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字致能（致，一作至），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初四。就是这一年，金兵正式南侵，范成大在国土沦丧的年月里降生并成长起来。同时代的诗人杨万里曾有过“乱起吾降日，吾将强仕年；中原仍梦里，南纪且愁边”的感慨，范成大也是为此。
范成大的家世情况，父亲以上无可考，父亲范雩，宣和六年进士，官至秘书郎。范成大十四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16岁时，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绍兴和议”签订，大宋王朝对金俯首称臣，年年纳贡，从此，人民长期陷入极其惨重的灾难之中。国事、家事的不幸，少年时期的黯淡岁月，对正在成长中的范成大的人生观和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范成大有两个妹妹，他把妹妹抚养成人以后，才有余力努力学习。他曾取唐人“只在此山中”诗句，自号“山中居士”，读书自励，十年不出。据他的诗自叙，当时并无“一廛”的居处、“三椽”的房屋，借住于寺院中苦读。最初他无意科举，后来他父亲的挚友王葆拿“先君”“遗志”这类“大道理”来督促他参加科举考试，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取进士，当时的范成大已经29岁，从此开始了三十年的仕宦生涯。
大约从绍兴二十五年起，范成大被任命为徽州（今安徽歙县）司户参军，任期达六七年之久（一般是三年任满）。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天，由于州官上司洪适的推荐，得以离京入杭，去做京官。这一年，金国完颜亮大举进犯宋朝，虞允文大败金兵于采石（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大捷”，危急的局势得以缓解。不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兵退去。范成大被征召入朝，监太平惠民和剂局。
1163年宋孝宗改元隆兴，四月，决定了二十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北伐计划。老将张浚，指挥李显忠、邵宏渊进攻。李显忠一出兵就连下三城，气势极壮；各地忠义民兵和金国汉军纷纷归附，前景极好。可是文臣中仍然是主和派执政，多方阻挠，加上邵宏渊以私心一意破坏李显忠的军事行动，因此导致一次大溃败。宋孝宗赵昚马上动摇，启用秦桧党羽汤思退做宰相，尽撤江淮的边防，欲割地求和；次年，张浚解职，不久去世。这年冬天，金兵再犯淮南。魏胜战死，楚州陷落，民心痛愤之极，赵昚不得以将汤思退流放永州，汤思退未到流放地就死在了路上。至此，秦桧的势力才算告一段落。当然，大官僚和投降派，并未就此失势，他们始终是要苟安偷活、自私自利的。
范成大历任圣政所检讨官、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后晋升为著作佐郎。乾道二年（1166年），任吏部员外郎。因言官说他不该越级提升，请祠（请求安置任宫观的闲官）归乡。第二年，被起用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县）知府。他在处州做了两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一是推行“义役”法（一人服役，众人出金相助，依次轮流），方便了民众；二是修复年久损坏的通济堰，使上中下田灌溉有序，有利于生产。
乾道五年（1169年），范成大被召到杭州，宰相陈俊卿认为他有才干，举荐他做了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国史院编修，仍旧都是一些所谓的“清职”。十二月，升任起居舍人，兼实录院检讨。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事进言，获得一些采纳。
乾道六年（1170年），发生了一件对南宋国势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对范成大来说却颇为重要的事情。这一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原来，订立“绍兴和议”时，金、宋是君臣关系，南宋皇帝须跪拜接金国皇帝诏书；“隆兴和议”时改为叔侄关系，但订约时忘记了改受书的礼仪，孝宗赵昚对此非常懊恼。这次派范成大出使，名义上是求“陵寝”之地（北宋皇帝陵墓所在地，即河南汴京一带），实际上是想求金国改变受书的礼仪，但国书上又不敢明写，怕惹怒金国，只好叫使臣处理。当时丞相虞允文推荐两个人做使臣：李焘、范成大。李焘听得这个差使，当即说：“这岂不是要葬送我？”不敢应承。范成大慨然请行，而且做了最坏的准备，事先安排好了家事。在六七月间启程北上，途中他以个人名义密草私书，陈说改变受书礼仪一事。范成大到了金国朝廷，送上国书之后，随即拿出私书来，要求对方接受（按金国规定，在当时场合，皇帝是不接受使臣私书的）。金国皇帝又惊又怒，厉声斥责负责外交事务的宣徽副使，说宋使从来没有敢这样放肆过，左右也大加恫吓，金国皇帝后来竟要起身离席，情形极为紧张。范成大屹然不动，坚持必须递交私书才肯退去。金国皇帝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答应接受。事后，范成大才知道，金国太子当时就想杀他，经人劝阻，才没有行事。他这种敢于在金国皇帝面前“要以必从”的气概和果断坚定的精神，让金国的臣僚们非常钦佩，因为他们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宋朝使臣。范成大这次出使，不但维护了宋朝的威望，还趁机对金国各方面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此行得到朝野南北一致称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出使有功，范成大升迁中书舍人。
乾道七年（1171年），赵昚要任用奸佞外戚张说做签书枢密院事（军务要职），舆论哗然，可是都畏惧张说的气焰，不敢讲话。范成大拒绝起草授官的诰文，从容进谏，张说的签书枢密院事的事居然因此作罢。这件事之后，范成大被迫引退，请祠禄归苏州。
赵昚初期的那点朝气已尽，暮气日益深重，不顾劝谏，一意任用奸佞小人担任重要官职，正直人士如虞允文、梁克家等相继被排挤而去。老一辈的人才已经凋落无余，后起爱国有为之士如辛弃疾等人则不被重用，只能在谗毁打击下讨生活。农民无立锥之地，还要负担重税，被逼得逃田弃屋，或流亡城市，或落草山林，聚义反抗。大官僚地主则地连数县，每年收到百万石的租米，却不负担租赋、职役，奢侈淫逸达到极点。
在这种情形下，范成大不能在朝中立足，从乾道八年（1172年）冬天被复用以后，到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的十年之间，除了中间一度短期在朝，其余时间都被派到边远地区任职，流转于静江（今广西桂林）、成都、明州（今浙江宁波）、建康（今江苏南京）作地方官吏。他在各地，都能在职权范围内或多或少施行一些善政，直接或间接地使重压之下的人民略得喘息。在桂林时，因监司官尽取盐税，使得下层州县加倍苛敛，他就抑监司以解州县，苛敛得以稍减。他对边区也不加歧视，人民都很爱戴他。在四川帅任中，范成大治兵选将、施利惠农，边防得以巩固，减酒税四十八万缗，停“科籴”五十二万斛。在明州，将前任皇子赵恺（魏惠宪王）遗留的害民虐政，尽行罢去。在建康，移军米二十万石赈救饥民，减租米十几万斛，受赈的据说达到四万五千几百户，没有一户流离失所的；又代下户（贫民）输纳“秋苗钱”和“丁钱”一年。又如他在明州写的一首小诗：“老身穷苦不须忧，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表明了他反对苛敛，主张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
他由桂林、四川两任回朝以后，在淳熙五年（1178年）四月，以中大夫做了参知政事，这是他由文学词臣走到了“宰执”大臣的仕宦高峰。可是这时赵昚的政见已经与他不合，没多久就厌倦了他，范成大被言官弹劾，落职归里，这时他做参政一共才两个月的时间。
从淳熙六年起知明州，到淳熙九年（1182年）在建康得病，范成大五次上书，请求解职退休，得回乡里，这时范成大已经57岁了，他的仕宦生涯从此基本结束。此后十年即退归乡里，隐居石湖，因号石湖居士。中间虽曾两度重被起用做福州、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地方官，但他要么坚决辞谢，要么才一到任就告休回来，实际上并未任事。光宗即位（绍熙元年，1190年）以后，他曾上书极力陈述苏民、求将、固边、屯田、课财等事，均被采纳。
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初五日，范成大在家中病逝，享年68岁。谥号“文穆”。
范成大的一生，约略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初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做徽州四户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州做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而他的诗歌作品，也正由于生活上的变化，大致可以按照以上五个时期来划分。
比起同时代齐名的诗人陆游、杨万里和尤袤，范成大自编的诗集中存诗的开始时间算是最早的。最初期，他在艺术风格上还未十分成熟，内容也欠充实，我们看到的，是孤独寂寞的情怀，悲观消沉的心境，所谓“青鬓朱颜万事慵”；虚无、厌世情绪，所谓“吾将老泥蟠”；道家思想很早就在他诗歌中露出根芽。这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并不相称。对农村风物的描写，也已有了开端，可是，他此时笔下用力写的尚是自然景物，除了“深村时节好，应为去年丰”以外，他还不能对其他重要问题深入探究。总之，这一时期的诗还是比较肤浅的。但是他写出的“莫把江山夸北客，冷烟寒水更荒凉”，不仅反映出当时江南残破的真实情景，也表达出了这个少年对南宋政府的批评以及他忧国爱国的思想，这是非常可贵的。
大约在二十五六岁以后，范成大的诗转入另一阶段。虽然还正在发展期，却不容忽视。和前一阶段比起来，内容明显丰富了，在艺术风格上也更为成熟、变化更多了。对国家的关心有了更多的表现，或因祖国景物、地理形胜而发，或以咏史的形式来表达，或用更深婉的“比兴”手法而咏叹。例如写建康，说“拂云千雉绕，截水万崖奔”“赤日吴波动，苍烟楚树昏”，上句写反顾江南，下句写前望江北（楚，这里不是一般常指的湖南、湖北，或宋人所指的江西地，而是指淮南一带乃至更北的陷金地区，宋以淮安为楚州），说明此地扼南北宋金之冲要；而“赤日”“苍烟”“波动”“树昏”，从字面的背后，也透露了更深刻的内涵；由此，在结到“向无形胜地，何以控乾坤”的主旨，隐隐提出应当建都于此地的正确主张，就非常有力。像《胭脂井》这首小诗，尖锐地讽刺了赵构这个荒淫皇帝。另有一首小诗中写道：“乌鸦撩乱舞黄云，楼上飞花已唾人；说与江梅须早计，冯夷无赖欲争春！”这里隐含着向朝廷提出的警告和期望，是诗人生活在黯淡苦闷的岁月里所发出的呼声，提醒南宋朝廷早作打算，盼望早日打破那个沉闷、窒息的“和议”局面。
由于“少孤为客早”，范成大这时大概为了生活或其他缘故，已经开始各地奔走流转，为了科考，他也不得不驰驱于建康、临安等地。行旅虽然使他厌倦，但却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人民。因此，他这时期写行旅、写风土、写名胜，都有很好的作品。写大雨中农民劳作不息，说：“嗟余岂能贤，与彼亦何辨？扁舟风露熟，半世江湖遍；不知忧稼穑，但解加餐饭；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可见对农民的辛苦，以同情和自惭的心理，写来已不仅仅局限于最初期的只于对农村风物的“赏心”了。不久，四首仿效王建的《乐神曲》《缫丝行》《田家留客行》《催租行》就又向前跨进一大步，由单写农民体力劳苦而深入到“去年解衣折租价，今年有衣著祭社”“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了。范成大一向有“田园诗人”的称号，多指他在晚年作的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其实他的早期作品已经开始关心农民疾苦与生活了。
在这个时期，范成大写他个人的诗，仍然有“孤穷”“霜露”的悲痛情绪。厌恶仕宦利禄的思想，在诗中表现得特别强烈。自幼多病，也增加了他的痛苦和苦闷，以至有“化儿幻我知何用，只与人间试药方”的叹息。另一方面，也有时流露一些个人的“抱负”，说“我若材堪当世用，他年应只似诸公”，说明那个时代环境给他身心带来的种种痛苦和矛盾。
第三个时期，即主要是在杭州做京官时的作品。由于生活圈子的限制，这个时期的诗显得暗淡无力，远不如上一时期的作品能吸引读者。内容大多是和士大夫同僚的唱和，或游湖，或赏梅，或听音乐。“应制”体也开始出现，说明了生活决定创作的真理。
这个时期的使金绝句，特别值得称道，内容饱满，也是范成大诗集里最好的组诗之一。这一组诗，按内容分，大致有几类：第一，针对沦陷地区的景色、地理而写的爱国诗，瞻望收复河山的心怀；第二，借古人而抒发感慨、批评政府的错误；第三，写沦陷区人民盼望祖国恢复；第四，描写金国的风土、习俗以及种种落后、残破、野蛮的景象；第五，诗人自己报国的决心；第六，借古迹而抒发情感。这类诗，就南宋的腐朽昏庸的若干具体事实，沉痛地指责了卖国、误国者的罪恶，读来令人义愤填膺，无愧史笔。范成大这些诗，完全运用十分平易近人的、像“竹枝词”式的绝句小诗，精彩地收摄了每一个有意义的镜头特写。
第四个时期，即在外面做四任边区大吏的阶段，作品数量庞大，竟然占了全集三十三卷中的十卷之多。虽然并不是范成大最重要、最出色的手笔，但是却构成了其山川行旅诗的特点。由于他西至四川、东至明州、南至桂林、北至建康，实际上是走遍了南宋疆域的四极之地，反映面是十分广阔的。祖国的山川形势，人民的风土生活，都得到了描写，而且写得都很真切、细致、清新、丰富，总的感觉就是充实。
《夔州竹枝歌》描写了背着孩子采茶叶的妇女和“买盐沽酒”的水果贩，另一面则写官僚吃好米，穷人吃豆粟，“东屯平田秔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以及“绣罗衣服生光辉”的大商贾的“当筵”荒乐。这无疑是南宋封建社会各阶层生活的缩影。《黄罴岭》，写深山中农民的穷苦生活。《潺陵》《荆渚堤上》写湖南农村遭到破坏以后的惨状。《劳畬耕》，着重写了吴农的受尽剥削，由于官府的苛虐强夺，胥吏的贪婪凶狠，地主的私债逼迫，以致逃田弃屋，室无炊烟，“晶晶云子饭，生世不下咽（咽喉）；食者定游手，种者长流涎”，十分深刻地揭露剥削者的残忍，社会的不公平。关心民生疾苦成了范成大作品中的一贯主题。
第五个时期也是最末一个时期，范成大退居田园。从57岁到68岁，他的暮气似乎显得重了些，爱国之心却未完全忘怀。开始出现了一些描写花鸟虫鱼的诗作，这是以前绝未有过的。大约从淳熙十二年（1158年）起，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显著增加。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几组作品，有些诗以农村景物、习俗和农民生活为题材，写得别具一格。代表作当属《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范成大也是因此获得了“田园诗人”的称号。
在这一组诗中，范成大对自己所观察、了解和体会到的农村情况、农村生活作了多方面的描绘，既描写了农村的自然景色，又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和劳动，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如“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送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这是一幅紧张而又艰苦的抗旱图景。“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是一支忙碌而又欢快的秋收乐曲。这样的诗，虽说未免有失客观，不是“劳者歌其事”，但仔细体味，作者的忧乐还是融会在其中的。诗人还在这组诗中写到了农村生活的其他一些侧面，而且清新可喜，一直流传至今。如《夏日》诗中的两首：“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是写农民一家辛勤劳动的情景。“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农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盘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这是写农家热情好客的淳朴感情。范成大的田园诗，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体验而创作出来的。有陶渊明以“返自然”为趣和以“躬耕”为乐的一面，但突破了个人的小圈子，使境界开阔了；也有王维、储光羲描写农村安闲生活和自然景色的一面，但突破了“羡闲逸”的个人情趣，对农村的观察、更深了解更细了。
阶级的局限和佛家思想无疑对范成大产生了影响，又由于他做过近臣、任过高官，同时在官场上也屡遭波折，所以他的诗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应酬唱和（其中“次韵”诗特别多）、山川行旅、叹老嗟悲或兜售佛典禅理之作。今存《石湖居士集》及《石湖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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