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政治洁癖
按照希腊传统，一个人只能生活在城邦中，积极参加公众生活，才算得完整的人。如果离开城邦，他的安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就算能够活下去，由于没有参加公众生活，也更加类似兽类而不是人。东方却恰恰与此相反，印度、中国都高度评价隐者，印度还要求隐者苦行。中国不那么过分，离群索居、甘于清贫就可以了。隐居被认为是脱离污秽的环境，保持自我天真的途径。
隐者的理想很早就有了。先秦就有形形色色的隐者，先秦的隐者多多少少还狂妄，也可以称为狂士。他们的人生实践，可能对他们的亲戚没什么好处，却对后来的我们有益，他们就是文化中的盐。
首先看看许由，他可说是千古第一个隐士。传说尧年老时因儿子不成器，便想找人继承他的王位。有人推荐了隐士许由。他就亲自到河南登封县箕山拜访，几次皆未遇。有一天，尧到嵩山巡视，忽听得山上的茅屋中有人在弹剑作歌：“叹彼唐尧啊，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岛啊，忧勤后土。说我明德啊，禅让易祖。我快乐啊，不看不顾。”意思是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哪里比得上做老百姓轻松快活。尧知是许由，寻声而去，找到了许由，请他出山辅政，并要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当晚就逃回了箕山。尧又追到了箕山，许由仍不从，并逃到颍水边，用颍水洗耳。这时，巢父牵着小牛来河边饮水，见状问其原因。许由说，尧要让他当帝王，玷污了他的耳朵。巢父说：“这都是你的不是。你若诚心隐居，何不到高山深谷藏起来？偏偏要到处浮游，高谈阔论，还用歌词去激尧帝。你在此洗耳，岂不把这清水河也洗污了，我的牛怎么喝得！”于是牵牛到上游去饮水。
比起帝王的荣耀，隐士更加在意自己的生存感受。如果人生目的是追求轻松快乐的人生，那么帝王确实不值得干，整天钩心斗角不说，还要参加一大堆的仪式，光是接见外宾都会累得不行。有句话说得好，做了三天叫化子，让做皇帝也不干。为什么，还不是在乎叫化子的那份自由自在，可以丝毫责任都不负担。细想起来，隐士就是政治领域的叫化子吧。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生性上看，许由、巢父他们都有洁癖，容不下一点肮脏的东西。分析许由、巢父，他们是认为功利之心就是肮脏的，听到权力的名称都是一种污染。
这里有个隐而不现的矛盾，从生命体验来讲，这种人连帝王都不愿做，那下属的官位更加不会干。仔细想想，一个不愿管人的人，多半也不愿受人管。这样才是真正不受地位的束缚，那就有一个问题。这种人不接受官员的管理，社会怎么容下他？
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赵太后原是赵惠文王的媳妇，她在老公死后主持国事，是个女强人。齐国使臣到邯郸拜会赵太后，赵太后问起于陵（山东长山县西南）子仲：“于陵子仲还健在吗？这家伙对上不尽人臣之责，对下不能治理国家，对外不能交结诸侯。他一心当隐士，躲在山里清虚无为，把百姓都引向了无所作为的歧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掉呢？”简单地说，子仲就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自外于政治秩序。
于陵子仲也叫陈仲、田仲，他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是战国时著名的贤士。其兄是齐国的卿大夫，封地在盖邑，年收入达万钟之多。
陈仲生长在贵族家庭，憎恨哥哥为自身荣华富贵出卖灵魂的行为，却又深感个人无力改变社会，便毅然与其兄决裂，去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
他先在沂山附近隐居，楚国国王听说他不愿在齐国为官，又学识渊博，便想重用他，派人携带重金来聘请他去为相。陈仲清醒地认识到各国统治者的本质都是一样不仁不义的，于是辞绝了聘请，退还了礼金。
后来，他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纠缠，带着妻子来到风景秀丽的长白山下的于陵，自己打草鞋、种粮食，甚至为人灌园维持生活，渴饮泉水，饥餐果蔬，幻想创造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理想世界。他奉行“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处世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于孟子在谈到他时，都不得不称他是“齐国之巨擘”。
于陵子仲有两个漫画般的故事，倒是符合他的个性和处境。
陈仲回家，妈妈请他吃鹅肉，并说鹅是自家养的，陈仲就吃了。刚吃完，他当大官的哥哥回家，看到他啃剩的鹅骨头，说：“你不是很清高吗？这是别人请我办事送给我的鹅啊。”陈仲听了，马上弯下腰，捏着喉咙把吃下去的鹅肉吐出来。
陈仲有一天饿得站不起来，院子井边李树下面掉了几个李子，被虫咬坏了，陈仲爬过去，把几个烂李子吃下去，才重新站起来。一个贵族混得确实惨点儿。
陈仲的姿态非常明显，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为此，他简直就活不下去，但仍不改初心。
陈仲和伯夷、叔齐一样，都是贵族出身。他们考虑的是深层的政治问题。伯夷、叔齐并非看不到周取代商，就现时来讲是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权取代一个残暴的政权，是有益的，但是关键在于这样做法跳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且付出的代价不低，一是战争的伤亡，二是对政治道德的败坏。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的起源。贵族往往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政治的根本发生质疑。陈仲就是如此。平民不能参政，政治是贵族职业，贵族对政治的理解深刻得多。所以才出来伯夷、叔齐与陈仲等人。而他们看透政治以后，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居的道路。
有政治洁癖的人都选择隐居的道路，这又带来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隐士是政治领域的叫化子，隐士的存在需要政治上层的施舍，也就是说，只有格调较高的统治者才会欣赏隐士，容忍隐士的存在。隐士遇到刘秀算幸运的，遇到赵太后搞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最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政治上宣告隐士的破产，他宣告天下，凡是隐士不愿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一概杀掉，以免浪费粮食。
这又回到了希腊人的认识，确实人家聪明，他们的见识是对的，以隐士的方式争取自由是死路一条。只有努力奋斗过的人，才有资格享受隐居乡村生活的宁静，就像那些罗马元老一样。
富春江边的垂钓者
人们形容一个人心中有数，不慌不忙，常常说他“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其实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隐居渭水目的是为了钓到大鱼周文王，等大老板来赏识，这个钓鱼台坐得并不安稳。真正坐得安稳的有个人，那是东汉初年的严光。
严光，字子陵，原姓庄，后因避明帝讳改姓严，浙江余姚人，与光武帝昔日一起在西汉首都长安求学。少年严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颇有名气，而光武帝却才学平平而无名。刘秀建东汉即帝位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野。刘秀得知同窗好友披着羊皮、隐居在富春江钓鱼，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连请三次。严子陵不得已来到京城。刘秀询以治国安民之策，邀请他一同临朝执政，严光都推辞了。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召见时，严光躺在光武帝的龙床上与光武帝言论天下大事，光武帝就坐在床沿上，夜晚二人同榻而眠。第二天早朝，有管天象的官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原来是二人同榻时严光不改“狂奴故态”，将腿架到光武帝肚子上所致。这当然是笑谈，却可看出光武帝对严光的“恩宠”，待之如兄弟。光武帝许以高官厚禄，严光则一一谢绝。当刘秀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严光竟不辞而别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或耕田、或钓鱼，有时也外出为乡民治病。严光终于不肯接受任何官职，归隐于富春江，终身不仕。
严光“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为历代所推崇。在毛泽东看来，严光不仕光武，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有人非议严光，认为帝召不就，是故意摆架子，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因为严光并非一味自命清高而置天下大事于不顾，他在给侯霸的书信中，已提出以“怀仁辅义天下悦”为基调的治安之策，光武帝只要参照办理就行了。严光的作用，就是专心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比拟。
其实严光和汉光武帝演出了一幕精彩的请贤戏剧，两个都是高段位的演员，演技特好。刘秀相请严光，根本不是请人才帮忙。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手下一帮元老旧臣，每年各地按照孝廉标准贡上大批青年才俊，他哪里需要去请什么人才。
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地请严光呢？这要从东汉王朝的政治结构说起。东汉王朝有个特点，政治上大族很有势力，光武帝当上皇帝，也是大族推举的结果，东汉一朝，大族的势力非常强大，中央政府并不能够有效控制，皇帝也不得不优容，但是如何团结这帮大族，让他们为皇室出力？刘秀采取的是软政策，就是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在社会上提倡气节，让气节深入人心，自觉为皇帝服务。
提倡气节自己就必须气节高尚，刘秀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派人去请严光，表示自己不忘故人之情，这是一种朋友间的道德。再说严光没有做新朝王莽的官员，始终忠于汉朝，大节不亏，应该表扬。
严光如果一请就到，一到就做官，这就太平淡了。摆在严光面前的问题——怎样才能显出皇帝的高尚道德，同时也表现自己不是孬种。明白了这点，再看严光、刘秀的举动，简直是在看一部构思精巧的电影。
第一幕：诚意邀请，请了三次（刘备三顾茅庐的先声），足足表示刘秀的诚意，大家肯定骂隐者太不识抬举，而歌颂皇帝不忘旧友、爱才如渴、宽宏大度。
第二幕：老友叙旧，严光同榻也不老实，把脚蹬到皇帝的肚皮上。再一次体现皇帝的大度。
第三幕：辞别，也是结局，大家可以设想，严光接受光武的提议留下做官和坚辞不就的差别。如果严光留下做官整个故事就没有韵味了，坚辞不就才可以留下一段传奇。光武的恋旧爱才，严光自己洁身自好，同时得到宣扬。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再次征召严子陵，他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至老死，享年八十。
当然，如果严光真是势利中人的话，他确实可以拣个官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从这点看，他和后世那些大搞“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并不一样，尽管严光的精彩演出已经充分表明他精通人情世故，可以轻松地做官，他还是宁愿回到富春江边钓鱼，了此一生。
今天，富春江山水秀丽，已经成为旅游名胜，号称“一江春水一江诗”。在桐庐县的富春山（又称严陵山）下，有著名的名胜子陵滩，滩的左岸峡谷中有子陵钓台，相传为严光归隐后钓鱼之处。宋代范仲淹曾经在这里修建了严先生祠堂，并写下名篇《严先生祠堂记》，严子陵钓台自兹名噪于世。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后，其部下谢翱在西台痛哭，后人即把西台称作谢翱痛哭台。人们在此可欣赏到富春江的奇山异水，了解到严子陵淡泊名利、不事王侯的高风亮节，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隐居诗人的悠然情调
辋川别业在中国文人别业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如果要一个稍具古代文学功底的人数出历史上的文人别业，他最先说出的一定是王维的辋川别业。
辋川位于蓝田县城西南5公里处，是秦岭北麓一条美丽的川道。古时候川水流过川内的欹湖，两岸山间也有几条小河同时向欹湖流来，从山上望下去，川流环凑涟漪，好似车辋形状，由此得名“辋川”。这里青山逶迤，峰峦叠嶂，奇花野藤遍布幽谷，瀑布溪流随处可见。辋川道长约15公里，辋河蜿蜒其中。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中年以后买得宋之问的辋川别墅。他在《辋川集》序言中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址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在隐居辋川的闲适生活中，王维或陶醉于山壑林泉之间，或笑吟于竹馆茅舍之畔，或同孟浩然、裴迪、钱起等诗友良朋“模范山水”、“练赋敲诗”、泛舟往来、鼓琴唱和，作有《辋川集》和《辋川图》等诗画。过起“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闲适生活。在诗歌中他写道：
终南别业（辋川别业也称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斩断凡世情缘，唯有一心向佛。佛教教人斩断各种世俗的情缘烦恼，体现在诗歌里的是一种恬淡、随遇而安的情致。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千古名句，在困难中仍然体验生命的快乐，只要往上面看，谁的头上不会有美丽的白云呢？看来容易，但是如果放不下心事，就无法进入这种境界，大概王维也要到辋川别业，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养育，才能保持这种心态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辋川给后世留下了一块游山玩水的“风水宝地”，王维的别业诗是这块宝地上长出的奇葩。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诗人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见《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些诗句以流畅自然、微妙细致的笔触，刻画出辋川风景之幽静和生活之质朴，令今天的游人流连忘返。
王维是个综合性人才，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这样的人不出来为社会造福，太可惜了。
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王维如此高的艺术修养，要在大学里教书的话，必能成为一个桃李天下的知名教授。
我们今天旅游，到了景点就“咔嗒咔嗒”用照相机把美丽的风景拍摄下来，以作留念。王维那时没有照相机，不过就算有，可能他也不屑于使用如此傻瓜的机械。王维诗歌、绘画、音乐三绝，也许他曾经用绘画和音乐表现过辋川别业美好闲适的生活，但没有传下来。还好，他和朋友用唐代最完善的艺术形式——诗歌记录了那些良辰美景，这让辋川别业成为永恒。
这种艺术形式可以说非常棒。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请王维和他的朋友裴迪做向导一起游览辋川别业。首先我们来到孟城坳，王维会介绍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裴迪同咏：“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
原来别业建在一座古城废墟上，到了这里，不由得人们会有物是人非的叹息。“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人事变化，只剩古城，“古城非畴昔”，城墙也在衰颓之中。
越过城墙废墟，我们来到一座山冈——华子冈。山冈上面松林茂盛，秋天的山色苍翠，飞鸟来来去去。王维原作：“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裴迪同咏：“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在山冈上我们会看到一间茅屋，屋前栽种几颗银杏树。王维称为文杏，栽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一棵会活上一千两百多年，成为王维故居的唯一见证。对于文杏馆，王维如此说：“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裴迪同咏：“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在文杏馆，我们南望，有座山岭——斤竹岭。
斤竹岭长满密密麻麻的竹子，人走进去就被竹叶完全掩盖，岭下有弯曲的小溪流过，竹影在溪水中荡漾，一派清幽的风光。王维原作：“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裴迪同咏：“明流纡且直，绿筱密复深。一径通山路，行歌望旧岑。”
我们感叹、欣赏这清秀的竹林，因为，竹子的情怀，是诗人隐居中的一种寄托；竹子的气节，是诗人的性格写照；竹子的生长环境，是诗人的快乐家园。
下岭的路边有座茅屋——竹里馆，王维说这里是他的琴房。裴迪也说这里是幽深的好地方。王维原作：“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裴迪同咏：“来过竹里馆，日与道相亲。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
在竹里馆小憩片刻，我们向北，准备游览欹湖。先经过一段两边宫槐夹道的小路，道路幽静曲折，边上的山石长满青苔，地上黄叶堆积。就这么条小路，诗人王维诗兴大发：“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裴迪和了一首：“门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山雨多，落叶无人扫。”
穿过小径，我们来到湖边，正好是南边的码头。码头上有小船，欹湖甚大，望不见对岸，只有一片淡淡的烟雾。王维作《南■》诗：“轻舟南■去，北■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裴迪同咏：“孤舟信一泊，南■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
码头边上有个亭子——临湖亭，正是观荷赏月，饮酒啸风的绝好去处。王维原作：“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裴迪同咏：“当轩弥■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声发，风传入户来。”
在临湖亭里，可以好好地观赏欹湖。湖水清澈，像一面大镜子倒映青山白云，湖与山都是青色，浑然融为一体。《欹湖》王维原作：“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裴迪同咏：“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
湖边种有柳树，柳枝依依如同少女的发丝，青翠的柳叶映在绿水中，随波荡漾，别有一番温柔。《柳浪》王维原作：“分行接绮树，倒影入清漪。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裴迪同咏：“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丝。结阴既得地，何谢陶家时。”
临湖亭不远有座假山——辛夷坞，山上栽种辛夷花。辛夷花类似木芙蓉，在这幽静的湖边，辛夷花自开自谢，不用别人的欣赏。《辛夷坞》王维原作：“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裴迪同咏：“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
既然到了湖边，那就坐上小舟到北岸去。《北■》王维原作：“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裴迪同咏：“南山北■下，结宇临欹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
从北岸再往前走，林木越来越密，我们怀疑到了原始森林。王维非常喜欢这里，他说这里有很多野鹿，所以叫鹿柴（“柴”音通“寨”）。王维深深体会到了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同咏：“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迹。”裴迪只是感到孤独。
王维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相机可以记录下优美的风景，但是诗人可以用诗歌做镜头，为我们再现出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在诗歌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蓝天白云、高山流水，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想象出那如画般的风景和悠然自得的意境，体会到这传世的家园带给后人的永久的乐趣。
现今的鹿慈寺是王维“辋川别墅”故址，位于飞云山，寺前峰峦叠嶂，松柏满山，风景宜人。王维笃信佛教，他母亲去世后，改别墅为“鹿慈寺”。寺院历代屡经重修，今日已不再是原来风貌。现在的“辋川别墅”只剩下“文杏馆”前王维手植的一株银杏树在，但是山水犹存，风骨犹在。
饮酒人的风流与逍遥
大家都知道摇滚乐，干了一天活或者一天什么活都没有干，反正都累了，无聊又觉得挺郁闷的时候，听听摇滚乐就舒服多了，并且，常常是越郁闷听了摇滚就越畅快。古代有没有摇滚乐那样的放松方式？有的，因为古人也常常会郁闷。竹林七贤喝酒、清谈、服五石散（相当于今天嗑药），活脱脱就是晋代的摇滚乐手。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个人年纪都差不多，嵇康年级稍小一点。参加这个竹林酒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这七个人经常在竹林里雅集，痛痛快快地喝酒，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七贤虽然并非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和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干二净，倒也活得自在。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竹林七贤”的发起者有三：嵇康、阮籍、山涛。其中嵇康“丰神俊逸，博洽多闻，性好老庄”，实为“竹林”之领袖人物。自嵇康举家迁居山阳（今在修武），朋友皆追迹而至，所以其居所就成了“七贤”会所。嵇康是个典型的美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清秀。山涛曾评价说，嵇康外表清朗挺拔，为人高峻绝伦，就连醉态也如玉山将倾。有人曾对王戎夸奖嵇康的儿子出类拔萃，如鹤立鸡群。王戎却说：“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这样世间少有的“魅力男人”，当然“追星”者众，因此被曹魏皇家招来做了女婿。
除此之外，他年纪虽不大，却学问极好，抚琴吟啸，服散纵酒，魏晋风度，至此而止。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代表。魏晋风度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产物，可以说，越黑暗越风流，不顾一切地表现真实的自我，蔑视名教。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专权，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作为群体遭到镇压。第一次党禁，二百多党人被抓，遣归乡里，终生不得入仕。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六七百人。
其后政坛的变化如同走马灯，大批野心家纷纷上场，董卓先废汉少帝又杀汉少帝，接着袁绍做了盟主欲立刘虞为帝，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人处死，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西晋中又有“八王之乱”。人很容易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死了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晋世不文”最能说明当时的黑暗。
《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其滥杀之际，竹林之人如山涛、王戎等皆投身司马集团，阮籍也不得不出仕为官。
抗争一次次失败，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
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缥缈、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
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
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猛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士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着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这种生活很类似近代的小资，却远比小资可爱。小资缺了点儿思想，多了点儿造作，而魏晋的人物却多了几分率真，多了几分空灵。
竹林七贤的风姿情调多表现于其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儒家“酒以成礼”与道家的“饮酒则欢乐”或以酒抒情形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峙态度。汉代礼法森严，文士多感钳制，即借酒摆脱礼制的束缚。
汉魏之际，许多名士基于不同的角色而对酒的社会规范持不同立场。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
阮籍的饮酒是全身避祸，是酒遁，有时借酒公然向名教权威挑战，亦借酒抒发率真性情。
嵇康喜饮，而从道家清心寡欲立场上更反对酒色，但也认识到了饮酒怡养身心、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
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
如果说阮籍放达的饮酒是有所为而作“达”故得“至慎”美名，阮咸的耽酒虚浮、与猪共饮则是无所为而作“达”态，则是一种沉沦。七贤中向秀饮酒态度最为平淡。他对饮酒兼容了儒道的名教与自然，但求中和之理以两全。山涛借酒交友，借酒怡情遣性，他酒量大而有节制，颇像他的为人处世。王戎饮酒有时狂如阮籍，有时又掌握节度似山涛。
综之，面对政局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这是七贤及多数士人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
斗酒诗仙的浪漫与传奇
中国可以算是酒的大国，传说大禹时代就有酒了，商朝人特别爱喝酒。周王经常赐给有功臣子美酒，当时酒已经有了好几种。中国古代也是诗之大国，诗酒本来就有亲缘关系，大凡诗人都爱喝上几杯，喝得高兴，妙句滚滚而出。正是：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这是酒仙李白的《酒中之趣》。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就被人称为“酒星魂”、“酒圣”、“酒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历来被认为是传神之笔。大概没有别的哪个文人与酒的关系之密切和嗜酒的名气之大，能和李白相提并论的。只要翻翻李白的诗集，就不难发现他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有酒。正如郭沫若说的：“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关于他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大概都与饮酒有关。其中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是说他醉后到采石矾的江中捉月亮落水而死，所谓“李白揽月”。
关于李白醉酒的故事，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如昆剧中有《太白醉写》，京剧、川剧、秦腔等十几个剧种都有类似的剧目。又如李白佯醉痛骂杨贵妃的义儿安禄山的故事，在京剧中叫《金马门》，也叫《骂安》；川、湘、汉、滇、桂剧及同州梆子、河北梆子都有此剧目。在我国著名画家的作品中，也有“李白脱靴图”、“李白捉月图”、“太白醉酒图”等等。陶塑、瓷塑、泥塑、木雕、牙雕中这样的题材也相当多。至于后人在诗文中歌颂李白醉酒傲世、藐视权贵的作品，就更多得举不胜举了。旧时在一些酒店的牌匾上写着“太白世家”、“太白遗风”等，无疑也含有对李白的崇敬之意。
当然，人们尊崇李白，热爱李白，绝不是因为他好喝酒，而是取他傲视权贵的反抗精神，和爱慕他的诗才。历史上因醉酒而死的人，并没有人去尊崇。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第一次从蜀地来到京师长安，住到一家店铺里，秘书监贺知章久闻李白的诗名，得知他来到京师，便立即前往拜访。刚一见面，贺知章就称赞李白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并索求李白的诗文来拜读。李白见其态度恳切，当即就取出《蜀道难》一诗送给他。贺知章读完，赞声不绝，认为李白是从天上谪到人间的仙人，就称之为“谪仙”，深有相见恨晚之感。随之又解下腰间所佩的金龟，换酒来和李白喝，直到大醉方停杯。此后，贺知章每日约见李白，又到处颂扬他，李白从此名声大震。
然而名声并不能换来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唐玄宗召李白进宫当翰林学士，当时的翰林还只是文学侍从，并不参与国家重要政治。李白为杨贵妃写了几首诗歌。不久，因为他狂放的脾气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在皇帝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李白被逐出宫廷。从此，李白基本上是个散人，在江湖上游荡，饮酒写诗。这样子的喝酒，在内心中并不好受，不过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时光流逝，如江河入海一去无回；人生苦短，看朝暮间青丝白雪；生命的渺小似乎是个无法挽救的悲剧，能够解忧的唯有金樽美酒。这便是李白式的悲哀：悲而能壮，哀而不伤，极愤慨而又极豪放。表面是在感叹人生易老，其实则在感叹怀才不遇。理想的破灭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诗人无力改变，于是把冲天的激愤之情化做豪放的行乐之举，发泄不满，排遣忧愁，反抗现实。
不那么狂放的有《山中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再一杯。我醉欲眠卿可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两个好友的小酌，写得坦直而有韵味。
李白的酒诗表现出他的洒脱豪放的个性。他的无羁无绊的处世态度，无疑与酒趣对他的抚慰解顾有关。《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云：
欢言所得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呤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这首诗表现得是多么的恬远而淡泊，酩酊大醉之中忘掉世间的一切。在陶然的酒意中，诗人昏昏然，是否回到他来的那个仙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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