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只是考虑传统的内部对话,诸子学与佛学的复兴以及儒学的自我调整,仍不足以说明晚清思想界的动荡与变革。这三种主导思潮的崛起,确实使得某些原先非主潮非正统的学说从边缘向中心移动,进而牵发、影响了社会思潮的激荡。可这种描述并非天衣无缝,因其忽略了“小传统”或曰“通俗文化”的存在对思想界和社会思潮的制约。传统的内部对话,不应只是局限于士大夫中儒释道的此起彼伏,也应包括以儒释道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的对话。
一般而言,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流,绝对的封闭和绝对的开放都是不可想象的。余英时曾说,相对于其他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似乎更为畅通,秦汉时代尤其如此”;只是“汉代以后,中国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唐宋以下,自然还有个别卓异之士,努力沟通大小传统;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者的儒生,基本上是鄙视、排斥小传统的。晚清社会动荡纲纪废弛,草野间崛起大批仁人志士,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斗争策略,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较为畅通。尤其是晚清志士游侠心态的形成,更是主要得益于民间文化精神的熏陶。
对于古侠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众说纷纭;顾颉刚关于战国时“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的设想,也受到诸多攻击。但顾氏强调社会分工与文武分途发展的关系,描述秦汉间游侠的兴盛与衰落的历史轨迹,大致是可信的。东汉以下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不只是统治者必欲诛之而后快,士大夫也鄙视其以武犯禁或自掌杀生大权。即便历朝历代仍有不少轻生重义锄强扶弱的侠士,不过气势与规模都绝难追踪秦汉。文人学士偶尔还会歌吟游侠,但此时的“游侠”已不再只是“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而必须“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借助于“仗剑行侠—驰骋边关—立功受赏”这么一个三部曲,使得侠客少年时代的不法行为不但可以原谅,仿佛还是日后保家卫国的前奏,以便让这令人仰慕又令人害怕的逸出常轨的“流浪儿”重新回到文明社会。此等赴公义而不报私仇,骁勇善战而非狂荡不羁的游侠,已与英雄相差无几,这也是越到后世游侠诗越与边塞诗混在一起的原因。现实中的游侠,因其“不轨于法”,“时扞当世之文罔”,必然处于社会底层;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其价值观不可能被有希望出将入相的举子所认可。至于文人所追忆的游侠,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人物与文学想象的混合,并且经过当代主流思想的重新诠释。傅山、金圣叹和黄宗羲同处社会急剧动荡的明清之际,自是较能领悟游侠的难能可贵,一称“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傅山《霜红龛文集·杂记三》);一道“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金圣叹《〈西厢记〉批语》);一赞“有儒者抱咫尺之义,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侠之途”(黄宗羲《陆周明墓志铭》)。游侠之被追忆,仍局限于“怀古”,而且还要被儒家思想所约束与规范。读书人并没希望为游侠全面平反,更不要说起而效之。
晚清可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康有为的“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出都留别诸公》)还只是表示报国情怀与豪放之气,谭嗣同和柳亚子则干脆以侠自许,以侠许人:“生随李广真奇数,死傍要离实壮游”(谭嗣同《丙申之春……》);“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柳亚子《吊鉴湖秋女士》)。晚清诗文中的“侠骨刚肠还自赏”(周实《书愤》),并非只是游戏文字,这代人颇多认同游侠的行为方式,有的甚至用鲜血和生命重写失落千载的“游侠传”。
晚清志士游侠心态的形成,既源于政治策略,也基于文学想象。而这两者都与晚清思想文化界中大小传统的交流与沟通密切相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晚清志士,既然无力从上而下励精图治,只有借改良群治推动社会进步。力图唤起民众的启蒙者,与作为“革命事业之中坚”的“下等社会”之间,并非只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对话”。精英文化在改造通俗文化的同时,也被通俗文化所改造。小传统的升值及其向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使得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调整眼光与趣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其价值观念。晚清志士之部分恢复“文武兼设”、“带剑行侠”的古老士风,主要得益于这一大小传统的对话。
醉心革命的晚清志士们立誓“勿言温和,唯言破坏”,反观历史,必然认可历朝历代揭竿而起的绿林豪杰。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第一人”,洪秀全为“汉族好男儿”,即便嗜杀成性的张献忠也是“莽英雄”,就因为他们都曾立志“推倒政府,普救国民”。只有梁启超大唱反调,对“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不问“革命之结果”,只管运动会党输入军械以推翻政府这一“下等社会革命”方式甚不以为然。梁氏所期待的“中等社会革命”没有出现,而革命党人所赖以举事的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这就是晚清志士所面临的困境。在改良与革命的论争中,革命派以“敢死”的道德优势占了上风;可是梁启超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强调破坏与反叛,选择暗杀手段,部分认同会党的生存方式,使得以知识者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逐渐向下层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靠拢。
这一倾向落实在思想文化界,就是力图以“侠”来打破儒释道三分天下的传统局面。侠无书,没有独立的思想学说,与九流十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尽管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精神气概“亦有足多者”(《史记·游侠列传》),令千古文人感叹不已;但只有到了晚清,读书人才会想起争论侠出于儒抑或出于墨。前此,“侠”主要是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为下层社会所崇拜和效仿。侠的增值意味着儒的贬值。“儒侠”并称,已是打破儒学的独尊地位;更何况还有像章、黄师徒那样将实现儒家仁义理想的重任全部搁在侠士肩上。而“墨侠”的提法,同样意味着儒家中心地位的衰落,以及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沟通。
“游侠”作为一种文学想象,在晚清同样呈现大小传统对话的态势。晚清志士喜欢将国势衰弱归因于中国人主文而不尚武的习俗,进而追究“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的责任。其实,六朝之游侠诗与唐代之边塞诗,何尝没有“祈战死”的慷慨悲歌。只不过宋元以降,中国诗歌确实偏于柔美。不过,中国文学还有偏于阳刚的一面,世人何以视而不见?从《水浒传》到《三侠五义》,明清小说中只要贴近民间传统的,多尚武粗豪之气(文人味浓的小说偶尔也会出现“侠客”,但多是假的,如《儒林外史》第12回中的张铁臂;即此一端,可见文人心态)。只因小说(尤其民间气息浓的章回小说)未登大雅之堂,时人才会纷纷感慨中国文学缺乏尚武精神。
晚清志士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将前此贬为“小道”的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从推崇诗文到注重小说,这一文学转向的核心是意识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希望“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接受一种文学形式,同时意味着接受其蕴涵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梁启超一开始摆出全面批判传统小说的架势,将《水浒传》、《红楼梦》作为诲盗诲淫的代表;可曾几何时,梁氏等新小说的提倡者又大赞起《水浒》、《红楼》来。一方面是受西方民主精神的启迪,大谈《水浒传》“纯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受粗豪尚武的民间文化精神熏陶,欣赏《水浒传》之“鼓吹武德,提振侠风”,“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新小说家不但重评《水浒传》,而且续写《水浒》再造“梁山”(如西泠冬青和陆士谔各著有《新水浒》)。至于结合《水浒传》传统与虚无党小说,大讲暗杀复仇,联络会党发动起义者,如王妙如的《女狱花》、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怀仁的《卢梭魂》、陈景韩的《刺客谈》等,更能“鼓吹武德,提振侠风”。流风所及,小说家即便不以“尚武”为中心,也喜欢在小说中插入几段关于侠士或暗杀的描写,如曾朴的《孽海花》、林纾的《剑腥录》、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等。陈景韩更编有专门“以侠客为主义”的《新新小说》杂志,每期刊登各种类型的“侠客谈”。一时间主尚武谈侠客,成为小说创作中的热门。
1907年,宋教仁前往东北,联络他称之为“二十世纪之梁山泊”的“满洲之马贼”。就在致信通好希望“共图大举”的那一天,他“至一中国书店,购得《大八义》及《儿女英雄传》”。宋氏日记中没说明购书目的,不过揣测当时心境,大概与联络“马贼”一事不会毫无关系。此事颇有象征意味,晚清志士要联络会党共同举事,必然会认可这些表彰绿林豪杰江湖好汉的“诲盗”小说。而新小说家之投入“尚武”小说的创作,也必然会努力改造清代侠义小说传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侠客的立足点重新从官府移回江湖——不再“为王前驱”,而是“替天行道”。这一价值观念的转换,对此后武侠小说的繁荣至关重要。
借助于大小传统的对话,原来流行于下层社会的侠义小说得到民主思想的洗礼,而晚清志士则受其“提振侠风”的刺激,进一步强化其游侠心态。只是辛亥革命后,游侠精神再度失落。当年“立身儒与侠,知己剑兼箫”(周实《无尽庵独坐》)的志士们,一旦坐起江山来,着眼点从破坏转为建设,依靠力量由会党转为士绅,暗杀行为受到一致谴责(起码表面上如此),不轨于法的游侠只能再次遁入江湖。从孙中山就任总统的第二天起,各省都督陆续发布取缔会党的布告,新的当权者照样不允许闾巷之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新政府取缔会党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功过得失不在此论,但没有绿林豪气,没有暗杀风潮,即便有个别推崇尚武精神的特立独行之士,也无法真正“提振侠风”。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不少文人学者又开始谈兵论侠,大概希望借此激励民气,可再也无力像晚清志士那样坐而论剑起而行侠。
“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黄侃《效庾子山咏怀》)。晚清一代志士或许是大侠永远隐入历史深处前的回光返照。现代人不只失落了借以行侠的宝剑,连游侠诗歌也吟不成篇,唯一剩下的,是近乎“过屠门而大嚼”的武侠小说。
晚清志士推翻清廷的功绩不时被人提及,而我则更欣赏其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心态: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晚清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及晚清志士采取的特殊政治策略,使得这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单凭这一点,也值得后人羡慕与怀念——尽管其思想方式与政治策略其实并不值得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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