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光学玻璃梦

    虽然回国前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踏上这块土地之后，王大珩还是被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乱象震惊了。

    首先是带回国的行李取不出来。没办法，只好连托人带找关系，活活折腾了半个多月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了出来。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托的人一笑，说了实话：你是刚回国，不了解这里面的道道。告诉你吧，要是早把钱顶上去，你这行李早就拿出来了！

    接着就是怎么也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只有头等车、二等车，爱买不买。二等就二等吧，无非多花几个钱，回家心切，钱多钱少也都是次要的了，王大珩想。但待上了车才发现，整个一列火车只挂了一节三等车厢。难怪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呢，人家压根儿就没想卖那种赚不了几个钱的廉价票。再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这二等车其实就是三等车，只不过是换了个二等车的牌子挂上了，车厢一律没变。

    再往下就越来越叫王大珩吃惊了。领工资要用麻袋去装，买一张大饼要拿一张大饼那么厚的一摞钱，买一块豆腐要用摞起来足有一块豆腐那么高的一捆钞票。在北平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100块金圆券，有人立刻指点王大珩，你得赶快去把它兑换成现大洋，不然就得眼瞅着它变成废纸了。走到街上，就见站着一溜换金圆券的，不免叹了声：这年头发什么财的都有哇。叹罢后便从第一个开始问，嫌价钱高再去问第二个、第三个。依次问下去，竟一个高过一个。再回头去找第一个时，却早已不是刚才的价了，又涨了。他这才明白过来，敢情这价是见风涨的。索性不换了，揣着100块金圆券下秦皇岛去上海。坎坎坷坷地走到上海后，才发现这下亏大了，那100块金圆券只够买三碗光面的了！

    不仅生活难’做事更难。

    回国之后不久，王大珩就接到了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严济慈先生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所长，他刚好在物理研究所里支起了一个光学摊子。听说王大珩从英国回来的消息后，严济慈先生十分高兴，他非常希望专攻应用光学的王大珩能参加进来，就立刻发出邀请，请王大珩到北平研究院来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但当王大J行到了北平研究院后，却又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邀请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龚袓同的邀请。龚祖同是王大珩的清华校友，早王大珩几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龚祖同又去了德国学习应用光学。龚祖同回国后就想要搞光学玻璃，他用了几年的时间东奔西跑到处寻找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只好暂栖在耀华玻璃厂了。但龚祖同却始终没有放弃搞光学玻璃的念头，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王大珩到他那里去，利用耀华玻璃厂的现有条件，两人联起手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来。

    一面是德高望重的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一面是老校友言辞切切的请求，王大珩两难了。考虑再三，王大珩最后还是下了去秦皇岛的决心，因为秦皇岛更具备搞光学玻璃的条件，因为他实在无法抵制光学玻璃对他的诱惑。王大珩告辞了严济慈先生，带着他的光学玻璃梦，满怀希望地奔向了秦皇岛。

    但王大珩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到达秦皇岛时，东北战场的硝烟正在向华北地区迅速蔓延。越来越近的枪炮声，震慑得秦皇岛瑟瑟发抖，到处是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战争，如同一柄高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猝然落下。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思考生存以外的任何事情了。

    龚袓同满怀歉疚地看着王大珩，他从王大珩那英气勃勃的眼神中看出这就是他一直要寻找的那个人，这就是注定要与他搭档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的那个人！龚祖同真想对王大珩说：总算找到你了，今后我们就绑在一起干吧！但他张了张嘴，只能无奈地说：“真对不起，没想到时局会突然变得这么紧张。好不容易把你请来了，眼下却又什么也干不成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以后再从长计议了。真对不起。”

    一盆冷水一滴不剩地从头顶一直浇到了脚下，王大珩只觉得心在一点点地紧缩。他想说，自已满怀希望地从北平跑到秦皇岛来，不是为了来听一声对不起的！他想说，自己之所以放弃北平研究院的职位来到耀华玻璃厂，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共同拥有一个光学玻璃梦！他想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梦是一个永远无法拒绝的诱惑，因为这不是个人的，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学之梦！他想说，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梦远比个人的一切得失都更为重要，为了这个梦，他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一切。他想说，他一直努力这样去做，他舍弃了许多。但结果，梦，却碰在了坚硬的现实面前，粉碎了……

    王大珩默默地望着龚祖同，望着眼前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学长。他知道龚祖同自回国后就一直在为光学玻璃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从学长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王大珩看到了内中潜藏着的执着和坚韧，看到了心里燃烧着的焦虑和希望，看到了那种难于言表的深深的遗憾和抱歉。

    王大珩什么也没有说，他无话可说了。

    回英国还是去解放区

    秦皇岛之行受挫之后，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的安排，离开秦皇岛来到上海，暂栖在上海耀华玻璃分厂。

    这是王大珩回国后度过的最苦闷彷徨的一段日子。没有事情可做，即便有事情也不可能去做，只有无奈地等待。在等待的苦闷之中，王大珩给英国朋友汉德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倾吐了积郁在心中的失望和苦恼。王大Iff告诉汉德，从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找不到一点希望，他开始怀疑自己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却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到上海后，王大珩得知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先生现在也在上海，就立刻前去拜望。王大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吴有训先生正在物理系任教授。当年，吴先生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深受清华学子们的崇敬。此时，吴先生正暂时依托在上海交通大学。十几年过去了，师生相见之下自然有许多的话要说。他们谈了很久，回忆了过去在清华的日子和离校后的经历，也谈到了各自目前的处境。面对尊敬的先生，王大珩不知不觉地袒露了自已的心迹，他激动地讲述了自已回国后的种种感受，表达了心中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共产党寄予的希望。王大珩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倾吐了，他只顾激动地倾诉着这一切，却没有注意到自已流露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已经引起了吴有训先生的注意。

    就在这次拜访后不久，有一天，吴有训先生突然捎信请王大珩到他家中去一趟。王大珩以为吴有训先生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就立刻匆匆赶去了。到了吴有训先生家，王大珩才觉出了诧异，急急地把自己叫来了，吴有训先生却仿佛并没有什么急事，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嗤着一些闲话。自然而然地，吴有训先生顺着话头就说到了国内的局势，说到了共产党、解放区，说到了共产党要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一个大连大学的设想，说到了要建这样规模的大学需要很多像王大珩这样有志的高级知识分子……

    话就说到这儿了。

    但对王大珩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王大珩猛然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先生正紧张地注视着他，目光中闪着灼灼的期望。

    王大珩脸上的表情由惊到喜，由喜到激动，突然，王大珩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两个字：“我去！”

    接下来就是在吴有训先生的引见下与沈其益见面了。

    沈其益是共产党人沈其震的胞弟。当时，沈其震受潘汉年的领导，正在上海、南京等地动员科技人才赴解放区创办大连大学。身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沈其益一直在暗中协助，联络人才并分批秘密送往香港，再由沈其震负责把他们从香港转送到解放区。

    王大珩后来才知道，吴有训先生早在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就与沈其益有着很深的交往。由于吴有训先生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因此一直受沈其益的委托在暗地里为共产党联络人才。王大珩去拜望吴有训先生时，沈其益恰巧来上海开展工作，吴有训先生就把王大珩的情况介绍给了沈其益。沈其益与王大珩面谈后，决定尽快送王大珩去解放区。

    那以后就开始了一段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秘密地联络，秘密地做各种准备，秘密地躲开所有人的耳目。每一天都开始变得新鲜了，每一天都开始充满了希望。终于到了要动身的时候了，王大衔却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电报。

    电报是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的老板发来的，大意如下：

    尊敬的王大珩先生：

    我从汉德先生处得知，王先生回国后境况一直不佳，始终无以施展才能。王先生在我公司任职多年，工作卓有成效，我非常希望王先生能够重新回到昌司公司，与我们共同发展昌司的事业。

    如王先生有意，请速回电，我将为您提供一切方便。

    原来汉德在收到王大珩在上海写给他的那封信后，得知王大珩回国后的近况。汉德十分为王大珩的处境担忧，他立刻找到老板，向老板提出了请王大珩回来的建议。老板本来就很欣赏王大珩，当初王大珩离开昌司回国的时候，老板就很遗憾。听了汉德的建议，老板马上应允，并立刻发来了这封邀请电报。

    在当时，这无疑是一封使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电报，国外有一个现成的职位在等着你，那里有好的工作环境，有优厚的生活待遇，还有人愿意为你去那里提供一切方便。在当时国内那种纷乱的社会环境下，能寻到这样一个好的出路，能得到这样一份可口的“洋羹”这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没有人会放弃这个送到眼前的极好机会的。人们纷纷跑来向王大珩告别、祝贺，他们断定王大珩立刻就会动身前往英国。

    但王大珩却沉默着。

    如果这封电报来得早一些，王大珩或许会动心。面对无以发挥才能、无以施展抱负的现实，王大珩很可能会接受英国朋友的真诚帮助和英国公司的热情邀请，带着失望和遗憾愤而离国，再一次漂洋过海远走他乡。但是，这封电报毕竟是来迟了一步。在接到电报之前，王大珩就已经对自已今后的道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虽然在选择的那个时刻，王大珩只说出了两个字：我去！但从王大珩嘴里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却是并非谁都能轻易说出口的。这两个字的后面有着极深刻的背景。那里有历史，有中国人忍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那里有父亲，有几代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那里有希望，有对毛泽东预言中的那个新中国的无限向往。

    再也没有什么能使王大珩改变了。王大珩义无反顾。

    感谢汉德，感谢这份来自英国的电报。这份电报来得太是时候了，王大珩正愁着找不到借口离开上海，一个最好的借口就送到王大珩的面前。王大珩谎称自己已经决定接受昌司公司的邀请，准备立刻取道香港回英国去。于是，一路绿灯放行。

    所有的人都以为王大珩去英国了，但王大珩却在沈氏兄弟的安排下，悄悄地来到香港，在香港秘密地登上了一条开往朝鲜的俄国货船——AZOV号。当“AZOV”号渐渐驶出黑暗的时候，王大冲看到右舷处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抹微白的光亮，那光亮不断地升腾扩大，终于露出了半个殷红的太阳。那刚刚露出海面的太阳顶着天浴着海，顷刻间便把沉静的海面渲染得血一般浓烈鲜亮。王大珩久久地凝望着远处那轮喷薄欲出的太阳，耳边响起了毛泽东那段极富感染力的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从破烂市场上捡回一个物理实验室

    一进入解放区，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

    王大珩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他们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不仅大连大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连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都亲自出面接见他们，对他们勇于冲破封锁，毅然来到解放区参加建设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王大衔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人的真诚和热情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王大珩被任命为大连大学物理系主任，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尽快把物理系筹建起来。大连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的目的就是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为即将开始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对从未办过正规大学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必须广泛团结各方力量，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王大珩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心中始终放不下，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校长吕振羽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使知识分子们个个欢欣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王大珩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在解放区这块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才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从心里感谢这个“家”对他的接纳，感谢这个“家”对他的信任，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自然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那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简单的理由后面却跟着很复杂的注脚：“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已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年王大珩34岁，正是锐气极盛。

    这一年屈伯川40整，已是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的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的阐述，直听得两眼发亮、频频颔首。听到最后屈伯川双手一拍，大叫了一声“好”！

    事情就这样立刻决定下来了，没有开会研究，也不用上报批示。王大珩说，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不管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立刻就会被采纳。

    但是，一切必须从零做起。王大珩这个应用物理系主任简直就是个光杆司令，给他的全部人马只有两个教授和几个刚招聘来的助教。没有人员、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仪器，几乎是一无所有。而王大珩则必须想办法立刻把全校400多学生的物理课开出来，把物理实验室课开出来。

    王大珩赤手空拳办起了应用物理系。

    首要的问题是得尽快把物理课高质量地开出来。这就要有人，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好在王大珩在物理界有的是熟人，他动用所有关系，四处挖掘人才，使系里很快就有了18名教职工。有了人，王大珩心里就有了底数。他亲自审教材、定教案，亲自登台授课，带领全系教职工很快就把应用物理系的课开了起来。

    开理论课好办，有教师、有教材、有教案就成。但要开物理实验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有物理实验室，得有很多必要的仪器设备。大连大学理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个中专，只留下了几件中专物理教学用的简单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买吧，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即便有点资金，在刚刚解放的大连也什么都买不到。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地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什么也别想运进来。不要说其他的东西了，就连做物理实验用的最基本的米尺都无处可买。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已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于是，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就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已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那时大连有个“西岗破烂市场”每逢星期天，老百姓就会自动聚集到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在这里，你能找到大到门窗、家具，小到纽扣、钉子等一切生活日用品。反正都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东西，用不上了，拿出来换两个零花钱。虽说是旧的，但也真便宜，给俩钱就卖。这破烂市场通常是那些生活拮据的老百姓的好去处，但从英国回来的洋专家王大珩却突然对破烂市场发生了兴趣。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身边的人到破烂市场去转悠。寻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不错眼珠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扒拉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王大衔正愁着没处去淘弄呢！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这破烂市场里的宝贝还真是不少：一台快散了架子的旧天平，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嘿，还挺精确的呢！几个旧望远镜筒，回去拆巴拆巴零件都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拿回去后一试，好家伙，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一次，王大珩突然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玻璃。王大珩只觉得眼前一亮，当即就把这块破玻璃一把攥在手里。一问价，卖主恨不得不要钱白送，因为这块破玻璃四六不成材，从来就没有人稀罕看一眼。王大珩可是看不够，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得了宝贝似的兴奋得满脸放光。卖主心里直纳闷，不就是一块破玻璃吗，又不是水晶？还值得这么看！他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块光学玻璃！后来，王大珩把这块光学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呢。

    王大冲在清华培养出来的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后来在昌司工厂的实践经验，在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还亲自设计制造出了分光仪等当时比较先进的仪器。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这个被大家称作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有这样一段文字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

    应用物理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把实验室建设当作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使它继续发挥作用……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黏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到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一学期共做30个实验。这样的情况，就国内各大学同样设施来比，规模上已经是最大的了。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他的几位学生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对先生王大珩印象深刻。

    郭永江，原应用物理系行政秘书，现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副会长抢先发言了。

    比较起来，王大珩先生的确有些不大一样。

    比如说吧，从上海、南京那边来的那批教授一般都比较有派头。有一位男教授穿了一件酱红色的长毛呢大衣，好家伙，那才叫打眼儿呢！还有一位女教授，是从上海来的，她穿了一身紫色的旗袍，十分引人注目。

    按理说，王大珩先生还是从英国回来的专家呢，派头应该更足一些吧。他可倒好，从打第一次见面起，他就一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西服，没第二套！对了，那西服还不是正式的，是那种胳膊肘处打块皮补丁的。对，大概就跟现在挺时髦的那种叫什么休闲西服的样式差不多吧？不过，那时候可不时髦。再说他那衣服也太旧了，胳膊肘上的皮补丁都磨毛了呀。

    不像从英国回来的，一点儿不像！

    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现退休教授何乃宽附和道：

    教学上王大珩先生也不太一样。

    他出的题目有些现在我们都还记得。比如：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马车会往前走？让分析出这里面的力。再比如：把一只猫四脚朝天地从高处扔下来，为什么落地的时候一定是四脚着地呢？这样的题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就显得有些简单了，现在连高中生都能分析出来了。但是在当时，这些题却很深。题出来之后，立刻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场挺大的轰动，学生们下课谈、走路谈、吃饭也谈。正经热闹了好大一阵子呢！

    (笑）王大珩先生很有办法把学生的兴趣引到物理方面来。你看，我这个老学生现在都满头白发了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郭永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大珩先生做起事来那个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就说136教室吧，直到现在136教室还是全校最好的一个阶梯教室。这个教室可是王大珩先生当年亲自设计的。按理说，我们系里只要提出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了，其他具体设计施工都应该是总务部门的事。但王大珩先生却偏要拉着我到现场去看，他亲自拿着个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座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结果，136教室建成后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室。首先是大而不散，因为老师和学生间的距离适度，所以，老师站在讲台上能很好地把握全场。其次，声音效果和光线都很合适，在这里上课，老师和学生都感觉很舒服。直到现在，老师们还都争着把自已的课排在136呢。

    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系主任、现退休教授徐庚武若有所思，缓缓接过话茬说：

    记得是1950年春节吧，我们几个学生凑在一起去给王大珩先生拜年。在王大珩先生那里坐下聊着聊着就说起了物理实验的事，说起了实验室的设备问题。那时候实验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做实验连根必需的米尺都没有，还是王大珩先生让把一卷皮尺剪成一段段分给我们用的。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大家就忘了初衷，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开了意见。都是冲着实验设备去的，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太简陋、太破旧，嫌做起实验太不顺手，太费事。

    王大珩先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的话。直到一个个都说完了，他才讲了一段话。那些话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王大珩先生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在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这是清华物理系一个很独特的传统。我们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已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又说：“你们不要总是嫌仪器设备简单粗糙。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实际的例子，所有精密的东西起初都是在不精密的条件下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还记得那年八月十五吗？全系师生一起在星海公园搞联欢那次？

    大家连连颔首：记得，记得，那次联欢可真热闹！

    (徐庚武）我一直忘不了。从中学到大学，我那次还是第一次参加那么热闹的联欢会。平时看王大珩先生挺严肃的，对学生要求那么严格，那天才发现，他其实在生活中非常随和。记得那天王大珩先生还唱了一支歌，是什么歌来着？……

    两只老虎！

    对，对，是两只老虎！

    王大珩先生在前面唱，物理系的老师和学生们就都在下面跳。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就甭提了！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真奇怪，

    真奇怪。

    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眼睛，

    真奇怪，

    真奇怪！

    王大珩似乎从此就要在物理教学的路子上走下去了。如果没有特殊的变化，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众多的应用物理人才。但是，王大珩心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的光学之梦。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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