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领我的人生轨迹

    屠征星

    出生在哈尔滨飞机厂

    我的出生地是黑龙江，这个终生伴随着我的地方，在我孩童时代却没有什么印象。我的父亲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所属的122厂。1956年3月在122厂平房区的职工医院里我出生了，我母亲金娥后来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北方地区仍然感到颇有寒气，但春天正在悄悄来临，万物开始复苏。我母亲金娥1953年从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在当时的国家煤炭工业总局工作，1955年来到哈尔滨，加入到航空工业队伍里。我的出生给处于激情燃烧年代中的父母亲，在工作之余增添了不少乐趣，享受着浓浓的家庭温馨。

    90年代，我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主管出口哈尔滨生产的运12飞机出口项目时，有机会去过几次哈尔滨，这是我离开30多年后再次亲临其境。记得当时我陪同赞比亚的将军第一次访问工厂，工厂办公大楼仍保留着当时的风姿，俄罗斯风格清晰可见。晚宴上我问在座的工厂干部，有谁在我出生之前就在工厂？环顾一周后，当时只有厂部一位姓刘的副主任说，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到了工厂。岁月流逝，初访的客人却带着30多年的故乡标记，让人感慨万千，一个出生地联起了乡情和友情，平常并不喝酒的我，在工厂同仁热情洋溢的喝彩和鼓励下，举杯饮完一杯烈酒，顿感热血沸腾，情归故里。

    在工厂的历史展示厅里，我带着特殊的感情体会着父亲当时的工作，流连忘返在工厂的历史进程里。在工厂同仁的热情引导下，我专门看了我们当时在工厂住过的地方，平房区北厂272栋楼，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是日本入侵中国时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所在地，据父亲说他们刚去的时候，工厂每年组织打老鼠，以消除可能遗留下来的鼠疫和细菌感染。几十年过去了，我曾短暂生活过的宿舍区在傍晚的霞光下，在我心中显得很神圣，带着岁月沧桑的泛黄色宿舍楼安详地拥抱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我恍惚感到，在初春的寒风中，我被父母亲抱回家，一个男孩在父母亲对蓝天的憧憬中被取名屠征星。当时苏联正在雄心勃勃地实施人造卫星工程，而父亲的期望更远大，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征服星球。虽然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曾有多次改变职业生涯的机会，但不论是依依不舍，还是阴差阳错，我始终没有离开航空工业，可能还是父亲情系蓝天基因的作用吧。事过境迁，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使征服星球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人类征服星球的愿望也不再是简单的物理跨越，不同的时代正在不断更新征服星球的含义。

    我在1994年的一次运12飞机的用户座谈会上，有幸见到了时任112厂运12飞机的总设计师卢开仁，他与我谈到父亲和他们在122厂工作时的情况，并说他早在80年代就在英国见过我，当时他在英国为运12飞机取英国民用航空适航证书，我当时在英国任技术验收总代表为F7M飞机引进英国马可尼公司生产的航空电子系统。卢总说他当时就知道我，但我当时却不知道卢总是我父亲早年的同事。我从事的第一个飞机出口项目竟然是为我出生地122厂生产的运12飞机，是茫茫沧海中巧合，还是人生的迂回必然，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

    童年记忆中的沈阳飞机厂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时任122厂设计科长的父亲奉命调往处于沈阳的飞机设计室，这是一次航空工业骨干设计力量历史性的集结，国家正在酝酿着航空工业战略部署，部署一场飞机设计的集团攻坚战。

    因为飞机设计室依托112厂后勤支持，我对世界有记忆性的认知是从112厂开始的。我隐隐约约记得，我们家住在一栋米黄色的二层小楼里，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却很暖和。后来听父母亲讲，父亲刚去沈阳时，因住房紧张，当时的设计室副主任叶正大，著名的叶挺将军之子，让出他的一间住房。后来我们家里人都去了沈阳，一间住房不够用，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又让出了他的两间住房。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理想和使命让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同志间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让后人想起来仍然感到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温暖。这样，我们家在当时中国飞机设计的主战场沈阳开始步入新的生活环境。

    北方的生活对仍然保持着南方生活习惯的家庭逐渐产生影响，家里慢慢学会了包饺子，家庭一起包饺子是一个大事，总要一些时间准备。我当时很惊奇的是大人将多余的饺子存放在双层玻璃窗户的中间，似乎专门给孩子留下不停的奢望想象。后来知道，在寒冷的冬季，放在双层玻璃窗户的食品可以保鲜很长时间，这是我最初的食品冷藏和冰箱的概念。

    我还能记得的是别具风格的朝鲜咸菜，它不仅仅是带给我与平常不同的口味，更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拉咸菜的马车和衣着艳丽的朝鲜妇女头顶着菜坛。在一段时间里，我会悄悄地独自在门外的台阶上定时等候，等待叮叮铜铃伴随的马蹄声中隆隆而来的马车，或等待着身穿民族服饰头顶菜坛的朝鲜妇女。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我羡慕马的力量和英姿，同时也纳闷，人怎么能在头上顶这么重的坛子呢？

    我在1958年迎来了妹妹的出生，在一个并不很冷的日子，我随父亲去医院接母亲和妹妹回家，虽然风和日丽，但脸色红润的妹妹被裹个严严实实带回了家，顿时家里吹进了一股新风，空气中时常飘扬着妹妹嘹亮的哭声，中气十足，看得出比我更有活力。父母亲给妹妹取名屠征音，寄托着父母亲征服声音，设计超声速飞机的理想。

    在112厂的年代里，身体幼弱的我曾经受过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那一年，传染性麻疹合并肺炎流行，伴随着高烧，我在112厂职工医院儿科病房里接受治疗，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病房间常常充斥着哭泣声伴随担架匆匆而过的骚动，有时一觉醒来，会感到父母亲亲切的话语中隐藏丝丝忧虑，转眼间，我身边的病床已经轮换了几个病孩，但我自己慢慢感到精神状态在好转，更有吃东西的愿望，几天后，在医生同意我出院时，我才知道我是这段时间里几个从这间病房活下来的孩子之一。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很多重病的情况下更是听天由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为了不挠破皮肤，父亲用布包住我的手，避免了抓破后形成疤痕。感谢苍天保佑，可能是出生在哈尔滨飞机工厂的我命中注定要在沈阳飞机工厂得以新生。

    父母亲那时很少带我出去玩，那是工作超过一切的年代。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一起在沈阳北陵公园游玩，公园离工厂不远，112厂的公开厂名是“松陵机械厂”，这个平常不多的外出机会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奇心，我不停地问这问那，而父母亲也总是耐心地解释。当我们漫步到湖边时，父亲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对面的一片厂房说，那是制造飞机的地方，我们要造飞机，你今后会慢慢知道。从此，飞机和蓝天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播下了一个好奇和幻想的种子。

    成都飞机厂，我成长的摇篮。

    我家在沈阳的时间并不长，我父亲于1960年奉命调往132厂任第二设计科科长，我记得我父亲先去，几个月后父亲接我们全家迁往成都，从此以后我们似乎在132厂扎下了根，我父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这里为航空工业奉献了他们全部的工作热情和精力。

    我们来到132厂时，工厂还在建设中。当时的成都市区也不大，城区周围的老城墙经过岁月和战争的创伤仍旧执着地屹立在那里。一条碎石简易公路从老城通惠门神秘地通向一个名叫黄田坝的地方，这条9千米长的路在21世纪初已淹没在城市扩展后的建筑群中，原来的公路已经改名换姓。60年代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加上工厂职工的保密观念很强，那时很少有外人知道在这条并不长的公路端头，一座飞机城正在形成。刚到工厂时，父亲接我们直接到宿舍区309栋一楼的一间住房里。后来我们搬了一次家，在232栋三楼有了一套住房。

    我对在成都的童年记忆往往与饥饿有关，作为重点军工企业，能够保证的就是定额供应的食品。生产工人因为属于体力劳动可以每月有30多斤粮食，技术人员每月只有23斤，还要减去两斤节约粮，更关键的是没有副食。父母亲往往让我们多吃一点，但要绝对保证每天的食品总量控制，否则难以为继。那时虽然食品短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但又自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父亲经常很晚回家，有时走上三楼都要休息两次。为了增加食品每家每户都想办法，连我们孩子也投入到寻找食品的战场上。我还记得，外婆有时带着我和妹妹去摘一种名叫棉花菜的野生植物，这种放在手中感到毛绒绒的野菜与面粉混合后蒸出来的食物带着一种特有的芳香，多少年后这种美好的感觉仍然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段特殊的时间里，食品成为除工作以外最重要的生活话题，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同龄孩子每天都聚集在幼儿园的食堂后门等待倒出来的煤灰，捡拾还未烧透的煤核，我在捡剩的煤灰里发现食堂丢弃的包菜头，捡回家后，父母亲把外面的硬皮削掉，做成菜又香又脆。从此，我每天定时到幼儿园守候，每天回家时灰头土脸，但收获不少。后来捡煤核的孩子发现了这个秘密，在抢煤核的同时也不放过包菜头，最后我的收获越来越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额外食品来源。

    在食品最紧张的时候，工厂决定将机场的部分草地分给职工种植蔬菜等作物。星期日，父母亲带着我们去分给的一小块土地上耕种施肥，作为孩子，我感到很兴奋，大人们忙着做着并不内行的农活，孩子们忙着跑前跑后，时而学着大人的样子拔拔草。父母亲辛勤的劳动，终于获得了收获，除了收获一些红薯外，父亲用自行车分几次拉回油菜秆，在家里用一张小床板做临时打晒场，一时间家里所有的平面都布满了小小的油菜籽，不知深浅的我在地上摔了几个跟斗，还不知摔倒的原因。父亲用收获的油菜籽换回了两瓶菜油，一家人吃着平时少见的漂着油花的菜，其乐无穷。

    虽然工厂的居住区与工作区紧紧相连，我在童年时代却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即使是少有的几次父亲工作单位的联欢会，我随大人穿过由武装军人值守的门口，也不知工厂里在做什么。直到1965年，在槐树枝上挂满花絮的时节，我就读的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在树下集合，同学们一面分尝着香甜的槐花，等待宣布集合的目的，老师再三叮嘱要保密，不能向外人透露后，告诉同学们要去机场观看飞行表演。学生按班级列队与工厂职工一道在烈日下翘首以待“银燕”的升空，当飞机轰鸣着滑行起飞，飞越工厂上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才知道工厂生产的飞机首次在工厂起飞。同学们第一次看见飞机在蓝天上飞行都很兴奋，飞机和蓝天成为一段时间的焦点话题，但是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在这座充满神秘感的工厂里做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多少年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加班或开会，平常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父母亲工作忙，为了节省时间，父亲在我六岁时就训练我做饭，灶台太高，父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小木凳，让我站在上面，在几点几分打开蜂窝煤炉子，计量好米，加水到什么位置。常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在家里成了做家常菜的好手。

    父亲对我的学校功课不太过问，但鼓励我和妹妹读一些课外书籍，父亲为我们买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读物为我们儿时带来对科技世界的憧憬。书中“小无知”的公鸡水上游，小鸭喔喔叫的俏皮开场白开启了我学习知识的大门。后来“文革”来了，革命口号成为时尚，父亲从书店又给我们买回一套充满革命激情和内容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书籍贫乏的年代，这套书籍伴随着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间，给了我很多科技知识，我至今仍然珍藏这套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科普读物。

    父亲的飞机设计职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学习知识的方向和内容，在当时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父亲订了《国际航空》杂志，也鼓励我去读，虽然主要是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内容，我还是经常翻阅，汲取可理解的知识。记得我当时与同学争论时，说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是弹射起飞的，遭到同学的嘲讽，自己也没有更充分的知识去解释，只记得是从杂志里看到的。但无书可读也给我们带来了出游的机会，一次我们几个好友同学结伴搭乘工厂的卡车去峨眉山（原叫峨嵋山）游玩，我们带着工厂对外公开厂名“峨嵋机械厂”子弟学校的介绍信，在峨眉山旅游区购买门票时，售票员对我们十分热情，说前几天你们单位的领导还来过这里，都是地方的单位，你们可以免票进去，说得我们犹如云里雾里，但我们很快就明白售票员把我们误认为本地的单位子弟。那时候有些要到工厂探亲访友的人也常常误到峨眉山下来找工厂。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的确做得很好。

    我与父亲的一些事

    父亲一贯做事认真，对飞机设计和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丝不苟。记得一次父亲难得陪我去放风筝，风筝是我用厚薄不一的竹片和毛边纸做的，父亲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要先用粘贴纸条尾巴的办法调整风筝的静平衡，再按放飞的情况调整动平衡，几经周折，我的风筝翩翩升空与其他同类在蓝天上争奇斗艳。但要飞得更高更远还需要更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

    父亲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和执着在“文革”期间也带来了灾难，打倒反动技术权威和打倒中国的图波列夫的标语一度刷到了我们住家门口。记得在“文革”中期，我家里的一些亲戚来访，到了家门口看见墙壁上仍然清晰可见的标语后，不敢贸然进家，找了一个在周围玩耍的小孩将我约到外面，确认没有事后，才如释重负，放心来访。

    父亲对我学校的功课不太关注，可能因为我一直学习成绩比较好，又始终是学生干部，属于乖孩子类，没有太多的担心。但父亲对我的课外活动倒是积极支持，我在小学里成为学校足球队成员，参加手旗培训，进入航模小组，把家里的一角变成了小作坊，经常将木板、工具、胶水摊了一地，父亲时常指点指点，乐在其中。记得我上小学时，一时兴起，要与同学结伴在课余时间去为奶牛场割饲料草，一斤草可卖五厘钱，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没有反对，只是说这种事很辛苦，要有吃苦的准备。这样，我和另一位同学放学后背上箩筐直奔野外，第一天下来，汗流浃背，腰酸背痛，交到奶牛场，过磅后总计十二斤草，每人挣得三分钱。我的第一次挣钱活动很快被工厂武装警卫误认为是在警戒区割草的农民而告停，但是我挣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笔收入：一角七分钱。

    不知不觉中我在学校高中毕业了，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我别无选择地按统一分配去了四川省旺苍县上山下乡。要离开朝夕相处十七年的家，不免有些彷徨，父亲叮嘱我，既然决心去锻炼，就要争取干好，倒是母亲恋恋不舍，多少有些放心不下。我在农村待了三年，从军工企业来的知青，总体上还是本分，农村的基层干部和乡亲对我们都很好。飞机对我们从飞机工厂来的知青倒不陌生，对农村乡亲而言却如天方夜谭，一位基层干部还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第一次看见飞越的直升机，不知何物，一头钻进灌木丛中半天不敢出来，我们在一阵朗朗的欢笑声中着实被一种叫朴实的东西所感动。

    我所在的生产队地处半山腰，蓝天白云衬托着绿水青山，劳动之余，坐在山顶的岩石上望着缓缓顺流而下的木船，寄托着思念和希望。那时，通信不便，家里有事都靠书信，但有一天，山下传来话，说父亲已乘渡船过了河，我将信将疑地飞奔下山，远远看见父亲坐在山角拐弯处山民歇脚的岩石上，身边还有两三个山里的同路人，父亲的旅行袋架在这些并不相识的好心人的背兜上。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平时乡亲们对着大山吆喝的神奇之处，最原始的通信方式还是准确和及时的。父亲是去部队出差后顺路来看我，在山村只住了一夜，算是体验了一下生活。父亲临走时语重心长地说，农村是艰苦，但还是要想得远些，劳动之余，学习也很重要，千万不能放弃。父亲在我对前途茫然时对我的鼓励，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不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好坏，都是一种经历，而学习是永无休止的，在劳累一天后的夜晚，伴随着油灯火苗的跳动，我把读书作为了必需，我记得那时通读了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一些书籍，这些对我的人生观和后来的生活、工作都有积极的激励作用。父亲的突然来访还给我带来了十个绿色的军用罐头，算是空军部队的特别心意。在食品供应有限的岁月里，虽然当地政府对知青实行保证基本口粮等特殊政策，但繁重的劳动后，知青们曾创下一气吃掉一洗脸盆面条的壮观场面，父亲带来的橄榄绿色的肉罐头让我和我的同伴着实充实了好些日子。

    父亲对技术的严谨却在工程中也有例外，记得出口巴基斯坦的飞机批量交付时，我还在132厂外贸处做出口飞机装备从英国引进的航空电子设备的项目和技术管理工作，父亲那时已经不再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但我们还是经常谈论有关出口飞机的情况。记得在飞机总装试飞的关键时候，发现引进的火控计算机软件在进场模式中平显出现多余符号，除了误显示外还影响飞行员进场着陆时的注意力。从国外引进的航空电子设备的硬件和软件都按合同技术规范通过了验收，要正式解决问题中方需向国外成品供应商协商，并提出更改要求，但飞机出口交付期已临近，没有时间再进行复杂的跨国合同和技术协调和谈判。在飞机交付的关键时刻，我和从英国培训回来的同事们一起与英国现场服务工程师在实验室反复研究线路图，最后一致认为更改某一线路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找到了，按技术责任界面划分，飞机上的技术由飞机制造方负责，英国供应的设备只能由英方更改，而更改已交付的航空电子产品需要英国公司总部的指令，经过长时间与英方现场代表协商，能达到的折中方案是需要中方在技术单上签字才能实施更改，而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不能直接在英国的技术单上签字，工厂的技术和生产流程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一方面出口飞机的交付期正在迫近，另一方面在处理程序和责任上却陷入了僵局。我和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出口飞机交付期要保证，工厂的程序流程一时没法轻易更改，有了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技术部门解决不了，你们作为项目管理部门要有责任去处理。父亲一席话不但提出企业要有外贸商务合同的责任，技术责任和流程应有更多的灵活性，更提出了个人也要勇于承担责任，虽然有的工作并没有界定的责任范围。后来在工厂领导的同意下，我作为中方项目技术管理人在英方现场技术单上签字，并在蒙蒙细雨中奔波在工厂各单位之间，承担起流程以外的现场技术协调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几天奋战，在飞机交付日凌晨的寒风里，整个交付外场和内场灯火通明，更改后的航空电子设备都在进行最后的通电调试，望着聚光灯下一字排开整装待发的飞机，我心中的工作责任升华为中国航空人的自豪和国家的尊严。

    多少年后，当我代表中国航空工业在非洲国家销售飞机时，介绍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历程和近些年来空中力量在国防中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营造航空产品需求市场，我的航空工业的经历和感情拉近了中国航空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距离。经过多年的努力，有的非洲国家从游击队建立起来的国防军开始购买中国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空军部队。当我看见用中国飞机装备建立起来的年轻空军由小变大，当我与空军司令并排站在非洲的烈日下检阅中国制造的飞机鹰击长空，当我见证其他国家总统为中国制造的飞机首次进入国际民航领域剪彩时，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我为父亲和中国航空工业几代人的奋斗而感动，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感到欣慰，为中国能为世界的共同进步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父亲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航空工业，同时父亲也将他的飞机蓝天情怀注入我们后辈的基因中，无论平凡还是辉煌，无怨无悔的是我人生航空职业的轨迹。

    我童年印象中的老爸

    屠征音

    童年印象里，我的爸爸与别家孩子的爸爸很不一样。

    爸爸的相貌首先就很奇特：1．78米的高个子，在当时的成都地区，足足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与之不搭配的却是只有五十几公斤超瘦的体重，露在衣服外的胳膊、腿瘦得让人吃惊。三十多岁时他的头发就大面积谢顶，高高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走路飞快，看到我时总是露出亲切的笑容。

    那时是132厂建厂初期。爸爸作为建厂时的第一代设计科主任，担当了为国家设计生产第一代战斗机的任务。创业阶段，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连着干是设计人员的工作常态，在我的印象中，那几年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几乎没有吃过他做的晚餐。如果遇到与他相处的机会，我一定会赖着让他抱我或背我。

    印象中，睡觉前我很少能看到爸爸，他也很少与家人一起过星期天，能记得的只有一次，是在1962年我四岁时，全家去过一次都江堰、青城山。当时还是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父母身体都很差，爸爸根本背不动我，是设计科的陈国强叔叔背着我上山下山的。在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买票请全家看电影的事也仅有过一次，大约是在我六岁时。只是电影才看了一半，他就被人从电影院找出去，加班工作去了。

    我小时听到母亲埋怨父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这个家都当成旅馆了”。其实，我感觉他还是很想抽空多陪陪我们的，只是工作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也是很重的。我四岁时，一个周六的傍晚，他破天荒地说要带我到厂里的足球场看露天电影，我高兴地和他一起来到足球场，这时电影还没开始，他把我带到旁边的厂长楼下，叮嘱我：“你就在楼下等一下，我到厂长家开个短会，一会儿就下来。”于是，我就站在楼下等他开完会下来。等啊等，电影都开始了，他却还没有下来。我站在原地不敢动，怕爸爸下来找不到我，而我又找不到回家的路。电影演完了，广场上的人群也散尽了，爸爸还是没有下来，此时广场周围见不到一个人，我害怕得在黑暗中小声哭泣。我虽然知道爸爸就在这栋楼的某个房间里，但不知道具体房号。我沿着楼梯往上走，走到二楼楼梯口，哭了好一会儿没人出来，就继续往三楼走，在三楼楼梯口哭了一会儿，终于听见有人开门，然后走过来一位阿姨（后来知道是孙画秋阿姨）。阿姨问我是谁家的小孩？要找谁？我告诉她我要找爸爸。“你爸爸是谁？他在哪里？”阿姨问我，我回答说：“他叫屠基达，在楼上开会。”过了片刻，阿姨就把爸爸叫出来了。看到我，爸爸也很吃惊，连声说：“我怎么把你给忘了！”我放声大哭起来，晋川厂长听到我的哭声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我抱到开会的房间，从一个大书柜里拿出两个陶瓷的宝塔和小桥给我，我的注意力一下子被这两个漂亮的小摆设吸引住，也就不再哭泣了。爸爸他们又继续开会，不久我就在他们的讨论声中睡着了。

    到了1964年，自然灾害已基本过去，国家经济开始好转，生活供应品开始丰富，但爸爸的工作仍是那么忙碌，经常出差。他每次出差回来，总会给我带回来女孩子喜欢的布娃娃和玩具。每次知道爸爸就要回来，我都特别兴奋，等得再晚也要等到他回来，他总是不会让我失望的。我边等还总在猜想“他今天会给我带一个布娃娃吗？还是积木、小玩具，或者是小人书呢？至少会是个气球吧”。我小时候不多的玩具中，基本都是爸爸给我买的。其中有一个“办家家”玩的小水壶玩具，一直保留到成为我女儿高阳的玩具。

    八十华诞徐匡迪贺信

    尊敬的屠基达院士：

    在您八十华诞、荣获“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工程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祝福！

    您是著名的飞机设计专家，参与了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教1飞机的研发工作；您作为主管设计师，成功地组织设计了初教6飞机；您建议并主持设计和研制生产的上千架歼教5飞机，为我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飞行员们亲切地把这两种国产教练机喻为空中卫士的“云梯”。您早期成功地主持设计了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之后又挑起歼7飞机改进改型的重任，使引进的米格-21飞机经过消化、吸收和创新设计，成功发展成歼7系列飞机，成为我国当时的主战飞机，并有数百架改型出口。您长期奋战在我国军用飞机研发第一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多次获奖，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您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是我国工程科技界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在此，衷心祝福您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并望为国珍摄！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注 释

    [1].1英里=1．609千米。

    [2].1磅=0．454千克。

    [3].1英尺=0．3048米。

    [4].987年3月18日，通用电气公司的张维先生自己开车来格鲁门公司，把我和马承麟、牛新棠3人接走，去参观他们的F404发动机。通用电气公司航空发动机集团所属的林恩分部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离美国东部名城波士顿不远。张维先生原来长驻北京，

    [5].t（℉）（华氏度）=95t（℃）+32

    [6].1英寸=25．4毫米。

    [7].1海里=1．853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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