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成都的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特别阴冷，太阳总是躲躲闪闪不出来。成都飞机厂一度热火朝天的5079飞航式导弹仿制，开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下马风1960年底开始刮，直至1961年中宣告正式停止工作。我就是因为要上当时十分神秘的5079，1960年初从沈阳飞机设计室被调到成都飞机厂任第二设计科的科长的。离开沈阳前，正好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来沈阳，他找我谈话（事后才知道，调我就是他决定的），告诉我要仿制的地对舰飞航式导弹的简况，这导弹的引进就是他去苏联谈判的。春节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飞机自行设计的岗位，坐火车到厂，住在招待所，晚上即被毛庆勤同志拉到厂模线室处理问题，投入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导弹仿制洪流之中。1961年中，本厂的弹体零件已做出90%以上，外厂的发动机、自动驾驶仪和地面发射架等重要配套都差不多了，然而眼看快要到手的东西就要付诸东流了。党的事业本无个人的得失可言，但两年之内，主管过的“东风”107被挤掉下马了，一度参与过的“东风”113，听说也不行了，现在又碰上5079动荡，心里总像压了块“配重”似的沉。听第二机械工业部一局主管5079的乔广振同志讲，型号投资花下去两亿多元，多可惜啊。因要上导弹而调来的我，附带地成了牺牲品，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成飞虽然还在基建阶段，但总要有产品可干，航空工业局给厂里下达了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叫“东风”104号机）的任务。
歼5甲仿制迈出第一步
歼5甲1964年底定型，同时宣告成飞厂建成，真是双喜临门。这话至今，已整整20年了。
在历史的长河里，2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但用一个人的有效时间算，却几乎是大半辈子了。这中间夹进了一个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统统被缩短了等效寿命，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今天已戴起了老花镜，而当年宣告双喜临门的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的副厂长赵继等同志，已经相继作古。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成飞成长了。漫步在昔日的泥巴路今天已绿树成荫的大道里，感受成飞今天正在迸发的青春活力，难道不应该发自内心地怀念当年为建设成飞一草一木，为新厂出飞机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人们吗？
歼5甲的任务，1959年已给过沈阳飞机厂（简称沈飞），没有图纸资料，给了一架苏制米格-17пф飞机作样机。沈飞想利用歼5的制造基础，动手用样机作参考，修改歼5，后来发现小的改动，改不出全天候飞机来，就中止了这项工作。但是空军迫切需要这种低空夜航歼击机，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蒋介石在叫嚣反攻大陆，美蒋飞机P2V经常于夜间低空入侵我国沿海各省进行侦察骚扰，我军急需夜间歼击机。1960年中，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悍然终止一切合同，撤走专家，逼得我们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
经过陆续派人去沈飞摸情况，对歼5甲任务已经大致有个谱之后，1961年5月杜向光厂长传达薛少卿副部长的意见：成飞的中心工作是基本建设，先基建后生产，但要积极自力更生搞歼5甲，越快越好，不能动摇。厂里据此敲响了歼5甲仿制第一关———测绘设计的锣鼓。
设计队伍的组建成长
首先是组织设计队伍。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管飞机的第一设计科和管导弹的第二设计科合并，成立单独的党支部，配专职支书，并且陆续从全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即使如此，也只凑起百余人，其中1961年当年刚出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占一半，从老厂调来有过一个以上机种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满30个，搞过设计工作的更少了，全设计科平均年龄24岁。1958年动手建设成飞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工人队伍是从老厂南昌飞机厂（简称南飞）输送来的，但是南飞看到了自行设计和设计队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该厂已形成的强5设计队伍，原则上不按比例输送设计干部，所以成飞当时的设计队伍即使跟厂内的比，也特别弱。部、局上级当时受苏联设计影响，建设成飞的主导思想是建成一个仿制厂即沈飞厂的复制厂，生产所需的设计图纸资料都从国外拿来经过沈飞仿制再转来成飞即可，用不到什么设计队伍和手段。所以在工厂初步设计中设计性试验手段一点儿也没有，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全厂有两台电动计算机，规定一台是模线室的，一台是计划科的，很明显，设计部门只要有几支描图笔即可。这种“深度近视”所造成的后果，理所当然地为工厂领导人所察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空军要求自力更生绘仿制歼5甲以后。所以集中全厂能适应的技术人员到设计科，工厂还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功夫的。
除了自己集中力量以外，还请求了外援。这样，后来南京航空军院有两批师生共57人，于1961年8月至11月来参加过测绘。特别是新成立不久的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沈阳飞机设计所派出了我的老同事胡除生、方宝瑞、吴逢光、高雪仙等31位有经验的同志，在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间，来帮助测绘，起了很大的传授和推动作用。
测绘设计队伍，可以说是边组织边测绘边成长起来的。测绘队伍最高潮时达220人。为了有效地搞好测绘设计，航空工业局任命我为歼5甲的主任设计师，集中测绘中的技术指挥权。这办法多少受五院搞导弹那一套的影响。开始是在北京由张金波处长提出来的建议，这个头衔，有一长制味道，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是我的一大罪状，枪打出头鸟吧，这是后话了。当时干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科的领导有毛庆勤、马岱芹、彭仁颖连我共4人。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很多事，都得从头做起。开始是组织学习基本的业务知识，从文件制度、制图规范，到飞机标准、工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消化歼5图纸；统一对测绘工作的思想认识，统一测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些事还要经过不断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和深化。特别是图纸测绘出来进行了强度计算以后，由于不可避免的错误甚多，经过了两次质量复查，把大量差错消灭在零件试制之前，不仅避免了浪费，也是使设计符合实际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刚离开学校分配到工厂，放下行李，就加入到测绘设计的行列，独立负责一部分工作，是有些困难，但也未尝不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至于已毕业一两年的熊永质、王寅恭、范筱芳、朱雄杰、李宗俊、张得三、陈孝彬、陆英育以及南昌调来的黎忠显、沈泳沅、王维翰、方鸿禧等同志都已是测绘中的骨干技术力量了。人，就是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艰苦奋斗的测绘岁月
歼5甲测绘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广大设计人员，在繁重的测绘任务中，咬紧牙关，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忍受生活上的艰难。当时技术人员和城市居民是一个粮食定量，每月定量23斤还节约2斤，实际21斤，有一段时间，副食蔬菜几乎是没有的。特别是大食堂，还要承受食堂里的流失，据当时调查，每月实际能吃到19斤已算不错。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定量的一块蒸饭以外，就是一小撮用油炒了一下的盐巴当菜吃，极少有机会在自由市场里花一元钱买到一个鸡蛋或一斤红苕（白薯）。我自己1．78米的个头，瘦得穿上衣、鞋只有104斤，我爱人则浮肿。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一天在菜里发现有两条肉丝，含过以后，偷偷放在围兜的口袋里，带回家给妹妹吃，匮乏和精神都体现了，也让我终身难忘。没有人算过每天摄入了多少卡热量，但肯定会令人吃惊的。
沈阳飞机设计所31位同志来支援测绘，春节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是用几斤生胡萝卜招待的。他们回去前一起吃了一顿饭，是各自出粮票、定量发饭的，一点点“大方”一下的余地也没有。生胡萝卜招待的联欢会，我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了。但是主客双方的情绪是十分热烈的，谁都理解这胡萝卜也来之不易啊。何况是大家都认为能在歼5甲测绘上，共同做些贡献，是飞机设计人员应尽的职责，生活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党领导下的广大知识分子，有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他们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脚下踏出一条新的小路来。
测绘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没有办公室，大部分只好搬到空气十分流通的大厂房里。测绘高潮的时候，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1961年的冬天，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有的设计员，拿了纸笔和工具爬到飞机上去，没力气爬下来了，有一位设计员竟然昏倒在飞机旁，这些，大家都没有一点怨言。工作需要晚上加班，都自觉地去了，尤其当干部的，每晚开会或加班自不待言，星期日不加班需要通知放假才不去，没有人想到要什么额外的报酬，没有人想到要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一个愿望。我常常晚上十一二点回家，就吃几个生胡萝卜或煮一小碟红苕叶子，对付一下肚子作夜宵，这比住在单身宿舍吃大食堂的年轻技术人员已好多了。
为了共同渡过难关，厂里号召各单位自己开些荒地种点什么，自己补助一下，但客观上这只对工作不忙的单位有好处，像设计科这样工作忙的单位，只好看着人家吃，因为有点力气要使到工作上去，谁也不愿把工作放下。回想起当年的这股子傻劲，一种无私境界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还会油然而生。
态度与责任：测绘工作的两大基石
飞机的测绘，硬是在队伍弱、生活苦的两大困难的夹缝中，奇迹般地迅速前进。
航空工业局并没有明文给我们规定“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的原则，但这条原则上下完全一致。客观上有歼6（当时叫“东风”102）“一刀两断”的历史教训，也有沈飞曾经打算用歼5改型但未搞下去的借鉴。但对我们成飞来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支新的设计队伍和试制队伍，只能用样机来统一千军万马的行动，只能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在图纸测绘出来以后，只有摸清了后机身以及后煤油箱等与歼5的差异，才能在1962年9月由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帮助下，决定后机身及后煤油箱等改用歼5图纸，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歼5工艺装备。最后经过批准，共有37项部件，大至机翼、后机身，小至锁钩作动筒，借用歼5图纸。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成飞利用歼5工装和沈飞利用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歼5仿制时，有不少苏联专家，不强调产品图纸、工艺资料、工装和实物的绝对相符，成飞拿来后，没有沈飞仿制歼5的实际经历，要弄清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批判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离开了当时的具体条件说话是方便的。当然，一个成熟的飞机设计师，不愿意受什么样机的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我们的专业组长一级的骨干自己都没有真正设计过一个零件，国家因国防急需又规定限期出飞机，因此必须一次试成的情况下，能有这种自由吗？
测绘设计要完成测绘飞机的任务，但在长远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支具有良好作风的设计队伍，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养成一种严格、认真、准确、谨慎的作风，知道自己这一字一笔下去的分量和担子有多重，然后更多的自由才会到来。
测绘有两架样机（苏制米格-17ПФ），一架0807号已经被沈飞分解过，1961年3月运到成飞；一架1019号，是直接自部队飞来的，测绘完了后，恢复装起来在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了摸底试飞后，还给部队了。
测绘工作自1961年8月样机吊上平台作全机外形测绘开始，到1962年10月全部技术条件和强度计算报告等发出，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与歼5不同的零件有50%。由于米格-17ПФ飞机和米格-17Ф（歼5）都是由米格-17发展出来的，中间还有米格-17П，所以米格-17ПФ和米格-17Ф除了前机身加粗、加装全雷达等主要差别之外，在结构、系统上大同小异之处甚多，直接改用37项歼5部件之后，歼5甲和米格-17ПФ在局部构造上已不完全相同。
图纸投入试制后，设计人员继续经受试生产的考验，除了向各车间派出服务代表外，还由彭仁颖同志代表设计科去参加以生产长为首的集体办公，随时解决设计问题。因为是自己测绘的，很多问题都要找设计拍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来工厂的习惯。针对当时厂里的情况，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宁吃三分亏，不扯一分皮”的口号，扯皮往往是由于不想多做工作多负责任引起的，当然也有技术水平低、心中没有把握的问题。这口号有点近乎傻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设计科的科风的确是很好的，设计科当时年年是全厂两个先进科室之一。
首批试制的飞机，用的是沈飞歼5的机翼。01架全机静力试验是运到沈飞去做的。做静力试验时还有一个插曲，飞机运出去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说飞机犹如破汽车一般，强度肯定不行，一时厂领导都有些惊慌失措，悲观的气氛笼罩着全厂，直至领队去参加试验的毛庆勤同志发电报报捷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02架试飞是把飞机运到西安阎良去飞的。按上级批准的试飞提纲共飞10个课目、16个起落，1964年11月11日首飞，11月29日飞完。19天之内，飞了10个飞行日，新机定型试飞这样快，是少有的。是由于领导重视，组织得好，各方协作。除了部里主管外，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亲自来抓，630所全力以赴，所长、政委都亲临现场。厂里由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带队去的，我和总特设计冯玉麟、总检验师唐吉人等都去了。后期马诚斋厂长也到了现场。郝太华、吴有昌、程荣生三位试飞员试飞，首飞上天是副大队长吴有昌试飞，大队长郝太华指挥。12月初返回成都，12月5日开始国家鉴定，12月14日在成都进行了飞行表演，15日开了全厂性的飞机定型大会，航定委主任曹里怀同志宣布我国第一个测绘仿制机型歼5甲试制成功了。同时成飞也建成了。
广受赞誉的发家机
歼5甲原定总产量150架，后因PП-5雷达进度跟不上，不少飞机只好装配重出厂，等雷达生产出来后再去加装。空军等不及，最后生产到124架就停产了，这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时候的事了。
国产歼5甲飞机在部队长期使用中，一直被部队称赞为质量很好的飞机，质量稳定，很少有故障。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有关，当然也与成飞全厂上下兢兢业业、对工厂第一个批生产机种在质量上精益求精的努力分不开。在厂领导队伍里，总工程师晋川同志是有功劳的。
1964年孙志远部长来成飞时说：“歼5甲是132厂的发家机。”这话十分形象。
十几年以后的1979年中，一位空军领导机关的同志随空军首长来厂，视察我们总装车间，他看到歼教5飞机的时候，曾问过我：“现在恢复生产一些歼5甲可能不可能？小型化的645雷达（PП-5改型）生产没有问题了。”可见部队的同志，对当年国产歼5甲飞机始终怀着好感。曾经为它出过一把力的成飞职工，应该引以为自豪了。
（1984年5月27日初稿，2009年8月修改）
附：西南第一个机型——歼5甲首飞
1964年11月11日，我厂测绘试制的“东风”104号机（定型后命名为歼5甲）的第一架，在阎良八所（后名630所）首飞上天了。它标志着我厂在建厂之初自力更生地迈出了幼稚的但是伟大的第一步。代表空军来阎良组织试飞的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传达说：“罗瑞卿总长说，西南出飞机是和宝成铁路并列的大事。”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评价，132厂这件事的分量，可见一斑，也使我暗自吃了一惊。
这一天，基地的天空晴空万里。兰州空军袁副司令员和北京空军领导机关空军订货部王炳山副部长等以及兰州空军机关的同志，航空工业部机关主管试飞的龚正庭同志，八所熊所长和所李政委，172厂厂长孙志端以及我厂的晋川总工程师为首的有关领导，都聚集在指挥台旁，紧张和兴奋交织在一起，屏息地注视着这个初生儿首次试飞的一切细节。
上午8点40分，试飞指挥员我厂试飞大队大队长郝太华下达了开始试飞的口令，飞机立即发出了轰鸣———开始试车。43分开始滑出，45分30秒在发动机开到最大状态后，松开刹车，由西向东腾空而起了。
首飞试飞员吴有昌副大队长不断地从天上向指挥员报告情况。“发动机工作好！”电台“声音好的”“高度2000”“高度3000”“15度坡度，用调整片调平了”“现在3000米盘旋，一切正常！”“排气温度540”“高度2000，信标机响了”“共响20秒”“向台背台罗盘都好”。飞机四转弯以后，对准跑道，轻轻地接地了，“刹车好的！”试飞员做了最后的报告，安全地滑向跑道端头。这时是12点13分。首飞共计27分30秒。这时，我们大家紧绷的心情才松了下来。
领导机关和兄弟厂所的领导，都高兴地与厂领导和我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都说新厂搞出了自己的新产品，顺利地完成了首飞，不容易呀。我们也向他们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当时172厂这个新厂尚未出飞机，但按航空工业部的指示帮助提供我们试飞的后勤保障。六院八所则是第一次搞合作试飞———试飞员和地面飞机维护人员全是132厂的，场务和科研技术分析是八所负责。
吃过中饭后，下午3点，正式听取首飞试飞员的汇报。吴有昌同志对国产第一架测绘全天候歼击机给予了充满信心的评价。会议当场决定，第二天中午12点进行第二个课目全程试飞，要飞平飞大速度及各种特技等。
那时是建厂初期，站场建成后，尚未正式用过，为保险计，航空工业部决定在阎良试飞研究所进行定型试飞。所以我厂也起不了飞，只能用火车把飞机运去，到了阎良再恢复起来。经过细心检查，11月10日和11日分别进行了两次地面开车滑行，排除了一切可疑的问题和故障，然后经过兰空袁副司令员批准首次上天的。在此之前，三个试飞员（另一名为我厂试飞大队中队长程荣生）已用我厂恢复的1019样机在八所机场进行了预研试飞。
歼5甲的定型试飞课目共16个，试飞提纲是经过空军批准的。11月11日开飞，11月29日最后一个射击课目飞完，共组织了10个试飞日，仅仅用了19天。上级领导的重视，试飞现场同志一起努力，厂所之间全心全意地协作，当然包括飞机质量是很好的，导致了这次定型试飞的空前顺利，特别是郝、吴、程三位试飞员分工负责试飞了四、五和八个架次，他们也为歼五甲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4年12月15日，国家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都听取汇报组织鉴定后，正式宣布歼5甲研制成功，可以定型。工厂建厂也在这一天宣布验收合格，这天成为132厂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1964年由此成为132厂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回想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全厂广大职工，在上级领导下，无私地忘我劳动，几年之内，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给人们留下永远的甜蜜回忆。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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