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近视眼”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歼7原型机飞行员的目视距离近。飞行员向前观察，要通过复层的防弹玻璃和座舱盖的前玻璃，透过的光线七折八扣，透光率打了几次折扣，飞行员视力再好也看不远。这个问题经过歼7Ⅱ型改型，取消了防弹玻璃，保留了固定风挡的前玻璃，即防鸟撞玻璃，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层含义是歼7原型机带有空空导弹，但没有一个好的雷达，只有雷达测距器。当然歼7飞机空战可以依靠地面雷达引导，但自己带的空空导弹可以攻击大于10千米之远的目标，而只有测距功能没有方位功能的雷达测距器也仅可测距5~7千米，导弹的作用远远不能发挥。因此为歼7配上一个真正的雷达，不仅是夜间、复杂气象战斗的需要，也是白天作战的需要。飞行员依靠目视，好天气时也只可搜索到10千米多一点儿，更远必须依靠雷达。所以苏联的米格-21早期出了米格-21Φ-K13昼间型之后，后面大量的改型，从21ПP、ПΦ、M、MΦ到Биc，都是带雷达的全天候型。印度从苏联引进仿制的即是ПΦ和M型。
我国1962年引进昼间型仿制成歼7飞机后，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众所周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的歼7改进改型规划中，即有第三期改型把歼7改成全天候型的步骤。以后歼7有了近距格斗导弹，可以离轴发射，但没有多功能雷达，离轴功能不能发挥，更进一步加深了矛盾。
让歼7飞机有一对好眼睛，而不是近视眼，既能较远地“看”前方，又能识别敌方方位指引导弹，是我们曾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往事。可惜歼7全天候型未能如苏联体系那样成为歼7飞机的主角。歼7ⅡA引进国外电子火控系统时，当时的电子技术还做不到在小机头内装上多功能雷达，只能有一个较好的测距雷达，从距离上（可测距15千米）配上导弹。歼7E型机翼改型时曾有第二步改机身，解放机头装上雷达的设想，但也未能如愿，这个愿望留给了两侧进气的超7。
现在由于雷达技术的进步，可以小型化了，不改飞机机头，也可以装上雷达，歼7G型机在年轻一代设计师们的努力下实现了这点，虽然晚了一点，但圆了解决歼7飞机近视眼的梦。歼7飞机终于有了一双好眼睛！
回想过去，往事未必如烟。
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妻子、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歼7六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航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儿。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志端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位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会议开了整整10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完成的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诚斋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现在的襄阳）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面，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航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降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一是与部队同志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航。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儿笨一点儿，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课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三机部在北京召开10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10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Ⅰ型定型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400千米。
（4）改善起降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1975年3—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歼7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成大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的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入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是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19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
出国考察
接三机部通知，1976年5月19日，我出差北京，到总参第一招待所报道，准备出国考察。这是总参外事局组织的以国防部名义赴埃及的军事装备考察团，团长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叶正大同志，考察对象为飞机、导弹、雷达、高炮、装甲车、舰艇等武器装备，除总参、空军、二炮等部队同志外，部分为厂所同志。代表团共25人，据说除出国演出的文艺团体外，为我国在此以前出国团组中人数最多的。我的对外身份为国防部处长，成员中除少数为留苏学生外，大部分均为第一次出国。当时还在“文革”后期，出国的清规戒律很多，有的事现在看很难理解，如在外边使馆的工作人员都禁止看当地的电视，有电视机都不准用，如此等等。所以出国筹备工作，包括学习形势任务，涉外规定等花了不少时间。5月19日报到，中间又因故延后几天，直到6月11日才正式成行。在埃及共一个月零五天，7月16日才回国。实际有效工作时间共23天。
5月19日我自成都坐飞机飞北京，飞机居然晚了7小时，所以晚上才找到总参招待所。第二天，叶正大来找我，嘱办两件事，一是弄清1971年考察米格-21ПΦ时带回的资料有多少，二是向三机部情报所借一个可拍资料的照相机。另外，要多考虑回来后如何促进歼7改全天候型的工作。
从业务上做准备工作，我主要找资料了解有关埃及飞机的报道，并拟定出去后的工作重点和希望搞清楚的关键问题。
当时正是第4次中东战争即1973年埃及以色列十月战争之后。苏联为控制埃及，历史上进入埃及的军事专家及部队曾多达两万多人。1972年前被埃及当局陆续设法弄走了大部分。十月战争以埃及夺回了西奈半岛的胜利而结束，1974年埃及和美国复交，总统互访，美国对埃及开始提供援助。因苏联逼债过甚，1976年埃及废除了《埃苏条约》。当时为还债，埃及好一点儿的东西全让苏联拿走了。埃及老百姓说，就是金字塔没给搬走。因此，苏联对倾向美国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恨之入骨。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阿拉伯国家，1976年，当时埃、中关系越来越好。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来访，我国总理华国锋与他会谈，气氛十分友好，穆巴拉克对华说，希望中国能提供援助，但绝不使中国为难，力所能及即可，并表示对中国的无偿军援埃及应该返还一些报酬，否则过意不去。这样，达成了对埃及援助同时我方派人去考察的原则协议。
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人去看看，组织的25人代表团中13人是厂所的专家。5月，由总参、工办和外交部联合写出派军事技术人员出去考察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
根据分析，出去的工作，立足于不能提供样品资料，花10天时间用于一般考察，然后分专业做8天的专业考察，其中的重点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米格-23和萨姆-6防空导弹。为了做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代表团请了外交部西非亚洲司的司长，总参装备部的部长和何正文副总长来给我们做了报告，工办、总参外事局和空军的领导也分别来做指示，准备工作是很隆重的。出国计划也经总参领导批准。
离开北京，先飞到德黑兰，过了两个晚上，转机去埃及。那时德黑兰尚是国王统治时期，路上所见，妇女穿着已全盘西化，国家的年收入石油资金多达200亿美元，许多高楼大厦都在建设中，路上行人不多，都是汽车，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我们曾去参观了波斯立国2500周年的纪念馆等。
到了埃及，我们住进了他们国防部为我们准备的住处，全天都有卫兵警卫。我们除在外出时在车上所见外，都不许步行出去。但域外风情仍有所领略。
到埃及后，先集体进行一般活动。了解国情军情，如参观金字塔，有专人带我们进入塔内通道，参观狮身人面像，参观旧皇宫、开罗博物馆，参观沙漠中的修养地。又参观了空军基础设施，参观十月战争在苏伊士运河两侧双方的大炮阵地等。路经苏伊士城市可见到大量被损毁的房屋和击毁的坦克等，可看到双方交战炮火是很猛烈的。
然后是分专业考察，我们飞机小组主要考察了米格-21MΦ飞机、苏-20战斗轰炸机、米格-23БM对地攻击机、挂导弹型飞机。米格-21及苏-20除飞机外，还看了其随机的说明书。米格-23БM则没有让看说明书，也没有看其基本型（MC空战型），而只让看对地攻击型。看飞机时只让看外部，口盖也不给打开。向地勤人员提问时，能回答的也不多，这飞机只飞过几十小时。后来经过团里去交涉，埃方同意由他们按我们的需要照一些外形的照片，由使馆信使带回。此外，还看了一架米格-21的教练机。
苏-20和米格-23都是变后掠翼的飞机，估计我们是国内航空领域第一批看到变后掠翼飞机的人，所以对变后掠翼的技术情况和其机构多花了一些时间。米格-21MΦ则是我们正在进行歼7全天候型设计的重要参考，又比较熟，所以记录下的情况较全。
为了向国内同行介绍，我用卷尺量的尺寸，回国内画成了苏-20和米格-23БM的三面图，放入考察报告。苏-20是由苏-7发展为苏-17，再发展到苏-20这样演变过来的。苏-17就已经是变后掠翼的了。
除了观看飞机、看说明书外，我们还找埃方飞行员和地勤工程师进行了一些座谈，了解使用中的一些情况。总体上工作是很紧张的。
回到国内，代表团不解散，在总参招待所集中整理资料，向有关部门汇报，进行总结。
这时突然遇到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震动所摇醒，走廊上花盆全部呯呯地倒地，我定神一想，惊叫地震了。我自国外回到北京，接到部机关的同志转给我的一封信，是我爱人在成都写的，说因有预报成都要大地震，故她带两个孩子与厂里很多人一起逃离成都，他们到上海去了。这样，我脑子里留下了要地震的概念。与我住同一个房间的786厂总工程师洪民光同志，和我一起赶快起来，拉开窗帘看外边，在大地震动和隆隆声中，外边街上一片片如蓝色闪电的电光不停地闪着。我们住在四楼，走廊又很长，这时要跑下楼，已不可能，我想我们住的钢筋水泥大楼，应该不会震倒吧，只能等稳定以后再跑。一会儿，不震了，我们都纷纷下楼，到楼前广场上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震中在哪里，估计离北京不远，但事先一无预兆，也无预报。在广场里等了大约半小时，大家说回去睡吧，到了房间里，一会儿又震起来了，太危险，大家不约而同地干脆站到广场上去不睡了。到了上午，叶正大同志带军队同志来了，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告诉大家暂时都住在代表团使用的大客车上，不要回房间，北京居民已被告知，都在室外住，搭地震棚安身。招待所附近有一四合院，其中一间平房整个屋顶塌下来把一位老太太压死了；北京动物园一大段围墙倒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楼一个角似刀劈一样倒了下来，房间都露在外边了……当天下午大雨滂沱，余震不断，我们坐在大客车里，可以看到水泥电线杆整个在不断摇晃。
过了两天，代表团决定暂时解散，先回各单位，听招呼再集中。8月5日，我坐飞机回成都，这时厂里人全住在地震棚里，厂区内无人上班，进厂可听到鸟叫，一片寂静。邻居们帮我搭了一个地震棚安身。
过了若干天，8月17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7．2级地震，成都要大地震这一关过去了，我爱人带了孩子回来了，厂里也陆续上班。又过了若干天，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1976年我国真是太不幸了，大地震之外，年初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们在埃及时，朱德元帅逝世，现在毛主席逝世，我党连丧三位元勋。
9月23日，代表团再次在北京集中，这次改在京西宾馆住，继续完成考察成果的整理。我写完了三个飞机的资料，并汇入460厂的孙来永写的发动机，空军机务部薛大琮、马保民写的特设，交628所作为内部秘密资料出版。
按叶正大副主任的说法，这是我国军事技术上第一次对外接触，所以总结报告很全面，含有政治关系、军事、外交以及技术援助等内容，并带有5个附件、7份技术资料。其中有向中央和军委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建议。7份技术资料是考察的技术成果，其中4份是飞机的，我编写的米格-21MΦ、苏-20、米格-23БM以外。在建议中有关航空工业的，有建议尽快用歼7、歼8更新歼6，要加快歼8研制和歼7改进改型，歼7全天候应以米格-21MΦ为基准来改，用米格-21教练机来更新歼教5等。这个总结报告及附件等要发至各军兵种和各军事工业部。
我们还在北京做总结时，10月上旬，“四人帮”被打倒，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以后陆续听了中央打招呼会的传达，大家听了，真是大快人心，我国10年“文革”的苦难就此结束。以后10月21日报纸上正式发表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中央要求大上歼7
这时，011基地一直在活动争取歼7Ⅲ的任务改由他们来搞。部里曾有文件，改变承制单位。在1977年初的三机部企事业领导干部会上，得知部内生产局和空军主张132厂继续搞下去，而部计划局和六院主张改由011基地搞。有分歧，因此常有反复。但011基地要停止生产歼6，改为复制我厂定型后的歼7Ⅱ，则是定了的。1977年3月初，011基地第一设计所李秋乐所长（我当年在122厂的老同事），来厂研究如何复制歼7Ⅱ型的准备工作，并初步研究了如何实行主复制厂的相互关系。以后先把歼7Ⅰ型的图纸整套交过去，Ⅱ型改型各项，成熟一项移交一项，直至定型。
1977年9月底，我接部办公厅通知，去北京参加从罗·罗公司引进斯贝发动机关于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的外事谈判。10月中，正拟返厂，接厂通知留北京参加大上歼7的重点企业领导干部会。
1977年10月19日，三机部召开会议，动员研究落实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这是一次在10年“文革”对航空工业严重破坏之后，正在恢复整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132厂党委副书记孙志端、晋川和我参加。会上由李际泰部长传达了华主席讲话，10月12日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和王震副总理讲话。
邓副主席在军委的会议上讲了军事装备和全国的科研体制问题，讲了陆海空各军兵种的装备建设问题，其中主要突出空军建设，而空军要用歼7代替歼6，要尽快更新一代。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要搞好齐装配套。讲话中，军委罗瑞卿秘书长插话：“要突出重点，空军飞机很多，多数是歼6，还有米格-15和米格-17，要清理。”“要有2000架歼7，集中力量搞歼7。”
邓副主席接着讲了军事工业要严格要求，要恢复总工程师制度，要有岗位责任制，要签字。科研工作要走在生产前面。要搞好近期和中长期规划。要整顿好领导班子。不合格产品、不配套产品不能接收。
三机部这次会议就是落实邓副主席讲话精神，组织动员三机二发一弹的大会战。三机是歼7、歼8和轰7，二发是涡喷7和涡扇9，一弹是霹雳5乙导弹。要求工厂党委科研生产一担挑。我们歼7这个专题组，部革委会范英副主任来参加，孙志瑞和011基地崔光炜共同主持，除歼7飞机011基地要复制外，还有涡喷7发动机的改进。大家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那么具体谈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真的很受鼓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之后正在恢复整顿的132厂我们几个。
我发言首先讲，中央提出要2000架歼7，真是形势大好，但仅有数量，机型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歼7Ⅱ型和歼7全天候。歼7Ⅰ型已定型了，但生产不宜多了。还是带离弹射，发动机是原型。我们已经落后于印度。“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了，应该借此东风赶快往前赶。希望部里认真组织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教训。
大家的讨论涉及技术攻关、技术改造、组织管理、供应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在数量上，提出了一个1980年前完成400架歼7，1980年后完成1600架的方案。李际泰部长听取了大家汇报。会议开了4天半，24日才结束。
李部长在大会上做了总结。会议很重要的精神是要大上歼7。因为这是当前可以拿到飞机的。生产要突出歼7，科研也要突出歼7。目前生产是歼7Ⅰ型，改型的是歼7Ⅱ型，要组织攻关，使歼7更进一步。中央决策，132厂、011基地和112厂三个厂一起干歼7，尽快用歼7换装歼6。112厂主动提出，1980年后可以拿出1000架歼7。但现在关键是1980年前132厂及011基地出得太少。发动机410厂及460厂分别攻关改型的涡喷7甲和涡喷7乙。原型机生产改进主要是延长首翻期寿命问题，410厂及460厂分别攻关50小时和100小时。
大上歼7，要求很高，鼓舞人心。但“文革”刚结束，国防工办洪学智主任指示抓企业整顿，共有11个方面之多，这的确也十分必要。
回厂以后，我组织设计所的同志，研究提出分三个阶段（3、5、8年）的《歼7飞机发展规划》，打好歼7Ⅱ型的攻关后，也搞好歼7全天候的设计方案。
不久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来厂，又一次在干部中传达了军委会议决定大上歼7的精神。同时检查了我们解决歼7进气道喘振的问题和阻力伞上移的改进问题。还重点说了“你们歼教5飞机给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空军党委讨论过，不能停产，目前靠它培养飞行员”。孙志端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会上表态说：“不完成大上歼7的任务，不离开132厂。”
1977年12月初，李际泰部长带范英及国防工办的一个局长来厂检查“大上歼7”会议的落实情况。对工厂11月写的报告不满意，说大上歼7，132厂是主战场，1978年、1979年是独此一家，011基地及112厂都使不上劲。要求“你孙厂长要亲自抓，问题要一个个落实。总工程师不能光签字，要具体地抓技术工作。”最后说：“2000架任务完不成，你厂长提头来见。”工厂担心配套问题不好办，特别是226雷达交付问题。同来的工办宋局长在干部会上拍胸脯说：“226雷达交不了，唯我是问。”
正在此时，北京传来两个重要消息：一是中央任命吕东为三机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际泰为此提前返京；二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决定恢复军代表制，以严格控制军品生产的质量。
为了三厂一起大上歼7，112厂设计科长蒋福新、陆林林，011基地第一设计室主任于希明来厂协调主复制厂技术工作。132厂是歼7飞机的主制厂。
我们与011基地的关系，双方已进行多次协调，早在（1977年）6月，范英副主任带011基地正副主任庄树山、王韬、唐文斌及设计室孙瑞胜来成都与厂里谢明、我等一起确定歼7Ⅱ型的主复制关系。歼7Ⅱ型作为一个独立型号，又于1977年5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发展领导小组以常装（1977）22号文批准立项和改进方案，当时文中暂以歼7Ⅰ改命名。这个批了长达两年的批文，也算来之不易。
过了1978年元旦，我飞去北京，到空军大院谈1977年完成任务问题，在空军订货部谈4架飞机因发动机问题出不了厂，最后同意算132厂完成了1977年的任务，任务为30架，实际完成20架。此时，听部里同志透露，三厂共同大干歼7的方案，已有些动摇了。在空军科研部与卜刃参谋谈歼7的发展规划时看到了1977年12月空司发的一个文件《关于歼7飞机生产的几点建议》，其中有要9∶1的歼7教练型，要5∶1的全天候型，以及要求1979年起出厂的歼7飞机都要有压力加油等。卜刃说，歼7发展规划问题可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132厂可以打个报告上来。这样，我就在北京起草了一个书面建议。
我的建议认为：大上歼7应有两个含义，一是短期内拿出一定数量的飞机装备部队，二是要做到一机多型，性能先进，品种配套。为此，再次强调必须抓紧歼7全天候方案。
年初，三机部召开部务扩大会，吕部长传达军委扩大会决定：3~5年内要求生产2500~3000架歼7及歼8（注：上次会议未提歼8）。所以要求112厂要集中力量搞歼8，要求132厂及011基地搞歼7，至少2000架。要求歼7Ⅱ型尽快定型生产，Ⅱ型以后搞歼7教练机，再搞全天候型。如果歼8（重点是全天候型）全天候各方面都好，再考虑歼7全天候搞不搞。
1978年2月，孙副书记、我和侯建武三人到北京，向段子俊、油江副部长汇报Ⅱ型研制及火箭座椅滑车试验、飞机鉴定试飞等问题。经部领导出面和空军谈定：Ⅱ型要做全机静力试验，试飞大纲由132厂自己报，鉴定试飞也由工厂自己飞，630所可以派人及仪器去帮助。试飞课目中，空中停车要飞，火箭弹射座椅项目要由真人在空中试跳。
第二次国外考察
接部通知，我赴北京于1978年3月2日随段副部长到罗马尼亚考察。我国帮助罗马尼亚建设三条航空辅机生产线（陀螺、膜盒、轮毂），齐奥塞斯库总统5月要访华，届时须正式签订协议，罗方答应我们组团去看看，重点是两种飞机：米格-21MΦ和法产PAMA“美洲豹”直升机以及它们的发动机。我们一行共13人，飞机及直升机各一人，发动机四人，仪表附件三人，部外事处刘国民、楼水荣等三人。去的时间共两周。因为是政府的代表团，首先主要是外事活动。罗方有一个航空工业中心，由工业部主管，但总经理是现役军人少将。于是工业部部长会见并宴请，国防部长、第一副总理接见，当然安排了参观；参观了7个航空厂所、一个空军航校，都是走马观花，随着团长走，不可能详细考察。我的主要任务是看米格-21MΦ，考察航空研究所的风洞设施，并帮助谈一下轮毂生产线。去航校看飞机是空军一位副司令员亲自陪同并介绍飞机，实际参观和座谈飞机使用情况也只有三小时。参观航空研究所也只有三小时。罗马尼亚在历史上曾是航空先进国家，但目前只能生产初级教练机、农业机、小型运输机和仿制“美洲豹”和“云雀”直升机。航空研究所现有2．5米低速风洞，1．2米暂冲式具有柔壁喷管跨声速风洞（Ma0．2~3．4），直径近1米长达180米的Ma3激波管和直径较小可达Ma7及Ma10的激波管，有一台256KCDC3500大型计算机。
对我来讲，此行真正考察飞机的时间很短，幸而我已有在埃及考察MΦ飞机的底子及歼7生产使用中的经验，所以座谈时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从而了解罗马尼亚在使用米格-21中遇到的情况。而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让段副部长对苏联米格-21飞机从Φ-13昼间型之后，不断改进改型达到MΦ的水平，有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促进我国歼7改型作用甚大。在考察过程中，段副部长和我商量，可向罗方索要点什么，我向他建议最好要一架MΦ飞机，至少要1~2台发动机和双管23炮回去仿制。飞机和发动机说明书都借一套复制。后来，飞机没有要到，P13发动机及双管炮都要到了。
回到北京，向部党组汇报时，党组决定立即组织420厂和011基地联合测绘发动机，不仅歼7全天候改型用，而且601所有歼8改两侧进气方案，正值要加大发动机推力，有了P13发动机，正好可用。这一正确决策，在歼7、歼8发展史上推动极大。双管炮则即送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仿制。
我们回来，正好赶上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作为成都市推荐的先进科技工作者的代表，预定出席大会。我出国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赶去参加开幕式。隆重的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做了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影响十分深远。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同志为此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春天”感言。大会之后，全国各省市相继召开了科学大会，四川代表团决定由我作代表向省国防工业科学大会传达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和盛况。
1978年4月中，三机部吕东部长及陈少中局长和六院新机部张金波部长等到厂，与厂共同研究歼7发展的问题。27日吕东等在厂听取工厂关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汇报，我专门汇报了关于歼7大改的设想。其中主要内容是：
除抓好当前歼7飞机的优质生产和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外，要重点抓好歼7的改进改型，争取在80年代初拿出性能赶上70年代的米格-21MΦ，在雷达和火控系统性能上超过它的飞机，这种飞机就是歼7大改。首先，有利条件是可以拿出仿P13-300这样大推力的发动机。飞机上把机头及进气道改大，把317雷达装上去，机翼上增加一对外挂，加大垂尾加强起落架加装机背金属油箱，采用吹气襟翼，加装消极干扰弹、半自动导引设备等，飞机争取1981年上半年首飞，年底设计定型。
吕东部长听后表态说，这符合他的想法，要干这件事。当场指示陈少中局长（陈局长回到北京，正式被任命为三机部副部长）带了我整理成文字稿的《歼7进一步改型意见》，回北京向部党组汇报。吕部长还说：“我最着急的是电子、武器系统。飞机上了天，就要靠电子、武器系统，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所以要有人牵头来抓。”
4月29日，吕东部长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号召全厂干部要为大上歼7而奋斗。
他说倾听了工厂的汇报很高兴。目前生产Ⅰ型是暂时性的，大量的将是生产Ⅱ型。前天听了汇报，三四年内厂里改出更好的飞机，有好的电子、武器配上去，就可以达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
吕部长在厂，不仅调查了歼7飞机的生产和研制，而且整顿了工厂的组织管理工作。要改工厂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要设立几名副总工程师，设立五师一长，除基建处以外，行政上处一级全部撤销，设立六个分厂，副生产长副总工艺师兼分厂的生产、技术副厂长。
5月22日，孙志端副书记（他实际上行使厂长职权）召常汉臣、唐吉人、我、周砥中四人集体谈话，成都市委已任命我们为副总工程师。后在总工程师谢明召开的会上，明确我分工管Ⅱ型，全天候型及各项改进设计，四个副总间相互有交叉，常汉臣帮助我工作。
6月1日陈少中副部长及六院张金波部长等再次来厂，传达说陈副部长已在部党会上汇报了我厂歼7大改的设想。空军张廷发司令员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涉及下一代的空军实力。吕部长决定歼7由132厂作总体安排，歼7中改，歼7大改，改教练机等。还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可以交011基地去干一些，必要时，611所的力量也可动用一些，如方案讨论帮忙都可以。他们认为我厂设计所的力量是比不上320厂的设计所及专业设计所，但有不少优点，领导班子和队伍的精神都很好，出现了不少先进事迹，是可以打一些仗的。陈少中副部长在全厂干部会上最后说，大上歼7大干大改，是中央对132厂的殷切期望，我们蹲点调查了三个月，认为132厂是可以承担起来的。首先靠工厂设计所，我们完全有信心。五年内出1000架飞机，而且拿出有先进水平的大改飞机。总设计师由部里来任命。在干部会上谢明最后表态说，厂里开干部会，部长亲自来动员，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虽然我们的工作和部长的期望还有差距，但我们会努力的。昨天和设计所干部座谈了，厂里决定加大力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七八月份将提升一批工程师，在分房等生活福利上，工程师将享受中干的待遇。设计所内将成立科一级实验室，加大技改力度。
中央急要1000架歼7大改
部里电话通知，歼7大改的事有突变，急召我们赴京。1978年6月13日，孙厂长（吕部长来后，也叫开了）和我二人飞北京。14日到三机部，段副部长先和我们谈了两条，一是歼7大改由三家干，沈阳、成都、贵阳的一把手都召来了（指112厂、011基地、132厂及611所），二是歼7大改拿到或拿不到样机，有什么区别；要我们先考虑一下。
第二天，吕部长召开会议，孙厂长和我，611所革委会主任王南寿，112厂厂长王新，011基地主任庄树山参加，部里段子俊、莫文辉、徐昌裕、陈少中、王其恭副部长均出席了。会上首先由段副部长原原本本地传达了6月12日军委在三座门召开的专题研究大上歼7的会议上各领导的发言。会议由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和王震副总理主持，总参，空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及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的领导参加。各领导发言，我记了大意如下。
罗秘书长首先讲：邓副主席指出，生产要以歼7为主。今天研究歼7问题，要把歼7搞上去。但生产什么样的歼7呢？搞得不好生产几千架不顶用的，就影响太大了。
张廷发司令员接着发言，他说，天天讲装备的质量，质量有些什么问题？我最近花时间先从歼7搞起。外部看，歼7有71个质量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但从内部看有什么问题？我看了1976年12月叶正大去埃及的一个报告材料，谈了应该搞米格-21MΦ的问题，这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空军建设上换一代飞机是战略问题，是一件大事。我和段部长商量过，段部长的意见，歼7Ⅰ不能多生产了，应该生产好一些的歼7Ⅱ。他在罗马尼亚也看到了MΦ飞机，还拿回来发动机。歼7原型飞机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空中停车已出现64次，不改进怎么行？现在是电子火控系统竞赛的时代，电子火控好，可弥补飞机的不足。苏联本来就落后于美国，我们连苏联的改进飞机MΦ那样的也赶不上。我们应该生产好一些的歼7，总的像MΦ这一级飞机，在总数量中起码有一半MΦ那样的，包括有好一些的电子火控系统。1982年前歼7MΦ至少要有1000架，1980年以前把歼7大改搞出来。
吕部长接着说，三机部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非常严重，科研落后，配套问题也大，整顿要有一个过程。因此，1982年搞不出2000架，要1983年以后，1984年、1985年才能出大量飞机。配套问题，开协调会不解决问题，这样重要的机种，应成立系统工程，以国防工办为主，专人负责。
在听取了三机部六院关于歼8的情况汇报之后，罗秘书长说，1982年还是2000架歼7。其中1000架MΦ型的，歼8可以让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112厂这主力拿出来攻坚（攻歼7）。1982年拿不出1000架MΦ，无法向华主席、邓副主席交账。歼7的电子火控都落后，由工办洪主任来抓。
军委的会议后，工办洪主任当天下午就召各部领导研究了落实军委会议的讨论。
段副部长传达完后，吕部长说，歼7大改，上次段部长已到罗马尼亚看了。以后陈部长到132厂，研究了歼7大改的状况，4月份我去成都，听了汇报。这过程中，张司令员摸了一下底，发现大改好，出来一个新的方针问题。本来设想大改1981年定型，1982年小批生产。而1982年要2000架，是歼7Ⅱ为主，歼7Ⅱ今年年底定型，救生问题解决好以后，要解决好空中停车问题、机翼振动问题。现在改为要大改为主，而歼7大改实际上是新飞机，发动机改了，飞机改的也不少。军委会议上罗秘书长说的，这种飞机要1000架，2000架之中要有1000架大改。副总长说了，要保证北京有制空权，没有更好的飞机了，这是一个严肃的战略任务。
吕部长接着说：我们执行军委决议，用什么精神？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要保证高质量高水平。发动机要测绘，如决定叫420厂干，给其他单位下命令集中人就要到，哪个厂长书记不执行，就要撤，不能各把一摊，各行其是。飞机，三个主机厂都干，歼8推迟。设计所，主要靠611所，加上几个厂子的，在这个斗争中，锻炼我们的队伍。这事很可能罗秘书长、王副总理亲自抓。
前一天，洪主任对我讲，我、你当办公室正副主任。你们要听指挥，这是一，打这个招呼。第二，一定要严格质量，一定要非常严格、细致，绝不马虎，三班干，你头脑要清醒，不能一着急，就蛮干了。要严格按科学态度，要严格科学试验，按设计程序，一丝不苟，不能让歼7出厂以后，像过去的歼6那样，质量大检查后再出问题，我就找你书记厂长。第三，要加强科研，绝不能放松。否则第三代、第四代怎么出来？现在连发动机停车都解决不好，没有试验手段，六院要把歼7好多问题抓起来。徐、王（其恭）副部长，你们要研究歼7的科研问题，陈部长是挂了帅搞歼7的，更重要的大改总是第二代，要想法搞第三代、第四代，不能顾此失彼。要引进技术，包括引进欧美的飞机。我们要成立对外司和航空进出口公司。现实的，是弄飞机来，还是到国外去（依葫芦）画瓢去。
我想我们这个会，要细致地研究进度，鼓干劲和科学态度要结合。有总进度和分进度，航空工业太复杂，都要列出进度来，没葫芦（样机）1983年后一点，有葫芦1983年早一点，不妨列两个进度表，但你不能拖泥带水，问题要提出来，要有解决措施。要千方百计，要挖潜、革新、改造，包括必要的条件，要提出来。
段副部长接着讲怎么干。他说首先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歼6一刀两断后出的飞机发动机附件都很好，飞行员很欢迎。所以大改飞机首先要把好质量关，保证100%的质量。歼7的战场放在132厂，因132厂领导、技术人员几年来一直在搞歼7，歼9工作让路。112厂和011基地也调集力量。设计完，三个厂部件分工干，前10架由132厂总装，132厂抓总。在成都成立现场指挥部。发动机，主战场放在420厂，410厂也很好，但910任务重，不要影响歼9和歼13。
歼7设飞机总设计师，还要设总工艺师，掌握全机协调。总设计师单位是132厂，王南寿同志抓总，611所可拿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上歼7大改。要搞一个总设计师制度，搞个条例，各部工作都要受其制约，部里要往上报告，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各厂提名。首先要立足自力更生，外部条件正在争取。132厂打这个仗有困难，320厂、172厂的力量都可以调动。
当然，打好这一仗，千万别把别的丢掉了，如歼8，要全力以赴抓设计定型。
大会后，与会的厂所领导在讨论中，一致同意部领导的安排。第二天，在陈部长参加时，与部机关同志一起研究歼7系统工程的具体组织安排，包括起草总设计师条例、总工艺师条例等的思路。
18日、19日两天，段副部长带我分别去四机部、空军装备部谈歼7大改，与四机部齐一丁副部长谈大改的雷达电台无线电罗盘等配套电子产品。在北京我谈完总设计师条例、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组织条例后才返厂。
回到成都以后，611所王南寿主任向孙志端厂长谈了，611所同意全力以赴搞大改，厂里有关设计骨干可以参加。
6月29日，在132厂召开了由三厂一所领导参加的歼7大改主题会议，六院新机部副部长张金波主持会议，他传达了6月12日三机部的会议精神，并宣布三机部的决定，由王南寿和屠基达分别担任歼7大改的第一、第二总设计师，周砥中为总工艺师。整个系统工程由国家来抓，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委托132厂党委代管。系统工程设计室，是部属厂管。王南寿接着说，三结合搞设计的地点在611所为好。
7月2日，陈副部长来成都，传达6月26日中央开会的精神，这是一个由邓副主席、王副总理、罗秘书长和张司令员、洪主任集体听取吕东部长关于航空工业情况汇报的会。听取汇报的还有杨勇、曹里怀、李人俊、刘华清、叶正大，参加汇报的还有赵建民、段子俊副部长。在汇报前后，邓副主席说了很多，大意是：
我们的空海军是对付苏修的，但目前着眼点是中国统一。中国统一，不管用什么形式，要有力量，没有力量不行，我们不能欺骗自己。
空军要用歼7替代歼6，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歼7来替代歼6。
要组织共同攻关，共同努力，解决新装备的原材料问题和技术问题，实在不能解决的，去买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引进欧洲的战斗机。我们必须抓科研，抓科研甚至要放到整顿工厂的前边。就是引进了国外的先进东西，也要靠科研掌握它。今后谈判引进，空军、三机部、研究机关，组成一个小组，从头负责到底。
邓副主席说，整顿工厂，关键是要解决好班子问题。要精选人才。这些人要有干劲、有技术，挑选的人先当副厂长、大车间主任，这些人中，40岁左右的就不差，将来要30岁左右的，现在就着手培养技术干部、技术工人。要培养研究生，派留学生，重点大学，招生要翻一番，比新建来得快。科研机构和大学要整顿，注意管理人员不能太多，否则上层建筑成了障碍。
大家听了陈副部长传达的邓副主席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因此讨论很是热烈。接着讨论系统工程设计室的条例、总设计师条例草案，条例要由部向上汇报，各工业部有关工作都要受其制约。又讨论飞机的指导思想、进度安排、组织落实等。最后做出了完整的安排方案，由陈副部长带回北京，待吕部长批准。方案中包括试制如何由三个厂分工干，1000架生产又怎么分工干。提出两种方案，以后拟集中工艺专家来议，包括困难的运输问题如何想办法解决。三厂分工的办法部党组定了以后，还要报上级批准。
在议论中，我厂管生产的生产长侯建武就对歼7大改的形势用生动的语言做了概括，三招险棋“设计要一次成功，工艺要万无一失，生产要直线上升”这话很为传神，此后曾多次被引用，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量或进度的概念或其难度。
在向厂党委专题汇报歼7大改时，孙厂长在谈到厂所关系时说，厂所结合，但仍是两个实体，只是建制上归厂。过了几天，611所王南寿和革委会副主任吴逢光来参加厂党委讨论设计室的干部安排。决定由611所吴逢光和132厂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为副总设计师。总师下边设总体气动、结构强度、系统和特设4个专业的主管设计师，协助总师工作，再下边设6个设计分室有正副主任设计师，另有一个办公室，132厂派出的主管和主任都当副职。132厂抽出参加大改的设计干部共58名。1978年7月14日，132厂临时党委下发了“我厂代管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主管设计师和主任设计师”任命名单，计有宋文骢、李克唐、陈今、常明鉴等四名主管设计师和张仁保、陆英育等两名副主管设计师，以及成志明等26名正副主任设计师（其中有10名为132厂派出的），办公室主任为张颖芝，132厂派出王士忠为副主任。
此后，三机部下发了（78）三计1024号文件，正式明确三厂一所共同承担歼7大改的研制任务，批准了成立设计室的条例和总设计师条例，任命了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除吴逢光、陈志立二位外，增加112厂陆林林，011系统于希明为副总设计师）。由三机部任命飞机型号总设计师和成立部属厂管的系统工程设计室，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总设计师条例中，明确了“承制厂选派的副总设计师负责试制生产中的一般设计问题处理”“总设计师负责飞机的全面设计工作，直到飞机设计定型移交承制厂为止”，都带有三厂一所联合研制的特点。
成立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
1978年7月15日，在611所召开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成立大会，三厂一所的同志参加。孙志端代表132厂党委在会上宣布了干部任命名单。
从这一天开始，132厂每天开班车，我和陈志立等67名设计人员带着几年来积累的改型资料去611所上班。112厂派出陆林林等22名设计人员，011基地于希明等31名设计人员，与611所的282名设计人员，按专业分别投入了歼7大改的设计工作。我在厂里分工的歼7Ⅱ型改型工作已接近设计定型，收尾工作交由常汉臣同志帮助抓。原来厂里准备的联合设计所需的后勤接待工作也就取消了。
按三机部安排，设计室要立即派出两个技术组分别由王南寿和我带队去东欧某国和南亚某国实地考察MΦ飞机，收集资料供歼7大改用。出国人员名单是厂所分别提出的，由部里圈定。去东欧某国的王南寿小组，由611所5名设计干部和132厂的张仁保、陆英育、张得三、薛炽寿、王寅泰和刘尚德等六名设计干部参加。去南亚某国的屠基达小组则由611所的谢顺龙、张声修、陆雄理、李金华四名设计干部和部辅机局干部闫治孝以及132厂五个装配工人晏志友、李宗义、沈世权、刘凤林和胡二生组成。
我们一行在京听取了陈副部长关于出国任务的指示后，于1978年8月18日离京，经卡拉奇转机到达该国。在我国驻当地大使馆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南亚某国一共工作40天，我们在外身份笼统地说是三机部的工作人员，不说具体厂所，与该国空军接触则说是国防部的工程师。
由于该国的政治情况复杂，空军内部亲苏的多，我们去考察是最高当局同意的，但工作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的工作内容除接见我们的助理参谋长外，仅陪同的两位空军军官和基地司令员三人知道。由于白天工作时间有苏联专家在现场，故我们现场工作均在晚间并戒严后进行。
供我们察看的飞机是苏联援外用不装蓝天系统（地空数据传输）的两架米格-21MΦ飞机。这两架停放在机库的飞机均不完整，一架无发动机，另一架仪表拆去甚多。据我空军专家组了解，这两架飞机停放在该处均一年以上了，所以飞机上蛛网密布。刚到该国时，每晚仅能工作两小时，后延长至四小时。白天我们只能关在空军军官宿舍查阅他们提供的说明书，整理数据，抄录资料，带回一些零组件测绘。晚饭后乘车去现场，前后共进行了20个晚上。南亚某国气候炎热，夜晚工作常是汗流浃背，蚊子又厉害，条件相当艰苦。而且该国要求拆卸口盖机体必须当晚恢复原状，所以工作甚为紧张。有些拆卸费时的、有铅封的或拆了要更换新件的，都不许拆。生活上全由该国空军接待，但每晚工作至午夜，只供应一个香蕉充饥，为了工作，全组同志都无怨言。
此行的收获，一是对主要改动部位外形、前机身结构、航炮安装以及系统、吹气襟翼、仪表安装、舱盖等进行了测绘，对有关的系统、起落架、机尾翼进行了数据测量；二是拍摄了11卷底片的飞机实物照片；三是索要并带回技术说明书，使用维护说明书30本和一套双管炮说明书照片底片；四是索要17项系统成品。
小组同志于9月30日搭乘使馆联系的便机直接自该国飞返成都。我们去时，本来打算半个月完成，以要东西为主，到后才知条件甚差，很难要到东西。使馆领导说不要急，要做三四个月的思想准备。但家中工作进度十分紧迫，我们都急于完成任务回去。
王南寿小组在东欧某国的工作条件很好，除考察飞机外，还要到手13箱资料和67项实物。他们按期完成任务回去，为7897会议的方案论证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厂一所的设计人员，按专业分工很快开展了工作。利用歼7整机资料和132厂已有的资料，以及国外考察报告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别提出了歼7大改飞机的总体、系统、装配配套方案，一共编写出了27份文字报告，绘制了47张图表，在9月份由三机部（陈副部长主持）在成都召开的7897会议上，完成了首次方案论证，以及飞机的成品配套和试验协作安排。在全机482项成品中，有163项新研制、测仿或改进改型，约占总数的1/3，有90项试验（包括吹风、强度、系统、飞行试验）要进行。
总体方案论证以后，全室开始打样，组织了10个协调区，绘制了2823张A4的协调图，同时开展结构打样和系统安装打样。
全机设计工作按照参照设计的原则进行，即在满足战术技术要求的前提下，能继承的尽量继承，可参照MΦ飞机的就参照，实在不行的就自行设计。
11月三机部飞机局在温江召开“歼7大改飞机规范、载荷、强度咨询会”，崔副部长出席并讲了话，由我主持，请北航、南航、西工大及601厂、623厂、630厂等厂所同志参加。会议按规范载荷和强度两个阶段进行，在听取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汇报的基础上，对飞机的设计规范修订完善，空地载荷的制定，涉及重量、强度计算的原则和强度试验工作，飞机疲劳寿命和选材，以及飞机的气动弹性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对飞机结构可参照，但规范、试验要求等无法参照这个固有矛盾，而飞机必须保证一次试成，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与此同时，还召开了进气道调锥系统工作会议，请发动机设计室和161厂的同志，就调锥系统的传感器和信号组件设计方案和其技术协议、有关试验等进行了讨论。
要到了两架样机
1978年11月底，接三机部通知，要我率组赴埃及，接收MΦ飞机。小组成员有611所谢顺龙、132厂的张仁保，以及132厂曾赴南亚的4名装配工人和翻译，共8名同志。
我们一行于12月1日离开北京。对于埃方合作的态度我们并不摸底，只是估计了可能出现上、中、下三种情况，我们如何应对。但在一个多月的实际执行中，比我们乐观估计的还要好，我们真可说是喜出望外。
在埃及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对两架飞机的检查、试飞、分解、油封、装箱，直至12月20日发运，交我国远洋公司银川号货轮启运出港。后一阶段是催办索要的备件、设备，直至装箱发运。在催办过程中，我们在该国飞机中修厂学习调查一些飞机上的新设备、新系统的使用检查经验，弄清专用工具和设备的使用情况。
使馆党委很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直接住在使馆宿舍，在使馆食堂吃饭，大使、参赞、武官分别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给我们出主意。
两架飞机的事情，是事先由三机部机关外事处同志与该国空军商定的，我们去了很快就接上了关系。该国主办此事的空军工程部部长巴茨少将在接见我们时，十分诚恳友好。他指派哈梅特中校当联络官，始终陪同我们，工作效率很高，接触到的基地、修理厂的官兵，对我们都很友好。与我1976年那次来访，在态度、坦诚、出手大方等方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估计这与我国已援助他们不少歼6有关。
该国移交给我们的两架飞机，一架是米格-21MФ歼击机，一架是米格-21YC教练机。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出厂，已分别飞行了597小时和642小时，还未达到大修期正在使用的飞机。这两架直接从其他基地飞来，经我们检查了完整性并当场做了飞行表演后交给我们的。表演前该国飞行军官问我，要不要做离地面3~4米的通场飞行，我说不要那么低，保证安全吧。
飞机随带的各种外挂、副油箱、弹射弹、救生伞、救生包及全套飞机发动机履历本都一起交给我们，并交给我们K-13导弹三枚、C-5m及C-5K火箭弹各三枚、23炮炮弹200枚，一起随船运回。
在北京出发前，三机部油江部长还专门找我谈了要接收两台米格-23的旧发动机回来，与该国已经谈好了的。在接收完飞机之后，该国又把两台很新的P29-300发动机交给我们，它们都只分别使用了32小时和24小时。因进气道进了沙石，一级压气机叶片打出了小凹坑而停用待修的。发动机装箱与两架飞机一同装船运回。我回北京后，两套履历本当面交给在京出差的410厂厂长程华明同志。这是后来涡喷15的参照样机。
除飞机整机外，该国还应我组要求，给我方提供了很多新旧备件、仪器、设备等共计111项之多。计有双管23炮、起落架、座舱盖、机背油箱、襟翼、弹射座椅、通信电台、轮胎等。这里所谓旧的，是经过返修后在库的可装机使用的。答应提供项目之多，出乎我们意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修理厂某处发现了堆放着许多较完整的飞机部件残骸，我考虑测绘好用，就向联络官提出要，联络官马上回答，你们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我们要到了机翼等21项残骸请他们装箱运回。
此外，我们还对不能运走的实物照了很多相，包括一架偶然看到的侦察机，还与该国空军空地勤人员、修理工程师进行了座谈，借到各种说明书44套（本）。
这一次来埃及可以说丰收而归，这是两国间友谊日益发展的明证。当然，这里也与我们自己的努力主动有关。一是我们尽可能使工作有预见，谈问题心中有数，小组内部各人都有分工，做到不漏不乱；二是体现出我们小组成员的知识面广，技术在行，水平较高，提问题都在点子上；三是主动做人的友好工作，使人感到是平等的真朋友。
我们一行1979年1月7日离开埃及回国，在该国工作前后共一个月零五天，元旦是在使馆过的，伊斯兰国家不过元旦。
运飞机的远洋轮，把两架飞机及发动机等运到天津，飞机及部件由132厂派人运回了厂。
分歧从此开始
回到北京以后，除了汇报总结以外，我本人作为总设计师，鉴于样机到手的情况，按段副部长的意图，给部飞机局留了书面意见。主题是建议歼7大改由参照设计改为测绘设计。认为全机可分成三类情况：
1.全机外形包括进气道，主要承力结构、起落架及方案相同的系统、成件，均按MΦ飞机测绘。测绘的成分应尽量扩大。
2.由于雷达、部分特设成件、座椅方案上与MΦ飞机不同，因而安装及系统线路仍需自行设计。
3.可以继承歼7飞机的，经过分析决定继承，如阻力伞舱。
我的书面意见，同时抄送给了王南寿总设计师。
我写建议的动机，是感受到中央下那么大决心，要赶快出飞机，我们这些人的担子很重。而有些设计干部总感到测绘设计的地位太低，按吕部长的说法是依葫芦画瓢，没有发挥设计人员的创造力，如在讨论进气道方案时，我认为应尽可能按样机，但设计干部认为自己设计进气道管道技术上并不复杂，而不考虑我国当时做进气道和发动机匹配试验的条件并不具备。如果谁都想露一手，用参照来扩大自由度，这麻烦就会大起来的。
我的意见显然不符合一些同志的意思，于是1月25日，不包括132厂的其他三位副总设计师由吴逢光带队到北京，向飞机局汇报，认为不宜改为测绘设计，而应提为充分利用样机，扩大测绘面，进一步搞好参照设计。主要理由是，基本上自行设计的结构有前机身、火控雷达、导弹、通信导航、救生、燃油、座舱照明、干扰装置等，而且要全面进行测绘实际上不可能，要有两三架样机才行。至于为什么前机身要自行设计，恐怕没有具体搞过设计工作只听汇报的同志也未搞清楚，因为空军要求飞行员座高由940毫米提高为960毫米，前机身就要大改了。
事后，我从飞机局得到了上述汇报的记录稿，感到要兼顾好共同工作，611所又有建所问题，所以不再坚持测绘设计的提法。2月20日在一次向飞机局和王总设计师的书面意见中，只提“充分利用样机，扩大测绘范围”这样实际工作的方针。但是在一起共同工作的设计领导班子有分歧而不当面说，总感到不正常。
早在1978年12月，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联合批准方案论证时把歼7大改正式命名为歼7Ⅲ型飞机。
1979年2月27日下午三机部党组召开扩大会，由吕东部长主持，听取歼7Ⅲ的工作汇报。由飞机局副局长张金波作汇报，是前一天莫、崔二位副部长召集预备会准备的。
预备会及党组扩大会，王南寿和我都参加了。当张局长汇报到歼7Ⅲ的设计原则拟改为“充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部分特别是关键部位，就尽量测绘，不能测绘的搞好参照设计”时，吕部长讲“能99%测绘更好。空军要增加一些新项目，别让他改，要MΦ飞机就给MΦ，不要花样翻新，否则1983年也出不来，原则上就测绘。”“邓副主席过去问过我‘歼7大改怎么样？’我说‘没有样机，没有把握’。现在样机来了，邓副主席问‘来了样机如何，我说‘照抄’，照抄就容易出来，必要时再去要一架样机来。”
当汇报到空军要求歼7Ⅲ的外挂，要按《北大西洋公约》标准搞三化时，吕部长说：“我看歼7Ⅲ就照老样子干，不要在歼7Ⅲ上搞三化了，等歼13吧。在中央看来，似乎明年就可使歼7Ⅲ飞起来了。就MΦ，别变花样了。”
在汇报完后，徐副部长发话说：“歼7Ⅲ要定型，试验条件要早些提出来，有哪些试验，谁来做。希望早一些和航定办商量。歼7Ⅲ算仿制还是新飞机研制？如属新飞机，试验要求就多了。”吕部长说：“就是仿制。”徐部长说：“前提要定，如测绘仿制，则试飞就简化了。”
王其恭副部长发言说：“歼7Ⅲ的优缺点各在哪里，要如实向上汇报清楚，这涉及歼7Ⅲ生产多少总数的问题。我同意吕部长的意见，歼7Ⅲ就是测绘仿制，这样试验任务周期就可缩短，能测绘仿制的就测绘仿制，把握就大了。”
当发动机局王副局长说发动机要1981年底方能提供上天的发动机，张金波副局长说太晚了时，吕部长说：“辅机和发动机均应1980年出来，如把飞机拖到1983年才定型，就等于吹了！那时歼8都出来了，到时歼8多生产点儿就行了。我们的精力可放到歼13和歼轰7上去了。我和空军去谈，空军不能加特殊要求了，一加要求，什么都得试，我要向洪（学智）主任汇报清楚。”吕部长接着强调说：“性质确定为测绘仿制，可以有点变动，但不是另外搞新飞机。”
会后，我整理了会议记录，回成都后，由王南寿同志向全设计室同志做了传达。
1979年3月，三机部下达文件，112厂退出飞机设计室，三厂共同生产歼7Ⅲ方案改为二厂生产。要求歼7Ⅲ于1981年上天，1982年定型，1985年前132厂和011基地共同生产出500架飞机。并决定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改为委托611所党委代管，要求所党委切实抓好设计室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这时，厂里曾讨论今后规划，我又提出除歼7Ⅲ外应开展歼教7的工作，由于工厂当前压力太大，厂里讨论时又被否定了。当时米格-21YC飞机还放在厂里，我感到可惜，下边的设计员有的也跃跃欲试。
3月底，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来厂听取歼7Ⅲ工作的汇报，工厂孙、谢和我参加，611所王南寿、吴逢光、张颖芝来参加。汇报中，叶正大发觉吴逢光对测绘二字有不同意见，甚至在叶讲一些具体问题时和叶当面争论了起来（这与叶原来是老所长，跟他们比较熟有关），但叶还是沉住气说：“吕东部长在党组扩大会上说，能99%测绘更好，现在要据此拿出一个意见，把99%的意图落实下去。”叶这时很在意厂所要结合好，今后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公司。
4月初，厂里成立歼7Ⅲ现场办公室，并指定专人管理样机，准备在测试完一些系统性能后，搞外形测绘。
4月中，三机部崔副部长陪同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来厂观看MΦ飞机。曹在样机旁两次对我们说：“空军党委意见，照样机干，不要搞什么新花样了。”晚上，叶正大、曹里怀、崔光炜等领导在锦江宾馆9楼会议室，正式听取谢明、试飞大队李湘君大队长汇报歼7Ⅱ型定型试飞等情况，听取王南寿汇报Ⅲ型工作，我参加了。曹副司令员又讲：“这飞机，别乱改，就测绘。”
这时歼7Ⅱ型飞机正用两架全状态新飞机，由我厂试飞大队做设计定型试飞，进展比较顺利。在此之前，歼7Ⅱ型四项主要改进，都已分别试验试飞，刘尚德同志主管的大副油箱及张功勋同志主管的阻力伞舱上移项目，已由三机部和空司于2月和4月联合单向鉴定通过；李宗俊同志主管的弹射救生和寿伯康同志主管的换装发动机两项也都进入收尾；全机结构更改和燃油、空调、冷气、军械、特设系统，地面试验都完了，正在试飞验证中。于是改进工作前后历时10年的歼7Ⅱ型，终于在1979年9月正式取得设计定型的成果，这是后话了。歼7Ⅱ型大部分详细设计都是在彭仁颖同志指导下完成的，沈泳沅同志主管了联锁点火项目。而自力更生的火箭弹射座椅等试验，则是在冯玉麟、杜志光、吴明初等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132厂设计所打了一个漂亮仗。
矛盾公开化
按照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要求，我们到北京去做歼7Ⅲ型方案的汇报，由王南寿总设计师带队去。为此王总召开了我参加的准备会。设计室办公室主任张颖芝在会上讲了汇报材料的准备情况，包括各项机载设备项目的情况，王总最后讲了几点意见。1979年5月初，部电话通知到北京去汇报，南寿同志突然因为心脏不适住进医院，走不了了，临时只好决定由我带队，于是由我和吴逢光、宋文骢、张颖芝4人于5月6日飞北京，在飞机局听张金波介绍安排后，第二天在部讨论汇报内容。讨论当天吴逢光也病了，没有去，而张颖芝说没有准备任何材料。于是这次汇报变成了对我这临时替代者的“考试”。幸而我不是能考得倒的。临时由我起草了“关于歼7Ⅲ型研制的情况和方案汇报”稿，包括了在崔部长主持下飞机局辅机局张金波、李兆翔、杨光中等同志参加研究各成品的安排等内容在内，并经与吴、宋、张三位一起讨论同意，最后经崔部长审定，在部打印成文，以便正式向部党组汇报。
5月19日部党组召开扩大会，吕部长主持会议。孙志端厂长来京参加了，并开了头。由我汇报，崔部长、陈部长、油部长都发了言。
汇报稿的基调是：一定要充分利用样机，尽量扩大测绘面，能测绘的（特别是关键部位）要尽量测绘，不能测绘的，要搞好参照设计。据此，具体对外形、结构、规范、强度、系统等做了原则说明。写入了吕部长以前在党组会上的意见：“能99%测绘，更好。”写入了叶正大副主任在成都发表的意见，他赞成三机部党组的意见，认为可以用四点来具体化：①气动外形和进气道内管道（按MΦ）不改。②结构不改（不是绝对）。③成品附件已批生产的性能相当，用批生产的继承，批生产没有的，测绘。④空军提的外加要求，分步实现，第一步试制的不加新要求，让批生产先上去，第二步在批生产以外更改，改成一项上一项。还写入了曹副司令员几次说明空军党委的意见，即歼7Ⅲ研制要争取时间抢速度，就按米格-21MΦ样机测绘，先仿出来，不要加新东西，改什么新花样了。
汇报稿如实地说明了飞机改型后的优点和缺点。与样机相比，有7项不装不带的项目和歼7Ⅱ的项目。说明了全机配套的机载设备项目及承制单位协议情况。最后还分析了全机研制中部内外的技术关键，应采取的措施、研制进度和经费。经过部内上下结合，汇报中的总进度是1982年上半年首飞，1983年设计定型。
党组扩大会同意了这个汇报稿。
这时，全国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做全面的调整，歼7Ⅲ的研制进度和数量可以重新研究。在党组会上，也有人提出歼7Ⅲ和歼8的关系，因为歼8的原设计是全天候型。是否要搞两个新的全天候型飞机？对此，吕部长在做结论时说：“在部机关里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并非对歼7Ⅲ研制有了动摇，吹了冷风。”成都研制现场，出现各种情况。吕部长说：“全权交孙志端同志现场指挥。”
接着，按部里安排，我带了汇报稿，向国防工办、空军、四机部、五机部分别去汇报。汇报完后，工办又召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负责歼7Ⅲ型的副部长开会，由叶正大副主任主持，在我汇报之后，研究落实各项部外配套设备。会后，工办起草了一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79年5月24日，我们去空军汇报时，张廷发司令员未参加。但他要亲自听汇报，于是我和吴逢光留在北京，于6月4日再次由崔副部长带我们去空军汇报，出席的除张司令员以外还有曹副司令员、姚副参谋长等不少空军领导干部。我按汇报稿汇报完后，张司令员说了不少，我都认真做了记录，但我感到很多是说给在座的空军同志听的，如飞机配套问题的严重性，电子设备和武器配套的重要性，不配套飞机发挥不了作用等。又谈了歼12飞机打起仗来没什么用处，是教训，歼6Ⅲ也是教训。谈到歼7Ⅲ，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飞机。说歼9我们要切合实际，相当于米格-25，我们一下子能搞出来吗？一会儿说MΦ搞不出来，一会儿说要搞歼9，矛盾。咱们有个误解，要雷达，不光是为了全天候，更重要的是要老远就可以发现敌机、雷达和导弹配合在一起好攻击，雷达还是要研究下视能力。飞机上设备配套好，比飞机本身重要，要打仗，首先是电子设备火控系统……接着张司令员再次强调，现在决定生产一些米格-21MΦ，我们是不得已。
会上，张司令员当场决定，要亲自去成都看样机，于是6月6日由崔副部长和我陪同张司令员坐“子爵”号专机直飞成都。第二天，去看了两架飞机。按崔部长安排，我还向张司令员简要汇报了与英国谈判引进马可尼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看完样机坐下开会，厂里孙志端、谢明等参加，试飞大队大队长李湘君汇报了歼7Ⅱ型试飞情况。张司令员除歼7Ⅲ型问题外，还谈了歼教5飞机，说歼教5飞机很好，这飞机一开始即干得很稳。
我这次去北京整整活动了一个月。6月9日去611所向设计室干部传达去北京汇报和活动的情况。吴逢光同志要求说，所党委要求先结合思想状态布置工作。我不是所党委成员，也不了解大家的思想状况，所以请吴出面主持布置工作。我在传达去北京汇报及活动的情况时，本来一起去北京汇报的吴逢光借故不参加了。此前1979年3月，三机部文件更改了歼7系统工程设计室由132厂党委领导改为委托611所党委领导，看来发挥作用了。
继3月文件决定112厂退出歼7Ⅲ任务后，7月又有三机部文件，011基地设计人员因有歼教7任务，退出设计室。
北京汇报活动结束后，7月初三机部下达歼7Ⅲ研制的通知，除样机管理和成件研制问题外，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设计原则调整为测绘设计，二是研制进度后退为力争1983年达到设计定型，三是成立现场指挥领导小组，决定由132厂厂长孙志端为领导小组组长，张金波、王南寿、谢明为副组长。
5月去北京汇报，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看我的笑话，已让我很为恼火，正拼命压着。这时，在北京又听到了一些人在背后对我的人身攻击，说我到611所捞个人的好处。真是岂有此理，歼7Ⅲ原来一直是132厂的任务，现在变为611所为主，究竟谁捞谁啊？三机部党组决定歼9让路（实是下马），用歼7Ⅲ作填补611所空白的角色，从大局出发，我是可以理解的。歼9下马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高空高速已不是歼击机发展的方向，也并不是被歼7Ⅲ挤掉的。我力促歼7Ⅲ上马，并不是歼9下马的罪魁祸首，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现在王南寿同志脱身了，所里一些同志怨气向我而来，我已无法再留恋这已经为之奋斗了六七年的歼7Ⅲ了。再联想到前些日子，在所里听到议论说，611所的所级干部是省委组织部任命的，而我这厂副总工程师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言下之意，我当总设计师领导所级副总设计师不般配。我听了没多去理他，只想到611所大部分技术骨干，都是当年我在112厂飞机设计室时的同事和部下。现在看来，我对这些人事关系十分麻痹了。611所虽然是新所，很多人这辈子尚没有拿出具体成绩，但设计研究所的人，从骨子里瞧不起工厂的技术人员，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养成的，现在已不是50年代当年飞机设计室那时的精神面貌了。
没有向厂领导汇报，我以个人名义于1979年5月14日在北京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请飞机局张金波局长转送主管歼7Ⅲ型的崔副部长，全文如下：
张金波副局长转崔副部长：前不久部在京召开飞机外挂三化会议期间，611所两名代表（一火控组长，一总体设计员）对132厂叶家琪、王再刚两同志说“屠基达把611所弄得不死不活”“屠基达把611所的人弄死了，还要捞一把骨头”等。
这两名611所同志，我均无直接关系，可见是另有人煽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把由于领导决定歼7Ⅲ型改为测绘为主后产生的极不正常的不满和怀恨集中于我。联系其他情况，我认为在当前这种组织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效地参与领导好测绘设计工作，请求部领导同意我个人在这次汇报完后即退出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
特此报告
132厂屠基达
1979．5．16
我这报告给上去以后，没有下文，也没有人找我谈。我仍继续带人坚守歼7Ⅲ岗位。但部3月文件下达之后，所里起了变化，飞机设计室的组织机构无形中被撤销了，因歼7大改提的设计组长，被说成是冒牌的，也撤掉了，设计室的办公室被说是黑户口。在没有和我商量和通知的情况下，听说吴逢光直接通知去掉主管这一级签字，主任、组长都恢复原职，也不找厂里派出的副主任副主管了，我和陈志立副总也被架空了。
现场的工作还在抓紧进行。1979年5月开始，工厂Ⅲ型现场办公室，按设计室的要求，组织力量在样机上先后做了飞机操作系统、自动驾驶仪功能、雷达电校靶、进气道调锥、全机共振等26项地面试验和参数测验，分别做出了测试报告。之后又进行了22项外形测绘、37项轴线定位和交点测量、绘制参数模线等大量工作，递交设计室使用。后边这项工作是1979年8月开始的，当时厂所成立了样机测绘小组，我任组长，吴逢光和工厂总工艺师金春祥任副组长。外形测绘的办法，继承当年歼5甲的办法，铺设精确的大平台，把飞机架设在大平台上，用样板和画线测出飞机外形和进气道管道内形，同时绘制参考模线光顺纠正，再反过来取出理论外形图数据。
这时三机部机关已不像过去那样抓紧了，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而按照部和空军的指示，飞机研制要坚持按照程序办事，飞机的战技要求将再次讨论。乘此机会，我起草了一个厂里的报告：为明确技术责任制，132厂退出歼7Ⅲ设计室，改由611所承担全部设计工作。谢明总工程师同意这个报告稿，孙厂长则主张先由他口头向三机部领导汇报请示，不用文字。
1979年9月底，在北京由空军科研部召开了歼7Ⅲ方案论证预备会，除三机部外，并请总参、国防工办派人参加，我和吴逢光都参加了。科研部的论证室会前做出了歼7Ⅲ飞机的论证报告，曾报请张司令员批示。张司令员批了：要积极支持三机部搞歼7大改，未落实的技术问题要和三机部诚恳协商。请曹副司令员关心这事。我们听了传达后理解这是张司令员授权曹主管了。
9月6日，我参加了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成都召开的歼7Ⅱ型的设计定型会议。第二天，召我们汇报歼7生产上的问题，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三机部莫文祥副部长等出席。会上又谈到歼7Ⅲ的问题，曹副司令员谈到在北京召开一个方案论证的预备会，暂时不请四机部、五机部参加，先由三机部和空军协商。
预备会曹副司令员和三机部赵、油、崔三位副部长都出席并讲了话，都强调歼7Ⅲ型飞机基本上是仿制MΦ，气动外形是测绘的，结构是基本测绘的，有些机载设备改用国内的。要求三年左右搞出来。
论证报告涉及飞机座高问题，增加压力加油和消极干扰问题，火控系统和半自动引导问题，外挂三化问题，以及是否要引进国外电子设备问题。讨论的时候，吴逢光几次在会上说测绘设计的原则不松动的话，很多成件问题不好办。
1979年12月初，我和吴逢光、宋文骢等一起赴京向崔副部长汇报歼7Ⅲ型总体方案。由宋文骢具体汇报。之后又在部飞机局张金波主持下，与空军交换了意见，意见一致后，纳入战技要求，确定总体方案。
撤销飞机设计室
1980年1月，三机部正式发文，同意撤销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改由611所承担歼7Ⅲ型飞机设计任务。原由部任命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及有关机构也相应免去和撤销，并提出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把研制规模和进度控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接到文件后，厂所分别向有关人员做了传达。然后我率张仁保、陆英育与611所吴逢光、李克唐、张颖芝讨论起草联合设计歼7Ⅲ飞机的工作总结。
在1978年至1979年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32厂有67名同志，每天往返厂所之间，认真参加了歼7Ⅲ型飞机的方案论证，成品协调，打样设计以及气动、载荷、强度计算等工作，还包括飞机说明书、飞行员手册等的翻译出版工作，应该说身心是挺辛苦的，家里也顾不上，原单位脱开了，两头不讨好，说做了无私奉献也不为过。撤销设计室前，要求我厂设计人员妥善向611所同行移交了全部文件资料。一年多的辛苦、几年的积累，全交出去，空手而归，没指望听到一句感谢的话。
总的看来，由于工作周期长、任务复杂，开始时又来势凶猛，成立联合的飞机设计室，未必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歼7系统工程飞机设计室做了一次试验，完成了历史使命，也结束了歼7Ⅲ型总设计师曾经由132厂转换至611所的过渡。
之后，由于样机移交611所管理后，因测绘需要，样机被破坏，又到国外用美元买来第二架可飞的样机，做Ⅲ型试飞参改。
1980年6月，中组部曾志副部长率工作组来132厂蹲点调研，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寻找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厂级干部，在当时厂级干部都是老干部。同年9月，三机部党组任命我为副厂长，孙志端厂长调部任六院院长之后，11月，中央组织部任命谢明为厂长我为总工程师，我想这是在贯彻邓副主席的指示：大型军工企业要任命总工程师，加强技术责任制。这时我曾组织过一段时间的歼7Ⅲ型生产准备工作，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过问歼7Ⅲ型。
尾
声
三机部决定歼7Ⅲ型由611所设计，132厂和011基地共同研制之后，1980年6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立项，要求1984年设计定型。实际情况是1984年4月26日实行首飞，经过4年的定型试飞，至1988年2月4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
在飞机定型试飞基本结束以后，按照惯例，132厂提前做好小批生产的工作，自行决定投料15架份制作零件。但1988年当年，空军迟迟未向三机部发出小批生产订货的信息。厂里十分着急，因为各项配套成件须要及时正式订货，各承制厂都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大部分也都涉及二次配套及原材料订货的问题。当时正好空军接替曹里怀的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来厂检查工作，厂里提出歼7Ⅲ定型后的首次订货问题，林副司令员当着我们（132厂主要领导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的领导）的面说：歼7Ⅲ任务是过去领导定的，现在空军领导已决定，不订货生产了。原因他没有细说，我们也不好问。事后我们回想设计定型的时候，空军果然没有提出定型后小批生产的任何文字和问题，看来是早已内定了的。但是我们着急了，因为这15架飞机零件投料是工厂自己决定的，怎么办？另外飞机研制虽然主要是国家投资的（3亿多元投进去了，多浪费）。但按规定研制中的工装费用70%由工厂垫付，好几千万元垫进去了，如何处理？之后不久莫文祥部长来厂（莫部长已接替吕东部长工作），中心和厂里领导又反映了这个大问题，莫部长对我们说，这事三机部也没有办法，当年三机部和空军联合上报定歼7Ⅲ任务前，吕部长带三名副部长（其中一名为莫部长）和张司令员及三名副司令员一起开会，吕部长问张司令员，歼7Ⅲ究竟要不要，要多少？张司令员说，要300架，我们就投入研制。当初就那样定的。现在空军换了新班子，决定不要了，部里也没有办法。
这真是个意外的结局。歼7Ⅲ后晚至1988年才定型，回想起1979年2月27日三机部党组扩大会上吕部长讲话，竟然不幸被他言中，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幸而峰回路转，1988年下半年传来好消息。1989年，我国40年大庆，空军要准备有新飞机飞过天安门受阅。决定有6架歼7Ⅲ参加。
因此决定订8架歼7Ⅲ飞机。真是谢天谢地。这样，小批投料的15架中8架落实了。此后，工厂和部继续做工作，其余7架后来也订了货。
工厂最后总算迈过了这个坎。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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