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四谏”晚清末期的爱国者
陈宝琛，这位颇有名气的末代帝师，是闽县即今福州市人，家世显赫，曾祖父陈若霖，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做过刑部尚书，他“斩皇子”的传说还被搬上戏剧舞台；祖父陈景亮中进士后，官至云南布政使；其父陈承裘，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刑部主事。
陈宝琛比起先祖毫不逊色，他18岁中举，21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八年，即1868年授编修，任乡试同考官。光绪六年即1880年授右春坊右庶士，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提调、国史馆与功臣馆协修、纂修。翌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光绪九年即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可以说这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
当然忠君是封建社会臣民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官做宰的重要规范。陈宝琛步入政坛后，列名“清流”，“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被称为“清流派”或“清流党”，其特点就是像历代直言进谏的忠臣那样敢于抨击腐败现象，勇于弹劾贪官污吏，甚至于敢向皇太后、皇上直谏。清末的清流派中有不少为人熟识的名臣。其中的著名成员除陈宝琛外，还有张之洞、张佩伦、宝廷和黄体芳等人。陈宝琛为了国家和民族，经常“发愤言事，前后章数十上……”。当时他所上奏之重点在于维护边防的稳固、臣僚的贤德和社会的安定。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沙俄对东北，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他说：“俄隙虽弭，而与俄最近者莫如关东；倭（日本）患未形，而与倭最近者莫如台湾。”“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今琉球沦矣，邻警益逼。”可见这是一位有智有节的贤臣。
在清末，陈宝琛是位少有的忠君之士。他的忠君观念同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不是阿谀小人，更不是左右逢源、但求自保的奸人。而是一位敢于对统治集团内的腐败现象、越轨行为大胆揭露，坚决抗争。光绪六年即1880年12月，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时，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李三顺回来哭着向慈禧添油加醋地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当时陈宝琛无惧慈禧淫威，“犯颜直谏”，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工部尚书翁同稣称赞陈宝琛“有大臣风度”。
陈宝琛的“忠君”还表现在敢于同“辜恩负国”的人与事展开原则性抗争。在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的11月，陈宝琛得知陕西总督杨昌浚向朝廷呈请为琦善建专祠，已得旨允行，陈宝琛不禁“感愤填胸”，立刻草拟奏疏，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就是这的一纸奏疏，纠正了昏庸朝廷要为恶人琦善建立专祠的荒唐做法。
清末帝溥仪视陈宝琛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陈宝琛作为溥仪的老师，二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陈宝琛是发自内心的效忠于小皇帝，兢兢业业的教导他，把复兴清朝的希望寄托在溥仪身上。因而溥仪认为陈宝琛是个“最稳健的人”，又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的人。
不能否认陈宝琛是具有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爱国，是不能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的，只能从他处于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判定。他渴望大清王朝有所改革，得以振兴，由贫弱转为富强，他无疑是一个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前提下，能够随着时代而不断探索前进的爱国者。
在特定环境下，陈宝琛的一系列措施无不体现出他对国事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
光绪四年即1878年6月，清政府派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一事。但没想到愚懦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与愚弄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使我国丧失了伊犁等大片土地，一时间朝野哗然，清政府盛怒之下将崇厚革职侯斩。但沙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出面干涉，在列强面前，清政府毫无能为，只得屈从，继而免除对崇厚的处分。陈宝琛当时愤慨上书，极言崇厚误国之罪当诛。
光绪八年即1882年4月，陈宝琛与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联衔上《陈越南兵事折》，奏章中明确指出：“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建议朝廷派李鸿章或左宗棠驻扎边疆，厚集兵力，加强边防，以缓法师。还推荐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督师出防。他还进一步强调：“法意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但奈何清廷无动于衷，以至后来损失惨重。
果然在7月间，法军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使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战火迅速漫延至中国。陈宝琛针对时局又再上疏说：“不患补牢之较迟，而患举棋之不定。总之，越南未失则战易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他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建议朝廷应趁黑旗军士之士气犹涨，阮氏之人心未去，举义师以平其难，执条约以定其盟。至12月19日，清政府对法战和问题仍举棋不定，局势更加严峻，明显对清政府不利。陈宝琛焦急之下再上《论越事不可中止折》，警告清廷说：“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为宗社万世计，岂能隐忍迁就，狃一时之安而贻无穷这悔哉？”陈宝琛建议清政府：“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抚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说自己“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说政府若有使用他时，“绝不敢辞”。奈何清政府行将朽木，对于这样一位敢于直言，识见不凡的忠臣却不知善用，致使国土被多国列强步步蚕食，步步瓜分，终至不可收拾。
末代皇帝之师陈宝琛
陈宝琛是溥仪的老师，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因而陈宝琛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之师。溥仪对于这位老师十分敬重，他的第一首诗写在8岁那年，就是为师傅陈宝琛祝寿而写的，全诗只有16个字：“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表达了对师傅的祝福和崇敬之情。
皇帝的师傅自然不止一位，但陈宝琛却是对溥仪一生影响最大的师傅，从溥仪6岁起到17岁止，陈宝琛一直不曾间断授业。所以，溥仪对陈老师最倚重也最亲昵，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对陈师傅也表示尊敬和信赖，毕竟这位敢于直谏之臣在于清晚期可算得上是稀罕物了，连同时受命为皇帝业师、老资格的陆润庠对陈宝琛也不得不高看一眼。
陈宝琛，早在少年时就已闻名乡里，素有“福建才子”之名。同治七年即1868年考中进士，20岁点翰林，30岁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可谓仕途畅达，一路青云直上。然而，陈宝琛的直言进谏，一再奏本，在清晚期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和信任，反而因屡次劝谏太后，而得罪了慈禧。虽曾获取“清流党”的美誉，但终于在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被贬连降5级。陈宝琛一时间心灰意冷，遂以回乡奔丧为借口，开始了在福州近郊鼓山山间别墅里的隐居生活。这一隐居就是20年之久，在长期赋闲的日子里，陈宝琛潜心于经、史、子、集以及诗词、书法研究，和不断来访的骚人墨客、官场旧友们酬酢往还，与“彩云”、“清溪”同在，生活倒也过的逍遥自在。1911年朝廷重新起用了陈宝琛，派他担任山西巡抚，尚未到任又改派为皇帝师傅。这次改派倒使陈宝琛特别兴奋，因为在当时，作为皇帝的师傅，有着崇高的政治地位，他绝不仅仅是个6岁孩子的家庭教师，而是俨然成为了皇宫内廷的重要成员，成为朝廷掌权者咨询与商讨国家大事的顾问。
当时的陈宝琛已满64岁，担任皇帝师傅这一职务连续执教10余载，可想而知已然是垂垂老矣的七旬老翁了，曾与之共事的英人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对他的描述是：“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这并非一家之词，溥仪这位学生也认为自己的这位老师性情温和、处事圆满、富于忍耐精神。然而，无论庄士敦还是溥仪，都逐渐认识到陈宝琛其人思想太陈旧、行动太保守，缺乏活力和开拓的精神。尽管他是位忠君爱国的忠臣，但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庄士敦曾指责陈宝琛没有运用他特殊地位的影响，为革除逊清小朝廷内部的种种弊端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溥仪的记忆里，恐怕最深刻的则是许多有关陈师傅古板得可爱的故事。
据说陈府上老少两代间也总是闹磨擦，这或许就是今人所说的代沟。的确他的小儿子生长的时代，远非这位老夫子可比。他自然受到时代新潮流的影响，不肯整天关在书斋里，摇头晃脑地背什么“之乎者也”，而陈宝琛望子成龙，还希望自己的孩子入仕为官，报效朝廷。因而对他实行家法管教。孩子们往往是口服心不服，想尽办法对付这个顽固古板的老头子。他们和家庭包车的车夫商议好，每当陈宝琛下朝回家、马车快进胡同口的时候，车夫便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陈府上的儿女们听到“预告”，赶紧先插大门，迅速撤去摆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把一个欢快活泼的场面立即变得沉闷而严肃，然后再开门迎父。在老夫子统治的封建家庭里，少男少女们为了迎合他长久的采用这种办法。
更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在生活中抱定了“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即生下洗第一次、结婚洗第二次、死后沐尸再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平时则水不沾身。每到盛夏，暑气蒸烘，便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酸臭的气味来。为此，他的门生佟济煦常常加以劝导，希望老师多洗澡，以利皮肤病得以好转，有益于健康。可没想到这位陈老夫子食古不化，对他人的好意不以为然，还反问道：“老朽余年，虽未能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你呢？为什么沐浴不断也不免于时常闹病？”这让好心的佟济煦顿时尴尬无言。
陈宝深对于溥仪的教育可谓竭尽心智。他最讨厌太监给溥仪讲“怪力乱神”的故事。他对溥仪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除了读经书念圣训之外，还常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他希望这位小皇帝在自己的教导下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发奋有为，以复辟帝业。他经常给溥仪讲：“立大功成大业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动静起居食息诸事，皆有一定之时刻。如曾国藩在军营里，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里，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近时，世界文明诸大国君，其于每日应于何时起身，何时运动、休息，皆有一定之时刻钟点，常久不变，故能使其国日臻强盛，人民享受幸福，非其明效大验欤！”
溥仪也的确从陈宝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成年以后立志改革，要除掉逊清小朝廷的弊端，他深知这种事是不能依靠陈师傅的。毕竟这位老夫子年岁已高，而且思想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尽管如此，溥仪对陈师傅的尊敬则有增无减。陈宝琛的养廉银每月1000元，比其他师傅多许多。至于赏赐古董字画、御笔匾联，更是源源不断。
“漳厦铁路”与福建师范大学的缔造者
1905年10月，在北京城的北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主持、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正式动工了。几乎与此同时在南方，由海外侨胞和福建地方上的仁人志士筹资组织的“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总公司”也迅速成立了。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标志着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由国人修筑铁路的热潮。
漳厦铁路是清朝内阁大学士、末代帝师陈宝琛主持开通的。陈宝琛对现代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880年，他就曾代台湾巡抚刘铭传草拟《请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疏》，认为铁路运输比漕运、赈务、商务、矿务等，尤为当急，而且利于用兵，是裕国便民的自强之道；又指出：“俄人所以挟我，日人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危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振之始，彼族闻之必先发奋。”这些意见，被清廷顽固守旧派所拒绝。后来陈宝琛回闽居住期间，就筹建起漳厦铁路来了，被推为“闽路总理”。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1898年竟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如在福建境内修建铁路，应先和日本商量。清政府对此要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日本方面却认为已经得到了清廷的默许，进一步在1900年向清政府提出修造自厦门对岸嵩屿经福州、邵武，过南昌到汉口；自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自南昌经衢州至杭州的三条铁路线的筑路权，妄图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台湾岛扩充到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妄图进一步实现吞并全中国的计划。
事事难预料，正在日本垂涎欲滴之际，法国却捷足先登。1902年由法国大东公司出面，与福建矿务局及所谓“华员经理，洋人附股”的华裕公司，签订了《福建建？邵？汀属矿务章程》。条约经闽浙总督许应骙批复，这是经清政府正式批准的在福建修筑铁路的第一个官方文件。
以1903年美国合兴公司把粤汉铁路股票转让给比国公司，受到我国各方面反对而废约为契机，进入国人争回路权和热心投股商办铁路的新时期。当年的冬天，清政府也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于是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发了《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集资开放路权。各省爱国人士纷纷筹备创办铁路公司，在这以后四年间，全国共有十五个省先后创办了省铁路公司，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05年，法国人魏池串通福建奸商翁松村，收买厦门的一些土豪劣绅，筹划修建从厦门对岸嵩屿经漳州、龙岩、邵武到达江西的铁路。法国驻闽领事更是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照会闽浙总督，提出“要索福建全省路权”的无理要求。
多国列强的激烈争夺，引起了福建人民的关注。不知从何时起，一份署名《闽路公会劝股说帖》的传单在民间传发，个中揭发了列强争夺路权的阴谋，痛陈丧失路权的祸害。他们指出：“与外人合办不如自办，如若入外股，借外款，皆以分我之利，危我之局，终不得与联合同胞自筹资金筑路可比。”《闽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指路权让外）然仍不能收回外人之权利，悉系让其攫取吾民之脂膏。”《日日新闻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铁路为一国存亡之所系”，全省人民要“上下一心，以保全路权为无上之要着。”
于是经当时贬黜退居在家的内阁学士陈宝琛和光禄寺卿张亨嘉的发起，一场以“自保利权”、“收回利权”，杜绝列强觊觎为目的，的抵抗运动巧然兴起。在“福建也应自办铁路”的口号下，广泛得到海内外侨胞和福建地方仁人志士的响应。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即1905年9月，“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总公司”在福州应运而生了。这不能不说在中国的铁路事业中，陈宝琛居功甚伟。
但是，只成立了公司还不行，接下来是更为艰巨的工作，啊就是筹集资金金。公司成立后，呈报北京商部核准，先行修筑漳州——厦门，泉州——东石，福州——马尾三条海岸线铁路，并计划筹集股本银六百万元。1906年11月26日《福建新闻》报登载了这个公司的声明：“此六百万元股额为总公司之底本，此三海岸线路为全省铁路之始基。此六百万元股额集齐以后，拟另拨款建立全省铁路银行，作为总公司的财政机关。三海岸线修好后，即规划修福厦、闽赣、闽浙三条铁路干线”。
但显然，现有的资金远远不够，为了吸收投资，公司制订出《福建铁路招股简章》，推出优先股六十万元。优先股虽按全数收取股本银，但股东“备有发起人之资格，而获最优之利益”。胡国廉首先认股二十万元，被推选为协理。余下的一般股，也就是常股每一百元只按九十八元实收，以二成作为代招股人的报酬和分经理处活动经费。
陈宝琛时任公司总理，为了集股筹金，他奔走于沪、厦等地。在他的号召动员之下，沪、粤等地闽籍绅商士民也相继认股。1906年秋，北京商部奉旨派陈宝琛总理福建铁路事务，亲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股，吸收投资。当时陈宝琛每到一处，当地华人报纸便纷纷以“集股投资，修筑闽路，振兴实业，繁荣家乡”为号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1907年2月初4，陈宝琛带着海外侨胞的募款风尘仆仆地返回了福州。
而在省内，铁路公司则采用“强制出股”的办法，由闽浙总督奏准强迫征收路捐：“各县粮税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加收路捐二百文，年约征收二十万串”；“又购盐一斤，加收路捐一文，年约征收五万串”。
尽管多方筹措，但是资金还是为数有限，“内地绅商士民认股募股不及二十分之一”，资金虽已筹集一百七十余万，但离“筹资六百万，修建三线路”相差太远，公司内部有才之士皆感力不从心，看来三条铁路同时动工希望渺茫，于是陈宝琛只好放弃原订计划，先建一路。
但是究竟先建那条路？对此众说不一。公司股东会认为，公司发起之初，以修福厦线为号召，而福马一路为干线之尾闾，首先应予排除，在另二线中选择。泉州、晋江一带的投股者称：“五陵至泉州十五公里系所测福厦干线；东石至五陵二十公里，这一路短，施工易，见效快，通车后可获大利，以后招股会更加容易，所以应先修泉石线”。厦门、漳州一带的投股者则说：“铁路之起点必近于通商码头，厦门为商港，虽属海岛而岛之对岸有嵩屿，十五公里可至石尾系所测福厦干线；石尾到漳州三十公里，沿途乡村多富足，则应先建漳厦线”。
照此长久争论不休，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有为持平论者提出一个较为公平的方案：“由嵩屿起点修十五公里至石尾，接入福厦干线再四十公里过同安，又七十公里达泉州，统共一百二十五公里。五陵至东石，石尾至漳州列为缓建支线”。但公司苦于财力不足，此方案虽然比较完满，可惜实际操作性不强。
于是又再争论数月，修路聘用的工程师、测量师等人已全体到达厦门。于是只好由总工程师陈庆平、副总工程师王回澜亲自到以上各地实地调查了铁路工程及铁路运输等情况，做出“先办一路不能不以漳厦一线为入手”的结论。争论至此方始平息下来，但已拖延了开工筑路的日程。
1906年10月起，在厦门乌尾街公司办事处设立了招股总经理处，由叶寿堂为总董，邱振祥、黄秀娘、陈星耀、傅孚伯。叶心镜为协董，将各地经理处所收股银全部汇到厦门。到了1907年2月，漳厦铁路在离嵩屿一公里多的的增安乡设立工程处，开始了铁路的工程测量。“盖测过十里之路，即开十里之工”，当年7月，漳厦铁路终于历经千难万险破土动工。
可是没想到几经艰难曲折方始破土动工的漳厦铁路，开工后不久就遇到了重重困难。线路选定后陈宝琛就呈请闽浙总督行文漳厦铁路沿线各州县办理购地事宜。但是清朝政府官吏办事拖拖拉拉，拖延数月，各州县尚未将征地文告下到乡里。《福建新闻》报指出：“业经匝月尚未奉文，虽陈阁学一再催问而尚无消息，亦可怪也。”
而好容易挨到线路勘测之后，制订出铁路自嵩屿开始，沿九龙江出海口北岸，西经海沧、芦塘、下厅、通津亭、后港溪、石美、蔡店、（吴宅）至九龙江东岸的江东桥，再过江通至漳州。而一些以善断阴阳风水自居的庸人，却趁着修铁路要拆迁沿线的一些房舍茅庐、坟冢墓地，四出活动，以“风水宝地“等邪说盅惑人心，从中骗取财物，谋取私利。这一举动大大影响了房屋拆除和墓地迁移的进度，无形中增加了此项资金的开支，阻碍了铁路施工。按当时商部订立的《铁路章程》，“遇有庐墓所在，苟者绕越，自应设法以顺民情；若轨路万难绕避，应由地方官断给迁费，以免争执阻碍”。由此，铁路仅购嵩屿至江东的地价及拆迁费用就高达160000元。
陈宝琛尽管也称得上是饱学之士，但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也并没有开公司、理财物的经验，因而公司在资金的使用上，本末倒置而且从不加以核算和节约。开工伊始就在嵩屿建造了大量的厂房、仓库、站房等辅助建筑设备，用去资金123600元；勘测线路的工程杂费也用去491400元。因而资金周转成了修建铁路的最大难题。
以至工程期间，公司不得不向德国宝记洋行订购宝记机车（系英国制造，洋行倒卖）一辆；向日本三井洋行订购三井机车（系美国制造，洋行倒卖）一辆，以及购买车辆、钢轨、枕木等用去700000元。这样一来公司本就微薄的资金更为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筑路堤、铺轨道、架桥梁、修涵洞等主要工程的进展，于是这条轻轨铁路出现了“三日修，两日停；停了修，修了停。”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
陈宝琛为了能使工程顺利继续下去，作出了很多努力。公司于1908年10月11日在福州城内东大街浙江会馆召开“闽路公会”，号召海内外同胞募股。“是日到会者三千余人，因席满未挤进座者尚有二千余人”，各界到会代表慷慨登上讲坛，陈说利害，言及维持闽路之策，首在筹集股项。会议之后，尽管海外侨胞和国内地方绅商士人仍有认股，但为数却已不多。陈宝琛为此痛心、、焦急不已。在《退职意见书》中写道：“公司股款告竭，函电交驰中外，股东无有起而应之者。陈于此欲任其废弃，则已成为可惜；欲筹其继续，则非力之所能。”
1908年5月17日，陈宝琛上奏折要求清政府拨款，“藉供赶完已开工各工之用”。第二年腊月也正是宣统元年，以漳厦铁路的站房、材料等财产作抵押，约定以每年福建省内强制征收的粮盐税捐款逐年还本付息，由交通粤行银行拨款五十万元修建漳厦铁路。这样漳厦铁路由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并于1911年6月4日成立铁路总局。
历经风雨磨难，终于在1910年12月，嵩屿至江东桥的工程完工，未及等待江东大桥建成。铁路就在次年五月草草通车营运，次铁路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全线长仅二十八公里，开始只设有九个车站，后来增设吴宅共十个车站。虽然这条铁路名义上叫“漳厦线”，但其实只是东边隔海并未到厦门，西边隔九龙江也未到漳州。铁路一端在嵩屿，隔着三千五百米深海而与厦门遥遥相望；另一端在江东桥，前临九龙江的支流北溪，江面宽阔，距漳州还有十七公里的旱路。就是这么一条短短的铁路，前不跨海，后不过江，如同人的盲肠一般，短而无用，因而被世人讥讽为“盲肠铁路”。
据记载，当时从漳州前往厦门的旅客，早晨要跑十七公里的路程，赶到江东桥买票，有时候尽管步履如飞，赶到火车站时，第一班火车也已经开走；如果要搭乘第二班火车到嵩屿，天也就黑了，如果恰逢退潮，当天就进不了厦门岛。从厦门往漳州，小火轮渡海后搭乘火车，到达江东桥后，或舍火车就舟船。沿北溪顺流而下拐入南溪由水路向漳州进发；或下火车后跑旱路，步行十七公里进漳州。搭火车来往于漳厦两地，其间大费周折，反而不便于出行。
更为严重的是，铁路建造时质量低劣，工程粗陋，平时又缺乏维修和保护，以至日久天长，枕木朽坏，螺丝失落，更换殊少，列车不敢疾驶，名为铁路，这列火车实则比老牛还慢，而且“车行时有出轨之虞”。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乘车农民，在行车中竹笠被风吹落车外，他急忙跳下火车去捡竹笠，待手持竹笠返身紧跑几步便追上了火车。可见火车的速度，实在叹为观止。当时由厦门经海澄到漳州的汽车，全程只要三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而乘火车既慢又不便，还有谁愿意去乘坐火车呢？所以这条铁路通车以来，每天乘客不过四、五十人，载货也只有一千多公斤，它一开始营业就处于亏本赔钱状态，因而人们把这好不容易见成通车的列车形容为“火柴匣”。
到了1930年，漳州至嵩屿公路建成通车，火车竟然比汽车还慢，铁路营业一落千丈，这条当时已经破烂不堪的盲肠铁路似乎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它的命运也就宣告结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以修筑防空洞为名，大肆拆卸路轨，管理处留下的机车、器材也受到大量破坏，并且最终被盗卖一空，最后竟连嵩屿车站和地皮也出卖给了美国的美孚公司。至此，这条当年为无数侨胞和福建人民所期望的铁路草草幻灭了，遗留下来的惟有荒草丛生的路基土堤和沿途凋蔽破落的铁路站房。
尽管修建铁路耗尽了陈宝琛的心血，但其结果和效用却显然和他的付出不成正比。然而陈宝琛为民请命，兴业救国的举动也的确值得后人称叹。不仅是铁路，在教育上陈宝琛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宝琛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创建者，陈宝琛所创办的“苍霞精舍”以及他初期的办学理念对后世教育有一些帮助。
在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而被降五级。闲放家乡，同年，他出任福州鳌峰书院院长，参于办学活动。光绪二十二年，他又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苍霞精舍，可以说这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光绪二十四年，他创办了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这是福建在“戊戌变法”期间首设的新式中等专业学堂，陈宝琛时任该学堂主理总董。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闽浙总督陈仰祈与陈宝琛商定把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后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宝琛首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
到了宣统元年即1909年，陈宝琛又奉召进京任幼帝傅仪的老师，时值还兼任福建教育总会会长职务，继续关心着福建新学的进程。
陈宝琛既当过帝师又办过学院，既是旧时代私塾先生，又是新式学堂的教育者，在数十年的办学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学理念。
陈宝琛提倡“崇实学以励人才”。他主张要讲求有用之学，反对空谈之风，提倡“行已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主张“崇实学以励人才”。他指出：只要“屏黜空言”，就能“风气日开，人才辈出”。应该说在当时乃至现在这种反对空谈，主张实学，强调学以致用，培养有用人才的观点，都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更是一种突破。陈宝琛还注重办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强调要设立实用课程，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以培养有实际才能的学生.
其次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尽管这是位思想较为守旧的满清遗臣，但是在教育上他却格外清醒。陈宝琛主张办洋务应以造铁路为先。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移植到中国。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并亲自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还曾大力发展留学教育。派出留学生，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不遗余力。
陈宝琛还注重学校管理和师范教育，提倡教者师为先。他借鉴了日本的办学模式，按近代学校要求健全学校管理机制。多方筹措办学经费。在他主持的福州东文学堂，“创始无持久之费，公举无责任之责，束修所入，尚不及出款十分之二”，在福州东文学堂时期，他就亲自出马向绅士、商贾及其他殷实之家募捐。多种渠道培养和选聘教师，组建自己的师资队伍。陈宝琛还制订可比较完善的校规校纪。学规严谨，纪律严明。
陈宝琛所创办的福建省第一所“苍霞精舍”新式学堂，为福建近代教育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治学兴教也是陈宝琛为了实现富国图强，抵御外侮，意图通过教育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爱国愿望。陈宝琛在被废黜回乡后的岁月里，并没有无所事事，反而把爱国热情倾注在从事办学、为国储材上，他始终关注着家乡的文教事业。
1902年，陈宝琛把鳌峰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1903年又改称福建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他均担任监督（校长）。在这个基础上，1907年正式建立高师档次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这就是福建师范大学最早的前身。陈宝琛创建了福建省的系列化师范学校，并为遍设全省的中小学做出很大贡献。他把实业与教育并重，为中国的交通建设和教育发展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壬申密折无力扭转乾坤
陈宝琛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的一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晚清做官时他不为强权，敢于直谏。1881年，他在一篇奏疏中说：“台湾治，而后七省之海防可渐固矣。”这一重要论点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可惜昏庸无能的请政府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陈宝琛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事始终耿耿于怀，面对当时的社会局面，他忧心如焚。愤恨自己无能的同时，也深深担忧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首诗中他借“泪波直注海东头”抒发了自己对家国的哀恸！因此，他希望能振兴中国，富国强民，以期早日收复台湾。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日关系寄托在“国联”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日本侵略者仅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就占领了3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那么该如何统治整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呢？整个问题，一直令日本统治集团犹豫不决。当时他们内部曾持有二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入日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满政权以遮人耳目，建立傀儡，日方则实行幕后控制。最后这第二种名利双收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日本关东军加强了对溥仪的控制。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的策划下，溥仪由郑孝胥父子陪同，潜行东北，成了关东军的傀儡皇帝。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带着长子陈懋复、外甥刘骧业，冒着北方的严寒，火速赶到大连，希望能见到溥仪。而汉奸郑孝胥却怪他不该不打招呼，突然跑来，并且说即使陈宝琛去了旅顺，日本人也未必能让他如愿见到溥仪。郑孝胥此时已然沦为日本的走狗，心怀鬼胎的他生怕陈宝琛的到来会让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因而千方百计地阻拦。陈宝琛显然也明白这个奸佞小人的诡计，不想跟他纠缠，于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这次来，只是尽自己的心，如果见不到“皇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随后巧妙地摆脱了郑孝胥的纠缠，直奔旅顺。第二天，溥仪同时召见陈宝琛和郑孝胥之子郑垂，陈、郑两家始于天津的御前辩论，又在旅顺展开了新的回合。这番论战足见双方孰忠孰奸。
早先，在溥仪未动之际，陈宝琛就曾极力拦阻他出关，彼时他手中尚有主动权；然而溥仪既已入了关东军之牢笼，陈宝琛也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与日本政府定约，无非尽力争取主权而已。而郑孝胥则称：“处在此时此地，除了俯首听命，别无他途！”
在旅顺时，陈宝琛还代呈了陈曾寿的一封奏折。陈曾寿在折中指出：“为今之计，宜先设法脱离目前之羁绊，复在津之自由。然后相机善为应付，使彼见我无汲汲之意，乃不致启其轻侮之端。庶进可免挟制之危，退可有回旋之地……使内而国人，外而列强，皆晓然于皇上所处之地位，超然独立，并非日人之傀儡，无所疑猜，然后人心归向，列邦共认，中兴大业，庶肇于兹。”这份奏折中所陈述的观点，也是陈宝琛所认同的，他们希望堂而皇之的复辟大清，而不是在日本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受尽欺凌。
陈宝琛到旅顺后下榻于大和旅馆。住到第三天，郑孝胥又施展诡计。他和郑垂忽然到旅馆对陈宝琛说，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客人全部都要离开。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而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从沈阳来，住在大和旅馆，准备跟溥仪“会谈”。郑孝胥父子怕甚至陈宝琛的为人，怕这位陈太傅参预其事，极力反对，更担心威望超过他的陈太傅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从而抢了他的“饭碗”，所以父子俩得到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撵走陈宝琛。1月30日，溥仪再次召见陈宝琛，把坂垣要他当“满蒙共和国总统”的事告诉了曾经十分倚重的师傅。当时陈宝琛坚决反对，晓以利害，劝溥仪不要被郑孝胥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说到激动之际，不禁老泪纵横，用颤抖的声音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当陈宝琛告辞返回旅馆时，郑孝胥父子已经把他的行李装上了汽车，立逼着陈宝琛即刻上车去大连，竟无丝毫转圜余地。
1月31日，郑孝胥假惺惺地来到南方旅舍看望陈宝琛，谈话中，两人又为溥仪的前程争论起来。在陈宝琛严词质问下，郑孝胥不得不承认以“皇上”目前处境，难以实现大清复辟，但是他却把责任全推到罗振玉身上，扬言“将从此不管了”。陈宝琛深知郑孝胥的为人，当下毫不客气地斥责他说：‘言汝随上来，不离左右，此事岂罗一人之责！此时乃言不管，何以对上？’郑被问得哑口无言。”
然而一切已成定局，非陈宝琛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然而这位忠心旧主的老夫子从旅顺归来后，心里却一直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危忧虑，以至于寝食难安。他认为自己应该写一封奏折，想办法当面进呈，劝溥仪悬崖勒马，不要坠人他人的圈套中而不自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称为《壬申密折》的奏折，但保存至今原稿文字已残缺不全。
奏折中陈宝琛极力抒发了忧愤难抑的心情，企图向旧主倾诉衷肠。并且严词谴责了郑孝胥父子勾结日本侵略者，把孤独无援的“皇上”居为“奇货”的险恶用心；揭露了他们自恃权谋，心甘情愿认贼作父，在达到个人目的之后，把急需“决疑补阙”的“皇上”撂在旅顺，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而自己跑回天津半个多月之久的种种劣行。其间，陈宝琛还多次郑重指出，复辟大清是关系到“皇上”“功业”成败和一生名节的大事，应当“尽忠竭才”以尽臣子之道。于是他建议溥仪应速将胡嗣瑗调到身边以助谋划。陈宝琛希望能利用“国人之仇”、“思旧之心”实现爱新觉罗王朝的复辟，但基于形势的复杂难料及溥仪的命运掌握在日人手中的现实状况，特别叮嘱“此时进止尤不可不慎。”尽管这封《壬申密折》充分体现了陈宝琛的忠君爱国之心，字里行间他也尽力替溥仪的自投罗网开脱，但其实形式所迫，作为一个满清遗老，他也实在无力改变现状，因而只有鼓励溥仪以“正统系”思想抗争，珍惜自己的“名节”，以达到摆脱日本人控制，重振大业的目的。因而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遗憾的是，这封凝聚着陈宝琛心血和希望的的密折还没来得及面呈，溥仪却已经被郑孝胥出卖了。郑孝胥私下与日本关东军达成协议，以让他当伪满洲国总理为条件，由他负责劝说溥仪接受伪满“执政”任职。于是，历史的丑剧无可奈何最终上演。1932年3月8日，日本卵翼下的溥仪傀儡集团粉墨登场。陈宝琛尽管极尽努力，但终于还是无力挽回走向背叛民族深渊的皇帝学生。当时的陈宝琛可谓痛心疾首，他没有立即赶赴长春，因为此时他已无能为力而且也不存在“劝谏”的任何紧迫感了。为了清廷操劳大半生的陈宝琛不久便住进了德国医院以割除额瘤。
当时的陈宝琛已然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所幸的是割除了额瘤的手术很成功。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不无感怀身世的诗，庆幸“天庭顿豁障碍去，还我本来镜中影。”可是，很显然陈宝琛并没有象割除额瘤那样痛快淋漓地去割除心中的“赘物”，他怎么也无法割断与溥仪的情感纽带。陈宝琛一生最为遗憾的，莫过于没有实现他二十年前的夙愿，把溥仪培养造就成为象他的祖先康熙、乾隆那样的“英明圣主”，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青年溥仪竟然做出如此败坏名节，令爱新觉罗子孙感到耻辱的事情。此时的陈太傅，只能徒叹一片忠心空付东流了。
但尽管如此，暮年的陈宝琛仍在苦苦追求复辟大清王朝之路。尽管《壬申密折》没有呈交给溥仪，溥仪最终也沦为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但是陈宝琛在溥仪终于当上傀儡“执政”之后，仍不死心，企图谋求改变溥仪现状，继续为溥仪复辟“大清王朝”效力，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在东三省沧陷，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条件下，陈宝琛力图使溥仪摆脱傀儡地位的努力虽未可厚非，但不得不说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日本人既然用扶植傀儡的方式在东北推行殖民统治，他就绝不会允许一个独立于他们“保护”之下的爱新觉罗王朝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然而忠君爱国，矢志不复辟的陈宝琛，对此是无法参悟的。这也是这位末代遗老一生为恢复清廷徒劳无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悲哀。
不满伪满怎奈“报国”无门
尽管陈宝琛痛心于溥仪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学生。1932年10月10日，陈宝琛到长春看望溥仪，当时下榻于交通银行大楼，住了两个多月，于同年12月中旬返津。这是的陈宝琛已然是风烛残年，但他不顾危险，怀揣密折，顶风冒雪赶赴溥仪之处是专为尽臣道而来。对中了日本人奸计，身入牢笼的旧主，陈宝琛除了抚慰外，更多地则是谈论有关“密折”的话题，和溥仪共同探讨如何广搜人才，挣脱羁绊恢复大清帝制，最后达到入主中原的种种设想。而此时的郑孝胥已然作为日本人的“新贵”，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总理，正是风光无限，志满意得之际，因而陈宝琛鄙视其为人，根本不予理睬。而郑孝胥却自诩已辅佐溥仪开创了新局面，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国家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得意忘形之际，郑孝胥还一度赋诗，以表达自己此时正急不可耐地大施拳脚，救民于水火。
陈宝琛继而作诗讽刺，这两首唱和之作，形同“笔战”。陈诗不仅当头给郑孝胥的得意忘形泼了一盆冷水，还辛辣讽刺郑孝胥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之事，寓意深远。对句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临难不苟，秉笔直书之典与《庄子？大宗师》“子桑饥寒”之典，影射郑孝胥及伪满政权。结尾二句，则语重心长地告诫包括溥仪在内的一班人：“旧京”尚有“佳气”可“望”，千万不要“乐不思蜀”，应千方百计争取“入主中原”，返回旧京。
在长春的两个多月中，陈宝琛除了进见溥仪及与胡嗣瑗密谈外，便是诗酒唱酬。在一次宴集中，“打嵌字格诗钟”，多事之人要求把“中”、“日”两字分别嵌在一副七言对联第一个字的位置上。陈宝琛写的一联是“日暮可堪途更远，中干其奈外犹强”。当时郑孝胥的侄儿也在座，后把这联诗抄下来，带给郑孝胥看，后又转抄到了坂垣手里。坂垣把它记在手册中，加注：“陈宝琛诗钟讥日本。”似乎大有恼意，欲对陈宝琛不利。当时有人感于陈宝琛忠君爱国之心，不忍他遭毒手，因而为之解释说，文人偶然游戏笔墨，无足介意。坂垣方才作罢。但还是惹下了麻烦，后来土肥原即造访陈宝琛，强荐一日本人为懋需、懋随教授日文，大有监视陈宝琛一家之意。
当时日本人对于陈宝琛的威望和才学也的确动心，更发现他与溥仪敢情非同一般，因而曾提出挽留陈宝琛仍为太傅，而陈宝琛坚决推却，并对溥仪说：你左右的人，一个好人没有。适有报社求他写字，他写了‘旁观者清’四个字，刊于报端，由此可见，陈宝琛太傅之胸怀，不满于伪满洲国。
这次长春之行，使陈宝琛完全明白：溥仪已被送进了日本人设置的牢笼，只能听命于“主人”，完全失去了自主的权力。陈宝琛感到了空前的沮丧，油然而生一种报国无门的悲凉之感。于是他向溥仪洒泪告别。但是他仍旧放心不下这位旧主。
1933年11月，陈宝琛大病初愈，便迫不及待地二上长春觐见溥仪。在长春又住了两个多月，至1934年1月底才离开长春。这次去长春，溥仪把他接进伪满执政府，得以住在了溥仪身边，因此比第一次到长春住在旅馆，与溥仪的见面、交谈要更为方便。但毕竟还是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的溥仪，谈话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陈宝琛回到天津后不久，就给胡嗣瑗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此别至为惘惘，每念吾皇操心虑患之言，与足下菀结孤危之况，则不能寐。”“日昨侍侧，上以人才不足为言，然非近在关东者，罗致又多不便。”由此可以推见溥仪仰人鼻息的傀儡生涯，而陈宝琛苦心孤诣规劝溥仪，为清廷复辟谋划，最终只能归为镜花水月。
这次从长春归来，陈宝琛陷入了更深更大的痛苦之中。他虽不参预伪满政治，却始终无法割舍昔日的君臣之义，割断与溥仪个人的感情纽带。他看到溥仪成为傀儡，受日本人的控制，他企图帮助溥仪挣脱日本人。可以为了溥仪的安全，为了“留得青山在”，他又不得不周旋于汉奸之中，联络应酬。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坚定民族立场，不愿与郑孝胥之流在政治上同流合污。
陈宝琛看着溥仪一步步走向背叛民族的深渊，其心里的痛苦是无可言状的。他常常对身边的子孙说：“民族是不能得罪的”。在他看来溥仪既然背叛了民族，他就不能跟着他走，也去当汉奸。陈宝琛不同于以往“愚忠”的朝臣，在名节问题上，陈宝琛并不恪守儒家关于“君令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原则，去绝对顺从溥仪。陈宝琛清醒的认识到不能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背上骂名，成为千古罪人，因而后来他以辞去伪职表明在政治上与溥仪分道扬镳。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无法跳出自己的人生桎梏，割舍不下以“正统思想”维系着的君臣之义，无法忘却溥仪曾经给他的几乎无日不有的恩荣与赏赐。因而，在晚年，他剩下惟一能做的事也只能继续替溥仪想办法摆脱傀儡地位，争取“独立”。当年他还曾经竭力阻止溥仪去朝见日本天皇，认为那样做将赤裸裸地暴露“儿皇帝”的可耻面目。他不断提醒郑孝胥和溥仪身边的人不要忘了“入主中原”大局。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徒劳的，但他确实不顾残年孱躯，卖力地做了。为了“入主”大业，对郑孝胥，他既打又拉，这也完全是为了溥仪，因为当时的郑孝胥，毕竟还是溥仪身边最有影响力的近臣。
1935年春，这位矢志不渝光复大清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在生命濒危的日子里，陈宝琛叫长子懋复记下给“宣统帝”的最后一本奏折。遗折开头叙写针药未效，“气息仅属，辗转床褥，势将不起”，其次，概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对朝廷恩宠有加的感激之情，有“凡兹恩施之逾格，皆非梦寐所敢期，感愧靡涯，捐糜何惜”，应该说这是出自沧趣老人肺腑的至真至善之言。陈宝琛一生的所作所为，他之所以不忍心离开幼主，统统都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报恩思想。接着再写“心长命促”、“回春无望”、“瞻天无路”、“素愿未偿，徒衔悲而入地”，陈宝琛心中的悲哀与遗憾尽现纸端。最后，写下了对溥仪提出的殷切期望，也是最后的教诲。
1935年3月5日凌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及民国的世纪老人、末代帝师陈宝琛在北平病逝。
后人对他的评价不少，但最为中肯确切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陈衍对他的评价，也是历史的盖棺定论：“拔可一律，颈联云：‘生憎虎豹当阑恶，转觉麒麟卧地安’殊为稳切，盖满洲为保护国，陈老绝不与其事也。”
张人骏：两耳不闻世间事
他是前清的两江总督，民国后悠闲的逊清遗老。无论是支持袁世凯的人还是复辟的人都想拉拢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概不理。他以前朝大员的身份在民国过起了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当孙中山来青岛时，他却大怒，声称：“大清江山都坏在此人手中，他如来，让他站着来到，躺着出去。”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大清复辟的希望渺茫，所以，才抱定了“两耳不闻世间事”的“闲定”。
封疆大吏政绩斐然
对于清朝的官员，尤其是清朝晚期的官员，大多贬损者多，褒奖者少。但即便是褒者也大多评价不一。可有这样一位官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都很少说到他的缺点。但凡提到他无不击节赞赏。他就是继林则徐、于成龙、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末重臣之后担任过两广总督、被张爱玲称之为“三大爷”的清末一品大员张人骏。
张人骏，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号安圃、健庵、湛存。1846年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丰润欢喜庄乡大齐坨村的丰润张家。丰润张家在当时声名显赫，远近闻名。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百十年里，先后出现了张人骏的祖父，进士出身，曾任江苏丹阳县知县的张印坦、父亲，曾任江苏华亭县知县的张钧、哥哥，曾任内阁中书舍人的张寿曾、叔祖父，进士出身，曾任安徽按察使的张印塘、堂叔，进士出身，曾任都察院右副督御使的张佩纶、族兄弟，曾任北洋交通总长的张志潭、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的张志澂、曾任烟台警察厅厅长的张嘏臣。以及侄女，近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等许多达官、名人。其中尤以张人骏品级最高，是其中更为杰出的佼佼者。
张人骏幼年颖悟，又出自官宦之家，收到了书香门弟的熏陶，因而自小读书刻苦，学业有成，1864年，十九岁的张人骏就考中了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二十三岁考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二甲第三十四名，相当于现代高考的全国第三十七名。如此的青年才俊，可谓傲视翰林。他以骄人的才华、凝重的为人、谨言慎行的作风、操履端洁的品行，使得其历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深得每位皇帝的崇信和喜爱。因而官运平顺，曾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四川乡试副主考，吏科给事中，广西按察使，广东、山东布政使，山东、河南、广东、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南洋劝业会会长，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代重臣。
张人骏作为三朝元老、股肱之臣，其政声斐然、彪炳青史。然而史料中记载最多的，乃是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的十几年。1903年，身为河南巡抚的张人骏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卢汉铁路黄河大桥；1907年担任两广总督后，主持修建了广州自来水工程和大沙头至九龙、深圳的铁路.1908年，支持侨商在香洲开埠并亲临香洲参加开幕典礼。1909年，为便于中外人士庐山览胜，与江西巡抚冯汝合商，同拨库银五万两，修筑了全长二十五华里的九江至莲花洞公路，成为江西省第一条公路。同年，张人骏又在南京玄武湖修复湖神庙、湖公亭、大仙楼、观音阁、赏荷厅。并重新对外开放。张人骏还在神策门和太平门之间开辟一道新门，并筑新堤直通环洲，从此游玄武湖就不必乘船。因张人骏是丰润人，所以新门取名为“丰润门”.后来在1931年，人们又把丰润门改为玄武门，并沿用至今。1906年6月，经张人骏批准，江南财政局向上海西门子洋行订购了三台一百千瓦的发电机，在南京西华门外的旗下街建造了一家电灯厂，所发之电不仅能用以供给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两个衙门的晚间照明，而且凡官绅学士商各界，如需装电灯者，“每盏独光电灯安装费为大洋五元；每盏电灯每月电费为大洋一元二角；供电时间，无论冬夏迟早，每晚八个小时”。从此结束了南京的油灯洋蜡历史，迈出了南京电力史上的第一步。1910年10月，上海出现了金融危机，张人骏迅速抵沪与中外官商研究办法，从外商借款二百万两，从大清银行解银一百多万两，使危机得到了及时的化解。可见张人骏其才干卓越，是位清朝少有的能臣良将。他任封疆大吏期间，政绩斐然，造福于民，为晚清民族功业的发展出了一份力。
张人骏不仅政绩卓越，是位难得的实干家，而且也是清朝大政方针的重要智囊。最彰显其才华的当属参与清末的刑事法律改革一事。
1907年10月，清廷修订法律馆上奏了《大清刑律草案》，其中《草案》中设立了决斗罪。朝廷希望征求各级官吏的意见。这部草案是晚清在法律近代化背景下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清末礼法的一部分。清廷十分重视。当时众臣都采取明哲保身，谨言慎行的策略，大多作壁上观，而张人骏则大胆上书说“查中国闽粤江楚等省，只有聚众斗械而无两人决斗之事。既属欧洲盛行，自难保中国之民不无仿效，着为定律，未尝不可。然械斗乃现时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专言决斗，仍宜明定械斗专条以警悍俗”。他还针对《草案》中规定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以二十岁为起点明显太高的问题，张人骏提出“十六岁即为成人，再予减等过于宽纵，词条应删除”。但可笑复可悲的是，当时的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草案》中竟然还提出，在刑法上外国君主皇族与中国帝室同等看待的条例。张人骏上书直言“今以外国君主大统领同于乘舆，外国皇族同于帝室，若有危害不敬，科罪惟均。非特中国臣民心理有所不安，即稽诸列代典章，似亦无此律法。夫尊君所以劝忠敬上，所以正乱，似未可内外无别视为同等。此律务当酌改或竟删除为宜”。同时，他坚决反对将杀伤外国代表按杀伤自己长辈亲属之例处断。指出“今以外国代表等于父祖，若有杀伤即照此律处断。非独骇国民之视听，抑恐贻笑与外人。纵非谓其罪质相同，与以某律论者有别，而查其文义，实无殊科，恐不足以餍人心而昭法守”。这些意见不仅反映出张人骏独到的见解和才华，而且也彰显了他的民族气节。当时这些意见大都被满清政府采纳，甚至对当今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有决斗罪一条，修正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钦定大清刑律》仍然保留了决斗罪而无械斗罪。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草案》中所规定的决斗罪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而械斗、打群架倒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张人骏不盲目媚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态度，以及卓越、杰出的政治远见非一般人可比。
两江总督主持清末南洋劝业会
张人骏是位才智出众的晚清名臣，他更是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清朝后期，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导致国力衰微、日暮途穷。而在西方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学多清廷中的有志之士深刻感受和领略到了世界工业文明的发达和进步，很多留学海外的人更是见识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威力，因而无不为清朝闭关锁国，日渐颓势的面貌而扼腕长叹，从而掀起了一批实业救国的呼声。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成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清廷为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1909年，清廷下谕批准在江宁举办中国第一次南洋劝业会。最初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人并不是张人骏而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底，清廷一度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考察政治”。在欧美期间，端方除考察各国政治外，还注意留心各国的博览会。可谓大开眼界，一时间思如泉涌。在归国途中，端方又特别仔细考察了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及渔业赛会，对博览会的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认识。端方回国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06年7月实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莅任后，即开始酝酿在江宁举办博览会，以实际行动谋实业之发达。很快端方的这一设想就得到了江浙上层绅商的响应与支持。他们都深刻的认识到这一会展能大大促进商业的发展。于是，端方即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即1908年12月7日会同江苏巡抚联衔奏请于江宁举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端方在奏折中申述了举办南洋劝业之理由：“臣前年奉使欧美，察其农工商业之盛，无不由比赛激动而来，自莅两江任后，竞竞焉以仿行赛会为急务。”
端方上奏后，即于江宁设立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委候补道陈琪为坐办，商科举人向瑞琨为帮办，常川驻会办事。下设庶务、文牍、调查建筑等科，每科设正副科长一人，科员数人，共四十余人。“均系遴选留学东西洋高等商科及在内地学堂毕业生或曾赴各国参与博览会务具有经验之官绅”。又于上海成立董事会，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所选董事13人，大多为江浙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即1909年3月6日，端方又咨请各省督抚筹设各省出品协会，赞助南洋劝业会盛举。两江则通令筹设各府、州、厅物产会。
宣统元年五月，端方改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遗缺由两广总督张人骏接替。7月13日，清廷方才正式下谕同意开办南洋劝业会。从此，筹备工作加速进行。由新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担任会长。劝业会原定经费50万元，张人骏追加至70万元，官商各认一半。在清廷督促下，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出品协会、协赞会、物产会，负责收集各省之参展物品。宣统二年正月初四也就是1910年2月13日南洋劝业会会场落成竣工。3月8日，清廷旨派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候补四品京堂蒯光典为提调。至此，筹备工作大体就绪。据考证南洋劝业会场位于江宁城北三牌楼一带，占地一千亩，内有两江所建馆、外省自建馆及各专业馆共32个。此外，尚有众多辅助建筑：会务机关有会议厅、事务所、发行所、审查室等；娱乐设施有牌楼、奏乐亭、纪念塔、喷水池等；贩卖设施有劝工场、会馆、商店等；交通设施有邮局、电话局、轻便铁路等。总计耗资150余万银元。建筑大多系仿照欧美风格，“俨然有欧洲特立之新市场风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展览馆门首及其檐边脊顶均装饰有电灯，马路两旁及展览馆周围花丛树林中装饰五色电灯。入夜之时，灯火辉煌，炫耀夺目。每当清风徐来，龙旗飘扬，夕阳斜照，草木争妍，十分壮观。
在张人骏的领导下，4月间，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隆重开幕，当时各国领事、各省官员、海内外客商等云集江宁，这次大型博览会“名虽冠以南洋，实则推行全国”。除蒙古、西藏、新疆外，全国二十二个行省全都提供了展品。“其规模介于地方博览与全国博览会之间”。参展商品多达一百万件以上，可谓是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时人称南洋劝业会“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可以说南洋劝业会是清朝末年施行新政之后的一次产业大检阅，极大地开创了中国人自办博览会的历史先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举。直到如今，一些曾经获得过南洋劝业会奖励的商品，仍在作为成为历史悠久的名牌产品被人们广而告之。
可以说这次南洋劝业会是对清末“新政”成绩的一次总检阅。在审查总长杨士琦的主持下，对参展物品认真“审查性质，分别等第，给以奖章，以示奖励”。最后评选出一等奖66件，二等奖214件，三等奖428件，四等奖1218件，五等奖3345件，合计获奖赛品5271件。这些获奖产品大多是我国传统产品。在获一等奖的66种产品中，以农产品中之丝、茶、工艺品之染织类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水产、畜牧各占一二，但遗憾的是机械工业品不仅寥寥无几，而且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去甚远，充分显示出清末机械工业的落后。
尽管这次会展如此隆重，但是与会者对参展物品之缺少创造发明多少感到有点失望。1910年11月7至8日出版的《申报》上登载有《对于南洋劝业会之评论》一文，文中指出：“此次南洋劝业会陈列之物品，虽形形色色，无虑数千万种，然多系我国固有之物，绝少发明仿造之品。且华丽装饰之品多，朴素应用之物少。就其最易动目者言之，如刺绣、雕刻、书画等虽为擅胜会场之物，惜皆无关实用。至于日常需用之物，则寥寥不多见焉。故此次南洋劝业会之物品，多美术而少实用，仅能耗财而不能生利，自表面观之，无异开一赛珍会，聚宝会，各以华丽贵重之物罗列其间，为争炫斗妍计也。且就其陈列之物品一望而知我国尚未脱昔日闭关之习，故亦未受世界大通之益也。”
不过，总体相对而言，直隶、湖北、江苏几省展品质量较高，多少有一些机械工业产品。尤其直隶馆略胜一筹，给参观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不难理解，直隶是新政的发源地，袁世凯又刻意提倡，因此该省展品略胜他省亦不是稀罕事。相反，内地各省则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近代工业极为发展有限。这从南洋劝业会展品中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表面看来这是晚清财富的一次炫耀，但有识之士从南洋劝业会中都看出了中国产业衰败的原因。他们指出：“观此次劝业会陈列之物品，而知我国之实业所以日就败坏之故。今可以最简单之语概括之：一、我国物品天产多而造少；二、人造之物又以徒供装饰无关实用者为多。有此二弊，土货所以日弊，洋货所以日盛，而我国实业界遂成江河日下之势。”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实业界诸君子苟具热心毅力者，自经此会一赛之后，亟宜抉其病根之所在，同德同力而为挽回既倒狂澜之计也。”因此可以说，南洋劝业会对于近代实业界认识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人骏才任两江总督，便兼任南洋劝业会会长。主持召开了这场官商合办的大型博览会，并基本圆满闭幕，实是大功一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地送来的产品多达100万件，包括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等，馆内商品可谓琳琅满目，气氛热烈，场外小火车往来运送货物，一时间，这个六朝古都犹如过节一般。展览持续了6个月，吸引了中外客商10万多人，总成交额达数千万银元。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张人骏和很多满清遗老一样，也是位深受传统忠君保国思想影响的人，他先是反对戊戌变法，后来又坚决对抗辛亥革命，退居天津期间，常常跑到张园、静园去“朝见”清末帝溥仪。因而世人把张人骏定义为保守落后分子。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清末的老臣子在为官期间却多次大义凛然地与列强抗争，不仅顾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也维护了国家主权。
早在1905年11月，山西近千名学生就曾游行集会，举行了史上著名的反对英国福公司在海子边办矿的“护矿运动”。当时的晋抚张人骏亲自接见了马骏等学生代表，答应为晋民争矿而竭尽全力。在张人骏与山西各界的积极努力下，1908年初，山西当局与英福公司在北京签定了《赎回开矿制铁合同》，山西护矿斗争终于以胜利而宣告结束。这是中国高校学生联合社会各界人士最早发起并取得胜利的一场爱国运动，对以后山西辛亥革命、民国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切都与张人骏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能表现张人骏民族气节最著名的就是他任两广总督期间，两次派水师提督李准到东沙、西沙宣示主权，挫败了日本妄图霸占东沙岛的野心。这无疑是张人骏特殊的历史贡献。在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南海诸岛历来为我国疆土，光绪三十二年，日本商人西泽招集工人数百，私自前往东沙群岛建房居住、开矿，张人骏时任两广总督，他经过与日方的艰苦谈判，终于收回了被占岛屿；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为了摸清各岛的底数，以防备侵略者的侵袭。张人骏又派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刘义宽等带领化验师、工程师、测绘员、医生、工人及士兵一百七十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到西沙群岛巡察，测绘地图，查勘岛屿十五座，然后逐一命名，立碑竖国旗。其中一个岛屿就采用了张人骏家乡的地名叫丰润岛。并于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岛屿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侵犯。后人为了纪念张人骏的历史功绩，于1947年和1983年，我国政府又将位于南沙群岛西部的一个岛屿命名为“人骏滩”，遗憾的是到1980年代后为越南控制，成为了越南海上石油区。
然而外国列强窥视中国领土已久，稍有机会便不会轻易放过。1907年秋，一艘英国商船在广东梧州被劫，船上的一名英国医生被劫犯杀死了。事件发生后，驻京英公使多次向清朝外务部抗议，外务部迫于压力下令严捕凶犯、优恤英医，同时摄于列强的淫威，不得不将粤东、两江缉捕权交给英国人管辖。由于缉捕权问题乃一国主权，因此外交部的决定一传出，“粤人大哗”。张人骏更是气愤万分，于是上书外交部要求收回此权，外交部官员胆小懦弱，先不允准，而张人骏“奋争多次，卒达收回之目的”。同时，英国军舰在前任两广总督周馥的同意下，多次测量惠州海面，张人骏上任后，立即照会英国领事，最终令其退出。由于张人骏在当时是少有的敢于据理抗争外国列强的满清要员，因此连外国人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英港总督曾专程拜见张人骏，其夫人亦同时拜见张夫人，并以礼相待，这在当时是难以思的议，以致“粤人以中国有此体面外交莫不交誉”。
当时别说维护国土就是外国人犯罪，清廷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张人骏则对外国列强丝毫不屈服手软。1908年春，日本大坂轮船株式会社“二辰丸”火轮在广东海域走私军火，被广东海军当场查获。张人骏立即照会日本领事，并按法律全部充公。日本船主极尽狡辨之能事，日本政府也以撤回使领馆人员要挟清政府。清外务部面对日本的压力惟有屈服，要求张人骏对查获日轮的有关人员撤职查办，并对给日本走私船造成的损失照价赔偿。张人骏却丝毫不退让，极力反对，全粤军民也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懦弱无能的清廷只好不了了之。
澳门在我国清代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港口。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依仗英国的支持，于1849年3月发动了武装挑衅，砸毁我国驻澳机构，驱赶我管理官员。1887年葡萄牙又在英国协助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条约》，获得永远居住和管理澳门的特权。可是《中葡条约》签订以后，澳葡却公然违反规定，在澳门以外大肆扩占领土。张人骏到任后，开始和葡方划界交涉。中葡澳门划界交涉持续了三年之久。澳门划界虽然交涉未果，却有利地粉碎了葡萄牙进一步侵占我国国土的阴谋。张人骏在两广任职期间，敢于与外强不懈抗争，曾多次坚决反击英国、日本、葡萄牙等列强的挑衅和侵略，有效的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以称得上是晚清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
近代教育的支持者工商业的先驱
张人骏不仅是位民族英雄还是近代教育的支持者。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有识之士就纷纷要求废除“空虚无用”的科举制度，改革教育，纷纷提倡实用科学，兴办学堂。还不算太昏庸的光绪皇帝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主张，颁布了大批变法维新的诏令，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是当年的书院改学堂成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而张人骏就是这一潮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1905年，山西巡抚张曾扬在令德堂书院旧址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官立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六所新式官立中等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的前身。但创立之初，这所学堂还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考验。由于资金困难，该学堂而举步维艰，几近崩溃。第二年张人骏到任后，马上为学堂筹拨巨款，使校舍条件大为改观，规格大幅提升，管理也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日趋完善，师资力量也日渐增强。学校聘有中国籍教员十人、日本籍八人、英国籍一人。当年招收学生二百二十名，毕业一百六十五名，这些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全省各县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成为近代教育的中坚力量。
1908年，张人骏委派留美归国的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唐有恒负责规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其附设的农业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就是华南农业大学最早的前身。1910年4月正式开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近代农业技术人员，为推广农学新理新法，普设州县试验场储备人才。农业讲习所的建立，成为了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
1907年7月，英国人卢押到香港就任港督后，号召社会人士热心教育，集资捐建香港大学。但是这些捐献的资金严重不足，此时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慨然捐出自己多年的积蓄20万元，成为第二个大额捐款的个人。在张人骏的带动之下，此后捐款资金源源而来，直到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开幕，共收到捐款共达147万多元。同时，张人骏还出资在港大设立了二十五个奖学金，以每年每人300元广东币为标准，鼓励学生好学上进。这个奖学金的标准远远多于孙中山1915年在港大设立的五个奖学金。因而张人骏堪称香港大学的奠基人。
此外，张人骏还在广州建立过一所无线电报学校，并极力支持西医陈子光等人建立了广州光华医学堂。
张人骏不仅大力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更是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清朝后期，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导致国力日渐衰微。此时张人骏亲自筹办了自来水厂。当时的上海市民多用英商供应的自来水，受制于人，张人骏为保主权，为利国利民，他一面与英商交涉，订立合同，接管购水，一面集资筹办，终于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上海北市自来水公司。而如今的国家测绘档案资料馆、广东省测绘局和国家图书馆，则收藏有一部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广东石经堂墨印的《广东舆地全图》。地图方位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有统一的图式符号，图面清晰，地名注记极多，内容丰富，地形地貌和水系刻绘精细，尤其对海角、沙咀的表示十分形象准确，是一部难得的地图精品，这也是广东省历史上有权威的一部省级实用地理图集。这部图集为后来编制广东全省地图、地图集准备了丰富的资料，也推动了全省测绘工作的发展。而部图集便是由张人骏主持编制的。
张人骏除了政绩卓著，同时还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在《民国书画家汇传》中，把张人骏列以书法家的身份，书中介绍他“工书法，善诗文”。也有后人评价他“篆书之圆劲，楷书之沉稳，草书之流畅……其临摹维肖，行意兼得，功力深厚”，足见其书法水平之高。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张人骏从政时期政务繁忙、为人低调，退隐以后“位尊年高，外人亦较难于求取，故书画流传不广”。因此传世之作甚少。
不过，尽管张人骏的书法作品流传不广，却流传甚远。据考证，在日本东予市的澄心斋就见到了近二百方中国古砚及清代李秉绶的画扇和两广总督张人骏碑记等文物，可见其作品之珍贵。
而张人骏的诗文，更是遗世极少。只有一句“杜陵评书贵瘦硬，放翁拄杖即神通”作为一首著名的诗句被人们广为传颂。
对满清皇帝忠贞不二
无论是张人骏提倡实业救国还是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亦或是抵抗列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他一己之力毕竟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大潮，无法遏制世事的演变，更加无力阻挡革命进步的步伐。当时，全国大部分督抚已经表示成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张人骏却强烈反对。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人骏同将军铁良、提督张勋等人一方面遏阻徐绍帧第九镇新军响应革命，张人骏希冀依仗张勋的兵力，准备顽抗到底。然而革命党人势不可挡，在同盟会组织的联军的攻击下，张人骏却没能守住江宁，他见形势不可抗拒，遂派遣报界公会的人员赴香港与革命党人协商，遭革命党人拒绝。江浙联军转而进攻南京，张人骏不得不委托美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商议投降事宜，在又一次遭到拒绝后，张人骏趁机逃进停泊下关的日本兵舰，逃往上海。于是随着他的逃亡，结束了清朝以来两江总督的历史命运。张人骏在南京长江路上的两江总督署，很快变成了孙中山的总统府。
1912年元旦，孙中山来到南京，一时间万人空巷，人们都为这位民国大总统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当晚10时许，孙中山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从此成立。中国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以张人骏之才干，如果政治上的这番巨变，他很可能继续兢兢业业地做着总督。可是伴随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而来的，是张人骏满清大员梦的破碎。
有些人评价张人骏是政治上的顽固派，但其实这只是对于张人骏片面的认识和不公正起码是不完全的评价。纵观张人骏的一生，他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保国便是忠君，对满清皇帝忠贞不二。满清王朝的垮台固然让张人骏伤心不已，但张人骏与袁世凯既是换帖的把兄弟，袁世凯的长女伯祯是张人骏的儿子媳妇，因而二人又是儿女亲家，而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后，张人骏却没有丝毫欣喜之情，反而痛哭流涕。据《陈赣一？新语林？卷三方正》记载，“宣统逊位，张安圃（人骏）甚哀感，涕泗满襟。及项城（袁世凯）僭号，几失声而哭，朱经田（朱家宝）劝止之，张曰：“公为民国疆吏，余乃清室故官，喜忧不同，啼笑自异。”朱大窘。由此可见张人骏对满清政权的一片忠心。
张人骏到上海不久，次年1月又抵达天津，恳请朝廷罢黜其职，随即携家眷到青岛与清廷一班遗老住在一起。青岛当年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清王朝被推翻后，皇室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纷纷逃亡青岛。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众多满清贵族、前清遗老中就有张人骏。后来在恭亲王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上海遥相呼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12年的夏天，溥伟、刘廷琛、于式枚，以及分别从山东兖州和天津赶来的王宝田、温肃在青岛的“潜楼”密谋利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还不稳固的时机，于1913年春天在山东济南依靠张勋的“辫子军”发动了武装复辟。然而由于这次阴谋很快泄露，因而这次复辟帝制的计划迅速失败。
此时的张人骏失望至极，他于1914年，退居天津，开始以诗文书法颐养天年。
1927年正月初七，一代重臣张人骏在天津逝世，享年82岁。逊帝溥仪亲自到张宅吊唁，并谥名“文贞”，与李鸿章的谥号“文忠”相映成辉，这就是清廷对这位三朝老臣的盖棺定论。次年二月，张人骏的灵柩回到了故里，从此，一代风云人物在外漂泊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落叶归根。
张人骏非常热爱家乡。他不但为家乡争得了荣誉，而且在繁忙的公务中曾多次回家祭祖省亲，并且时刻关注和支持着家乡的事业。除了为遥黛山题写碑记，还曾为续修县志捐银四十两，为丰润董氏族人撰写了《董氏族谱序》。
2006年，时值张人骏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之际，张人骏的重孙、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守中先生编辑出版了《张人骏墨迹选集》、《张人骏家书日记》等书，让世人重新记起了这位历史名人，也终于让张人骏的墨宝更多地为人们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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