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他执教于北大，曾在讲台上对学生宣称：“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接着他解释道：“蔡元培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番话，道出了他的好人标准：基于开初的信仰，要始终不二，表里如一。
革命前后
1910年，辜鸿铭辞去外务部公职，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就任南洋公学（今之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斯时，一代名儒沈曾植亦居于此，两人多年前即在张之洞府上相识，颇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情，这一回故老相逢，不免过从甚密。
说起来，沈曾植对辜鸿铭在国学方面修养的提高，曾经提供过莫大的刺激和动力。1885年，辜鸿铭居于清末名臣张之洞幕府，适值张之洞生辰华诞，大张筵席，一时间高朋满座佳客如云，名噪一时的沈曾植也在其中。辜鸿铭素有卖弄才学之癖，一见这位年长他七岁的名儒，老毛病又犯，摇唇鼓舌唾沫横飞，大谈起西学西法。良久，沈曾植似乎在侧耳倾听，却始终不动声色不置一辞。辜鸿铭习惯了旁人对他宏富的西学知识和超群的语言能力大加赞赏，这一来就有些没趣，问沈曾植为何不说话。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二十年中国书！”
原来辜鸿铭打小便生长于南阳马来半岛西北侧一座海岛——槟榔屿之上，后又在欧洲游学十数年，寝馈西学，对中国文化却几乎茫无所知，学贯中西的沈曾植，一下就戳到了一向目中无人的辜鸿铭的痛处。
后来辜鸿铭发奋图强，悉心钻研中国文化典籍，终于渐有所成。二十年过去，两人又一次在张之洞生日寿筵上相见，辜鸿铭二话不说，即刻请人将张之洞的藏书悉数搬至前厅，沈曾植不明所以，惊怪相问。辜鸿铭指着书答道：“请教前辈，哪一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
沈曾植会意，赞道：“今后中国文化这个重担子，就挑在你的肩上了。”自此结为莫逆之交。
沈曾植在1901年也曾担任过南洋公学校长一职，这时候已经去职在家，息心养老。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是夕阳残照、穷途末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中局势动荡难安。辜鸿铭与沈曾植两人都对大清怀有深厚的情感，无奈不在其位，无补其事，也只有私下里徒然兴叹，发几句牢骚抒一番感慨而已。
1911年10月，湖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瞬息之间，全国各地云集影从，华夏山河一片赤红。辜鸿铭痛心疾首之余，在报纸上撰文，希望英国军队“仗义”出兵，帮助镇压这次革命。
辜鸿铭的文章惹恼了拥护革命的青年学子。一天，一大群气势汹汹的学生将他们的校长围在当中，大加责难，非要讨个说法。辜鸿铭何曾碰到过这等阵势，盛怒之下，一声大喝，全体静场：“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辜鸿铭说到做到，从此便不再踏足南洋公学一步，蜗居斗室，和沈曾植一样，过起了书酒相酬息心养老的日子。
然而，风云变幻的时代注定不允许这位忧心国政虑及天下的大学者从此安享晚年。1912年的一天，辜鸿铭与一干好友在沈曾植家中置酒高会，相谈甚欢。
突然，沈家的一位仆人举着一份报纸从街上跑了回来：“快来看，快来看，特大消息！”在座诸人早已习惯了报社记者无事生非危言耸听的卑劣习性，谁都没有在意。仆人讨了个没趣，干脆直接把报纸塞到主人手中。
沈曾植不经意间朝纸上扫了一眼，霎时如五雷轰顶，脑中一片空白。无论如何揉了眼睛去看，眼前仍是那几个夺人心魄的大字：清帝宣布退位！
沈曾植木然良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用无比嘶哑的嗓音向座中诸人宣告了报上的消息。一场欢声笑语的好友聚谈，顿时演变成大清王朝最后的哭丧会。所有人齐齐跪在当地，向着京城所在的方向连连叩首，哀哭嚎陶的声音响彻云霄。
辜鸿铭在涕泪纵横中拉着沈曾植：“灾难临头了，我们怎么办？”
沈曾植紧紧抱住辜鸿铭，哽咽着，语声中却透露出无限的决然：“世受国恩，死生一志。”
沈曾植后来终身以大清遗民自居，不仕民国。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时，沈欣然就任学部尚书，事败后终老上海。
清帝虽然被迫退位，拥戴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却所在多有。他们聚集在上海租界，上窜下跳，东奔西突，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重建已遭覆灭的大清王朝。平心而论，大清朝虽有种种不是，取而代之的共和政体，也不过有名无实。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之果，全国上大小军阀号称革命，实则割据一方，作威作福。
混乱的时局为希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些人大多属于清朝缙绅士大夫阶层，称得上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其中还不乏我们十分熟悉的严复、林纾、王国维、康有为等人。可惜他们空怀一腔挚诚，手中既无枪船舰炮，囊中亦少金银珠宝，复辟的宏图，不过一场清秋大梦。
当一个国家局势动荡，内乱频仍，政府已经无力应对之时，有可能便向邻近的友邦伸出求援之手，借他国之力行本国之事。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时，朝鲜政府就曾邀请清政府出兵救援。如今大清朝既灭，各处军阀称霸一方，国内已无足可冀望之理，复辟分子们便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下励精图治，国力迅猛增长，国势蒸蒸日上。1905年日俄战争一役，日本大胜俄国，虽是为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但在许多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人看来，不啻为屡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东方人大出了一口恶气。辜鸿铭，还有我们熟悉的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就都因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而对日本青眼有加。
由于精通包括日语在内的九国语言，而且辩才无碍嘴上功夫极佳，这一次，复辟分子们便把游说日本救扶大清朝的重担放到了辜鸿铭的肩上。
1913年初，辜鸿铭身负重任，满怀热望，踏上了东渡扶桑的征程。
辜鸿铭对日本的好感，不仅来自它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辜鸿铭无比宠爱、称作他的“安眠药”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他的“妾”，唤作吉田贞子，正是来自一衣带水的日本。1898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亦曾与辜鸿铭有过一席之谈。
踌躇满志的辜鸿铭，满以为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便是块雷打不动的顽石，也要说得它连连点头。可怜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辜鸿铭生于1857年），却仍是书生意气，空有一脑子天真的幻想，不知道国与国的交接，全在一个“利”字。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正是要逐步吞并整个中国，如今中国中央集权受到损毁，虽然号称中华民国，实则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正给日本以可乘之机，精明的日本人，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道理？此一时，彼一时。后来日本人在三十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逊位已久的大清宣统皇帝溥仪这才有了利用的价值，被日本人扶上“大满洲帝国”的傀儡宝座，借以掩盖他们侵略中国的事实。
日本人对辜鸿铭并不陌生。辜鸿铭在横滨《日本邮报》上刊登的许多为中国辩护的文章，义和团运动中，他为慈禧太后和义和团辩护的系列政论《尊王篇》，以及日俄战争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为日本呐喊的文章，都使得他在日本名声大噪。
辜鸿铭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一次次称赞日本人以汉唐古风立国，为亚洲人民面上增光，他那身已经成为古董的奇特装束，他超群的语言天赋，杰出的口才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为他赢得了无数日本人的欢呼喝彩。
在新旧剧烈转换，全国上下“咸与维新”的中国，寝馈西学却一意守旧的辜鸿铭无疑是寂寞的。到了日本这异国他乡，不想竟受到如此礼遇。一向牢骚满腹的辜鸿铭，不禁多了几分神气，几许自得。他将自己脑后那条“帝国的最后一条辫子”托在手中，向日本人发出了激情洋溢的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垂老的大清帝国吧，让它在世人面前重放光芒！”
台下升起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和鼓掌。
可惜，欢呼的尽管欢呼，鼓掌的自去鼓掌。日本政府只向辜鸿铭许下一个空口承诺，事情便再无下文。
辜鸿铭在日本盘桓多时，最后无功而返。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子里
辜鸿铭虽然在南洋出生，却是自小便留了长辫。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先生的橡胶园里做总管。布朗先生无子，将聪明伶俐的辜鸿铭认作义子，百般照护，精心培养，辜鸿铭一身西学功底，即是得益于这位英国义父。1867年辜鸿铭十一岁时，随布朗先生赴英国爱丁堡接受正规的西洋教育，临行前辜紫云郑重嘱咐辜鸿铭：第一，你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辜鸿铭一生谨遵乃父教诲，只在爱丁堡泡洋妞为讨对方喜欢时曾剪下过长辫相赠，后来便再没有动过。少年辜鸿铭拖着一条长辫行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惹来过无数次当地孩童的辛辣嘲笑：“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这一段屈辱的经历在辜鸿铭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终其一生，他都对洋人抱有强烈的敌意，既然“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当然要以更加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辜鸿铭，不仅没有像许多留学归来便成为假洋鬼子的中国青年那样崇洋媚外，反而以极度偏激苛刻的态度对待洋人，贬斥西学，而以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为至尊宝典，童年的创伤记忆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惜，不管辜鸿铭如何扬中抑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日益式微了。辜鸿铭一次次向那些时髦男女们发出不屑的嘲讽，自己一个人躲进书斋，潜心钻研中国文化。
此时的辜鸿铭，并无固定的职业，靠些零敲碎打的活儿维持生计。1913年，袁世凯盐税作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用作军费借以镇压国内的反袁势力。辜鸿铭因精通这五国语言被银行团聘为翻译，他开价年薪六千银元，银行团方面竟欣然答应。其实这件事情堪称两全其美，赋闲在家的辜鸿铭获得一笔丰厚的收入，而银行团方面只聘一人便解决了六国之间语言不通的问题，而不必每种语言各聘一名翻译，省却了不少麻烦。
借款事毕，辜鸿铭再次处于失业状态。1914年，陈友仁在京创办英文报纸《京报》，特邀辜鸿铭每日提供专稿，月薪350银元。辜鸿铭欣然命笔，文采飞扬，大受读者欢迎。不料写着写着，辜鸿铭渐渐就从批判欧美列强转而开始对共和制度大放厥词，出言不逊。这一下惹恼了一心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陈友仁，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没多久，两人闹翻，辜鸿铭又丢了工作。
凭着家中原有的积蓄和自己往日的收入，虽然赋闲在家，倒也不至于忍饥受饿。只是这么闲居无聊，辜鸿铭就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和陈友仁分道扬镳之后，辜鸿铭主动要求给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写专稿，只要报纸方面不任意删改他的文章，原文照登，那么稿件白白奉送，不取分文。不出所料，辜鸿铭的生花妙笔使得这份报纸的销量扶摇直上，财源大进。主编正在没事偷着乐，辜鸿铭却在短时间内连续抛出三篇鼓吹纳妾的文章，引起舆论和教会的不满。主编请求辜鸿铭不要再写类似的文章，辜鸿铭哪里肯依？这一次与报纸的合作，最后仍然不欢而散。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当地青年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萨拉热窝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世界30多个国家15亿以上人口被卷入其中，鲜血和泪水将曾经的欢声笑语冲刷得七零八落。
辜鸿铭回国既久，沐浴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光辉之中，如坐春风，当初对欧洲文化的孺慕之心早已与日俱减，欧洲人作为始作俑者带给全人类的这一场浩劫，更加坚定了辜鸿铭以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为救世灵丹的信念。
正如古老的中国在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淖之后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的欧美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美国家人民心中造成的创伤和沮丧，也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明感到深深的失望，辜鸿铭的中国文化救世说恰逢其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西方人对东方投以关注的目光，由来已久。而辜鸿铭在世纪初出版的英文著作《尊王篇》、《中国的牛津运动》以及英译本《论语》、《中庸》等书，投合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愿望，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上的荣誉。1913年，辜鸿铭甚至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一道，被瑞典文学院提名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虽然最后胜出的是泰戈尔，欧洲人对辜鸿铭的推崇从中可见一斑。
1915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英文名字叫做《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在书中，辜鸿铭继续了《尊王篇》和《中国的清流运动》中对欧洲人和欧洲文明的持续而彻底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武力崇拜、群众崇拜和商业主义是战争之源。他抨击了英法德美各国人在人性上的种种缺陷，而以中国人为独具博大、深沉、纯朴和灵敏四种精神特质的优秀民族。他攻击欧洲教育只知道向学生灌输各种知识，而中国人则从三岁起便教学生以君子之道，使他们既具有成年人的智慧，又保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中国的牛津运动》一书被德国大学定为哲学系师生必读书目，《春秋大义》的出版，使得辜鸿铭在欧洲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可是，他在国内的处境却没得到丝毫的改善。在国人眼中，辜鸿铭不过是一个懂几句洋文却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他那些为欧洲人推崇备至的煌煌巨著，在中国人读来也不过是些陈腔滥调老生常谈而已。
一心要“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国人，把自己的老祖宗全都踩在了脚底，专意奉行孔孟之道的辜鸿铭，难免要寂寞无凭了。
跟风“复辟”
辜鸿铭还在张之洞幕府供职之时，就曾对袁世凯嗤之以鼻。张之洞和袁世凯同为清末煊赫一时的名臣，辜鸿铭的旧主张之洞既能在官场纵横捭阖，同时又是德才兼备的学问大家，而袁世凯则声称自己“不讲学问，只讲办事”，辜鸿铭早就看透了这个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
1898年，戊戌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等守旧派阻挠，岌岌可危，光绪皇帝派谭嗣同向袁世凯伸出求援之手，希望借助他的兵权挽回局势。袁世凯却暗地里向慈禧太后告密，直接导致光绪被囚，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启用袁世凯，试图凭借他在军中的威信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受命于危难之际，却不行扶危济困之事，反而与革命军达成协议，出卖清廷，导致清帝退位大清覆亡。大权在手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进一步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紧接着，袁世凯解散国会，暗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
1915年1月1日，袁世凯悍然不顾当初与革命军和谈时许下的赞成共和的诺言，在一片骂声中登上所谓“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整个中国的不满。共和派不必说，即便是保皇派，保的也是大清皇室，哪里容得下袁世凯这只老狐狸来鸠占鹊巢？袁世凯的皇帝美梦只做了八十三天，众叛亲离万众侧目之下，不得不从还没坐热的皇帝宝座上撤下他肥大的屁股，没多久，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耻辱地死去。
袁世凯“在位”期间，辜鸿铭没少拿他开涮。骂人骂世尖酸入骨，原本就是辜鸿铭的强项。袁世凯一死，辜鸿铭简直是喜不自胜。当时政府下令为袁世凯举哀三天，国中上下不得举办任何聚众娱乐的活动。胆大包天的辜鸿铭，偏要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家里大操大办，邀来中外友人数十人，纵情娱乐，锣鼓喧喧，沸反盈天。
不多时，果然引来了值勤的警察。辜鸿铭正在摇头晃脑摇唇鼓舌，一边听戏一边高谈阔论，突然闯进来几个来者不善的大盖帽，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辜鸿铭早有准备，脸色如常，对着警察就是一顿臭骂：“他妈的，瞎了狗眼，没看到我与各位正在赏戏吗？大呼小叫的，不就死了个无耻小人么！也不问问我辜鸿铭是谁！”
几个警察一下子被辜鸿铭的气势给镇住了。眼前一个长袍马褂脑后拖长辫的古怪老头子，座中还夹杂着不少金发碧眼的洋鬼子，看起来还真有几分诡异。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灰溜溜地出了辜府，直奔警察局向警察总监吴炳湘报告。吴炳湘一听，原来是辜鸿铭和一帮洋鬼子聚会，心想这个老头子行事乖僻巧舌如簧，又有无数外国朋友，不好惹。当下吩咐手下放任自流，勿再生事。
于是，全国上下都为袁世凯这个大奸贼的死噤若寒蝉，辜鸿铭府上硬是轰轰烈烈地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觉得很解气。
接下来的日子，注定仍不平静。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是曾在武昌起义中被推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黎元洪。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样一个能够镇得住场子的核心人物，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形成了以黎元洪为核心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府院矛盾愈演愈烈，最后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出走天津，纠结起一支力量继续与黎元洪抗衡。焦头烂额之下，黎元洪请来督军团团长张勋出面调解。
张勋带着他的三千“辫子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黎元洪始料未及的是，一入北京，张勋就逼迫他解散了国会，接着马上请来已经逊位的大清末代皇帝溥仪，再一次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无数遗老遗少们望穿双眼的复辟宏图，就这样美梦成真。
宣统帝再登大宝之后，各路复辟分子齐集京师济济一堂。昔年曾与辜鸿铭一道在张之洞府中作幕僚的沈曾植、梁鼎芬、梁敦彦也在其中。沈曾植一至京师，立即写信给张勋的得力助手刘廷琛，推荐辜鸿铭到外务部任职。当此之时，国中上下对张勋复辟一事，赞赏拥戴者有之，嫌恶唾骂者有之（总的说来以此类人为多），犹豫观望者亦有之。一时间局势颇为混乱。
辜鸿铭入了外务部，做上了外务部次长，被张勋派往江浙一带，为复辟活动摇唇鼓舌大吹法螺，赚取舆论同情。嘴上功夫原本是辜鸿铭所长，欣然领命之后，辜鸿铭兴冲冲地出发了。没想到，刚到天津，辜鸿铭就听说被黎元洪驱逐在外的段祺瑞，得到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天津组织起一支“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已经在大张旗鼓地讨伐张勋了。
大半生沉抑下僚，没得到过什么重用的辜鸿铭，正在为复辟王朝交托给自己的重任而沾沾自喜，颇觉扬眉吐气，一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五雷轰顶。别看他一辈子大摇大摆恃才傲物，亲身经历这等大风大浪，自出娘胎这还是头一回。辜鸿铭躲到租界旅馆，再不敢出来抛头露面。没多久，就听到消息说，段祺瑞预备照会外国使馆，请求协助捉拿辜鸿铭。辜鸿铭不敢在天津逗留，换上便服，一溜烟就逃回了北京。
张勋召他问起所托之事，辜鸿铭嗫嚅着告以实情。张勋一听，怒从心头起，破口便骂：“你有负所托，何面目见我耶！”
一辈子不曾在人前低头的辜鸿铭自觉汗颜，连连顿首：“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
张勋没好气地说：“你辜负圣上鸿恩，从今以后，我不呼你为辜鸿铭，老实些呼你为辜鸿恩算了。”
辜鸿铭唯唯诺诺地退了下去。
段祺瑞的讨逆军没多久就开进了北京城，张勋兵败，仅仅在宝座上坐了十二天的宣统皇帝溥仪，只好再次宣布退位。
不过幸好，复辟期间到朝中任职的官员们并没受到什么严厉惩罚，即便是主犯张勋，也在荷兰使馆的庇护下全身而退，到第二年，民国政府就下令免除了对他及一干人等的通缉。这一次惊天动地的复辟活动，变成了一场闹闹嚷嚷无比滑稽的闹剧。
三年后，正值张勋六十六岁生辰华诞。张府上下张灯结彩热闹不凡。忽有人报说辜鸿铭献上祝寿大礼，呈上来看时，却是一幅字迹歪歪扭扭的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张勋看罢，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辜鸿铭借宋代大诗人苏轼这两句诗说的是：如今大清既灭，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大官帽如荷之擎雨盖一般消失不见，只剩下我俩脑后的长辫还像菊花开残后枯瘦的枝条一样迎霜傲立。
椿树胡同的惬意生活
经张勋一役，辜鸿铭对时局终于完全失望，卜居北京，安然退隐，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椿树胡同里一座小院内，过起了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小日子。
正如鲁迅的诗中所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辜鸿铭这一辈子，出过洋，当过官，也风光过，也狼狈过，终于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国人不是嫌他这身装扮这份脑筋落后迂腐么？辜鸿铭干脆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做冬烘（意为迂腐）先生。任凭他人嬉笑怒骂，冬烘先生依旧我行我素，绝不与流俗为伍。
椿树胡同里的生活，称得上颇有意趣。辜鸿铭的大妾吉田贞子，早在1904年便因病去世。与辜鸿铭共度晚年的，是他的正妻——小脚女人淑姑。自从二十四岁开始决意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穿中国衣，吃中国饭，看中国书，说中国话，辜鸿铭就立誓要娶一个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做老婆。天公作美，在他三十岁那年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这位完全符合他要求的淑姑。辜鸿铭曾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脚。淑姑的一对三寸金莲，给辜鸿铭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每一闲暇，辜鸿铭便粘到夫人身边，像个任性的孩子抓住一双小脚津津有味地尽情把玩，是日既久，竟成为不可须臾少离的日常习惯。许多作家在思考或写作时喜欢点上一支烟，在吞云吐雾中文思泉涌。而辜鸿铭每到文笔枯竭难以为继，就把淑姑喊到书房，托起那双纤纤细足，这里揉揉那里捏捏，不时还凑到鼻子底下一阵猛嗅，完事之后再提笔，顿时如有神助，下笔千言，文不加点。辜鸿铭因此把淑姑叫做他的“兴奋剂”。
说来好笑，在外面横冲直撞天不怕地不怕的辜鸿铭，对家中这位弱不禁风的小脚妻子，却是又爱又敬又怕。辜家此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菩萨心肠的辜鸿铭，碰上叫花子上门乞讨，却总少不了要布施几个小钱。有一次，辜鸿铭施舍叫花子时，被淑姑撞见，当即挨了一顿臭骂，头上还被淑姑拿碗砸了一下，痛不可当。淑姑虽然厉害，辜鸿铭却本性难改，从此以后，夫妻俩就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遇乞丐上门，辜鸿铭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门来，闪电般扔下几枚钱币，立即返回，不落形迹。即便如此，这偷偷摸摸的举动还是不时被淑姑逮个正着，恶语相加。
对此，辜鸿铭却不以为耻。若有他人借以取笑，他甚至为自己辩解说：“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其实，若是两人真心相爱，情深意重，是不必讲什么谁高谁低、怕与不怕的。淑姑与辜鸿铭之间感情之深，不言而喻，只是淑姑没读过什么书，脾气难免暴躁了些，辜鸿铭让她几分，也是理所当然。
淑姑为辜鸿铭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叫做珍东和娜娃。两位小姐冰雪聪明，又得到父亲的悉心教导，也和父亲一样，同时精通好几门外语，在择偶的问题上，眼界就不免有些高。曾有一位辜鸿铭的弟子对珍东小姐异常倾慕，使尽浑身解数死缠滥打，珍东小姐却丝毫不为所动。小伙子急了，问珍东小姐究竟怎样才肯接受自己。珍东小姐淡淡地答道：“很简单。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六种文字各写一封求爱信，什么都依你。”小伙子差点没一屁股蹲地上，从此死了这条心。
老夫聊发少年狂。虽然年届六旬，风流倜傥之心却不曾削减。手头宽裕了，辜鸿铭还不时地光顾那些温柔缠绵的花街柳巷。由此，还引出一段传为佳话的美好姻缘。
话说某一天，辜鸿铭又怀揣着几个银两跑去北京一家著名的妓院风流快活。和接待他的姑娘一番云雨过后，正在心满意足之间，忽听隔壁传来呼喝斥骂和哭哭啼啼的声音。一问，原来是一个刚刚被卖到妓院的小姑娘，因家中贫困，刚好又死了父亲，所以被家人卖了几两银子给父亲办后事。姑娘来了之后，不肯接客，所以被老鸨责骂。
一向菩萨心肠的辜鸿铭，听见隔壁哭的是越哭越凄惨，骂的却越骂越来劲，不禁起了恻隐之心。叫老鸨领过来一看，果真好一个楚楚可怜的美人胚子！辜鸿铭的内心深处，为之一动。当下便问那小姑娘：“姑娘愿不愿意随我走？离开这个地方？”小姑娘身陷绝地，正在彷徨无计，这一下简直如在漫天洪水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连连点头。老鸨一看这阵势，知道有赚头，趁势狠狠地敲了辜鸿铭一笔。买进这小姑娘时，不过花了几两银子，一转手，就从辜鸿铭那里净得五百大洋的赎身费。
这笔赚翻了天的买卖，把老鸨乐得喜笑颜开。而辜鸿铭虽然一下花去自己几个月的收入，能在他这样的年龄还拥有如此如花美眷，也不觉得亏。小姑娘的名字，叫做碧云霞。从此，椿树胡同的这所小院里，又新添了一个成员。
淑姑不愧是辜鸿铭所认定的那种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当年辜鸿铭新婚不久便纳日本女人吉田贞子为妾，淑姑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如今辜鸿铭老来风流，挥金如土，又纳一妾，淑姑也没有半句怨言。
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着。
此时的中国，正在酝酿着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最受国人瞩目的，都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一些鼓吹西学的新派文化人。满腹之乎者也、推崇中学的辜鸿铭，丝毫不能引起国人的兴趣。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辜鸿铭的一系列外文著作，却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使得辜鸿铭的声誉如日中天，成了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代表人物。这显然得益于他深湛的外语水准。辜鸿铭或许算不上最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人，但他却是唯一一个能以如此流利如此文采飞扬的外语，向全世界宣扬中国文化的人。
辜鸿铭在洋人心目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有一句当时流传甚广的话可资证明：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指故宫中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洋人心中，竟然比故宫三大殿更能代表北京城！难怪洋人来到北京，无不以一见辜鸿铭为荣了。在辜鸿铭卜居椿树胡同的日子里，慕名来访的洋人可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芥，以及在1913年击败辜鸿铭获得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
毛姆初到北京时，托朋友致信邀请辜鸿铭相见。骄傲的辜鸿铭嫌毛姆不自己到访，而把自己当成召之即来的什么玩意儿，根本不加理会。毛姆无奈，只好亲自登门拜访，辜鸿铭这才出来相见。临别时还欺负毛姆不懂中文，说要送人家一点东西，当场挥毫赠送毛姆两首诗。毛姆恭恭敬敬地收下了，后来请人译成英文，这才知道原来是两首温柔缱绻的狎妓诗。
未名狂客，博雅君子
碧波清浅的未名湖和巍巍入云的博雅塔，是北京大学校园中两处最为知名的景观。辜鸿铭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传统长衫脑后拖一条长辫子执教北大之时，北大虽还没有搬迁至如今的校址，用“未名狂客”和“博雅君子”八字来形容这位才博古今学贯中西而又孤高自许、行事乖戾的古怪才子，却是恰到好处。
1907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时，第一次从德国人那里了解到有一个叫做辜鸿铭的中国人，凭借他的《中国札记》和《尊王篇》等书，在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心中占据不小的地位。1915年，蔡元培游学至法国巴黎，适逢辜鸿铭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大义》在欧出版，蔡元培又一次领略到欧洲人对辜鸿铭的无比崇敬。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大力延请海内外学术名家入校任教，一时间各方英才济济一堂，辜鸿铭也在被邀之列，他给学生讲授的内容，是英文诗。
在辜鸿铭执教北大的那些年里，他那身奇特的打扮，一直是北大校园里一道独特而扎眼的风景。
辜鸿铭第一次走进北大的课堂时，台下的学生们看见他拖一条长辫，一副前清老先生的打扮，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而辜鸿铭神色泰然，淡淡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偌大的教室里，一时间寂然无声。
辜鸿铭抓起粉笔用他那特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辜鸿铭幼年时接受西式教育，没有专门练过书法）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转身就开始跟学生约法三章：“我有三条规矩，你们必须知道。第一，我进来时，你们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然后就开始大谈这三条规章的必要性，旁征博引，洋白夹杂，口若悬河，趣味横生。末了，又捧出他那套贬低西学讴歌中国文化的理论，并且把他开设这门课教授英文诗的目的归结为，要学生学好英文后，把“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奇人辈出的北大，学生们也算是见多识广。像辜鸿铭这样装扮的老先生或许并不罕见，精通西学西语的新派知识分子北大当然更不缺少，但这两者竟然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真真又一次开了眼界。
第一节课的闲话不过是个序幕，真正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正式上课开始后，学生们发现，辜鸿铭讲课从来都是两手空空，不带任何讲义、小抄，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信口说来，无不娓娓动人。当时的北大，把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得力干将都网罗其中，西方文学、文化大行其道，被无数教授、学子奉为圭臬，但还从没有一个人以辜鸿铭那样独特的方式来讲述西方文学。
他仿照我国古代经典《诗经》的分类，把英文诗分为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称作“洋《离骚》”，并且用严整的中国古诗的形式来翻译英文诗，甚至还掺杂几句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讲着讲着，他嘴里就不时冒出几句德文、法文、日文，甚至希腊文拉丁文，到兴奋处，满面红光，脑后长辫随身体有节奏地晃动，摇曳生姿。一向牢骚满腹看谁都不顺眼的辜鸿铭，有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倾诉和发泄的场所，动不动就偏离正题臧否人物抨击时政，自然也少不了。
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赚取听众的欢呼与喝彩，原本是辜鸿铭的强项。在北大的课堂上，也不例外。据当时在北大求学的学生回忆，辜鸿铭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甚至比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的课还要火。
当时，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不觉间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年头。在日本和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政府于1917年正式对德宣战，加入了这次战争。为此，辜鸿铭在报纸上发表了《义利辨》一文，对中国参战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此文的论点，完全是孔孟之道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那一套，却也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准确地切中了时弊。
果然，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强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力又被列强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各国在华特权等的要求也丝毫得不到回应。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
消息传来，华夏大地群情激奋，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而蔡元培亦深感于政府之腐朽无能，于五月八日提出辞呈，不愿再做北大校长。此时的蔡元培，已经因为他在北大推行的一些列教育政策而深得人心，蔡元培要离开北大，许多教授也闹哄哄地提出要辞职。六月五日，北大的一帮教授召开一个计划挽留蔡元培的会议，辜鸿铭当着主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面在会上一语惊人：“校长是我们学校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军阀政府只好满足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出面挽留蔡元培。蔡元培心中稍感安慰，不久也就发表声明，收回了辞职的决定。
辜鸿铭的英文诗，也就在北大的讲堂上继续讲下去。
盛筵华席终散场
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在他们的同事当中找到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活靶子——辜鸿铭。陈独秀将辜鸿铭指为君主论者加以批判，而胡适则在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情况下措辞含糊地举出辜鸿铭早年剪过辫子这一事情，借以证明辜鸿铭如今的尊王复古，其实是为出风头，故意“立异以为高”。即便是赏识辜鸿铭才学的蔡元培，也在一篇与林纾论战的文章中，给辜鸿铭贴上了复辟论者的标签。
没招谁没惹谁，平白无端的就成了众矢之的，一向不在人前服软的辜鸿铭，不知为何，这一次竟然没有跳出来和胡适等人打嘴仗。即便看到胡适对他早年经历的表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也只在嘴上吓吓胡适说要上法庭告他诽谤。难道因为进入晚年，伴随了辜鸿铭一辈子的火爆脾气就渐渐消减了？看他这期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讽刺美国人没有文化，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美国没有文学作品的文章，那股尖酸刻薄的劲头可丝毫没有收敛。
或许，活了这一大把年纪，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风雨雨，一切针对个人的嘲讽、谩骂和指责，辜鸿铭都已能够安之若素。唯一令他不能容忍的，便是他所信仰的东西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下所遭遇的损毁和亵渎。辜鸿铭没有公开回应胡适等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却在报纸上连撰两文——《反对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旗帜鲜明地维护旧文学，反对新文学。
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辜鸿铭反对新文学的声音，在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不过是雷鸣时的虫吟。好在辜鸿铭也早就知道，对他来说，世事已经一无可为，既然如此，也就乐得息心凝神，安享晚年。授课之余，便徜徉于妓院、酒馆与茶楼当中，消磨时日。
有一段时间，军阀政府制定新的国会选举法，部分参议员由国立大学教授和在国外获得过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选举产生。一时间，由来已久的贿选之风刮到各个高校之中。一个名叫吴明的人跑到辜鸿铭处，好一番溜须拍马，希望辜鸿铭投他一票。辜鸿铭当场开价四百大洋，吴明给了钱，到选举时却连辜鸿铭的影子都没见到。原来辜鸿铭一拿到钱，就跑到天津一家妓院，四百大洋，两天时间，尽数花在当时的名妓“一枝花”身上。吴明跑去质问，最后被辜鸿铭一顿臭骂赶了出来，竟然拿他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另有一回，在一次名流荟萃的公众宴会上，一位外国记者请教辜鸿铭：“辜先生，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
辜鸿铭缓缓咽下口中食物，抹了抹嘴，不慌不忙地回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说罢低头饮酒吃菜，全不顾一座哗然。
这位给我们留下无数奇闻轶事的冬烘先生，还真有几分任性豁达、放荡不羁的魏晋风度。
在北大执教的日子，一晃就是六年。1923年，因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冤枉曾在北大任教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再次提出辞职，远赴欧洲。辜鸿铭原本就对当时的教育制度颇多不满，认为这种制度培养了太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且不求学问，整天只想着升官发财摇身一变成为公卿大夫的人。蔡元培前脚走，辜鸿铭后脚就跟着辞了职，转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当总编辑。
一年后，辜鸿铭迎来了他衰朽的残年里最后的一抹亮色。1924年初，辜鸿铭获准觐见当时仍住在紫禁城中的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辜鸿铭尊了一辈子的王，真正得睹圣颜，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到溥仪召见的手谕后，辜鸿铭心中思绪纷纭，感慨万千，无数前尘往事一一浮上心头。觐见的那天早上，凌晨五点，辜鸿铭就早早地爬起床来，仔仔细细穿戴好他那身经典的装扮，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时候尚早，巍峨的紫禁城在熹微的晨光中显现出模糊的轮廓，东天逐渐升起的太阳给那些耸入云霄的琉璃屋顶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
辜鸿铭跟随一位太监穿过一座座门楼，一道道回廊，七弯八拐，终于到了养心殿。辜鸿铭的心中乱如鹿撞，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喃喃道：“臣辜鸿铭向皇上请安。”
溥仪与辜鸿铭交谈了几句，就向辜鸿铭引见了自己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三人一起共进午餐。庄士敦后来回忆，辜鸿铭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几乎连话都不会说。而辜鸿铭后来回想这次觐见，也几乎想不起来当时与溥仪之间的任何对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溥仪早在1912年就已宣布退位，虽然获准仍居紫禁城，皇帝的称号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辜鸿铭从灵魂深处仰望这位曾经的真命天子。虽然来得有些晚，有了这一次沐浴天恩的经历，辜鸿铭这一生，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1924年9月开始，辜鸿铭应邀东赴朝鲜、日本，中间又去一次台湾，在日本逗留了三年时间，参观游览之余，四处发表演说，继续宣扬他的中国文化救世说。1927年回国后，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去作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
一见面，张作霖劈头问辜鸿铭一句：“你能做什么事？”言下颇有不以为然之意。
辜鸿铭不置一辞，掉头就走。从此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1928年4月，辜鸿铭因肺炎去世，享年72岁。弥留之际在迷糊中喃喃自语：“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
辜鸿铭去世后，溥仪派人前来吊唁，赐他谥号为“唐公”。两个骄傲的女儿珍东和娜娃一番悲痛欲绝之后，同往苏州，落发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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