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被现代文明抛弃的流浪者的传说，在俄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被称做“阿尔玛斯”的野人，发现最多的地点是，从高加索山脉至戈壁沙漠的中亚广阔地带。“阿尔玛斯”有时也称做“阿尔玛蒂”。这是个蒙古字，它的意思是猿人或猎人，从十五世纪开始，当地的部落民族和探险家，便不断地发现和报道这些神秘的难以亲近的生物。
1950年，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所属的部门，就曾报道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酷寒荒僻的地区，发现一群称为被遗弃的人或流浪者的野人“丘丘拉”。而在二十世纪初，一名在俄国革命期间驻防帕米尔山脉的红军军官，也据实宣称属下的士兵追到一个这样的生物并将之射杀。他在说到这个生物时，屡屡使用这些相同字句：“前额倾斜……眉毛非常粗浓……鼻子极其扁平……下颌阔大凸出……中等高度。”
这和前苏联科学院在50年代报道的“丘丘拉”非常相似。这使人们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史前人类的穴居生活，使人脑海里浮现出一群群以熊皮蔽体，挥舞大头棒，手扯女伴头发，踉跄行走的猿人形象。
这种想法十分普遍，即使在学说界也非常流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1856年在德国莱茵省杜赛道夫市郊尼安德谷一处考古地点，发现了一个头盖骨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其他骨骼，因为这次考古学上首次的重大发现，得名为尼安德特尔人，多数人类学家将尼安德特尔人列为现代智人的一种亚种，并以尼安德特尔智人这个学名称之。约在十万年至三万年前，尼安德特尔人有可辨认的群体存在。接着，在欧洲、北美和中东其他地点，又发掘到更多尼安德特尔人骸骨。十九世纪对一具古代尼安德特尔人骨骼的研究：研究的结果，似乎显示尼安德特尔人是一种走路笨拙，弯腰曲背，下颌粗大的生物，这种形象和世纪各地描述的野人“丘丘拉”、“阿尔玛斯”、“流浪者”非常相象，于是把野人说成是史前智人尼安德特尔人后代的观点流行开来。
然而，最近的重新研究，显示当时研究的那是一个老者的骸骨；他活着时患上了关节炎而致残废，因此不足以作为其同类的典型，对尼安德特尔人留存的其他证物的评估，亦表明许多有关的流行的看法，都未必是正确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直立猿人可能在约150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则约在50万年前，由直立猿人演变而成，像所有猿人一样，尼安德特尔人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颅骨，虽然每一个颅骨样品都不同，但均具脑盖阔大呈拱形，眼睛上方额骨隆起，下颌宽阔，牙齿巨大等典型特征。尼安德特尔人样子看起来也许有点像猿，但脑部体积容量大致跟现代人不相上下，甚至有的还要大些，他们似乎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相像。
和猿人一样，尼安德特尔人同样居于洞穴，但并非全部如此，有的尼安德特尔人居茅屋，或扎营而居，或挖掘洞穴壕沟藏身，或搜集石头筑简陋围墙，而且往往选择靠近动物迁徙的路线营造居所，藉保充足肉食供应。此外，他们还诱捕雀鸟和捕鱼。他们懂得如何取火，还会用石器将野兽毛皮剥下，加以清理后缝制皮衣，在尼安德特尔考古场地发现的其他物品，包括磨锐的兽牙和石片：还有天然颜料，表示尼安德特尔人弄过某种装饰美术。而且还能猜测到，他们照顾病人和弱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埋葬死人，一般说来，尼安德特尔人的遗物显示他们的寿命较更古的直立猿人为长，他们可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
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并未灭绝，抑或被技能更为优越的种族取代或者是与较近的人种杂交，而在持续的进化过程中受到同化。据说，西伯利亚严寒地区的“丘丘拉”说话口腔声音域极为狭窄，这可能是遗传突变的结果，也可能是显示他们是尼安德特尔人后裔的迹象。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人正在逐渐退居更僻远的地区，以避开不断侵犯他们领域的现代文明。因此，俄国革命那些驻防帕米尔山脉的红军的士兵，实际上杀死的很可能是一个世上面临灭绝的尼安德特尔人。
4万年前冰川时代最后阶段所造成的环境变化，给尼安德特尔人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我们无法猜测，尽管他们具备各种技能和社会组织，但大自然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
那些习惯分析事实，在直接的事实上寻找原因的专家认为，由于尼安德特尔人的头盖骨越来越大，导致婴儿出生越来越困难，导致了尼安德特尔人种的灭绝。
我们希望听到更多人的想法，尼安德特尔人到底是被同化了？因冰川期绝灭？还是在更僻远的地方继续流浪？您的看法呢？
揭开生育女神的秘密
生育是人的任务，似乎又是神的事业，对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山洞中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的绘画杰作，不少人都略有所闻，这些以猎物为主题的洞穴壁画，留在那里已有3万多年历史，仍然光洁如新，令人叹为观止。具有同样历史的生育女神的石雕，因鲜为人知而更令人惊叹。
那些石器时代的雕像，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雕刻作品，她们在伊比利半岛至俄国南部的广大弧形地带，整个欧洲大陆地区都有发现，在石器时代欧洲狩猎及采集民族定居地方都有类似的史前雕像出土，这些雕像大都既丑陋又细小，有的仅高十至十余厘米，这些雕像虽然细小而欠美观，却是历来发现的最早雕刻作品，这些雕像用兽骨、象牙或软石制成，外表形状怪异，大都为人形体。
现在的人或许认为造形欠美观，而当年，在这些雕像的创作者们看来，当然觉得美丽得很。事实上，它们几乎全部是女性的雕像，特别是粗腿，隆胸和大屁股的女性，她们看起来又肥又小，而且有时候连头部和手脚都不知怎样才能分辨清楚，这大致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审美观；肥胖即美。对于史前人类而言，能生存下去吃饱肚子无疑就是一种胜利。
3万5千至一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川期的狩猎采集者所处的世界，和今天的极为不同。那时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为巨大冰层覆盖。整个地球的海平面比今天低九十米。因此，现在的不列颠群岛和西西里岛，当时与欧洲相连，亚得里亚海北部干旱，黑海是内陆海，而现在分开北美和亚洲的白令海峡仍是陆桥，所有陆地都比今天寒冷干旱，有碍浓密森林生长而利于茂盛草原扩展。今天北欧那些土地肥沃的地区，那时只是副极带荒地，但像法国西南部考古发现极丰的地中海地区气候较为温和，有点像今日的瑞典或加拿大部分地区，欧洲各大草原有无数的猎物：野牛、毛犀牛和长毛象；驼鹿更是数目众多的动物，今天却已灭绝，至于驯鹿和北极银狐亦向南游荡远至比利牛斯山的地方。因此，至少就欧洲来说，石器时代的人类拥有他们所需的一切肉食、毛皮、兽骨和象牙，在这片遍布野生动物的广阔土地，每群人类不过二十至三十名的一群群游牧民族到处漂泊，在一个地点定居数月或数年后，接着继续迁徙，这样的生活使我们对在奥地利发现的石制生育女神的身份产生了疑问，因为她手脚短小，既不利狩猎生活也不利经常迁徙，她们肥胖无比的体形已不像是一名劳动者，应当是非从事狩猎采集的人，是富有者的象征，她反映了那个时期男人对女性美具有独特的观念，才做成这样的雕像以表示倾慕之忱，她们的乳房和臀部极尽夸张，这反映了作品的主题，繁殖与哺乳，尤其是阴坟的突出隆起，可以看到母性生殖器崇拜的影子，抑或是女性崇拜的宗教象征，女性因能生育而显得地位突出。她们之所以能生育似乎又是神的作用，她们只看到肚子大起来，而人们不能解释怀孕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看法与史前的历史比较接近，对这种过分凝肥、臃臃肿肿的女性雕像，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制作这些雕像的年代为3万5千至一万年前，其时是为最后一个冰期，人类的身体必须在夏天猎物、果实和树叶丰盛之时，拚命吸收营养，储存大量脂肪，才能度过漫长的严冬，人类似乎就是在这个石器时代后期，初次形成“现代”的身体结构。所以建造蔽身之所，以致埋葬死者等等人类特征，按推测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是这时的人类、具备理性思考能力，兼或有发明创造的本领。
这些狩猎采集者当天气恶劣，无法在旷野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就围在篝火边取暖，或在洞穴中烧烤食物，他们蹲坐在火旁，为了不使双手闲置，找些事做，把受神的指引或美好的梦想一点点地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冰川时代在天气这么寒冷的时刻，他们雕出来的各种人体雕像都是裸体的。从裸体像的造形来看她们不是对身边物体的临摹，因为她们的肢体舒展笔直是按人体结构雕刻的，有明显的创作和想像的成份，这便是我们为什么判断有宗教象征可能的原因，因此给她们起名为生育女神。
这些生育女神雕像，多数没有面孔，也无显著的面部特征，所以面部的意义远不如生殖器重要，但是也有少数的雕像风格迥然不同，在法国就曾发现一件发型优美典雅的细小象牙女雕像。另一件在捷克斯拉夫发现的象牙雕像。嘴巴刻成微歪模样，好像是面部的神经受损所致。考古学家还认为这具歪嘴雕像，可能就是在附近发掘出土的一个女人的真正容颜，因为这个女人头骨左面也是有损伤的，如此说来她就是一个重要人物，现代澳洲狩猎采集者制作的艺术品，亦提供了证据。证明为族人心目中特别重要的人物雕刻肖像和保留肖像，是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且前面的女性雕像也都有写实的痕迹，生育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当时人的死亡率极高，要想保证种群的延续就必需要有极强的生育繁殖的能力，巨乳肥臀是现代的审美和趣味标准跟远古的不同所致，重视巨乳和阴坟的雕刻亦证明了重视繁殖的愿望。同时，这些雕像也可能反映当时一般女性都有臀部过肥趋势，今日卡拉哈里沙漠各狩猎民族，女人特别容易臀部过肥，而且她们并不认为肥脂过厚丑陋难看，史前人崇尚肥臀更容易理解了。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古代女性雕像的用途，但崇拜女性、崇拜女性生殖器是其用途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从比利牛斯山脉至俄国顿河一带所发现的这类雕像极为相似这一点来看，可确认其间有某种文化联系，不管这些雕像如何使用，迄今发现的最古人类艺术作品是生育女神，是女性生殖器崇拜。
安魂为何用鲜花
鲜花常常被人们用来比喻妙龄少女，美丽的鲜花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尽管现代科学家发现鲜花只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人们依旧把鲜花看得很神奇，它是那么的美妙，以致人们越来越迷信鲜花，做任何事都把它当做至高无上的礼物，好像许多无法表达的语言、难以传递的情感都要借助鲜花来表达，生日、婚礼、盛大庆典、祝寿以及生老病死那些不能表达清白的感情，都让鲜花去表白。
对鲜花的迷信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改变了我们对那些世纪传统的描述，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史前文化史历。传统的观点正如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在自然界竞争生存的情况下”，生活是“恶劣、残忍而且为时短暂的。”每一天都是一场为生存而作的斗争：每次狩猎都要冒死亡的危险，每次受伤都可能导致送命；每次转换营地都是前途难卜，不知是祸是福。现代考古学家检验过出土的尼安德特尔人骨骼，结果显示只有极少数尼安德特尔人因老而死，大多数的人死时都不到20岁。
如果要推翻过去所得的结论，并非是一件很难的事，即使我们不重新研究出土的骨骼也是如此，过去的观点对历史的描写是极其恐怖的，似乎历史越久远就越黑暗越残酷，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向前发展的历史，以前我们赞成这种观点，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地赞成这个观点了，如果完全按过去的对远古的描绘，依现代的史前观念，历史早就中断，人类早巳被摧毁了。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现在的典籍中时常可以找到2000千年前至4000千年前的古人，对远古时代美好世界的描写，还有一些在古代传说和神话中保存了起来。
以生活在至少六万年以前欧洲大陆心脏地带的尼安德特尔人为例，在那个时候，他们支配着世界，他们是石器时代人类，尽管他们的生活有着艰难困厄，尼安德特尔人却能够怜悯弱者和懂得崇敬死人，和现在的人一样热爱鲜花、崇敬鲜花，用鲜花安抚死者的灵魂，尼安德特尔人这种充满和平、爱心和仁慈的世界，数年前史密生博物馆的索列基，在伊拉克东北部沙尼达林近郊一个山洞中发掘到证据。索列基领导的考古工作队到偏僻的札格洛斯山去，经过近十年努力，期间发掘到好几层人类居住遗迹，最古的一层可追溯至最后一次冰川期，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一座尸体周围放满花束的坟墓，它的特别在于这里埋葬的是一个残废人，将他的骨骼化石加以分析的结果显示，他在儿童时期便丧失了右臀，而且患了严重的关节炎。
在现代人想象中的原始社会，像这种肢体残缺的人，是不允许在童年后仍然生存下去的，因为一个仅可维持起码生活的社会，并无能力供养和保护没有生产能力的成员。然而，沙尼达村这个可能无力参加狩猎的残废人，却由族人照顾了差不多四十年，比我们认定的当时平均寿命长了一倍。这个残废人显然是给山洞顶部偶然脱松坠下的岩石压死的，族人不仅安葬了他，而且让他长眠在采摘回来的花卉中。虽然花卉早已腐化，但植物学家知道幕穴里的确放了许多鲜花，因为那些花卉所含花粉用显微镜看得清清楚楚，在潮湿的土壤中花粉仍然保存良好，甚至六万年前摘下的鲜花属于哪一品种，今天也能明确辨认出来，那些花共有八种：西洋蓍草、矢车菊、蜀葵、千里光、麝香兰、圣班纳比苏、木贼和锦葵。
麝香兰、矢车菊以及锦葵似乎只是放在坟墓中作为装饰，而木贼则用来作垫，至于其他几种，自古以来已广泛用作草药，仍在过原始生活的尼安德特尔人，大概是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已认识到这些植物的医疗效能，因为这些花卉采自坟墓四周广大地区，有些人更是附近没有的品种。所以这一定是尼安德特尔人的特意所为，其中某些花儿放入墓穴便不只是表示怀念，而是用来协助死者来生得享健康。利用花粉分析，植物学家还可以断定埋葬这尸体的季节。坟墓中发现的花朵，通常是五月尾至七月初的初夏期间，在札格洛斯山沙尼达村一带山间盛开。因而，我们得以知道沙尼达村这个墓穴中被鲜花簇拥着的死者，大约是在六万年前某一个六月左右的日子死亡的。
我们无法知道用鲜花陪葬死者是从哪个时期开始的，尼、安德特尔人用鲜花向死者致敬的做法和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模一样，而不是任死者暴尸荒野，他说明了尼安德特尔人对死去的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那个时代肯定不存在污染环境和讲究卫生的说法，与凶猛野兽共同生存在大自然中的尼安德特尔人，假如不埋葬尸体动物们也会将其处理干净，尤其是用鲜花陪葬决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措施，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史前祖先所以不惮劳苦，用简陋不便的工具挖掘大洞穴埋葬死者，其实是基于相信人死后仍有某种精神世界存在，这种对永生的信念，可能与人类的思想意识一样悠久绵长。
埋葬死者的习俗确实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至今所发现最早的一个坟墓，是在中国北京西南周口店一个石灰石山洞中，其年代一直可以追溯到40万年前，古人的想象能力似乎非常丰富，好像埋得越深去另一个世界就越近，而祈祷以及鲜花才能让死者的灵魂安息。今天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这层含义？
游离于海洋上的幽灵
在每一个领域我们都低估了古代人的智慧，今天人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告诉我们遥远的古代是一个充满神奇智慧的世界，有如此多的事实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看法，认定我们今天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富有智慧的人类。16世纪欧洲人初次探索太平洋时，也有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们称为了不起的玻里尼西亚航海者。在探险者的眼中，他们就像是流浪在太平洋上的幽灵。
大致在2万6千年前，那些石器时代的人类不藉任何航海工具，踏遍了散布在这大片海域上的千百个大小岛屿。在土著的传说中，有许多乘坐越洋独木舟航行千百公里抵达目的地的故事。正是因为当时的人类有这种本领，太平洋上的三大群岛才变成有人居住的岛屿。
成功的考古活动，都让我们重温一遍古人的智慧。考古学家早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黑人首先移居自新几内亚向东伸展至斐济的一个群岛，欧洲人称之为美拉尼西亚，浅褐色肤色的人在美拉尼西亚以北的细小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肤色较淡，身材高大的人则移居于玻里尼西亚，这个大群岛屿靠东，呈三角形，包括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至今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那些原始人在并无测定位置和确定航线仪器的协助下，能够找到这些遥远岛屿。
1595年，葡萄牙航海家德季罗斯指出，全欧洲具有航海经验的航海家即使是短短几天看不见陆地，也“无法知晓或确认本身的位置”。对史前人类的航海技能表示怀疑态度，持续到我们这一个时代。直到60年代的后期，因新西兰出生的游艇驾驶员路易斯亲身探测，才证明数百年来欧洲人想法错误，他亲眼看到现在的岛民驾驶双体独木舟或其他载具，仍然可以不藉现代航海仪器去远航捕鱼。或往来岛屿间做买卖。西方现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渐取代了考古的经验和知识，土著的航海技能正在迅速消失，智识甚深的路易斯决定竭尽全力，对当地土著的航海经验和知识作全盘了解，使其技能重新获得人们的认识。
路易斯得到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一项研究资助奖金、于1968年至1969年花了长达9个月的时间，在西太平洋一带穿梭往来，并经常乘坐由当地航海者驾驶的远洋独木舟，有时则乘坐由当地航海人驾驶的长12米没有罗盘或其他仪器装备的双桅帆船。他寻找了两个精于航海，但不识字的旅伴，其中一位是来自圣克路斯群岛的玻里尼西亚老人特瓦克，另一个则是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麦克罗尼西亚青年希波尔，路易斯走访了岛屿各处的岛民，包括一度曾将航海技术视作祖传秘密的东加群岛一个部落的族人，与他们详谈，这使路易斯以后出版了《我们是航海者》一书。
路易斯的《我们是航海者》一书，不仅详尽地叙述了历时9个月旅行研究的资料，还明白指出现时岛上居民所用导航方法与石器时代他们的祖先所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他们利用天上的星星作为前往地平线外远方小岛的夜间导航指标；只要朝已知在某一目的地上空的那颗星驶去便行。只是，每一颗用作指引航行的星，只有当它较近地平线的天空时才可用作指标：假如是向东航行，那是一颗刚升起的星；如果是向西航行，则是将要下沉的，而且岛上居民还跟随一条“天星轨道”，如一颗星升得太高或已降至地平线下时，他们便利用另一颗在同一位置升起或下降的星星作指引。路易斯说，有一次晚间航行，他们先后藉九颗星导航，沿一条航线驶到110公里外的目的地，准确无误。
传统的玻里尼西亚航海者利用该岛作陆标，利用海水变化及云层移动，确定他们所乘船只的位置。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云层的颜色，积聚成的形状和移动方式，就能确定下面是海洋还是岛屿，航海者因此获得了极有价值的航海资料。
还有些岛民还懂得利用一种表示星座的“罗盘”，以32颗星在地平线上不同地点升降的方位，作为天体指标，指引他们前往几十个不同目的地，操作起来绝无错失，路易斯指出，岛民们把一些供指标的岛叫“伊塔克”，这些岛屿居于较为特殊的位置，只要方向正确无误，可以看到这些岛屿由某一颗星的下面，移到另一颗星的下面，在前往目的岛的途中，指标岛先后出现在好几颗星的下面移到了最后一颗星的下面时，目的地就该到了，和路易斯同航的土著人，经过了许多年的反复实践，方掌握了前往每个岛屿的各种天文图像，并会永远牢牢地记在心中。他们还在陆地上进行传统的训练，用石头摆出星星一样的位置，才能熟练解读夜间天象，具有惊人的领航本领。就像路易斯年轻的助手希波尔，只要望望云层缝隙中闪烁的星星，便能准确指出一艘小船的位置。
到了白天，那些航海者就利用太阳的方位指示方向，同时也不完全依赖星星和太阳，因为他们对风向、海浪、海流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的变化，也有透彻的认识。玻里尼西亚老人特瓦克，有一次在夜间的暴风雨中航行了64公里，并从两个相距不足一公里的岛屿间安全准确地穿过，哪怕是船只被风吹离航线，又看不见星星、太阳或熟悉的风向、水流等。娴熟的土著航海人，亦能根据具体情况朝着正确的方位航行，因为，他们还可以观察因陆地地形地貌、以及因海水深度不同，而颜色各异的云层，成功地驶向十多公里之外一个不落视野范围的海岛。
此外，岛民们还时常选择另外一些线索，如鸟类飞行，树枝漂流和从陆地弹回的海浪，这种海浪能将在距离陆地80公里之遥的一艘小船颠翻。事实上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用至今仍未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作指标。更能引发我们的兴趣：在玻里尼西亚各地称做“海光”的海洋现象，是一种可视的深水磷光。它们在海面下一两米处有闪烁的光带。这种光带能与远达160多公里外的陆地连成一条线。
石器时代的航海者们当然比我们现代人更多地掌握了这些海洋秘密，理所当然地移居到太平洋上各岛屿，路易斯与其旅伴的航行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因此玻里尼西亚的远古航海人，这些太平洋上的幽灵，对海洋一定有着比我们更深刻的认识。
神灵指引的创造力
在70年代早些的时候，亚洲儿童喜欢打磨卵石成各种形状的玩具，因为他们缺少玩具，就好像受到了神的启发或者是大自然的启发，拿起了引起他们注意的鹅卵石，这种想法很难证实，又极容易被证实。因为这些孩子离教科书太近了，或许他们在动手之前已经看到了，有关类人猿用较坚硬的石块充当槌子把燧石敲打成工具的插图与文字。
但是，距今4万至1万2千年时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祖先在把燧石制成管用的工具时，如果没有受到自然的启发，那就一定受到了上帝的启发，当代人往往认为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飞跃进步，是20世纪才有的革命，最新技术的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实最早的技术现象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技术革命。
产生于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旧石器时代，是真正的技术革命的巅峰时期，有人说我们的祖先有数十万年曾使用最原始的工具，用折断的野兽骨骼做大头棒和砧板，用石块削成原始的刀和斧头，把木条或树枝的尖端用火烤硬，制成简单的长矛。这应该是受到了自然的启示，受益于生产中的发现。但是，后来在旧石器时代的最后数千年间，工具制造技术产生了一次大跃进。这个跃进看起来就像是上帝给予了他们灵感，使用的工具种类和款式大大增加，而且日益精巧，因而看来如上帝恩赐。这个时代的人类遗物，因为最先在法国多敦河区克洛麦农山洞中发现，所以也有人称做克洛麦农人。在这个冰川期，地球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在到了约2万年前时严寒达到了高峰，克洛麦农人就散居在欧洲和亚洲比较温暖的地区。这些具有高度发明创造才能的人，发明了弓箭，开始利用兽皮张起帐篷和缝制衣服，学会使用鱼钩、并且有了可以卸下叉头的鱼叉，制作了一种投矛器，能将利器掷得更远、更有力。直到现在澳洲土著和南美洲印第安人仍在使用。他们更充分利用了足以影响人类前途，即用一种工具去制造另外一种工具的思想，为后来人类的技术进步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类迈向了科学技术的方向并越来越依赖于新的发明创造。
是什么使人类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一个为被称柯柯里夫一号的考古场地，发掘出一个骨制矛头，这件矛头上还刻有槽纹，这样被矛刺伤的野兽便流血不止，使动物在奔突中迅速死亡。在人们看到的出土古物中有两种制造工具用的主要工具：一种是形状像油煎圈饼，且有手柄的骨制物品，用以将浸软或蒸软的矛柄拉直；另一件是用燧石制成形状像凿子似的凿刀，在一些石器时代遗物发掘地，找到了各种式样的凿刀，这些凿刀足以将燧石、木头、尤其是兽骨削凿成各种形状。正是因为发明了像凿刀这样制造工具的工具，才开始出现真正的手工艺者，制造出更多的工具以应付种类日渐增多的工作需要。同时，他们制造了设计特别的刮刀，以便割取兽皮并将其内表面刮削干净，通过用油浸软，然后用皮线或肠线缝制皮物和帐篷。
欧洲一些考古场地还发现某些火炉遗址，炉子中央还有许多小槽通向炉外，以利空气畅通，使炉火烧得更旺，而在捷克杜尼威斯托考古场地发掘的一批2万7千年前的泥塑，已表明当时的人早已懂得利用火工，使黏泥变得更坚实持久，从而开阔了陶器发展的途径。当时的那些工艺人还认识到如何以各种材料作不同用途。如在苏联柯斯提安基的一个考古地区找到的一批史前燧石，据调查是来自130公里外的高质矿藏，因而显示当时猎手或贸易商人不辞长途艰辛，攫取质地最佳的燧石。新的工艺匠更善于利用当时遍及欧洲，甚至远及西班牙南端的驯鹿鹿角，以及东北面的长毛象的象牙，他们把一块块兽骨或石块边缘在砂岩上摩擦、磨得锋利！并发明了象牙做的勺和匙，当做饮食器具。
人既是自然的宠儿也是上帝的宠儿，他们幸运地从动物一步步走进了人类文明的社会，从较低的层次提升到了较高的层次，这到底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尔的巧合，或是上帝的开恩让我们拥有了今天的一切。让我们真诚地去赞美自然，去感谢上帝。
北美洲骸骨的推理
1925年春天的某下个午，一个名叫麦琼金的人，为寻找一头丢失的母牛，骑着马沿着新墨西哥州福尔索姆镇附近，一条干涸河床边缘缓缓地向前走着，当他向着河谷上下扫视时，忽然看见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堆东西在阳光下闪亮耀眼。
麦琼金驱马过去，看到那是一些晒得白晃晃，如同牛骨一类的骨头，在他下马捡起几块仔细察看后，感到这些骨头太大、决不是普通的牛骨。并发觉一块骨头下埋了一件像是精心制作的燧石利器，这与他所见到的任何印第安人的箭头完全不相同。
麦琼金看到的这堆并不起眼的东西，后来被认定是现在北美洲出土最早和最有价值的史前遗物。这批骨和燧石利器一出现，当即引起新墨西哥州博物馆馆长费金斯先生的关注，在通过他对样本的鉴定后，发现原来这正是约在一万年前已在美洲绝种的野牛骨骼。出于对费金斯先生的敬意，动物学家们称这种美洲野牛为费金斯古代野牛。最关键的一点是，新墨西哥州博物馆馆长费金斯认为麦琼金在那堆骨骼下面发现的新奇的矛头，是史前时期美洲人使用的燧石掷物的尖端。他越来越深信，大约在1万至1万2千年之前。在北美洲有一个擅长猎获巨兽的部落存在。对于北美洲的史前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费金斯的观点只能是一种假说，就在他鉴定了样本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学界对他的这个假说的可信性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此之前北美洲从未发现过史前时期猎捕野牛的遗骨。而且那件投掷器尖端还有可能是一件稀少的，但届较近代人打制的利器，只不过鬼使神差地被水冲到那堆史前骨骼堆中而已。
时至1967年，费金斯先生和他的同事，在福尔索姆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事情才出现了转机，找到了考古学家们认为较为可信的证据，这次他们在泥土下面发掘到另一具费金斯古代野牛骨骸，并在两根肋骨中间找到了一个嵌在里面的一枚石制矛头，毫无疑问这头巨兽是遭猎杀死之的，它证明了费金斯先生的观点，有一个猎取巨兽的史前部落，曾生活在北美这块土地上，1967年之后，考古学家所进行的探索性的工作，完全证实那些史前时期的美洲人，即古印第安人，是方法周密，技艺熟练的一流猎手。我们设想在冰川期快要结束时，北美洲的北方尽管仍被冰雪覆盖，而现今已成沙漠干旱地区的遥远的南部地区，那时却是肥美的草原，生存着许多种类的动物，那时的动物远比他们现代的同类体型要大得多。在麦琼金发现骨头的那个新墨西哥州干涸的河谷附近，史前一定有一个水域，水的四周生长着繁茂肥美的青草。当那些美洲野牛赶到那里去喝水时，早已埋伏在草丛里的古印第安人，用精心打制的矛头，给予猛烈地击杀，他们的动作灵巧、迅速、有力。如同战场上勇猛的战士。
近几年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古印第安人不单在福尔索姆留下了生活的痕迹，在美国西南部和其他地方也留下了印记，在科罗拉多州基特喀生镇不远的一条溪水里，有一个极为令人兴奋的发现，根据骨骸堆积的状况，表明那里曾经屠宰了大量的美洲野牛，种种迹象显示，史前古印第安人有办法能迫使一群多达二百头的美洲野牛四处逃窜，致使其中半数的野牛惊惶中坠入溪谷，一些牛被后面的同类踏死踏伤，而另一些自然遭到了溪谷上的猎手的射杀，因而那些美洲野牛的骨骼中，能看到许多作武器的锐利尖状物。
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一大批骨骼中有16具是小牛的骨骼，有的出生仅数日，古印第安人围捕这群巨兽时，是5月6月之交的某一天，对古印第安人来讲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他们不仅得到了足够供应好几个星期的粮食，也有了大量可供制衣的兽皮及其制作工具需要的兽骨兽角。
人比所有动物都凶猛，从实地的考察可见，那些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在屠宰猎物和加工充分利用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与现代牛肉加工厂宰杀牛一样快捷高效，他们按程序进行，同时可以分解几头美洲野牛，将每一个部分的牛肉剔除干净，然后将骨头分类堆积起来。在科罗拉多州这个考古地被宰杀的野牛，四分之三经过了分批分解。这一次的屠宰，粗略地估算，大概可以为整个印第安部落提供2万5千6百90公斤肉食，2千4百50公斤脂肪和1千8百公斤内脏。总共有100个屠宰手工作半天时间，即可完成这项工作。
而且考古专家们认定，这些屠宰手一边干活，一边享受野牛身上某个部位的肉，在屠宰场里到处可见散布的牛舌骨头。干完活后，一部分牛肉很快就会被食用，大部分则被晒干待日后享用。
虽说关于古代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说法，大多属于现代人的揣测，我们仅知他们是能干的猎手，能够对付任何凶猛的野兽，大致是四处流浪的游牧民族，而且时常有过剩的肉食。常常遗留下尚未宰割的猎物，有关这个民族的生活及真实面貌，可能永远将藏在史前的迷雾中。
湖底中隐藏的秘密
生活在世界各大洲的人们，都听到过各种水下黑洞的故事，人们对无法看见真相的事物总带着自然的恐怖心理，江河湖海就是时常让人们恐惧的对象之一，因为自然界的秘密太多，水阻挡了我们的视线，仿佛是为了隐藏某个真相，因而这样的故事就会越传越多，这并非是人类的多疑，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潜在威协，应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例如一些有关河兽、水怪的说法，就曾确实威胁过人类的安全。人们也不会因为闹过假水怪和一些水中的秘密被揭穿，而放松警惕，有一双警惕的眼睛有助于人们去发现。
世界各地的先人都有人使用过回飞棒，例如在欧洲、埃及和印度，都发现古代遗留下来的回飞棒或其碎片，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有点神奇，古代制造回飞棒的技术，今天在澳洲一些地区仍未失传，当地土著制作回飞棒主要是供游客购买。历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回飞棒，却是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发掘出来的。其历史远溯到公元前约一万年，这使人们的目光注意到佛罗里达州发现那根回飞棒的地方，在大沼泽北面靠近墨西哥湾的一个叫小监泉的湖，过去它一度被认为只是个浅水湖，但在1959年潜水员发现宽阔的湖面下，有一个周边几乎垂直的落水洞。
学者们认为，大约一万二千年前，这个湖的水位比现在低得多。因此，那时这种当地人称为洞状陷穴的落水洞，也许曾供给人类食水，还有猎物。野兽来到这个洞穴陡峭的边缘饮水，时常会坠下去上不来，而被淹死。从1959年，尤其是70年代初以来，考古学家研究洞壁岩架上，数千年来水位升降积聚下来的沉积层，找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古代社会文物。
在小监泉水底及其附近地带所作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由于研究人员发现的人类遗骨和文物异常丰富，负责研究的科学家将那个洞状陷穴称为“天然历史文物宝库”。除发现那根目前尚存的最古老的回飞棒外，潜水人员还捞起了其他一些有趣的物品。在洞状陷穴最上端的边缘，亦即洞口开始扩大为现今湖盆的地方，有许多插在沉积物中的木椿，其分布位置显示这些木椿是构成一个陷阱的部分。再低一点，在发现回飞棒的岩礁上，有一个已绝种巨龟的崩裂甲壳；在这个约长1米多的甲壳里面，嵌着一根木条的残存部分和一些经过烘烤硬化的泥土碎片。可想这只巨龟坠入陷阱后被人用削尖的木条刺死，烤熟后食用，这些显示石器时代人捕杀巨龟的证据，表示巨龟可能是遭滥捕而致绝种的。
大约9000年前开始，这个地区的地下水面上升，其时因为别的地方亦可获得淡水，小监泉逐渐遭人舍弃。但到了7000年前，水位再次下降，这个地区再度有人聚居。科学家们在附近一个沼泽发现一处6000年前，埋尸约1000具的埋葬场地，是北美洲发现的史前印第安人最大墓场之一。有些尸体在潮湿泥炭中保存得相当完好。其中有个头骨里面还藏着一部分脑髓，脑回结构仍然清晰可辨，尸体部分用茅草包裹，旁边还放着带叶的树枝和无数人工制品，考古发掘使小监泉湖的面目渐渐露出了迷雾。
史前人类脑中驱魔之秘
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位有搜寻史前人类遗物癖好的外交家兼人类学家斯奎尔，在秘鲁发掘到一个石器时代的人类颅骨，在这个头骨上人们有了惊人的发现：两条切割得极精确的平行幼细沟槽，与另外两道沟槽相交，四条整整齐齐的沟槽围住了那块头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脑外科手术。
斯奎尔在无意中发现了石器时代的一宗脑外科手术遗迹，这个取出头骨检视脑部的方法今天称为环钻术。当斯垄尔把这个曾经切开过的颅骨送交当时最具权威的人类学家布洛卡博士检验，这名研究体质的法国学者证实，那个颅骨是在人活着时被打开的，更进一步的研究断定切口周围的骨头还有被感染过的迹象，似乎头骨被开刀后，这个人大概仅活了15天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以后的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欧洲的史前人类头骨，确信懂得环钻术的史前人，并不限于美洲，从俄国西部至大西洋沿岸各个考古场地，都找到了人类实施环钻术的证据，从铁器时代、铜器时代到石器时代的都有切口形状各异大小不尽相同的例子。发现最多的即最常见的是椭圆形、圆形、菱形和四方形。令人惊讶的是1936年巴勒斯坦发现的两个因脑外科手术切割过的头骨，采取的切锯方式竟然与远隔重洋、斯奎尔在秘鲁发现的那个完全相同！
由于20世纪初，在太平洋各岛屿之间仍有人采用环钻术，所以人类学家们得以向这些现代“史前”钻脑医师请教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手术中如何使病人减轻痛苦或应付对于病人的失血。
钻脑医师的回答让人们大为惊异，让现代人对史前时代的脑外科切割手术的目的和技术有了一些了解：驱魔是手术的目的。史前的人类大概和这些太平洋上的岛民一样，对人的大脑的功能知之甚少，故而做起手术来毫无顾忌，一点也不担心发生危险，当某人因脑部受伤而陷入昏迷，便做手术清理伤口，取出嵌入里面的头骨碎片。他们都认为痉挛、长期头疼、昏睡症以及抑郁症，都是因为颅骨内藏有某种有害的东西，即魔鬼之类，必须将它们弄出来才可能痊愈。驱除邪魔恶鬼是大多数手术的起因，驱除了邪魔之后才能补入精髓正气。
从史前时期开始，这种开脑手术就开始为病者服务，而主要的实施对象，是那些为保卫部落，而参加战斗伤及头部的战士，从波兰、葡萄牙、秘鲁、阿拉斯加发现的接受脑外科手术的病员，小仅6岁大至60岁，有男有女，并且还发现了一些做过两次和两次以上脑外科手术的病人头骨。而在秘鲁库斯科发现的一个头骨，上面竟然有不止7个圆形切口，所以这些切口毫无疑问都重新长出了健康的新骨，这证明连续多次的脑外科手术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从大多数头骨切割手术的事例来看，史前人的环钻术成功率极高，对波兰和捷克出土的一批头骨的研究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头骨都有愈合迹象，对美洲出土的头骨的鉴定，214处环钻痕迹中差不多60％显示完全愈合，16％则显示部分愈合，这个比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5％的成功率，要了不起得多，因而我们不能不赞叹史前人类外科手术的成就。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功，这让我们去研究他们实行手术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仅凭削尖或磨锐的石刀，如何去进行这么精细的切割？其实，这是他们将多种技巧并用的结果。他们并不是像今天的人那样把头骨锯开，而是沿着要切开的直线或弧线，多次着力加以刮削。由于薄薄的石片刀如受力过大，刃口很容易崩裂，在伤口里面留下残屑，所以整个手术需要小心谨慎，要施行很长的时间。
现代人在医院实施外科手术，要依赖麻醉剂减轻病人痛苦，靠抗茵药预防感染。现在看来，史前人类好像比现代人抵抗疼痛和抗菌能力要高强得多，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能忍受剧烈的痛苦。而环钻师的水平也极为高明，因手术而感染的事例非常罕见。人类学家们也找到了原始民族用植物制成的止痛药和各类草药，有良好的镇痛效果。还发现史前的秘鲁居民有一种功效极佳的药物——古柯，现代人用这种植物提取古柯碱，古人的用法是将古柯树叶咀嚼当药物服用。从那以后环钻手术在北美越来越多，这可能与镇定药的发现有关。
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根本不需要有原因，旧石器时期发明的环钻术没有发展成为救死扶伤的技术，手术的技巧也未向前发展，相反还倒退了，头颅的手术逐渐变成一种巫术的行为，特别是在人死去之后，环钻师会从死者颅骨取来圆形骨片，磨光，钻孔，当做护身符佩戴。成了一种迷信。
到了中世纪时期，很多的东欧人畏惧吸血鬼，认为人死后吸血鬼会附身，所以，特意将死尸的大脑刺穿，形成了恐怖的习俗，这于史前人类相去太远，叫人悲叹，医术的意义荡然无存。
迷茫的古暹罗文明
70年代中期，在古暹罗国泰国东北部的满庆村，出土了约3600年前的青铜矛头及其他手工制品。比与之相邻的中国，最早使用青铜的年代，整整早了1000年，和米索不达米亚的青铜时代同样久远，这在史学学者们中引发了激烈的论争，20世纪历史学家认定的人类文化发源地，仅限于世界的一个地区，他们相信精湛的书写技术。第一个真正的城市、车轮、使用青铜器等，都是公元前约3000年在米索不达米亚始创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经过现代伊克拉传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地区，对此史学家们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投进池水中的石子引起的重重涟漪，这个观念在史学界向来没有异义的意见。现在却因为泰国发现了年代久远的青铜矛头。而对这个观点产生了质疑。因为古暹罗国距米索不达米亚数千公里。在远古世界中自然是互不相干的，泰国的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丢进另一个水池的另一块石子。它所引起的激烈论争，不只是年代问题：这次发现似乎还要把史书改写过来。
因为，从前撰写世界史大都假设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均在某一地区肇端，尔后藉贸易、战争向外扩散。米索不达米亚文化正是这般向东扩展至印度，向西而至欧洲，流传经过几个世纪均有线索可寻。中国古代的发明也可依同样方式，探究其传播轨迹；向西传到中亚，向南传至东南亚，东及朝鲜、日本。然而，满庆出土的青铜器，使这个层叠有致，不断向外扩散的历史模式理论乱了章法。
泰国和中东的古代居民，是否各自独立地发展了青铜冶炼技术，这不是没有可能。坚硬的青铜是红铜加锡形成的，这种锡在东南亚藏量甚丰，在米索不达米亚则殊少。如此说来，米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青铜时代就不是起始于米索不达米亚，而是发轫于泰国。那么中国的青铜冶炼术也是从泰国传去的，而不是像历史书中所言由中国传至泰国。
如果不是这样，泰国和中国的青铜时期相距1000年，又如何解释？为此历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毕竟一个地方一种事物的出现。总会很快影响邻近文化。没有人能给上述问题提出满意确切的答案。
满庆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考古界和史学家们，大概非要全面修订远东和西方的史前史不同。与这场论争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考古学家，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戈尔曼博士和泰国曼谷国家博物馆的差朗旺沙博士。1960年的末期，有人在满庆及附近暖诺他的古墓群，发现一些青铜器物，几年之后，两位考古学家率领了一个考古队前去发掘研究。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发掘到126具骨骼和18吨文物，并从这些古墓中出土了一些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3500年的陶器。俩人共同鉴定了满庆的七层遗址。地面5米下的最下层约属于公元前3600年。轰动考古学界的青铜矛头正是在这一层发掘的。与之一起起出的除了这个在一副骨骼旁边的青铜矛头。还有一副戴青铜脚镯的骨骼，和一副戴青铜手镯的骨骼。并且，他们还在年代较近，埋藏较浅的土层，挖出铁刀铁斧等物品，说明约在公元前1600年与公元前1200年间，满庆的金属冶炼技术在不断发展。
铁器的出土也引起了轰动。这些出土的铁器，要比中东希太特文化至少早一个世纪，而史学家们一直认为希太特民族是最先通用铁器的民族。这样，原先荒阒寂静的山区小村庄，过去的几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村落，被断定为不仅只是青铜时代，并且是铁器冶炼技术的发源地。
当然，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对古暹罗的种种发现的真实可靠性仍抱怀疑和非难的态度。其理由是：戈尔曼和差朗旺沙推断年代的唯一根据，是因分析骨骼、器物附近的碎木片所得，然而，满庆的这个土堆，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埋骨之地。
由此辩称碎木片并不是鉴定器物年代的可靠材料。人们每一次埋藏尸骸都必然会破坏土层，翻动泥土中的碎木片。植物生长在地下的根茎也能改变土层位置。持不同意见的人说，要认定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要是要断定那些骨骼的年代。
经过对一些出土遗骨的鉴定，认为其年代应该是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0年左右。假定这种分析正确无误，那么，满庆文化就是其近邻中国青铜时代工艺技术的分支，而不是发端。
直到今天，认定满庆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的观点，和仅接受其不超过公元前750年的观点，依旧争论激烈。
都各执一辞不肯妥协。虽说后来又在泰国其他一些地方发掘到与满庆文物时代差不多的陶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但没有找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或许满庆文化局限于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地区发展。因为这里有冶炼青铜器所必需的铜、锡。山地和森林的阻隔，也使满庆与中国文化及满庆南部的文化隔绝，当地的古人可能自己创立了这项工艺，后来可能传播出去，可那些地区的文化并没听说过满庆。
时值今日，仍然没有人能肯定事实真相，长期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着，期待找到更可信物品去证实或否定有关青铜器的年代说法，揭开这个青铜矛头之谜。
探寻上帝之门
考古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家有时就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翁。他们大胆地设想而小心求证。
20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马洛温教授从查加尔巴扎尔一处有六千年历史的聚落遗址，发掘出一只学名叫卵黄宝贝的小贝壳，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的贝壳。查加尔巴扎尔的遗址位于远离海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面对这只贝壳他越看越觉得好奇有趣，它出土在离原产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有着六千年的历史，如果贝壳能说话一定能讲出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就像马洛温教授的太太、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样，曲折离奇。它是怎样来到查加尔巴扎尔的，为什么来到这里？
其后的考古学家们，经过50多年的努力，这个问题由挪威的一位专门研究古代船只及人类学的专家海伊达的试验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答。1970年，海伊达乘坐一艘纸莎草船只，渡过了大西洋，他是在吾珥出土的图章上看到纸莎草船的样子的，于是他马上想到，这种船很可能是当年航海商贾使用的货船。海伊达懂得如何制造这种船，也懂得这种船肯定能经风浪。
几十年间，在米索不达米亚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不少器物和记录的文字。可以证明远在4000年前，米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有效的繁荣贸易网。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是“迦勒底的吾珥”，当年希伯莱族长亚伯拉罕，便是从这里出发周游各地的。
吾珥位于幼发拉底河畔，距波斯湾西北尽头只有几公里，吾珥商人当时用泥板记账，不少泥板一直保留至今，从这些泥板上，可以看见那时这个城市繁荣商业的一面。
吾珥是商旅来往频繁，有价货物集散而川流不息的港口。当地贸易由一帮乘船往来做买卖的航海商贾操纵，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船。他们将吾珥制造的布匹和衣服等本地商品，运往一个叫做帝门的城市，在那里换取吾珥迫切需要的铜。
考古人员在一位名叫亚纳西尔的商人所拥有的房屋遗址，发现了一块泥板，上面记载着收到帝门运来的一批铜，包括后来这批铜如何一点一点地售出。当然，他们的交易并不仅限于铜，还有一块相当购物清单的泥板，上面列着纯金、青金石、象牙及象牙制品。还有眼部化妆用的油彩、木材、珍珠等昂贵的奢侈品，这些物品在古代肯定也是价值不菲，它们都不是吾珥或附近地区的产品。可以想像出吾珥和帝门之间贸易频仍，而且无远弗届，帝门这个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很长的时间，人们都在考虑帝门这个城市在哪里，一些考古学家们猜想它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就是如今盛产石油的地方，这个猜想最终被英国考古学家毕比予以证实。
巴林岛上从事发掘工作多年的毕比，在岛的北岸发现了一个古港口遗址，从港口出土的一些器物中，找到了几枚当年用做登记运输货物种类的皂石雕刻的图章。毕比于是把这些图章的说明图样，寄给丹麦阿尔路斯的一位希腊罗马考古学家研究。这位丹麦的考古学家回信证明，这些图章和1930年在吾珥出土的一些图章相同。这便可以说明当年吾珥与帝门两地商人，确实穿过波斯湾进行交易。然而更让人惊骇的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谷的摩亨约一达洛城废墟下，也找到了同样的图章，而这里距吾珥以东几千公里，要经过印度洋穿过波斯湾才能到达。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贸易网，当然有出海运输物资的货船，只要证明当年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吾珥和帝门商人的贸易活动就能远及印度次大陆。以后陆续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的商客确实曾到达过印度。
在吾珥发现的一些记录贸易的泥板上，还提到了玛甘和麦鲁哈这两个地方，可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却不得而知。
有人估计，玛甘可能在波斯湾北岸，就是如今的伊朗；麦鲁哈应当是吾珥需求的贝壳和象牙的原产地，所以应该在印度洋岸更深入印度河之地。麦鲁哈也可能就是摩亨约一达洛城。
在帝门曾出土过五个打磨精细的石制小砝码，是一种外表像燧石的石英所制。这些砝码与从前摩亨约一达洛及其姊妹城哈拉帕所使用的，无论在形制和重量上都相同。麦鲁哈发掘出的其他器物也同帝门及吾珥两城有关连，表明摩亨约一达洛就是帝门和吾珥两地居民称做麦鲁哈的城市是离他们几千里的海外贸易伙伴。
为了证明这一切，1977年海伊达在底格里斯河畔靠近吾珥城的地方，利用底格里斯河畔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用来盖房子的纸莎草，动手建造了一艘巨筏一样的纸莎草船。这艘船被命名为“底格里斯”号。他乘着这条纸莎草船经过了一次十分艰险的航行。
“底格里斯”号，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驶进波斯湾，抵达帝门，然后从帝门航向印度河的摩亨约一达洛，最终开往非洲东岸的吉布提港，“底格里斯”号吃水仅一米，可以在河流中行驶，也可以穿过帝门港外的浅滩。
就如海伊达想象的那样，纸莎草船实用有载货能力，在海洋上航行经得起风浪。当海伊达的草船抵达印度河时，看到沿岸也长满大片纸莎草。和底格里斯河畔的纸莎草基本一样，也可以用来造船，可见当年的摩亨约一达洛人，有着与米索不达米亚人相同的资源条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极有可能的。
米索不达米亚的轮子
史前的米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是一个神奇的人类，人类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好像都是出自那里，在促使人类进步的所有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比轮子更为重要，这个使整个世界进步的发明，好像也是米索不达米亚人创造的。
大约在5500年前，米索不达米亚的陶开始使用做成了轮子，最初用于陶器生产的轮子是个厚重扁平圆盘，用木料或石料制成。盘底的中心凹入，戴在地面安装的石制或木制圆顶座上，这就成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用来制造陶制品的工作台。操作人可以非常轻松地转动工作台，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在实践中陶工发现，轮子的使用不仅轻松方便，而且有助于陶土的成形工作，于是这个发明在米索不达米亚更多的陶工中间普遍得到采用。在米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古城，出土了不少这些用黏土制成的陶轮的碎片。
人们发现，从公元前3250年起，陶轮的周边上多出了一些小孔，这大概是在转动陶轮时，可以使手指抓得更紧，使用起来更为方便的缘故。
今天的考古学家在研究使用陶轮作业生产的陶罐时，他们依据罐身黏土的指痕以及泥痕方向，颇能详尽地探讨陶轮的发展情况。然而，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最先开发了轮子的用途，依其轮动的原理将其应用在交通工具上，则尚无人知晓，因为现在可以找到的早期使用的车轮非常罕见。
轮子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其影响非同寻常，作用颇为广泛，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类，假如离开了轮子，那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
一般人认为人类使用的第一辆车子是四轮车。大概是在有了陶轮之后不久出现的，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吾珥王室旗标，上面绘有一辆早期战车和数名士兵，战车车轮由两块木料拼成，以横木条固定。这幅图画让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看起来，会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图上的两个轮子，一看就是汉字的两个“车”字。
对这方面颇有造诣的研究人员指出，有两个地区应该是率先使用这个新的“机械”的，一个是米索不达米亚各城邦，另一个是中亚的干旱草原。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最具可能性的是米索不达米亚。对于这种观点在学者们之间有所争论。
有人认为干旱辽阔的中亚草原，更有可能最先使用四轮车，只不过是因为游牧民族不曾建立城市，现在的考古工作者无法对其遗址进行发掘。他们认为，广阔平坦的干旱草原，比米索不达米亚的软沙，更适合车子行驶。另外，米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绝大多数货物是水上运输，在城市还未曾修建道路的时候，这当然是最方便最有效的运输方法，所以米索不达米亚人并不急需安装轮子的车子。最多是看到别人使用，并认识了车子的好处，很快得以普及。
究竟是在哪个地区首先发明车轮，各有一说，争议不止，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发明车轮的只可能是某一地区的人，不可能是几个地区的人同时自创。因为车子应该是所有发明创造中最容易传播的一项发明。就看西欧、埃及、印度和中国等地所发现的古代车子，在设计结论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令人吃惊，差不多所有车子都有两项重要特点：都有一根用来套住两头牲口的辕，有两个利用三块木料造成，加上几根横木固定的无辐条轮子。
虽然这两个特点容易为一般人所忽略，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如果车子是在几个地区各自发明的话，那么拉车的方式和车轮的构造一定会有所不同，决不该如此一致。
轮子被发明创造出来，不仅彻底改变了运输方式，还为以后的机械制造时代奠定了基础，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产品和工具或多或少要靠轮子才能产生作用。就像塑料是从滚筒压制出来的，家庭使用的所有能够转动的东西，首先都是因为轮子会转，这些转动的东西往往又是由转动的机床、车床加工而成，如果洗衣机和发电机中没有转子，恐怕洗衣机洗不了衣，发电机发不了电。而衣物，毛料等纺织品的生产，既离不开电，也要靠运用利用旋转原理的机器设备，书写印刷用的纸张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人类使用轮子的时间是在懂得种植，建房之后，很晚时间的事，欧洲人、亚洲人在公元前1000年，基本上已普遍使用轮子，而其后的2500年美洲新大陆的人们仍不懂加以利用。早在基督时代，南北美洲的人一定已知道轮子是旋转器械，因为公元一世纪的墨西哥古墓，就埋藏了带轮陶兽俑，可是轮子旋转的原理直到1500年后，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才付诸实用。
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奇怪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即使发明了轮子，哥伦布登上美洲之前，美洲并无牵引用的牲口，如牛、马。其次，美洲大部分地势，尤其是中南美的密林和南北美的崎岖山地，均不适于车辆行驶。但这两个理由并非无可争辩，何况墨西哥马雅文化和秘鲁印加文化，都在各城市之间修筑了设计精密妥善的道路。印加人还筑桥横跨安第斯山脉的峡谷。必要时更开凿隧道，目的是修建平坦道路，让路上的人不必上下坡，至于说没有拉车的牲口，也不该阻碍用途甚广的手推车或独轮车的发展。
但是，最初的车子可能都是牛车，这就像几千年来，用牛拉犁耙一样，车子的主要用途是农家去附近的市集，或参加庆典祭祀的贵族和头人乘坐。
然而，后来的两项发展，一是人类驯服了野马，其次是发明了有辐条的轮子，使这种笨重的主要用于农业的牛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称王争霸的战车。这两种发展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的，于是，快速又轻便的战车出现了。战车的面世，使怎样骁勇善战的战士也抵挡不了，原本是沙漠游牧部落的许克苏斯人，自然地率先拥有了这种强大威力的战车，并携弓箭手出征，这样在公元前17世纪侵略并征服庞大的埃及帝国。现在最早的带辐轮的马拉战车图片，出现于一些石刻或泥塑圆形图章上，这些图章是当时商人用来识别货物的标记。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有战车图画的图章，在土耳其以及伊朗东北部都有出土。
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最早的战车应该是在更北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也是中亚一带游牧民族首先驯养野马的地区。无论在哪里先出现这种战车，这项新的发明都在古代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公元1550年它被传到西欧，而中国人则于夏、商间开始驾驶战车打仗。
车子的发明引起了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车辆的使用也需要更完善的道路网的建设，道路的建设又自然地加速了商业的发展，行动更加方便快捷，同时也走得更远，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
香料的魅力
在古代人们就知道香料有迷幻的作用，所以好男儿时常被人们告诫。要提防女性魅力和香料导致的意乱情迷，古希腊时就有此一说：“阿里斯多思尼特斯城勇士菲洛卡勒斯劝告朋友普里英纳斯，必须谨慎提防，因为他自己为姘妇所迷，是因姘妇的垂饰和手镯声音悦耳，摇曳生姿，她身上又散发阵阵香油气味，而致英雄也栽在她手里。”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上好品质的香水比黄金还要贵几十倍，以致上百倍的原因。男人可以被香料弄得神魂颠倒，女人则为香料甘愿冒险犯难，甚至会赔上宝贵的性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香料的记载年代久远，一直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埃及。
在当时的宫廷和上流社会，香料备受珍视。法老也常以香料作御赐礼物，因而在古埃及，香料日益受人欢迎，并且风行至其他国家。在古代所有帝王中，迷信香料的很多，但没有一位比得上叙利亚王安太阿卡斯四世那么恋香若狂，他在位期间，曾在答比匿的运动会上，命人以金罐盛玫瑰香水向每个客人喷洒，并且用金盆盛香油让客人涂抹。一次，安太阿卡斯王命人浇一大罐香油在一个平民身上，不料当着围观群众的面，安太阿卡斯不小心踩着地上的香油滑了一跤，摔了一个四爪朝天。
为追求上好的香料，发生在帝王身上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为乏味的历史书平添了几分旖旎。
至公元前1500年，香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贵重商品了，就是今日说起香水，人们最先想到的仍然是高贵和魅力。而香水制造业，自古至今都是利润丰厚且欣欣向荣的行业。
香水有助于吸引异性，能使自己更具魅力，不喜欢香水的男人很少，不喜欢香水的女人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不乏有钱的大量投资，如此受到经营者重视的原因。古代是这样，今天亦无二致。
人们常说古埃及人特别爱慕虚荣，发明了许多香水的配方，及除臭剂，其实这并不限于埃及人。美丽的示巴女王不辞辛苦，跋涉三千公里穿越沙漠，以美貌诱惑迷住了所罗门王，以维系香料贸易，希腊人对香料的喜爱，以致他们认为身体不同的部位要用不同的香水。早期不喜欢香料的罗马人，后来也对香水着了迷，他们所用香水和香料的数量之大，简直骇人听闻，不管什么东西都要用香料薰一下，不只是身体和衣物而已。
罗马暴君尼禄睡的就是铺满玫瑰花瓣的床，有人说只要有一瓣萎缩了，尼禄就会失眠。有一次尼禄从希腊回国，臣下子民就把罗马城的大街小巷都洒遍了芳香油以示爱戴。尼禄之妻去世，丧礼消耗的香油和香料，比阿拉伯世界十年内能产出的还要多，他的王宫四壁装有暗管，从中喷出异香细雾，阵阵香气不停地散向宾客。罗马后期，使用香料几近于滥，严重到如果一个士兵上战场不预备香料，也被看做是不合潮流。
当然，人们往身上涂抹香料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嗜好，事实上涂抹香料也和斋戒沐浴一样具有实际效用。很多地区气候干燥，对皮肤影响很大，这应当是埃及人和其他中东人爱用护肤油和气味浓烈香水的一个原因。它们能保护皮肤不至于裂和灼伤，使人觉得好受一点。其实，在古代香料最重要的用途是宗教仪式，英文香料一词是由拉丁文Per Fumum演变而来，本意“从烟里透出来”。因此，最早使用的香料是用来烧的。焚香是古代的许多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那时的人相信，燃烧有香气的木材或芳香树胶时，祷告的内容也将随袅袅升起的香烟，上达神明。神灵也会感到满意俯允所求。甚至献祭的牲畜也填满香料，以求闻起来更芬芳。
古埃及人相信尸体不腐，将有助于死者投胎转世，重获新生，他们在制作木乃伊时采用的防腐方法，也是使用多种香料和芳香植物油，不仅埃及人相信香柏含有令人长生不死的要素，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也有过同样的想法，阿拉伯人、印度人、犹太人修建庙宇，都先用香薰一薰木材。
流亡埃及的犹太人重回故土后，带回了埃及人清洁卫生的各种习惯，包括使用香膏、香油和香水，这些习惯其后也就成为犹太宗教教规礼仪的一部分，圣经里面提及宗教上使用香料的地方连篇累牍；上帝也曾命摩西筑一座烧香的祭坛，而且命他调配圣油和香水。膏油用来涂抹犹太圣殿的会幕，圣殿中的法柜、祭坛、洗濯盆和盆座，使这些东西成为圣物，这些内容在宗教仪式的演变中存留至今，成为加冕等大典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埃及人的历史里到处可见香料，许多埃及的古墓壁画里，常见埃及妇女头上顶一个形状奇特的锥形物体，其实这是润发脂，是将花瓣浸入油脂，再捏为圆锥形而成，在炎热的高温下，油脂溶化流到脸部和颈部，渗入皮肤，使埃及妇女领口以上格外美丽，众口称赞。可以说香料的历史，是一部神奇的历史。有宗教信仰的人，对香料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复苏的苏默文化
16世纪在伊朗、伊拉克旅行的欧洲旅行家，在探索波斯和米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居民遗址时，从许多奇形怪状的楔形文字中，发现了一个古文明。这些楱形文字拼写的铭刻，有的刻在泥板和圆柱形陶器上，有的刻在记载古帝国光荣事迹的石刻浮雕旁边，当时的人见到这些书写符号甚感惊奇，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装饰？还是一种文字？如果是文字，那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字呢？
几百年之后，这些问题才有了答案。光阴并没有虚耗，因为这些书写符号确实是有实在意义的楔形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从前一无所知的古文化，增加了人们对亚述和巴比伦等文化的认识，并使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吉尔迦麦西史诗”得以重见天光，“吉尔迦麦西史诗”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最早史诗“伊利亚特”，早约1500年。
这批拼写符号的破译，还得从一个名叫罗林森的青年军官说起，当时他所在的英国部队正好驻扎在波斯，罗林森对那些楔形雕刻简直着了迷，在他之前人们试图解释过古波斯首都波寒普利斯发现的泥板，但没有结果，并认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是三种死语言，他们随意地称为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字，以示区别。
泥板上最多的是第三种文字，已辨认出的符号最多最复杂，所以19世纪的语言学家就断定这是三种文字中最古的一种，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文字从象形演变成拼音的过程中，需要的符号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最后仅需要很少的代表声音的符号，泥板上的第一种文字只有32个符号，显然是凭字母拼音的，所以要比另外两种文字出现晚。
部分学者因此假定，第一种文字是公元前六七世纪波塞普利斯所用的古波斯语。当年这种死语言的部分意义还有人能懂，这就多少有了一点研究的基础。可是那时的学者仍为年代的考证，文字的含义争论纷纭。年轻的罗林森决心在这上面作出一番事业，在取得军方同意的情况下，暂时脱下了军服专心破译这三种文字，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天才。
要破译这三种文字，首先必须找到一篇同时用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范本，而且内容要丰富词汇量要大。就像法国语言学家向波昂用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达碑。
罗林森为此开始全力搜寻，最终在波斯西部比西顿山崖找到了这样的铭文，这片铭文约有四百行第一种文字的刻痕，旁边有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字，给人的感觉它们是同一篇文章。
比西顿村附近的这一处山崖的峭壁下是一百米的深壑，罗林森站在山崖边的梯子上，艰辛地将纸盖在石面上，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两年，将这些文字拓了下来，白天的气温有时高达四十九摄氏度，晚上便在闷热的小茅屋里，费心地研究如何破译这些文字，他的波斯助手帮他往屋顶浇水降温。
吉尔迦麦西的英雄事迹成为雕刻的主要素材。这是公元前1350年至1000年前后亚述圆柱形图章上的形象。
因重新应召回军队，罗林森的研究工作中断了9年，1844年他又重临峭壁，不久完成了第一种文字的破译，这篇雕刻在峭壁上的古波斯文，记述了公元前521-486年，大流斯王在位期间的业绩。第一种文字的破译为罗林森继续破译第二种第三种文字铺平了道路。尽管如此，他破译第二种第三种文字仍然多费了好几年的工夫。原因是第二种文字是以宁阑人的语言。
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NB035人曾经昌盛一时，后来给征服者波斯人同化了。历史最悠久的第三种文字，是巴比伦及巴比伦以前的亚述文字，现在的人称这种文字为阿卡德语文。罗林森研究的资料，除比西顿山崖和波塞普利斯发现的石刻文字外，还有好几千块刻有阿卡德语文的泥板。
对一种完全不了解的语言的破译所遇到的麻烦是很难想象的，阿卡德语是闪族语言，罗林森研究的大量现存泥板主要是尼尼微城阿叔巴尼帕王图书馆废墟出土的，在研究中令他百思不解满腹疑团的是，有许多文字，尤其是专有名词，并非闪族语文，而且与巴比伦或亚述语都扯不上关系。最突出的是这些泥板上经常讲到一位“苏默王”。
后来学者们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记载表明还有一个早于亚述的米索不达米亚社会存在。那是一个在黏土上发展起来的文化。
5000年前苏默人的聚居地，似乎不适宜社会文化发展。
这地方平坦、干燥、矿藏稀少，看来只供起码的生存条件，正如今日居于此地少数人面对的一样，但苏默人善于随机应变，极具创造才能，建造了复杂精密的灌溉系统，将两河河水引入农田，使土地肥沃起来。苏默人合力建立城邦制定法律，使社会井然有序。苏默人相信每个城均有不同的神统管，所以在一些金字塔形高台上为所奉神灵建造庙宇。这类庙塔用晒干的泥砖建造，有台阶直通其顶。
尽管苏默人组织力极强，却知道所享繁荣富庶朝不保夕，因为洪水及气候反常因素随时可摧毁赖以活命的种种建设。苏默人觉得一切唯神灵是赖。虽然人间统治者的权力是由人民集合授分，但被认为是替神行事。
晒制泥砖所用砖模仅为苏默人众多创造之一，其他还有陶轮、犁、帆船、水漏时计、红铜和青铜的铸模、雕刻、镶嵌工艺等。苏默首饰匠能打造精美的金饰、银饰和镶嵌次等宝石；雕刻师可用木头和象牙雕出美丽的装饰品。
黏土的特性决定了苏默人最杰出的成就；文字定型。苏默人最初刻象形文字在石片上，但黏土远比石片多和容易刻写，晒干后即可保存。唯一的问题是用硬苇秆在黏土上很难刻出让人“看得懂”的象形文字曲线，所以文字逐渐过于公式化。以致再也难以辨识，于是只好创制一套笔画短而直、形如楔子的文字，正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楔形文字。
苏默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年发展至高峰，苏默语文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语系，晦涩难明，不易解读，但当时的考古学者还是通过拼合各项材料，对照贯通，逐渐看出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文化的大致面貌。
大部分苏默文所记均与日常事务有关，如存货清单，农业记事等，仅少数属文学作品，如屡述苏默人世界观的诗篇，而最重要的是已有许多片断出土的“吉尔迦麦西史诗”。内容讲述的是苏默首都乌鲁克城传说中人神参半的国王吉尔迦麦西，及其友恩基杜的英雄事迹。诗中有一节提到大洪水，极像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部史诗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苏默人的信仰和世俗生活。
古代的湖边村落
有人说历史常走弯路，事实上是考古的人常走弯路。从1853年开始，欧洲冬天的天气变得特别干燥，不少湖泊水面缩小，水位下降。瑞士苏黎世湖水位下降的结果，是使湖边缘水底好多直竖的木桩露出了水面，这些插在浅水淤泥中的黑色的木桩，仿佛在人们的眼前支起了一个遥远的史前欧洲村落。
不少知道这个地区有新石器时代遗迹的人，看到这个景象马上邀请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凯勒到现场来研究。凯勒到来之后，仔仔细细地考察了湖畔长长短短的木桩后，宣称这是约4000年前古代居民在湖面上建筑房舍用的平台支柱。
凯勒之所以有此推想，是因为他见过一些绘画，表现了太平洋某些岛屿不懂文字的现代土人，在水浒插支柱搭茅屋。所以他在观察完现场之后，便假设苏黎世湖及阿尔卑斯山区从前也曾建造过类似的茅屋，这是很自然的事。
凯勒对新石器时代的苏黎世湖以威尼斯一般的描绘，使当地居民如醉如痴，以致不久之后，阿尔卑斯山区湖泊的渔民们，纷纷放弃故业而改行从事报酬更多的生意，从湖底打捞人人都想购买的古代装饰品和瓶罐等文物。
凯勒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一百年之后，考古工作者才有装备去研究湖床的那些木桩，以及沉积在淤泥和碎石瓦砾里的各种证据。19世纪40年代，人类发明了实用的氧气面罩潜水装置，50年代又有了精密复杂的水底作业设备，所以对古代阿尔卑斯山湖畔居民到底是怎样生活，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弄清楚。湖底厚厚的淤泥中深深地埋藏了许多木器，纺织品、工具、植物和兽类残骸，这些东西如果不是深埋在水下，只怕早巳腐烂干净了。
积极有效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后，考古学家们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水乡景物与凯勒想象的完全不同，事实上那些村落是建在湖畔的土地上，而不是建在水面上，那些木桩是沼泽软泥地上的部分房舍地基，房屋盖好之后的几百年期间，湖水开始不断上升，房屋最后被弃置，湖畔村落最后被淹没在湖水中，所以遗址与现在的湖岸已有很远。
至于史前人为什么要在这种沼泽地筑屋，也许当时的植物分布状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浓密的森林，早期的定居者很自然就在湖边的空地上搭盖房屋，很长一段时期人类都是这样，并且在湖畔居住更方便取水，这也是今天的露营者都明白的道理，在湖畔定居之后，他们就可以逐步清理山谷环境，开辟出空地方便生活。
早期的人类，不管是渔猎还是从事农业生产，都要充分地利用周围环境才能够生存。法国巴拉杜鲁湖的种种发现，也能看出早期的欧洲人是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
70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打捞巴拉杜鲁湖的水底文物，发现早在5000年前，居住在湖畔的居民就开始使用燧石斧头砍伐树林修建房屋，整棵的冷杉树构筑了房屋的基本框架，四壁则用榛树和冷杉的树枝编造，再用苔藓和苇秆填塞墙壁的缝隙，屋顶则有可能是用苇秆盖的，整座屋子半悬在入地的木桩上。在屋子里他们使用的床也是冷杉枝做的；炉子则是用黏土做成，晚上一家人可以围着火炉取暖。他们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每到一处都要拓荒伐树，逐步推进居民点。
刻苦耐劳、自给自足，是这些先驱者们的特点，经过仔细的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纺织品残片、木制的织布梭子和纺锤等，说明住在这里的居民自己织布，并以陶罐和编织的篮子贮存粮食。
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巴拉杜鲁湖畔居民的食物也是营养丰富，花样繁多的。主食是大麦和小麦，他们磨制粗麦粉来做烤饼，也在森林里采集可食的野生植物，例如黑莓、李子、苹果，各式各样的蘑菇及坚果等。虽然他们大量砍伐树木盖房子等，但不砍伐橡树，也许是留下来采橡子吃，更可能是拿来喂猪：至今欧洲人仍然说“最好的火腿是橡树长出来的”。
他们也保护别的产果树木，把树四周的矮树藤蔓之类清除，使这些树可以多受阳光，从而比丛林中自然生长的最少多结一倍果子，这样力气也不是白费的。
虽然巴拉杜鲁湖畔居民饲养牲口、吃牛肉、羊肉、猪肉、山羊肉等，他们也常常猎鹿，有时甚至猎熊。在遗址发现的鱼网石坠子和鱼网碎块说明他们也喜欢吃鱼。肉类大概是在火上烤熟来吃的，不过在巴拉杜鲁湖底土灶附近发现许多石英碎片，表示他们也喜欢用石头煮肉吃。
煮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将石块烧成赤热，再把要煮的食物和赤热石块一齐放进装水半满的陶罐，赤热的石头使水烧开，于是将食物煮熟。许多捞获的大小碎石片，证明是赤热石头突然放到冷水中裂成的。
新石器时代农业逐渐发展，粮食供应更稳定可靠，加上当时欧洲人口稀少，也不担心缺乏耕地。这些房子的主人在住了十五年左右，便放弃了大多已破烂不堪的房屋，因为耕地也日渐贫瘠，没有听说他们种田施肥，谷物收成逐步减少，再次举家搬到另外一个湖边重建家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今天在苏黎世湖，巴拉杜鲁湖留下的，只能是露出水面的木桩，而没有他们的后裔。
吾珥人与死神往来
英文“米索不达米亚”由希腊文“两河之间土地”演变而来，“两河”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地区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已有人定居，其地今日称为苏默人之乡，亦为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吾珥城几于苏默文化发轫初期即存在，后来别的城邦逐一兴起，与吾珥互争雄长，吾珥有一个时期差不多给敌人夷为平地，最后却是大自然的力量消灭了吾珥，时为公元前约四世纪，幼发拉底河三角洲河道淤塞，河畔的吾珥城因无水而衰亡。
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吾珥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面积约七平方公里，人口多少无史可稽，从吾珥陵寝出土的精致金银器物，证明当时社会富庶，能供养专门的手工艺人。牛头为一具七弦抱琴的共鸣箱装饰物，整个牛头上贴以金叶。匕首和匕首套为纯金所制，头盔则用整块纯金打造成，舒巴德女王的精美头饰以金银打造。
传说吾珥是亚伯拉罕诞生之地，在圣经“创世纪”里，这个地方叫做迦勒底的吾珥，约公元前2000年，吾珥已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也和别的米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最高大壮观的建筑物是城中的庙塔那神庙。这座庙塔大大高出附近的房舍建筑，俨如一座小山。1920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爵士在这座庙塔附近，发掘了他称为吾珥“死亡坑”的遗迹，看到了古代吾珥人与死神聚会的场面。
很多古老的民族都相信死后还有生命，也许就是这种死后重生的信念，他们像赴盛大庆典一样去面对死亡。在伍利爵士发掘的那片公元前2500年所辟墓地，其中不少为单人墓葬。考古并无多大收获，但从几座像是集体自杀的大墓里，发掘出了大量珍贵文物，琳琅满目令人惊奇，绝大部分是精细的手工艺品，有金杯、护身符、次等宝石串成的项链和细工镶嵌的竖琴、七弦抱琴琴架、兽俑、镶了次等宝石和金属的战车残架，甚至包括精工镶嵌的包括全套骰子和筹码的赌具，应有尽有。经学者鉴定为吾珥城的王陵。
在伍利认定为吾珥诸王诸后的陵寝中，有一座大墓被伍利确认为舒巴德女王陵墓，比一般的达官贵人的坟墓更豪华，尸体好好地放在墓穴正中，旁边还有一具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尸体，从其资势来看，这人和附近躺着的若干具尸体一样，是墓主的“从属”，这些“从属”尸体有在墓穴内的，也有在前墓室的，共有几十人。
经过仔细的研究工作，伍利爵士和他的同伴都相信，这些陪葬者并非因为暴力致死，他们的尸骨全都向左侧卧，排列整齐，双膝弯曲，两臂交叠胸前，姿态安详犹如入睡，伍利认为陪葬者都是供王室使唤的人，诸如卫士、随从、宫中女侍、乐师等，所以有男有女，都是自愿殉葬，其他墓穴中的情况大致与此差不多。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墓地既在巨大庙塔附近，墓主很可能是祭司或女祭司，那些陪葬的人则应该是协助祭司工作之类的人员。伍利之妻还曾对一具尸体的头部进行了修复。
经过石膏和蜡仔细重整，更在头上戴上放于女王棺上的贵重精美的银头饰，以便人们认识生前可能的样子。
从墓穴的情形来看，这些自愿殉身陪葬者，在临死前举行过某种宗教仪式，死前全部是盛装打扮，尤以妇女为然，就像现代人要去参加盛大庆典一样。有些头骨上的化学物质显示，那些妇女死前用含银发带装饰头发。
伍利在一个妇女的尸体旁边，找到了一卷银发带，一定是死者将之带到坟墓，可是她还来不及把它缠在头发上便死了，说明他们死得很快。另外，尸骸之间散布许多小杯子，可能是盛毒药的器皿，他们自愿饮下毒药，追随着主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不管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在庄严隆重的仪式中，他们从容不迫面对死亡的勇气，还是让人钦佩。
尼罗河边的魂灵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它的两个主要的河源是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白尼罗河源于乌干达境内、赤道以南的维多利亚湖，在苏丹喀士穆一带与蓝尼罗河交汇，向北流经6437公里人地中海。蓝尼罗河源于衣索比亚海拔1830年的坦那湖。千万年来蓝尼罗河把大量沉积物带到三角洲、淤泥在水中悬浮，故称蓝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汇流后河水变为乳绿色，据说“尼罗绿”这种颜色名称即源于此。
埃及人从远古开始就知道记录尼罗河水位涨落至关重要，苏丹和埃及地区的河水泛滥主要是夏季雨水造成的。每年八月底九月初，洪水达到最高峰时，蓝尼罗河输水量占总流量四分之三；五月天气最干燥时，占尼罗河水量不到五分之一，自埃及南疆阿思温以迄地中海，其间1300公里长的水道，古埃及人沿途装设刻上水位线的水位计，以标示尼罗河水位。
根据埃及文献记载，大概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有了一套测量水位的办法，有关洪水的记录，供地方官员参考预测次年尼罗河的季节性泛滥有多严重，并以此估计次年的收成。
尼罗河水位变化把一年分为三季，埃及因此有了实用历法，灿亮的天狼星黎明时首次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年开始。这一天与六月中旬河水开始上涨的日子差不多正好相合，七月底沙泥流到下埃及；水最初呈绿色，后来则带红色，使人联想到奄奄一息的奥西里斯神在淌血，而新生命快要诞生。河水继续上涨冲泱河堤，随即淹没四处的田野，因为地方官员有推断汛期的知识和本领，所以莫不掌握大权。
到九月中，整个流域变成一条阔而浅的大河流经沙漠，位于较高处的村落好像一个个岛屿，到十月初水位下降，人们挖的水库截留下大量的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泛滥区的沉淀物干得差不多，土地湿度又适于开耕播种。过些时候，农作物开始发芽滋长，很快整位地区又是绿油油的一片，河水则日渐减少。
年复一年，尼罗河流域泛滥、耕作，干旱循环不息，水纹资料越积越多。逐渐就出现一套巧妙的赋税制度，官员利用这个制度决定土地的价值，居民拥有的土地如果从不犯滥，税率最低，而每年犯滥一次的土地税率最高。由于河水泛滥每年都把田埂冲坏，埃及人不得不学测量，从而又奠定他们的数学基础。
工程是埃及人的另一项科学成就，因为防洪工程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埃及人修建许多河堤以防尼罗河流域无数大小村庄遭大水淹没，同时修筑蓄水池贮水，以便尼罗河水位低落时有水可供灌溉。古代埃及孕育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人类充分适应自然变化的具体表现。
散居尼罗河流域的部落民族知道各族通力合作，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于是出现一些领导人物指导大家共同努力，发展出一个繁荣兴盛的农业文化，后来由历代的法老王朝统治。古代到埃及的访客，必然钦羡埃及人所享种种天然条件赋予的好处。狭长的尼罗河流域地区受到酷热的沙漠包围的保护，因为有沙漠屏障，外敌不侵，社会长期安定，人民培养了生于斯长于斯处于斯的归宿感。所以埃及辉煌的文明能够完完整整持续2500年之久，就毫不出奇。正如公元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
历代的埃及人也自然地把尼罗河当做奇迹，并加以崇拜。古埃及人跟大部分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对大自然各种现象充满敬畏。但埃及人最敬畏的莫如每年夏天尼罗河水的泛滥了。每年的河水泛滥被尊为“哈匹”，奉若神明。
在埃及的雕刻作品中，哈匹通常被刻划成一个长胡子的人，佩着尼罗河渔夫和船夫常戴的窄腰带，手持肥沃土地带来的财富，但他那下垂的乳房和凸出的腹部，又给人一个印象：一位繁殖或丰产之神。埃及人认为哈匹的力量是河水泛滥的原动力。又相信哈匹的力量来自地下一个叫做“农恩”的原始之海。虽说如此，哈匹并不属于任何神学系统。不过后来哈匹和谷物之神西里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一般人称他为“奥西里斯的灵魂”。
二月中天气极度干旱。至三四月农民开始收割，奥西里斯便死去，到五月底尼罗河干缩成为一条小河。其时大部分水从白尼罗河而来，尼罗河流域呈一片焦褐。而到秋天洪水消退，农人重新耕种时才复活，埃及人又要期待下次河水泛滥，才能开始另一次循环。
奥西里斯象征尼罗河肥沃多产，更是幽冥世界统治者的化身，因而成为埃及诸神中地位最崇高、最重要的一位，拜他的人可望今生来生延绵不断，永无灭绝之期。
木乃伊的传说
木乃伊（mummy）这个字并不是埃及文，它源于波斯文mummia，意即沥青和焦油，古埃及之所以在人们的眼里那么神秘，除了那深不可测的金字塔，还因为有几千年历史的、因年久日深而变成黑色的木乃伊，人们一讲到埃及就会联想到它，它那狰狞的面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人们产生探究遥远过去的愿望，它并非魔鬼，但人们很难把它和天堂联系在一起，最初发现木乃伊的人以为埃及人保存尸体的办法是把尸体用焦油浸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焦油浸泡的尸体是进不了天堂的。从木乃伊上，可以窥视到古代埃及文明神奇的一面。
最早的木乃伊完全是偶然之中产生的，从来没有用过什么东西浸泡，远在埃及还没有法老的5000年之前，尼罗河流域的农民，不愿意把原来已不大够用的月巴沃土地开作墓地，所以将死者光着身子埋葬在沙漠边缘的沙土中，这对远古时代尼罗河流域的穷人来说，也算得上是文明的行为，因为这些尸体被埋人沙土一米多深以下。然而沙漠是会移动的，过了一些时候，随着沙层的逐渐漂移必然会让一些尸体暴露出来。有些尸体给灼热滚烫的黄沙灸得干透，通常的腐烂过程完全没有发生。因而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埋葬的尸体，皮肤、头发连同相貌看起来莫不如初，让人啧啧称奇。
这是最早的木乃伊，纯粹是大自然的作品，与后来的木乃伊相比，它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直到现在有不少还保持着原有的样子，现在人们说的木乃伊，主要指后来的一种。
公元前3100年，对自然及各神充满敬畏的埃及人，在法老的统治下社会组织日趋紧密，神的世界也开始了等级，宗教方面的来生转世的信仰，逐步转向了对死人的崇拜和迷信。过去没有价值的死尸开始有了实际意义，如果要让死者进入天堂必须妥善保护尸体，善良的人和专们的神职人员相信应该对尸体进行保护处理。并且认为尸体在坟墓中如果烂掉了一部分，那一部分就会永远丧失，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装饰先人坟墓时，一定要雕刻四肢齐全的人物像。
对死尸的崇拜，改变了安葬死人的方式，不再随意地埋人沙土里，至少有钱人以及社会上层，开始将尸体葬入牢固的石砌的墓穴中，只要有钱建筑石墓的人都会这么去做，对尸体的防腐处理也变得更加关键更加重要，自然会出现一种代替干沙防腐作用的防腐方法。因此替尸体做防腐工作的新行业应运而生，作为一种职业，防腐师也将尸体防腐技术视为不可告人的密技，代代相传，成为祖传秘方。
保存肉尸一旦成为死后再生信仰的核心，处理尸首的技术必然得到优先的发展。前后三千多年时间里，古埃及人将尸体制成木乃伊的方法有不少改变，不过多数学者专家认为，防腐方法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展到高峰，当时一位第一流的防腐师大致依下述步骤制作木乃伊：
首先用燧石刀在尸体腹部左侧开个十厘米长的切口，从切口把除心脏以外所有其他内脏掏出来，在防腐师及其他的主顾看来心脏是感情的根源，因而能得以保留，然后对掏出的内脏逐一用酒和含有没药、桂皮的香料加以清洗。防腐师还用香柏油冲洗尸体腹腔，把余下的柔软组织分解，接着准备取脑。他用一种带钩的工具从死者鼻孔穿人头颅，钩出里面的脑髓，然后灌人香柏油和香料，冲出脑壳中的残余组织。
尸体全身每部分都彻底清洗后，防腐师把所有器官和尸身埋进碳酸纳与碳酸氢纳混合的粉末堆中，抽干水分。尸身、器官大概要埋在混合粉末中一个月。拿出来后把每一部分再用香液和香料洗涤，尸体防腐工作自始至终的每一个步骤，防腐师必须认真从事，比如开始时便把尸体每个指头包好，以免指甲损坏或脱落失去。
接着，防腐师把干透的内脏逐一以麻布包好，放回腹腔（或者个别放置于陶罐或石膏罐里）用锯屑、麻木、焦油或泥巴之类的填料填好腹腔。填放完毕，随即将切口缝合，因为处理中已损坏一些头发，所以必须补上一些假发，与未脱的真发编结一起；眼眶里面也需要装入假眼，这时剩下来的工作是使尸体外观复原，也是最费工夫的，因为要把干瘪的尸身恢复生前模样实在不容易。
防腐师进行这项古代整形外科手术，要在尸身各处小心地割开很多微小切口，往皮肤里填人依身体轮廓模造的麻布填料，就如20世纪的整容师注射矽剂替活人整容一样。甚至尸体面部和颈部也整得像生前一般，嘴里塞以麻布使双颊饱满。最后防腐师还要充当化妆师，用称为赭石的有色泥土替死者面部以致全身染色，男性染红色，女性为黄色。染色完毕尸体即可包裹。防腐师将尸体四肢分别以涂过松香的麻布一层一层地密实包裹，然后包裹头部和躯干，最后全身裹起来。
这项包裹工作做起来缓慢费时，有几个木乃伊现在被人解开，裹布的长度加起来竟然超过两公里！
防腐师包好尸体，做成一具木乃伊，前后约共花70天时间，接着防腐师把木乃伊送还丧主，丧主此时大概已另外备好人形棺木来装木乃伊，并且已筑好坟墓。
防腐师在包裹尸体时还有一项特别工作，即在层层裹布之间往往夹一些贵重的精制护身符，藉以保佑死者，以免在前往天堂的路上受妖魔鬼怪侵扰。
第21代法老王朝时期，防腐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随后，宗教虔城精神逐渐为汲汲为利的商业态度所取代。尸体防腐师不再设法保存尸体不腐，反而舍本逐末，只注意木乃伊外表，这倒是有点像现代承办殡仪的人，替死者化妆是为瞻仰遗容。防腐师将尸体内外用厚厚的松香封好。只是掩藏而不能防止尸体腐烂。再用气味浓烈的香料遮盖驱之不散的尸臭，在盛载木乃伊的木箱上，画些栩栩如生的画像便作交代了，从前用心用力永葆尸体完好的技术已不复通行。所以，后期的木乃伊往往保存得不好，裹布内可能仅剩骨骸。
直至公元前一世纪，木乃伊防腐师因所操技术而依然受人敬重。凭着操持的手艺都能赚到大量金钱。据那个时期在埃及居住的希腊作家戴奥多勒斯记述，公元前一世纪的尸体防腐师替尸体防腐，分上、中、下三等不同服务，下等是最便宜的一等，价格相当公道，虽然并没记录实际多少钱，但不管收费若干，也是大部分下层人员负担不起的，靠劳力为生的人和农民哪里有地方，就把死者埋葬在哪里。中等索价二十米那，估计约相等于三千美元。上等全身防腐要花费古币一他连得，兑成现在的钱，将超出一万美元。
在法老统治埃及的漫长时期内，盗墓非常猖狂，只要稍有些值钱的东西，莫不被掘开劫掠，不但打开棺椁，还把木乃伊裹布撕开，将藏在层层裹布中的贵重物品拿走，对不少木乃伊X光透视照相，往往显示裹尸布里是一块块碎布和七零八落的骸骨。
大多数穷人没有能力拿出大笔钱去为尸体防腐，仍然将死者葬于沙土里，然而这些尸体都比经过人工防腐的尸体保存得更好，更少发生腐化分解。
埃卜拉城消失在沙漠中
1963年罗马大学任职的马希埃博士，带领他的考察队驻进了尘沙滚滚、烈日炎炎的叙利亚西北部沙漠。在这片沙漠中，他们锲而不舍辛勤工作了十五年，探索马迪克丘陵的秘密，在阿利玻市以南的干旱平原上，像马迪克这样的丘陵星罗棋布，因此他们相信在这个考古场地上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发现。
当然，这片丘陵没有让他们失望，当马希埃领导的考古队，井然有序地逐步向丘陵内部发掘，出土的古文物令人惊叹不已，他们兴奋激动的情绪与时俱增。
他们先后发掘出，一座宏伟的城门、城墙和一座皇宫。数间庙宇，以及许多房舍的遗址。1968年，即他们来到这沙漠上的第五年，他们终于在一尊残破雕像的铭文上找到了这座城市的名字，它叫埃卜拉。在这之前的考古发现中，一些考古学家在约有4千多年历史的米索不达米亚出土的铭刻上，也看到过埃卜拉之名。
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认定：埃卜拉是一个城市的名子，就是他们正在发掘的古城。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现，马希埃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皇宫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42块小泥板，每一块泥板上都满是符号和铭文。其后一年，那是整个发掘工作即将结束时，又发现了两个房间，里面装满泥塑的书板，这些书板全摞在地上、摆放书板的木架好像是被大火烧掉了，全部书板总数超过一万五千块。
对这些泥板的研究说明，这些谁也看不懂的泥刻，既不是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读懂的阿卡德文，也不是人们已经破译的苏默人的楔形文字，而是另外一种无人能懂的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有点形似苏默楔形文字，而且有一些就是苏默文，另一些则不清楚，然而，后来的发现使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那是一部人类已经发现的第一部世界上最古老的外文字典，是一部由一百多块刻有两种文字的书板。它列出了苏默楔形文字以及与苏默文意义相同的埃卜拉楔形文字。
这样，专家们利用已经读懂的苏默文，比照每一个音节，一字一句地破译这古老的埃卜拉文。这些内容关于叙利亚及巴勒斯坦的记述，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地区的历史，一般学者认为4500年前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只是东方米索不达米亚与南方埃及两大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这批书板的出土，使这个地区的编年史需要重新改写。它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看法，足够充分的明细详实的证据。说明埃卜拉是强大的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其势力至少能扩展到东南约五百公里的底格里斯河，根据记载，相对靠近埃卜拉的许多小城邦，市镇和乡村，那时无不向这个强大而声名远扬的帝国首都进贡，而且当时埃卜拉还与远方一些重要城邦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加沙和贝鲁特是很晚的时期才建立的，埃卜拉城的发现证明了加沙和贝鲁特是同样历史悠久的贸易要冲。
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埃卜拉史料，数量比现存所有同时期的记录加起来还多四倍，数量之大藏量之丰，可谓惊人。要想全部通读并阐释摞在一起的数以千计的画板，那需花费许多年的时间。
最让人惊异的发现是，许多当年的学习埃卜拉文的学生，因为书写并不熟练，似乎手在颤抖，在泥板上留下了歪歪斜斜的字迹。而一边端正有力的X字符号，很明显，是老师在为学生批改作业。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兹的学生，专家追踪一批刻有阿兹名字的书板，追查出他的比较完整的经历。他先是一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学习结束后担当录事工作，以后又获得“精通书板”的尊称，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最后，阿兹成功地当上了埃卜拉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
尽管眼下翻译出来的书板还很有限。但是这批文物的巨大价值已不容怀疑，待到更多书板阐释出来，到那时学者们畅谈神奇的古代文明，钩沉埃卜拉的兴衰，并将叙利亚新的历史详尽叙说，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能讲出一个大概，说不定有的学者，为替那个4500年前逝世的、曾担任埃卜拉最高级行政官的阿兹，写出一个精彩的极具商业价值的电影剧本。让现代观众一饱眼福，去领略一下古代叙利亚的强盛和繁荣。
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埃卜拉城被阿卡德族勇士攻陷，并劫掠一空。后来埃卜拉虽然摆脱了外人的统治。但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又被横扫叙利亚的阿莫里特游牧民族攻陷，从此，埃卜拉城就成了一堆废墟。
一个又一个的世纪过去了，埃卜拉的废墟在马迪克丘陵地带越埋越深，幸运的是，埃卜拉的录事为后人记录下了一大批历史资料，并得以保存下来，使人们看到在那沙漠上，5000年以前，曾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城市。
马尔他的地下宫殿
1902年，一群开凿岩石，修造水库的建筑工人，在马尔他岛繁荣兴旺的佩奥拉镇发现了一个空岩洞。这家食品店下面的大洞，竟然是一个硬石灰岩凿成的地道，并与一个宏伟的地下工程连通成一体。当初施工的工人利用这个石洞来堆放碎石废泥，处理施工的垃圾，后来有一个工人认为这个洞穴非同寻常，因为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凿成的地下工程。
最后他们将这个情况通知一些考古学家，于是就发现了这个深藏在地下的、地中海地区一座令人赞叹不已的遗迹。揭开了马尔他地下石室之谜。
前来考察的考古学家们，指挥工人搬走了所有的垃圾泥石，在清理过程中他们发现里面石室众多，就像一座地下迷宫。经过发掘勘测发现最深处距离地面十米，上下共分三层，每间石室相互连通，串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马尔他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建筑，以致他们不知该如何命名，只得使用希腊语中的“地窖”一词，借以称谓这个地下建筑。
面对这个庞大的地下工程，许多到此一游的人，莫不啧啧称奇。地下迷宫的开凿工程十分浩大。整个建筑非常气派，它的建筑特点，包括楼梯、石柱以及屋顶，跟马尔他一带的石墓和庙宇如出一辙。别的庙宇都是建筑在地面上，可是它完全都在地下。
考古学家在地下室的下面，越是往下发掘越是觉得这座在石灰岩中凿出的“地窖”不像是普通的庙宇，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下面总共埋藏着七千具尸骸的时候，它便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对于它是什么年代筑成，到底有什么用途，人们开始了长久的思索。当然，地下室群建造的年代比起它的用途来，应该容易找到答案。考察本地与此建筑风格相近的其他类似建筑物和庙宇，多半始建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那些石器时代的居民们不知为什么，豪兴一发建成了不少雄伟庙宇。他们用牛角或鹿角所制的楔子和凿子，拿石槌敲击岩石进行施工，当年开凿过程中使用过的两把石槌已被发掘出来，还有做精工细活时使用的燧石和黑曜岩工具。
尽管人们对那个时代了解甚少，但从他们留下的精美建筑，可看出他们手艺高超并颇有建筑才能。在一群石室中，一个从石灰岩凿出的窟尤足证明这一点，这是一间名为“神谕室”的石室，其中有一堵墙壁被削去一块，后面是一个仅可容纳一个人的状似壁龛的石窟。若一个人坐进去照平常一样说话，声音可以丝毫不失真地传遍整个石室。这个壁龛大概是专为男性设计的，所以女人进去就不能产生如此的效果，因为女人讲话的声调比男人高。另外，这间石室靠近顶部、沿四周墙壁还凿了一道脊壁。女人的声音可沿着这条脊壁传遍四处，之所以出现这般神奇的不同凡响的传声效果，无疑是当年的施工者有意识地设计建成的。
正是发现了这个回声室，考古工作者便断定这座地窖是宗教建筑，有着比较特殊的用途。很可能就是马尔他祭司的传谕所，而且这祭司一定是男性，可拜祭的对象应当是位女神。在这个地窖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两尊女人卧像，皆以侧身躺卧，还发现了几座特别肥大、大概是以孕妇为蓝本的侧卧像。这不排除这个地窖是个拜祭地母的场所。
无论拜祭的是什么样的神祗。这个环境阴森怪异的地下建筑，一定使那些前来敬神求谕的人们肃然起敬，进出这里都是诚惶诚恐。建筑完全地埋在地下，里面整日见不到阳光，只能靠火烛照明，那个气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一个人置身在这个宽大的石室里，四处弥漫着诡秘幽玄的氛围，猛然又传来隐身人说话的声音，没有谁会不敬畏不已。
再就是，那个宽度不足十二米的小室里，居然堆放了七千人的遗骸，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遗骸并不是一具具完整的尸体，这个狭小的密室根本容不下这么多尸体，四处骨殖散落，意味着这是经过移葬后集中在这里的。
专家们的观点：即这种埋葬的方式，在原始民族中非常普遍。他们在人死了以后，先将死者在土中埋葬，待若干年后，尸体腐烂变成了骷髅，拾取骨殖移到别的地方再重新埋葬，如此这般，这个地下工程便成了善男信女们的永生安息之所。
人们不知道在古老的年代，供信徒们祭拜神灵的庙宇是否与死者安息之所共用，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确实有过，但是马尔他岛上的那些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是否也是如此或热衷于崇拜尸骸，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许将成为永久的秘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说明马尔他岛的居民，为什么和什么时候在此堆放了如此多的尸骨，也没有人能解释这个看起来是庙宇的地下石室群，为什么会变成了墓室。或是它本身就兼有两种功能。如今屹立在岛上的许多庙宇都是模仿早期石墓建造的，这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理解，这是一座仿效地面上建筑的庙宇式坟墓，没有人去计算这个地下工程，需要多少人修建多少年，这也许有利于我们去思考，到底它是坟墓还是神的庙宇。
克里特岛的神密王宫
许多年来，令人尊敬的考古工作者们，都是在石地窖、乐器、铜斧或箭头的残片、破碎的砖瓦以及死人的墓穴考察古代的伟大成就，这确实太辛苦了，然而不管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种现状还将继续下去，人类目前还没有方法，不通过挖掘和对实物的研究，就把所有问题都弄明白。这种方式在考古这个行业废止前会依然如故。
三千多年来，在地中海一代有一个荒诞的传说，传说在4千年前地中海克里特岛，有一个光辉灿烂的阿特兰提斯人的社会，他们专事贸易和航海，有着极高的文明程度，他们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的发展，都比大陆上的希腊早好几百年，但是由于岛上居民的纵情声色骄奢淫逸，惹得诸神震怒，便下令海洋一下子将其淹没。西方人听起这个神话皆是耳熟能详，也可能是源于迈诺斯人的命运，因为迈诺斯文明突然灭绝，据说是火山爆发，引发海啸的惊涛骇浪冲击克里特岛，并且毁灭了距克里特岛110公里的整个西拉岛，后来渗出的熔岩积聚成今天的圣多里尼。
到了20世纪，迈诺斯文明及其成就渐渐在世人记忆中消失，除了那个流传甚广，有着半人半牛身的怪物弥诺陶洛斯的神话外，有关克里特岛国王迈诺斯以及那个怪物藏身的地下迷宫人们已遗忘了，因为人们对迈诺斯文明所知极少。
然而，本世纪初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发现，英国考古学家艾文斯爵士，发掘到迈诺斯首都诺瑟斯的遗址以及所属港口。
诺瑟斯城本身就已足够大了，若加上港口居民人数一定接近十万，而艾文斯最轰动一时的发现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它是一个多层结构建筑，有几层筑在地下。艾文斯和许多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王宫。它建造之奇，藏品之丰富，莫不令人惊叹。
这座结构复杂，堂皇富丽的巨大建筑里面，以海洋生物、舞蹈女郎、雄壮公牛和以杂技演员为题材的壁画，熠熠生辉，鲜艳夺目，其中更有不少石地窖储存着大批文物。以及一个近一米见方、以象牙包金加镶水晶和小片釉陶的棋盘。在类似接待室的铺路石板上，在看似国王的宝座上，以及门道周围，还有典型的迈诺斯建筑风格的那些上粗下细的柱子上，粗磨细琢的雪花石膏闪闪发光。
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都赞同这是一座宫殿的说法，然而德国学者沃德利克独持异议，他的说法听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1972年，沃德利克在一本出版的书里所写：诺瑟斯这座宏伟建筑。绝非国王生时居所，而是王陵或贵族的坟墓。沃德利克的依据是，大多数考古学家认定是用来储藏谷物，蜜糖浸泡即能防止腐烂，石地窖则是永久性的安置尸骸的场所；墙上的壁画象征着灵魂转入来生，而且画面表明了死者在幽冥世界所必备的物品。对于建筑内存在的一些精密复杂的管道，沃德利克同样认为并非为活人所设，应当是实行防腐工作的措施。
沃德利克还提出了其他几项有趣的事实，以证实他的观点。如诺瑟斯所处的位置，若是筹建王宫就不可能选中这个地方。理由是其他十分开阔，容易四面受敌，如果敌人前来攻击将很难防卫；其次，当地缺少淡水，若采用水管引水，供水很难保证那么多居民的需要；第三，在整座建筑的四周及二定范围内，找不到在厨房和马厩之类的地方。很显然，居民也好，国王也好，既少不了吃饭，也离不开应有的交通工具。最后，被专家们认为是御用寝室的房间，居然是一些阴暗、潮湿、没有窗户的地下房舍，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国王满意，何况地中海地区气候温和，阳光明媚，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躲到地下去住。
同样，沃德利克的观点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因为这个巨大的建筑范围内，从来没有找到干尸或墓葬之类的遗迹，仅有石器时代的儿童骨骸，这比迈诺斯文化兴起的青铜时代早了好几千年。如果把它解释为这里在历史上曾遭盗墓人洗劫，但是也没发现有关盗幕者的任何蛛丝马迹，盗墓人想做到这一点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到底是王宫还是陵寝，考古学家、史学家那里都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有人说这是弥诺陶洛斯这个怪物的巢穴，因为它的建筑设计风格极为奇特，就像是传说中的迷宫的历史根源。楼梯蜿蜒曲折，好比迷魂阵。如果你从神话传说的角度去考察这个庞然大物，就会觉得非常相象，回廊从这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迂回盘旋，房间是一间连着一间，有时几米内就有三座楼梯，如果没有向导，游客一定会迷失方向。
按照古老的希腊传说，迈诺斯王的王后帕西法厄跟海神送给克里特王宫的白公牛有染，结果生下了牛头人身的庞然怪物弥诺陶洛斯，迈诺斯王把这怪物关在代达罗斯这个神话中的发明家设计的迷宫里。后来迈诺斯打败雅典人，要雅典人每年送上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喂这只怪物。送进迷宫的童男童女榜徨无助，到处瞎闯，直到那只怪物找到他们，一个个吃掉，年复一年，无辜牺牲的雅典儿童不计其数。
直到雅典英雄西修斯冒险犯难，惨事才终止。他混在童男童女中到克里特去，得到迈诺斯一位公主阿金阿德涅垂青；公主给他一个线圈，要他杀了怪物，循放出的线折还原路，逃出迷宫。
这个传说，现代人听来也许只是一个吓人的童话，但诺瑟斯废墟除了迷魂阵一般的布局以外，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这个传说有史实为据。
例如崇拜公牛似乎是迈诺斯宗教的主要特征。这大概因为一如别的古老文化，公牛是刚强的象征，诺瑟斯的这个看似王宫的巨大建筑里，有几幅壁画描绘年轻的杂技演员，在一头向前猛冲的公牛角上翻筋斗，这看起来都像是在暗示某些情节。
如果克里特岛的宗教仪式或重大庆典活动中，有过这种表演，杂技演员跟处身迷宫的雅典儿童一样，大概也难逃一死。
在经过80年代耐心的发掘和研究后，人们仍没找到最后的结论，既没能证实这是个王宫，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曾埋葬死人的痕迹，人们只能感觉到眼前的一切与那个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关系，答案可能仍掩埋在这些古老的断瓦颓垣里面，等着后人去发现。
美容与节育坠胎
古代的人类对生育的认识是非常奇特的，直至公元一世纪，仍有许多人相信所有器官已完备的动物，都是具体而微地活在“微生命”内。他们认为每一个生物都含有他的子孙，一个藏着一个，就跟套盒一样。因此做母亲的只是营养供应者，同时又是为人父者撒种的地方，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伟大的希腊作家也是这样想，例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女性不提供胎儿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希望波克拉第，毕达哥拉斯和普鲁塔克则相信男女都排出精液，双方都要萃取一点精华出来才能受精。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非常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而且似乎为了达到目的。常常不择手段也不感到良心不安。举个例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不仅赞成避孕，而且不反对遗弃婴儿以减少家庭人口。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第的门徒发明了一种子宫内避孕装置，原来是一根内装羊肉脂肪的小铅管，可经子宫颈插一部分入子宫。现在的人都知道，如果有异物留在子宫内。即能防止怀孕。因此可以说子宫内避孕装置早在希波克拉第时代就出现了。
古代人还有稀奇说法：西西里岛上一批医生相信男胎比女胎发育快，因为男胎处于子宫右首较温暖的一边。许多民族更认为怀孕与性交无关，使女人受孕的是风、水、植物或动物；印度人怪朱鹭；日本人则认为是蝴蝶和仙鹤；有些美洲印第安人怪红嘴白琵鹭；古条顿人跟某一时期许多美国人一样相信是鹳所为。所以避免受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避开这些动物。
特洛布里安群岛岛民不仅不相信性交与怀孕有任何关系，反而认为婴儿来自精灵世界，其附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则为下列两种观点支配：溪涧中鳗鲡能使妇女受孕，而更加普遍的想法是精液汇集成胎，所以必须多次性交。
古代人节育的方法离奇古怪。用鳄鱼粪调制的配方听起来很像女巫炼丹锅里煮的东西，但这种古怪的药料，确曾有人认真推介。作为阴道栓剂，又是迄今所知人类最古老的避孕药剂，见于公元前1850年前后一份埃及纸莎草纸抄本，奇怪的是这种做法有时居然能使人得偿所愿，古埃及人并不知道精子的存在，也不知道精子的功能，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古埃及妇女如果不想生孩子，竟知道往阴道里塞进某种化合物能达到避孕效果，至少偶尔是有效的。
古时候埃及婴儿死亡率极高，当时的人平均寿命又短，人口早就见少，但妇女们仍然热衷于节育。为免家里食指浩繁固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过有人认为当时对节制生育如此关注，主要原因是妇女爱美惜容，也就是说，那时的埃及妇女也深恐一再怀孕影响身段美观。
一定曾证实过，以黏性物质作为栓剂的处方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节育办法，这节育办法不仅有公元前的记载可考，而且公元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文献及十三世纪非洲和印度部分地区的文献亦有记载，只是非洲和印度某些地区的人不采用鳄鱼粪而代之以大象粪。但古埃及人对避孕办法，好像比其他古代民族更为关心。他们留下的纸莎草纸抄本记载了不少详尽的避孕药方及有关妇科医学常识。古埃及人提议的避孕方法包括口服药水，某种冲洗阴道药液，行房后的灌洗剂，以及教人如何进行坠胎。
值得一提的是，介绍避孕方法的古代埃及文献，其中颇多章节谈及美容护肤及洁发用的美容水和美容膏。不少这一类制剂的主要成分是橄榄油，但是很出人意外，用橄榄油作避孕药物的倒是古希腊人，不是古埃及人，橄榄油跟塞人阴道的相似物质一样，可能黏住精子使其活动能力降低，因而产生避孕效果。
古代民族的人要避孕，偶尔采用体外射精法。虽然有一些证据是以证明希腊和罗马时代的男人用过从动物体内剥取的薄膜做成的阴茎套，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妇女方面着手的。公元二世纪，一个名叫阿克提奥斯的妇科医生提出的避孕办法，更是理由充分，效果之优教人难以置信。他说，如果男女双方不愿意要孩子，性交前应先用盐水或醋洗一洗阴茎，现代医学证明这两样物质的确极具杀死精子的能力。
公元前十六世纪“埃伯斯氏古医藉”的处方，所用材料引起了现代人的关注，它是将泡过金合欢木精和蜂蜜的绒布放入阴道，形成一种含乳酸的胶状物体，今天的专家恰好普遍推荐乳剂作防止受孕的制剂，如今有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劝告刚分娩的妇女，尽量将授乳期延长，以免太快再度受孕。这种有时有效但不大可靠的节育办法，可能在古埃及的社会很流行。
然而，古希伯莱人相信尽力使宗族繁衍是他们的宗教使命。因此希伯莱人的著作或早期基督教的著作中，正式谈到如何才有美满家庭生活，总不提节育的办法。
耐人寻味的是：古代人对于受孕所知甚少，但他们用此避孕工具和方法，与我们这个堪称知识丰富的时代所使用的十分近似，不知古人的那些方法和想法都是从何而来？
最早的法律在四千多年前
让我们来设想，4000多年以前的一天，古代巴比伦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幼发拉底河河谷，河谷里水渠纵横交错，水渠旁枣椰树成行，小麦大麦田一片翠绿，在法院一间雪白的墙壁的审判室里，法官和书记员凝神倾听原告发言。
原告控告一个建筑商所建的房子很不结实，墙壁凹凸不平，似乎就要倒塌。法院传讯过证人，建筑商不得不承认事实。于是法官翻开了有关事例，判建筑商出钱重新建好房子。
法官翻开的是一部早期的法律，四千年后的现代人听起这个叛决也觉得合情合理，可它发生在古代巴比伦。这个法庭的审判场面，并不是随心臆造。大致与此相似的案子一定发生过，因此，它才成为伟大的汉谟拉比法典第二三三条的先例。法典上的这一条说：“建造商盖的房子如果质量低劣……他得自费把这所房屋重新建好。”
汉漠拉比法典共载条文二百八十二条，与秉承天启为一个游牧民族制定的伦理戒条摩西十诫不同，这是供巴比伦帝国子民参照的先例；帝国首都巴比伦是一个繁荣发达的贸易中心，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因利益的冲突而产生争执，进行诉讼。如果没有一个人人都必须服从的法典，那么正常的商贸活动就无法进行，只有一个健全的法律，才能保障正当的商业利益。
至今，人们仍然留存着好几套泥板抄本的汉谟拉比法典。其中最完好最出名的一个版本是法国的考古学家们于1901年发现的一块大黑石碑，碑身高2.5米，一共刻有49栏楔形文字，录下了全部法典的内容。公元前18世纪前半叶的汉谟拉化，是巴比伦全盛时期的统治者，他在位时制定的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典，法国人发现的那块石碑，也成了驰名世界的碑，这部法典虽不是最早的成文法（如比他的邻邦吾珥一纳穆的法典晚三个世纪）然而他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及最完备的法典。
相对今天一些高度文明的法律，汉谟拉比的一些叛决未免有些过于严厉苛刻。如法典里有这一条：“如果某人剜了一个自由人的眼睛，自由人也可以剜他的眼睛”，他反映了古代人以牙还牙的思想，如今也有一些人仍然持有这种主张，所以这样的惩罚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自由人剜了奴隶的眼睛，只需付一笔赔偿金，没有现代人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但是，比起现在中东国家仍在实施的某些法律，倒也称得上颇为宽大，而且有些判例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称得上是宽厚仁慈的。
汉谟拉比法典就刻在这个大石碑上。石碑顶端的图画表现的是站立于司法之神面前的汉谟拉比。
比如，汉谟拉比关于领养别人儿女的法律说：“如果某人领养了一个婴儿，把他养大，孩子的生身父母不得将其领回”。如果能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下面这条有关离婚的法律，也说明了立法者极富于同情心。条文是：“如果一位贵族因为妻子未能生养而要休妻，应该先偿付她嫁夫时所付全部代价，并将她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全部归还，然后才能休妻”。另有关于遭遗弃的法律：“如果丈夫远行，行前没有留下足够的养家费用，妻子可以入另一个男子之门而不受谴责。”这些法律，今天看来仍然合情合理。这便是汉谟拉比法典的伟大之处。
严格的等级制度
如果问印度为什么有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答复就是雅利安人是始作俑者。严格说来，“雅利安”并不是一个民族或许多民族的适当名称；这个词出自梵文，意思是“亲属”，正确的解释是所有说某一种印欧语的人。但一般人是取雅利安人一词的狭义，以指某一群横冲直撞，到处迁徙，频频见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古代史的民族。这些使用梵文的民族到处攻城掠地，勇猛无比，驯服了一种产于俄罗斯南部的野马，就策骑这种耐劳的马四处侵略。他们不管去哪里，都仍说母语，每征服一地，便和当地人种混合，逐渐又发展出多种语言，包括拉丁和古希腊语在内。
这个使用梵文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以前，印度原已有几种文化，包括印度河流域先进的哈拉潘人文化。可是在公元前1000年攻占印度次大陆北部并在其地殖民的白皮肤雅利安人，一点也瞧不起褐色皮肤的土著。尽管雅利安人原先只是游牧民族，目不识丁，但自恃兵力强盛便以为高人一等，哈拉潘人远比雅利安人富有文明教养，他们的城市计划，农田灌溉系统莫不井井有条，文字、艺术和工艺也比雅利安人发达得多。然而他们不敌雅利安人，终于沦为奴隶，印度亦从此变为多民族的国家，并逐渐演变出一套至今仍牢不可破的复杂阶级结构。印度三类高等级种姓的男孩，到一定年龄便要举行成年式，象征精神生命开始且已属“再生族”。但是一生族贱民从来无此权利，因为“他们的地位如此低微，以致再生族认为给他们碰了一下，就必须立刻洗澡去污……不准他们从村里的水槽汲水，理发师不给他们剃胡子，洗衣妇亦不替他们洗衣裳”。尽管他们通过的法律想彻底改变贱民古来不具任何权利的悲惨实况，但自从雅利安人自西北入侵以后，造成的悲惨结果一直延续至今。
191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对贱民所作的描述，非常贴切地说明种姓制度低层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人，处境实在可怜。
支持贱民不遗余力的圣雄甘地称贱民为“神之子”。
人们对早期雅利安社会的认识来自“吠陀经”，这是一部公元前1000年左右收集的神的赞歌。“吠陀经”反映了雅利安人与哈拉潘民族及其他雅利安人所征服民族合并后的文化，初由婆罗门世代口传，到十四世纪才写文献。现代印度人认为“吠陀经”是后来印度哲学和宗教的泉源。“吠陀经”里的颂歌详详细细叙述了雅利安人生活方式，说雅利安人喜欢赌博和喝酒，并因他们的快马轻车和武功而得意洋洋。雅利安人采纳了首陀罗所信的许多神祗，并在首陀罗帮助之下，定居下来和从事耕作。但雅利安人养牛养马的游牧民族传统逐渐转变为一种特别风气，这也许是藉以为他们早已消逝的“黄金时代”添些风采。在现代印度教中，牛占有神圣地位，可以由古“吠陀经”时代的生活追溯到渊源。
早在雅利安人侵略印度之前，雅利安人的社会就已分为三个阶级：祭司和学者组成的婆罗门；国王、武士和贵族组成的刹帝利；商人和工匠组成的吠舍。攻占印度后，原居印度的人成为近似奴隶的农民和普通劳工，他们构成第四个主要阶级首陀罗，只有雅利安原有阶级中的成员才有资格接受成年式，他们是各类身份中社会地位最高的，长大后兼且获得精神上的新生，表示已进入再生族。这套阶级制度历经演变，终于越来越复杂，大批生活简单纯朴而被认为“不法”的人发现他们身处最底层，简直是“被排斥”，人人不愿接触的贱民。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阶级制度牵涉到种族因素，追源祸始必然与肤色有关：梵文中阶级叫做“种姓”，意思即是颜色。
宗教力量毕竟难与气候和人性相匹。婆罗门以“吠陀经”监护人身份，为统治印度的雅利安人世袭制度添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到“吠陀经”初次纂编后一千年，三类社会高级阶层凭皮肤颜色已难分辨。与褐色皮肤的本地人杂交导致肤色区别转趋模糊。于是出现了种族上的混合阶级，而阶级制度越来越以职业为据，所以做最卑下工作，如负责收集垃圾和埋葬动物尸体的人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从此大批直接与职业有关的次阶级随即出现，要鉴别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次阶级的职业成为比肤色种姓标准更加重要的根据，今天在印度社会生活中，这种以职业定阶级的方法已成公认的事实。
阶级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某一群人拒绝接受阶级制度，从社会分裂出来，他们结果也会成为新的阶级。十三世纪初叶穆斯林抵达印度，当时许多基本社会权利被剥夺的人，认为穆斯林并无阶级之分。但不少穆斯林实在严格遵守阶级戒条，今天印度的穆斯林即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同样，印度次大陆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往往也形成类似阶级的团体、印度工业化后出现许多新职业及不少新的社会与政治职务，阶级制度又将这些新职业纳入阶级之中。
一个阶级的成员都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只有他们才做那一种工作。最理想的是同阶级的人通婚。而且，如果要严格遵守阶级规范，也只能吃喝同一阶级做的饭菜饮料。然而，这种制度非但没有导致社会的闭塞和停滞不前，相反这种层层划分人口的方式使印度在以后几个世纪更容易同化新的少数民族。每一批新来者都取得各个不同层次阶级的特征、所以也就能配合较大的阶级结构。
最奇特的是，现代印度议会走上了民主轨道。实际上加强了古老的阶级制度，因为阶级团体应运而生，为了本阶级利益而影响政治，直到今天印度的阶级制度并未受到破坏，婆罗门作为阶级之首，仍然高高在上。
缩头术魔法
如果告诉你有人用缩制人头的魔法制服敌人，你也许会不相信，但是古代的希瓦罗族印第安人确实就是如此。就像从前的西方人为了消灾避祸，会敲敲木头或施一些什么魔法对付威胁自己的人。这些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但以前人们使用这些方法就已曾经奏效。
西班牙人征服南美洲之后，希瓦罗族是少数残存下来，并且，没有丧失自己民族特征的印第安部落之一，他们世世代代使用奇方秘法，能将人头干缩至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样大小。这种抵挡敌人的原始方法和仪式在古代很多，而且似乎能奏效。公元前1450年前后，尤潘基率领的印加部队，攻打基多王国南厄瓜多尔的一个省份，那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征战。
当时全部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印加士兵，遇到了一帮特殊的对手希瓦罗人，因为希瓦罗人并不以砍下敌人脑袋作战利品为满，还要使人头干缩成拳头那样大小，希瓦罗人精于人头缩制术，让死者不散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
希瓦罗人把人头缩小，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六天。当然，这六天时间一部分是用于举行某种特别仪式，也因为肌肉需要几个阶段才能完全干缩。第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除去骨头，在颈项背面切开一道垂直的缝，然后像剥兔皮那样把头皮剥下，希瓦罗人将头骨、脑、眼睛和牙齿一起抛进河里，作为对森蚺的献礼。跟着在好几个人警戒之下将头皮放到沸水里煮，水里也许放了某种收敛剂，使头发、眉毛不致脱落。头皮一煮便收缩到原来的一半大。刚从沸水捞出来的头皮很烫，所以要用一根棍子把头皮挑起来晾干，并将上下眼皮缝起来。
此时头皮呈淡黄色，有厚实感，摸起来有点象橡皮。希瓦罗族印第安人用烤热的卵圆石子进一步把头皮缩小，从颈部开门处一颗一颗放进头皮里面，抖动头皮使石子在内不停滚动，不让头皮某处太干而变形。嘶嘶作响的头皮进一步收缩，而放进去的滚烫圆石也越换越细小，直至很小的圆石也用过为止。面上汗毛必须烧掉，颈部切口周围则须缝上细长结实的藤条，使之与头皮其他部分大小比例匀称。最后步骤是将热沙倒进头皮，等沙子冷却，头皮便变成拳头大小。跟着是把嘴唇用三支硬木条穿起来，然后将嘴唇牢牢缝合。
在干缩工作完成前，还有几件事要做。一是用木炭将脸皮涂黑，使有意报仇雪恨的灵魂处于黑暗中。接着在合上的眼皮之间嵌进红黑两色的豆子，使它看起来像有眼睛一样凸出，最后，在头皮顶上钻了孔用皮线把干缩人头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参加庆功宴会。
印加人倒不怕脑袋被人砍掉，拿去当战利品炫耀，因为他们也常常这么对付敌人。3000年前这种习俗在南美洲司空见惯，毫不足怪，但印加人相信灵魂藏于头脑内，所以最害怕灵魂受制受害。希瓦罗人所以要缩制人头，为的正是要牵制敌人的灵魂，并通过某种仪式使脑袋里的灵魂不能向俘虏、杀死他的人报复。不用这种办法把死者的灵魂禁锢起来，自己一定永远不得安宁。
尤潘基打赢了那场战争，可是并不能使原来居于丛莽的希瓦罗人降服，战争失利后，希瓦罗人随即隐匿丛莽中。希瓦罗人割取的大都是近邻阿希亚利族人的脑袋，因为这两个部落形同水火，世世代代互相仇杀，如果找不到阿希亚利人，希瓦罗各部落之间也会互相攻打。但是战斗中只限撕打，双方严格遵守一条规定，就是不得砍脑袋。
19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发现干缩人头是有利可图的物品，不但是自己战胜的标记，还可卖给欧洲和北美洲的收藏家。于是不少摸通门路的南美洲人，开始出卖现代干缩人头给本地收购商，换取舶来物品。往往是来福枪之类。有一段时间，外来人对干缩人头的需求甚多，必须寻找新的来源。因此，许多卖给世界各地博物院的干缩人头都是赝品。是由一些不择手段的人割下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医院停尸房一些无人认领尸体的脑袋，仿希瓦罗人的方法造出来的。不过通常都可辨别真假；真正希瓦罗人的干缩人头只有拳头大小，其面部的轮廓和相貌都和缩小前无异，绝不会因经缩制而致面目全非。
印加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民族，早在哥伦布到美洲以前就一一衰落，后来又几乎给西班牙征服者消灭净尽，只有希瓦罗人仍然能自成一族生存至今。60年代，仍然有希瓦罗人缩制人头。尽管厄瓜多尔和秘鲁政府处罚得非常严厉，而且因为希瓦罗人对外来人颇有戒心，有关他们现在的情况人们了解得很少。
扑朔迷离的大西洋
据说大西洋上原来有一个繁荣富庶的大洲，不知什么原因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无影，传说这个神秘的阿特兰提大洲遭逢了浩劫。柏拉图在公元前四世纪追记阿特兰提斯大洲的时候，这个传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由来甚古，并且带有不少神话色彩。
现在有些专家认为，这个浩劫的根源可能在西拉岛。今天叫圣多里尼岛的西拉岛，是地中海克里特岛以北110公里的一个新月形海岛。这个岛原来是一座下陷火山的边缘，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座火山猛烈喷发，造成西方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比起1883年爪哇海岸外的喀拉卡托火山那场近代最惨烈的火山喷发、风暴强烈的程度最少超出四倍。
一百年前，喀拉卡托火山也是个海岛，那次爆发猛烈地喷向空际的熔岩估计有18立方公里，480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能听到火山喷发的巨响，引起的海啸则使四万人丧生，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气候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西拉火山的大喷发，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则更大，如果能了解那次爆发的具体情况，就能发现轰然一响震撼地中海的火山爆发，与重大历史故事的关系，比如说这场火山喷发，能说与克里特文化衰亡没有关系吗？克里特岛上伟大的迈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5世纪末，突然之间就湮没无闻了，善于航海的迈诺斯人在若干世纪里一直非常兴盛，其势力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16世纪达至巅峰，一直延伸到法国布列丹尼那么遥远的地方。
据知，迈诺斯人曾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能制造精美的陶器、首饰、金银器皿，还建造了雄伟的弥诺陶洛斯的神话迷宫，可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消失了，既看不出是由于瘟疫，也没有证据说明是战争，人们很难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
地震和外敌人侵是部分专业人士的观点。但是这两个解释不管是只职其一，还是兼收并用，都不能让一部分史学家史心服口服，这一部分史学家们认为，没有任何原因能较之西拉火山喷发更可能导致迈诺斯文明的衰落，因为在这样的距离内，西拉火山的爆发，必然给克里特岛以剧烈的冲击，这些让人无法忍受的热火山灰和随之而来的到处弥漫的有毒硫磺浓烟，给克里特人以沉重的打击。这仅是火山爆发的第一个冲击波。接着，当西拉火山喷发到最猛烈的时候，被掏空的火山堆开始塌陷，从而导致4百万立方米的海水倾入火山内部汹涌澎湃的白炽熔岩上，这数量巨大的海水立刻化为蒸汽，在极短时间内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再度爆发出来，这样就会产生高出海面一百米的海潮波，挟带滚烫的大大小小的浮岩冲向克里特岛，即使是内陆数公里的人畜房舍都难免遭席卷而去。
这场劫难并没有完全毁灭迈诺斯人，至少会有许多居民生还，克里特文化仍然存在，人们知道当时的房舍及皇宫都经过修葺。但火山爆发的后期影响，使其好景难继，生活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古代的传说大致是由史实而来，但是其内容却有夸大历史事实的倾向，柏拉图笔下的阿特兰提斯岛就被夸大十倍而作洲，其灾难的时代也比实际年代早了很多，如果对这些错误进行修正，将种种有关阿特兰提斯的事实，如地理、时代和文化的本质和克里特岛及其文明历史相对照，在很多大大小小方面极吻合，因而阿特兰提斯极有可能就是迈诺斯文化遭受可怕劫难的竭力渲染，并将之神化。
《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也记述了一个于此似乎相关的现象，旧约所述事迹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新意，如，埃及的天灾：蝇和畜疫之类、冰雹、蝗虫、黑暗现象等，都是与剧烈火山运动相关的自然现象，西拉火山喷发，在埃及海岸上的人一定可以凭肉眼看到。
科学家相信，如果当时盛行吹西北风，白天埃及北部的人会看到“云柱”，夜里会看到一个在黑暗中出现的“火柱”。
谈到离开埃及这件事，研究《圣经》的专家早就承认，希伯莱人徒步通过的“红海”，很可能是抄写错了，应该是“苇海”，那是离地中海海岸不远的一个湖，所以，希伯莱人过了苇海在高地上停留的时候，可能看到追赶他们的埃及军队突然被海啸的巨浪卷走了，对摩西和希伯莱人来说，这奇妙的事件和因此得到的拯救，不折不扣是上帝一手所造成的一连串的奇迹中，最切切实实的一个。所以，《圣经》的内容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一块记录哈希普苏特女王公元前1490年至1468年当政大事的石刻，也提到大批希伯莱人离开埃及。另有一说是，大概在拉美斯二世执政时才准许他们离去，因为天灾频繁，为兴建纪念历代法老功勋的宫殿的希伯莱人，被迫做卑下的工作，埃及人怕继续羁留他们将遭到上帝惩罚，于是被允许前往“应许之地”。所以“旧约”的记述与那块石碑存在疑问，神的色彩太浓，旧约记载，海水分开让希伯莱人从中走过，到达彼岸。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仗，叫水仍合在埃及人——身上”。摩西就向海伸仗，海水就淹死埃及追兵。
我们不知道拯救希伯莱人的到底是神还是大自然中某些突发现象，只知道苇海轻易将埃及军队及车辆淹没。无可争议的是希伯莱人的确逃走了，然后踏上归途。
巴士克人制魔之术
居住在西班牙东北部法国南部的巴士克人是个斗争精神极强极有自尊心的民族。他们的相貌自成一格，面孔狭长，鼻子挺拔，肤色带黑，身材中等，比同一地区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有个性。
1981年，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泊在西班牙东北桑坦德港时，遭到暗算，这艘名叫“思萨达侯爵”号的驱逐舰，舰身靠近锅炉部分，被为争取民族自决而斗争的巴士克人炸了一个大洞，这仅是巴士克民族运动游击战士的许多次行动的一部分，巴土克人把他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运动叫欧寒卡迪。
从19世纪以来，巴士克人就成了科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心中谜，他们提出了种种说法试图解释巴士克人，却莫衷一是。人类学家在研究巴土克人祖先的时候，认为古埃及人、希太特人、腓尼基人、利古里亚人、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等二十几个民族都可能是他们的祖先。
还有人认为巴士克人是湮没的阿特兰提斯的残存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巴士克人可能与古代伊伯利亚人或克尔特伊比利亚人，北非柏柏尔人，还有苏联黑海与里海间的高加索民族有血统关系。据说是因为巴士克语言与高加索地区的语言有些相似。
如果仔细研究巴士克人的语汇，便会发现大部分语汇与现在的和过去的任何语言毫无共同之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是现在西欧唯一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巴士克语的起源至今仍然叫语言学家们迷惑不解，一些对于巴士克语起源的种种猜测中，最大胆的想法大概就是认为这是上帝的语言。因为他非常难学，外族人很少能熟练运用他复杂的语法。
巴士克语方言庞杂，经官方承认的方言就有8种，而次方言则多达25种，所以学起来困难重重。一村之遥，甚至一屋之隔，方言和语汇就有不同。所以，18世纪的德拉腊门迪经长年累月的奋斗，写成了第一部关于巴士克语言语法的书，书名被定为《难事竟成》。对于其语言复杂的程度，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故事，可作最生动的注脚，有一年魔王搬迁到巴士克人住的地方来，可是在住了七年之后还是不得不离开，因为他只能学会“是”和“否”两个字。
19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法国巴士克人居住地区，发现了一个高加索人种的头骨。对于这一发现人们兴奋不已，人们似乎就要弄清楚巴士克人的身份之谜，然而很快这一切就去得无影无踪。1860年，在西班牙巴士克人居住的地区，法国考古学家布洛卡博士。发掘到了另一个头骨，一个古代欧洲人种的头骨，布洛卡发现的这个头骨，与现代巴士克人差异非常大，两者之间看不出任何联系。
当然，布洛卡的发现也可以用来支持另一种说法，即巴士克人或许就是比利半岛的土著，是欧洲一个原有民族的后裔，总得有一个是可信的，就算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祖先。
1918年，德阿兰萨迪和巴兰迪亚兰，在巴士克地区主持了首次详细的考古研究工作。在西班牙东北部科尔特苏地区圣蒂马迈恩山洞，他们发现了一些武器和图画。这批发现可证明旧石器时代晚些时候，这个地区有原始狩猎民族居住。
1936年，在乌尔提亚加洞穴又发现了两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头颅：一个与现代巴士克人头颅极为相似，一个则与布洛卡博士以前发现的相同。这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证据，它证明巴士克人是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的子孙，再次证明了巴士克人就是巴士克地区的土生人。
尽管如此，对巴士克人以及他们的语言人种揣测仍将继续，因而巴士克历史学家奥伊纳提说：“这个民族本身的发展史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很难着笔，因为并无任何古代文献有过记录”。
长着胡子的女王
埃及是个男性权威从来就至高无上的国度，公元前1500年的哈希普苏特时代，埃及文字中连“女王”这个词都没有，只有“王后”这个词，因为王位都是由男性继承的，女性凭本身才能而统治全国的为数极少。虽然在埃及历史上有几位后妃产生过一些影响，而且占有权力，如风华绝代的颇有些声誉的妮菲女是迪王后，但没有谁敢称王。因此，史学家们称名义上与儿子共同执政，不久便将儿子搁在一边，自封为“王”的哈希普苏特，为历史上第一位显赫女性，在所有女性后妃中以哈希普苏特权力最大，不可一世。
埃及最美丽绝伦的建筑，也许是古埃及首都昔伯斯附近的北庙，其雄伟壮观无疑可以与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比美。这座献给生命之神的庙宇，坐落在尼罗河西岸一处悬崖环绕的阶地上，它布局精妙典雅，灰白色石灰石造的柱廊式建筑群后面衬着一大堵岩石壁。庙前大道两旁，分植着从名叫庞特的神秘地域舶来的没药树，并视为天堂的一角。下旨建筑这座圣庙的是女法老哈希普苏特。这个野心勃勃的哈希普苏特，执政期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建造神殿、修复庙宇，并为自己塑立了很多雕像，北庙仅是由哈希普苏特女王下令建造的很多宏伟的建筑之一。最足以代表其宏愿的建筑是卡纳克地方竖立的两座方尖形碑，每一座碑均用整块红花岗岩雕凿而成，碑尖镶金。这样，“太阳自地平线升起时……两碑之间光线浸沐两国国土”。
哈希普苏特时代各种铭文碑刻对哈希普苏特的美貌，莫不好话说尽，塑像有时显示她是个苗条少女，有时又是赳赳壮汉，看不出她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但无论塑造成什么形象，哈希普苏特必具王者威严，面对大臣百官，这般威仪自然不可少。哈希普苏特执掌王权，始于嫁给同母异父兄弟塞莫斯二世为妻。在塞莫斯二世驾崩后由其子继位，但是这位太子并非哈希普苏特亲生。初登基的塞莫斯三世，因为野心勃勃的母后的涉政，故尔并未掌握到实权。三世名义上与母后共享统治地位，但对“称孤道寡”着了迷的哈希普苏特，独揽大权。在留存下来的一些画像中，她穿上男性服装，头戴着法老的传统头饰。此外，她几乎僭用了只限男性法老使用的所有荣衔称号，只有一个名头例外，那便是“伟大雄牛”：试想，即使她有勇气用上这名号，就算是权倾天下，只怕也是格格不入。从许多事情可以看出，哈希普苏特本人是处心积虑，多方经营，要使自己成为有功于历史有所壮举的埃及女王。在一座庙宇的墙壁上有一列著名的浮雕，描绘女王亲自率众出游于神秘地域庞特的盛况，正因为红海南岸的索马里亚的庞特出产没药树、乌木、象牙以及黄金等奇珍异物，因而在埃及受到赞誉。事实上，远在哈希普苏特时代的一千多年前，埃及人已远赴那神秘之邦。
没有彪炳的战功的哈希普苏特，在其统治埃及的漫长时期，利用建设雄伟的庙宇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所以，百官之中以担当工务大臣的建筑师施伦莫特地位最高，他负责各项建筑的设计和规划，充分满足女王的愿望，采纳女王的建议，直接对女王负责。建造北庙时女王一定亲自出了不少主意，因为庙的门廊都饰上堂皇的雕带，上面所作浮雕对哈希普苏特的世系门第、政绩功勋极力歌功颂德。总之，建庙是宣传手段。修建北庙的主要目的，是哈希普苏特以期名垂千古褒扬自己如何伟大的。崇拜神祗反而成为次要的作用。虽然有一处铭刻把女王说成“天生的征服者”以及捧作神化的“王室太阳神何露斯的蛇，向敌人喷火”，可是没有证据显示哈希普苏特能征善战。事实上哈希普苏特在位时，埃及似乎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所以那个时期的各种制品上面，都未曾记述或描绘出她的军队何时有过重大战绩，哈希普苏特转弯抹角，宣称战功彪炳，或许只是用以迎合尚武的传统男性法老而已，因为她尽管在商业和建筑方面多有建树，地位并不牢固。
她的夺权，一定使与她“共同”统治国家的儿子耿耿于怀，很多具有正统思想的文武官员，对这个带假胡须的女王大概也颇多不满，哈希普苏特一死，塞莫斯三世即成为埃及的唯一统治者，他立即命令除去全国纪念碑上的哈希普苏特的名字，将哈希普苏特大部分雕像打烂销毁。等待了21年的塞莫斯三世，终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声望，并成为古埃及一位不可多得的伟大军事领袖。
为了对母后聊表敬意，塞莫斯三世将哈希普苏特的遗体埋葬在王室墓地帝王谷，这是埃及妇女极为鲜有的殊荣。
从历史上消失的王后
公元前1372年，埃及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即位的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在即位不久便摒弃古埃及长期尊崇的神祗而独尊太阳神至高无上。他带着美艳无比的妻子妮菲妲迪，离开了坐落尼罗河畔，首都昔伯斯供奉生命之神的大庙，前往北部300公里杳无人烟的亚马尔纳，重建新都。阿门诺菲斯以新宗教为埃及的国教及国法，下令废弃了以前的寺院。
并将亚马尔纳命名为埃赫特阿吞，用来颂赞天神。因此，在古埃及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统治时期内，法老和他的美妻每天都在亚马尔纳的露天庭院拜祭太阳神阿吞，甚至改名为埃赫那吞，即“信奉太阳神无往不利”，阿门诺菲斯四世对他的新信仰迷迹若狂，所以那个时期对他和王后生活的宣传描绘，仿佛是庭院每一个角落都沐浴在孕育生命的阳光中。
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对当时发生的一些事变，仍然没有搞清楚，包括埃赫那吞本人的性格以及美貌的妮菲妲迪王后对他产生的影响。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和平、友爱和艺术创造的伟人，赞颂他是一神宗教的先驱。然而更有人谴责他是性格易变反复无常的狂热分子。在国事问题上他忽略了战争策略和外交手腕，而对新宗教的狂热更给埃及带来灾难，引致埃及国势日益衰落。就实际情况来看，埃赫那吞这个人行为确实有些古怪，许多重大决策都似乎是他妻子参予的结果，所以有人说他根本不能治国。
埃赫那吞不仅行为古怪，甚至模样也跟常人有明显不同。其颅骨狭长、下颌下垂、髋部阔大、嘴唇松弛凸出，且肚子膨胀。医生认为他的内分泌腺肯定有问题，有不少夸大埃赫那吞相貌丑陋的描绘。不管这些描述是否属实，似乎都是籍以强调他性格独特。一些有关妮菲妲迪的描叙，似乎都十分真实可信，她美丽动人高贵不凡。这一点从古埃及雕塑家工作场所发现的妮菲妲迪的栩栩如生的半身塑像，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位艳后神态端庄，而且隽秀，既不失聪明秀慧，好像还具有一种永恒的高贵气质，可以作为历史记述的考据。
妮菲妲迪的不寻常的经历，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不免令人疑惑不解，她的身世也是充满神秘色彩。妮菲妲迪这个名字的原意为“美人来兮”，听到这个名字便可想象其美貌。因而她被称为国王的优雅贵妇和欢乐夫人，埃赫那吞对她的艳丽，几近敬畏，她使埃赫那吞的家居生活大大生色。不少留存在的画像，描绘的就是这种夫妻恩爱之情。法老所到之处，一定会随伴在侧。一些画像再现了并肩乘坐马车，二人共同进餐或与几位公主一同玩耍。
因为埃赫那吞敬奉太阳神，所以不管那些图像绘的是什么地方或者在做什么事，一轮红日的光线总是照到法老和王后两人身上，有许多证据能说明埃赫那吞是不谙世故的病态梦想家，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妮菲妲迪王后在与丈夫共享美妙生活的时候，也分享了法老的权利，成为法老身后真正掌握了实权的人，有着几近于神的地位。
如果关于埃赫那吞怪异病态的说法属实，为了帮助他在处理大政方针上不脱离现实，那埃赫那吞就确实需要有人指点，聪明秀慧的妮菲妲迪当然能胜任这项任务。
在埃赫那吞统治埃及12年之后，这位美艳优雅的贵妇好像一下子失踪了，究竟是失宠还是去世了，都没有做过说明。
并且从那以后，各种牌匾碑记和纪念物上，都不再出现妮菲妲迪的名字。
另一个有疑点的情况就是，埃赫那吞在位17年的较后一段时期，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他与埃赫那吞共同掌权，一同治理埃及，这人叫史蒙卡拉，有人猜测是法老之妾所生王子，因妮菲妲迪似乎只生了公主，其身份十分可疑。所以有人提出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史蒙卡拉就是妮菲妲迪本人？这是一个有趣的新说法。
若是仔细去考究这个令人惊讶的揣测，也能感觉到两者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不能说是一点道理没有，如，史蒙卡拉用的许多名字中，有一个就与妮菲妲迪的别名很相近，尼特尼菲鲁阿吞，这个说法既可以说明摄政者为什么忽然冒了出来，也可以解释王后神秘失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埃赫那吞身体一天弱似一天，眼看不能继续执政，为了保住丈夫的王位，那个意志坚强聪明美艳的优雅贵妇，就假扮男人辅助夫君。面对历史上的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绝大多数观点都是依靠极薄弱的证据支撑的，我们并无任何依据支持这个奇异的新说，或许历史本身非常简单，并无任何原因。
公元前1354年前后，埃赫那吞和神秘的史蒙卡拉先后相继去世，尽管王位的继承人图坦哈吞是一个自幼受教导要信奉太阳神阿吞的人，但是图坦哈吞执权三年后，埃及人便放弃了对太阳神的崇拜，图坦哈吞离开了亚马尔纳，重开昔日王宫，并将图坦哈吞的名字改为图坦哈门，建立起往日诸神的塑像，以表对昔伯斯生命之神的崇敬。
为了息灭传统诸神的怒气，纪念碑上所刻异教法老和他妻子的名字给人铲除得一干二净，亚马尔纳城也终被夷为平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也受到了辱骂，并且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
后来的历代法老都蓄意抹杀妮菲妲迪，这说明在埃赫那吞统治期间她曾产生过巨大作用，这使那个时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惑和不解。
来自“紫色之乡”的腓尼基人
公元前1200年前后，迦南人受外族侵凌、逼得向海外谋生，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海上流浪者，而古希腊人则替这些迦南人起了腓尼基这个名字，此后迦南人就以腓尼基一名广为人知。
因为腓尼基人热衷于经商，所以他们在航海方面成就十分杰出，从地中海东部他们的家乡，将大量货物运往地中海沿岸各地。罗马皇帝要买他们的华贵紫色衣料，埃及法老的臣下要买他们的雪松油来处理织物去裹制法老的木乃伊，所罗门用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及布置皇宫，都用得着他们掌握的工匠的技能。
他们努力开拓新市场，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他们出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沿海地区建立贸易，而且经常从加地斯附近运回铜和铅矿石，据希罗多德所言，埃及法老奈秋曾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组织一支腓尼基远征船队绕非洲航行，由红海出发三年后经直布罗陀海峡返回。
然后，2000年后欧洲航海家才绕过好望角，希罗多德的说法颇难令人置信。但希罗多德的记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注释，他说腓尼基人宣称向西航行时，看到太阳在“左边”：换言之太阳在北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希罗多德不相信腓尼基人这些话。但船要绕过非洲南端回航，必须越过赤道，所以整个记述以这一部分最为可信。
那么，腓尼基人是否也到过英国呢？固然常有人提到这一点，但并无直接证据支持此说。谈到腓尼基人的航海技术，有一个说法更加令人惊讶，说腓尼基人竟然可能到过美洲。
深信此说的人举出墨西哥陶土人像面貌与闪族人相似为证，并且指出有些美洲印第安人崇拜蓄胡子的神，但美洲土人没有蓄胡子的。因此，这些神是否即以蓄胡子的腓尼基人为原型呢？
大部分学者都不同意此说。腓尼基人的单层甲板大船虽然有时装上桅杆和帆，但主要靠划桨前进，这种船主要供岛屿之间或离沿岸不远的海上航行之用。例如前往西班牙矿产丰富的地区的航线上，即遍布补给站和货栈，以便船员下锚过夜。腓尼基人也许绕过非洲南端，或分段航行而到英国，然而冒险横越大西洋可能性不大。
腓尼基人善于创新，魅力过人，他们原为闪族人，居于今日黎巴嫩加上以色列和叙利亚一小部分，《圣经》上称他们是迦南人，所以这个民族的历史比较复杂。虽然希伯莱的长老曾对他们的异教行为加以谴责，但是《旧约》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具有过人的经商才能，希伯莱语Kena ani就含有“商人”和迦南人双重意思。
而古希腊人替他们起的腓尼基这个名子。大致意思是“紫色之乡”，腓尼基人最著名的出口商品是一种稀有的紫色染料，古代多少诗人都对这种华丽美观的染料讴歌赞叹不已。
腓尼基人这种华美的染料是由贝壳类动物制成的，它们是盛产于腓尼基沿海地区的骨螺和蛾螺。这两种动物都有很长的液囊或血管。里面充满黄色液体，露光后会变为紫色。当时染色工艺是腓尼基两大城市推罗和西顿的重要技术，而推罗染料较精纯，更具声誉。虽然腓尼基人对染料制法守口如瓶，但染料的生产过程多已为人所知。
腓尼基人以胎贝和蛙肉为饵，装进窄口篓子，放人深海诱捕那些贝壳类软体动物，一旦捕获贝壳类动物即将其放进染料坑中，剥下液囊并捣成浆状，置于铅制器皿内煮，撇除异物，再加入固定的媒染剂，用于染色可经久不褪。染料坑设于民居下风处，因为紫色虽然悦目，但制染料时气味极为难闻。
腓尼基人将从骨螺和蛾螺所获液体按不同分量混合，即可制成淡红以致深紫等不同颜色的染料。
在推罗和西顿附近的染料坑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一大堆一大堆空贝壳。在发明其他制造染料的方法以前，这两种软体动物因为遭到滥捕，以致目前在黎巴嫩海岸处几乎绝种。
紫色染料只是腓尼基人最受顾客欢迎的制品之一。腓尼基两大城市之一的西顿以制造精致玻璃器物，如艳丽的珠子、瓶子、花瓶和酒杯等而远近闻名。西顿和另一个大城市推罗都出产织工精美、花色繁多的纺织品，精细的木雕和象牙雕刻，及锻打铸造得妙不可言的金属器皿。诗人荷马更认为西顿银器是“天下最精美”的。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间，腓尼基最繁盛，在这段时期内垄断海上贸易，从而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海上帝国。腓尼基人是沟通地中海各地贸易的中间人，商业联系和贸易航线遍及当时西方文明世界每一部分。也许主要是为了方便在这个广大贸易范围内与各族的人沟通，腓尼基人设计了一套字母系统；这项创造日后更成为西方所有文字的基础。公元前8世纪以后，腓尼基人的势力开始衰落，一部分原因是希腊逐渐拓展地中海殖民地，打破了腓尼基的贸易垄断。另一部分原因则由于有亚述、巴比伦、波斯，最终是罗马的兴起，并且各自一步一步在沿海各地增强势力，扩大影响。
但腓尼基的民族文化并没有消灭，腓尼基人仍然保持推陈出新、发明创造的才能。例如，吹玻璃技术就是腓尼基人在公元前一世纪发明的。同时，制造紫色染料的方法始终没有失传。罗马帝国的教土和官员都把用推罗紫色染色的长袍，视如拱壁，其他衣饰怎么也难获同等重视，因为紫色代表高雅，是身份的象征，是地位崇高的标志。帝王穿的是全紫色短袖束腰外衣；元老院官员穿的是前有两道紫色垂直条纹的短袖束腰外衣；其他贵族的衣服，也常有一道狭窄紫色垂直条纹自双肩部分向下延伸。腓尼基人制造紫色染料的时期，比罗马帝国的国祚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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