授参加到其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中来，其中被点名的就有侯教授和另一位以研究儒学而著名的老教授，并命令他们立即集中行动，到小靳庄去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开展大批判。

    侯仁之着实犯了愁，他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便下决心不与他们为伍。

    可怎么摆脱呢？

    他突然想起，最近在国家文物局看到的几份关于邯郸发现一座地下城的简报，一方面这个发现令他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许是自己“避祸”的最好方式。

    于是立即叫来他的几个学生、助教说，第二天就出发到邯郸搞教改去，并要严格保密。就这样他们不辞而别，急匆匆离开了是非之地。

    几天后，江青还曾追问侯先生的下落，好在同事们帮他敷衍了过去。

    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不胜感慨：“如果不是邯郸之行，我要么是硬顶而再被打倒；要么是像那位先生一样陷进泥坑，受到历史的唾弃，所以是邯郸救了我，我该感谢邯郸人民！”

    在接下来的6个多月中，他们查阅了大量的邯郸文献古籍，仔细考察了一个个古迹遗址，还与城建队伍一起进行了补点勘探，摸清了邯郸城周围山水地理的历史走向和变化沿革。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达数万字的《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稿，上报了当时的邯郸市委和市革委。

    侯教授在这份汇报材料里，还对邯郸城的建城年代、汉代时期的邯郸城、封建社会后期邯郸城的衰落、解放初期的邯郸城和邯郸城的复兴、赵王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和邯郸城市规划，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被人们所沿用。

    如对位于邯郸西南的赵王城的保护利用问题，侯教授建议：“从邯郸市的远景规划来看，如何对待这座‘赵王城’的遗址，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座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保留得像‘赵王城’这样完整的战国遗址已经很少了……它是研究古代城堡建筑的重要标本。”

    “它的城垣、台阶等还应照旧保留。当地的重要遗址（如‘龙台’等）和出土遗物———包括邯郸市内不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以就地整理，展览陈列，作为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一个现场。这样，使古代的遗址、遗物也可以为现实的生活服务。”在周围“建立起较大范围的森林绿地”，“最好开辟为市郊森林公园，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以作为劳动人民的游憩场所”。

    现代的邯郸，在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区域16个地市中，不仅区位居中、交通四达，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城市。按照国家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是国家特大城市之一。

    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邯郸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承德：围场命运牵系的城市兴衰

    1975年，侯仁之完成了对承德的考察研究，并撰写了调研报告《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

    1990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说：“承德地区……这个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已达38.4％……。”

    之后，在参加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侯仁之作了专门演讲《从避暑山庄想到木兰围场》。

    演讲中，他重申了调研时的发现：

    “现在的承德地区原始的森林覆盖率，应该是远远超过38.4％的。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辟木兰围场，总面积l万多平方公里。它的原始景观，从坝下的落叶阔叶林，到坝上的森林草原，地形变化复杂，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开辟为皇家狩猎区之后，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下设八旗营兵驻防守卫，绝无居民留住其间。每年定期在野生动物繁殖期后，进行木兰秋狝。这就无异于一个大自然保护区。正是在这一狩猎制度最初形成的过程中，避暑山庄兴建起来，并且逐渐形成有清一代鼎盛之时的第二政治中心。”

    清朝自乾隆以后，国势渐衰。木兰围场的管理也日渐松弛。

    同治初年，围场以内逐渐开垦，及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部放垦。演变至今，竟然出现了沙化的现象。

    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并已采取措施进行改造。但是今天看来，以木兰围场的今昔变化为起点，来深入揭示承德整个地区在近300年来自然环境从定性到定量变化的具体过程，作为进一步进行地区改造的参考，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一课题，是地球表层学这个开放的巨大系统中涉及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其反馈作用的研究。更具体地说，这正是历史地理学所应该承担的研究任务。

    这也表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经从木兰围场自然景观今昔变化的研究开始，还将扩大到整个承德地区及其边缘地带。

    （4） 淄博：书信探讨组群式城市的细节

    淄博市位于华北平原东部、山东省中部，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组群式城市，为齐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西周建立后，姜尚封齐，开创“泱泱大风”的齐国文化。

    淄博市临淄区作为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百年，至西汉前期仍“巨于长安”。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都城长达800年之久。

    “淄博”一词最初是“淄川”和“博山”两个地区的合称，后泛指作为城市名称。

    淄博市五个区的行政中心，即张店、淄川、博山、周村和辛店五个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集中反映了淄博地区经济开发的过程。

    侯仁之曾应邀为淄博市撰写了调研报告《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其间，有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到侯仁之的调研精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侯仁之与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建人刘敦愿书信往来，就淄博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1977年1月27日侯仁之致刘敦愿信中说：“关于淄河洪水有无可能灌入临淄城中的问题，从淄河河床在临淄城郊下塌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也并不排除临淄齐故城门外有人工筑堤的可能，这要看当时筑堤的位置和原因，如果是为了防止这里的农田菜圃被淹，就很有可能在阶地边缘与河漫滩相接的地方筑堤防洪。去年十一月中，在淄博市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我又赶到西安参加一个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会，会后又到淄博，十二月三十日才赶回北京。现在应市委之命，赶写《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的文字报告，其中有涉及到临淄城的一部分，亟望能早日看到大作，以补我之不足。”

    2.城址起源与变迁

    （1）北京城最初是谁建的

    历史上的北京城，曾经有过多次改建，至于现在的北京城，则是13世纪中叶在忽必烈（元世祖）的统治下最初营建的，当时叫做大都。

    到了15世纪初，即明朝永乐年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从而奠定了今日北京“内城”的基础，而“北京”一名，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又过了130多年，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又加筑外城，旧日北京城的规模，终于完成。

    因此，要想知道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首先要回到元朝。

    经侯仁之查证，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原名刘侃，秉忠是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

    刘秉忠是今河北邢台人，少有才学，《元史》卷一五七本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因此，忽必烈很喜欢他。

    当忽必烈还在蒙古草原的时候，刘秉忠已经是他手下的谋臣，他曾奉忽必烈之命选址建造开平城，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又过了4年，秉忠受命筑中都城，也就是后来说的大都城。

    《元史》本传如是写道：（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也就是说，不但大都城是秉忠所筑，就是元朝国号也是他所奏，元朝开国的典章制度也无不由他所创立，甚至忽必烈决定定都于此，都是出自他的建议。

    此外，从大都城的布局来看，其“宗庙宫室”的配列，与《周礼·考工记》一篇所载帝都之制完全符合，也就是说，大都城内正中前方为宫城，其后为市场，宫城之左（东）为太庙，右为社稷坛，这正是《考工记》上所谓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原则。

    刘秉忠深通儒家经典，大都城的修建可以说是他把《周礼·考工记》上有关帝都建设的理想布局予以具体体现的尝试。

    （2） 北京城为何没选址在永定河畔

    侯仁之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他以现代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地理原因，揭示出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北京城最初的名称叫作蓟。为什么叫蓟呢？

    因为在蓟城的西北角，有一个高丘，叫蓟丘，城就因为蓟丘“蓟”而得名。

    古代的城市，像鲁国的曲阜等平原城市，多是以高丘的地理位置建城。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有过“蓟”的记载。

    公元938年，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改称南京，也叫燕京。

    那么北京城为什么能够在这里成长呢？

    因为蓟城的上游有一个湖叫西湖，也就是现在的莲花池，它解决了一个城市的成长所必须解决的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源地。

    北京城是靠着一个丘、一个湖才成长起来的，它距今大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有人会问，北京不是有一条永定河吗，为什么它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

    确实，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城市就是在河流渡口上成长的。

    比如说英国伦敦的起源，南来北往都要经过伦敦桥，所以它就成长起来了。

    而北京为什么没有在永定河的渡口上成长起来，原因就是我国华北地区降水的特点，冬天天寒地冻，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渡口常常受到威胁，无法建城。

    因此就来到了蓟丘，又利用了莲花池的水。所以，莲花池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没有莲花池就没有最初的北京城。

    1.北京城的规划与设计

    （1） 紫禁城的传承与转身

    古之紫禁城，乃天子居住之地，寻常百姓难以一睹其尊容，今之紫禁城，早已更名为故宫，买张门票，即可入内参观游览。

    北京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即开始营造紫禁城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

    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城内宫殿建筑布局沿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

    城之南半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称为“前朝”。

    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皇极等殿，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称为“后寝”。

    此外还有斋宫、毓庆宫，重华宫等。整组宫殿建筑布局谨严，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封建帝制时代，普通的人民群众是不能也不敢靠近一步的。

    侯仁之关注的是，在规划设计层面紫禁城是如何成就的。

    第七章经世致用：唯有葵花向日倾（下）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他认为明初兴建紫禁城，乃是在元宫城的废墟之上又加以改建的。这种改建，和整个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从元到明的递相演变，由于实际的规划设计及其实施过程，史无明文，难以稽考，侯仁之便依据考古勘探和间接资料所完成的平面复原图，加以分析。

    他的研究结果是，紫禁城的兴建乃是在元大内故址上又稍向南移，其东西两面城址如故，仅分别缩减其北段、延长其南端，因而全城形制仍是南北纵长的长方形，并且依旧处于全城中轴线最重要的位置上。

    其结果之一，就是元代后宫延春阁的故址，已处于紫禁城的北墙之外，因而得以在延春阁的故址上堆筑起万岁山，意在压胜前朝。

    他指出在紫禁城最初利用元大内而进行改建时，决定引水入城，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按北京气候特点之一，是每年雨季降水集中，且常有大暴雨在短时期内下降，势如倾盆。如果排水不畅，极易泛滥成灾。紫禁城内大小建筑连檐接栋，大部分地面又皆有砖石铺设，如遇暴雨集中下降，即可由内金水河排出城外。反之，如遇火灾或其他大量用水之处，内金水河又足以保证流水的源源供应。”

    同样，在内金水河紫禁城午门内一段，也是利用了元代旧渠道中的一段，上架石桥五道，既便同行，又增加了庭院设计的艺术效果。

    （2）天安门广场的诞生与荣耀

    和紫禁城一样，天安门广场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从一个宫廷广场变身为人民广场。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每天清晨的升国旗和每天日落时分的降国旗是最庄严的仪式，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必选项目。

    同时，天安门广场是无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中国从衰落到崛起的历史见证。

    天安门广场于1986年被评为“北京十六景”之一，景观名“天安丽日”。

    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与历史上相比，早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明清时期，整个宫廷广场都保持着严格的轴线对称，周围绕以色彩浓厚的红墙，层层封闭，正中央是一条狭长而笔直的石板大道，一直伸向天安门前。大道东西两边，傍红墙内侧，是联檐通脊的千步檐，一间一间地排列下去，显得有些矮小单调。“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筑物的低小与高大，简单与豪华在形象上的对比，亦即利用中心大道的纵长深远和大道尽头一带横街的平阔开展这种空间上的突然变化，来显示帝王之居的尊严华贵以及皇权统治的绝对权威。”

    辛亥革命后，封闭的天安门广场除去贯通了东西两城的交通之外，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变化。

    重修过的千步廊被全部废除（1913年），东西外三座门相继拆掉，广场南端的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广场以南正阳门的瓮城也被拆除（1915年），并开辟了东西两侧城墙上的出入口，进一步便利了从外城直达天安门广场的交通。

    这一些变化，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日益突出。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以上的初步变化之后，就成了北京城广大群众举行政治集会的中心场所。自从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里点燃了第一把革命的熊熊火焰之后，一直到解放前夕历次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也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蓬蓬勃勃地展开起来。

    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1959年建国10周年，每年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前后共举行了11次。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实行“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到2009年，一共举行过14次国庆阅兵，其中影响较大且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开国大典、建国5周年、10周年、35周年和50周年，60周年的6次大阅兵。

    （3）北京城的两个基本原则

    1985年3月，侯仁之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了他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一定要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看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特别是北京旧城的改造。不然，就丢掉了大方向。

    第二，一定要在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旧城的改造中，坚持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不然，就要陷于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同时还做了极为重要的《批复》，在《批复》里讲到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时是这样写的：“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

    这一指示非常明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意见就很不一致，比如，“首都的独特风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方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容易让问题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另一方面，则是北京城的具体建设，尤其是旧城改造如何实现“独特风貌”？

    因此，侯仁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今天看来似乎无甚高论，但还原至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振聋发聩。

    毛泽东当时有句名言，就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然后发展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文化。这些观点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与实际如何结合，却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当时关于北京旧城城墙的争论，城墙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该存还是该废？

    梁思成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主张保存和改造北京旧城墙加以利用，可是遭到驳斥，这一主张甚至被称作为“立场问题”。后来，城墙还是被拆掉了。

    侯仁之清楚地认识到，旧城改造是个决定北京城命运的大事，“这两个原则只是供参考，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必须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批复》中所提出的原则和精神，有个共同的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共同努力，求其实现”。

    （4）北京城的三个里程碑

    2001年11月，就在侯仁之先生行将90岁的时候，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的学术思想：

    第一个里程碑，是历史上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且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全球。

    第二个里程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建设。它被赋予具有历史传统且统领全城中轴的崭新意义，显示出在城市建设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文化传统上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

    第三个里程碑，是北京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成功之后，建设的国际奥林匹克中心。它既是全城中轴线的向北延伸，又标志着中国要进一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侯仁之在对北京城作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入考察、研究之后，作出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他所倾注的全部心血、智慧的结晶。

    其实这三个里程碑，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紫禁城作为第一个里程碑，它那巍峨壮丽的宫阙，充分显示了皇权时代帝王至上的思想；

    天安门广场作为第二个里程碑，在扩大宫廷广场为城市广场的基础上，又融合古今建筑为一体，从而呈现出继往开来的新气象；

    国际奥林匹克中心作为第三个里程碑，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顶点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曾说过：“不了解北京城的过去，就无法认识北京城的现在，当然也就不可能预测北京城的未来。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时间之链上。”

    北京的这三个里程碑就是在这同一个中轴线上。

    （5）“老外”的四种“北京观”

    北京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为西方学者所瞩目，一般描述以及专题论著，为数众多，侯仁之认为其中有四个问题的探讨，值得关注。

    ①北京为何选择在今天之位置？

    是什么有利的条件决定了当初北京的选址？侯仁之认为，最初把这一问题作为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课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是一位原籍澳洲的地理学家泰勒。泰勒教授1942年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他曾着重讨论北京城的城址条件问题：“北京是在一个辽阔的冲积平原和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城市的佳例……看来很清楚的是北京城址的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人为因素。在早期，占卜者认为北京的城址是特别吉利的，而政治上的原因则是次要的。”

    侯仁之认为，正是泰勒教授才第一次把有关北京城的建址问题提到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上来进行探讨的，尽管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明确提出问题，并认真进行探讨，确实是值得重视的。

    ②城市中轴线为何是南北走向？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卫德礼对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有着独到之处，他曾有一部著作《四方之极》，其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的设计问题：

    “在中国城市中沿着自南向北的主轴线行进的大路，比起任何自西向东的道路都更为重要，沿着这条主轴线的大路，布置了最重要的官方建筑，在都城中，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面向正南，毫无例外……这一主轴线的设计，在北京城里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如果沿着这条中心大路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门、城楼以及城垣的延续。”

    这种主要建筑面南的设计，侯仁之认为与所在北温带季风区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这里的冬季处于西北大陆内部气压的控制之下，北风严寒凛冽，日照时间又短，到了夏季，高气压中心转向东南海洋，南风炎热多雨，又是烈日当空。因此，随着季节的变化，为了冬季的避寒采光和夏季的通风避暑，居室设计当以面向正南为上策。

    ③总体规划的意义所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年，著名的丹麦学者罗斯穆德，在专著中对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评价道：“……旅游指南提供了关于北京城每一座宫殿和庙坛的详细介绍，但是对下列一事却只字未提，即北京的整个城市，乃是世界一大奇观，它的布局和谐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这是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发现的。”

    侯仁之认为“顶峰”一词值得商榷，“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说北京旧城在封建社会时期，作为国都的设计，从它所表现的帝王至上这一主题思想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的，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又将有新的顶峰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作为人民首都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上，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还有新的顶峰正在等待我们去攀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

    ④古代规划的现实意义？

    “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事大概要算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帝王的居住之地而设计的，意在显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城市深深浸沉在宫廷仪礼和宗教意识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尽管如此，它的规划设计是如此之杰出，仍然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宝库。”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0年，美国的培根教授负责主持美国故都费城的城市规划建设达20年之久，他在名著《城市设计》中如是评价北京旧城的城市设计。

    培根教授自称在费城的规划设计中，受到不少北京城的影响。

    2.北京景的溯源与保护

    （1）未名湖的前世今生

    北京大学的著名景观就是“一塔湖图”（塔指博雅塔，湖指未名湖，图指图书馆）。

    未名湖的西南侧湖畔，立有一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未名湖”，字乃侯仁之所题。

    湖本无名，因钱穆教授命名。

    1990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原燕京大学未名湖校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刻石于未名湖畔，碑文如下：原燕京大学未名湖校区

    该区主要建筑有校门、科学实验楼、办公楼、外文楼、图书馆、临湖轩、南北阁、男女生宿舍、水塔及附属园林小品等。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手法，结合原有山行水系，注意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与现在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未名湖如何来历？据侯仁之考证，其前身为淑春园，而淑春园前身为自怡园。

    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自怡园为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园，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著名画家兼造园叠山艺术家叶洮为之设计并建造的，也是叶氏的园林艺术代表作。后因明珠倒台，自怡园被籍没。后更名为淑春园。

    当时，和绅被赐住淑春园，其间，多有建造。

    有诗为证：移山缩地疑神力，拓径开泉总化工。树拥危亭俄出没，湖吞画舫忽西东。这种自然场景，从最初的自怡园到重建的淑春园，犹如昙花一现，一去不返。

    只有一只残存的画舫，保留至今，这就是今天未名湖上有名的石船。

    （2）什刹海的演变脉络

    什刹海景区风光秀丽，被誉为“北方的水乡”，是古都之源、文化之源，是民众休闲、感受历史、享受时尚的胜地。

    明末刘侗与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则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神韵。

    据侯仁之考证，什刹海旧称积水潭，原是一南北狭长之天然湖泊。在北京旧城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遂因古刹改名太液池。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元朝曾依托这一片水域在东岸确定了都城建设的中轴线，什刹海始成为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什刹海积淀了上至皇亲国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的深厚的各阶层文化。

    什刹海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三海碧波荡漾，岸边垂柳毵毵，远山秀色如黛，风光绮丽，为燕京胜景之一。

    但是，什刹海之名因何而来？

    什刹海一名的来源，诸说不一。早在明万历年间，德胜门内有寺曰什刹海，著名的《帝京景物略》记载说：“京师梵宇，莫什刹海若者。”

    清乾隆《日下旧闻考》有按语曰：“元时以积水潭为西海子，明季相沿亦名海子，亦名积水潭，亦名净业湖。……今则并无西海子之名，其近十刹海者即称什刹海，近净业寺者即称净业湖。”

    侯仁之认为，根据这条按语，可以断定现在的什刹海一名，实来自明代的十刹海寺，只是把“十”字谐音写作“什”字而已。“湖滨梵宇林立，旧有佛寺曰十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毁，而十刹海作为湖泊名城，却已屡有记载。或谐音写作什刹海，而口碑相传又已相沿成习。”

    （3）卢沟桥的维修拯救

    卢沟桥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丰台区永定河上。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如今永定河上本已经没有水了，但因2008年奥运会又重新贮满了水。

    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曾对这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

    侯仁之评价说，卢沟桥既是北京城在历史上开始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时才有可能完成的一大建筑，同时它也就给自古以来的太行山东麓北到南大道，留下了一个可贵的标志，它和北京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然而这座已有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2000年10月于卢沟桥上，卢沟桥代表了古代北京南行要津，历史地理意义十分重大。

    1975年，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一部超限大件载重，要一次运过永定河，卢沟桥附近虽有现代公路桥，却远不能承担这一重运，只好考虑从卢沟桥上通过。

    为了安全起见，专门做了一个实验，一辆特制的平板大卡车累加重量到429吨，竟然安全通过，只是部分桥身稍有颤动，未有明显破坏，但是却给桥身造成了内伤。

    在之后的岁月里，行车过桥日渐频繁，破损也是前所未有，虽有必要的修补，然由于重载车辆有增无减，导致桥梁面临严重危机。

    鉴于此，1985年8月15日，侯仁之在《北京日报》刊发了著名的《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他指出“一个新社会的文化建设要比经济建设复杂的多，一般说来，经济建设常常要在破坏或者全然废弃旧的设施和技术上来进行，而文化建设则必须在继承过去一切优良传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一个新社会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某些人的头脑里设想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外国模仿搬运来的，它只能是从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同时，他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3.北京迹的描绘与定位

    （1）“北京地图”的开拓者

    1986年5月，《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侯仁之不无感慨地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周折之后，终于完成了。”

    事情上溯到1965年春夏之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听取了有关北京地下古河道分布情况的研究成果汇报后，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像北京这样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城市到郊区，历代变迁十分复杂，只是用文字说明，难以使人看得清楚，能不能用绘制不同时代地图的办法，把前后变迁的情况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随即嘱咐侯仁之与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周永源副局长进行磋商，立即着手组织人力进行这项工作。

    其后不久，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相继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图集编纂计划搁浅，一搁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后，1979年6月1日，编纂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

    侯仁之认为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必要的野外考察，野外考察是解决文献或传说中关于历史地理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

    因为，在历史地图的编制中，有一些重要地方的名称虽然见于记载，但其位置难以确定；也有一些明显遗址，又难以确定其历史上的名称……单凭文献资料，难以进行复原，都有赖于实地勘察提供必要的佐证。

    所以，侯仁之及其团队，数年之间进行野外考察50余次，行程共计约5000余公里，考察地点涉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35县区。

    （2）为北京城作传，渗入历史肌理的情感

    在今天的北京，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处处都有侯仁之关于“老北京”的墨宝。

    在崇文区崇文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有侯仁之题写的“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和“北京城东南角楼记”碑文；

    此外，在宣武区白纸坊桥西青年湖，有侯仁之题写的《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介绍》；

    在西城区什刹海前海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什刹海记》；

    在昌平区白浮村白浮泉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白浮泉遗址整修记》；

    在西城区西便门北京明城墙遗址旁，有侯仁之题写的《明北京城城墙遗址维修记》；

    在海淀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北角，有侯仁之题写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碑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侯仁之题写的“未名湖”。

    而这些遗址的纪念性文字，多为侯仁之对北京古城的一片热爱的真情流露，是一种渗入历史肌理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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