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7发展中，仅是我经历的，就遇到4次生死存亡的险情，所以很多同志都说超7是搞不成的。十几年了，几起几落，的确很困难。

    要搞出一种军用飞机，一无国家的预算拨款；二无公司自己的雄厚财力；三无确切的用户订货；而作为一种需要国际合作的出口飞机，又置身于国际形势风云多变、风险重重之中；再加上里里外外诸多因素的影响，的确是道路曲折，步履艰难。

    但是，超7不是空想出来的。

    总体上，它是国际关系和航空工业历史的产物。现实中，上上下下又有一些积极分子为之奋斗，总想为振兴我国的航空事业奉献自己的无悔年华，回报祖国的培育和人民的期望。

    于是超7飞机得以在坎坷中前进至今，直至首飞成功，开创新局面。

    闻风而动歼7CP出世

    地处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空气清新，芳草遍野，扼守在黄海和渤海之交，风光明媚，涛声竞日，海边离岸数百米有个棒槌岛，岸边圈了一个棒槌岛宾馆小区，原来是大连的国宾馆，现在对外开放了。一栋栋小洋楼坐落在起伏的绿荫之中，海滨雪白的沙滩及泳区也就成了宾馆专用的好去处。

    1983年7月21日开始，中航技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来人，在这里与我们成飞谈判。歼7M型飞机上的7项预生产型电子火控设备在试飞中暴露了不少技术问题，预期会是一场大争论。为缓和气氛，找一个谈判的好环境。谈判在马可尼公司外宾住的那栋小楼里（费用每天800美元）进行。楼里有块铜牌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接待外宾时曾在这里住过”。

    在大连棒槌岛宾馆前的海滩上（1983．7．21）

    正是游泳季节，海边游泳者如织。但这里则清净得多，专用场所多。我们和马可尼谈判的同志，除段部长、陈宝琦副局长善于游泳以外，孙肇卿、蒋士钊、陈志立、王寅恭、王忠全、赖振章和高维勤等都不善游泳。但每天中午也到海里泡泡。至于马可尼公司的外宾则游起来有劲多了，尤其是那位中文翻译史密斯小姐。

    此时，改装了英国电子设备的两架歼7ⅡA飞机，连同一架作为雷达试飞靶机的歼7Ⅰ，正在大连以三十里铺机场为基地，利用海军的地面精测设备进行雷达试飞。

    试飞由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组织，我们和英方派人现场参加，参试人员多达百人。

    7月27日，部外事局长兼中航技总经理孙肇卿和我，赴三十里铺机场，在那里迎接巴基斯坦空军（简称巴空军）第一副参谋长贾玛尔中将一行。他们是专程来看改装了英国电子火控设备的歼7M型飞机。由外事局副局长兼中航技副总经理刘国民陪同，自北京出发，途经沈阳时看了歼8飞机，然后来到大连。当时歼8装的还是瞄准具，这套老的火控系统，贾玛尔看了不感兴趣，歼8失去了一次出口的机会，很可惜。

    在三十里铺机场，贾玛尔听了我和邱普达同志的汇报并实地看了飞机，当即表示有极大的兴趣。认为这个改装完全符合他们的想法，因为战斗机装上平视显示器等设备，是当今世界上发展的方向。

    巴空军要这样的飞机，并立即决定要派2名飞行员来飞这种飞机。当晚，我们一起返回棒槌岛宾馆，中航技孙总、刘总宴请贾玛尔中将，我和陶发宽同志作陪。

    歼7M型飞机在第一个出口合同之后，又开创了向巴出口的前景，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鼓舞。8月，刘总赴巴，巴方提出去巴实弹打靶演示的意见。

    同年8月15日，奉航空工业部莫文祥部长之召，我到达北京。因莫部长生病，崔光炜副部长代表他与我谈话，我卸任厂总工程师后再次明确我任歼7M型飞机总设计师并兼部歼7M型办公室副主任，对这款型号要负责到底。当时，毛德华副局长参加了谈话。此后，与英马可尼公司又进行了北戴河谈判、香山谈判等。

    12月中旬，巴方果然派出2名飞行员到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试飞成飞的2架歼7ⅡA飞机。歼7ⅡA改装有英国7项电子设备，原定交空军的，其机翼外挂等没有像歼7M型那样的更改，可认为是歼7M的前身。在14个飞行日里，一共试飞了19架次。飞后认为飞机很好，只要引进设备像介绍的那样，则飞机是颇为理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对飞机改进的小建议。

    1984年6月9日，我公司2架飞机（一架歼7ⅡA、一架歼7M型）转场到巴基斯坦，进行实弹打靶和演示。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共组织20个飞行日，由巴方飞行了多种武器的空对空、空对地实弹打靶，进行了与歼6、强5、“幻影”5和F-16的积极对抗飞行。这次赴巴由部陈宝琦副局长和成飞谢安卿副总师带队，6个单位30人参加，试飞证明了火控精度有极大的提高，飞机改型是很成功的，巴空军贾玛尔中将在9月15日对刘国民副局长说：“这次试飞课目进行得很顺利，飞机很好，加深了我们对歼7M的了解。飞机打靶非常成功，你们专家的工作很好。”

    在此之前，1980年开始巴基斯坦空军已多次派出代表来成飞考察和具体谈判购置歼7飞机事宜。

    至此，由歼7Ⅰ型谈到歼7Ⅱ型，直到现在的歼7M型，歼7飞机的向巴出口，总算露出了端倪。

    不料，到了1984年10月，巴方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军用飞机出口，的确都是成亿美元的大笔买卖，但要做成功，又谈何容易。

    1984年4月和10月，刘国民陪同埃及空军司令和训练部副部长到成飞考察和试飞歼7M型飞机。飞后认为“飞机性能非常好”，“从内心里喜欢这种飞机”。大家感到再次向埃及出口的希望很大，却不料后因种种原因，仍未能出口。

    向巴出口，前后足足谈了8年多，才达成第一个合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1984年10月，巴方来了一个大动作……事后看，也不稀奇。

    10月的北京，是秋高气爽、红叶飘香的好季节。在歼7M型飞机背水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开始出口并且即将全面技术鉴定的前夕，歼7发展史上又一个转折点却突然来临了。

    1984年10月23日，巴空军贾玛尔中将率团再次访华。在北京，由孙肇卿总经理接待洽谈，成飞派王寅恭、郑维川参加，贾玛尔带来了一份改装歼7M的建议书，要求加强飞机的机动性，加大作战半径，改进截击效能，并具有可接受的对地攻击能力。具体要求是换装F404-100发动机，增加机内燃油容积1000~1500升（宁可取消一门炮），加装具有下视功能的雷达等三项基本改进。此外，还希望加装惯导、雷达告警器、空中加油、改善飞行员后视界，同时考虑双座教练机等。发动机及设备，巴方可以提供。巴空军并且建议这种改进要经过双方政府一级的会谈，两国空军具体磋商来解决，并且由巴方卡姆拉飞机厂参加合作，这要求很高，我方答应按此做工作。

    贾玛尔中将约见了我空军司令员，希望中国空军参与“歼7M改进”这项目，建立起政府一级的关系。我空军领导对此表示，担心资金不落实，而且改动太大，飞机的单价会上涨。

    在贾玛尔带正式建议书来华之前，我驻巴外交官已预先通知国内其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对此，莫文祥部长、姜燮生副部长分别批示，要外事局和飞机局认真抓，成飞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要参与研究，提出方案。所以谈判还是有一定准备的。

    这时，由于我们与英国马可尼公司合作改装歼7M飞机成功，美国沃特飞机公司、英国卢卡斯公司都向中航技表示，可以合作进一步改装歼7M型飞机，这年12月沃特公司就拟了一份飞机改型的建议书给我们。

    要准备给巴方的答复。10月底，在北京，孙肇卿同志问我，老巴这种改型飞机，由巴方供设备和发动机，我们搞机体，3年出来行不行？我说，机身全部要改，3年出飞机上天，已不简单，要向巴方提供飞机肯定不行，5年差不多，因为改动很大。

    10月与巴谈判，已经超出过去买卖飞机的范畴，而是一种国际合作了，看来，巴空军对此是认真的，他们提出的改进方案，前景也是诱人的。这样，我们便开始按巴空军的要求认真做方案了。我提议这种改型方案叫歼7CP方案，CP的含义是中巴合作，而且我们过去歼7已有A型、B型和D型（歼7大改），这中间空了型。目前对巴合作叫CP型，如果巴方不合作了，我们单独干，就叫C型。厂内讨论，大家都同意。

    歼7CP方案主要涉及的是机身要让出空间装大雷达，故需改为两侧进气，没有涉及机翼及尾翼。

    超7的“万里长征”，可以说是1985年迈开了第一步。搞飞机是很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国际合作，又是新朋友，难上加难。谁能未卜先知预料后来的种种变化呢？

    我们一边等巴方派组来具体谈判，还希望他们能带些发动机和雷达的资料来，一方面自己做歼7CP的初步方案。在多功能雷达方面，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型号，即APG-66、APG-67和APG-69。通过对这三种型号的分析比较发现：APG-66是F-16用的，天线较大；APG-69是F-5用的，性能较差；较理想的是APG-67，F-20用的，比较先进，大小适合，所以我们用APG-67作方案。发动机就用F404。

    2月初，得知贾玛尔中将已赴美谈购置F404发动机了。他回巴后将向齐亚哈克总统汇报，得到指示后，才会派人来。这倒给了我们以更多的准备时间。

    过了春节，我又赴北京。为了争取歼7CP方案得到多方面支持，由驻厂海军总代表李自禹与上级机关联系，我以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副主任身份带队去北京，向海军装备技术部（简称“海装”）领导汇报歼7M和改两侧进气的歼7CP方案。20世纪60年代初，我调到成都搞飞航式导弹时，曾到海军大院来汇报过，已25年没有来了。听取汇报的除海装张逸民副部长、蒋都庭处长外，还有海航副参谋长，海航司令部作战处、训练处、军务处、科技处、海航工程部技教处、海航后勤部战勤处、军械处、航材处的同志和海9师李副师长等。他们一致认为飞机配备一定要高低搭配，歼7改装引进的平显等电子设备，大方向是改对了，虽然对歼7M装的测距雷达不大满意，但对改两侧进气，装上多功能雷达，使“腿”长一些，很感兴趣，甚至认为势在必行。此外，还提出能带空舰导弹，能空中加油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舰载机的问题，为以后做舰载机方案出了题目。这次汇报会空军装备部也派人来参加了，会议的气氛大大促进了我们搞歼7CP的信心。

    赴北京汇报前，成都飞机发展中心主任谢明、成飞厂长侯建武，听取了准备工作的汇报，对改型方案都十分支持，并且指出要两手准备，巴方如不合作，或供不了美发动机和雷达，我们就上国产的。必要时，改型费用由自己出，要求大家采取进攻的姿态，争取得到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要设计所稳定队伍，发动大家走出一条路子来。

    3月10日，巴空军派出的米扎尔中校等3人小组到北京，次日由中航技总裁助理李泽蕃同志陪同来成都，我主持了谈判，第一次向巴方抛出了歼7CP方案。双方交换意见后，形成了一个讨论纪要，我方由李泽蕃签署。这次谈判，工厂设计所所长沈泳沅，副所长邱普达、宋开基，外贸处长王寅恭都参加了。谈判中，我方向巴方提出了要巴方提供的发动机、机载设备的清单和资料清单，巴方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要求，如要求有双座的教练机；发动机安装不要脱后机身；飞机尾部要有拦阻钩；飞机具有空中加油能力；对飞机2000小时总寿命希望延长；机内油量要能加到4000升；有整块式风挡和气泡式座舱盖；装多弹挂架等。最后确定双方在五六月份再次会晤，讨论确定设计方案、合作研制方式以及费用承担等问题。

    谈判过程中，航空工业部王其恭副部长、张金波局长等正好在成都调研，听了歼7CP方案和对巴谈判情况汇报后，一致认为这种国际合作的路子是对的，搞出来市场就活了。

    纪要签署前，稿子由孙肇卿及军机局王若松副局长联名报莫、姜部长审批。莫部长批示：“拟同意，合作决定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资金问题。”事后，部外事局又向国防科工委邹家华副主任做了汇报，邹家华认为这种出口飞机合作很有必要，今后出口飞机应形成序列。

    但是米扎尔中校答应的五六月份再次会晤，并没有实现。原因是巴方改变了合作方针。此后，再也没有见到米扎尔中校。这是后话了。

    巴空军要求我方与美国合作“佩刀”Ⅱ飞机

    巴空军谈判小组被送走不久，美国格鲁门宇航公司派人来了。1985年4月3日由格鲁门国际分公司总裁佩莱哈克、顾问王承栋陪同总公司副总裁肯尼尔，来我公司访问。我和王寅恭出面接待，看了工厂，谈了一般性合作前景，看来没有具体目的。当时，我未意识到会与超7大有关系，也不知道实际是国防科工委邀请来的。会面前，中航技的同志告诉我，肯尼尔是美国的退休海军上将，前驻欧美军司令，我听了将信将疑，因为海军上将是和平时期最高军衔，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干这个？见了面也感觉不到其叱咤风云的几十万大军司令官的样子，直至交换了名片，才知不是假的。以后我到格鲁门公司（简称格鲁门）去，知道他是公司驻华盛顿负责做政府联系工作的副总裁，估计设法让政府批准申请，做院外活动等，都经他的手吧。从这方面看，美国国防承包商是花了大本钱的。

    歼7CP的设计工作展开后，对巴谈判却没有那么快，与巴方的合作能不能成，美国的发动机、航电能不能拿到，也都在未定之中。

    为了统一思想，4月上旬我起草了歼7CP型飞机研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其大意是：一要求能生存，所以要快、要好、要取得各方面的最大支持，方案要可进可退；二要求有好的经济效益，故研制费用要低，生产成本要低，要适应第三世界潜在用户的要求，才有可能扩大销售量。这些，后来都纳入1985年10月改型设计总体方案里了。

    1985年6月4日，李泽蕃陪同沃特公司斯科勒曼一行来访。我和新任厂副总工程师王寅恭、陈金琰及彭仁颖副总设计师一起与他们谈判，王寅恭负责外事。陈金琰才从英国回来，他在英国宇航公司当了一年雇员，回来后厂党委任命他为副总工程师，负责歼7CP的设计技术。沃特公司已得到巴空军要合作改进歼7M的信息，这次来，他们主要是推荐用普·惠公司的PW1120发动机和APG-159雷达或缩小APG-69天线，使歼7不用改机头。但是他们又没有带来PW1120的必要参数，LAV1用的发动机进气流量很大，进气道不改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由于保密的原因，他们去年12月曾书面建议用F404，这次却避而不谈。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又来消息了，张金波局长打电话给侯厂长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公司）认为米格-21改型在国际上第三世界市场宽广，如改装上他们的F404发动机，很有前途。要获得这种发动机，通过波音公司（简称波音）较有可能，张又说：“改型出口飞机，可以由你们总承包，中航技和你们订合同，共同投资共同分成。总承包了，你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各方面找技术搞引进。”

    1985年6月，巴空军贾玛尔中将升任空军参谋长，晋上将衔。看来，歼7CP合作更有希望了。

    果然，6月18日巴驻华武官转来巴空军司令部受政府委托，于当年5月正式发出名为“‘佩刀’Ⅱ项目”的长达24页的招标书。

    “佩刀”Ⅱ项目，开宗明义是为了改进和提高中国制造的歼7M，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多用途战斗机。该项目要求接到招标书的各公司，按巴空军对飞机改进设想提出方案，巴方在向我发出招标书的同时，派出空军代表团赴美，直接接触美国各大飞机公司，包括通用动力公司、诺斯罗普公司、格鲁门公司、波音公司和沃特公司。打算在美国飞机公司中找出一个主合同商，然后由主合同商和中航技联合向巴政府提交可行性建议。

    招标书正式提出发展两架原型机，一架装F404发动机，一架装PW1120发动机，经试飞后决定发动机的取舍。然后采购150架“佩刀”Ⅱ飞机，飞机单价应少于600万美元。其发展、改型和装配工作由巴基斯坦卡姆拉航空联合企业负责。

    巴方在这份招标书里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诸如，歼7M飞机本来是我们的，为什么另找美国公司做主合同商；要有两架不同发动机的原型机，研制工作量很大，有那么多钱吗？决定主合同商后一年出原型机，经6个月试飞后即决策投产，两年半内交付完150架飞机，能那么快吗？至于技术性问题。那就更多了，如要求机体4000小时寿命，机内油量达到4000升，要求能对抗米格-29等。

    巴方如此多的想法，都是我们原来搞歼7CP方案时未曾意识到的，中外合作的确有巨大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需要交流融合，达到理解。

    部机关上下对巴方开口要150架“佩刀”Ⅱ飞机，也十分重视，认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对巴方，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也考虑他的利益。至于美国公司，要利用他的技术和积极性，但不能让他拿大头。1985年8月5日，按部领导指示，部机关五人小组，由军机办毛德华副主任率领，中航技李泽蕃、财务司单祖茂、办公厅棠丁、军机办朱荣章参加，来厂落实歼7CP方案和答复巴方的问题。

    毛副主任带来了莫文祥部长于8月3日给成都飞机发展中心谢明主任的亲笔信，要求发展中心除继续领导好两个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外，还应把开展飞机外贸、打入国际市场作为一项突出的任务，切实做好歼7改出口型的工作。

    原来，我作为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副主任用了不少精力寻找进入民用飞机行业的机会。一个飞机工厂只生产军用飞机不行，在军转民上，最大的优势是转民用飞机。本来航空工业就是军民两用的，但在我国历史上，民用飞机的发展被耽误了，而显而易见的是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来看，民航事业必定有极大的发展。因此，我们找了不少外国民用小飞机厂商或中间商来谈合作生产，向部机关、中航技建议搞公务机，向四川民航局征询小民用飞机方面的意见，希望借助于当时蒋民宽省长关于“发展四川经济应搞民机生产”的批示，向省有关领导反映生产小型民用飞机的设想等。后来发现引进国外民用小飞机合作生产不易，首先必须提供国内市场，于是转向取得部机关支持进入大民用飞机转包生产领域，直至找到了上海转来的麦道机头。

    现在部长要求把歼7CP飞机/“佩刀”Ⅱ项目作为一项突出的任务，也的确很有道理。而且部长的信一来，关于“佩刀”Ⅱ的定点，明确就是成飞了，有些不必要的争论也就自动停止。谢明主任、侯厂长就亲自与我们一起与部五人小组连续直接讨论汇报了四天。期间还讨论了外贸体制改革问题。

    歼7CP的工作，工厂决心很大，除纸面设计工作以外，还做了两侧进气道内管道1∶1的木质模型。缩比的进气道吹风模型已送去吹风，1∶1的全机金属样机正在制造，对“佩刀”Ⅱ项目也做了很多论证工作。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给部工作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我们争取改型飞机出口的实际行动和积极性十分可贵。对我们主张飞机发展分两步走，先做歼7CP一期工作的设想，也给以肯定。要求工厂要不怕风险干到底，并且要快干。因为这时我们主张快上歼7CP一期工作，一方面有了自己先走一步的改型直接经验，使我们对巴、对美都有了谈判的合作本钱，腰杆就硬；另一方面，只要一期工作成功，即使对美谈判不成，我们单独干也有了好的基础。

    经过向部工作组汇报取得同意，我们向巴方发出了一个“佩刀”Ⅱ方案的初步建议，建议附在中航技孙总裁给巴空军贾玛尔上将的信里，同时表达中、巴双方尽早面谈的意见。

    8月10日，通用电气公司飞机发动机公司副总裁在驻京办事处代表张维陪同下来成飞访问。了解歼7改型情况，我正式向他们说，歼7M要进一步改型，其中有一项重大设想是改装他们的F404发动机。

    9月2日，美格鲁门宇航公司第二次来成都访问，这次是其董事长比尔沃思亲自出马，其余3人仍是4月间来过的。谢明主任以成飞董事长身份出面接待。国际部总裁佩莱哈克，原来是F-14飞机的总设计师，这次亲自来了解歼7M型飞机以及改两侧进气，改装雷达、发动机等技术情况。从会谈看，他们打算成为巴方的主合同商。

    一架标有PIA字样的波音747飞机，在首都机场于晚8时载着我们起飞了。从北京直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1985年9月2日，我们一行5人，在刘国民同志率领下，首次为“佩刀”Ⅱ赴巴了，同行的有中航技的李泽蕃、军机办的朱荣章和翻译房颖同志。飞行8小时后，当地时间9月3日凌晨1时到达，就住在中航技驻巴办事处。大家睡了四五小时后，当天即乘车赴巴空军司令部切克拉拉。

    我过去只到过卡拉奇，伊斯兰堡是第一次去，这是一个街道规划得如同棋盘的新城市，是在巴基斯坦原首都拉瓦尔品第边上全新建立起来的，一张白纸确好画图，它的街道以数字和字母命名。5，6，7，8，9……是南北纵向路名；D，E，F，G，H……是东西横向路名。中航技办事处即在E7作区名的这一块上。既好记也好找，世上不多见。由于建城不久，高楼大厦还不多。一座宏伟的大理石清真寺也正在建设中，中航技办事处租的一栋二层独立花园住宅，据说造价十多万美元。在这条街上，都是这类高级住宅，可见巴国内是两极分化。

    由于办事处事先已经做了安排，刘总又常来司令部，所以10点到达后，刘、李二位即去见贾玛尔上将，我和朱到计划助理参谋长海达尔准将办公室里和他交换一些情况和意见。海达尔曾随贾玛尔访问过大连，我见过他，这就算是老朋友了。刘、李在贾处谈完后，又和我们一起去见了主管“佩刀”Ⅱ项目的作战副参谋长萨必尔少将。他听取了我们CP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对“佩刀”Ⅱ项目的意见。最后与他们约了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为双方正式会谈的时间。

    第二天，我们全体和海达尔准将做了一次比较长的交谈，他是前不久巴空军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各飞机公司的情况有第一手了解，而且他管计划就管钱，对技术又有一定发言权，故是个关键人物。

    9月5日上午，刘、李二位又去见了贾玛尔上将，并带去了我们，两天谈下来以后得到信息连夜拟就的以刘总名义写给贾玛尔的信，作为这次我们来访后的正式文字意见，代替双方的会谈备忘录。

    此行，我们弄清了巴方提出“佩刀”Ⅱ项目的来龙去脉。

    第一，“佩刀”Ⅱ的历史背景。贾玛尔与海达尔等1983年访问大连之后，对巴空军选择歼6的后继机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个最有吸引力的方案是歼7M改型，这样巴空军就选定和上报了这个方案，在过去的两年中，巴政府内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最后同意了巴空军和国防部关于“佩刀”Ⅱ项目的意见，因为它不仅是个军事合作项目，而且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为加强独立自主的能力，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在中国的帮助下能生产自己的战斗机。这是涉及巴基斯坦国家荣誉和前途的一件大事。

    第二，主要改型要求增加到四项，1984年时提的是三项主要改型，即发动机、机内燃油量和雷达。现在增加一项即飞机的总寿命要求增加到4000小时。原因是计算全寿命费用时，发现歼7M的总寿命及返修期都太短，否则西方发动机寿命还没到，机体总寿命倒先到了，且150架飞机总有20多架在大修，这都不好。

    第三，何以找美国飞机公司作主合同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问，我们只是反复申明关于项目管理的观点：由巴方总管，中方为飞机总设计单位，美方只是发动机和设备的承包商，负责组织各设备供应商与成飞进行技术协调和技术合作。但从巴方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找美国飞机公司作主合同商的决心已定。原因是：①巴方认为美国飞机公司能力强，什么都能干。②一切“佩刀”Ⅱ项目的费用都从美对巴军事援助项目中开支，故这项目必须取得美国政府同意，也必须把大部分钱扔入美国商人手中。③在美国采购发动机、航电等设备，由一个美国飞机公司来总承包选型，并在美国内开展取得政府批准的活动，都比较有利。贾玛尔上将理解了我们对此的不满之后，反复说：我们中巴是一方，是友好关系，是好朋友。对美国是另一方，是买卖关系。我们应当共同对他们有戒备。

    第四，每架飞机单价600万美元和1990年前交付完150架飞机的进度，都不是绝对的。可调整而且新的军援计划要1987年才开始，故改装费用要1987年起才能启用。

    第五，关于美国方面的反应，经巴方在美活动以后，美国政府方面完全同意巴空军用便宜的飞机取代歼6，其中80%的人同意用投资少而作战性能又有很大提高的“佩刀”Ⅱ方案，20%对转让航电设备、技术表示出担心安全保密得不到保证。故局势估计要两三个月后才会明朗。

    接到“佩刀”Ⅱ招标书的几家美国飞机公司，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对招标书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诺斯罗普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反对“佩刀”Ⅱ项目，因为会成为F-20和F-16的竞争对手；沃特公司、波音公司、格鲁门公司，没有同类飞机，赞成“佩刀”Ⅱ项目。

    这个情况正好满足巴方的希望，因为美国法律（《反托拉斯法》）规定，不允许政府只给一家公司以许可证，必须有三家公司竞争；同一种飞机，必须有三个不同方案、三种飞机单机价格。

    格鲁门公司对“佩刀”Ⅱ项目热情很高，他们收到巴方的招标书后，初步开展了工作，也派人到中国来了。他们正在A-4飞机上改装F404发动机，因此对F404发动机非常熟悉。F-14的航空电子设备正在更新。原装普·惠的发动机现要改装GE公司的，所以这方面都有经验。波音公司的军用飞机分公司对“佩刀”Ⅱ项目也有兴趣，他们也正在做A-4的改装工作，也有经验。现在，他们正在等待政府批准后到巴基斯坦。

    上述三家公司都争取应标当“佩刀”Ⅱ的主合同商，均已正式向政府申请一揽子出口许可证。

    我在会谈中反复向海达尔准将说明，万一美国政府不批准发动机向巴出口，我们有一个改型的发动机可以推荐，目前推力可达到7000千克力，以后还可提高一些。为了加深印象，刘总在临别时对海达尔说：“本着有备无患的精神，屠先生提到的备份方案，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包括要不要进一步对这个方案再做点什么工作？”

    9月7日，我和李、朱二位在办事处同志的陪同下，访问了卡姆拉基地，要帮他建航空工业，应先有个大致印象。

    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北部，纬度相当于我国郑州，比地处南部纬度相当于我国福州的卡拉奇气候温和多了。有一年我在卡拉奇中转飞机，一下飞机，身子犹如进入充满蒸汽的浴室，又热又湿。在伊斯兰堡虽已进入9月，气候仍颇热，室内全开空调，长期开着，有燃烧橡胶似的异味，噪声又不小，加以连日睡眠不足，头都痛了，也没有办法。

    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企业，坐落在伊斯兰堡北部40多英里[1]处的卡姆拉。从伊斯兰堡到卡姆拉，一路都是平地，到了卡姆拉也是一抹平原，办工厂要扩大有的是地方。飞机跑道就在工厂边上。

    联合企业属国防部生产部领导，与空军不是一个系统。但企业里的干部都是空军军官，工人是士兵。联合企业的总负责人（中国人称他是航空局长）是一名少将，叫阿贾玛尔·汗。其下属三个厂的厂长，都是准将。他们的军衔和职位是完全一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一行到后，总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并宴请，三名厂长全体作陪，甚为隆重。参观时由一名厂长陪同。

    首先看了歼6大修厂。现在大修歼6和歼教6飞机，已修完56架飞机；以后强5及歼教5也在这里修，还生产副油箱，年产150个。发动机及特设成品还不能修。全厂1423人，其中干部45人。

    其后看了“幻影”飞机大修厂，修“幻影”Ⅲ和阿塔发动机，特设仪表也能修。

    最后看了飞机制造厂，生产和修理一种四座轻型小飞机。

    看了以后，给我总的印象是：他们要自己生产或部分生产歼7这样的飞机机体，还差得很远。作为空军和国防部的领导，希望通过可靠的国际合作项目，把本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起来，成为独立自主国策的一种体现，其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参观完卡姆拉，次日我和李、朱一行三人即飞返北京。刘总他们二位转到孟加拉国去了。

    9月10日，我们向莫文祥部长、何文治副部长汇报，孙肇卿、计划司长厉义市、军机办副主任马承麟在座。莫部长在听取汇报后说，方针是要力争我们拿总，因为我们的筹码不简单，没有我们，你美国也造不成飞机。但要有灵活性，大干也干，小干也干，卖壳子也干，变不成百万富翁，五十万富翁也行。

    1985年9月19日，巴基斯坦高级军事代表团一行11人，由我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叶正大中将陪同来成飞访问。代表团团长即我在巴见过面的巴空军作战副参谋长萨比尔少将。谢明、侯建武都出面接待，我有意带着歼7CP的飞机模型出席，既再次与巴方直接谈CP方案，又间接向叶副主任汇报。萨比尔少将当场具体谈了油量问题，要零-零性能的弹射座椅，又担心我国产发动机推重比不够大及结构变动量较大等问题。交谈中，代表团其他成员纷纷对着模型发言询问，表现得很有兴趣。

    同一天，有消息说，格鲁门公司对月初访华时，我方表态含糊不满意。返美后通过我国驻外人员转告，如航空工业部在美三家飞机公司竞争中不支持他，他在美国国内将不说有利于我们的话。咄咄逼人的争斗姿态，难以言表。航空工业部怕他捣乱，决定发函表示支持他。

    不久，航空工业部决定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歼7CP（改型出口）机技术方案汇报会，同时研究对外合作的形式等。这次会议还要同时成立航空工业部飞机总设计师顾问组，把歼7CP方案评审作为第一个工作项目。为此，工厂抓紧做以歼7CP一期改型为主的方案准备，谢明、侯建武都亲自召集了几次讨论。10月14日，总设计师技术顾问组成立会和歼7改型出口机方案汇报会，在北京航空工业部及小经厂招待所召开。我和陶发宽、陈金琰、沈泳沅、邱普达、宋开基、王月新、向文政等专程参加。王寅恭已先在北京。

    因为是两个会一起开，所以很隆重。大会在部第一会议室一连开了两天，何文治、王昂副部长，刘积斌副总工程师及外事局等11个司局的同志参加了会议，第一批由部聘请的8名总设计师技术顾问组成员（后改称“飞机设计顾问组”）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沙正平、赵沛霖、李志广、苏隆清、孔繁训、余松涛、张克荣和我。会议由军机办毛德华副主任主持。

    何部长首先讲话说，总结航空工业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有必要成立一个总设计师技术顾问组，当好部领导的参谋和向飞机总设计师提供技术咨询，而且要像元老院那样对选择型号总设计师的人选提出意见，因此这次会，部人劳司秦副司长也来参加听取意见。又说了军机出口的重要性；歼7M飞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出口成功，很值得总结。现在形势很好，歼7CP飞机大有希望，但因涉及三个国家间的合作，更需要用系统工程矩阵管理的办法来抓。军机办里应成立一个歼7CP型号办，使工作纳入正常渠道。

    设计方案在大会汇报后，顾问们仔细地进行了讨论，对进气道设计、机体总寿命、先装国产发动机后装引进发动机其外形、安装、系统等不能互换等问题以及飞机的阻力估算、操稳特性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审查意见。

    总设计师技术顾问组的同志在会中还专门讨论了顾问组的工作条例，为以后正式成立顾问组开展活动和补充成员做了准备。王昂副部长在10月17日总结时说：今后不管什么新型号或重大改型，都要发挥顾问组的作用。顾问组要集中部内最优秀的力量，成为国家队。

    为了抓好歼7CP飞机，在型号办未成立之前，部机关决定由计划司段大扬、秦德馨，军机办毛德华、朱荣章，中航技的孙肇卿、刘国民、李泽蕃等同志负责型号协调联系。

    在CP方案汇报会期间，传来一个消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军政事务官斯托弗先生，受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委任，即将来华，并要求到成都考察歼7改型出口机，以便草拟政策性报告，供美国政府决策。莫部长对此指示：欢迎他来，同意到成都商议歼7改型的问题。

    第二天，我们向莫部长汇报了格鲁门王承栋来谈的情况。关于向格鲁门提供必要的资料数据，莫部长授权由孙局长定，不必报批了。何文治副部长的意见是，在以后的合作中，我方应争取多一些份额。

    1985年10月24日，格鲁门公司以肯尼夫先生为首的4人小组，在孙肇卿、李泽蕃、毛德华、朱荣章的陪同下来到成都，第一次进行“佩刀”Ⅱ的技术谈判。我和陈金琰事先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谈判班子。谈判中，我们发现格鲁门对我歼7飞机了解得很肤浅，因此一些方案设想是粗的。其实收集一些公开的米格-21资料，也会深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人爱吹嘘自己的特点，为了竞争，他们什么都敢吹。10月27日，中、美双方签署了纪要。陈金琰代表成飞签署。

    1985年11月7日，美国务院斯托弗先生在美驻成都领事柯克先生陪同下来成飞访问。我和王寅恭、陈金琰等会见了他们，并陪同他们观看了歼7M生产现场。斯托弗倒也直截了当，说此来的目的是了解改装歼7M飞机向巴出口的情况，以便回国向政府报告。谈话涉及改型飞机的进度、月产量设想、机体要多少钱。两种美国发动机中哪种好（我们认为F404更合适），在巴总装行不行，飞机的维护后勤支援是否仍要靠美、中两国技术人员等。最后，斯托弗说，他们此行已对成飞有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佩刀”Ⅱ，运气好的话，明年初美国政府就可以做出决定。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美国政府官员，感到他们办事还挺深入。

    “佩刀”Ⅱ的竞争者少了一家。1985年11月8日，美国沃特公司正式电传中航技，表示他们已决定退出“佩刀”Ⅱ项目的竞争。

    通用动力公司已表示对“佩刀”Ⅱ不感兴趣，波音军用飞机公司有兴趣，但并不积极，剩下最积极的是格鲁门公司。

    中航技孙总裁一行于11月25日访问了格鲁门驻华盛顿办事处，12月6日访问了位于纽约长岛的格鲁门公司总部，受到了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和国际部总裁佩莱哈克的接待，对“佩刀”Ⅱ项目有关技术方案和下一步打算进行了商谈。格鲁门认为巴方对改装的技术要求提得太高，须说服巴方放弃一些。

    实际上，在此之前，孙总裁已于11月25日和26日分别访问了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心里已经有了底。商务部助理部长格尔菲尔德和国防部国家安全援助局局长盖斯特将军分别接见过他。两个部都表示了对“佩刀”Ⅱ项目的支持。盖斯特将军还说，美国国防部已做出决定，同意发放F404发动机及航电等有关改装用设备的数据给巴基斯坦，中方可以通过巴基斯坦获得所需的数据。但巴方对此项目，是通过FMS（美国对外军事销售）渠道，还是自己出钱购买即商业渠道，尚未最后做出决定，估计还需要一年时间进行分析比较。

    经过这次访美，孙总裁有了总的印象，“佩刀”Ⅱ项目进展不可能很快，目前关键仍在巴方的态度和要求上。所以最好是争取中、巴、美三方有关人员能一起商谈一次，统一想法，促使进展。

    为了争取主动，我们内部歼7CP的工作一直在抓紧进行，低速风洞试验已在12月20日完成第一轮选型试验，高速风洞测力试验也于12月29日完成第一轮吹风。飞机金属协调样机已经搞出来，正在进一步修改外形。国产装机成品在12月部计划会议上与各厂签订了供货合同。12月中旬，与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谈判提供歼7CP的雷达，英方同意用猎狐雷达进行改型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为了管理好“佩刀”Ⅱ项目，巴空军任命萨里姆上校为项目负责人。萨里姆，飞行员出身，飞过歼6和“幻影”飞机，原是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处长。上任不久，他就带了工程师伊夫铁卡少校于1986年3月9日飞到北京，在巴驻华武官陪同下与中航技谈了一天后，于3月11日由李泽蕃、朱荣章、牛新棠陪同到达成都。

    萨里姆向我方重复阐述了巴方对中、美、巴三方合作的分工原则，机体改装、风洞试验等在中国或美国进行，飞机的装配、测试、试飞都要在巴进行。原型机研制，走商业的道路，巴方自己出钱，待进入批生产，走FMS的道路。因为这有出口的问题，而且是用军援的钱。关于对飞机的要求，以中低空作战为主，高空性能是次要的。除发动机航电以外，归纳了7点要求：5000磅[2]机内油量；7~8个外挂点；能空中加油；总寿命3000小时以上，首返期1200小时；能承受9的过载；加尾钩、美国水平的座舱全景式风挡。

    萨里姆向我们通报了1985年11月、1986年1月格鲁门访巴，1986年2月波音访巴，1986年3月GE公司访巴的情况。

    关于飞机的单价，他说巴政府同意提高到800万美元，生产150架飞机，总费用12亿美元，这12亿美元是国防部分给空军的预算。

    萨里姆来成飞前，不知道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听了我们的介绍，看了有关模型和图纸，又看了我们CP飞机全尺寸金属样机后很惊讶。

    我们告诉他我们设想的研制方案，要有5架原型机（包括强度和疲劳试验），1986年中开始设计，总共大致4年时间，即1990年中可飞完原型机。早下决心投产，1991年可拿到第一架生产型飞机。

    经过双方三天的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纪要，于3月16日由李泽蕃、萨里姆签署。双方一致同意应由巴方出面组织中、美、巴三方尽早会晤，以统一认识。成飞对“佩刀”Ⅱ项目的书面建议，包括附有三面图、性能估算、外挂方案、飞机油量以及向巴索要发动机、航电的安装数据细目，都一起提交给了萨里姆。

    萨里姆上校这次来，可以说是丰收而归。第一，他通过我方认真坦率地介绍和亲自观看实物，再加以讨论，第一次弄懂了许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设计技术问题。第二，他带回我们对他所提各种问题的满意回答及有关的书面数据。第三，他受到我们提高规格的接待。从买主是“上帝”的角度出发，中航技决定提高一级接待萨里姆，即按将军级军官来接待，进出机场，都在贵宾室，吃、住、行都是高等级的。在北京，中航技两位总经理都出面见他。到了成飞，他更是被待如上宾。

    美国政府批准美国飞机公司为“佩刀”Ⅱ项目可以与中、巴接触后，格鲁门公司、波音公司连续争相赴巴，带着方案与巴空军领导人谈，赴卡姆拉基地考察。巴空军正好货比三家坐享其成。美国国防部内，海军认为可以上“佩刀”Ⅱ项目（原因是F404发动机属海军所有），空军则主张支持通用动力公司向巴出口F-16，加上诺斯罗普公司的反对活动，情况相当错综复杂。

    波音公司得到我方信息后，反应也快，4月中旬即派组访华。

    巴空军萨里姆上校来访，传达了巴方上“佩刀”Ⅱ项目决心已下、明白无误的信息后，我方又获悉巴空军4月将赴美等重大行动，部机关也抓紧了对“佩刀”Ⅱ的工作，一面派出刘国民等赴巴，一面于1986年4月1日由军机办主任张金波、外事局局长孙肇卿、计划司司长厉义市正式联名向部长写出了“关于歼7M改型出口机情况的报告”。

    报告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为了贯彻部党组“保军转民争出口”的方针，一定要千方百计拿到“佩刀”Ⅱ项目。为此，要多做巴方的工作，使巴方在一切重大行动上，先与我商量；我们要主动掌握巴、美动向，分析哪个美国公司对我有利，就支持他夺标，最终要达到研制原型机机体由我方负责的结果。为了做好这项复杂的国际合作项目，据姜燮生副部长指示，部内成立军贸开发领导小组，由计划司厉司长，军机办张主任，外事局孙、刘局长4人组成，孙、张二人担任组长。另外，报告还建议成立由毛德华担任主任，李泽蕃、朱荣章担任副主任的型号办公室；请谢明同志任研制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经与谢明、侯建武、屠基达同志商量推荐成飞副总工程师陈金琰任总设计师；“佩刀”Ⅱ项目作为中航技的经营项目，由中航技与成飞商定如何进行经济管理。

    这个报告经莫文祥部长和姜燮生、王昂副部长分别批示同意，并要求抓紧落实。事后，现场总指挥没有正式任命，陈金琰任总设计师的任命于1986年5月6日正式由部文件下达。关于总设计师的问题，1985年10月北京CP方案汇报会后，一直在酝酿，部里有关领导希望我能担任，故1985年11月部下发成立飞机设计顾问组文件时，就把我的名字从顾问组名单上划去了。从我的能力、资历和精力看，总设计师是可以干的，但是从发展来看，我向有关征求我意见的同志说，培养年轻一些如陈金琰那样的同志来担任比较好，我可以全力帮助的。另外，事情主要由厂里来办，我现在不在厂的领导班子里，隔了一层，有些事也不好办。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部里又发文增补我为飞机设计顾问组副组长。但因我正任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副主任，故我分管“佩刀”Ⅱ等出口机型也未受影响，只是在技术上我不签署。

    美国承包商的竞争

    一提起波音公司，大家的印象就是大型民航客机，其实是因为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民用飞机公司在中国活动比较多，民航机用得多，补偿贸易工作也多，印象比较深的缘故。

    波音军用飞机公司参加“佩刀”Ⅱ项目竞争后，1985年1月21日在政府批准后派出技术部主任拉尔夫和国际项目主任李湘渝来成飞访问，李泽蕃、朱荣章、牛新棠陪同。拉尔夫尚未形成正式的改型意见，只是口头讲了一讲，我们也在口头上向他们介绍了CP方案，请他们看了歼7M飞机和CP型全尺寸金属样机，之后，他们即赴巴基斯坦活动。

    4月初，中航技通过波音驻京办事处向他们传达了巴方对他们比较粗浅且不改机体的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周期太长都很不满意的消息后，波音公司立即派出李湘渝并带气动力、航电及发动机专家共4人到北京，并与其驻北京首席代表彭运高等二人一共6人于4月17日到成都。第二次来访仍由李、朱、牛三人陪同，我和王寅恭、陈金琰等接待。

    波音小组感激我方对他们的支持，所以向我们介绍他们国内的背景情况时以及与我们谈方案都比较敞开和大方。他们一来，就拿出一份准备好的“佩刀”Ⅱ概念性方案给我们，有100页之多。我们看后，感到他们在1月来谈之后短时间内在缺少歼7资料的情况下，写出这个方案，快速反应的能力是较强的。

    这次波音的书面建议，飞机改为两侧进气，进气道是不可调的，翼尖挂弹，有7个外挂，结构设计要达到4000小时总寿命。

    航电有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大量用F-16的航电设备，并采用F-16C/D的座舱仪表布局。两个方案都采用APG-67雷达，火控系统都可发射“麻雀”中程导弹。

    发动机建议从M88、PW1216、RB．199及F404/RM12中选。在论述分析后，波音倾向于用F404/RM12，它的可靠性高，推力也较大，视情维护；寿命：热部件2000小时，冷部件4000小时。波音已经和GE公司接上关系，GE公司要求共同做发动机与进气道的匹配试验以保证质量。安装方式波音建议用后机身下部大开口的形式。此外采用类似F/A-18和F-20的AMAD（发动机配套的飞机附件机匣）。有空中加油，用美国空军的标准。

    为了达到高可靠性，波音建议大量采用货架产品和成熟的经过验证的技术。

    原型机研制，波音建议两年内完成两架原型机的制造和试飞，飞机首飞成功即决策投产。为了快速研制原型机，波音公司建议采用洛克希德臭鼬工厂那种的非常规试制的办法。

    20日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按照公平竞争原则，我们给波音的数据资料与给格鲁门的相当。当然口述的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次谈判达到了我们原定的目的，灌输了我们的改型设计概念，增强了他们推出方案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竞争斗志，让波音进一步认识到改型中的机体工作必须以中方为主。

    此后，1986年5月12日，外事局副局长兼中航技副总裁江同，在美国访问了维其达波音军用飞机公司。该公司古懋萱总裁亲自接待宴请他，由拉尔夫、李湘渝共同与之洽谈。总的情况双方思路比较接近。

    古总裁说，波音参加“佩刀”Ⅱ项目，与格鲁门不同。波音不是为了得到多少利润，主要是美国政府要求波音干，目的是加强巴基斯坦的力量，以便支持阿富汗反苏，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这个项目如能办成，得益者主要是巴、中以及美国的发动机、机载设备公司。波音在完成飞机研制后，生产阶段没有多少工作，得不到什么效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推动，波音是要争取的。

    波音问江同，有无可能让巴方在卡姆拉生产一部分机体？江回答，只要巴方要求，我们可以帮助他生产。波音公司原来担心中方不愿意拿出一部分机体工作让巴方干，江同一说，波音就放心了。

    古总裁最后建议尽早促成中、巴、美三方一起直接会谈。

    通过这次会谈，江副局长感到，波音的长处是在理清三方关系如何实施工程项目上思路清楚，弱点是技术上、方案上研究得不深。格鲁门则正相反：在技术上较深，而如何组织这种工程，则想得有点天真。因此，江副局长自维其达来信向国内建议，我们今后对波音多从技术方案上帮他准备，而对格鲁门则不要在技术上和盘托出了。还建议中航技主管这项目的李泽蕃同志能主动赴美，与波音直接会谈。

    1985年10月，格鲁门公司来华谈判时，我们已经给了一些基本数据和资料，如飞机和机体结构的重量重心、打算与新机头对接的11框12框外形、飞机改型前后的切面面积分布图、发动机舱空间图等。这些作为提出竞标方案的依据已够了，但要进行实质性的“佩刀”Ⅱ可行性研究当然是不足的。

    我们把“自成商品”的飞机叫C型，也指仅是中国自己的，以区别于与巴合作的CP型。部里决定立即研究“自成商品”，谢明主任、侯建武厂长亲自召集我们一起开会，听取汇报研究方案。并于1986年4月9日，一行8人立即飞赴北京。8人中，谢、侯、我以外还有陈金琰、邱普达等。

    航空工业部军贸开发领导小组紧急召我们赴北京研究对策。1986年6月9日我们一行8人飞到北京后，下午就在小经厂招待所开会。部军机办张金波、毛德华、朱荣章，外事局孙肇卿、李泽蕃、牛新棠，计划司徐仲奎等同志都来了。这是一个座谈性质的会，首先是传达信息，然后是研究对策。

    法鲁克自成都返回北京后，谈得还可以，姜燮生副部长出面请他吃饭。法鲁克说，“佩刀”Ⅱ这个项目，巴政府的意图是要把它搞成的，否则他就不来了。总的预算，巴政府打算花15亿美元，12亿美元用于150架飞机，3亿美元用于建卡姆拉基地，达到能生产机头及飞机总装试飞的水平。这就不仅是巴空军的事了，齐亚哈克总统也支持。这个信息的确表明了巴方下的决心。

    另外，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在北京活动，来中航技谈过，李泽蕃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了我们对格鲁门无合作诚意、对我们封锁消息、企图绕开的抱怨。王承栋做了一些勉强的解释后提出希望安排6月23日格鲁门的人再次来华谈判。

    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对外，如何落实部长关于“佩刀”Ⅱ的合作方针；对内，为了防止“佩刀”Ⅱ久拖不决或最后吹了，即使成了，我们也没有自主的推销权，受制于美国和巴方，所以在对付国外合作的同时，我们自己应该独立干，自成商品，而这应是什么样的方案。

    会议讨论了一天半。成飞抛出了“自成商品”的C型机方案，作为中航技和成飞合作的经营项目。整个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不装最终航电的飞机，可以飞行试验，主要改机头及进气道，预计要花3000万元研究费。

    6月11日，谢、侯、我与部机关张、孙、朱、徐一起去莫部长那里汇报，12日又向姜副部长汇报。然后在军机办具体研究起草座谈会纪要，以便由部正式批发。

    会后，谢、侯和我等赴长春第一汽车厂等为我厂上汽车模具项目进行考察活动。

    1986年6月30日，部以航军函（1986）536号文批转歼7改型出口座谈会纪要。纪要的主要精神是：

    巴空军对“佩刀”Ⅱ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是一个有希望、有发展潜力的军贸项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对进一步打开军贸市场促进航空工业产品开发、稳定军品生产线和航空科技队伍，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即使我们在技术上、经济上承担一定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纪要接着分析了风险：我方在“佩刀”Ⅱ中只能是13框后机体的子承包商；我们向美方提供大量歼7M型资料，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我方得不到美方有价值的发动机、雷达、机头和进气道等的资料，“佩刀”Ⅱ项目巴方要分三阶段进行，预计历时6年，很可能因种种原因中途夭折。

    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支持巴方建立自己航空工业的政策，促进“佩刀”Ⅱ项目；在与巴、美合作中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以斗争求联合；在技术资料上坚持有来有往的原则，防止美方利用我方资料后把我甩掉；以合同条款保障我方的经济利益和主权。

    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主要的对策是在进行“佩刀”Ⅱ项目的同时，积极开发我们自己的歼7改型出口机（歼7C型），以便我们今后独立向第三国出口，歼7改型出口机拟分两期进行，一期所需研制费3000万元，由中航技和成飞联合经营，各投资1500万元。

    这样，根据部座谈会的精神，成飞歼7C型的设计工作大步前进，并准备迎接航空工业部的9月方案评审。

    6月23日格鲁门的人没有来，改为7月底才来。

    此后，波音的投标书按期于7月15日送给巴空军。

    6月，部决定“自成商品”的方针后，进一步形成了内部、外部两线作战的局面。

    歼7C型的研制工作，成飞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设计方案的细节正在总设计师陈金琰的主持下逐个落实；迎接预定在9月召开的评审会，厂总工程师杨宝树主持研究了评审准备措施，并且组织了定期检查；建立了行政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以及新机型号办；力争C型和一期工程能于一年后上天的研制一级网络理出主干线和关键；试制总方案也开始制订；设计性系统试验开始筹备；进一步吹风的模型正在制造。为了寻求发动机的出路，除国内涡喷13改进型、14号机外，也设想在美国以外寻找，故向罗·罗公司索要RB．199发动机的资料和数据。

    格鲁门公司那里，直接信息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在积极活动。

    7月17日，格鲁门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致函我国防部长张爱萍，希望我国支持格鲁门承担中、巴、美三国歼7改装（“佩刀”Ⅱ）和歼8改装工作。

    与此同时，在贾玛尔上将陪同巴总理居内久访美之机，格鲁门董事长等直接找了贾玛尔，贾玛尔向格鲁门方表示，已选定格鲁门为美方承包商。

    “佩刀”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巴空军已内定格鲁门公司，我们实际上倾向于与波音军用飞机公司合作，因为两家与我合作的态度大不一样。目前看，与格鲁门合作会令我吃亏，而与波音合作，则因波音方案实际上以我歼7CP为基础，对我极为有利。分工上，机体改型由我方负责，波音除负责采购外，并负责航电综合、总装试飞等。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则对我全面掌握飞机改型设计技术，争得更多工作份额，以及研制自己的后继机都极为有利。

    但这决定权在买主巴方那里，因此我们主张由两家公司同时做可行性研究。进行公平竞争。我们呢？谁与我合作好就给谁以更多的支持，必然可使波音方案中选。但巴方强调申请做可行性研究的预算只有一家研究的费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钱由两家做。除非波音压价。按波音开始做投标书时是一个小改的方案，后来经过我方的帮助启发逐步认识，故其向巴方索要的费用由50万美元、100万美元上升至150万美元。

    7月底，波音驻北京办事处透露，即使巴方不给钱，波音也要做可行性研究。波音已预定7月29日赴巴，8月初自巴返美时，途经北京向我通报，8月16日再派组访问中国。

    1986年8月2日，部军贸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姜燮生、何文治、王昂副部长，报告在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后，提出：①积极支持与波音合作；②如果巴方只选中格鲁门一家，应准备如何与之合作的方案；③争取与普·惠公司合作搞PW1216发动机。姜副部长等批示同意。

    8月5日，波音军用飞机公司以丁·拉尔夫副总裁为首一行4人，赴巴谈判后来向我方通报。我方孙肇卿、江同、毛德华局长等出席会议，成飞派陈金琰赴北京参加会议。拉尔夫是美国退役少将。曾在西点军校和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学习，现在波音军用飞机公司主管项目开发。

    拉尔夫首先通报这个项目是高层次决策、是波音总公司要求搞的，情况要向总公司报告，7月11日向巴方的投标建议书也是7月9日由总公司批准的。原来军用飞机公司并不想干这件事，总公司则要求要保证搞出来的飞机有世界一流的质量，要使波音和中航技都感到骄傲。

    之后，波音公司自他们公司召来3名专家（气动方面、结构方面、系统方面）连同李湘渝、彭运高等5人，8月13日由牛新棠陪同赴成都。因为15日前波音要答复巴方，成飞所有的资料能否使用。巴方才会考虑波音是否可以成为竞争者之一。所谓能否使用，指的是全不全、深度够不够，在美方使用时，概念和习惯上是否相容，因为技术体系不一样。

    14日他们进厂，我和杨宝树、陈金琰、黎茂杰等接待了他们。双方一谈，因为坦率敞开，所以马上就理解了。波音事先声明，这10个方面的资料，现在只要看一看，不要求带回，也不作记录，只是要判断一下可不可以用，是否可输入电脑进行工作。他们又说过去波音有挫败的经验，原因是得不到合适的资料，失败有3次，一次是改DC-9为货运机；一次是改L-1011为货运机；一次是为F-4改电子设备，虽用尽了力量去竞争，但后来都放弃了，原因都是得不到合适的飞机数据，也包括公司间技术工作的差别、不相容。

    这一下，我们就放手拿出资料来让他们看，包括全套出口飞机的英文资料，以及我们吹风的资料、强度计算报告等；显示了我们飞机设计资料上的实力。通过回答问题更显示了我们的设计技术和水平。一天的看和问答下来，波音公司方5人心里完全有底了，当晚立即向公司总工程师发出了汇报电传，大意是：在成飞所看到的大量设计资料相当完整，十分有价值，与美国习惯差别不大，可以按此立即开始可行性研究工作；中国同行以他们引人入胜的专业知识和理解能力，回答了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整个来访小组为成飞主人的慷慨、合作和支持态度所感动，等等。电传之外，李湘渝晚上还直接与其总工程师蒙图里通了电话，蒙图里已收看了电传，十分高兴，告诉小组，剩下唯一担心的问题，是与我方如何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即语言障碍如何解决。

    第二天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波音客人带回了充分的信心。他们返美途经北京时.部里和中航技宴请了他们，他们一再表示，此次访问成飞收获很大，相信今后一定能合作好。

    这一步可惜走得太晚了。

    我们的C型机研制继续在吹风，协调打样也已开始。

    1986年9月初，巴方仍未决定。据说他们内部对仅由格鲁门一家搞可行性研究还是交由波音和格鲁门两家搞，有分歧，又涉及增加费用的问题，现矛盾上交报给总理了，总理还来不及批。又有消息说，格鲁门在加紧活动，希望巴方劝波音退出竞争，或由美国政府向波音施加压力。从形势分析，由格鲁门一家做可行性研究的可能性非常大。

    巴的底牌就这样了，我们一方面争取两家做，一方面要准备只有格鲁门一家做。针对这种形势，莫部长内部指示，在与格鲁门一家合作时，我们的王牌不能丢。

    为了防止不丢，我提出的对策主要有两大条，一是抓紧我们自主发展歼7C型飞机，先走一步，必要时先搞出来推入国际市场；二是努力在与美、巴合作中保有我方关键设计资料，不落入美方手中，要有顶住美、巴压力的决心，宁可做不成“佩刀”Ⅱ项目，也不能提供我方的关键设计资料。

    紧接着，莫部长带领一个工作组来成都蹲点，落实大上民品的方针。到厂不久，9月11日莫部长亲自到设计所看歼7C型机和歼7Ⅱ改的设计工作进展情况。莫部长又当场和陪同的谢明、侯建武及我谈了一旦只和格鲁门合作，我们的王牌不能丢，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争取与波音的合作。

    波音军用飞机公司总裁古懋萱先生一行于9月16日到成都，事先莫部长指示，要充分让他看，并将当面与他探讨“佩刀”Ⅱ的合作问题。

    古先生到北京时，先由何文治副部长、张金波主任等与他谈了一次。古的谈话很坦率和诚恳。他说：

    ①由巴方给波音50万美元作可行性研究，是不平等的，波音不能干，如果巴方的200万美元平分给格鲁门和波音，可以干，如果两家各给50万美元，也可以干（何副部长说，中方总的支持波音干，如巴方把150万美元给格鲁门，只给波音50万美元，那由中方另给波音100万美元，行不行？）这也不行，一是美国政府不会批，第二巴方干不干？

    ②何以波音打算搞“佩刀”Ⅱ项目？原因是可以和中航技合作，波音干这个项目油水不大，飞机机体是中国的，发动机航电是美国其他公司的，波音只管了接口工作。

    ③如果巴方与格鲁门合作，X-29的前机身一定很贵，这点巴方不知道，要设法让巴方知道。

    ④要提高机体的寿命，难度比较大，可以由中方设计，波音帮助并搞寿命试验。

    他们来成都后，17日进厂，这一天正好是厂休日。他们到了以后立即与我们谈“佩刀”Ⅱ的技术性问题。看来古懋萱完全是一位总设计师出身的公司总裁，他从机体疲劳寿命、机体材料和载荷谱谈起，一直谈到颤振、外挂影响、发动机选型、进气道匹配、雷达选型、雷达罩上的空速管、风洞试验、武器选择、仪表板布置等，不断地提问和发表意见。

    下午，莫部长在厂里接见了古总裁一行，我们几个人参加了，除“佩刀”Ⅱ外，还谈了歼8Ⅱ改装航电的事。晚上由莫部长和蒋民宽省长出面宴请了他们。宴请前蒋省长找莫部长谈了成飞与国外合作生产小型民机的问题，第二天波音客人参观了生产线并安排在成都附近观光。

    中航技李泽蕃同志再次赴巴活动后，9月下旬返京。10月下旬，美国爱默森公司来人谈APG-69雷达的问题。

    波音公司在美国内积极活动，此时已经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可以参加“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原先只批准格鲁门一家），而且摸清了政府不反对两家的公平竞争。现在出现了机头研制的地点限制，波音被迫更改分工方案，这样一来，方案与格鲁门的雷同，巴方国防部感到竞争已无意义了。

    孙肇卿局长乘陪同斯里兰卡空军司令访问成飞的机会，亲自带着穆斯塔法的来信与我们商量，经过与谢、侯等一起认真分析，最后以厂名义给部党组上报了一个正式书面意见，大意是：

    ①只有格鲁门一家合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努力促成“佩刀”Ⅱ项目，对我们仍是利大于弊的。

    ②今后的“佩刀”Ⅱ，我们将无自主出口权，故我们仍应及早研制出自己的两侧进气歼7出口后继机，以便宜取胜。

    ③今后与格鲁门的合作中，我们应保证机头的机体资料和歼7的全机性资料，不向格鲁门提供，防止格鲁门把我方甩掉。

    书面意见报到部里后，莫、姜、王等部长都同意我们的报告。剩下的问题是今后如何与格鲁门既合作又斗争了。

    美国政府的这个变化的原因，后来弄清了。本来美国政府对“佩刀”Ⅱ只限制三条：一是空中加油不能给巴方，二是发动机性能数据不能给中国，三是航电设备不能到中国，也不能给性能数据。后来格鲁门出了一招，对政府说中国人要把“佩刀”Ⅱ机头数据拿去改歼8Ⅱ，于是美国防部权威人士口头限制说，机头只能在美国研制。由此可见，格鲁门是十分令人讨厌的。

    1986年12月7日，巴国防部国务秘书穆斯塔法亲自带巴空军“佩刀”Ⅱ主管萨里姆上校访华，希望直接同莫部长会晤，以求消除误会，求得谅解，穆斯塔法认为这比书信往来或通过别人转达要好。

    当天晚上穆斯塔法单独和李泽蕃交换了意见，8日上午穆斯塔法带着萨里姆及其驻华武官司正式和刘国民、毛德华、李泽蕃、陈金琰、牛新棠会谈。下午，莫部长会见了穆斯塔法等一行。

    会议中，穆斯塔法最后表示，他认为由两个美国公司搞可行性研究不被一家公司制约，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两家公司争夺下去，拖延下去，会起新变化，会使“佩刀”Ⅱ项目夭折。这样，从目前看，使项目生存下来更重要，只要项目生存下来，有些具体问题，包括学到技术的问题总有机会处理好。

    莫部长对穆斯塔法强调说：

    要干下去，三方的关系一定要先弄清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要平等相待，对我们来讲，不能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美国政府有政策限制，中国政府也有政策，这政策不是刘国民先生和我本人能定的，因为这资料不是仅给你巴方而是给美国的，我们能无约束地给美方资料吗？而美方想得到我们的资料，仅是为造“佩刀”Ⅱ飞机吗？莫部长的这些话说得是很透彻了。

    9日中午，张爱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接见并宴请了穆斯塔法，他说：“莫部长的意见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意见。”

    10日，穆斯塔法一行在李泽蕃、牛新棠陪同下飞抵成都，12月11日进厂，我和杨总，王、陈二位副总等接待了他们，尽量让他们看我们在CP型飞机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当场由计算机画出两侧进气的飞机图、全尺寸的金属样机，吹风用的飞机模型，又看了飞机生产线、定寿的全机疲劳试验等。

    在北京谈了之后，穆斯塔法感到这个项目比较难了。到成都一看，接触了实际东西，有了感性知识，他知道了中方的态度和对项目的诚意，看到了中方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可以依靠的；知道了必须合作研究设计方案和交换必要的资料数据，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是合理的，中方的意见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交谈中，他表示回去后要继续做工作。离京前，刘国民去机场送行，并交给他一封莫部长的书面信件，再次表明我方态度时，并鼓励他不要轻易使项目吹掉。

    年底，我驻美官员约见美国防部人士，美方说，因项目未定，对中方谈不上有什么限制。关于F404发动机，因中方未正式申请要引进，要未必不给。话都很活。

    可见，有些问题是格鲁门从中捣鬼，当然，也有美国政府人士有意含糊的地方。

    中巴美三方艰苦谈判

    1987年是超7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

    元旦过后，1月5日，李泽蕃同志自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1月7日到北京，佩莱哈克等3人9日到北京，巴基斯坦国防部少将等3人15日到北京，要求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佩刀”Ⅱ的发展到了决定性的关键环节。我带陈金琰、邱普达、王月新、刘明树等四人立即飞往北京。

    12月22日格鲁门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向我方莫文祥部长发出了公函。在中航技刘国民副总裁于1987年1月2日在巴基斯坦会见穆斯塔法后，穆斯塔法也于1月3日向莫部长发出了公函。两封公函都表达了格鲁门公司对中美合作的态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格鲁门公司表示欢迎中方在美政府限制之内参加可行性研究，中方工程师可以到纽约去参加“佩刀”Ⅱ项目评审，同意双方相互长驻联络工程师，同意向中方提供美政府限制许可的前机身有关数据，即使在美政府限制之外但中方需要的，格鲁门也将努力申请美政府批准发放，等等。

    穆斯塔法并向刘国民建议中、巴、美三方可于1月中旬在北京会晤，因格鲁门急切希望消除与中方的误会，格鲁门已经意识到没有中国方面毫无保留的支持，他单方面不可能顺利地进行“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而要获得中方支持除非也以诚相待。穆斯塔法希望通过三方会晤，让格鲁门有机会说明自己的立场，如三方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则即可签订协议开始工作，并对格鲁门有所制约。

    关于波音公司方面穆斯塔法再次明确表示，已确定由格鲁门一家做可行性研究，但考虑到中方的建议，已确定1月邀请波音公司访巴，待可行性研究完成后，欢迎波音公司参加样机研制的投标。

    三方在北京的会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迅速展开的，明确排除了波音参加竞争，格鲁门合作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

    在做了准备工作之后，前后长达14天的北京中、巴、美三方“佩刀”Ⅱ谈判正式开始了。

    1987年1月10日在航空工业部谈判间里，先开始了我们与美国格鲁门公司的谈判。美国格鲁门公司，其中译名是约定俗成的，正式听他们发音，觉得应译成“格拉曼”，为了从俗就不改了。

    美方出席谈判的有佩莱哈克、贝林、罗默、王承栋；我方出席的有中航技孙肇卿、李泽蕃、牛新棠，军机司马承麟、朱荣章，成飞公司的我、陈金琰、邱普达、王月新、刘明树。

    佩莱哈克首先介绍格方人员。他自我介绍说，我已在格鲁门公司工作45年，去年10月份我满65岁，退休了，不当公司国际部总裁了，但董事长比尔沃思先生留我继续工作，抓“佩刀”Ⅱ。他接着说，贝林先生是美国空军的退役上校，是有几千飞行小时的战斗机飞行员，曾经来过中国，转入格鲁门公司国际部工作后，这两年主要是在华盛顿为“佩刀”Ⅱ项目向政府方面做工作。原来美国政府里有人认为巴方要飞机，卖就行，不必搞“佩刀”Ⅱ，贝林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使美国政府改变了主意，我们与巴基斯坦之间，也是贝林去做工作的。罗默先生，在格鲁门公司已工作40年了，曾是F-14的设计经理，是飞机设计人员出身，后来担任验证机X-29的项目经理。

    佩莱哈克接着谈了对“佩刀”Ⅱ项目的看法，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做飞机的设计工作，我希望今后能与屠先生一起来工作，以满足“佩刀”Ⅱ的要求。我们会有很多办法，使它与F-16差不多，我相信要在飞机内部装上7500磅油，装上F404发动机后，起飞重量18000磅，详细技术指标以后再谈，我希望我们双方很好合作。不幸的是除了华盛顿有很多障碍，有官僚主义，使事情进展很慢以外，在中国也有些误解，所以我本人愿意来和你们直接讨论，希望这次能迈出一大步，我现在认为这项目会成功，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巴方的要求，他要150架飞机，而所要装的设备是比较普通的，易于满足；二是华盛顿有了好的变化。华盛顿天天在变，比如技术转让方面，本来爱默森公司的APG-69雷达，出口限制很严，现在中国要改歼8，华盛顿同意，这雷达要出口，就不太限制了，而在两年前要给中国改歼8，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变了，门打开了。

    佩莱哈克兴奋地说：这飞机，开始我们不了解，得到你们的资料，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是可以改出来的。我是搞技术的，今天没有时间，可以在星期天来和你们工程师谈技术，不是放幻灯片，而是对着图纸来谈。巴方要求用5个月时间进行“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我们认为在研究开始后6个星期将进行第一次评审。要我参与这个项目，如设计不出最好的飞机，我就不会干。

    接着他的话，孙肇卿总裁鼓励他说：你讲得很好，是技术人员的话，我很愿意听。我理解你的意思，第一，中、美关系日益前进，对这项目有利，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无基础。反过来，我相信这项目成功了，对发展中、美友谊也会有贡献。第二，格鲁门的确为促进这个项目做了大量工作，而其他公司没有格鲁门积极，我希望你们今后要继续促进，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中国。第三，要把“佩刀”Ⅱ搞成功，关键是中、巴、美三方要密切合作，更主要的我们双方之间在技术上要密切合作，与成飞的工程师合作。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搞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飞机，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很多，如F-20、F-16等，故必须搞得好。我特别听到你说对我们没有秘密，而我们对你也是开放的。

    佩莱哈克解释说，我这里说合作双方互相不保密，但要小心。比如你们工程师要去看发动机，我们要在特定的地方让你看，或去看F-18或去看X-29，或看图纸，看飞机的大口盖是怎么开的，但是去，不能无限制地看。

    孙总回答说，“佩刀”Ⅱ的前途是光明的，目前来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把可行性研究搞好吧。这次你们来，过几天巴方也来，三方一起，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上总的是个什么想法；第二，是三方合作关系要谈好，我们也不能无偿地做工作。

    佩莱哈克抢着说，巴方知道要由他们来向中方付钱，你们和我们之间，只有TAA，不发生钱的关系。

    孙不同意说，巴方出钱委托格鲁门做可行性研究，你们又来找我们合作，我们就是子合同商的地位，你应付我们要的钱，否则技术工作和经济关系分离了，关系就复杂了，我认为TAA内应有经济关系。

    贝林解释说，在TAA内写明了经济支付由巴方向中方直接处理，如果格鲁门要与中方发生武器方面合作的经济关系，就须巴黎统筹委员会来批准，对此我们要十分小心。在制造阶段会有子承包商的关系，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不必这样。

    孙接受说，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找个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法。

    10日下午，开始由佩莱哈克谈他对技术方案的设想。

    12日，星期一，双方开始谈TAA。所谓TAA即技术援助协议，是美国联邦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武器控制办公室管理的两种主要协议中的一种（另一种是制造许可证协议），它们都被规定有专用的法律条款。要和美国人在武器合作上打交道，现在只有用他的办法，因为本来这是不合理的。“佩刀”Ⅱ可行性研究，并不是要美国人援助我们什么技术，受援对象本是巴基斯坦，而主要是我们要从技术上援助美国人———提供歼7M的设计资料和经验知识。但是要搞成“佩刀”Ⅱ项目，必须有求于他，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批准，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TAA后边附有SOW即工作说明，TAA本身是双方的关系和法律条款，具体工作由SOW规定。

    双方一开始谈判，格鲁门的贝林先生就谈了这个TAA文本来之不易，它已经通过国务院武器控制办公室批准，这次我们谈判修改后，还要报批。

    这份TAA，其中有的条款是法律规定必不可少的，有的条款则是我们双方共同工作需要的。

    李泽蕃说，我们很重视TAA，希望双方能认真一起研究修改。

    佩莱哈克急忙说，TAA是经过批准的原则性文件，最好不改或少改，而SOW虽是TAA的一部分，但SOW下边可以改。王承栋补充说，SOW不需批准，只要备案即可。

    我们的重点是在能尽可能多地派人参加“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尽量少向格鲁门提供歼7M的资料，特别是全面性资料，这样既能掌握“佩刀”Ⅱ的全面情况，又能避免今后被格鲁门抛弃的可能。故从技术方面他们说，整个飞机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你格鲁门关起门来搞机头，与我后机身及机尾翼无关，那全机的气动力设计、外形设计、重量重心、载荷强度、寿命、结构和系统的工作怎么搞？

    佩莱哈克只得承认，要设计，必须知道全机数据，机头只是一个局部，但是政府不同意你们参与机头的设计，我们在文字上不能写，是否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曲折前进？

    针对我们的修改意见，贝林说：发动机和航电性能的评审，你们不能参加，所有的全机性论证你们都不能参加。

    李泽蕃反驳说，气动布局和全机重量重心我们当然要参加。李泽蕃引用莫部长给巴方的信说，如果只让中方负责向美方提供歼7M的资料，而不让中方参加全机包括前机身的设计论证，中国政府是不会批准这个项目的。

    佩莱哈克一听急了，说，早知道你们仍是这个态度，我就坐在家里，不必浪费时间到这里来了。

    李泽蕃说，我们从来没有向你们要发动机及雷达的性能数据。

    佩莱哈克“钓鱼”说，等到“佩刀”Ⅱ飞机出来之后，全世界都会要这飞机，那时，现在受限制的数据都会给你们。

    我说，现在我们只谈可行性研究阶段吧。

    佩说，整个飞机可分成许多部分，可以分别对待，如发动机、航电设备的外形尺寸我们是会给的，前后机身间对接各点的受力，我们是会给的。

    我说，飞机机身是个完整外形，要光滑流线，总不能一段一段搞。作为一个飞机的方案是要搞出一个完整的方案，我的看法是我们双方必须坐在一起做工作，光靠资料来往是不行的。

    陈金琰说，你要我准备给你的资料，但我不知道你的总体要求如何，我如何准备？

    一场混战之后，贝林被逼老实说：其实美国政府并不特别关心发动机、航电的保密，而最关心的是“佩刀”Ⅱ这样的飞机控制不住，如果一两年后，飞机就造出来了，中国要卖给其他国家，美国控制不住。前机身让巴方制造，中国马上就可以得到，所以现在机头的外形设计数据不能给你，除非到了1992年之后，1993年中国能生产“佩刀”Ⅱ，美国政府就不限制了。我一听，1993年？就感到这美国人恐怕是怕中国大陆空军的实力过早强大，涉及与台湾地区的实力平衡问题。

    为了改变谈判气氛，第二天继续谈判时，我方首先发言，从技术上找突破口。前天，我们从佩莱哈克的技术方案中挑出5个问题，由陈金琰发言，要点如下。

    一是“佩刀”Ⅱ再怎么改，也不可能达到F-16的水平，我们认为要实事求是，不能和F-16比；

    二是正常起飞重量加得太大，因此他们做性能估算时过于乐观了，而重量加得太大，机体要普遍加强，涉及范围较大；

    三是机头的外形和两侧进气的关系，机头大了往后使机身外形向内收，是不可取的；

    四是发动机安装钻山洞方式不行，往下放有个离地高度问题；五是机内油量要达到5700磅是不可能的。

    佩莱哈克听着听着，兴趣来了，连连说，你谈的问题很有趣，很值得关心。我们将来就是要一起研究，共同具体设计而不是想象一下就成的。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技术来了。最后他说，我希望“佩刀”Ⅱ能达到F-16的水平，可以对付米格-29，关键是我们双方如何诚意合作，坚持下去，达到目的。我们的政府是会越来越开放的。我父母是俄罗斯人，我在格鲁门已干了45年了，我们公司已成长了一支很好的设计队伍，F-14签了合同后23个月飞机就出来了。而“佩刀”Ⅱ光是说已20个月了，我是老了，我退休了，我自己干这个项目不想得到多少利益只是想促成它，格鲁门拿到这个项目，自己搞，是搞不出来的，你中航技拿到这个项目，自己搞，也搞不出来，必须双方合作，才搞得出来。

    李泽蕃接住这个思路接着说，我很赞赏佩莱哈克先生的说法，要双方一起合作搞，谁也离不开谁。

    13日下午继续谈判，转入讨论SOW，由我主谈。

    格鲁门SOW初稿，主要要求我方承担提供歼7M资料的义务，对我方参与的工作，只规定了13框以后的机体装发动机改装，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为此我谈了对SOW的修改意见，重点是可行性研究时我们要参加9个方面的工作：总体布置、气动力设计、外形设计、进气道设计、座舱布局、重量和平衡、机体系统安排、火控系统及外挂、载荷和应力分析。

    佩莱哈克一听，又沉不住气了，急忙说，政府的文件已规定，座舱、进气道、前机身是我们的工作，你们不能参加。至于外形，开始时，你们也不需要，以后会要的，也可以由我们提供吹风模型你们去吹。

    王承栋插话说，美国政府就是不让你们参加机头的工程设计，不能给外形数据。

    李泽蕃说，说明白一些，你们起草的SOW是以13框前后为界，一架飞机截然分开，而全机性的论证不让中方参加，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只有按屠先生提的9点共同工作，可行性研究才会有效率。

    佩莱哈克先生说，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贝林说，我们同意在TAA里原则性地说双方要合作好，但不能写实质性的内容，不能在书面上写，但以后可以给一些数据。

    我接过来笑着说，那是否我们两家底下再签个协议？

    贝林急忙说，不能这样干。

    佩莱哈克安抚说，尽管如此，我们不定期是可以挑选你们的工程师参加有关工作的。你们把有关的歼7M资料带来，我们一起干，如做外形工作、研究方向稳定性、安排油箱、改减速板。我们也会派人到成飞一起工作。

    我又出了几个题目给佩莱哈克，我说：歼7M原来是按苏联规范、苏联标准设计的。现在你们用美国规范、美国标准设计机头，这怎么协调呢？这是一个很具体，但很复杂的问题。第二，我后机身怎么改？只改发动机安装行不行？不行，因为全机的重量重心变了、载荷变了、外挂物变了，而且还有巴基斯坦方的疲劳寿命要求，这后机身和机翼结构不按这些全机性变化来改进是不行的。第三，即使你们可以给一些资料和数据，但光靠双方交换资料，怎么做设计论证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双方的工程师坐在一起干，在论证阶段，我们中方派出有当场决策能力的15名工程师去与你们一起工作，这15名是最少的了。

    佩莱哈克回答说，我们双方对对方的规范都不太熟悉，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原则上适用就不必改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我们只做估计的工作，不做详细的设计，有些强度、寿命的问题，可以分阶段来做。至于去15名工程师，我不同意你一起去，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带资料的情况来定。

    14日继续谈时，李泽蕃建议先从技术工作需要上来谈，把美国政府的限制撇开。他说，佩莱哈克先生是设计专家也是权威，屠先生、陈先生是设计专家，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从技术上谈，谈得拢。

    佩莱哈克说：对，我们昨天晚上忙了一晚，很伤脑筋。听了屠先生提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我理解成飞要了解我们如何干，也要从中学到技术，这我们支持，但关键是不要找政府的麻烦。你们要派人参加，派多少人我不关心，关心的是要派最好的人去，带什么资料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事搞成，使大家都满意。

    谈来谈去，格鲁门终于同意我的建议，把附在TAA后边双方互相给对方的资料清单取消，改为由双方工程师讨论决定。

    关于SOW内规定我方参加的工作范围，采取我们坚持，孙总出面友好让步，最后定为5个方面的工作，把进气道、外形设计、气动布局、座舱布局及火控去掉，增加一个其他需要的，作为格鲁门的口头承诺。

    条款共留了6条。这里有两个目的，除我们可实际参与格鲁门更多的研究工作外，也将向巴方表示在可行性研究中我们不仅只供给资料，而且我们的工作量也不小，因此在可行性研究中，我们须收取合理的费用，以否定格鲁门在过去对巴方谈的话；中方没有什么事要做。

    在SOW中，我们还争得了全面参与论证、评审、派联络组长驻美国的权利，这里的所谓论证包括了技术方案论证、进度安排论证和研制费用及单价的估计。

    关于TAA的内容，经过谈判，格鲁门最后同意我们的修改意见主要有：

    ①法律性条款，应两国对等，包括TAA也须经中国政府批准。

    ②有费用问题，但是由巴方来定付款方式。

    ③双方资料交换，并不意味着专利转让，而是各自保有所有权。

    ④双方工作以英文为准，取消要我方同时送一份中文稿给美方的条款。

    ⑤此TAA要与中巴双方达成理解备忘录生效之时同时生效。

    这第⑤点，是为了把巴方拉入中、美双方的TAA之中，我们需要巴方正式落实“佩刀”Ⅱ可行性研究以最后决定由格鲁门做，并且答应由巴方向我方支付研究费用，此外，美方还答应TAA中引用的美国法律条款，其原始出处———美国联邦法律有关章节立即传真一份给我们。

    中航技和格鲁门公司间的TAA，由我和陈金琰草签后，正式文本由李泽蕃和贝林二人于1987年1月23日在北京签字。

    1月15日又是巴方代表团来北京的日子，我代表中航技去首都机场按贵宾规格接来了巴国防部生产部麦索德少将、巴空军萨里姆上校和卡姆拉基地的夏以勃中校一行。麦索德是穆斯塔法的助手，这次被授权来谈合作。夏以勃是空军中校，但卡姆拉基地是属国防部生产部系统的，不属空军领导。

    16日上午孙肇卿总裁与我们一起出面会见巴方代表团，除巴国内来3人外，其驻华空军武官拉扎上校、技术武官伊家兹上校也参加了。

    会见开始。麦索德少将首先表示此行的目的，是要与中方建立起一个军用飞机紧密合作的关系来。他说巴政府对“佩刀”Ⅱ项目一直很重视，上次国务秘书穆斯塔法访华回去以后，即向政府做了汇报，这些后来在给莫文祥部长的信函中都反映了。

    孙总接着表示说，我们政府也很重视“佩刀”Ⅱ项目，许多事情我们向部长汇报，部长向政府汇报了。这次格鲁门来首次谈了技术上如何合作，现在已经谈了4天，他们谈的技术方案只是初步设想，时间不够，且他们对歼7M不很了解，我们屠先生和他的工程师，向格鲁门提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佩莱哈克先生已表示回去以后将对此认真予以考虑。

    另外还讨论了中美之间在技术工作上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焦点是中方能否接触机头的技术，得到一些机头的数据。我们认为中方必须了解机头的情况，才能在工作中保证飞机是好的。经过双方讨论，一并归纳出9项内容，都要双方在一起紧密合作，否则飞机就设计不好。佩莱哈克同意这9方面必须要合作好，但其中4项他认为写在纸上有困难，美国政府不会批准，因此最后决定用一条“其他需要的”来代替，中方做了让步。佩莱哈克先生一再说，孙先生，只要政府一批准开始干，我们有些数据是可以给你们的，你要相信我们，这些不必写在文字上。

    现在你们来了，我们双方之间要讨论的问题是：

    ①巴方是否已最后决定由格鲁门一家做可行性研究？因波音公司1月19日要到巴基斯坦去，我对此还不清楚。我们与格鲁门之间的TAA，下午给你们看，你们说可签，我们就签。

    ②我们与巴方的关系怎么办好？格鲁门说我们技术上与他们合作，经济上则与巴发生关系，我们与格鲁门间没有经济关系。而我们理解格鲁门是总承包商，我们是子承包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我们都与格鲁门发生关系，这是国际上的惯用办法。但格鲁门说要分开处理，我们感到很难。因为巴方不知道技术上的难处，我们与格鲁门讨论后，还要与巴方讨论，太复杂了。

    萨里姆插话问，这是指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还是原型机阶段？孙回答说，是可行性研究阶段。这阶段中方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花钱，还有出差费用。至于原型机阶段，中方工作更多了。

    萨里姆说，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成飞没有很多实际工作。

    孙说，这方面成飞下午将向你们介绍。孙接着说，我想巴方这次来，要解决3个问题：①我们和格鲁门之间的TAA内容是否合适，是否可以和格鲁门签字？②整个项目中，我们和巴方的关系要讨论定下来；③在技术上，我们已对格鲁门的初步方案提出5个方面的意见，你们看如何。另外，你们还应到成飞公司去看一看。

    麦索德少将听完，诚恳地说，非常感谢孙先生详细介绍了与格鲁门的谈判情况，我非常欣赏孙先生说的主要往前看，也感谢你们说，由哪家做可行性研究由巴方决定。我想，总的原则大家是了解的，原来是想由格鲁门、波音两家来做，但空军要一家做，原因孙先生知道。现在波音将于19日去巴介绍，可能有些新的内容，所以哪家做可行性研究，尚未最后决定。

    关于你们与格鲁门之间的关系，有些在书面上不能写，但必须有其他的保证。我们的经验是，一旦轮子转起来，问题就会发生，故即便不写在文字上，也得有其他保证。

    孙解释说，我们本来希望他们董事长给我们写封信，佩莱哈克说，全世界无保密的可能，我们为此谈到死胡同里去了，最后只好让步。

    麦索德接着说，下午听了你们的详细介绍后，再研究。这“佩刀”Ⅱ项目很重要，如果以后发生了问题，不好办。

    孙建议说，下午介绍以后，你们明天再和格鲁门谈谈。

    麦索德友好地说，我认为不管格鲁门如何，中、巴关系是高于一切的，我们非常尊重中航技的让步。

    孙澄清说，因你们心里想的是格鲁门一家做，我们因此对格鲁门让步。

    孙接着说，格鲁门一开始有误解，以为中航技要争生产份额，这次来，我们说清了，我们完全听巴方的，巴方要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如生产机头或更多一些的，我们尊重巴方需要。

    麦索德说，谢谢你，很高兴知道你们的意见，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在卡姆拉，没有你们的支持，是不行的，发展K-8飞机，也是在你们的支持下。

    孙诚恳地说，我们总的方针，是支持巴方发展航空工业，巴方要干什么，要我们帮助什么，我们都全力支持。

    最后孙说，下午再详细向你们介绍，晚上请你们吃饭，以后有机会见见我们莫部长。

    麦索德说，也得认识一下莫部长。

    下午孙总不参加了。由我向麦索德少将一行介绍我们与格鲁门谈TAA及SOW的情况，再由陈金琰介绍我们对格鲁门初步方案的5个方面意见，李泽蕃同志又补充说了过去一年来格鲁门的不正常关系和美方对我们的限制。李说，我们了解，因为发动机及航电，美方只向巴出口，所以飞机不能在中国装配，另外，巴方打算生产机头，所以我们也不打算生产机头，但是一些技术问题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格鲁门说的限制越来越多，这里混杂有美国政府的限制，也有格鲁门公司自己的限制，这样工作就不易做好了。我们绝没有想通过“佩刀”Ⅱ项目来向美国要到高技术，我们只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从技术上、在口头上，我们说格鲁门都同意，但一到文字上，格鲁门就强调限制了。明天在和格鲁门谈时，是否进一步澄清一下。

    麦索德仔细地听了全部介绍以后说，感谢你们介绍得很好，有了你们这几天谈的基础，我们与格鲁门再谈，就好办一些。“佩刀”Ⅱ项目没有我们三方面很好的合作，是进行不下去的，而且好的合作关系要长期保持下去，不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一些问题，就不合作了。

    关于三方的关系形式，麦索德说，巴、美间有TAA还有合同。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中、美之间只要有TAA，中、巴之间有个理解备忘录即可，到了第二、第三阶段，则都必须有合同才行。

    我们表示，这一切都听巴方的，因为巴方是项目总管。麦索德最后表示感谢说，首先是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们的合作也都是为了促进这种友谊。

    晚上，孙总出面宴请，我们陪同，边吃边谈。麦索德在席间透露说，在格鲁门和波音两家公司中，巴政府的确未定最后由哪家合作；又说必须中止与F-16对比的提法，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另外，他又说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佩刀”Ⅱ之前，巴政府拟先买一批歼7M，国防部认为可以定了，空军则尚未定。孙说，是否先少买一些？麦索德说，要买就买55架。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第二天上午，巴方与格鲁门谈。

    下午，我们先与巴方谈，巴方交给我们一份理解备忘录的稿子。之后，又请格鲁门的贝林、罗默、王承栋来三方一起谈。这里主要涉及我们与格鲁门的TAA现在签不签的问题，我们认为因巴方对哪家公司合作尚未定，我们与格鲁门不能先签，格鲁门则认为他手上拿不到我们签的TAA，不好赴巴签巴、美合同。巴方从中调解说，TAA是从属于巴美合同的，合同不生效，TAA也是无效的，故中方可先签。第二个问题是这阶段的中方费用，究竟是美方付还是巴方付，这问题不明确，中方也不能签TAA。这又涉及巴方了，麦索德推辞说，钱的问题，巴方管财务的人没有来，我在此不能定。于是三方一场混战，最后还是定不了。

    第三天，1月18日，我为主谈，与巴方谈中、巴之间的理解备忘录（MOU）的修改意见。我要求在MOU里写入SOW，表示中方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因此向巴方要钱是合理的，巴方坚决不同意在MOU里附上SOW。当然这实际关系不大，关键是谁向我方付钱，明确即可。下午孙总又出面，我们向巴方要50万美元，麦索德要中方向格鲁门要，要他从巴拟付他的150万美元中扣出来给我们，这当然被顶住了，老美已吃到嘴里的肉，岂能挖得出来？

    19日，完成了我与格鲁门的TAA最后修改稿以及与巴的MOU稿，只留下一个谁应付我方钱的问题。孙建议在麦索德少将一行20—22日赴成飞参观完后返京时再研究，时间上缓冲一下，大家也就同意了。

    我与中航技王大伟同志研究了向巴出口55架歼7M型飞机有关问题之后，就与陈金琰一起陪同麦索德少将一行返厂参观。临行前，我和陈一起正式草签了与格鲁门的TAA稿，代表厂里向中航技正式表态。

    21日麦索德少将一行3人进厂参观。在来成都的飞机上，我们已听到巴方悄悄在议论这次去看看，50万美元值不值得。因此进厂后，我们尽可能地让他们看我们已做的工作，包括两侧进气全机1∶1的金属样机，有关方案的图纸资料、吹风模型，以及两侧进气道的1∶1木质模型等。在参观中，我们告诉他们“佩刀”Ⅱ飞机的改动工作量是很大的，但我们成飞有能力自己改飞机，如果美国人卡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要发动机和航电。我们还告诉他们，为了搞“佩刀”Ⅱ，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与美国人合作搞可行性研究，必须双方的工程师在一起合作，仅靠互相给资料，是万万不行的。

    参观完后，夏以勃中校说，在北京谈了7天，不如今天看了半天收获大。麦索德少将说，百闻不如一见，100张格鲁门的图片，不如到这里看一看成飞的实物。

    这些话分量都不轻，我们感到50万美元大有希望，下午送巴方离厂后，我立即向孙总挂了长途电话，把巴方在厂参观及观后的反映告诉他。孙在电话里说，巴方安排22日返京后先到使馆去，估计是关于付我方费用的问题，他国内会有消息来。

    23日上午，孙总给我打长途电话说，成飞这次给巴方做的工作，效果不错，巴方回京等了一天，今天上午已签了字，关于向我方付款50万美元的文字已保留下来未再修改，只是具体支付条款，他们要回去向国防部汇报，2月份再来定。他们要我们写出一个工作费用的预算，多少人多少工时，然后分四个阶段付款。当然由此看来，波音公司没戏了。

    下午，李泽蕃又给我打电话说，这次幸亏有成飞的合作和帮助，总算谈成了。与格鲁门的TAA已正式签字，并同时向贝林交了一封孙总裁致格鲁门董事长的信，说明了由中方负责“佩刀”Ⅱ的风洞试验的责任并且建议在TAA经双方政府批准后，立即举行工作会议以便安排整个工作，李还要我立即提出一份5个月可行性研究的预算费用，要电传给巴方。

    这一轮关键性的谈判，以最后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圆满结束。除了立即可到手50万美元（我们内部商定，45万美元直接给成飞）外，我中方有希望在这笔12亿美元的军机买卖中得到3亿~4亿美元的份额。

    在向谢明、侯建武、杨宝树等有关领导汇报这一轮艰巨的谈判时，我谈了几点看法：

    ①一切事情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我们抓紧做歼7CP方案，提前做自己的工作，强壮自己的力量，要与国外合作是很难的，是谁也帮不上忙的。

    ②今后，与格鲁门合作，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会很尖锐，我们成飞要守得住，攻得出。守得住即确保我们“佩刀”Ⅱ项目中的已有的分工和份额；攻得出，即尽量扩大拿得到的技术收获。

    ③要立即做中、美合作的一切准备工作，现在面临的形势，不仅技术难（技术上必须显示我方的实力），而且斗争难、语言难，要逼着我们的技术队伍素质有个大的提高，也必定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成长起一批国际技术合作和办外事的人才来。

    三方合作“佩刀”Ⅱ可行性研究

    1987年2月6日，我接到中航技的电话，告知格鲁门公司8人及巴方3人将于2月16日一起到成飞，与中方开“佩刀”Ⅱ项目的第一次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可行性研究的总体安排。巴、美间的合同及TAA已于1月27日正式签字。

    2月12日，莫部长代表我国政府批准了中、巴间的MOU及中、美间的TAA。

    在做了准备工作后，13日，我们向谢明、侯建武做了汇报。15日部军机局马承麟和朱荣章，中航技李泽蕃、牛新棠先到，与我们一起研究了工作会议的准备。总的估计，美方是以来要资料和看飞机为重点；我们则以显示我方实力，占住在“佩刀”Ⅱ中应有的分量为主，在细化五个月可行性研究工作安排中，要落实我们的人如何去参加。

    17日，三方工作会议在成飞8号楼开始。成飞总经理侯建武在会议开始时会见了全体外宾。格鲁门公司实来7人：佩莱哈克、项目主任罗默、技术主任弗尔斯、王承栋及三名主管工程师（总体、气动、结构方面），本来有一位重量级工程师，因故未来。巴方三人是：巴空军萨里姆上校、卡姆拉基地夏以勃中校、伊夫铁卡少校。我方除北京来4人外，成飞14人，即屠基达、杨宝树、陈金琰、沈泳沅、邱普达、宋开基、陈嘉琳、吴绍端、黄卿祥、张志远、王月新、许振阁等。中方全体人员，对外均称中航技代表。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国和这个还不甚了解的超级大国第一次搞军用飞机合作，谁也没有经验，所以只能详细地做准备工作。我召集有关人员反复开会，尽可能把问题设想到，包括他们会要什么资料，我们用什么形式给他，如果属由我方分工的工作，则可借口不给他；我们要他什么资料，要详细地列出来。一切都要以万一可行性研究失败我方不会受到过大的损失为前提。

    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不要放在技术方案上，那将是今后五个月工作的事，他们要资料，可以先给一些，但主要靠我们的人带走，既便于灵活掌握，又提高我方去人的分量，因为目前还不知道格鲁门与我方合作的诚意如何，也不知道他们的可行性研究深到什么程度。

    三方会议礼仪性的活动过去以后进入实质性阶段。佩莱哈克说，我们双方签的TAA包括SOW，已经美国政府批准了。过去华盛顿有许多人说这件事办不成，现在终于办成了，不容易，这也取决于中方特别是成飞所做的巨大努力。现在，“佩刀”Ⅱ项目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可行性研究做得好不好。首先我们双方要建立起互相信任、共同合作好的关系，否则很难搞好。当然，我们格鲁门公司总的指导思想是必须遵守美国政府的规定准则，否则，项目都难存在了。

    接着佩莱哈克介绍他带来的专家说，他们都是拔尖的人，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多年锻炼出来的。弗尔思先生今后将在“佩刀”Ⅱ项目的技术上负总责，他善于和国外合作，过去搞总体出身，F-4、“湾流”飞机的总体都是他搞的。

    以后，佩莱哈克介绍了他的“佩刀”Ⅱ方案大致设想，我们介绍了歼7M的情况。下午去车间参观飞机部件和整机，他们特别仔细地看了前机身的进气道、发动机舱和后机身结构。

    三天的谈判，最重点的是今后双方的工作内容和分工。这里有技术性方案工作，包括飞机的结构、电气能源、机械系统、航电、推进系统和动力装置、燃油、环控、座舱、武器等；还有项目的组织工作如安排各种地面试验、飞行试验，制订项目的组织工作如安排各种地面试验、飞行试验，制订项目进度网络，分析项目成本和研制费，控制飞机的可靠性、维修性，安排综合后勤支援、人员培训，组织生产和工装工具准备等方案。1月份格鲁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初稿，我们回来详细研究后，这次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改稿，然后坐下来逐项讨论。对每一项任务都区分出是由格鲁门负责还是成飞负责或双方共同负责。格鲁门的初稿，五个月的可行性研究共有145项任务，其中，由格鲁门负责的64项，成飞负责的11项，双方共同负责的70项，由此可见格鲁门认为成飞的工作量不大，以双方共同负责诸项各占50%估算，格鲁门的工作量为68%，成飞的工作量为32%。经过我们修改并和他们逐项讨论一致后，这个任务分工表改为总任务共185项，格鲁门负责35项，成飞负责19项，双方共同负责131项，折算后双方工作比重分别为54%和46%。这个修改和讨论，涉及我们今后工作的参与程度和工作的份额，谈判当然很艰巨，但结果是很成功的。

    除了细化工作任务和明确分工责任以外，还讨论决定了五个月工作分为三个阶段，每6周为一个阶段，每阶段完了都有一次评审。评审时三方均有权威人士参加，巴方将由巴空军计划助理参谋长法鲁克少将率人出席，并以巴方名义邀请美国空军派出评审代表。

    双方要求对方提供的资料清单也逐项进行了讨论，我方第一批飞机性能数据和飞机油量分布，当场交给了格鲁门。

    双方还一致同意巴方萨里姆上校的建议，“佩刀”Ⅱ项目可行性研究自3月9日在美国开始。

    双方又讨论了今后资料传送和通信的办法，我们该去的人的专业、英语水平等。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备忘录。

    谈判中空出一天，我和陈金琰一起陪着格鲁门的客人去看了乐山大佛。在庙里，佩莱哈克双手合十虔诚地拜了佛，他不会是佛教徒，但是否在默默祈祷祝愿“佩刀”Ⅱ成功，我没有当场问他。

    21日美、巴双方客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成都途径北京回去了，送别时说，大家在长岛再见。

    1987年3月9日，我们一行10人，为开始合作“佩刀”Ⅱ项目，自首都机场乘中国民航班机赴美。与我同行者有部军机司的马承麟，中航技的牛新棠，成飞的陈金琰、沈泳沅、邱普达、郑维川、吴绍端、黄卿祥、刘明树。出发前，孙总代表部外事局指定马承麟副司长和我领队。

    波音747飞机先飞到上海，下午5点再次起飞横渡太平洋直飞旧金山，我们在上海办了出境手续。上海至旧金山航程10550千米，只在空中飞行10小时20分，波音747巡航速度没那么快，据说是因由西向东飞有顺流的高空风，风速达100千米/时以上。飞机上乘客不多，按老经验，我们离开原座位去后舱抢个整排空座抓紧时间睡觉，为减弱时差感觉做准备。可惜我只睡着了两个多小时，十一点半，大家即被巨大的颠簸弄醒了。北京时间十二点半，天已大亮，不知何故，大家都无睡意了。

    当地中午我们到达旧金山国际机场，过了关，入境了，换乘美国西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又飞经盐湖城，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这时还没有上海直达纽约的航班，只能换乘。西方航空公司这班飞机是国内航班，用的是波音727飞机。盐湖城可能真产盐，在飞机上看湖的四周白花花的一大圈，相当大的区域内寸草不生，都是黄土。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格鲁门的王承栋先生和公司的接待人员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已找好的旅馆。这时已是纽约时间的上半夜，但坐在车子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看去，其繁忙程度比英国要高一筹了。

    我们住进旅馆，洗澡躺下，已是当地时间午夜两点。冬季时间，纽约与北京相差13小时。

    3月的纽约，天气还很冷，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比北京冷，幸亏我带了一件羽绒服。我们睡了几小时，早上起来，外部一片洁白，原来沸沸扬扬正在下一场大雪。第一次到美国，我们都有些兴奋，还冒着严寒出去以雪景为背景，拍下了在美国的第一张照片。

    我们住的旅馆和格鲁门公司总部所在地，笼统说是纽约，但实际是长岛。纽约州下属的长岛市已非纽约市管辖，只是紧靠纽约市昆士区罢了。日程安排中，上午要大家休息，解决时差，下午才去格鲁门公司。

    10日下午格鲁门公司开车把我们接到位于长岛佩斯丕奇区的公司总部。由佩莱哈克给我们介绍这周日程安排，今天是星期二，美国是五天工作制，这周只剩下三天了。

    接着由罗默介绍格鲁门公司的情况。他说格鲁门公司有三万员工，一半为电子专业人员，其中有2000多计算机专业人员，除对内为公司各部门服务外，对外还为金融等行业服务。工程技术人员有3000人，其中飞机设计人员有1000人；现在年销售额为20亿美元，除生产飞机外，还生产航天产品（第一个登月车即是格鲁门生产的），也生产民用产品，如大客车、消防车、铝合金游艇等；还进行核聚变方面的研究。公司成立以来，已生产了33000架飞机。公司总部下边有十个分公司，飞机分公司即其中的一个。飞机分公司下边有一个先进项目部，由分公司副总裁悉密那拉主管专管X-29、先进技术战斗机等项目，现在“佩刀”Ⅱ项目、歼8项目都是在他管辖之下。刚建了一栋45号楼，专门为“佩刀”Ⅱ项目盖的，中方和巴方以及格鲁门抽出来搞“佩刀”Ⅱ的人员，集中在那里办公。这项目有安全防范限制，房间分隔开的，内部不能乱窜，也不要到外部去走动，只能在楼内。格鲁门公司生产的飞机是海军用的，也是海军负责安全保卫，搞得不好，他们要干预。

    最后的几句话，把我们搞得阴森森的。保密，我们搞军工的包括与国外合作，也算经历过，现在究竟如何，只好走着瞧。怪不得刚才进总部大门，在接待柜台前登记、领取访问者牌子时，那警卫要求每个客人把公文包打开给他看一看，这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他是要看有无照相机，还是有无武器炸弹？

    3月11日，格鲁门公司用车送我们去参观下属的卡尔文登工厂，佩莱哈克及罗默陪我们去。这是一个总装和试飞厂，在纽约州长岛的东边端头。我们的大客车一路在高速公路上急速行驶，感觉到这个长岛真不小，好远啊。离地处长岛的佩斯贝齐有50英里远的这个工厂，装配的都是舰载机，试飞时，飞机从跑道上一滑出去，就是大西洋了，他们的专用试飞空域就在一望无际的碧海之上。

    工厂主管们向我们介绍情况以后，就开始参观车间。他们的总装线上可同时装十五六架飞机。首先让我们看的是佩莱哈克的得意名机———变后掠翼重型舰载战斗机F-14，这种飞机现在月产2架，部件是大河工厂运来的，但还有6000多项零件在这里装配。F-14总装完后，由公司试飞员试飞三架次，海军试飞员试飞两架次就可以出厂。

    双座双发双垂尾的F-14，是敞开给我们看的，公司还专门派人给我们拍参观照。

    工厂又带我们参观了微波暗室，暗室很大，整架F-14可以用吊车悬空吊入室内进行电磁测量，据介绍10年前建此实验室花了500万美元。

    又去参观了试飞站，站里有两条跑道，分别长10000英尺[3]和7000英尺。有一座室内飞机试车台，各种飞机可在室内试车，飞机尾喷流向后喷出的通道向上折出45度角，向外部排放，内部噪声仅90多分贝，室内有巨大的换气机，每秒钟可换气三次，室内试车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环境的噪声污染，并可用计算机测试飞机参数。试飞站塔台，有一套遥测跟踪系统，本地试飞在离基地27英里上空，还可在距此数千英里之遥的加州爱德华机场试飞，由25000英里上空的同步卫星传输飞机上的全部测试信息，两地间的遥测信息传输时间为0．25秒。

    参观期间，中午由工厂领导出面宴请，晚上由王承栋陪同，赴佩莱哈克家中，他请我们赴家宴。

    佩莱哈克的家也在长岛，离公司不远，靠近海边。据介绍，这一带都是较富有的住宅区，果然一路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和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草地，空气异常清爽。佩莱哈克的住宅，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房子四周照例是一片草地，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房子已经比较旧了，因天气还比较冷，进得门去，到了起居间，还特地用壁炉烧木柴烤火，让我们感到别有情趣。因为平时用暖气，壁炉是闲置的，地下室里，楼梯旁有一个小酒吧，陈列着各色酒，围有小型的高柜台和圆凳子。还有一个佩莱哈克的工作室，玻璃柜里陈列着佩莱哈克的各种荣誉纪念品。20世纪70年代主持搞出F-14这种高水平的飞机，佩莱哈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中国客人共有10人，陪同王承栋一人、主人3人，佩莱哈克夫妇和住在其他地方的女儿一起来接待。在餐厅里14个人围着一张大西餐桌，吃的当然是地道的美国食品，包括最后的甜食苹果糕在内，全是佩莱哈克的夫人和女儿动手做的。对这些洋味，我虽然不太喜欢吃，但大家情绪很高，带酸味的葡萄酒也不在乎，因为主人全家热情待客，有人情味———到美国第二天，即到家里做客，我们国内做不到。

    第二天，12日，公司安排我们去参观另外一个工厂———大河工厂。

    工厂招待用餐后，由格鲁门公司国际部的地区经理美籍华人保先生陪同，去看房子，我们不可能长期住旅馆，太贵，吃饭也不方便，必须找一处合适的最多可住15人的家庭住房住下来。看了两处长岛的住房后，回来的路上一路雨雪交加，我在车中想，在美国生活，如无汽车，必然十分狼狈。晚上飞机分公司总裁卡洛拉里博士宴请我们。

    13日在参观前掠翼试验机X-29之前，罗默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前掠翼的气动特点。

    看X-29飞机的主要目的，是它机身内装了F404发动机，后机身是下部大开口的，其技术可引用到“佩刀”Ⅱ上来，增加我们的感性知识。

    看完X-29，我们还顺便看了这个就在格鲁门公司总部边上的工厂，主要是零件制造和组合件铆装生产线。在X-29飞机停放处的邻近，一个航天飞机的巨大机翼，正直立在装配型架内做装配工作。

    中午，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先生宴请我们。我向他转交了成飞董事长谢明给他的信。我国驻联合国军参团张团长也应邀出席了午宴。

    格鲁门公司给我们安排的3天参观和接待，其比较开放的姿态，初步给我们一个“有合作好的愿望”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批中国人在这个公司看到那么多。

    过了星期五，周末这两天国际部的保先生也给我们做了安排。星期六带我们去曼哈顿参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中心。

    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是两栋一模一样正方截面的110层高楼，差别是有一栋楼顶有电视天线塔，另一栋没有。可供游览的是没有电视天线这一栋。整个楼表面全是不锈钢和铝构架和厚玻璃装配成的。没有可开启的窗，是全封闭全空调的。进去参观的人很多，购票每人4美元，我们在二楼大厅里排队，排了十几分钟才进入可容30人的大电梯。分两个梯登楼，第一次是2楼至78楼，换一个电梯，由78楼至107楼。电梯很快，最大上升速度32英里/时，即47英尺/秒，但在加减速时又感到过载不大，也就是一两分钟，我们就到了107层的游览厅。厅中间是小商场及饮食店，四周全是看外景的，从这里看纽约市全景，包括海湾和哈德逊河、自由女神像、曼哈顿高楼林立的市区、远去的长岛等，一览无余，确实壮观。由此再登楼梯上至110层上边的楼顶台面，人一下子暴露在空中，感到风很大，得用手紧紧抓住四周筑有的铁栏杆，才可放心看风景。在这纽约之巅的楼顶上，我忽然想到：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总要有一些足以自豪的东西给人感受，世界贸易中心恐怕就是其中之一，可惜不知道谁构思设计了这件杰作。

    6年之后，有人在世贸中心地下车库搞了一次爆炸，全楼震撼并停了电，全楼办公的人要靠双腿逃离这座楼，其狼狈相也就可想而知。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这两栋高楼夷为平地，参观过的印象已成绝唱。这当然是谁也想不到的。

    星期天，下午去看了一处公寓房，条件还可以，决定明早撤离旅馆搬来住。这里是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小区柏克来街144-146号，本是四机部买的房子，包给一位华人经营的。我们住二楼，附近有商店，可自己开伙。另外我们还包租了一辆面包车，请了一位司机，接送我们上下班。

    16日，我们开始了正式办公，我们到新建的45号厂房上班。这是一栋平房，已给我们安排了四间小办公室，我和陈金琰一间，就在项目经理罗默的办公室隔壁，老巴萨里姆上校的办公室在我们对面。安顿好了以后，三方的主要人员在会议室一起照了一张相，表示“佩刀”Ⅱ可行性研究正式开始。

    然后三方负责人在一起，由美方技术经理弗尔斯主持，讨论今后的工作安排。5个月的工作，分成3个阶段，前6周为第一阶段，先用3周时间，讨论决定8个技术方案。每一个阶段完成后进行一次评审，最后完成最终报告。美方着急的是我们带来的资料数据，因为没有我们正式的歼7M飞机数据，他们的一切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会上我们当场给了他们第一批整理过的资料，他们大为高兴，双方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到了办公室，我们果然发现美方技术人员的办公室在一道密码锁的门里边，门上还写着“外国人不能入内”。老美们拿着我们的资料就进去了，只有在他们需要和我们讨论时才出来。这当然很别扭，怕我们学了他的技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只好有意在提供资料时一点一点“挤牙膏”给他们，好在可行性研究以美方为主，一切责任都由美方承担。

    三方领导的碰头会，每天一次；有了决定或计划，都有打印文件互通；讨论，并不真的集思广益，而是某人有准备地说一通即完，我们得逐渐适应美国人的工作方法。

    关于可行性研究的深浅问题，弗尔斯给我们的回答是可深可浅，看钱多少。这句话看似含糊，实际倒是实情。原来格鲁门公司内部都用钱来管理。他们把整个可行性研究工作进行分解，大致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分解成若干项任务，每项任务又分解出若干细目，排出工作进度，这就是所谓工作分解结构（WBS）吧。然后以各项任务作为计算单位，有任务编码，有预算金额，安排工时费用，再按完成日期决定采用人数，工作也就“计钱吃面”。他们把[4]50万美元按30万、40万、40万、40万美元分阶段使用，抽工程师来做工作，做完一项，就写出书面报告，其费用就支掉。这样，多，就可多花工时，做得深些；少，也就只能做得浅些了。看来我们要学会这种管理艺术。我们曾想他们给我们一个其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样本，但他们没有给。关于评审工作如何进行，我们一时也没有摸清。

    1987年3月18日，通用电气公司的张维先生自己开车来格鲁门公司，把我和马承麟、牛新棠3人接走，去参观他们的F404发动机。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集团所属的林恩分部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离美国东部名城波士顿不远。张维先生原来长驻北京，曾两次陪同他的上司来过成飞，算是老朋友了。他现已回美国，在林恩的航空发动机集团的海外业务部任副总裁，负责亚洲事务。向“佩刀”Ⅱ推销F404，正是他的业务。他早上开车出来，下午到长岛，三点钟在格鲁门公司请我们坐他的车上路。

    车子由295号高速公路转入贯通美国南北的95号高速公路，穿过康涅狄格州到马萨诸塞州。开了半天，一路上看，没见路旁有任何庄稼，都是树林和草地。也怪，美国人不种粮食还是土地太多了。4个多小时后，到了福尔立浮，这里是张维的住地，他要我们在这里吃晚饭，并拜访他的家。原来张的岳父在那里开了一家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的大型中餐馆，名叫中国皇家饭店。这饭店气魄甚大，装饰得古色古香，而且有很多单独的厅。车到饭店后，张引我们去见了一下他70多岁的老岳父，然后我们在事先已准备好的一个单厅里吃了顿丰盛的与一般美国中餐馆大不相同的中国饭。饭后，开车去他家里。

    离开他家，就往波士顿，约一小时到城区，张又带我们夜访波士顿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当时已是晚上11点，哈佛大学已冷冷清清了，而麻省理工学院则灯火辉煌，匆匆来去的人仍很多，可见两个学校的校风完全不一样。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房24小时不关闭，我们去参观了图书馆；果然一切照常地开放着，学生在阅书的、借书的、自己动手复印资料的仍很多。图书馆中有一个“一面体”的艺术雕塑，很新奇，我们分别照了一张相留念。我参观麻省理工学院内心有一些特殊心情，新中国成立前我进上海交大，当时学校有些师生很崇拜麻省理工学院，自称上海交大为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这次算无意中“朝了一次圣”，至少表面看，刻苦学习的气氛不一般。我们路经教学楼走廊时看到，各种学生们手写的活动布告和广告贴得不少，我心想当年上海交大的上院可能就是学了它的。

    出了学校，张维继续开车，大约20分钟，他把我们送到林恩附近的一个旅馆住下，已12点多了。这一天，不，实际是半天，张维给我们的安排，够紧张的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张维带我们吃了早饭，就去GE公司。路上张说，他每天自家里开车出来上班，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早上6点多就上路了，有时一边开车一边吃点东西就算早餐了。从这个城市每天到另外一个城市上下班，于我们是不可思议的。

    到了GE公司，航空发动机军用项目部林恩先进项目的总经理黎茂（张维介绍说他是F404之父）、F404项目的发展经理塞波等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F404的情况，并带我们去装配车间看了发动机，又去看了试车台。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整个发动机犹如一件精雕细刻的艺术品，涡轮外环以前都是高温不锈钢的机加件，外环以后也不是钣金件而是钛合金数控机加件，全身一色的银白色闪闪发光。装在发动机左侧的电子控制系统盒子只有一本32开精装书那么大，很是精巧。参观完毕，为了优待贵宾，他们特意让我们在一台完整的发动机前合了一个影。

    总经理黎茂说，F404发动机已生产交付1250台，主要是F-18用的（每机双发），正在4个国家服役。还有些新飞机如X-29、F-20、JAS．39，也用F404。F404是可更换单元体设计，无定期维护和大修的概念，而采用视情维护，发现问题，更换单元体即可，不必调整和试车。一般概念，热部件的寿命为2000小时，其他部件寿命为4000小时，实际统计的可靠性，每1000飞行小时，从飞机上拆下的维修次数，已从1980年时的14次，减少到1986年的少于2次。因此航空母舰上不必准备备份发动机，只要有一些备份单元体即可。譬如某艘航空母舰上，有两个中队（48架）F-18，在7个月时间里，只累计从飞机上取下14台发动机，其中13台就在航空母舰上修好，只有一台返厂修理。

    我问黎茂，用他的F404发动机，飞机是否必须改成后机身下部大开口的？他说，从维护上考虑，因为发动机是高可靠性的，所以没有必要费大功夫去把飞机的后机身改为下部大开口的。他说，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格鲁门公司转告巴空军，请他们放心。

    谈完到波士顿吃了中饭，张维带我们去参观市容，并上50层楼的“空中行走”游览厅俯瞰全市，在上边边喝咖啡边等普·惠公司的人来接我们。原来张维先生事先与普·惠公司的人约好，两点半在这里把我们3人交给他们。

    GE公司和普·惠公司是一对航空发动机竞争对手，在“佩刀”Ⅱ项目上，大家又都争开了。GE公司要把F404列入“佩刀”Ⅱ，普·惠公司也要把PW1216推荐给“佩刀”Ⅱ，只是后者优势不大，前些日子已经基本明朗了。但是从商业道德出发，这两个公司的销售部门之间，还是互相支持和有风度的。他们与我们相处时，从来不评论竞争对手的任何事情，这次接待也是他们之间互通情报自己商定的。普·惠公司已明知处于劣势，也还要做最后的努力，在我们3个中国人身上做工作。

    3月19日下午两点半，普·惠公司的人来到波士顿“空中行走”游览厅按时接我们，我们向张维再次道谢后，上了普·惠派来的汽车。车行两个半小时后，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我们被安排到事先定好的旅馆每人一大间住下。晚6时许，普·惠公司的中国事务经理贝司梯达斯、项目经理兰特和一位华人郭朝元等一起来看我们，后去中国餐馆吃了晚饭。原来这里是普·惠公司的大发动机厂（民用产品部），而小发动机厂（政府产品部）远在佛罗里达州。贝司梯达斯一行是刚坐飞机专门来此与我们见面的。晚饭相当丰盛，要的中国菜没有吃完，按美国的习惯，吃不完兜着走，就由餐馆给打包，贝司梯达斯他们放在汽车后边带走了。

    第二天一早，普·惠公司的人接我们到了普·惠公司，先到办公室谈判。贝司梯达斯接着再次提出中、美联合发展PW1216的设想，由中方给PW1216配加力筒体，如果美国政府批准，中方还可以生产一部分发动机。加力筒体可以用中国的涡喷13上的加以改进，而生产发动机，因成都发动机公司已在生产JT8D的一些部件，以后还要和普·惠公司一起生产FT-8燃气涡轮，故可能性也很大。详细情况普·惠公司将在4月底派人去中国继续谈。牛新棠对此插话说，共同合作和投资问题，你们到北京后再谈。

    贝司梯达斯接着摊开图纸谈发动机和“佩刀”Ⅱ的相容性和接口等问题，他们根据我们给的结构图绘制了安装图，工作挺认真。他还提出希望成飞今后能给他们飞机的任务剖面和飞机的极曲线。说实在的，对普·惠的PW1216，我们感到比较差，巴方也没有多大兴趣，现在人家热情请我们去谈，也就去了，所以并不想深谈。

    上午谈完，下午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发动机高空试车台，因为本地没有小发动机可供参观。关于这个高空试车台，他们介绍说，已累计投资10亿美元，至今已试验了8000~10000小时，每小时的试验成本是10000美元，试验段空气流量为1200磅/秒，大的储气系统设备流量达12000磅/秒，用蒸汽发动机压气，蒸汽锅炉能力为100万磅/时。另用6台JT4发动机引射。试验时，民用发动机可模拟到Ma0．8，高度35000英尺。军用发动机可模拟到Ma3，高度70000英尺。经三级冷却后，进气前气温可低至零下80华氏度[5]。

    我们3人都不是搞发动机的，参观一下，也就是长长见识吧，只不知国内有没有人来参观过。它给我留下一个“大”的深刻印象。光凭这个高空试车台，我们上干线飞机固然有困难，要自己上干线机的发动机，则可说是难上加难了。哪来那么大的本钱？

    看完高空试车台后，牛新棠与他们中国部总裁又谈了JT15D的事，然后公司雇了一辆车送我们回纽约。

    马司长和牛处长预定3月下旬返回北京，在此之前要抓紧时间到我国使馆去汇报一次，故利用3月21—22日这个周末，我们3人一起去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在东海岸，在纽约市向南方向，严格说是叫华盛顿D.C.，意译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别于美国另一个华盛顿州，那个州在西海岸，西雅图即在华盛顿州，这是我到了美国才搞清楚的。

    中航技的关键同志事先给我们买好了往返的机票，21日早上8点半我们坐车赴拉瓜地机场坐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华盛顿。飞机到了华盛顿国际机场，我驻美使馆的同志开车来接，在去使馆的路上，我们顺便看了一下五角大楼和林肯纪念堂，我们被安排在使馆边上的一个旅馆住下。

    下午我们进使馆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了与格鲁门公司开始合作“佩刀”Ⅱ项目的情况。使馆的领导两年前即知道有这件事了，因为这是中、美间的第一次军用飞机合作，美国政府找过使馆，但具体进展使馆领导并不清楚。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使馆领导感到航空工业部抓这件事很好，要求我们今后多向使馆通报情况，并告诉我们在美国办事的注意事项和工作方法。我们则希望使馆领导有机会时向美国政府做些工作，别给中方加那么多的限制。

    第二天中午我们要飞返纽约，上午使馆的同志用车送我们去市区参观了议会大厦、宇航博物馆、大花房、杰弗逊纪念堂、大型雕塑“觉醒”、罗斯福岛公园等。本来拟去登华盛顿纪念碑顶的，但参观排队的人很多，来不及了。一个上午去那么多地方，当然只能走马观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觉醒”，它是一组雕塑，似乎象征着人们从淹没中奋起，一只大手和一只大脚从地面上冒出来，据说我们中国人到华盛顿都要去看一看这别出心裁的雕塑，把它戏称为“大手大脚”。

    使馆的同志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十分感谢他在周末的两天里对我们的热情接待。

    23日开始已是第3周了，我与陈金琰照例出席了与中、美、巴三方领导的碰头会，讨论了有关的工作。会上最后明确了分工的责任，哪一方分的工最终由哪一方写出报告，还决定4月13日，即第6周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次评审，并由巴方萨里姆上校分别向巴空军和中方国内发出电传邀请。我们提出第一次评审内容不仅仅是对发动机、航电及飞机部件的选择方案，而且应有飞机外形及进气道的安排以及对全机性能的估计和评价，格鲁门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美方主要对我们工程师带来的资料感兴趣，而对我们参与他们的工作并不热情，这当然不行。于是我们以马司长即要离美为由，在24日由马和我去格鲁门总部找佩莱哈克谈。

    进了佩莱哈克的办公室，互相寒暄之后，佩莱哈克顺手拿起一个飞机模型，含糊而神秘地对我们说，这是正在打算开发的新飞机，我看它并未利用X-29前掠翼的技术，怪的是它的机腹和翼下有着条纹状的宽条反光镜面，大约为了目视隐身用的。但我们此来的目的，不是讨论新技术，所以不便追问，言归正传。

    马司长首先向佩莱哈克提出了美方工程师与我们讨论不多，合作不够紧密，使中方工程师有劲使不上的问题，要求佩莱哈克履行他在成都时的口头承诺。

    佩莱哈克说，我理解你们的想法，但目前工作刚开始，待有些眉目之后，特别是有些数据要输入计算机计算，这样预计到星期五，就可以坐下来和屠先生、陈先生一起谈了。

    马司长说，我的想法是让全部人员都能行动起来，如上计算机，成飞的工程师也可以上。

    佩莱哈克说，这我明白，慢慢地双方会更好沟通的。当然有的事，不一定全体工程师知道，我会专门单独告诉屠先生的。

    接着佩莱哈克转了一个话题，谈到巴方要在卡姆拉装配“佩刀”Ⅱ，而机头如果也由巴方生产，他感到巴方的制造能力比中国差得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制造整个前机身。所以他想机头至少一半在成都制造为好，或许整个机头都由成都制造，因为肯定工时费中国比美国便宜。佩莱哈克接着说，这种想法不必告诉巴方，屠先生明白就可以了，我们还要向政府去疏通这种想法。格鲁门不打算生产机头，我们现在想得是获得歼8“和平珍珠”的改装项目，董事长彼尔沃思先生已经向你们国防部张部长谈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补偿贸易上，我们都会比波音公司优惠的，中方需要的技术，我们可以向中方提供。我们正在为新加坡培训航电综合技术，在这方面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

    歼8项目的补偿贸易，你们将可分到很多地方去做。

    我们听明白了格鲁门在以这种讨好的筹码，争取获得歼8改装的承包权，我们二人对此当然没有权力表态，马司长就应付说，过几天孙先生要来，可以和他讨论这些问题。为了扭转话题，马司长接着说，这几天有几名美国空军在45号厂房讨论技术问题，我们少数人如屠先生、陈先生是否可以参加？

    佩莱哈克说，美国空军完全是巴方请来的，是萨里姆在主持讨论，我们公司没有人参加，巴方请美国空军是花了钱的，他有钱他去付吧！真不明白，巴方如把钱花在格鲁门或成飞身上，岂不更好？

    马司长最后说，我和牛先生星期四要回北京了，我走了之后，是屠先生总负责，如果屠先生也走了就由陈先生负责。

    马司长走前又和“佩刀”Ⅱ项目经理罗默交换了意见，罗默说有些问题是因为双方工作习惯不一样产生的，相信以后慢慢会好的，在组织工作上，他可以再安排好一些。罗默最后动情地说，可惜我不久要动心脏手术并退休，看不到这项目的最后成功了。

    格鲁门的工作，由于我们的配合，正处于从原来以假设的飞机为基础向真正以歼7M飞机的实际为基础的转变之中。与他们的工程师们一接触，就可感到他们个个都是工程上务实的行家，反应快速而灵敏。从合作的过程看，可行性研究中即使中方负责的部分，也主要得在美国进行，原来设想在成都为主的想法，不大切合实际了，因为来往的通信太不方便，出国的手续也太麻烦；而且3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殊，思路不同，工作方法和习惯不同，随时都会有新问题出来，只能靠在45号厂房里随机应变临时决定。我们想法上的这个变化，也获得了部和中航技主管们的认同。因此，按计划尽快自国内派遣一批批的工程师来美，也就顺理成章。

    “佩刀”Ⅱ方案中，候选发动机有3个，F404/RM12、PW1216、RB．199。在可行性研究中，主要进行性能对比，至于总体方案中的结构安排，则只做F404的协调工作。实际上大家也倾向于F404了。航电选用，由美、巴双方负责，须要我方参与的只是选用航炮，我们竭力推荐中国制造的双管23炮，因为如美国多管炮，又贵又重，结构变化也大。舱盖、前起落架，美方推荐用F-20及F-5的，座椅用马丁贝克MD-10L，我们都同意。进气道仍按我们推荐的两侧进气，我们参观了他们的X-29之后，发现它的两侧进气和我们的CP型的差不多，垂直安置的矩形不可调进气口，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在与巴方讨论飞机性能时，萨里姆提出要求“佩刀”Ⅱ能有7个外挂，具体讲在执行空空任务时，应能同时带两发中程弹、两发近距格斗弹和三个副油箱，在执行空地任务时，应能同时带四枚炸弹和两个副油箱，或四枚炸弹、两发近距格斗弹及一个副油箱。为了达到大的外挂能力，萨里姆说宁可最大Ma只有1．6。关于起降性能，萨里姆要求的起飞条件是海平面3000英尺滑跑起飞，夏季地面最高温度45摄氏度。这些要求，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而巴方早在1985年就向格鲁门提出来了。

    根据我们自己搞歼7CP方案的经验，我们向格鲁门提醒飞机焦点向前移，而重心向后移，会是一个大问题，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现在的方案重心是歼7CP的气动焦点比歼7M向后移动了5%的平均气动弦长，而“佩刀”Ⅱ机翼是原封不动用歼7M的，我们认为很难调整过来。我们这些意见格鲁门听了似乎无动于衷。弗尔斯这个人相当傲慢，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会前，他悄悄地跟萨里姆说，干“佩刀”Ⅱ有两大困难，一是飞机是老的，技术上落后，二是苏联没有把设计资料给中国人，数据不全。这话表明，他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歼7的设计能力，苏联人不给，中国人就没招。

    我们也向萨里姆谈了格鲁门对我技术上封锁的问题。原来格鲁门在中国的口头承诺，基本未实现。萨里姆也认为合作双方应无保密问题，如果进入原型机研制阶段，必须放松才行，否则是干不下去的。萨里姆还说，第一次评审，法鲁克副参谋长会来，有意见可以单独对法鲁克讲。关于“佩刀”Ⅱ，萨里姆说，它对巴方来讲是件大事，中国方面帮助搞“佩刀”Ⅱ，也是件大事，但格鲁门是个公司，从做买卖出发，可干可不干，责任不一样。

    为了降低飞机成本，减少研制风险，我们与美方都同意飞机的改动工作量无论是机体还是机械系统都应越少越好，航电、机械成品及飞机部件则尽可能选用货架产品，货架产品这个英文词也是我们在这次合作中学到的。起先佩莱哈克以为我们希望改动得多一些，以便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后来他来跟我们说起，我马上澄清说，绝无此意。于是双方分别在开会时向中、美全体人员传达了改动越少越好这个原则。为了使飞机的维修性好，佩莱哈克反复做我们的工作，主张后机身下部采取大开口的形式，他说，军队的地勤人员，只有6年的文化水平，素质低，故要尽可能使维护工作简单，看得清楚和方便。

    4月14日开始“佩刀”Ⅱ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次评审，评审会在格鲁门公司总部内进行。巴空军作战副参谋长法鲁克少将及巴驻美武官二位准将来了。中方评审小组由4人组成：李泽蕃、顾诵芬、杨宝树专程来美参加，孙肇卿局长则自南美返国途经纽约正好赶上评审。美国国防部及空军应巴方邀请也派人参加，我们成飞在美的人全参加了。

    14日上午评审，实际上是由美方技术经理弗尔斯等按已经准备好的评审资料一张张对着投影仪用英文讲一遍，讲过一段，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就继续讲，讲一个多小时，就休息吃点心，再讲一个多小时，完了，吃中饭。中午在格鲁门总部地下层职工食堂吃饭，中、巴人员由格鲁门公司招待，美国国防部及空军人员吃饭是自己掏钱买的。下午，他们安排中方去浏览，实际他讲航电，不让中方参加，我们没有去浏览，抓紧时间进行内部讨论。第二天上午继续评审，不到一小时就讲完了。下午巴方听取美国军方代表的意见，我们当然也不参加。我们内部讨论，总的原则，技术上要管好我们分工分内的事，当然如果总体上改动大了价格会增长、周期要延长，因此风险大了，也应关心。涉及我方的主要问题是后机身下部大开口，会影响刚度，涉及的是尾部颤振特性这个全机薄弱环节；机翼增加外挂，外翼过薄，也有颤振问题；航炮尽量说服采用双管23炮；总体上，现在重心过后，不易调，弄不好会保不住机翼位置；机内油量一定要落实，否则达不到飞行剖面要求，方案就站不住了。

    第三天，我们与法鲁克少将单独谈，法鲁克听了我们的意见后说，你们不要怕问题多，可行性研究才开始，现在不是最终方案。当然不多改，性能要求会达不到，改多了，重量也加上去了，成本也增加了，这种矛盾也的确存在。但是目前，你们的工程师要习惯于眼睛放开一些，多一些方案分析，等可行性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定。

    国内来参加评审的领导们，也感到在美国合作的特殊性。所以孙局长决定我和陈金琰在美国要把工作顶到底，委托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全权管，因为部里、中航技及厂里领导也只能临时来一下。顾诵芬副院长还对如何加强国内工作与在美工作的联系提出了建议：有些计算工作，中方在国内也同时算，必要时设专人来回跑，即使要多花些钱也值得。

    中方评审组来一次不容易，我们向格鲁门公司提出希望看一看他们的复合材料加工和电传操纵系统。他们答复说，复合材料加工政府规定不能看，电传操纵可以看，后来就带我们去他们的实验室走马观花。那实际是个静态的试验台，远不是铁鸟试验台，是应付我们一下还是本就如此，就弄不清楚了。

    4月19日我方评审组离开纽约返北京，沈泳沅、吴绍端同机回国。

    为了催促美方尽快向我们提供一些基本数据，我和陈金琰正式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格鲁门提出了28条意见，要他们回答。

    宋开基等6人于4月11日晚上到达纽约，第一次评审还未开始，4月11日那天是周末，格鲁门公司的保先生事先建议我们用我们雇的面包车去游一次华盛顿，因为那天正是难得的华盛顿樱花节。但为了省钱，要当天来回。我说，那么远，行吗？保说行，他已和司机谈好，保自己陪着去，路远，他可以和司机交换开车。我说那太辛苦你们了。嘴上那么说，其实我很想让我们的同志有机会去看一次。

    11日早上，我们吃完早饭，还带了一些饮料和食物，7点钟即出发了。车子经过曼哈顿，跨过哈德逊河上的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州，由295号高速公路转上95号高速公路，向南经过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整整高速行驶了5小时，才进入华盛顿特区。保先生又去找了一位朱老先生同游。到了市中心，果然一路上樱花盛开，一片片、一丛丛，粉红色的、白色的，漂亮极了，从日光和养分中吸收的能量化成鲜花竟如此的生机盎然。街上临时搭的看台人已散了，因为刚庆祝游行过，垃圾杂物则满街都是。上午的节日盛况，我们只能想象了，但各处开得极茂盛的樱花依旧如妙龄少女，焕发着青春气息。据说这樱花树是若干年前日本人送的，现在看来，最大的树龄都二三十年了。

    我们一路赏完樱花，顺步参观了国会圆顶大厅、宇航博物馆、华盛顿纪念碑，再驱车去看林肯纪念堂、肯尼迪大剧院那些不要钱的去处。宇航博物馆里陈列了各种从最早期到最新的飞机和多种航天器；最有意思的是一段直立的真实宇宙飞船舱段，人们可以排队进入参观。还有登月舱和月球车实物、航天飞机剖视图，等等，真是一座生动的航空航天知识大课堂。下午匆匆参观完，找个中餐馆吃了晚饭，又送朱先生回家，才启程返纽约。踏上回程的路已是11日的午夜，12日凌晨三点多我们才回到住地。我们在车上一路欣赏高速公路的夜景，也是难得，就这么晚，路上来往的车还是这么多，这一路去的都是尾部的红灯流，那一路来的都是车头的白灯流。午夜时分，在这高速转动的轮子上，来去匆匆，都是我们这一类游兴未尽的人？

    格鲁门公司撤换他的总设计师

    宋开基、范德富他们上班以后，结构强度方面的工作就展开了。我们始终关心的重量增得太多和重心后移太多的问题逐渐得到格鲁门的重视，我们内部研究后，也向他们提出了减重的意见。由于我们来了新到的人，我们提出要再看一次X-29，4月22日格鲁门又组织我们去看。因为飞机上的F404发动机已拆除，我们又提出看发动机，他们答应予以研究。23日佩莱哈克自己跑来和我们讨论几个问题，一开始，他怒气冲冲地向我和陈金琰责问说，重心问题现在很大，你们中方为什么不提醒？我马上说，这问题我们几次向弗尔斯先生提出来了，他可能没当一回事儿。佩莱哈克听了以后，心情就稍平静些，就谈了两个方案征求我们的意见，一是把发动机整个前移5英寸[6]，二是把机头和飞行员座舱向前移8英寸，当然这都会引起飞机总体大动干戈。我们分析了两个方案的利弊，第一方案会减少机内油量，第二方案会增加飞机的重量，都需要进一步做工作，一时也不好决定。佩莱哈克又谈了飞机减重和增加外挂能力的问题，炮肯定用我们的双管23炮了，因为用美国的M61要增重511磅，飞机背不起。为了增加外挂能力，必须提高飞机最大起飞质量，这不仅涉及起飞滑跑性能，也涉及主起落架及刹车的载荷能力。

    28日，佩莱哈克又跑到我们办公室对我和陈金琰宣布可行性研究中的一大戏剧性事件。他首先向我们道歉，上次在飞机重心问题上错怪了中方，他说，中国工程师是很有经验的，应该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作用，现在格鲁门公司开了一个高层次的会，决定三点：①除航电武器以外，对中方解密，把号码锁的门打开，让中国工程师进去，和格鲁门的人一起干，这周就调整好；②弗尔斯先生将退休，另请卡兰觉拉先生来主持可行性研究；③将请我们去看看已经做好的座舱模型。

    这当然是一个惊人之举。事后我们才知道，佩莱哈克发现方案中的严重问题之后，追查到了弗尔斯身上，发现他根本瞧不起中国方面的意见，于是直接找到公司的董事长，做出上面的决定。这三条决定，首先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格鲁门公司肯定了中国工程师的经验和能力，逼迫他们不得不把门打开，以便更好地与中国人合作，因为没有中方的合作，格鲁门是搞不出“佩刀”Ⅱ来的；第二是不惜中途换马，把相当于总设计师的技术经理撤换了，而且做法上，我们看起来，有些残酷，让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弗尔斯提前退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情的惩罚；第三是让我们看他的机头1∶1座舱模型，这是作为一种开放部分原来不让我们接触的航电的友好表示。这当然很好，应该说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打铁趁热，我趁机对佩莱哈克说，在我们谈到中方要再派一些工程师来美时，罗默及弗尔斯先生说，5月份工程师的工作将结束，要转入商务方面的工作了，我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从技术方案工作上看，5月份将是技术工作的高潮，而不应是结束。佩莱哈克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后来弗尔斯先生果然离开公司退休了，来45号厂房向大家告别时，我和陈金琰专门去送他一个小礼品表示惜别。虽然他过去对我们不尊重，甚为傲慢，但这次公司要他提前退休，他相当灰溜溜的，我们又有些不忍心了。说到美国人的人事制度，如项目经理罗默的女秘书，5个月中先后换了三位，我们接触后，都工作很不错，从接电话、发电传、打印文件到处理日常杂务，什么都干，但头头感到不行就换人，也不知一换是否即辞退了。

    周末，保先生陪我们去纽约市，除坐船去斯坦顿岛半途上看一下自由女神像外，主要去参观航空母舰。这艘停泊在哈得逊河上的“无敌”号航空母舰，是在美国海军服役31年后退役的，现在作为一个海军宇航博物馆供游人参观。因为格鲁门公司主要生产舰载机，与展出单位有关系，带一个公司介绍信去，就免费登舰了。舰上陈列着70多架飞机，还有不少导弹武器以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航空母舰的驾驶室、飞行甲板和下边的机库都开放任人参观，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航空母舰，因而极有兴趣，尤其对各种舰载机的尾钩感兴趣，因为“佩刀”Ⅱ要装，大家都十分注意。

    29日，英国罗·罗公司为向“佩刀”Ⅱ方案推荐RB．199发动机，专门派人来纽约向我们做工作，请我和陈金琰到曼哈顿见面，听他们介绍发动机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做友好工作。

    为解决F404的问题，格鲁门出面与GE公司联系，由GE公司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看发动机和座谈技术问题，我们共12人去，还是由张维先生安排日程，利用一个星期天，5月3日早上出发去波士顿，具体行车路线由张电传告知我。到了福尔立浮的中国皇家饭店，张维偕夫人及女儿在那里等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然后驱车赴波士顿，由张维带着逛商店，参观“空中行走”和麻省理工学院，住下旅馆。

    第二天是4日，是星期一，早晨去林恩的GE公司活动一天。先听介绍情况，后看F404发动机，参观总装线、试车台，然后坐下来回答我们准备好的提问，除不能给性能曲线外，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大家都比较满意，原定下午3点半离开公司，后延到5点才离开。

    张维陪我们到波士顿，并约了朱明瑛来与我们共进晚餐。朱明瑛在波士顿的音乐学院留学，艰苦而孤单，见到国内来的人，如见亲人。我有一盒她的录音带，其中有一首咏叹调，她的语音似乎为地道的江南口音，见了面一问才知她不是南方人，她说这首歌是偶然见到一张破唱片，感到好，学的。音乐家就有这本领。

    我们返回纽约的住处，已是午夜12点。

    5月5日去格鲁门上班，我们已经可以胜利地踏进45号厂房那道有号码锁的门了。厂房门前有两株桃花已经盛开，往日我们尽可能学他们的办法，即使中午休息也不往外跑或在草坪上溜达，那天忽然发现桃花已经红艳艳地盛开了，心情也特别好，才难得地在门前树旁摄像留影。厂房四周是一大片整齐得如地毯的草坪，这里常有野鸭子带着一群群蹒跚而行的小野鸭在草地上觅食，十分可爱。美国人保护野生动物已深入人心养成习惯，这些野鸭子一点不怕人。在公园里，小松鼠拖着大尾巴到处跑，你手上有吃的花生之类，它准会往你手上跑来。美国的生活，出门即坐车，上班都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所以体力活动少，身子懒得发酸，我们只好在晚饭前后或周末有空时，三三两两出去散散步，活动一下。而如我们这样走路的人也不多，我杞人忧天地想，在这里长此下去，腿脚要退化。在法拉盛小区东部有一块大草地叫皇冠公园，5月正是那里各色郁金香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时候，那里也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那里的体育场旁有一个不锈钢制的空心大地球，是1964年4月为纽约世界博览会建造的，球高140英尺，直径为120英尺，总重70万磅，堪称一最，所以成飞来美的人，都在这地球前留过影。还有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也算是一个公园区吧，那里的草木林中有一个大水池，四周有些椅子可坐，走到那里可休息一下，常可见到一些人在骑自行车运动，沿着池子转，想来也似我们身子骨懒得发酸吧。公园边上有好几个网球场，同公园一样，都没有人管，但很少看到有人在里边打球。

    我们吃饭是集体开伙自愿组合轮流做的，每周顺便坐车去超级市场采购一次主副食物，平时就不用上街了。我们的司机台尔是一个忠厚的退休老头儿，美籍意大利人，格鲁门的管理部门介绍的，对我们很友好。他知道我们钱不多，就建议我们每周四下班后，顺便开车到一个便宜的超级市场“西部牛肉”去采购，他说这一天东西最便宜，到了周五，即是周末前夕，买东西的人就多了，东西就贵一些。我们采购出来在付款处付钱时，他往往站在旁边看，后来他告诉我们说，在美国大家都用信用卡，很少用现金支付，更少像我们用百元大钞买东西，所以要注意安全，说不定会有人当众抢钱，他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四周。我们可行性研究结束前，他已把自己用几十年积蓄在长岛买下的住房卖掉，得到十几万美元，花一万多美元，买了一辆可住人的大客车，老两口准备迁入住在加州的女儿附近去过余生了。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下次来美国，他还愿意为我们开车。我们撤离美国临别时，他依依惜别地特意购了纪念硬币，送给我们每个人作纪念。这是后话了。

    “佩刀”Ⅱ飞机方案分工，我们负责中后机身及机翼、尾翼以及各个机械系统，所以结构强度疲劳寿命是我们的重点。这里涉及两国不同的规范如何协调的问题，也包括载荷谁来定、试验工作如何规划，特别是疲劳载荷谱怎么确定等问题。此外，巴方抛出了作战飞行剖面后，又抛出了不同的外挂状态，飞机的重量越来越大，更改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一些关键问题，必须要宋开基等人5月中旬返国前与美方一起弄明白。5月初张功勋、史乾宝、王再刚以及稍后徐鹤皋、戴干常来美国后，起落架改型以及轮毂选用等都排上了工作日程。格鲁门为了总的研制方案配套，飞机的研制进度表也初步排出来了并与我们共同讨论。

    6月2日开始第二次评审，国内派出马承麟、顾诵芬、杨宝树、牛新棠来参加评审。在此以前，我们已把在美国工作的情况书面带回国内汇报了，所以他们来前已做了参加评审的预案，包括第三阶段的进度、分工、费用估算的原则。巴方及美国空军来的仍是第一次来评审的人。

    格鲁门公司的工作，计划性很强，而且计划很具体，定了的，一定完成。他们的组织能力，使我们很佩服。第二次评审的材料准备得比较充分，有250页之多，大会报告进行了一天半，由卡兰觉拉任主角，一位女士做了航电部分的报告，我们全参加了。这算是格鲁门政策上起变化后的继续。在我与陈金琰陪评审组单独和佩莱哈克谈原型机研制进度和方案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时，佩莱哈克说：原来我们思想上有疑虑，但3个月一起工作以来，你们成飞的工程师，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头等的工程师，具有高水平的知识，他们没有在这里消磨时间。

    在部和中航技有关领导面前，他这些诚恳的赞扬话，使人们感受到了我们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以及在中、美首次军用飞机合作中，我们成飞人不辱使命，为中国人争了光，为成飞争了光。在此以前，格鲁门国际部的保先生也曾对我们说，你们这个组与我过去接触过的许多组，大不一样，你们工作努力，真是来干事业的。他这话，使我们一方面为我国过去的一些出国者汗颜，同时也激励我们更要加倍地努力。

    “佩刀”Ⅱ的方案，高亚声速的机动性好了，但最大Ma只能到1．6，空空作战半径可达到巴方要求的180海里[7]，但空地状态达不到，电子设备可与F-16相当，因为大量采用的是F-16的航电设备，存在的问题是外挂能力巴方仍不满意，F-20能外挂5吨，“佩刀”Ⅱ只能挂2吨多。美国空军在第一次评审时曾提出三个问题：①外挂能力小；②巴方要求有3000小时寿命恐怕达不到；③飞机选用的电子设备偏多。这次评审时，提出了7页之多的评审意见，包括两侧进气道的稳定性及与发动机的匹配；作战半径问题；红外吊舱的一体化设计；外载大为增加后的机体要重新设计；由于疲劳谱高达原来的5倍，飞机耐久性工作必须投入大量人力；主起落架加大承载能力的可行性；平尾由于后机身更改存在严重的颤振问题；有关燃油系统、液压系统、环控系统、电源系统、航电系统、武器系统、空勤系统的问题。还提出需要有一份飞机规范或系统规范，确定“佩刀”Ⅱ飞机自身的任务能力以满足对抗预定的威胁，并制订一份综合试验计划。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意见，我看巴方请美国空军评审，不仅是一种受监控的官样文章，从技术上他们是有能力出主意的，因此还是很值得请的。我们中方作为合作评审的一方，也写出了书面评审意见提交给美方，并抄送巴方。

    我方评审组回国前还写出了向国内汇报的评审工作报告，回去时，范德富等五人随同返回北京。

    第二次评审以后，徐德寰、刘远孝、王月新、王致斌、马叔堂、许振阁以及中航技的周润沅分别到美，杜定欢是厂里临时决定代表计划、财务来谈“佩刀”Ⅱ的报价的。

    对于中方的工作任务，在第二次评审之前，我们按分工向格鲁门提供了11份英文可行性研究报告，计有：强度载荷、主起落架系统、发动机系统、燃油系统、重量加重心计算、机身结构、机翼和尾翼结构、机体寿命、尾部着陆钩、液压和冷气系统、飞机操纵系统等。这是我们国内和国外工作相结合的正式研究成果，提交格鲁门公司前，我和陈金琰一起连夜加班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第二次评审以后，又提供了5份。

    格鲁门公司已改任项目经理兼技术经理的卡兰觉拉，在佩莱哈克带领下，在第二次评审之后一起专门访问了一次巴基斯坦，征求更广泛的人的意见，回美后说，巴方对大部分方案都是满意的，只提出5个具体问题：歼6飞机操纵系统的力臂调节器有问题，“佩刀”Ⅱ的要注意；高温下的起飞特性问题；3000小时的寿命问题；航电系统全采用F-16的不要改；低空大表速应增加到1200千米/时。关于总进度，希望1990年开始批生产，1996年生产完；飞机单价，认为超过900万美元就不能接受了。带回这些信息，格鲁门经过研究还将再派人赴巴。

    1987年6月，在巴黎国际航展期间，莫文祥部长会见了英国工业大臣。大臣建议中、英双方合作，在歼7M基础上发展成出口型轻型歼击机，发动机采用英国罗·罗公司的RB．199，航电采用GEC费伦梯的雷达为主配套，可由三方共同投资合作开发，当场达成了意向性协议。消息传回国内以后，成飞正在做的歼7C型方案工作，有可能转化成CE型。当时歼7C型的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之中，有的部分已发展到详细设计阶段，那是以国产发动机为基础的。如能利用英国的发动机和航电，既可提高飞机的水平，又可分担出口机型的投资风险，而且增加一份推销力量，比我们单独发展C型好，也比中、美合作搞“佩刀”Ⅱ好。这样，成飞手上就出现研制项目三机并进的局面，一个是国内要的歼7Ⅱ改，一个是与欧洲合作的C型，一个是中、美合作的“佩刀”Ⅱ。

    “佩刀”Ⅱ可行性研究已进入报价阶段：中、美双方根据技术分工估算各自部分的原型机研制费用，分别向巴方报出。我们本来主张先由我们报向格鲁门，然后由格鲁门汇总后向巴方报，但巴方坚持分别向巴方报，我们也就按巴方的意见办了。此外，飞机的单价也要同时估出。原来1985年巴方指标书提出每架800万美元，到了1987年，应可适当上浮，而且当时并未明确这800万美元里是否包含了研制费，现在按不计入来处理。

    第三次评审预定7月21日开始，我偕中航技商价处处长单祖茂同机离京赴美。我是6月17日自美返国的，返京后向王昂副部长做了汇报，回公司又向各领导做了汇报，再次去美是参加第三次评审并最终完成可行性研究。

    我们离开北京前，与军机局毛德华、马承麟局长，外事局孙肇卿、刘国民局长、李泽蕃助理，及顾诵芬副院长等一起讨论了这次去美的诸问题，顾因有事冲突，第三次评审不能去了。刘国民及李泽蕃要先去巴然后转道赴美。我离开北京前为了准备与巴方谈飞机寿命疲劳谱，专门找沈飞厂的同志谈了歼6定寿情况并要到了南飞强5的疲劳谱测试报告，也请顾帮我收集了一些其他机型的情况。

    到了格鲁门后，16日我即约佩莱哈克和萨里姆谈飞机的疲劳谱问题，我认为据巴方给的飞行剖面算出的载荷谱太严重，并举歼6和强5的情况为例说明。估计因格鲁门正在估算飞机成本，佩莱哈克主动说，美方内部正在开会，要扭转一个观点，即这“佩刀”Ⅱ是改型，不是全新设计，当然格鲁门什么都有能力来改，然后来试，试出多少寿命，就给多少寿命，这样可节省成本和周期。萨里姆对此不同意，说，不能用走着瞧的办法，是否可以改材料？必要时可在整机寿命期内换机翼？萨里姆反正不同意修改飞行剖面等原始数据，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17日又与卡兰觉拉等谈了最大起飞重量和主起落架的载荷问题，以及飞机的研制进度的问题。

    第三次评审，中方评审组，除我和单祖茂以外，刘国民、李泽蕃自巴来美，马承麟、杨宝树19日自北京来，中航技驻美代表熊善钧自洛杉矶来，连翻译房颖共8人。

    19日刘出面单独宴请佩莱哈克做工作，李和我作陪，房颖翻译。席问刘间接地劝佩莱哈克，格鲁门的研制费报价不宜太高。但佩莱哈克对“佩刀”Ⅱ的前途很有信心，虽然也知道通用动力公司的威胁。佩莱哈克又说，格鲁门公司为了搞可行性研究，已经花了350万美元，言下之意，格鲁门的决心很大，不惜自掏腰包200万美元。谈到飞机的寿命问题，佩莱哈克说，对买主，你不能说不行，必要时可以换备件，当然如果巴空军可以降低载荷谱更好。关于进度问题，佩莱哈克说，在合同之前还有10个月可以利用，因为正式签合同估计要到明年四五月份间。

    7月21日及22日两天正式开评审会，办法仍如以往，大会报告只21日一天，第二天各方分别活动。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评审，方案内容已较前为丰富，除了飞机的技术以外，还包括各种技术分析（操稳特性分析，颤振分析，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分析），地面试验，飞行试验的安排及其评估，后勤支援，制造规划和进度安排等。关于航电，格鲁门公司已按巴方要求，正式选定以APG-66雷达为主的F-16A全套设备，而且其中APG-66要改型能制导中程“麻雀”导弹的，平显、下显、惯导、任务计算机则都是F-16C的，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晚上，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汪嘉华大使出面，以冷餐酒会宴请巴方和格鲁门公司的客人，表示庆祝，中方评审组及技术组全体出席作陪。席间佩莱哈克问我，白天听了一天的报告感到怎么样？我说，很好，可行性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包含进去了，至今四个半月时间，效率是很高的。

    第二天我们和美、巴主要人士一起讨论今后合作的分工和组织形式。讨论过程中，佩莱哈克又当众对刘国民、马承麟局长说：中国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是很努力的，你们应为成飞有这么一支队伍感到自豪。

    在经过我们内部准备以后，22日，我们约格鲁门上层在他们的总部讨论几个重要问题。格鲁门方除佩莱哈克外，还有飞机分部副总裁悉密那拉、另外一个项目顾问麦克开勃等共5人出席。中方，除我以外，刘、马、李、杨、陈参加，讨论首先集中于今后的组织形式，格鲁门建议在中美承包商之间建立一个ACA（承包商联合协会），互相传递技术资料，协调技术接口。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最终报告和RFP，里边涉及中方分工的各项工作，我们要求把初稿交给我们，我们要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机体寿命和疲劳谱的问题，我们认为此谱太严重，格方专家也认为如用此谱来定寿，现在的结构只能达到1/5寿命。但宏观看，格方总认为中方考虑问题过于保守，他们遵守的格言是，顾客要求什么，都可以达到。最后我们同意由我们直接做巴方的工作。

    关于如何利用合同到期前的10个月时间，佩莱哈克说，格鲁门要花钱的事，是不会再干了，因为担心得不到今后的合同，但做一些调研和书面工作还是可以的，以便回答今后巴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刘国民说，我们中方没有竞标的问题，凡巴方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做，故希望格鲁门支持我们。

    23日，我们找巴空军法鲁克少将谈。经过我比较详细的说明，法鲁克同意，在机体毛坯结构不变的条件下使寿命达到最大的改型原则。法鲁克还同意不管最终报告上这问题如何写，中方对此要继续做工作，巴方不把这个问题作为终止项目的原因。

    在谈到RFP的时候，刘总提出应把副本正式给我，法鲁克很干脆地说了声“OK！”刘总要求巴方今后在决定美国总承包商之前，先告诉中方。法鲁克说，我们过去已经谈过，巴方决定每一件事，都会告诉中方的。

    会后，刘总向我们几个谈了早晨他分别和法鲁克密谈的情况，其中有一句出乎我们意料的话，法对刘说，如果巴方选中通用动力公司当总承包商，你不要吃惊。

    中方评审组及大部分技术组成员于26日离开纽约回国，其中刘、李二位赴华盛顿汇报后再次去巴然后回国。最后留下五个人，我和陈金琰、邱普达、刘明树以及中航技的牛新棠，以与格鲁门最后结束可行性研究的全部工作。

    格鲁门的最终报告和RFP初稿在27日给我们以后，我们仔细地推敲后于8月3日以书面形式向卡兰觉拉提出三份备忘录，表达了我们对最终报告、RFP和第三次评审材料的修改意见。因为RFP将是由巴方发向各接受招标的美国飞机公司的，所以我们建议应在RFP中强调一条改型原则，“佩刀”Ⅱ在满足巴空军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扩大相对于歼7M飞机的设计继承性和制造继承性，以达到最经济的费用和最快的进度。

    3日中午，我们在45号厂房办公室用午餐会的方式正式话别美、巴各方全体同仁，除准备了饭菜以外，还准备了饮料（因为规定办公室不能喝酒，所以用饮料代替）。我代表中方讲话。对他们在五个月的工作中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表达了通过双方合作，增进了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历史不同，哲学思想不同，但是一谈技术，一谈飞机，我们就有共同语言，或许这是一个更大的收获，是将来进一步合作的基础。讲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深有同感。

    4日，我们单独和巴空军萨里姆话别。谈话中，萨里姆流露出，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最终报告和RFP不能给中方，那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搞下去了，不要再花钱干下去了。因为合作双方之间，那么个保密法，项目是干不下去的，如再花钱，就是浪费。巴基斯坦是穷国，该花的要花，浪费就不行。

    6日，我们去约见了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既是话别，又去做了一些工作，希望董事长下决心使格鲁门在合同前再做一些花钱的工作。比尔沃思对我们说，“和平珍珠”项目已经由格鲁门公司中标了，因此今后格鲁门与中国的合作会更开放。我说，你们“和平珍珠”到手了是件可喜的事情，同时也有钱了，可以在“佩刀”Ⅱ项目中做些风险投资了。比尔沃思说，是的，但是我们不能走得过快，因为用户还在摇摆，尚未拿定主意。他又说，“佩刀”Ⅱ不仅巴方要150架，其他国家也会要，你们成飞会成为一个焦点，忙不过来的。七年以后，你们会积累很多经验，那时你们干2000年后的飞机，自己设计，就有办法了。

    当天，我们又和麦克开勃、卡兰觉拉和萨里姆逐条面谈我们对RFP的修改意见。

    这天，我们还向巴方提交了我们的研制费用估算和单价的报价。格鲁门因巴方该付他的钱尚未收到，推迟发出正式最终报告，直到8月底才向巴方和中方发出。正式送我的最终报告缺航电一章，但实际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初稿文本，这说明卡兰觉拉会做工作。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几天，完成了内部的工作总结，除了阐述概况以外，分别就成果和收获、方案总情况、美方的项目管理、我方的工作方法以及今后的工作进行了论述。5个月中，成飞先后派出26人，中航技派出3人参加技术组，为了评审，部机关、中航技和成飞先后另有6名有关领导参加。用巴方的钱，我国的军用飞机设计师和美国的军用飞机设计师历史上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工作，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6日晚，格鲁门公司负责接待工作的詹姆·弗勒先生请我们5个人去他家中吃晚饭，由王承栋陪同，这也是我们这一阶段最后一个活动。弗勒原是管试验的一个工程师，在“佩刀”Ⅱ项目中自始至终负责接待和生活，一贯热情友好，现在这项目完成了，预定他又要回到技术管理岗位上去了。他家是一幢独立的单层花园洋房，四周的草坪很大，和邻居家间有一道小木棚隔开，后边的草坪里有一个私人游泳池，环境很清静。去了后，我们先参观内室，见了他的夫人，孩子们出去了。他指着后边的一间起居室说，这间是他自己动手盖出来的，这本领真不小，不说出来，这已连成一体的房子是看不出来的。在草地上放了桌椅，边喝边谈，然后支起一个烤炉，大家自己动手烤牛排，要老要嫩自己掌握。女主人还从室内电烤箱中取出一大堆烤熟了的土豆，我们不知道怎么吃，她先示范，用双手搓，在不破皮的情况下，把土豆内部搓成软泥，然后挖开一个缺口，加入奶油，再洒上一些盐，用小匙挖着吃，我们也就仿着做，真还别有风味。吃的时候，主人邀我们下池游泳，我是旱鸭子，不会游，邱普达会游，又有勇气，就和主人一起下了水。他们两人游时，我们就考察这个主人说花了一万多美元建的游泳池。池身就在地上挖成，是大约十几二十米的长方形，用水泥护岸。衬着天蓝色厚塑料的底和边，就保持了池身的干净和不漏水，一池子清澈见底的水，靠一个电泵和一套滤子，经常把水循环泵过，以保持水的清洁，所以池子里一点杂物也没有。过去从飞机上或路过住宅区时看到，美国家庭有私人游泳池的相当普遍，这次算是直接看到了，而詹姆·弗勒先生不过是一名工程师而已。

    8月8日，我们五人赴肯尼迪国际机场启程回国，3月8日开始至今整整5个月的“佩刀”Ⅱ可行性研究完成了。

    5个月的可行性研究，结论是可行的。技术上可以由歼7M改成“佩刀”Ⅱ，满足巴方要求；飞机单价、研制进度和以后的分工生产，也都是可行的。只是格鲁门公司报的研制费太高了。当然这些可行性中还包括了美国政府同意向巴方出口F404发动机和航电在内。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巴方是否据此决定“佩刀”Ⅱ飞机进入原型机研制阶段。巴方已决定先购置一批歼7M，不管“佩刀”Ⅱ搞不搞下去，都要买。搞“佩刀”Ⅱ，歼7M将少买一些；不搞“佩刀”Ⅱ，歼7M多买一些，即买少量的F-16加以较多数量的歼7M。因此对我们来说，费力气搞好“佩刀”Ⅱ可行性论证，也至少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为了要歼7M，巴方提出了59个要求改进的小问题，我看了之后，其中有简有繁有大有小，估计只能分批实现，最大的是要求改为一门双管23炮，涉及结构更改太多，恐应说服巴方不改为宜。

    我们一行自美国返回北京。按中航技安排，8月12日，我直接自北京飞赴深圳，参加部正在召开的外贸工作会议。

    9月初，格鲁门公司佩莱哈克、卡兰觉拉一行6人来成都，马承麟、李泽蕃、牛新棠同来参加谈判。拉森在北京谈后已飞回去了。

    卡兰觉拉首先向我们通报他们赴巴基斯坦汇报可行性研究结果的情况，并很有信心地提出了今后“佩刀”Ⅱ项目管理的机构图。他们建议项目经理下边要设置六个部门，从工程部门、生产部门一直到综合后勤支援、器材采购和合同财务部门，希望将来中方也有对应的管理机构。

    在谈到“佩刀”Ⅱ的方案时，格鲁门提出22个问题与我们逐个进行了讨论。这次变化较大的有：①为了满足巴现在对“佩刀”Ⅱ的性能要求以及增加外挂能力的愿望，要考虑改变机翼的几何形状，增加机翼的增升装置；②为了让成飞自己可以计算“佩刀”Ⅱ的盘旋性能，格鲁门同意向我们提供5个点的发动机推力数据；③关于今后的安排，格鲁门公司主动提出，一旦原型机合同成立，在可行性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要进行初步设计，这必须由中、美双方联合工作，为此，成飞可派出50名工程师赴格鲁门工作。

    谈判紧张地进行了两天，最后达成了一共有18点的理解备忘录。在客人飞香港转道美国之前，因麦克开勃、杜特、奥查特等都是第一次来华，我陪他们去参观了成都动物园的大熊猫。

    格鲁门在改机翼方案中，除了性能计算对比外，并同时做结构更改的可行性分析，主要是担心翼根弯矩不能增加过大，以致现有结构的毛坯无法适应。

    我们中方改机翼的初步方案共有7个，与格鲁门的方案一样，都计算出了5个点的盘旋性能。双方经过讨论，初步决定用中方的B方案（双三角翼）和美方的带前缘缝翼的4方案，待进一步做工作后向巴方推荐。

    佩莱哈克说，改了机翼后，实质是搞一个新飞机，因为吹风、试飞工作量很大，F-16改机翼就花了4亿美元，估计巴方不可能有更多的钱。西方飞机公司要改进机翼，一般都不改基本翼面，而只在增升装置上下功夫。因为改机翼使“佩刀”Ⅱ方案有较大的变化。这次谈判顾诵芬同志也来参加了。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格鲁门不顾我方的多次劝告，提出了一个研制费达2．85亿美元的大预算（不包括中方分工部分的研制费约5000万美元），在我们摸到巴方有“贵了就终止”的意图后，一种不祥之兆始终笼罩在我们心头。

    如果“佩刀”Ⅱ不搞了，我们仍要独立发展出口后继机。成飞的设想是把两侧进气的机体连同配套的发动机，作为飞行平台先飞起来，武器航电以后进一步来解决。这叫做笨鸟先飞，分步解决。但孙肇卿局长他们不同意分步走，必须一次搞出完整的商品飞机来，不仅发动机要选定，航电武器也应选定了，才能下决心往前走，而且飞机性能必须好。这样我们原来仍在进行的歼7C型方案，已不适应形势，水平必须提高到与“佩刀”Ⅱ相当这一级。所以原来定的要搞C型方案评审，部里也一直挂着未进行。新的C型方案，飞机机翼怎么改，发动机、航电怎么选，须重新论证。国外发动机有RB．199及F404两个对象，罗·罗公司9月中来人谈判，但进口可能性小一些。我们考虑到一种机身装两种发动机，以适应将来可能有不同的用户订货。

    当然，除技术方案外，还有至关重要的研制费问题。水平要高，改动要大，还要采用国外发动机和航电，研制费不会少于3亿元。而原来我们想搞飞行平台，改一下机体，用国产发动机，估计花几千万元就可以了。部内即可下决心。如果要3亿元人民币以上，没有国外用户的合作投资，就不可能了。

    9月中旬，谢明、侯建武赴北京开会，部长召他们汇报出口后继机问题。莫部长批评说，在部里没批准之前，成飞自己不能动手展开C型机的研制。而要部里批准的前提必须有市场预测，拿到一定的订单。王副部长也认为，如没有订货者不能搞出口后继机。

    总之，笨鸟也不能先飞，卡住了。

    巴方原定对“佩刀”Ⅱ最终形成决策意见，还得看到中方的正式意见。为此，我们起草并以航空工业部部长名义于10月初向巴政府发出公函，主要表达了三点意见。大意是：①由歼7M改为“佩刀”Ⅱ，技术上是可行的，按分工，中方有能力承担设计、制造和试验工作；②今后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成飞工程师熟悉歼7M丰富的技术经验，因此必须使中、美合作更为密切；③今后合作中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建议由巴方担任武器系统综合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函后附去成飞对RFP和最终报告中有关技术方案、合作关系以及分工三个方面的若干正式意见。

    10月中旬，格鲁门公司的卡兰觉拉及佩莱哈克带王承栋、詹姆·弗勒再次来北京讨论双方的改机翼方案。我和陈金琰、刘运孝三人赴北京谈判。

    在可行性研究后期，巴方曾埋怨“佩刀”Ⅱ方案亚声速盘旋性能不佳，还不如歼6。为此，格鲁门向我们要去了一本歼6的性能说明书，也按5个点算出了歼6的盘旋性能。他们这次来，除对5个改进机翼方案逐个做了说明之外，还列表对比了歼6、歼7、“佩刀”Ⅱ、“佩刀”Ⅱ改，以及F-20、F-16各项数据。在口头说明时，卡兰觉拉说如果能花些大本钱，如改成全翼展的全自动机动襟翼及后缘机动襟翼，则“佩刀”Ⅱ改的盘旋性能将可以与F-16相比，当然，现在不去追求这种高指标。

    我们带去8个方案，也做了同样的计算和分析，中、美双方相互介绍对比选择后，最后集中于两个方案，然后再继续做些工作，拟向巴方推荐。

    谈完，他们直接到巴基斯坦去了。预定谈完再回到北京向我们通报，故我和陈金琰留在北京等他们的回音。

    格鲁门的人10月中旬来北京前，中航技的刘国民、李泽蕃于10月9日先于格鲁门赴巴谈判。先后在巴会见了法鲁克少将、贾玛尔上将及国务秘书穆斯塔法，以后还带回了穆斯塔法给莫部长的复信。

    综合起来，虽然巴空军要迟至年底才向其国防部提出正式意见，最早明年春天巴政府方可做出最后决定，但巴空军对“佩刀”Ⅱ可行性研究的结果，反应是不佳的。首先是对飞机的性能不满意，机动性差，个别状态还不如歼7M；武器外挂能力弱；作战半径小。第二是研制费用太高，单价也降不下来，巴方计算全寿命费用会高于F-16。第三，对飞机要求使用20年，但3000小时寿命，预期只能用10~15年，不满足。第四，装备部队的时间与购置现成飞机相比过晚，而且还要冒研制的风险。

    巴方解释说，上述看法是经过可行性研究之后才认识到的。所以花些钱进行可行性研究是值得的，格鲁门向巴方保证的性能指标、费用估算等，巴方均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轻信，自己组织班子进行了评议比较。

    公平地说，除了研制费过高这一条以外，其他的问题，巴方在可行性研究的招标书中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买主是上帝，他现在提出来挑剔，你不可能去争论，人家不要，你也没有办法。

    在中、巴会谈会上，巴方领导人一再强调巴、中关系与巴、美关系完全不同，美方这个对手是商人，什么都能答应，不真诚。而中、巴之间，有长期的友谊，靠得住。因此，愿意研究中方提出由中、巴双方合作改进歼7M巴方称之为“一比一”的设想。

    从这次刘、李的巴基斯坦之行看，巴方对“佩刀”Ⅱ方案已明确表示三坐标（性能、价格、进度）都不满意，所以除非格鲁门公司对此有突破性变化，否则，“佩刀”Ⅱ是难以进行下去的。从巴方对中方的安抚看，也可感知巴方的想法。

    从中方的一贯立场看，我们尊重巴方的最终决定而不会去争的。何况这次巴方还明确先按巴方要求买一批歼7M型飞机，具体讲，巴政府已批准先购20架歼7M，年底签正式合同。为了保证明年4~6月份交付飞机，中方可先投产，这次穆斯塔法给莫部长的复信正式提及此事，可作中方提前投产的依据。巴方还要求在交付第一批歼7M的同时，借一架歼教7给巴方短期使用。巴方第二批购买歼7M的决定将在一年内做出。不管“一比一”或“佩刀”Ⅱ是否进行下去，买歼7M的决定是不受影响的。这是我们自1980年对巴谈判开始以来，8年不懈努力的结果，从歼7Ⅰ型、歼7Ⅱ型谈到歼7M型，向巴出口歼7型飞机终于成为现实，不容易啊。

    格鲁门公司的卡兰觉拉和佩莱哈克，16日带着中、美双方议定的机翼改进方案去巴基斯坦，巴方法鲁克等到20日才接见他们，23日回到北京向我们通报情况。

    关于F-16的竞争问题，卡兰觉拉分析，美国不可能再给巴方150架F-16，单价也肯定比“佩刀”Ⅱ贵。王承栋插话说，巴方花200万美元小钱搞“佩刀”Ⅱ可行性分析，好处很多，比如买F-16，一竞争，F-16降价，巴方可节约10亿美元的费用。我们一听，确实是那样，可见我们是书生，分析不到那里去。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中，事情真真假假，我们只是人家手中的一张牌吗？

    总之，卡兰觉拉带回的情况，与我们从刘国民副局长那里听到的差不多。新出现的问题，一是格鲁门有先做一轮9个月初步设计的设想，二是巴方建议三方联合投资的问题。美方不知道的是巴方有要F-16的同时购买一批歼7M的想法。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一手抓“佩刀”Ⅱ方案的继续改进，包括机翼改进和延长机体寿命，另一手抓紧做歼7CP方案。这个新的CP方案就是比歼7M有显著优点，但又达不到“佩刀”Ⅱ，因而不是代替“佩刀”Ⅱ的，原因是巴方希望“一比一”方案要便宜，单价在500万美元左右。我们则设想一旦它出来了，还应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方案当然是三坐标论证，即技术状态、研制费用及单价、研制进度。要便宜先考虑用国产发动机，用国外发动机，则应贵一些，巴方要装F404，由他们去进口。

    格鲁门公司对“佩刀”Ⅱ很有信心，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新的10吨以下的小型战斗机，而“佩刀”Ⅱ是和中国合作的，价格必然低，在国际市场上将很有竞争力。他们分析巴方对此短期内很难定下来。一是巴方目前没有钱；二是美国政府是否同意大量出售F-16给巴方，很难给巴方简单明了的回答。因此，格鲁门认为只要巴方许诺要这飞机，即使巴方不投资，格鲁门也要干下去。

    应美方的提议，中、美双方起草了一封由拉森和中航技总裁孙肇卿联合署名的信，由拉森和奥查特带着赴巴。

    12月14日奥查特飞回北京，向中航技通报情况。这次他们去巴了解巴方对替换即将退役的歼6，有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①研制150架“佩刀”Ⅱ；②全部用F-16代替；③买20~30架F-16加一定数量的歼7M；④买20~30架旧的F-16再加150架“佩刀”Ⅱ。对此，他分析，巴方现在有点迷上F-16了，对美国政府的外交辞令没有看透，实际上美国政府不可能卖大量F-16给巴空军，因为为了地区保持平衡，如果美国卖一架F-16给巴方，苏联就将两架米格-29卖给印度。

    11月底传来消息说，巴“佩刀”Ⅱ项目主管萨里姆已升任准将，当然是另有高就，不再管“佩刀”Ⅱ了，我们预感到“佩刀”Ⅱ前景不妙。

    12月19日，航空工业部莫文祥部长率代表团访巴，马承麟、刘国民、李泽蕃等随同。在巴见到了总统、总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见了空军参谋长贾玛尔上将及国防部国务秘书穆斯塔法。在巴期间，中、巴双方签署了出口20架歼7M的合同，因有若干小改，改称歼7P。会见时，也具体谈到了“佩刀”Ⅱ项目。

    穆斯塔法20日对莫部长说：可行性研究得出的结果，本应足以使巴方对“佩刀”Ⅱ项目做出决定，现在又花钱作初步设计，很困难了，难以接受。

    穆斯塔法接着把话题转入另一个装备方案：增购一部分F-16并多购一些歼7M，说巴空军希望和中航技合作进一步改进歼7M。莫部长说，这需要巴方先提出要求，双方再来讨论。穆斯塔法说，正式要求必须在对“佩刀”Ⅱ做出决定并通知格鲁门公司后方可提出。接着穆斯塔法问莫对“佩刀”Ⅱ的看法，莫回答说：中方对“佩刀”Ⅱ项目的态度，一如既往，即尊重巴方的意见，如果继续搞下去，中方全力支持，如果巴方决定中止，中方也无意见。穆斯塔法问，能否在少花钱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歼7M？莫回答说，首先对“佩刀”Ⅱ项目作决定应和改进歼7M的事区别开来；其次，改进歼7M只能是小改，不可能按“佩刀”Ⅱ的技术状态来改，如发动机就不可能换成F404的。穆斯塔法表示理解了。22日贾玛尔上将会见莫部长。在谈到“佩刀”Ⅱ项目时，贾说，经过可行性研究，中、巴双方都认识到搞一个新飞机是如何的复杂和困难。现在飞机的性能和费用都不能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除非格鲁门公司有戏剧性的改变，我们才能重新考虑。我们正在与通用动力公司谈判订购F-16，但为了利用两公司之间的竞争，给通用动力公司以“佩刀”Ⅱ尚在进行的印象，以压低F-16的价格，所以要1月份才通知格鲁门。

    至此，巴空军的意见实际上已经明朗：不要“佩刀”Ⅱ了。打起“佩刀”Ⅱ的幌子，只是为了压F-16的价。王承栋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莫部长等返回北京后，刘国民、李泽蕃继续留守巴基斯坦。12月26日，刘、李又去见了法鲁克少将。法说把现在的“佩刀”Ⅱ和F-16放在天平上衡量，相差悬殊。F-16设备齐全，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寿命也长，使用维护方便。巴空军对它已经熟悉。所以除非美国政府不准许巴方购买F-16，并使“佩刀”Ⅱ可与印度飞机相媲美，否则巴空军肯定不用“佩刀”Ⅱ而用F-16加歼7M的“混合编队”方案了。

    12月27日刘、李又去见了穆斯塔法。穆斯塔法说从国防部军工生产的角度来看，“佩刀”Ⅱ是非常吸引人的项目，但是费用太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空军又对其性能不满意，潜力也很小。因此空军不愿意再促进这项目了，我们国防部目前也持两可的态度，既积极又怀疑，因此也不会再去促进了。

    这样，巴国防部的意见也已经明朗。

    巴方正式退出之后改由中美

    双方合作超7后遭美国政府制裁

    1988年1月12日，卡兰觉拉、王承栋及格鲁门的气动力专家悉格等三人自美经香港直接飞抵成都。之前，卡兰觉拉已经给我发来传真，说此行要与我们讨论：改机翼的方案；提高机体寿命的方案；转移工作量给卡姆拉以降低飞机价格的设想；吹风计划的安排并要求去绵阳看一次风洞；以及决定更改机翼外形和结构后对研制进度的安排。

    13日我们开始谈判。要求改机翼与要求降低费用加快进度，显然是矛盾的。附加工作量主要在我们分工的方面，我们最大的努力是不增加费用和保持原有进度。要压总费用必须格鲁门公司及有关成件厂商作贡献。谈判中，格鲁门提出有些工作如性能试飞、疲劳试验可改为在中国进行，格鲁门的工作由长岛转移到佛罗里达州去进行，以降低管理费用，这样把原来要3亿美元的研制费用压缩到2．4亿美元。此外拟要求一些配套成件降低5%~10%的费用，早一些让巴方卡姆拉基地自制机头部件和一些机件，使飞机单价控制在800万美元重复价格之内，如包括分摊的研制费，不超过每架1000万美元。

    提高飞机机动性能的机翼改进方案，经过双方计算，已集中到两个较佳方案上，最终选定将取决于今后的风洞试验。双方还一致同意减轻飞机重量对保证飞机的性能至关重要，因此今后要进一步做好质量控制工作。飞机的寿命将按巴方要求提高到4800小时、20年，期间更换一次新机翼。

    15日，陈金琰陪他们赴绵阳，访问了风洞基地。在讨论机翼改进和风洞试验计划时，顾诵芬副院长又专程来参加。

    在成都谈完，卡兰觉拉等三人即赴北京，与18日自美国来北京的格鲁门国际分公司总裁拉森和奥查特会合，转赴巴基斯坦。

    在北京期间，中航技向他们通报了莫部长赴巴的情况，拉森通报了他们在国内活动的情况。

    赴巴基斯坦时，拉森带去了他们董事长比尔沃思给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总理居内久内容雷同极力促进“佩刀”Ⅱ的信，并给穆斯塔法一封详细回答巴方关注的那几个问题的信。我们看到它的复印件后，感到格鲁门公司已在做最后的冲刺了。

    格鲁门公司一行在巴基斯坦见到了贾玛尔上将、法鲁克少将及穆斯塔法国务秘书后，直接返回美国，由拉森分别给孙肇卿和谢明写信，通报他们的赴巴之行。总的印象是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巴方坦率地告知，虽然“佩刀”Ⅱ仍是可选方案之一，但是他们正在评估采购F-16的可行性。

    接到这信及李泽蕃给我来的电话以后，成飞领导在一起进行了商量。谢明主任认为要从公司自己的发展出发，应有所作为，应全力以赴促进三国联合干下去，赞成先干9个月的初步设计。侯建武总经理认为在“佩刀”Ⅱ上，成飞多分一些工作，符合中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符合参加国际大循环这大气候，虽然我们的风险大了，但也是我们前进中的机遇，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应努力把“佩刀”Ⅱ项目推上去。最后决定由谢明、侯建武出面写信给孙肇卿，代表成飞正式表态，说经过中、美双方的努力，在飞机性能、寿命、研制费用等问题上已有不少进步，推迟了巴方的决策，原由巴方提出，现在格鲁门也开始考虑由巴、中、美三方联合投资的建议，不失为吸引巴方倾向“佩刀”Ⅱ的好方法，成飞仍持1987年11月在京讨论时的观点，赞成联合投资，希望中航技努力促进，建议孙总裁8月去访格鲁门前与成飞一起做好谈判准备工作。

    2月底陈金琰带着我们的准备方案赴北京。8月1日在中航技向孙肇卿、刘国民、李泽蕃做了汇报。当场研究决定集中到两个方案：①三方联合投资，建议巴方投资1．5亿美元、格鲁门1亿美元、我方0．5亿美元。估计巴方决定要“佩刀”Ⅱ，1．5亿美元这数目，是巴方可以接受的。②如巴方一时仍定不了，则设法促进中、美两方联合搞9个月初步设计，费用双方自理，各不相互付款，作为对项目的预投资。格鲁门的工作报价1690万美元，中方曾同意自己分工部分报价600万美元。内部讲，我们这部分工作只花250万美元即够，中航技要求与成飞各二分之一投资，成飞部分主要用于吹风及劳动力等的国内费用。

    会上还分析了总的发展形势，认为目前情况由中方直接去催促巴方决策，对“佩刀”Ⅱ及向巴出口歼7M型飞机不利，而由格鲁门去催巴方较为有利。故孙总赴美前，不宜赴巴了。

    接着孙总于1988年3月7日赴美，经过两天谈判，与格鲁门国际部总裁拉森在纽约达成了一个关于“佩刀”Ⅱ的协议备忘录，决定中、美双方将于4月在北京就9个月初步设计合作，进行具体谈判。

    1988年6月18日、19日两天，法国斯奈克玛公司三人由法航空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一人陪同，来成都和我们谈M88发动机配歼7改型飞机。我们听了他们介绍以后，感到M88的确不错，体积小，推重比大，且有发展潜力。M88-2质量比F404轻，推力为7500千克力，下一步发展为M88-3，推力可到8700千克力，推重比达9．5。只可惜可能很贵。

    6月中旬李泽蕃访巴回来，得知巴政府正式决定不要“佩刀”Ⅱ，但不公开发表，以利格鲁门可继续做工作。从格鲁门那里，巴方已经知道中、美双方拟继续合作进行超7项目，巴方虽然决定“佩刀”Ⅱ项目终止了，但仍对中方表示希望继续得到超7的进展情况。之后，巴国务秘书穆斯塔法将此决定正式函告孙总裁。

    不久，巴空军参谋长与国防生产国务秘书均换人，哈吉穆尔开空军上将任空军参谋长，陆军中将麦索德任国防生产国务秘书。格鲁门公司董事长7月底也要换，由现公司总裁奥勃让接任董事长，格鲁门公司财政紧张，奥勃让上台，政策会变吗？巴方和格鲁门这些角色的变化，给超7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7月6日，我与陈金琰、邱普达赴京与格鲁门谈判，格鲁门派奥查特与王承栋来谈。此前中美双方决定，既改机身也改机翼的飞机改称超7（SUPER7），以别于未为巴基斯坦要的只改机身不改机翼的“佩刀”Ⅱ。

    奥查特对我们说，他认为巴、埃要超7是很有希望的，至于中国空军，也很可能要，格鲁门在向政府申请发动机、航电出口时，也包括向中国出口，希望中航技能做做空军的工作，问问空军对超7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奥查特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双方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不一致的。但对超7，第一，我们双方都想干下去，看来是一致的。第二，机翼改进由成飞干。第三，整架飞机机体原则上都由成飞干，包括机头，美国政府可能会同意，既然可以让新加坡干，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干呢？第四，关于市场，我们分析后提出三类对象，潜在市场可能有1000架，第一类市场是马上争取到的，有巴基斯坦、埃及、中国，我相信，只要我们干起来，12个月之内，他们可能都会表示要。上个月成飞的侯总裁与成都市市委书记吴希海一行去访问格鲁门公司，谈到中国空军会不会要超7时，侯说，中国空军也会感兴趣，如果包括F404发动机可给中国。我插嘴说，超7飞机当然包括F404发动机在内。奥查特接着说，第五，我们双方商量一下，超7的性能、机动性等，可不可能通过改变全新的机翼来达到和F-16一样的水平？第六，最关键的，是怎么想办法找到超7的第一用户，投资怎么解决？

    牛新棠问，两家干，投资怎么出，是你一半我一半？奥查特说，格鲁门没那么多钱，我们新董事长奥勃让10月要访华，到北京和成都，可能会找高层谈，与中国空军领导当面谈，如果中国空军表示了意愿，奥勃让的决心会更大一些。另一方面，如果巴基斯坦或埃及能表态，出具一个只要超7能达到要求可购买多少架的意向书，不是订货单，就好了，格鲁门就据此可以去贷款投资。有了买主，钱，格鲁门可想办法，如无买主，那就别干了。

    我说，最大的风险，是投资风险，有了买主，投资没风险了，剩下的是技术风险———能不能达到要求，否则即使出了意向书，也有理由不订货。

    王承栋补充强调说，格鲁门的态度是，没有买主，就停下来。牛新棠追问，格鲁门的主要态度是这个？奥查特缓和一下说，格鲁门的主要态度是想办法继续干下去，假如没有买主，自己出钱是有限的。9个月初步设计中的我们这部分分工，也要1000万美元，今天来研究，有什么出路。

    陈金琰说，原来新加坡参加，就是愿意承担风险，三方都承担风险，没有买主也干，一边干，一边找用户。

    奥查特说，格鲁门是私人企业，与中国、新加坡都不一样，中国、新加坡的是国有公司，格鲁门不能冒太多风险。我说，对这点，格鲁门过去不这样，原来说，两家合作也好，三家合作也好，都要先做初步设计，同时找买主。现在改变为没有买主，就不干了，这是格鲁门最近的变化？

    奥查特说，你讲得对，原来并不要先有买主，也说了找到人合作进来，有人分担，也许一下子找不到。现在公司经济上不行，走不通了。

    我说，这就走进死胡同了，鸡生蛋，蛋生鸡，你连个初步设计方案都没有，谁来当买主？牛新棠转圜说，要干下去，格鲁门的工作最低限度要多少钱？

    奥查特说，我估计一下，最少要830万美元，加些余量，900万美元吧。我们设想，为了节省费用，将来初步设计不在佩斯贝齐做，而改在波哈曼的发展中心做，那里的管理费可少一些，也不受政府的限制，属商业部门。

    我说，你们在“和平珍珠”项目中赚钱了，可拿出一些来投资。

    王承栋笑了笑，没说下去。

    第二天，我们有意绕开用户问题，与格鲁门公司谈如何分工以降低初步设计阶段的费用，降低研制费和飞机单价，并且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由中、美两家合作，各自自费先做初步设计，把第一步先走出去。在谈的中间，奥查特反复强调格鲁门财政困难没有钱。没有钱，这不就干不下去了。谈到7月12日，奥查特抛出一个挪用“和平珍珠”项目对华补偿贸易额度当钱用的方案。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原来歼8改装“和平珍珠”项目中，我国买了美国不少硬件，我国就有30%的补偿贸易权，而要做成这些补偿贸易额度，格鲁门要花费占补偿贸易额度1/15的工作费用。所以中方如果放弃一些补偿贸易权，格鲁门就可节省出这笔工作费用来转入超7初步设计用。

    对中方来说，能做成补偿贸易当然很好，但经验证明要全部完成补偿贸易是很难的，我们放弃一些额度，换成格鲁门内部可用于超7的现钱，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这样，超7这盘棋，多少有些活了。

    首批歼7P向巴空军交付的剪彩仪式，1988年7月26日上午在成飞试飞站厂房隆重举行。一架全新的喷有巴空军徽的歼7P飞机，披着大红花停放在会场前头。巴国防生产国务秘书麦索德中将，巴空军作战副参谋长法鲁克少将等14位巴方客人在姜副部长及孙、刘两位局长陪同下于前一天到达成都，当天均出席大会。中、巴双方讲话之后，给新飞机剪了彩，观看了飞行表演。下午我陪同客人参观了生产线，为了推销出口，又特地引法鲁克等观看了歼7Ⅲ型，可惜事后法鲁克对孙、刘两位局长说，他们对Ⅲ型不感兴趣。

    因为晚上省长出面宴请巴方客人，故事先安排午饭之后，用两小时，我们和孙、刘两位局长一起和法鲁克、麦索德谈判。我和陈金琰准备了500万美元单价的歼7CP方案向巴方介绍。介绍之后，法鲁克说，“佩刀”Ⅱ可行性研究之后，因格鲁门索要的研制费太高，所以不想搞下去了。通过可行性研究，我们学了一些知识，看来不一定需要第三方来合作，从我们中、巴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和过去的商务关系看，我们中、巴双方合作，更为有利。

    关于歼7CP这个方案，假如因另外有人对它有兴趣而研制，巴方也会有兴趣参加，今天巴空军还没有把歼7CP作为装备的想法，但不排除今后你们歼7CP搞出来了，巴空军在明天或后天要歼7CP飞机。窗口是开着的，只是没有大开。巴空军的原则是最好买现成的飞机，不能要只有我们一个用户的飞机。“佩刀”Ⅱ不能搞，研制费太多了。

    法鲁克说，我们要歼7P，就是因为机体上没怎么变，不用花很多的钱，如果歼7P上的测距雷达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我们用歼7P是用于点防空，航程不长不要紧，远程出击可由F-16担任。

    因为过去历次去巴会谈，都是刘副局长去的，这次孙局长又见到法鲁克了，孙就接过话题，再次建议巴空军考虑中、巴、美三方合作搞超7。孙局长认为500万美元单价的歼7CP方案是不易成的，档次低了一些，还是超7方案合适。孙局长说，“佩刀”Ⅱ的研制费用，格鲁门要2亿多美元，是太高了，我们已经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我建议降到1．5亿美元，另外飞机上的航电用“和平珍珠”的，研制费和单价均可降下来，F404是好发动机，巴方是可以拿到的。我认为在费用降下来的基础上，三方可以在超7上继续合作下去。

    法鲁克开玩笑地说，搞出超7来以后，你们把歼7P买回来？我们不可能频繁地换机型呀！

    孙说，超7至少是5年以后的事情，与你们买歼7P不矛盾。

    麦索德说，我才接新的工作岗位，在学习中，首先要很好地听。你刚才的意见，我们回去考虑，回去和穆斯塔法先生商量。

    法鲁克点点头，表示同意，不再说话。

    总之，巴方这次对歼7CP和超7的反应并不积极。好的是，这次巴方表示已原则上决定再续订一批歼7P及歼教7。能扩大出口就好。法鲁克回国后不久，升任空军中将、巴空军第一副参谋长。

    根据7月中格鲁门来京谈判的情况，中航技孙肇卿总裁于1988年7月23日向格鲁门国际公司总裁拉森发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电传，希望拉森转给其新、老董事长比尔沃思和奥勃让。中航技同意动用“和平珍珠”补偿贸易工作费用移做超7用，但补偿额度不应超过1500万美元。孙总裁最后建议，鉴于超7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值得中航技和格鲁门合作搞下去，如果格鲁门同意，中方将派一个小组赴美，与格鲁门共同讨论超7第一阶段即初步设计的分工合作事宜。

    格鲁门拉森很快回电，同意孙总裁的建议，并邀中方尽快派出专家组赴美谈判。我方经过协商，专家组由5人组成，除军机司马承麟、中航技牛新棠外，成飞派出我、陈金琰、邱普达三人，翻译1人由刘明树担任。

    出发前，我们准备了进行9个月初步设计工作的协议草案，包括对格鲁门SOW初稿的修改意见以及内部人员安排、研制费用估算、研制进度和分工设想等。1988年8月23日，我们一行4人飞赴北京。

    先到中航技李泽蕃那里谈，我谈了我们的准备情况。李泽蕃说，这次去美谈判总的思路是防止格鲁门想少担风险多赚钱。第二天，我们又到孙总裁办公室汇报。孙说他和李总将去英参加航展，我们去美谈判，如果到时需要，他可直接由英赴美。

    关于新加坡的事，他估计新加坡在超7初步设计阶段只了解情况，等初步设计完，又有用户要超7了，他才正式投资参加。这样，格鲁门又可能不会答应，已经有用户了，何必让你来捞现成的，除非你参加初步设计，即了解情况同时，你也出些钱。

    孙担心超7的水平过低，他主张应设计得水平高一些，水平做低了，如“佩刀”Ⅱ方案那样，会没有人要。孙说，这次苏联将在英航展上公开展出米格-29，这意味着苏联将在国际市场上大力推销米格-29，因此超7要具有对付米格-29那样的能力，否则对未来的用户没有吸引力。反正超7不能凑合着干，初步设计完了之后，仍找不到用户，还不如趁早别干。

    关于商务问题，估计原来答应让出1500万美元“和平珍珠”补偿贸易额度，格鲁门不会满意，孙授权我们可退到2000万美元或2200万美元，即可有约150万美元的工作费用可以挪用。

    由于签证未及时拿到，原定24日出国未走成。我们又去军机司向朱荣章处长做了汇报。

    1988年8月30日，我们一行6人坐CA989航班，从首都机场出发赴美。这趟班机是不经停上海而是经停东京的，飞机在成田机场着陆，我们在候机室休息约一小时，再次起飞。在经过日本附近海面时，可远远看到富士山。飞机上坐满了人，因此没有空位可以躺下休息。原来正值开学时期，同机出国的大多是去美留学的学生，坐在我附近的是两个大学刚毕业去美国直接攻读博士的，还有两个高中才毕业的女孩，是交流出国去念大学的，完全是孩子样子，且不是大城市的学生。她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即坐了这远涉重洋的波音747，我作为长辈，真为她们学习出色而有此机会感到高兴。

    在空中飞行15000千米之后，我们到了纽约肯尼迪机场，格鲁门的王承栋和奥查特来接我们，安排我们在长岛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住下。

    第二天是31日，我们即去格鲁门公司的一个民品发展中心与卡兰觉拉等谈判。在相互通报情况之后，按技术和商务两个小组进行谈判。中航技驻纽约代表孙德庆同志也来参加。

    卡兰觉拉交给我们一份格鲁门公司在今年5月他们向国务院军火控制办公室主任的申请报告，内容是请批格鲁门公司和中航技、新加坡航空工业公司间合作研制超7飞机第一阶段即初步设计的技术援助协议（TAA）。格鲁门在报告中设想超7的销售对象是埃及、巴基斯坦、新加坡和泰国。TAA后附有超7第一阶段概念设计的SOW、超7飞机与歼7M的对比、超7第一阶段技术转移的控制等附件共5个。报告明确超7是歼7M的改型机，没有多少技术秘密。看来格鲁门为了对外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准备谈判，事先向政府做正式的请示，他们这套办法是比较严密的。

    概括起来，我们的技术谈判是友好和顺利的，商务谈判则是艰难的。

    最后修改好的SOW文本，包含了9个月的初步设计工作应达到10个目的：

    ①进行足够的风洞试验和气动分析，以决定飞机的预期性能；

    ②决定飞机达到3000小时疲劳寿命的改型方案；

    ③飞机的重量重心控制，优化静稳定性余量；

    ④规定各子系统技术要求；

    ⑤在可接受的重量、疲劳寿命和性能要求之内，进行初步的结构分析，评估结构完整性；

    ⑥制定出第二阶段的费用，飞机的单价以及生产、综合后勤的费用等；

    ⑦完成第二阶段的工作计划表；

    ⑧规定航电系统、武器、外挂等的要求；

    ⑨准备好向潜在用户介绍超7的简介资料；

    ⑩为了双方继续进行这个项目取得政府必要的批准。

    在SOW中，明确了双方的分工，计格鲁门为主的机体工作任务18项，外加2项航电工作，成飞为主的机体工作任务21项。这些，我们和美方都进行逐条逐句的讨论，明确含义和双方如何合作。9个月的工作完成后，还达不到冻结技术状态，因为没有进行按比例设计的详细初步设计。

    关于发动机，卡兰觉拉说，F404的数据美政府尚未批准向中方发放，所以很多事只能由格鲁门来做。但罗·罗公司已把RB．199的数据给中国了，所以中方可以自己做一些配装RB．199的工作，包括性能估算，只是它的价格比F404贵了一些，也有可能将来针对不同用户要求配装不同的发动机。

    在讨论SOW时，卡兰觉拉请了他们公司的工程部副总裁华生先生及另一位主管文件的工程师来参加。

    美国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国家劳动节，相当于我们的五一劳动节，放假。这样与周末连在一起共休息三天。这年劳动节是9月5日。3日，卡兰觉拉请我们到长岛的原共和飞机公司的机场饭店去吃饭。共和飞机公司过去生产F-84、F-105，现在倒闭了，部分为格鲁门公司接收。机场上都是私人小飞机还有一些做表演用的后三点小教练机，还停了一架飞艇。饭店附近开辟了旅游区，饭店本身内外都用原木装饰着，带些自然味道。吃完饭，他拉我们到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及大西洋边上的沙滩散步。海滨风景很美，沙白水碧，阳光宜人。

    商务谈判小组的讨论因钱的问题扯住了。格鲁门公司除奥查特之外，国际部总裁拉森也出面谈了几轮。他们坚持公司自己不可能现金投资，在9个月的初步设计工作中，他须花费300万美元，只能从“和平珍珠”补偿贸易工作费用中划出50万美元，其余250万美元要中方垫支，然后由格鲁门保证在5年中给中航技做成3750万美元的返销出口项目，中航技从中收回10%的管理费补偿250万美元垫支的本利。我方坚持格鲁门自己出100万美元，100万美元由“和平珍珠”补偿额度出，100万美元按他们返销方案先由中方垫支。虽然双方对继续超7项目都表现有兴趣，但钱的问题上一直谈到13日仍未一致。

    这中间我们内部有一段插曲，9月7日孙总裁在伦敦听取马、牛二位的长途电话汇报后表态说，一定要格鲁门出自己的100万美元，要硬一点儿，最多谈不下来回去了。晚上我们内部碰头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虽然我不负责商务谈判，但是否能把超7项目的生命延续下去，可是涉及出口后继有机的问题，我说，我们仍应竭力争取搞成合作或至少使项目延续下去不能断线，如果这次出来，我们搞断了线，我们负有历史责任。我这话一出，会场明显地寂静了一会儿。我这话当然是得罪人的，但作为成飞派出来的人在紧要关头，态度不鲜明不行。

    最后把商务问题的双方意见求同存异地写在会谈备忘录里，留待格鲁门新任董事长奥勃让10月访华时，再与中方高层面谈。在拉森口头说可在中、美的两种意见中折中之后，双方签了备忘录。

    我们一行14日离开纽约回国。卡兰觉拉去肯尼迪机场送我们，与我们道别时，颇有依依惜别之意，似乎预感到难得再合作了。格鲁门那么大的公司，竟然100万美元也拿不出来，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心里也不好受。

    9月15日回到北京，正好孙肇卿、李泽蕃从英国参加范堡罗国际航展回来。李向我们介绍了苏联人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出的米格-29，以及它在现场飞行表演中进行“尾冲”飞行的实况。我们听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国际军用飞机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了。

    关于与格鲁门合作，孙认为先坚持给“和平珍珠”的1500万美元补偿贸易额度折成100万美元，因这数额部长已批准。关于返销出口零件，还没把握，先不说，即使超7不搞，出口零件总可以，不矛盾。还要看新加坡可不可以投那200万美元？倒是超7的战术技术要求，看来要高一些才行，这次看了米格-29，很厉害啊。

    我们返回成都不久，10月初格鲁门的卡兰觉拉、奥查特及保延昭三人来北京谈商务问题，也就是他要钱。成飞派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这次谈判使超7形势急转直下，中方决定冒风险投资。最后定的是除“和平珍珠”补偿贸易1500万美元额度以外，再加中方垫支200万美元给他做返销贸易———基本满足格鲁门的愿望。钱的问题一定，其他就好办了。双方决定初步设计明年初开始，12月我们先去谈超7的战术技术要求，格鲁门公司内部11月中即集中人力开始做准备工作。

    关于冒200万美元的风险问题，在答应格鲁门公司之前，中航技内部研究是很慎重的。要真做成3000万美元的返销贸易，是不容易的。为此，孙肇卿召集刘国民、王大伟、李泽蕃、牛新棠等一起开了会，提出我们为了发展出口后继机，可能这200万美元付出去之后，没有收益会付之东流，我们干不干？会上大家都表了态，同意下这个决心。统一了意见后，又向姜副部长请示，姜也同意，认为要冒点风险走这一条路。大家知道，1987年搞“佩刀”Ⅱ，投资者是巴基斯坦，这次要搞超7，可不同了，投资者是我们自己。为了稳妥，双方议定，在1989年1月以前，先用格鲁门自己补偿贸易工作挪用的50万美元，到1月底由我方付100万美元，到1989年5月初再付他100万美元，格鲁门另外50万美元到7月份动用。

    10月中，格鲁门新任董事长奥勃让来华。他专门就超7合作事宜，找了张爱萍国防部长和空军王海司令员、林虎副司令员。

    为了准备12月去谈超7战技要求，我们内部做方案，指导思想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也就是能以低价格取胜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性能搞好一些，重点是机翼改进方案。做这种文章确实是一种设计艺术，我们的设计师们进行了多少次反复论证啊，真是绞尽脑汁。

    11月29日，我们一行7人，我、陈金琰、邱普达、宋开基、郑维川、刘运孝及翻译刘明树同机飞抵北京，准备赴美与格鲁门商谈超7战技要求，安排9个月的工作计划及人员来往计划，落实我们今后设计人员去美工作的生活条件，正式签订与格鲁门公司的TAA及其附件。

    出国前，我们到航空工业部毛德华司长那里汇报请示。

    我提出了一个出去后的想法，争取格鲁门能同意初步设计工作明年1月9日即正式开始，这样我们成飞7人中有5人即留下不走，不浪费差旅费了。毛同意说，可先按此办护照，出去后再与格鲁门商量。

    我们一行9人，成飞7人、中航技牛新棠、军机司任年，于1988年12月3日乘坐CA981航班离开北京赴美，开始第二次与格鲁门合作。飞机过日本附近时天已黑，地面的大城市璨若繁星，富士山也隐约可见。此后在茫茫太平洋上，几乎漆黑一片，高空的星星也极为暗淡，也没有月亮，不知当日农历是哪一天。我忽然想到，在这茫茫大海漆黑的夜晚中飞行，我们的生命已全托付给这在嗡嗡声中正常运转的飞机了，如果万一有任何灾难性意外，大约什么应急措施也没有用，什么人也帮不了忙的。人类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出这种高安全性的飞机，而不安全往往又是人为的，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

    飞机上极挤，没有什么多余的空位可睡，大家只好在自己的座位上打瞌睡。这次同机去美的我们同行有82工程的毛德华、李明二人，杜志光测试仪器考察小组4人，型号工程电子考察小组4人，我们这行业还真热火呢！

    在空中飞过15000多千米之后，我们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格鲁门奥查特及王承栋来接，我们在预定旅馆住下。

    5日早晨，我们一行去格鲁门公司900号厂房与项目经理卡兰觉拉等谈判。几天内我们共同讨论了飞机的设计目标包括任务状态；9个月的分阶段工作安排，包括三次评审的时间，预定第一次及最终评审在美国进行，第二次评审在中国进行，届时应正在做风洞试验；项目的总进度安排以及我们在美工作的条件如计算机的准备等。宏观的问题取得一致以后，8日开始对总方案中的各子系统的原则方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进气道时，我们还是主张最大Ma应达到1．8。

    13日英国罗·罗公司派RB．199发动机总设计师萨特等二人来向我们推荐RB．199各型发动机。14日通用电气公司派人来通报F404发动机的情况。15日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派人来介绍航空电子设备的情况和他们的四余度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总之，我们和格鲁门合作要上马，各有关大公司也都闻风而动，主动介入了。

    经过两周的共同工作，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费用承担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都好谈。格鲁门公司的人马也开始集中起来，其组织工作看来是认真的，只是与1987年搞“佩刀”Ⅱ可行性研究时相比，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都换了。我方工程师将来来美轮换工作的人数控制在25~30人之间。为了促使他们快些开展工作，我们建议元旦后1月9日双方正式开始工作，我方陈金琰等5人留下做准备工作，不返回国内了。原定9个月的时间不够，决定最终评审安排在10月份进行，11月收尾完成。这些美方都同意，于是双方草签了超7初步设计SOW，谈妥了技术援助协议TAA，签署了附有超7性能要求、结构设计、航电任务要求的会谈纪要。在谈判中，TAA有个附录F，是美国政府对中方的限制条款，我们坚持应取消，美方坚持必须要，最后取得妥协把文字改得缓和些。

    14日，82工程来美人员的住处，大白天只有两人在家时，被几个蒙面强盗持枪入室抢掠一空，不仅现金、照相机、首饰等合计损失7000美元之多，而且这两人吓得够呛。事后向警方报了案，也就不了了之。82工程后来又跑掉一个人，事故比较多，这是后话了，相对于我们的超7项目，我们则平安多了。

    在美时，我向卡兰觉拉建议，在第一次评审时增加邀请成飞谢明董事长、侯建武总裁前来参加，以增强成飞领导层的决心，卡兰觉拉听了认为很有必要。

    在此之前，为了扩大舆论影响，格鲁门已通过美国《航空周刊》发表了中、美合作超7项目的报道文章，说明先做9个月的初步设计，然后第二步搞全尺寸原型机发展。这方面，他们比我们能干。

    18日，我和牛新棠、任年、宋开基同机返回北京，并分别向中航技及军机司汇报。

    总安排定了之后，成飞的组织准备就开始了。确定了上报90个出国人员的名单，按各人分工，在做好国内技术准备工作之后，分12批赴美合作设计。由于国内国外两头都要工作，正副总设计师4人分工，陈、邱二位在美管中间一段。我让已有护照的范德富、黄卿祥、胡新如、戴干常4人作为第一批赶快办证赴美，终于在1989年1月11日离开北京出发。第二批查治中等8人1月24日出发。

    过了元旦不久，元月5日陈金琰等即到格鲁门116号厂房超7项目办公地点上班。这里，除领导管理层有小办公室和会议室外，中、美双方工程师均在一个大厅内混合办公，对我方尤为有利。买的计算机已运来，格鲁门开始集中了22人，看来都比较认真。

    1989年2月6日是春节，成飞在美工作的17人自己放了一天假，会了一次餐。此前，格鲁门公司为庆春节请中方人员吃了一顿中餐。2月22日，张功勋等10人第三批赴美。

    这期间，在格鲁门公司和成飞，两边工作的重点是选定机翼包括边条的气动和结构方案；安排吹风模型的设计制造，先抓紧在美国建外形数模；分析翼尖挂弹的气动、结构、颤振问题；研究前缘缝翼的气动外形、机构和操纵；研究进气道是否引用X-29的直接经验；落实成飞与格鲁门的计算机兼容问题；机体结构用有限元模型采用NASTRAN程序进行应力分析等。为抓紧工作，在纽约的人每天工作到下午6点，星期六也加班。

    在美的工作都按计划进展，预定4月10日在格鲁门召开超7初步设计第一次评审会。为了早些了解工作情况，中航技请格鲁门提前邀请我和马承麟、牛新棠于3月中赴美，评审时另请刘国民、顾诵芬、谢明、侯建武参加。

    我于3月15日飞北京。次日在中航技与孙、刘、马一起开了个小会，知道了部领导对超7的态度不一样。这次去参加第一次评审，必然涉及初步设计。之后，下一步如何走，中航技、成飞和格鲁门三家都要有一个估计，即是否横下一条心，走下去，冒些风险。当然，用户问题我们要积极抓，牛新棠即随中航技副董事长赵光琛赴埃及，刘国民赴美前也先去巴方分别做工作。关于飞机的水平，大家一致认为水平要高一些，包括寿命要长一些，并且以后还有发展的活力。当然，成本还要控制住。

    3月18日，我和马副司长出发赴美。

    我和马副司长一起去会见项目经理卡兰觉拉。卡兰觉拉向我们通报了最近的工作进展，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超7机头雷达罩大小的取舍问题。雷达天线尺寸较大，机头只好钝一点，但会加大阻力；要阻力小，则机头要尖一些，天线尺寸只好小一些。如何取舍？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必须有超视距发射中程导弹的能力，所以宁可牺牲一些超声速性能，也要保持较好的超视距能力。当然近距格斗能力都是必需的。

    卡兰觉拉又谈了关于控制飞机出厂单价的问题。他说现在可以先按由格鲁门制造机头来进行研究，但真要使飞机便宜，全机机体由成飞造最好。这样，即使超7没有多少新技术，今后第二阶段（全尺寸原型研制）还得美国政府批准，包括一些技术转让问题，如为了提高寿命，就有材料问题、制造工艺问题，当然也包括发动机和航电的出口问题。因此，要中国政府出面向美国政府高层疏通关系。现在超7的合作，是商业渠道。这种渠道能否保持下去，是很难说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卡兰觉拉能对我们说这些话，是很有诚意的，他不愧是一个正直的工程师。关于商业渠道能否保持下去的问题，虽然当时并无迹象，但两个多月后“六四”事件一发生，美国政府马上对超7项目进行干预，证实了卡兰觉拉的预见和我们对美国认识的肤浅。

    卡兰觉拉还对我们说了找市场用户的问题。他说第一用户必须找到，没有确切的用户，只是说潜在的用户或市场是不行的，因为第二阶段要美国政府批准，必须明确超7搞出来给谁，即使是搞试验机，也一定要追问弄出来给谁，否则不批准。

    对初步设计中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在专业和全机两个层面上，中、美双方都频繁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讨论后都有文字记录和后一周的计划安排，打印成周报，报送有关人员。这种工作方法，显然比我们国内严谨得多，效率高，争议少，有档案价值，透明度也高。

    28日，牛新棠自埃及飞来纽约，之后我们4人去找格鲁门国际部总裁拉森谈。牛向拉森通报了在埃活动情况，希望共同在埃空军司令不久后来美时向他施加影响，说服埃及参加投资或给一个原型机制造的意向书。拉森反复强调要有用户，不能重犯诺斯罗普在F-20上的错误，白白花掉16亿美元。4月2日，马、牛、我3人赴华盛顿，次日去使馆汇报超7合作情况，并汇报今后如商业渠道不行，可能要走政府间合作的关系，如国外用户动用军援费用，则必须走FMS关口。

    为第一次评审做准备，中、美双方都在紧张工作。初步设计方案要在这阶段冻结布局技术状态，问题固然不少，如找不到用户，9个月初步设计格鲁门是否会做到底，也有些危险。因为格鲁门公司内部有人议论，如几个月之内找不到用户，格鲁门应停止这个项目不再花钱。3月31日卡兰觉拉以书面形式向中方马、屠、陈、牛4位发出备忘录，除陈述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外，还专门提出了商务问题，建议中航技及成飞领导慎重考虑，在没有找到用户之前，不要再花更多资金。例如不再在5月份向格鲁门支付第二个100万美元。这备忘录也送格鲁门领导层。4月6日，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决定，格鲁门不能主动不干，只是给中方一个机会，中方考虑不干了，格鲁门可同意不干。

    1989年4月5日，成飞谢明、侯建武及航空工业部顾诵芬在翻译张大信陪同下赴美参加超7初步设计第一次评审。同机飞美的还有设计人员徐德寰、徐鹤皋、罗先轸及徐林。4月7日中航技副总裁刘国民带房颖自巴飞美。此时中方评审组成员已全部到齐。

    刘到了之后，我们一起交换了情况，针对格鲁门的备忘录进行了分析，这次目的，一是参加评审，二是做我们的决策调查。大家认为，现在碰到没预想到的情况，但还没有到改变我们坚持把9个月的初步设计做到底这一方针的地步。

    在第一次评审前，经格鲁门起草中方修改后，完成了描述超7初步设计技术状态近300页的正式评审材料合订本。在3个月的工作中，中方提交美方技术文件共44份，双方签署备忘录12份，还有工作周报12份，总体方案、外形数模、高低速风模设计都完了，结构的总体安排、各系统的方案也都商定了。双方参加工作人员虽少，但完成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评审会在4月10—12日进行，由卡兰觉拉主持，全由格鲁门的主管人员做报告，没有翻译，中、美双方全体人员全部出席。这时刚到美的沈泳沅和宋开基等也正好赶上。会上用两天半时间报告了全机的总体布置、机体的设计准则、子系统（发动机、燃油、液压、环控）的概述、航电系统概述、飞机性能目标和预测、风洞试验计划、研制和生产费用估算、市场情况、项目进度计划及其有关问题等。最后半天总结，一般是某个人报告完了之后，就问一句，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不吱声，就OK下去了。原因是事先反复商量过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幕后小会上。

    小会上又就超视距作战和超声速性能、飞机寿命指标、外挂能力、机翼改进方案以及市场、进度、价格等进行了讨论。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第一次评审的备忘录。

    美方项目管理一级工作上有困难，主要是格鲁门公司内部对项目的财政支持不够，造成人力及资料来源紧张。为此，刘总专门去找了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向他表示，找市场问题，中方将负起更大的责任。中方不能同意初步设计半途而废，要求格鲁门公司一级对项目做些支持，奥勃让答应加强格方的工作力量。

    评审完，刘总又赴巴做工作，马承麟及陈金琰、邱普达等15日飞返北京。

    4月13日及14日，我和牛陪同谢、侯、顾去参观通用电气公司（GE公司）的发动机分部，由格鲁门的保先生陪同去波士顿。GE公司派人招待我们在假日旅馆住下，在大中国中餐馆吃晚饭。第二天GE公司的张维陪同我们到公司参观。这次访问，GE公司很重视，专门印了给中国客人的介绍资料。在介绍中得知，GE公司在全世界共有30万员工，1988年的营业额为400亿美元，其中发动机占1/6，即65亿美元（其中军用发动机占52%），员工有38000人，分布于16个工厂。

    在讨论时，我向GE公司提出，为了改善超7的超声速性能，；F404能否增加一些推力，或常用战斗状态工作？他们答复战斗状态每次可用5分钟，在整个寿命期间可用25小时，用多了就影响发动机寿命。情况清楚了。

    15日，我驻联合国军参团余华栋大校亲自驾车带谢、侯与我3人去游长林公园。路过费城时，我们参观了美国古迹独立宫及独立钟。长林公园原来是亿万富翁杜邦的私人花园，后来捐献出来供公众游览，每人收6美元门票供维持环境。长林公园面积很大，有草坪、树林、喷泉、鲜花，布置得气魄宏伟，层次分明，环境极好，特别是几个大型室内花房，各地名贵花卉竞相开放，喷泉如球，真是难得一游，可惜下雨不止，手不离伞。次日，中航技驻美代表孙德庆亲自驾车送谢、侯去华盛顿我国驻美使馆汇报，我陪去。

    谢、侯及牛新棠由刘明树陪同于20日飞返祖国。

    评审活动结束后，初步设计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细化结构和系统设计方案。

    4月26日，意大利FIAR公司派人又来介绍他们的GRIFO雷达，并详细解答了格鲁门事先准备的提问。事后卡兰觉拉对我说，这雷达是不错的，以后万一美国政府不卖APG-67，可用它代替。他建议中方今后多和FIAR公司联系。

    当时，格鲁门在和我们合作超7的同时，正在从事由他们公司承包的歼8Ⅱ“和平珍珠”项目。这项目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与117厂房相邻的厂房工作，故每天上下班，我们与沈阳的同志经常遥遥相望。

    4月28日，我临回国时，和卡兰觉拉谈过一次话。卡兰觉拉说，“和平珍珠”已经决定不考虑改装F404了。如果“和平珍珠”不用F404，即中国政府不正式和美国申请进口F404，那中国是得不到这发动机了，所以超7要考虑有代用方案，如用RB．199发动机。如果巴基斯坦要超7，美国政府是会给他F404的，因为美国政府已同意发放F404给印度，巴基斯坦便没有问题，而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中方要考虑用欧洲的航电和发动机的备选方案。如果没有确定的买主，只是搞试验机，要美国政府批准发放设计用的发动机数据，就很困难了。除非涉及它的设计及试验试飞都在美国进行，那费用又上去了，也不行。

    我问他，在没有买主出研制费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只造一架试验机，用它做不破坏的静力试验后，上天试飞，限制过载试飞。他说，这也可以，但详细设计必须出和批生产一样的图纸，只是寿命一开始不一定达到4000小时，也可以不装雷达。X-29飞机造了2架，都试飞了，其中一架就是做了不破坏的静力试验后再飞的。

    我又问他，刘国民先生找奥勃让支持超7，奥勃让答应加强超7项目，现在格鲁门公司内部是否真加强这项目了？他说，格鲁门目前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防部要减少预算达100亿美元之多，故要削减F-14的预算，要停止生产F-14D，而F-14D每架价格达7500万美元。今年刚完成研制和6架飞机，就不生产了，剩下只生产F-14A及其他改型机，估计只有两年好生产了。如果生产D型则至少还要生产四五年。现在格鲁门处在困难时期了。我得到的信息是超7恐怕很难得到更多支持了。

    这个消息当然对我们很不利。

    我又一次对他说，希望格鲁门进一步论证超视距作战能力和飞机超声速性能二者之间的权衡。卡兰觉拉坚持说，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必须有超视距作战的能力，在未接近敌机前，有远距离攻击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格鲁门设计飞机是围绕武器系统的作用来设计的。当然，最后要看买主的需要。

    果然，不久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就向全公司职工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大家向长岛地区的国会议员写信施加影响，不让政府减少F-14的预算。由此看来情况的确严重。

    5月1日，我带着不佳的消息，偕胡正林等离开纽约回国。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新词，批斗一个干部后，让他靠边，叫做“挂起来”，意思是既不免职，也不让他任职。无独有偶，美国文字里有一个suspend，既有“悬、挂”的意思，又有“暂停、中止”的含义。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这个中止原词即suspend。注意这个中止不是终止，是暂停的意思。歼8Ⅱ“和平珍珠”项目和超7合作项目都在中止之列。超7被“挂起来”了。

    6月8日晚7时（在纽约是早晨7时），我们接到在美国负责超7合作的副总设计师沈泳沅来的长途电话，说格鲁门公司已正式接到政府的通知，超7项目已被中止。卡兰觉拉通知沈泳沅，中方人员6月9日不必再去格鲁门公司上班，但今天还可去办公室取回一切资料、用品。大约因是公司间的合作，格鲁门网开一面，5日卡兰觉拉即与沈泳沅打招呼，6、7两日中方可抓紧问要问的问题和索取相关的数据资料。而“和平珍珠”项目，则事先未打招呼，7日下班前一小时通知说，8日不能进办公室。

    真是蛮横无理，非始料所及。陡然风波起，舟轻不胜颠。

    经过和陈金琰等商量，我们向北京孙肇卿总经理汇报。他已接到中航技驻美代表孙德庆的报告，说格鲁门认为超7合作是民间项目，尚可争取恢复。我于9日向沈泳沅挂长途电话，告诉他三点：①在美的设计人员在住处继续工作，直至按原计划分批返回；原定分批去美的人就不去了。如项目一时恢复不了，沈泳沅、吴绍端和翻译张达信3人留守。我方有人在美，待命观察，可使格鲁门感到压力。他们有责任去活动及早恢复合作。②已取回资料让返国的人全部及早打包带回，以防不测，应按今后不能恢复着眼。若暂停时间太长，我们也拖不起。③尽可能在美与格鲁门交换情况，因格鲁门内部工作仍在进行，尚未中断。我们国内按两手做准备，已花了钱，尽可能争取恢复。但另一手验证机方案，做“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打算。

    这样，已经赴京准备去美的方玉龙、刘岸斌、康正柏、浦小玉、包宗秀等5人，起先因为“六四”事件取不出外汇，现项目中止，只好折返成都。原定去参加巴黎航展并在那里会晤法鲁克中将和拉森的孙总，也决定不去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改与俄罗斯合作

    飞机方面，我们积极投入做少花钱的验证机方案，不寄希望于美国发动机了。

    5月底我们派邱普达与中航技的人一起去埃及介绍超7，后来刘总也赶去，本希望埃及国防部能出具一个要超7的意向书，草稿也拟好了，正好碰上埃及新国防部长才上任，国内又出了“六四”事件，只好交代中航技驻埃代表，继续活动，邱等就回来了。

    6月20日，孙德庆与沈泳沅在纽约约见卡兰觉拉，卡兰觉拉把2份拷贝：美国务院关于中止超7合作TAA的通知和格鲁门正式通知中航技中止超7合作的公函，交给孙、沈。并说，希望中方能把9个月的初步设计做到底，明确采取做验证机的方案，并表示要让格鲁门对验证机工作进行技术支援。格鲁门得到中方的正式邀请后，将动手准备向政府提出恢复技术支援许可证的申请，一旦中、美两国政治气候变暖，即可正式提交这个申请。但这里主要是说搞验证机或原型机，而不是做纸面工作，只做纸面工作，其技术支援工作的分量不够，格鲁门很难申请。

    除沈等3人留守外，最后一批成飞工程师宋开基等9人于7月2日撤离纽约。

    格鲁门的卡兰觉拉等5人，于7月12日去斯坦福会晤孙德庆及沈泳沅，商定中、美双方尽快会晤一次，可由中航技发出邀请，去北京谈。中方向格鲁门正式表示了，如果超7初步设计被停止，中方必将考虑索赔以补偿经济损失。格鲁门公司认为超7合作中止，超出了格鲁门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中方依法索赔，都不是格鲁门的责任。此后格鲁门以要被索赔为由头再次向国务院申请对中止决定予以复审。拉森又致函刘国民，建议中方先做准备工作，然后在9月份谈判一次。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设计所仍在继续超7初步设计工作。1989年7月11日，我和陈金琰约宋开基等一起听取超7操纵系统方案汇报，羊衍乾汇报说超7副翼操纵系统拟参照E型飞机的安排，即助力器后边有两个摇臂和两根拉杆。我说这种布局不行，副翼的支持刚度太差，间隙也大，是要产生抖振的。助力器和副翼之间环节应越少越好，最多有一个摇臂和一根拉杆，E型机这方案不妥，回去应向总设计师报告一下。会后，我在大楼走廊上碰到主管E型机静气弹的寿伯康，又对他说了E型机副翼操纵系统不妥的事，请他回去慎重研究。

    1989年7月24日，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立。原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已完成历史使命，我原任中心副主任自然消失，改任公司高级顾问。

    9月初吴绍端奉命返国。此时格鲁门内部的超7工作已全停，人员也全撤出，以节省开支。

    10月中，格鲁门国际部詹姆斯、保延昭及王承栋3人借北京航展的机会来北京谈超7，中方刘国民、李泽蕃、牛新棠、任年及陈金琰参加。我另有会议，只与他们见了一面。詹姆斯给了一份格鲁门公司关于超7工作的现状和建议给我。格鲁门客人表示，初步设计未用完的钱仍保存着，待美国政府解除禁令后可继续合作。他们对参加超7第二阶段工作仍有兴趣，但不直接承担设计和制造。我方表示希望11月份卡兰觉拉能来看风洞试验。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米格-29的发动机PД33的情况，并着手收集资料，以便超7有更多的候选发动机，11月写出了可行性分析。11月底我们超7风洞试验（低速）圆满结束，中航技孙总致电奥勃让，建议格鲁门派人来讨论试验结果和下一阶段的工作。

    既然部内对超7与美合作已不寄过大希望，所以此时姜副部长要求成飞自己把初步设计搞完，1993年把原型机搞出来。可设想装苏联发动机，上天后装英国或意大利航电。

    1990年2月，在中航技孙总为航电访苏前，我写了一个建议，请他在英顺便摸一下RB．199出口我国的可能性，以便选用发动机可两条腿走路，并寄了超7装RB．199的初步方案给他。

    3月5日，沈泳沅、张达信了结在纽约的诸事，撤离回国。与美第二次合作至此终止。成飞为此赴美工作的工程师累计58人。未完成预定90人的计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结算我们成飞人赴美所花全部外汇费用，都由“佩刀”Ⅱ项目巴方向中方支付50万美元成飞分得的45万美元收益中开支。因我们处处节约用钱，故至今尚有节余。3年中，两次与格鲁门公司合作，取得了技术和信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因此可以告慰全公司，这也是一个成功。

    可以说在国际大三角形势下，我们能进入美国军用飞机设计领域做些有限的合作，是打成功了一次机会极其偶然的擦边球。虽然超7当时并未成功，但真正经历过的合作设计，无疑是空前的。

    这个经历了3个年头的中、美军用飞机合作设计，由于具备了下述五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因而产生了脆弱的“佩刀”Ⅱ/超7项目，以后也因其中条件起了变化，导致无法前进：

    ①成飞有个已打开国际市场的歼7M型飞机；

    ②巴方愿出钱搞用歼7M改型的“佩刀”Ⅱ，并打通美国关系；

    ③美国有一个富有军用飞机研制经验，但正走入困境尚未进入绝境的格鲁门公司；

    ④中航技、成飞及航空部机关有一批出于公心因而想法一致、热心此事的或许是天真的积极分子；

    ⑤在冷战时期大三角中，中、美关系政治气候比较好。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应单独为它写出一章。

    看了我的建议，中航技孙肇卿总裁于1990年3月在英国与马可尼公司、罗·罗公司以及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RAE）一起开会，探讨超7（对英叫歼7MM）在美受到制裁后与英国公司合作的可能性。英国这三家反应都很热烈，愿意积极参与。罗·罗公司认为RB．199的数据已向中国提供完了，但如感到还缺些什么，可以向他们提出来。马可尼希望日前还在讨论的航电系统快点定下来，否则可能跟不上飞机的计划。

    4月份，格鲁门董事长奥勃让鉴于美国政府没有解除超7禁令的原因，致函孙总，除表示歉意外，准备把尚未用完的经费退回中国。这些，都加深了我们转向欧洲合作的决心。

    成飞内部为完成超7的初步设计，对42项子系统报告正逐项进行讨论，以协调各子系统的关系，解决待定的问题。

    4月6日，法国斯奈克玛公司又派人来谈M88发动机配装超7的事，我和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谈判，中航技由严天南主管。M88是可以装在超7上的，只是Ⅱ型推力小了一些，而Ⅲ型推力可以，目前还处于研制阶段，我们要求法国方面去请政府表态，是否可以向中国提供。在此以前，1988年3月和6月，斯奈克玛公司来成都谈过两次，我们感到M88不错，体积较小，质量较轻，技术也较新，只是费用可能较贵，在北京时，我们还找到606所的周总，了解他们涡喷14的进展情况，并主动提出改涡扇14的可能性。这样，超7配什么发动机就有了4种选择：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要加上我国自己的涡喷14，就5种了。美国的F404已给了8张蓝图，包括接口、信号交联、尺寸、两张电气原理图等，开展机械设计是够了，只是没有给性能数据。而罗·罗公司的RB．199，在多年历经12次接触后，于1988年7月给了性能磁带和用户手册，数据较全了。M88的数据也给了一些，只有苏联的PД33，数据还差得多。

    1990年4月24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林宗棠部长，王总工程师一行来成飞检查工作，专门听取了我们关于超7的汇报。我们汇报完后，林部长说，我脑子里过去没有超7，今天听了是意外的大收获。我主张超7要和国外合作干，超7一定要搞，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出口占领国际市场。王总说，我到苏联去，看到了PД33，也谈了一下，他们说如用于单发飞机，要改一改，故要合作。但王总还是强调第一要有意向性用户。这个难题，大家都知道。

    罗·罗公司有了积极性，于6月11日再次派人访华。我和陈金琰赴北京参加谈判，中航技的严天南、牛新棠参加。11月再次在北京与罗·罗公司谈，这次罗·罗公司的马丁先生很积极，要参与飞机合作，共同向国际上销售。最后在成都达成了用3个月时间作可行性研究的理解备忘录。年底双方正式签署了备忘录。这个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分析存在什么风险，以供双方决策。RB．199发动机恼人的问题是价格比较贵，它是英、德、意三国联合生产的，罗·罗公司一家说了不算。

    出口后继机要快上，航空航天工业部内上上下下都赞成。部里同志认为过去搞“佩刀”Ⅱ，现在搞超7，目前发动机换了，应该论证后报告立项，“八五”计划草案里没有它的位置。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列入了“八五”计划。1991年1号文件当年计划里出现了超7项目，只是没有任何资金保证。

    在此之前，部里于1990年9月决定由杨宝树同志于1992年初接成飞总经理的班，故杨已着手公司全面工作，不再具体指挥超7项目。1990年底，经侯、杨二位研究，告诉中航技，超7项目今后由常务副总经理成志明、总设计师陈金琰、公司高级顾问屠基达三人管。

    1991年1月17日晨，影响今后航空武器发展的海湾战争爆发。

    林宗棠部长应超7项目的要求，写信给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西斯佐夫，提出欢迎苏方参加超7合作和我方拟进口苏方的PД33发动机，建议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苏方很快回了信，并于3月1日派出米高扬设计局总体专家恰普金等4人来北京洽谈合作。我和陈金琰赴京参加。我们要他们的发动机，他们不派发动机设计局的人却派搞飞机设计的人来，令我们奇怪。他们来后说，原因是发动机不可能直接装上我们的飞机，发动机要改，飞机上要装，故首先要有飞机设计的合作。我们一听就知道了他们要扩大合作，控制我们的飞机，并多赚我们的钱，虽然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以后，苏方专家又专程到成都看了成飞之后，在北京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在谈的中间，恰普金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来的单发战斗机，当然应该比F-16好。我们急忙解释说，我们资金不多，用户又感到够了，所以我们不追求那么先进，他最后表示理解。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米高扬设计局的水平来讲，应超过F-16的想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合作出来的飞机水平低也有损其形象。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今后要与米高扬合作，要防止这一倾向。在谈判中，我们才知道PД33发动机的重量1050千克是一个理论重量，叫净重，实际上装到飞机上要重到1221千克，这与西方的重量定义不一样，它号称推重比8一级，实际反不到7，这使我们感到失望。在成都我们用投影仪向他们介绍超7方案时，苏联人似乎第一次看到这种设备，他们很好奇地仔细看后，问我们要多少钱一台，并相互间说，看结构并不复杂。

    决定发动机合作对象，成为超7前进中的最大关键，我于1991年2月9日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经公司领导看后给中航技孙、刘两位局长，主张RB．199及PД33都抓，两条腿走路。他们看后，基本同意我的意见。我这次去北京后，又当面向他们谈了。

    4月份，法国SAGEM公司派人来成飞，介绍他们航电设备的情况。月底，陈金琰在北京会见了因其他项目来华的苏联克里莫夫发动机设计局总设计师萨基索夫，初步了解了其PД33发动机机匣由上方移往下方技术上是可行的，只是改动量较大。萨基索夫说，只要你能购置100台发动机，我就什么都可以改。但要改，必须和米高扬设计局合作才行。这口气，看来他们在国内统一过口径，而且的确在苏联内部，飞机设计局是老大。陈在京还遇到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由牛新棠出面，请他一起吃了饭。王前些日子发现有肠癌，做了手术，现在又到中国来出差了。

    经过一年的努力，对苏合作关系疏通好之后，中航技决定5月由孙肇卿带队组团赴苏联和英国去谈两个发动机的事，与米高扬设计局、马可尼公司的合作，以及卢卡斯系统成品，可能涉及RAE的关系等。在此之前，中航技严天南已出访过罗·罗公司及斯奈克玛公司，我和陈金琰要访罗·罗公司及马可尼公司的签证已办过一次，因对苏合作关系未疏通好而拖了下来。

    赴苏、英团组，成飞由我、陈金琰、成志明参加。我们三人于出访前写了一个谈判中掌握若干具体策略和原则的报告，报侯、杨二位领导批示同意。

    1991年5月17日，我们一行飞北京，在北京会同孙肇卿、马承麟、牛新棠于20日坐CA909航班波音767飞机直飞莫斯科。下午5点起飞，飞行8小时40分之后在国际机场着陆。下机出关，驱车去莫斯科国内机场，坐米高扬设计局自己的飞机雅克-40去列宁格勒。上了飞机，一直不飞，才知道因苏联物价飞涨，航调要求增加三倍工资，还在谈判，如谈判不成，将于21日凌晨起罢工。幸好不久谈判胜利，我们起飞了，飞了一个半小时到列宁格勒，克里莫夫设计局的车来接。途中车又被涅瓦河上的大桥所阻，原来此桥中间可开启，让大船通过，凌晨2点至3点05分为通船时间。如此折腾到克里莫夫设计局的招待所，吃夜宵后睡下，已是凌晨4点多。

    在北京时，听有人介绍，去苏联要准备饿肚子，我们半信半疑。上了我们国内的航班，空中小姐说，大家饮料杯要节约用，因飞机到莫斯科，没有供应可上，留一些杯子回去用。我们一听预感情况不妙，故大家把飞机上的供应尽量吃掉。下了飞机改乘雅克-40时，接待的小姐给我们拿来矿泉水和三明治，只普通1/4的两小块黑面包中夹了一小块香肠，大家都不吃。我饿了，吃了两块。大多数同志已8个多小时未进食。当时苏联卢布官价在机场看到是1美元换1．7卢布，但在莫斯科黑市1美元可换30多卢布。物价上涨两三倍后，国家决定每个职工补贴100卢布，每个小孩补贴60卢布，当然跟不上物价。设计局专家的工资不满1000卢布，总设计师才1500卢布。按黑市汇率，1元人民币约等于6个卢布，与他们过去比，其工资极为微薄了。黑市1千克香肠40卢布，用美元只1元多，则很便宜了。

    睡了两三个小时，21日早上8点半，我们赴克里莫夫设计局。它的全称是以克里莫夫命名的列宁格勒科研生产联合体。今年正好是成立75周年，现在的总设计师是第三任，在大楼口有获得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克里莫夫中将的半身铜像。我们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接待的中国客人。到了克里莫夫设计局我们首先吃早饭。克里莫夫设计局参加谈判的有一大帮人，为首的是相当于总工程师的总设计师，叫斯达罗伏伊钦科夫，还有几位联合体的副总经理（他们设计局总负责人是总设计师（GeneralDesigner），改制后对外称总裁或总经理，还有一位管技术的副手，也译为总设计师（ChiefDesigner）。米高扬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动力装置专家别兹留特柯也专程来参加了。

    谈判开始斯达罗伏伊钦科夫即反对将发动机附件机匣由上头改到下头。孙总直截了当地问斯达罗伏伊钦科夫，你们准备给我们的发动机是不是最新的型号，斯达罗伏伊钦科夫说，是的（这里斯达罗伏伊钦科夫撒了谎）。

    第二天上午到工厂去看发动机和它的飞机附件机匣。米格-29是双发，但只有一个飞机附件机匣装在双发上头中间，维护工作都在飞机背部进行，超7机背不能开大口搞维护，故要用PД33，就非改不可。发动机控制是电子模拟式的，又大又重，要装在飞机上，每个发动机配两个盒子，共重25千克，总体积达36分米3，与西方发动机电调盒附在发动机上只一本书大小，简直不可比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大？他们回答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干出来的，一直用到现在，以后也不打算改。当然要改是设计局的事，工厂设计科没有权改。飞机附件机匣的传动轴也是又大又重。还有一个复杂情况，即发动机喷口向下与水平方向成5度，并不是喷口简单下垂5度，而是由发动机进气口头部下垂3度，轴心向下偏达150~200毫米。然后尾喷口下偏2度，两个部分综合而成的。

    下午及第三天讨论，集中于附件机匣位置以及超7用什么飞机附件、发动机安装、空中起动氧气系统、燃油系统及油泵、进气道匹配等技术问题。第四天开始讨论价格及起草纪要。这时，总设计师萨基索夫回来了。他说他才从莫斯科回来，在莫斯科见到航空工业部部长及飞机总设计师别里雅柯夫，他们对我们今后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

    23日是星期四，我们在谈飞机附件时，想和成都联系核对液压泵流量，一打听，在这里发电传要排队到下周才行，长途电话也要排队到25日，真要命，非始料所及，通信条件这样差，怎么合作呀？

    向他们要一点资料，他们说什么也不能给，因没接到政府通知，现在不能给，于是我们只好眼看手记。

    在谈价格和改装费用时，他们比较热衷于和我们成立合资公司，毕竟怎么个合资法，又没有具体设想，这状态和我们才改革时差不多。

    在谈到有些技术问题时，如进气道匹配，他们往往说，这要问米高扬设计局。而在座的米高扬设计局副总设计师，只听，始终一言不发。看样子匹配他们的发动机，米高扬设计局是非介入不可，不可能像西方发动机那样，仅我们两家直接联系即可。

    谈了五天，达成了一个会谈纪要，预定苏方7月份派人去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问题是苏方坚持附件机匣不愿改到发动机下部。

    在谈一些技术数据时，见到克里莫夫设计局有一位设计师，当场从口袋里摸出了1支小的计算尺算数据，这在我们已十多年不见了。苏联之闭塞，着实令我们惊讶。以后在两个设计局专家来成飞访问时，我们都买了较好的计算器送他们作为小礼品，他们都很高兴。

    26日晚，我们由列宁格勒坐火车去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期间，我们被招待去基洛夫大剧院观看歌剧《浮士德》；看涅瓦河边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冬宫、夏宫、围城纪念馆，以及商店和百货公司。英勇的列宁格勒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包围900天之久，牺牲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每人每天只配给125克面包，战事的艰巨可想而知。很别致的展品中，有1942年及1943年的铜制日记，每天换两页，我们去的那天是5月26日，我们看到1943年5月26日的日记上记着，从今天起粮食配给改为士兵每天300克，市民250克，小孩100克，增加了。不经过饥饿的人可能很难体会，这是在其他副食十分匮乏情况下的粮食啊。在纪念馆门口有若干长明灯，据说年轻人结婚往往到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就使我想起我国为什么没有建一些抗日战争的纪念馆以教育后人呢？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攻占原由俄军占领的旅顺时，把几万人口的旅顺杀得仅剩几十个人逃命，有多少人记得呀。

    与列宁格勒市整洁的街道、宏伟的大剧院和瑰丽的冬宫极不相称的是，商店里几乎空空如也，牛奶店没有牛奶，面包店没有面包，更不要说鱼、肉、蛋、油。我们作为外宾来访，在公司食堂招待吃饭，都是特批提供的，有一餐宴请，居然有伏特加和鱼子酱，据长驻苏联的中航技卢贵芝同志说，这极少见了，鱼子酱在黑市要40美元1千克，即专家们一个多月的工资，一般人谁吃得起呀。平常我们进餐，蔬菜每人每餐有3片黄瓜，半个西红柿，可见其珍贵。在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沿线，一路见到林绿草青，极为茂盛，土质显然极好，水也不缺，别墅小屋也不在少数，唯不见耕地栽种，甚为纳闷，苏联人的黄瓜、西红柿都那么缺乏，就没有人种一片发财，或自力更生种一点自己吃？

    5月27日晨，我们到达莫斯科，米高扬设计局没有像样的招待所，他们安排我们住在城北季米特洛夫大街的青年国际饭店里。这是一座高24层的中档旅游饭店，接待外国游客，楼下小卖部出售用美元标价的进口商品，我们就在它的餐厅吃饭。

    当天，我们就去米高扬设计局，它的全称是以米高扬命名的莫斯科机械制造厂，与成飞过去曾叫峨嵋机械厂同一个由来。恰普金等先带我们参观他们陈列各种飞机模型图片的局史陈列室，据说我们是第一批来访的中国人。米高扬设计局去年庆祝建立40周年，开始设计时才70多人，至今已设计了150多种飞机。在他们的系列飞机图片里，我荣幸地发现我们创作的歼教5飞机作为米格-17的改型之一展出，照片是一架我们出口巴基斯坦的飞机，苏联自己没有这种型号，他们收集进去了。还有一个单发常规布局腹部进气的轻型歼击机33M方案，有说明有模型，正常起飞重量9吨，超载起飞13．5吨，有8个外挂，采用PД33改型发动机，与我们的超7差不多，只是进气道不一样。

    别里雅柯夫是米高扬设计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米高扬在世时是其第一副总设计师，米高扬1971年去世后，即由别里雅柯夫接任，别里雅柯夫现已72岁了。下午3点半，别里雅柯夫会见我们。孙总首先向他介绍了超7的背景情况。别里雅柯夫坦率地说，米高扬设计局从1939年至今，一直搞军用飞机，现在军队要节省开支了，因此准备向最高苏维埃打报告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现在中国同志来要求合作，我们是很乐意的。陈金琰打算向他介绍超7的情况，别里雅柯夫说，你先别说了，我提一些问题你来回答吧。接着他前后一共提了19个问题，问一个答一个，答完后他说，你这方案的设计方向是正确的。听了他的提问，就可以看出别里雅柯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富有实践经验的总设计师。此后，别里雅柯夫退出，由其副手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副厂长与我们谈合作方式。他提出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对具体技术问题的咨询，一种是事后的评审。在谈到具体技术问题时，恰普金说，上次访问成都回来之后，根据成飞提供的资料，两个月来他们已做了不少工作。上次曾经说过，不应低于F-16，现在看，超7方案总的是达不到F-16水平的。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飞机，还应有隐身特性才好。

    第二天我们到他们工厂———莫斯科述缅季耶夫工厂看米格-29，总装车间还有5架飞机在总装。飞机的两个发动机分别在左右两个发动机舱里，下部有大舱门，打开后，用简易起重机通过三根钢索把发动机吊入。由于气动布局的原因，飞机后部几乎无后机身而是两个发动机舱之间的整流部，因此平尾和双垂尾载荷的传递只依靠发动机舱的外部侧壁和垂尾部位的一个悬臂梁组成两个盒形梁。机头雷达罩长约2米，前端固定空速管，在空速管根部有小型涡流发生器。我们重点看了发动机和飞机附件机匣的安装。接待我们的总装车间技术主任是很友好的。

    回到设计局继续讨论时，研究了三方如何合作，我们的意见是发动机和米高扬设计局是一方，我们中国是一方，米高扬设计局则认为首先他们和中方签订合作协议，然后中方和米高扬设计局作为一方去对待发动机另一方。说穿了，是米高扬设计局首先向中方要钱，不能从发动机中扣出钱来给他。

    技术上，我们又听取了他们在气动性能、航电武器、战斗性能方面的介绍和分析，重点是想把他们33M的方案推荐给我们，双方想法差距很大。我们回饭店后连夜商量，一直讨论到凌晨一点钟。第三天，由孙总出面统一向他们表态，我们超7的原方案不想大变，主要考虑超7是一种较便宜的改型飞机，要和米格-21有一定的继承性，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不要变，不宜改为全新的飞机。希望米高扬设计局重点在如何把超7方案在六不变的条件下局部改得更好一些。另外一个重点是帮助我们把PД33发动机用上去。我们穷，费用多了付不起，要使技术和费用平衡起来。苏方听了以后说理解了。为了表示友好，他们应我们要求同意让我们进米高扬设计局设计大楼看看他们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我们也是第一批进入这里的中国客人，大楼下面有专门的守门人和门卡。计算机及绘图软件都是苏联自己的，我们看到了有两个进气道或发动机管道的机身正进行计算机绘图。当天下午我们还抽了点时间去大使馆向于洪亮大使和宁文烟武官汇报我们来谈超7发动机和飞机合作的情况。

    30日，中、苏双方讨论会谈纪要。一开始米高扬设计局负责合同的总经济师提出由他们牵头把发动机会谈纪要作为米高扬设计局统管之下的附件与中方签字，发动机由米高扬设计局提供。这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我们决定暂不签字。为了缓和气氛，我们建议停止争论，我们要送一些小礼物给他们。送的礼物包括送给别里雅柯夫的，故送礼后别里雅柯夫只好出面再和我们谈。虽然气氛变好，但仍未谈拢，于是决定晚上再谈。晚上7点半，我们再去，终于他们同意在会议纪要中删掉关于克里莫夫设计局的关系。于是孙总和别里雅柯夫代表双方签了字。接着别里雅柯夫在克里莫夫局和人合营的饭店里设宴请我们吃饭，因为莫斯科其他饭店里没有多少可吃的。席间气氛很好，点了蜡烛，但吃的还不如在列宁格勒，最好的是一盘红烧牛肉，量很多，味道却差得很，中方都吃得不多，苏方陪同的都大量地吃。最后每个桌上摆了一大盒巧克力，我们每人尝了一两个，余下的苏联人都放到口袋里带回去了。苏联呀苏联，你革命成功已70多年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时，你们工厂科长一级的干部，家里都已有小汽车了，40年后，你生活怎么变得那么惨呢？陪我们出席宴会的，都是米高扬设计局的头面人物。总体专家恰普金，过去是室主任吧，也得过列宁勋章，更不要说副总设计师了。别里雅柯夫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六次获得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院士另有一份津贴，生活可能好过些。席间，我问别里雅柯夫，在50年代末派到沈阳去管米格-19的副总设计师塞米尔诺夫怎么样了，他说早去世了。是呀，30多年过去了，1958年那时他已50岁上下了。

    在莫斯科的四天时间很紧张，28日晚由米高扬设计局招待，两个女孩陪同我们去莫斯科大学附近的大马戏团看了一场马戏，节目很精彩，剧场气氛也很好，人们都彬彬有礼，穿着节日盛装。马术、空中飞人、分身术、炮打美人等好像比我国的好，舞台中央的地板整个可以自动更换的。

    29日及30日各抽一两个小时匆匆去看了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和列宁墓，去了一次百货公司。百货公司规模很大，但货少，质量差，牙膏、袜子都排队抢购，一捆捆地卖。顾客们看到一推车鞋盒推去，就不管大小式样，马上赶去排上了长队抢购。我听说苏联电动刮胡刀好，想买一个，也未见到。跟我们三年经济困难时的情景差不多。当时我没有料到，在我们离开苏联后两个多月，1991年8月，主要由于内部的原因，苏联红旗落地，不打自倒，苏联解体。列宁格勒也恢复旧名，改为圣彼得堡。

    1991年5月31日，我们一行7人在早上离开饭店赴莫斯科国际机场，坐苏联宽机身客机伊尔-86，直飞伦敦。这飞机经济舱为9人一排，全机可容纳350名旅客，但人未坐满，我找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看着从莫斯科出去的欧洲的风景，一路上地面大部分是绿郁葱葱的森林和植被，耕地极少，而阳光和雨水均极充分，天时、地利应是很好，不知何故苏联的农业上不去，吃得都十分紧张。空中飞行三个半小时，时差为三小时，到了伦敦才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办进关手续后，罗·罗公司派专车来接我们，直接前往公司所在地布列斯托尔市，在预定的旅馆住下。

    6月1日及2日正好是周末，罗·罗公司派商务主管勃隆菲尔特先生来带我们游览布市城区和郊区。

    英国经济当时不景气，国防工业更明显，最近罗·罗公司裁员3000人，原先去过中国的郝里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可尼公司也在裁员，如中国项目干不下去，这个项目的雇员也要裁掉。中航技驻英总代表蒋士钊告诉我们，目前英国每天倒闭20家公司，听说有的公司宣布裁员，被裁者在办公室当场大哭，情况很惨。

    3日去罗·罗公司，在军用发动机分部商务董事介绍公司组织及新产品开发情况后，由总工程师马丁为首的技术人员与我们进行“工程讨论”———介绍RB．199发动机各型的性能、外场使用情况和售后服务统计数字，并回答我们的提问。之后，去参观了他们发动机的装配线。他们发动机的工艺水平是很高的，零部件很漂亮，与GE公司的F404相当。第二天，工程讨论继续进行，重点在讨论可行性研究前要弄清的8个问题，列出表来一一讨论。在谈发动机安装时，他们当场提供已准备好的图纸和数据，其主动性与在苏联讨论问题大不相同了。下午他们带我们去试车台，看发动机的开车情况，而且让我自己动手去推拉油门杆，同时通过工业电视看到喷口收拢加力接通等喷流情况。使我们突出地感受到这发动机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电调系统后，操纵油门杆不受时间限制，用力轻松，喷口调节和加力点火的跟随性很好，绝不会出现飞行员拉推油门杆不当造成发动机工作不正常这类情况。

    当日晚上，罗·罗公司宴请我们时，分部一把手格林先生向我们提出了报价的书面建议，于是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开了。

    第三天上午，去看了罗·罗公司内部的新技术展览，包括有剖切开的RB．199发动机实物以及各种图表。新技术中有欧洲发动机EJ200的零部件，如粉末冶金的小叶片、碳化硅零件等。之后又进行了发动机上飞机附件的讨论，这时负责飞机附件机匣的KHD公司，也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双方决定7月初罗·罗公司派人短期去成都，与成飞开始合作可行性研究，不拘泥于首先谈定发动机价格了。下午，他们应我们的要求，带我们去远在100英里外威尔士的一个空军“狂风”飞机修理基地，看发动机在“狂风”飞机上的实际安装情况。三天的活动是很紧张的，而且每天晚上都加班工作或碰头研究。

    原来听说罗·罗公司对超7态度不积极，来了之后，感到他们实际上是很积极的，是当做一件大事安排的，接待热情，谈问题很开放，提供资料数据也很主动。在谈的中间，究竟超7选他们哪一型？他们推荐106型，加力推力可以达到80千牛，我们也是满意的，只是价格贵是第一大问题。

    6日，一辆卢卡斯公司雇用的中型旅行车来布列斯托尔接我们去伯明翰。这辆车是专门出租的，司机按指定的地点、时间接送，不必有人带领。车上设施豪华，有餐桌，有一花篮水果，有存放饮料的小冰箱，还有厕所，座位也很舒服，连孙总都是第一次坐。后来下午离开时，卢卡斯送我们去伦敦，也是这辆车，下车时，我们没把水果吃完，司机很客气地要我们连花篮一起带走。

    卢卡斯公司我是第三次来了，前两次已相隔多年。与中航技长期在香港合作的牛顿先生也专门为我们这次来访赶回英国。公司作动器分部销售经理及曾来成飞试飞过歼7M飞机的盖恩勃先生向我们介绍飞机上的飞行控制系统、燃油系统、液压系统、氧气系统、电气系统等飞机附件。介绍完接着讨论在超7项目上合作的设想。孙总的意见是超7飞机上的机械附件全由卢卡斯公司作为风险投资向中方提供。牛顿认为卢卡斯自己已生产的，可以风险投资，要向国外公司采购的，这就要出钱，钱谁出？孙总说，也希望卢卡斯投资。盖恩勃问，这些成件，中国有没有国产化的打算？孙说，这要看公司销售的情况，我们以后都可以通过AT公司，包括飞机销售。

    谈完，下午去看他们公司的生产线和系统模拟实验室。他们的飞机附件设计得很精巧，加工也漂亮，看了以后，有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之后我们坐车返回伦敦，在中航技办事处附近的一个四星级饭店住下。

    7日，我们一行赴马可尼公司米尔敦金斯雷达分部所在地。那里，在7年前我曾多次去过，现在已和费伦梯公司的雷达分部合起来了。GEC马可尼中国公司总裁内勒以及托马斯、威廉姆斯、阿特尼特、夏普等熟人都在。会见中，他们分别介绍了航电系统及雷达的研制进展情况，午餐后去看了他们研制中的新雷达，然后分两个小组谈，一组谈技术，一组谈合作和价格。会谈中，提出了一个研制费全摊入成本以后采购时再出钱的设想，以解决投资问题，并决定9月份我们派人来谈系统及雷达的规范。

    RAE公司那里我们没准备去，他不来找就算了。

    完成了这次出国任务之后，9日我们一行返回北京，孙总及牛新棠去巴黎航展。

    这次赴苏、英期间，接上了与苏联发动机的关系，弄清了英国发动机的情况，初步分析，除了PД33发动机的附件机匣问题未定以外，大致是苏联发动机比较便宜，英国的贵，但英国发动机寿命长，可靠性高，较轻小，耗油率较低，提供资料和合作态度好。因此，不可能马上做出取舍，还要进一步工作才行。

    根据去苏、英考察的情况，我整理了三份技术考察报告：“苏PД33发动机及装机情况”“RB．199发动机的使用维护、可靠性及寿命”“RB．199发动机有关的一些技术数据”，供有关同志参考。

    回到北京，向部军机司有关领导汇报了之后，又向何副部长汇报。在5月初何副部长带部机关的同志到成飞时，曾听取了我们超7工作的汇报，何副部长说现在的关键，一是资金问题，二是发动机问题，看准了方向，先把发动机弄几台进来，就可以把飞机研制起来。部党组已下决心，外贸后继机不搞活不了，关键是钱紧张一些。这次听了我们出国情况的汇报后，何副部长说，对苏联只能与发动机设计局直接接触，飞机设计局不能碰，因为它要控制你。我抓干线机，即碰到这种情况，想接触苏联民用飞机的发动机，到图波列夫设计局去了解情况，不料小图波列夫牛得很，他要管。你们这次到米高扬设计局那里干什么？根本不用去。

    在巴黎航展期间，克里莫夫设计局和米高扬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到中航技接待室好几次，态度很积极。萨基索夫对孙总说，PД33的附件机匣要挪到发动机下部去，技术上没有困难，只是附件机匣的变化比较大，工作量很大。别里雅柯夫对孙总说，超7机翼一定要改，否则性能上不去。他说，具体方案7月份可带到中国去。

    1991年7月6日，部飞机司长毛德华，计划司副司长徐仲奎、机载设备总公司总经理杨燕生来成飞，与我们一起专题讨论超7原型机的研制问题。一致认为作为军贸出口后继机，超7要坚决干下去。为了争取时间，研制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选定合适的发动机和国内可提供的机载电子系统和设备，尽快搞出原型机，争取1994年上天；第二步再据市场用户要求进行改装和生产。发动机以PД33为主，同时要考虑可能存在不同用户需求的兼容性，如可安装RB．199。原型机的费用由成飞、机载设备总公司、中航技和部里分别承担和筹集。

    作为6月初我们访问罗·罗公司的积极回应，6月19日罗·罗公司来传真安排7月8日开始派马丁先生等来成飞进行可行性研究。罗·罗公司共来8人，实际11日开始工作，中、英双方分四个专题小组讨论和协调：进气道和性能、发动机安装、机械系统交联、飞机附件机匣和附件。一起工作了6天。双方需要的资料彼此都提供了，大家晚上都加班准备，效率较高。最后双方满意地签署了技术工作纪要，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在谈论中有些问题未及时回答的，罗·罗公司的人于8月份分别电传做了回答。9月份他们完成了全套可行性研究报告，派人专程送到北京。超7配装RB．199发动机的可行性报告包括四个部分：推进系统和飞机性能评估、发动机安装、系统和附件、维护和地面设备。结论是可行。

    10月底又专派勃隆菲尔特先生来成都听取我们对其报告的反应，我们给他带回书面回答。我告诉他对他的报告比较满意，作为技术上的可行性来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外形，包括飞机附件机匣的外形问题，进气道设计如何更好适应问题。他回去后，很快于11月8日又传来对我们的提问的回答。在做了一些工作后，12月勃隆菲尔特又来成都，带来不少资料，口头回答一些问题，并表示他们的技术工作到此为止了，预算的钱已用完，不能继续于了，后边是商务活动了。

    1991年12月成飞内部完成超7飞机安装RB．199发动机的可行性报告。

    1992年1月罗·罗公司商务负责人诺埃尔亲自带来致中航技总裁刘国民的信件，报了发动机的价格，并提出可在超7研制期间免费向我方提供5台发动机和派人服务用于超7试飞和地面试验。这是罗·罗公司在超7项目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即他们愿和我们共冒风险研制超7，可极大地降低我们的风险，比我们所谓“小猫钻大洞”的设想好多了。所谓“小猫钻大洞”指的是按较大的国外涡扇发动机设计机身，但先用较小的国产涡喷13装上飞机，先飞上天。

    1992年7月，勃隆菲尔特又来北京，英方提供了新一版的“超7动力系统建议”，包括了附件机匣及飞机附件的建议。在谈判中得知，罗·罗公司除供5台发动机等硬件以外，在整个飞机研制阶段，他们的服务还要花1500万英镑，这个共冒风险的投资是不小的。总的说，这次与罗·罗公司合作，效率很高，气氛融洽，我方的花费也不多，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些都是后话了。

    1991年8月，苏联方面通知，8月21日，克里莫夫设计局以总设计师萨基索夫为首5人小组，与米高扬设计局4名专家及苏联航空出口公司一人、对外经济联络部一人，一行共11人将到成都。

    正在他们离开莫斯科来北京时，苏联发生了“9·18”事件，三天后发动政变的人被打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下令解散苏共，更换苏军领导人，苏联垮台了。苏联客人来时，我公司向每位送了一台高级小收音机，所以他们对政变、反政变的过程都接收到了。看来他们对此并不过分感到意外，表面都较平静。当然，从今以后他们是俄罗斯人了。

    这次谈判，孙肇卿局长亲自主谈，俄罗斯人的市场观念可以说还没有，所以很难谈在一起。谈的重点是发动机，俄方给资料可以说是非常不爽快，与西方厂商大不一样。除发动机的安装、外形协调、系统交联、重量重心、使用维护性能、寿命、可靠性等以外，飞机附件机匣是不是改到下边、发动机单价及改进研制费要价多少成为讨论的关键。克里莫夫设计局希望不改附件机匣，要改则钱要多。要钱多则中航技主张机匣在上边也可以。我们成飞则竭力主张改到下边。至于米高扬设计局的专家，他们是搞飞机的，所以和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下边好维护，将来使用费也省。

    至于我们和米高扬间的合作，我们提出若干课题，包括进发匹配问题、发动机安装和系统交联问题、改进飞机气动设计和增升装置、确定失速尾旋特性等，让他们回去研究，这些合作要多少钱。

    送走苏联外宾，不，是俄罗斯外宾了，我们内部对苏联剧变后究竟会怎么样，心里没有底。我们内部，包括北京来的孙肇卿局长、马承麟副司长和牛新棠、张建立等和我、成志明、陈金琰等一起研究如何准备应急措施。我预感到苏联垮台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将把压力转向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原苏联的军事工业失去了特权和优越地位，因而会引起散乱，与之合作会产生不确定因素；英国可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对我国较为友好的国家。于是我起草了积极设想“小猫钻大洞”的方案以便立足于我们自己。

    此后不久，10月，孙肇卿代表中航技去长驻美国，不再过问超7，超7的事改由刘国民总经理主管。孙行前对发动机引进处处长张建立说，罗·罗公司的关系不能断，否则在对俄交涉上也不利。

    10月中，俄方同意我们于10月底派人去俄继续谈合作。我对先赴北京做准备工作的陈金琰说，对俄的重点是发动机，现在绕不开米高扬设计局，要一切以我方为主，不能跟他们的思路跑，他们要搞比F-16好的飞机是容易的，但我们包括巴方没有那么多钱。10月底，陈金琰及邱普达参加中航技组织的由马承麟带队赴俄的谈判组。

    再次打开与巴方合作的大门

    超7的发动机有了俄罗斯的PД33和英国的RB．199两个方案之后，寻找飞机的第一用户就成为主要问题。我们希望中航技再去找巴基斯坦。1987年巴方中止“佩刀”Ⅱ项目之后，实际上他们仍在关注我们的超7项目，只是不打算正式合作（出钱）罢了。目前的有利条件是，1987年合作搞“佩刀”Ⅱ项目时相当热心的巴空军副参谋长法鲁克少将现已升任上将参谋长，他当家了。经刘国民总经理和他联系，巴方同意中方派一个小组去介绍超7方案。

    1992年1月20日，我和陈金琰同中航技牛新棠、陈志坚，部军机司高志聪共5人自北京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这次去的目的是请他们评估我们的超7方案，不要求他们承担什么义务。因为他们只知道1987年的“佩刀”Ⅱ方案，所以我们带去的材料列表把装F404的“佩刀”Ⅱ方案和分别装PД33及RB．199两种发动机的超7方案对比，以便巴方易于明白。通过介绍超7方案引起他们的兴趣，拉住这关系以后，再设法请他们派人到我国来，即使先作为观察员也好，慢慢地将他们拉进项目中来。

    第二天，我们去巴空军司令部，巴空军派计划处正副处长、审查和发展处处长等三名校官听取我方的方案介绍，之后，交换了巴方感兴趣的问题，如两种发动机的可靠性、寿命、价格、安装方式及维修性，将来中国生产不生产这种发动机，以及飞机的作战使命、超视距攻击和对地攻击能力、外挂能力和作战半径、飞机的价格控制等。这次介绍会令我们感到级别太低，近乎应付我们。

    第三天，来了一个好消息，法鲁克上将将在上午11点在司令部办公室会见我们。我和陈金琰、牛新棠三人由中航技驻巴总代表杨鹰陪同前往。我们三人算是法鲁克的老朋友了，所以法鲁克对我们既很热情也很随便，谈笑风生，跟几年前我随刘国民等来巴空军司令部谈合作时的严肃气氛大不一样。原来约定的是会见15分钟，结果谈了40分钟。在陈金琰介绍超7方案过程中，他不断地插话。他认为改成中等后掠角带前缘襟翼的机翼好，还能翼尖挂弹；他说为了航程机内油量大一些好；还说要有超视距作战能力；飞机的价格一定要控制住；他也十分关心发动机是否打算在中国国内生产；关于雷达，他说他们已决定引进意大利的GRIFO雷达；在谈到飞机座舱布局时，他说飞行员要有好的视界，F-16座舱里有好几个固定的把手，飞机做机动有侧向过载时，又要向后看，必须有把手扶住身子，才好往后看（他边说边做示范动作）。他说我单独和刘国民先生谈过，我们政府会愿意与你们合作超7的，分一些部件由我们来生产，可以比K-8的工作量要多一些。你们这次来，搞一个文字记录，起草好了，明天早晨送给我看。4月份我要去中国北京，安排比较紧，没有机会去成都了。他说，要考虑给超7起一个名字，问我们Tiger（虎）在中国叫什么，怎么发音。最后他说你们可以去卡姆拉基地向那些技术人员介绍超7方案，他边说边拿起电话，打给卡姆拉，亲自给我们安排：25日早上10点去介绍，讨论两三个小时，中午在那边吃饭。此行这种礼遇，真使我们有熟人好办事之感。

    离开了法鲁克上将的办公室，我们三个就以联系朋友的身份顺访了巴空军原“佩刀”Ⅱ项目主任，现升任助理参谋长的萨里姆准将。他十分热情地会见了我们。在交谈中，他以巴方购置F-16又被卡住为例说，亏得当时“佩刀”Ⅱ未搞成，否则飞机出来了，也会因政治原因被美方卡住的。

    25日我们一行赴卡姆拉基地，那里的正式名称是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PAc），下边有四个厂，我是第二次去了。我们一去他们接待得十分隆重，公司总裁优素福少将，四位准将厂长，八位上校副厂长中的六位，共十一位领导全出席了。

    25日牛新棠还和巴空军计划助理参谋长穆沙夫签署了一个文字纪要。我们满载而归地成功访巴，比预期的要好多了，使超7项目重新接上了中、巴合作的关系。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向刘总和军机司领导做了汇报，并立即着手中、巴合作超7项目的中方建议书。

    2月中，由部军机司朱荣章总工程师带队，中航技的牛新棠，成飞的沈泳沅、宋开基、邱普达副总设计师，项目办主任王月新等15人赴俄谈判发动机的技术任务书及飞机技术合作协议草案，另外还参观了俄方的航电单位。由于配装发动机绕不开米高扬设计局，所以在讨论后拟定了技术咨询和评审的项目清单，共44项，其中动力装置方面的16项，气动力设计8项，系统设计7项，颤振等17项。当然这要给他们钱，技术内容好谈钱难谈。

    2月末，在新加坡航展上，王昂副部长、刘国民总经理与巴空军法鲁克参谋长等会见了一次。巴方认为合作超7的事不要太急，而飞机的水平要高一些，应是2000年后可用的飞机，目前不会派人来华谈判。

    3月初，美罗卡斯公司电源分公司3人（其中一人为其顾问张维）来成飞，我和陈金琰参与会谈，他们表示有关飞机发电机产品，他们可以与我们共冒风险。

    3月中，中航技汤小平副总和总助李泽蕃等人来成飞，与成飞领导层统一思想。因为双方都认为只要成飞与中航技有了一致的看法和决心，部里好下决心。大致决定：自行研制有风险，但不能全等用户；方案应为2000年前后可用的中低档飞机，必须控制住飞机单价；用于二线为主也具有一线作战的能力；发动机用PД33和RB．199两种方案，航电也可用两种方案，费用由中航技和成飞两方分担，作为经营项目，可另找人合作。

    这一段时间中，在北京、成都都有争论，如认为巴方要好的，比F-16好的也可以搞，只要你巴方有钱，我可以找俄方合作设计飞机，找法国要推重比高的M88发动机。但这种说法被立即否定了，因为巴方不会有那么多钱，不现实。也有一种低档方案，即用E型改一下机头，但估计巴方更不会要，而且我们的第一用户仍是巴方。

    3月底，中航技组织访俄调查引进航电事宜，成飞副总工程师黎茂述及副所长陈嘉琳等5人参加。

    1992年4月成飞的谢明、杨宝树主持讨论超7时，我认为：搞超7是我公司保持轻小型战斗机生产垄断地位优势的战略措施，出口后继机只是一个方法。第一是这旗帜国内通得过；第二是中航技支持，这一因素非常重要；第三与歼7比具有一定先进性，因而有一定的生命力；第四，理所当然地有出口经济效益；第五，最终目的是出口转内销，如K-8教练机空军会搭车。必要条件是单价要控制得较低，以利于较大量的装备，在高低档搭配中占领低档位置，这一点是战略性的。我们还认为取得巴方的合作至关重要，虽然合作中会受到一定制约，但有了巴方的合作，首先能以外促内，效率会高多了，不致事事久拖不决；其次，飞机的战技要求可有人商量，巴方的看法可以代表阿拉伯世界空军，将来向世界军机市场推销有利；再次，有可能赢来巴方的合作投资，财政上得到支持，风险共担了。因而及早找巴方谈战技要求摸清他们的想法很重要，争取仍按过去巴方的说法，搞“穷人的F-16”这思路往前走，这是上策。关于发动机，我认为RB．199较好，当然都是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第一，研制中它可风险投资，在无第一用户时我们的风险大大减少；第二，技术上较先进，推重比较PД33大，寿命可靠性都比PД33好，特别是PД33的返修寿命短，电调、飞附转轴、起动系统都较落后；第三，合作上比俄罗斯好多了。缺点是：一、采购单价较贵（虽然全寿命并不贵）；二、其最大状态推力较小，起飞必须加力；三、政治风险可能稍大一些。到巴方那里去谈，关于飞机的构型，除兼具对地攻击能力外，必须配装中程导弹及相应功能的雷达，实现超视距空战能力；要有一定的隐身能力，否则无法适应未来的空战形势。

    4月中，刘国民再次访巴回来，摸清了巴方意图：第一，要考虑2000年后的水平；第二，作为二线飞机，性能上是F-16的70%即可，但要有特点，价格要控制在F-16的50%；第三，配套的重点是火控航电；第四，发动机等配套装备最好将来能立足于中国国内；第五，中、巴合作超7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巴方的航空工业。

    这几条显然十分重要。

    4月底，俄罗斯克里莫夫设计局总设计师萨基索夫等再次来华，他们已同意发动机的附件机匣等改到下部，这种出口型发动机定名为PД93。在北京与中航技公司谈了商务，他们与陈金琰谈了有关技术任务书中的技术问题之后来到成飞，我和成志明等与他谈了寿命、首返期以及辅助动力装置空中起动性能等问题。在杨宝树出面的晚宴上，萨基索夫说，这一次来华收获很大，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况，长期在铁幕里边包了起来，没有市场竞争意识。与此同时，米高扬设计局来人，谈定技术合作内容及商务问题。

    为了回答2月份我方的“超7合作的初步建议书”，巴方于4月底向我方提交了一份“超7———巴基斯坦空军的要求”。因为最近法鲁克上将访华时在北京对刘国民说主要先把飞机概念谈清楚，5月底中航技牛新棠组织赴巴谈判，由超7项目总指挥成志明带队，总设计师陈金琰、副总师邱普达一同参加。这次去巴，巴空军相当认真，由巴空军作战副参谋长沙菲克少将亲自安排主持。经过谈判达成纪要，要点是：一、超7要突出空空超视距作战和空地夜间作战能力；二、巴方再次确认我方的机体方案，应该是一种低成本的轻型战斗机；三、尽量选用世界上先进的现实可能的航电和武器。巴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哈蒂夫中将接见时再次强调保持飞机的低价格以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可靠性和维修性。

    至此，与巴方合作搞超7的大门，再次打开了。

    顺便说明，1987年由巴方出资作“佩刀”Ⅱ可行性研究付给成飞的资金，一直到1992年1月我和陈金琰赴巴这一次才用完。

    1992年7月底，航空航天工业部王昂副部长在北京召集成飞、中航技及部机关有关领导开会决策。成飞总经理杨宝树、超7总设计师陈金琰、副总设计师沈泳沅、超7办王新月、工程发展中心宋文骢总师参加。会议决定：一、超7要干，但先决条件一是有用户，二是研制时有航电及发动机两个主要承制商共担风险；二、超7要出来也还要七八年时间，故近期要抓歼7Ⅲ改的方案出口。这方案是宋带到会上去的，但此事杨总经理事先不知道，但听了以后杨在会上即席表态，只要成飞生产的飞机能出口，都好，即使601所设计的飞机由成飞生产，也干，这不妨碍超7。

    实际上前几年巴空军当时的副参谋长法鲁克来成飞时，我带他参观，曾主动带他去总装车间看歼7Ⅲ，他一看就说：“这是苏联的MФ，这飞机我飞过，不好”，不感兴趣地看了一眼就走开了。我因他未给好的评价，所以以后没有对人说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9月，我去参观英国范堡罗国际航展，与米高扬总设计师别里雅柯夫见面，我问他米格-29M所用的发动机，他说是PД33K型，推力为8800千克力。这事使我想起去年第一次访苏，在克里莫夫设计局初次谈PД33发动机，我们嫌它推重比小，8300千克力小了一些，孙肇卿问他们这型发动机有没有更新的改型，他们马上回答说没有。看来显然对我们隐瞒了实情，仍是过去“援助”的傲慢态度，可见我们定在8300千克力的PД33上，有些上当了。

    10月，王昂副部长及军机司毛德华司长等赴巴，与巴空军和巴国防部谈超7，谈定了总原则，发动机决定用俄国的PД33，王副部长和巴国防部生产国务秘书马立克签订了一份发展超7的“理解备忘录”（MOU）。回国后，部决定成立超7项目筹备领导小组，杨总为小组成员，下设工作小组，超7总设计师陈金琰为成员。

    12月按部领导意见，成飞内部（含工程发展中心，即611所），组织了超7的评审。

    接着，米高扬设计局派出4名专家来评审超7方案，建议已是中等后掠角的机翼，其前缘缝翼改为机动襟翼，垂尾及平尾也同时减小后掠角、改变展弦比以改善大迎角特性，零升阻力系数要考虑由吹风模型到实际飞机的有害因素，要适当加大系数等。稍晚米高扬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别里雅柯夫也来成飞访问，谈了超7机翼大迎角稳定性非线性问题。他还说了在机头加小的涡流发生器，虽然只是很小的一片，但效果很好。在问到米格-21飞机上两个蓄压器没有用可否取消时，他说这是应急用的，发动机熄火后要紧急着陆时用，过去曾加个应急油泵，后改为蓄压器。

    1993年1月，陈金琰带队与中航技的同志一起去意大利谈航电。王昂副部长则带队去俄、英、意三国摸航电的情况。

    1993年2月，成飞副总王寅恭随刘国民赴巴。在会见法鲁克上将时，刘建议中、巴合作超7，巴方投资一半。法鲁克表示希望能装意大利航电，飞机单价绝对不能达到1000万美元，最好保持在850万美元。

    2月中，王昂副部长来公司召集公司领导层开会，宣布航空航天工业部党组的决定。

    同月，我与陈金琰、陈嘉琳赴北京，与意大利阿兰尼亚公司谈航电。此后，陈金琰随中航技去巴基斯坦谈航电方案。

    1993年4月，刘国民等赴俄，与米高扬设计局签订了超7技术合作合同。

    1993年5月，在北京经5轮谈判后，由中航技与俄克里莫夫设计局签订了为超7配置的PД93发动机研制批采购合同。

    8月，部里正式下达文件为超7研制立项。

    至此，超7飞机在巴方愿意合作的背景下，中方单独往前推进，并按米高扬设计局咨询的意见，改进气动布局等，直至1998年正式签订中、巴合作超7研制的合同。

    代后记

    超7飞机终于在2003年8月首飞了。虽然它带着两个遗憾，一是没有按照PД33K状态引进发动机，二是没有按巴方历来强调的“按费用设计”来设计飞机，但不管怎样飞起来总是修成了正果。因为首飞意味着飞机的发展进入了康庄大道，可喜可贺。首飞后“超7”这两个字已变成了历史，从今之后，中、巴双方分别给超7改名为“枭龙”和JF-17。

    为了这个飞机“无中生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劳动，我这里记载的不可能全了，由于许多未经亲历，不便乱写。我的原则是绝对真人真事，如实写出，作为史料，供后人研究评述，是非功过，都用事实说话，决不信口开河，哗众取宠，或添油加醋，或掩盖真相。可喜的是记载比较详尽，花些功夫能写出如此细节，恐飞机史上不多见，差劲的是缺少文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可读性差。但文章目的不是写报告文学，只是想让人们知道一种这样的飞机，在种种干扰、困苦、非议、中伤、曲折的过程中，能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用真事写出“创业维艰”四个大字，说明世界上没有轻巧的事。这些，本来不仅是局外人甚难理解，甚至我的亲人都感到茫然，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康庄大道是一块块石子、一粒粒沙子、无数水泥、钢筋……铺就的，人们为超7献出了无悔年华，默默无闻地用生命填筑了路基，不为虚名，不为私利。我记载下的和没有记载下的人们，都是真正的创业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因祖国航空在他们心中，终身无愧就满足了。板桥诗云：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风池。”

    我于首飞后为《成飞报》赋诗一首，题为《喜见超7首飞》，诗云：

    廿载不平路，

    今始一飞天。

    初试钢翅硬，

    万工支撑坚。

    （2003年8月）

    六年后加注

    1.不平：

    意一，不平坦。

    飞机发展之路不平坦，无国家投资的军用飞机发展更不平坦。20年里，历经了美国和俄罗斯等的国际合作；国内历经了历任航空部领导：莫文祥、林宗棠、朱育理、刘高倬；成飞公司领导：谢明、侯建武、杨宝树、杨廷阔、罗荣怀；技术领导：屠基达、陈金琰、成志明、桑建华、杨伟。

    几上几下，一路奋斗，终于成了。

    意二，不公平。

    公司上级领导为了削弱成飞公司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让成都形成两支设计队伍，眼看超7真能形成气候时，决策超7设计权由公司转出（姑且不论其合理否）。公司服从上级的战略部署，无条件地把已经形成正式方案的全部资料和关键技术人员全部转出，这是照顾了大局。但是，第一，对成飞公司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心血付出以及无私风格，从未听到过一句肯定的话，这是很不公平的。第二，对原由航空工业部任命的超7总设计师的事后处理，也极为不公平。

    2.一飞天，《史记》“此鸟不飞，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3.初试，不仅指飞机首飞，亦指翅膀初硬的年轻主事者。

    4.万工，工即工件，飞机工件上万；亦指人，工作人员。

    （2009年8月加注并修改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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