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茎①如丁香，根如胡桃。（瓜芦木出广州，似茶，至苦涩。栟榈；蒲葵之属，其子似茶。胡桃与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砾，苗木上抽。）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搽，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名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胃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一曰荈耳。）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按栎当从石为砾），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

    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注释：①“茎如丁香”的“茎”，在《茶经》各种版本中，用字互有歧异。如明胡文焕、陈文烛与汪土贤校本均作“叶”。此处采用明陶宗仪《说邪》中所收的《茶经》，作“茎”。

    二、解析

    《一之源》是《茶经》的重点篇章之一，内容广泛，包括茶树的植物学性状，“茶”宇的构造及其同义字，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和栽培方法，鲜叶品质的鉴别方法以及茶的效用等各个方面，以“南方之嘉木”概括了茶的产地起源和特性。

    本章涉及茶的起源的，仅有“茶者”、“其字”、“其名”三段，从《茶经》十章的总体来看，本章的重点在茶的生产方面。茶叶是农产品，制造和饮用的来源是种植。《茶经》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源”字的。“嘉木”的“嘉”，含有高度的善和美的意思，因此，“嘉木”二字的含义，已远远超越“最优良的树木”或“最珍贵的树木”。这样直译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古代的不少作家，常常借着赞颂植物的“美德”，用以自譬或譬人，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比而赋”。如战国时屈原在《楚辞·九章·桔颂》中，第一句就说桔树是“嘉树”。据郭沫若同志的解释，《桔颂》全篇，前半颂桔，后半颂人，所颂的是别人还是自己，自难查考，（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又如宋代苏轼的《叶嘉传》（见《苏东坡集》），既在题目上突出地说明了茶是“嘉叶”，又在文中用“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容貌虹铁，资质刚劲”等词来赞颂叶嘉，还用“始吾见嘉，末甚好也，久味之，殊令人爱”等语，实际上都是以拟人化的词句来赞颂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苏轼又用“天下叶氏虽伙，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这样结论式的词句来称誉闽茶，这明明是他借茶以譬人的。另外，他在文中还谈到了陆羽所作的《茶经》，并批评他说“虽羽知，犹未详也”，可见他对《茶经》的内容是并不满意的。至于陆羽在《茶经》一开头就用“嘉木”二字来赞颂茶，既说明茶是“嘉木”而“嘉木”二字就是借以自譬或譬人，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以认为，陆羽把自己论“茶”的著作尊之为“经”，正说出他的自负，也阐明了他对茶的推崇。

    为了说明茶的起源，本节一从茶的历史、野生茶树和茶树原产地各方大略地说明中国是茶的祖国，以后按原文顺序，二叙述茶树的形态特征，三叙述“茶”的字源，四叙述茶树生长的生态条件，五叙述茶树的栽培方法，六叙述茶叶品质的鉴别方法，七叙述茶的效用。

    《一之源》最后关于选用茶的困难与选用人参相比的一段话，因纯属产区与品质的关系，将在第八章“茶的产地”中加以评述。

    三、茶的故乡

    《茶经》的第一句话，就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接着以树的高度简略地说明了我国拥有各种类型茶树品种的概况，并说在川东鄂西一带，已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

    在《茶经》以前的我国古代史料中，早有关于我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在内的西南地区是茶树原始生产地的记载。

    晋常璩在公元350年左右所撰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说：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荚道，北接汉巾，南极黔涪。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伫，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个小国伐纣（见《史记·周本纪》）时，巴蜀（现在的四川省以及云南、贵州两省的部分地区）已用所产茶叶作为“贡品”。

    在公元前二世纪，即西汉的时候，四川的司马相如在他所著的《凡将篇》中，记录了当时的二十种药物，其中的“荈诧”就是茶。西汉末年，扬雄在他所著的《方言》中，也述及“蜀西南人谓茶曰”《神农本草经》也有关于茶的记述：

    “苦菜，味苦寒……一名茶草，一名选，生川谷”。

    《桐君录》也提到：

    “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而交、广最重。”（东汉交州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承天以北诸省。三国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

    公元三世纪，三国时的傅巽，在他所著的《七诲》中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二省。

    唐时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记载，“茶生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茶法，蛮以椒、姜、桂和烹饮之。”（银生城故址在今云南景东县，唐时南诏国的重镇，是与波斯，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罗门，指古印度。）

    如上所述，我国发现茶树和饮用茶叶的历史，有文献可资查考的，已在三千年以上，即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周代。此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发现比我们更早的茶叶历史的文字记载，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釆制和饮用茶叶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茶树的祖国，还可以从我国很多地方所发现的野生茶树得到进一步证明。在《茶经》中有两段关于野生茶树的记载：一段在《一之源》中，即“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台抱着，伐而掇之”。另一段在《七之事》中，引述了汉代东方朔《神异记》关于“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焉”的记载。

    在唐以后，如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其中有泸州有茶树，夷人常携瓢悬梯攀登树上釆茶的记载。又宋代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也述及“建茶皆乔木……”。明代《大理府志》有“点苍山……产茶树，高一丈”的记述。清代，即在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威尔逊（A.Wilson）曾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考察植树，在他所著的《中国西部游记》中，也说：“在四川中北部的山坡间，曾见茶丛普遍高达十英尺或十英尺以上，极似野生茶。”

    近数十年来，在我国发现野生茶树（包括山茶属的近缘茶树）的报道已不下数十起，其中以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分布得最广最多，而且多为高乔木型的大茶树。其他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地，则多为乔木型或半乔木型。

    在云南，1960年时，据勐每茶叶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调查报道，在景谷、勐海、镇康、大关、金平、师宗等县，都发现有野生大茶树。又据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授报道：1961年，在勐海县巴达公社的大黑山密林中，海拔约1500米处，发现一棵树高32.12米（前几年，树的上部已被大风吹断，观高14.7米），胸围2.9米的野生大茶树。这棵茶树单株存在，树龄约1，700年，周围都有其它参天的古木。

    在贵州，据贵州省农业局及茶叶科学研究所调查，在习水、赤水、桐梓、安龙、普安、榕江、务川等县，先后发现大茶树。其中务川发现的大茶树，高6—7米，叶长13—16厘米，叶宽6—8厘米。此树早在1939-1940年间，已为叶知水等同志历发现。（见《安徽茶讯》，一卷八期）。1957年，在赤水县黄金屘和平乡海拔1，400米的山林中发现树高12米的大茶树。1976年，又在遭真县海拔1，100米的山区发现树高13米，叶长21.2厘米，叶宽9.4厘米的大茶树（见《贵州茶叶通讯》，1976年版）。

    在四川，据四川省茶叶研究所（原茶叶试验站）调查，在荥经、古蔺、叙永、珙县、重庆、合江、崇庆、南川等县市，也都发现有野生的大茶树。在宜宾、雅安、温江等地区森林中，还有集中成片的野生苦茶，其中宜宾黄山的，树高13.6米。

    在广西，据陈爱新同志1965年的报道，在桂北、桂东北和桂西，也都有野生大茶树分布。桂西上林县大明山深山处的野生茶树，高达数丈；桂北龙胜大茶树，最大者树高超过10米。又据陈炳怀等同志的报道，在大明山原始森林中，还发现有野生茶树群落，其中一株，树高达13.3米。

    在广东，据广东华南农学院及省经济作物局在从化县调查，发现有三株大叶种茶树生长在人烟绝迹的深山峻谷，零星混杂在残林和其它野生植物群落之间，树高都在数米至十余米，但开花结实很少。

    1980年三、四月间，湖南茶叶研究所刘宝样等同志在云南勐海大黑山、南糯山、金平老林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云南大部分地区受到第四纪冰河期的袭击很轻，因而有许多第三纪植物，如木莲、鹅掌楸等，在其他地区早已绝迹，而在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中仍耸然挺秀，茶树亦以其雄伟的树姿，生长于第二层的群落中，高达10—20米，胸围2米左右，分别分布在海拔1，200—2，500米的高度。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发现野生茶树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茶树的发源地。追溯茶的起源，除了研究栽培茶树的历史以外，还须探索茶树植物在地球上发生发展的历史。植物的发生发展无不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茶树植物的形成和演化的历史，必然涉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植物学方面的历史。

    近一百多年来，很多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大都认为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但也大体上存在着另外4种不同的论点：一是认为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据1877年贝尔登s.Baildon说）；另一认为大叶种和小叶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原产地（据1919年科恩司徒C.Stuart说）；又一认为凡是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据1935年尤克斯w·Ukers说）；又一则认为茶树原产地在伊洛瓦底江发源处（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译的艾登的《茶》，曾在译文中注明伊洛瓦底江发源处为我国云南省境内大盈江、龙川江及其上游）的某个中心地带或其以北地区（据1974年艾登T.Eden说）。其中以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说法最为人们所瞩目。近年来，我国植物学研究工作者根据地质年代，对中国植被形成、演变与分布的地理条件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为探索茶树植物发生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论述是正确的。

    一是从茶树的起源和自然分布来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

    通过植物分类学可以找到茶树的亲缘。高等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山茶种植物的厚皮香属（Terotraemia）起源于上白垩纪，其余各属则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分布在劳亚古北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方。我国西南地区处于该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运动发生以前，这里的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经过漫长的地质岁月，这一地区是当时劳亚古北大陆热带植物区系的大温床，也是一切高等植物的发源地。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指出：“我国云南西北部、东南部、金沙江河谷，川东、鄂西和南岭山地，不仅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避难所，也是这些区系成分在古代分化发展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区是它们的发源地。”（见吴征镒《中国植被》第一章第三节，1980午科学出版社出版）

    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除其中的10属产于美洲外，其余都产于亚洲热带和温带。我国即有15属260余种，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就山茶属来说，已发现100多种，我国西南地区就有60多种，而且还在不断发现中。（见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植物分类学讲义》）苏联乌鲁夫在他的《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说：“许多属的起源中心在某一个地区的集中，指出了这一个植物区系的发源中心。”（见乌鲁夫《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译本第25页，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山茶科植物目前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大量集中，可以说，我国西南地区是山茶科植物，也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地。

    印度是包括在冈瓦纳古南大陆之内的。在它的中间隔着泰提斯海，是不相连接的另一个古大陆。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属于印度的第一带低矮的丘陵和第二带的小喜马拉雅山脉及其东麓，在当时都还深深地埋在喜马拉雅海底。也恰如乌鲁夫所说：“喜马拉雅是很年幼的山系，因此在喜马拉雅向来就不是任何植物区系发育中心。与此相反，中国从上三叠纪以及侏锣纪以来，就没有中断地存在着已存在的陆地，所以是亚洲和北半球温带地区植物区系古老的发育中心。”（见乌鲁夫《历史植物地理学》中译物本第323页，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所以，茶树的原产地不可能在印度，而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已经是不辩自明了的。

    另一是从地质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内变异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茶种植物的种内变异，最显著的是：小叶种和大叶种的变异，灌木型和乔木型的变异。

    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发生了渐进的而又是重大的改变，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特别是近一百万年以来，云贵高原上升了4，500—6，000米，河谷则下切500米，分割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见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貌区划草案》第二章第二节）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不知不觉地被分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气候之中，各自向着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于多雨炎热地带的，演化成具有对多雨、高温、强日照的适应性状；反之，处于温带气候中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喜荫的适应性状。再经由发源于本地区的各大水系向各个方向传播，分布到各地安家落户，从最初的茶树原种向两个极端发展：热带型的大叶变种和温带型的中、小叶变种。

    再则，自第四纪以来，全世界经历过好几次冰河期，对植物造成极大灾害。就我国西南地区而言，云南受到的冰河期灾害不大，所以原来生长在云南的大叶种茶树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保存最多。四川的受害地区主要在青衣江流域、蛾眉山区、大渡河流域和东部涪陵以东的乌江中下游一带。（见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川南、黔北，黔南等地受害较轻。大批生长在冰河地区的茶树遭到毁灭性打击；那些生长在河谷低地温暖地区的得以幸存，其后代就为今天零星分布在西南各地的野生大茶树，如南川的大茶树就发现是与冰河时期的银杉（有人称为“活化石”）同时存在。而经过自然筛选，向着抗寒抗旱、向着灌木化、小型化发展的，就是广大的中、小叶种植被了。这就是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川、黔、桂、粤等地的中、小叶种、大叶种茶树同时分别存在的原因。

    虽然它们以上述种种不同的形态同时分别存在，但是他们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过：

    “同一个种的个体，虽然现在生活在相隔很远的、互相隔离的区域中，必然曾经发生于同—地点的。这一个地点就是它们祖先最初生活的地方。”

    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质和气候的变化，使茶树发生了上述的种内变异，由于它们的祖先原来就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因此，可以论证这一地区就是茶树的原产地。

    此外，国外大多数学者，如美国的瓦尔希（M·Walsh）和威尔逊（A.Wilson），苏联的杰姆哈捷和勃列勤乃得（E.Bretschueid），法国的金奈尔（D.Genine），日本的志村乔和桥本实等，对茶树原产地的问题，都和我们持相同的“一元论”的论点。特别是志村和桥本两教授，根据其多年茶树育种，在作细胞染色体的比较观察的报告中，指明中国种和印度种染色体的数目都是相同的（2n=30），在细胞遗传学上认为没有差异。桥本实教授又在外部形态学方面作了多次调查，从中国东部（台湾到海南岛），到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等地，1980年和1983、1984年又到我国云南、广西，湖南四川等地，发现虽然发生了连续性的变异，但不存在区别于中国种和印度种的界限。具体的例子是，即使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印度种，也有从叶形大的到叶形小的各种各样类型。再比较印度那卡型茶和野生于台湾山岳地带的中国台湾茶，以及缅甸的掸部种茶，在形态学上全部相似。以四川、云南为中心，从缅甸到阿萨姆，表现为大型化，正如日本向北推移逐渐趋于小型化的趋向一样。若从野生茶的分布来看，是沿着长江、珠江、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亲敦江、普拉马曹特拉河各大河流分布的。这些河流的上游全发源于云南、四川，从而推测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这就是茶树原产地在中国云南、四川地区的根据。

    再以“茶”字的字源（见本节三）以及我国茶种和茶叶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详见本书第六章）来看，都可说明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虽然，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还有人提出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争论，但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所发现，茶叶最先为中国人从药用变为饮用，茶树最早为中国人由野生变为园栽，茶叶和茶种最早由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茶树原产地也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则是无容置疑的。至于茶树原产地究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更具体的什么地方，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内茶叶科技工作者和日本、印度、斯里兰卡、苏联等国的茶叶科技工作者，都在进行探讨和研究，将逐渐得到阐明。为了引起国内外茶业界对茶树原产地研究的重视，笔者正委托有关同志搜集国内外有关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和调查研究资料；汇编成册，以供参考。

    四、茶树的形态特征

    茶树是由根、茎、叶、花、果等器官所组成，器官由多种不同的组织构成，有一定的形态结构。《茶经》在描述茶树的形态特征时，都用了比拟的方法，说：“树如瓜芦，叶如梔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并榈，茎如丁香，根如胡桃。”树、叶、花、实、茎，总称为茶树地上部；根系称为地下部，是茶树地下部分所有根的总体。在陆羽当时还没有植物学的情况下，直观地借用其它植物来描述茶树的各种形态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茶树形态特征去识别茶树品种，可作为选育良种的株型指标，还可作为诊断茶树营养的标志。因此，了解、认识茶树的形态特征，是茶树栽培的基础，也是利用和改造茶树的科学依据。

    茶树在长期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在系统发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形态特征。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大体上是这样的：茶树叶、果、花茎。

    茎由种子胚芽和叶芽伸育而形成，是联接茶树各器官的部分，也是形成新的茎、叶，芽的部分。茶树的茎部一般分为主干、主轴、骨干枝。细枝，直到新梢。主干是区别茶树类型的依据，分枝以下部分称主干，分枝以上部分称主轴。由于主干的特征和分枝部位的高低不同，可将茶树树型分为乔木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三种。树冠因分枝角度的不同，分为直立状、披针状和半披针状三种。分枝在自然生长状态下，有单轴分枝式和合轴分枝式两种。枝条是生长着叶子的茎，初期尚未木质化的枝条，称为新梢或嫩梢。新梢柔软，茎绿色，生有茸毛。

    叶叶是茎尖的叶原基发育而来的，是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的主要器官，也是种茶的收获对象。叶形有卵圆形、椭圆形、长椭圆形、倒卵形、圆形、披针形等。叶面有光晴、粗糙、平滑之分，叶表面通常有不同程度的隆起。叶质有厚薄、软硬之分。叶尖形状有长短、尖钝之分，分锐尖、钝尖、渐尖、圆尖等种。叶缘有锯齿，一般有16—32对；锯齿上有腺细胞，老叶脱落后留下褐色疤痕，叶脉网状，侧脉伸展至叶缘三分之二处向上弯曲呈弧形并与上方侧脉相连。叶片在茎上的着生状态分上斜、水平、下垂三种。叶片的大小以叶面积表示或以叶长乘叶宽表示。通常计算叶面积的简便方法是叶长×叶宽×0.7（系数），以平方厘米表示。茶树品种分为大叶种、中叶种、小叶种即以曲为依据。面积在28-50平方厘米之间或长为10-14厘米×宽4-5厘米，称大叶类；面积在15—28平方厘米之间或长7-10厘米×宽3-4厘米称中叶类，面积在15平方厘米以下或长7厘米以下×宽3厘米以下，称小叶类。

    花茶花是茶树的生殖器官，由花萼、花冠、雄蕊、雌蕊等部分组成。花萼通常绿色，也有带红色的，外形近圆形，有5-7片，受精后萼片向内闭合而不脱落以起保护子房的作用。花冠白色，少数淡红色，由5—9片大小不一的花瓣组成，上部分离，下部联合，并与雄蕊外面的一轮花丝合生在一起，花谢时花冠与雄蕊一起脱落。雄蕊的数目很多，一般有200—300枚，雄蕊可分花丝和花药两部分，花药内可产生花粉粒。雌蕊由子房、花柱和柱头三部分组成，柱头是雌蕊顶端接受花粉的地方，柱头下边为柱状，叫花柱，花柱下边膨大部分是子房。

    果实果实是茶树种子繁殖的器官。茶树果实为蒴果，由茶花受精至果实成熟，约需一年零四个月，这时，同时进行着花与果发育的两个过程，“带子怀胎”也是茶树的特征之一。成熟果实的果皮为棕褐色，外种皮栗壳色，内种皮浅棕色，种胚两侧连结二片乳白色的子叶。茶果形状视种子数目而异，每果一粒的略成圆形，两粒的呈肾形，粒数的多少是由于房室数和胚珠数及发育条件而定的。

    根茶树根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固定植株，吸收土壤中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营养物质，并将这些物质运输到地上部。茶子萌发时，胚根生长而成主根，主根上产生的各级大小分支，叫侧根。茶树幼年期因主根明显而发达，为直根系；而扦插繁殖的茶树，它的根系是从插枝基部发生的大量不定根逐步发育伸长而成，因此幼年时即为分枝根系。一般来说，直根系常垂直分布在较深的土层，侧根多水平分布在较浅的土层。茶树幼嫩细根的根尖上有许多根毛，依靠它吸收肥和水。幼嫩细根逐渐老化增粗，通常把直径在1毫米以下的根称为吸收根；直径在1—5毫米的称为输导根，直径5毫米以上的称为骨干侧根。了解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状态，对于确定农业技术措施有重要意义。

    下面谈谈“树如瓜芦”的瓜芦。

    瓜芦，又名皋芦，是分布于我国南方的一种叶大而味苦的树木。陆羽在《一之源》里用了瓜芦来描述茶树的形态特征，《一之源·注》还说“瓜芦木出广州，似茶，至苦涩”，指出瓜芦似茶而非茶。

    瓜芦这一名称，首见于约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桐君录》，东晋时代又出现了皋芦的名称（据明陈继儒《茶董补》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陈代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并指出了皋芦即是瓜芦，同时还说皋芦也叫作过罗、物罗。说苦簦就是皋芦的，则见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又指出苦簦也称为苦丁，后来的我国地方志，还说苦丁即是苦登（见1947年《贵州通志》）；

    瓜芦这种树木，究竟是茶，还是似茶而非茶，自东汉以来，就有两种说法。说瓜芦似茶而非茶的，也首见于《桐君录》，陆羽在《七之事》中曾引用了《桐君录》中“似茗”的说法，说明《一之源·注》的说法可能来自《桐君录》。此外，前于陆羽的南朝陈代沈怀远，在所著的《南越志》中，也说它“叶似茗”；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叶状如茗”。说瓜芦就是茶的，如明陈继儒《茶董补》引东晋裴渊《广州记》说：“西平县出皋芦，茗之别名。”又如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说：“《广州记》曰：新平县出皋芦。皋芦，茗之别名也。”又如1938年第六版《植物学大辞典》，也明确认定皋芦是茶的一种。上引的各书中，无论说它是茶，还是似茶而非茶，但说它味苦涩，说它叶大，还说它产于我国南方，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得最为明确：“皋芦，叶状扣茗，而大如手掌，捼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登。”）

    在清代和民国的我国的地方志中，记载产有苦葵（有的简称为登）、苦艼、苦丁，亦即产有瓜芦（也就是产有皋芦）的地方，计有广东省的琼山县、万宁县、陵水县、河源县、龙川县、宝安县、南海县、潮安县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州县、宾阳县，贵州省的仁怀县和四川省的灌县、绵竹县及原属清代泸州的古宋县。但迄至1983年以前，于上述各省区中，并未发现有关产有瓜芦亦即皋芦的报道。

    日本现在是仍存在皋芦种的。日本的桥本实教授对日本皋芦种曾作过多年研究，从他的论述来看，日本的皋芦种，是指从中国种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变异类型，它属于灌木型，叶面强度隆起，叶大而圆，它近似我国茶树品种中的佛手种，与我国的瓜芦亦即皋芦，并不是同一种树木。他为了寻求日本皋芦种的原种，曾几度来到我国，意欲找到我国现存的瓜芦树，并在来华期间，曾和日本的茶叶研究者到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进行访问，向该院陈兴琰教授等问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在哪些茶区有皋芦茶树；二是日本的皋芦茶是否即中国古文献中所指的皋芦茶或苦簦茶。陈兴琰教授等由于过去缺乏调查研究，未能作出明确的答复，同时，桥本实教授在几次访问时，也从未发现我国有瓜芦树存在。

    1983年10—11月间：湖南农学院的陈兴琰教授、陈国本同志和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的陈用同志，由于《广西日报》1981年11月和1983年5月两次刊登了关于在龙州、凭祥、武鸣、河池、大新等县发现产有苦丁茶的报道，为了解决我国现在究竟是否还有瓜芦的这个问题，特专程前往龙州县实地调查，并写出了《皋芦茶、苦葵茶的考证》一文。通过这次调查和研究、考证，他们得出的结果大致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或苦簦茶，并非山茶科植物，而是冬青科的大口卜冬青；苦丁茶有好几种，只有学名叫llexLatifoliaThunb或IlexmacrophyllaB1的大叶冬青才是古文献中所指的皋芦茶；日本的皋芦茶是山茶科茶属植物，中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是冬青种植物，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除桥本实教授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外，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等单位也正在对苦丁茶进行研究和繁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我国瓜芦的有关问题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五、“茶”字的源出

    “茶”字的来源，大都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茶”字。

    “茶”字最早见于《诗经》，但《诗经》在不少诗篇中所说的“茶”并不是茶。晋代郭璞的《尔雅注》还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如栀子，冬生（常绿的意思），叶可煮作羹饮。”

    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是早已知道“茶”的（见前引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扬雄《方言》），发音为“荈诧”或“设”。秦汉以来，茶在由西南地区传播于广大汉民族居住地区时，因其味苦和发音近似“茶”字，“茶”即被用来以表达“茶”这种药物和饮料。

    “荼”字的字音不止一个，其字义也不只一个。“荼”字被用来表达“茶”的含义，历时很久，后来才省了一笔，变为“茶”字。这种改变，据说是受了陆羽的《茶经》和卢仝的《茶歌》等的影响（见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同意这种说法的有明代的杨慎（见《丹铅杂录》）和清代的顾炎武（见《唐韵正》）。但此说与《茶经·注》的说法不符，这个注已清楚地说明了“茶”字的出处是《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30卷，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已佚，玄宗曾自为此书作序，说这是一部与《说文》、《字林》相类似的字书，凡320部）。这就可知将“荼”字略去一笔，定为现在的“茶”字，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来的。但在这个新文字刚刚开始使用时，新旧文字必然会通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且安史之乱以后，接着又是频年的藩镇割据的动乱时期，所以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

    “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贞元十四年（798）刻茶宴字，皆作茶……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因此，当陆羽撰写《茶经》时，能在“筡”字仍为很多人所沿用的情况下，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能以广泛地流传开来，这不能下说是他的独具卓识的一个创举。以后，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音义专用的“茶”字，经过了大约八十年的时间，终于为广大人们所接受。

    不过，将“荼”字减去一画，改成“茶”字，并即读成现在的“茶”音，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始于南朝梁代（502~557）以下。（见清顾炎武《求古录》）实则从读音来说，“荼”字在汉代已有与茶音相近的几字音，如《汉书·地理志》中茶陵的“茶”，颜师古注：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关于荼陵的问题，将在‘七之事’之述评中加以阐述）。所以《邛州先茶记》说颜师古“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

    《茶经》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茶”的四个同义字：贾、蔎、茗、荈。但在唐代以前的古籍中，如《诗经》、《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书，都记载有“荼”字，并且其中有的茶字，就指的是茶，由于陆羽在《茶经》中既已把茶字一律改为茶字，所以就没有把“茶”列入同义字之内。

    “茶”字在中唐以后已被普遍采用，但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茶字的发音差异也很大。以广东一省为例，广州附近的发音是“chá”，汕头附近的发音则是“te（tay）”。又如福建省，福州发音是“ta”，而厦门的发音近似汕头的“te”。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又有“chai”、“zhou”、“cha”等发音。至于兄弟民族地区，发音差别更大，如傣族叫“la”，瑶族、苗族叫“己呼”、“忌呼”，黔南苗族叫“chútā”，等等。

    自我国茶叶输出到国外以后，世界各国也有了茶的译名，如日文的“cha”，印度文的“cha”，俄文的“qau”，都是来源于“茶”字原音。英文的“teé”；法文的“thé”等，也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近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

    近年来，我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其中1号墓（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公元前65年），其随葬清册中都有“梢一笥”和“梢笥”的竹简文和木牌文。现已查证这个“梢”字就是“槚”的异体字，所谓“槁一笥”或“棺笥”，就是“槚（苦荼）一箱”或“槚（苦荼）箱”，从而说明当时湖南已有了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这个发现，为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所说“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荼”的“茶”提供了实物证据。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但宋李防等编纂的《太平御览》，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却把“武阳”写成为“武都”，武都，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四川的王褒不在产茶的蜀地买茶，而差令僮仆去西北地区的陕甘买茶，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论是“武阳”或是“武都”，从王褒《僮约》的全文来看，纯属一篇游戏文章，究是王褒自作，抑是后人假托王褒之名所作，尚难肯定，因此，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六、茶树生长的生态条件

    茶树生育所需要的主要生态条件是光能、热量、水分和土壤等。《一之源》中所述及的“地”、“野者”和“园者”、“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都是茶树生育的一些生态条件的直观表达方式。

    首先，《茶经》提出了“地”，所谓“地”即指土壤。《茶经》把植茶土壤分成上、中、下三等，并以烂石为上，砾壤为中，黄土为下。在唐以后的茶书中，附和《茶经》说法的较多，否定的甚少。如明程用宾《茶录》、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清陈鉴《虎丘茶经注补》，清陆廷灿《续茶经》，都引述或发展了《茶经》的提法。只有明代罗廪的《茶解》和张源的《茶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说“恐不然”，或说“产谷中者为上，竹下者次之，烂石者又次之，黄砂中者又次之”。

    土壤是茶树生长的自然基地，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肥力。茶树生长所需的养料和水分，都是从土壤中取得的。因此，土壤的理化性质（包括土壤的保肥供性能、土壤的酸碱性和土壤的结构和适耕性），都关系到茶树的生长。

    土壤是由岩石变化而来的，先是岩石经各种风化作用而变成母质，再由成土母质在生物为主导因素的各种自然因素（包括生物、母质、气候、地形）的综合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具有肥力的各种土壤。

    《茶经》中所用的土壤名称，很难用现代土壤名词正确地表达出来，因而也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从字面上看，“烂石”显然是指风化比较完全的土壤，也可以说是现在茶区群众所谓的生土，这种壤土，适于茶树生长发育；“砾壤”是指含砂粒多、粘性小时砂质土壤；至于“黄土”，可以认为是一种质地粘重，结构差的土壤。

    由于土壤是由矿物质、有机质、水分（土壤溶液）、空气、土壤生物（包括微生物）等物质所组成的。因此，要正确地理解“烂石”和“砾壤”的含义以及陆羽何以分别称之为“上者”和“中者”，这除了应考虑土壤中粗细不同的矿物质颗粒，更重要的还应考虑其有机质和土壤生物的含量，也就是含有机质和土壤生物多的，可以理解为陆羽所说的土壤中的“上者”，少于“烂石”含量的“砾壤”，可以理解为他所说的“中者”，含量更低的“黄土”，则称为“下者”。

    其次，《茶经》谈到的另一生态条件是光，主要包括日照、气温、空气湿度和地形等几个方面。茶园的小气候环境条件，对茶树的生长和茶叶品质都有密切关系。《茶经》所说的在“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两种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茶树的品质问题，在宋、明两代的茶叶的著述中多有论述。或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见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或说：“其山（指建安北苑的山）多带砂石，而号佳品者，皆在山南，盖得朝阳之和者也。”（见宋黄儒《品茶要录》）或说：“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见宋赵佶《大观茶论》）或说：“钱塘诸山，产茶甚多，南山尽佳，北山稍劣。”（见明许次纾《茶疏》）或说：“茶地南向为佳。向阴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不相悬也。”（见明罗廪《茶解》）还有：“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称仙品。”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芥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见明熊明遇《罗齐茶记》）。

    “阳崖阴林”四个字的含义很广，它明确指出：茶树适宜于向阳山坡有树木荫蔽的生态环境。由于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深山密林中，在人工栽培前，它和亚热带森林植物杂生在一起，并被较高大的树木所荫蔽，在漫射光多的条件下生育，形成了耐荫的习性。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辐射能取得其生育所必需的能量的，光照是植物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养分必不可少的条件。各种植物的生长发育都需要一定的光照。光照强度，影响光合作用的进程，光照条件的改变，给有机体的生化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是关系到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问题。遮阴就是根据光对茶树有机体的影响而进行的农业技术措施。在日照强烈的地方，在茶园梯坎和主要道路两旁适当地栽种一些遮阴树，以减少直射光，使遮光度达到适合茶树生长对光的要求，这是必要的。因此，“阳崖阴林”是符合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的。

    第三，《茶经》所提到的又一生态条件是地形。《茶经》所说的“野者上，园者次”，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野生的茶叶品质好，茶园里培育的较差；另一种是生长在山野里的品质好，生长在园地里的较差。前者是从栽培管理来看的，后者是从地形来看的。但不论从何种角度理解，这两句话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因为当时的栽培技术，包括茶地规划、园地开垦、茶树种植和茶园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还较落后。“园者”不如“野者”的情况，在中草药生长中是常见的。而且，陆羽有入山采制野生茶的爱好，有时几天野宿不归。他的友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丹阳人，丹阳在今江苏省，陆羽在安史之乱由湖北竞陵过江后，投依皇甫冉，同时结识了皇甫曾）都曾有诗记述了他入山采茶的情况。如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中，说他采茶之时，“远远上层崖”，“时宿野人家”；又如皇甫曾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诗中，也说他“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所以，“野者上，园者次”的说法，与陆羽当时采制野生茶的实践不无关系。

    “野者上，园者次”，同时说明了地形与品质的关系。野牛茶多生长在高山、深山；而人工种植的茶园大多在低山或坡地。我国历代文献中所记述的名茶，很多都是出在高山。如五代蜀毛文锡在他所著的《茶谱》中所列的名茶，其中一再提到的“蒙、顶茶”，最名贵的是中顶的产品，而这个地方“草木繁密……人迹罕到”。又如至今还驰名国内外的福建的“武夷岩茶”，安徽的“祁门红茶”、“黄山毛峰”，江西的“庐山云雾”，云南的“滇红”和“普洱”等名茶，以及国外斯里兰卡的“乌发红茶”，印度的“大吉岭红茶”等，都是产于高山的优质茶。所以，我国历来就有“高山云雾孕好茶”的谚语。目前，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高原和山地出产的红细茶，其品质可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上等红茶媲美，如再能在品种和制造方面继续加以改进，则在不久的将来，在品质或售价上，都应超出印、斯高级产品之上。这又为上述谚语提供了新的证据。

    高山出名茶，主要由于高山云雾多，漫射光多，湿度大，有的是昼夜温差大等等，有利于茶叶有效物质的积累，特别是芳香物质的积累。总的来说，这是环境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并非所有高山都能生长出好茶，也不是山越高茶长得越好，主要是山区的小气候和土壤的理化性质决定的。

    就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来说，茶叶品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种选育、栽培管理和制造技术，在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自然条件下，采取现代技术措施栽培的茶树，都能够获得优质茶叶。因此，陆羽当年的“野者上，园者次”的观点就不适用了。不过，《茶经》中的说法，对现代化茶园地形（包括海拔、温度、湿度、地形、坡度，坡向等）的选择以及环境条件综合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是有益的。

    七、茶树的栽培方法

    在《茶经》中谈到种茶方法的，有四句话：“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这里重点指出的是法如种瓜。唐代以前的种瓜法，北朝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说得很清楚：

    “凡下种，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掐去豆（豆字后疑漏一叶字，指原注所说，大豆在坑内可作肥料用）……”（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代距北朝魏时间较近，其种瓜方法似应与《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无甚差异。至其种茶法，据唐韩鄂的《四时纂要》所说，则为：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断（掘的意思），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颗子，盖土厚一寸强……早即以米泔浇。”（见《四时纂要校释》）

    可见唐代种茶和种瓜，在整地、开穴、施基肥、种子直播等方面，确有类似之处。

    对于“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这两句话，过去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明钱椿年撰、顾元灾校的《茶谱》中简单地说是“艺茶欲茂，法如种瓜”，只侧重谈了种茶要“法如种瓜”，对其上的两句都未作解释。美国尤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对《茶经》的译文，干脆把这两句略去了。这说明这两句是较难解释的。对这两句话中的“实”，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实”解作种子（如张芳赐等的《茶经浅释》），一种是把“实”解作农艺技术措施中把土壤踏实，“不实”是既要松，又要实，即松实兼备之意。我国自农耕时代开始后，用种子直播和用苗木移栽的种植方法，都已逐渐为劳动人民所了解，种茶自不例外，因此，这两句话中的“艺”和“植”，是指种子繁殖和苗木移植这样两种栽种方法来说的。但有的认为种茶只能种子直播，不能移栽，所以过去把茶树直称为“不迁”，并曾有“艺茶必下种”、“移植不复生”的说法。（见明陈耀文《天中记》）茶树种植，采用茶子直接播种，较之茶苗移栽，具有方法简便、苗期容易管理、成活率高等特点，因而种茶多沿用直播的方法。而茶树移植后的第一、二年，由于根系功能恢复缓慢，吸收能力弱，抗逆性差，特别是由于茶树冬不落叶和永年性生长，所以直根伸展最深，移植后，如技术措施不当，确有“不复生”的情况。从而旧时婚姻中的聘礼多以茶为象征性的信物，女方受聘也称“受茶”。不过这种说法只是就茶树用种子直播的方法而言，忽视了选优去劣，提高种苗质量的育苗移植方法，显然是不全面的观点。“法如种瓜”是和其上的两句紧密联系着的，这就是，在“艺而不实，植而罕茂”的情况下，应按种瓜法去种茶。

    “三岁可采”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茶树采摘年限的早迟，除品种条件外，茶园所处的地理纬度或大气候的条件，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茶经》作者所涉足的地区，大多在长江流域，一般地说，是“三岁可采”，但在低纬度的我国南部地区，就不需三年了。

    唐代的种茶法，由于韩鄂《四时纂要》的记载，才使后人得以在《茶经》所说的之外有较多的了解。宋代茶书虽较多，但无一记述了当时的种茶法。与宋代同时的金代人（作者失名）所编的《四时类要》，是以《四时纂要》为基础改编的，它所记的种茶法，与唐代的并无任何不同。为了对照唐、宋两代的实际作法，今将《四时类要》的原文照录如下：

    “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冻不生。至二月中出种之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斯，著粪和土。每坑中种六、七十（按：十字应是衍文）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时以米泔浇……二年外方可耘治……三年后收茶。”（见《农政全书校注》卷三十九，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明代的种茶法，基本上仍与唐代以后的相同。如罗廪《茶解》在“艺”的一节中说：

    “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候春旺时种之。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整，行间疏密，纵横各二尺许，每一坑下子一掬，覆以焦土，不宜太厚。次年分植，三年便可摘取。”

    上述种茶的直播方法，关于茶子贮藏、选种、沙藏保种、穴播、施基肥等经验，有些至今仍在应用，是值得参考的。

    至于现代的茶树繁殖，除了应用种子繁殖也称有性繁殖的方法外，还应用茶树营养器官的一部分使形成新的植株，包括扦插、压条、分株（或称分根）等等方法，用这类方法繁殖的叫营养繁殖，也叫无性繁殖。由于种子繁殖和营养繁殖各有特点，因而目前对这两种繁殖方式都加以采用。今将种植茶树的规格和技术分别介绍如下：

    种植茶树规格已由过去的丛式种植改为条列式种植，并普遍采用了单行条列式。一般灌木型茶树，行距4.5尺左右，丛距约1尺；乔木和半乔木型的茶树，要酌情放宽；坡度较大的茶园，丛、行距均可适当缩小。

    种植茶树技术

    1.茶子直播

    播种前，茶子要进行筛选、水选和催芽。要适时播种，浅播或穴播。茶子从采收以后到第二年三月都可播种。一般秋播在10月下旬至11月底进行；春播在2~3月间进行，最迟不超过3月底。生产上常采用秋播，在正常气候条件下，秋播优于春播。

    茶子适宜穴播，每穴播种4~5粒。播种深度宜浅，应控制在3厘米左右。具体做法是：秋播稍深，春播稍浅；沙土稍深，粘土稍浅。播后覆土，做法是，其厚度为种子直径的2倍半到3倍。覆土后在播种行上撒些砻糠、麦秆、稻草等物，既可作为茶行标记，又可减少杂草滋生，利于出苗。

    2.茶苗移栽

    移栽要掌握移栽时期、苗龄和移栽技术。移栽应在茶苗地上部的生长进入休眠时期进行。一般以晚秋和早春为移栽茶苗的适期。寒冷及高山地区，冬季有冻害或干旱的地方，则以在早春移植为宜。移栽还需考虑当地降雨情况，南方有些省以进入雨季为移植适期。移植苗龄，一般为一年生苗木，只要苗木有15~20厘米的高度并有良好的根系，就可移栽。茶苗起苗时，要少伤根，多带土，起出后就地移植，以带土随起随栽为好。栽时，如苗木主根过长可剪去部分，然后按规定的丛距，在每穴放入健壮苗2~3株，每株稍稍分开，使根系自然舒展，随即填土，至过半时，压紧根系周围土壤，尔后浇水，浇透整个松土层后，再继续填土至根颈处压实。茶苗春季定植后，为减少枝叶失水，要及时修剪。秋季移苗，则不必修剪，待翌年开春再剪为宜。

    无论直播或移栽，栽种前，在做好园地规划和园地垦辟的基础上，要选用良种，合理密植和重施基肥；栽种后，要做好茶园保水、灌溉抗旱、防冻、修剪和施肥等各项管理措施，为早期成园并获得高产创造坚实的基础。

    八、鲜叶品质的鉴别方法

    《茶经》对制茶的原料，即采摘的鲜叶或芽叶，提出了按色泽，嫩度、形态来鉴别优劣的办法：“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茶经》说，生长在向阳山坡树荫下的茶树，其芽叶以紫色的质量好，绿色的较差。茶树芽叶的色泽，因茶树的品种和栽培地区的土壤及覆荫等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按照现在的茶树品种，以芽叶的颜色来区分，有紫芽种、红芽种、绿芽种等，“紫者上”指的可能就是紫芽种，如顾渚紫笋，顾名思义，是紫芽种的芽叶制成的；“绿者次”指的是绿芽种。芽叶的颜色是叶细胞中叶绿素的含量所决定的，紫色芽叶则与花青素（又名花色素或花色苷）的含量较多有关，花青素属多酚类物质，滋味是苦涩的。现在紫芽一般认为都不适于制造红、绿茶。但陆羽时代制造的“不发酵”饼茶，经过蒸压，并不要求具有绿茶那样的色泽，而其苦味（《二之具》中的“畏流其膏”可以说明）却适应当时饼茶的需要，“紫者”比“绿者”苦，因而才有上次之别。“紫者上，绿者次”，说的就是茶树品种与成茶品质的关系。还有的认为，红紫色的芽叶，主要是光质引起的，紫外光较强、温度高、呼吸作用强，有利于花青素的形成。并认为可以用种植遮荫树、干早期浇水、根外施磷、钾肥及微量元素等方法控制茶树红紫芽叶的生成。这里所说的不是品种问题，而是因外界环境条件所引起的芽叶颜色的变化。所以，“紫者上”的论点，现在已不符合生产实际了。

    《茶经》所提出的“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说的是芽叶形态特征与品质的关系。芽叶的形态既反映茶树品种的特性，又反映芽叶的嫩度。“笋者”是笋状的芽，它的特征是芽叶长、芽头肥壮、重实。生长出这种笋状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叶种茶树；一种是长势旺盛的茶树。这种芽叶，持嫩性强，品质成分含量丰富，成品茶的质量当然居上。“芽者”是指细弱短瘦的芽叶，这种芽叶，制成成品茶，质量自然不佳。

    但“笋”和“芽”之间的界限，似乎不易区别。如宋赵佶《大观茶论》说：

    “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

    宋熊蕃在《北苑贡茶录》，中也说：

    “凡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鹰爪，以其劲直纤挺，故号芽茶；次曰拣芽，乃一芽带一叶者，号一枪一旗；次日中芽，乃一芽带两叶，号一枪两旗，其带三叶、四叶，皆渐老矣。”

    但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的，与上引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若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

    这里所论述的已不是笋或芽的界限问题，而是嫩度问题，《大观茶论》和《北苑贡茶录》认为越嫩越好，《梦溪笔谈》认为过嫩不好，而以“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可见在唐代以后，因制茶方法的改进，对笋和芽的含义已转移到嫩度上来了。

    此外，“芽者”的“芽”，由于古代芽牙相通，所以“芽者”也可以写作“牙者”。《茶经》的“百川学海本”、“常乐校本”和“说郛本”就都写作“牙”字，本书所用的《茶经》文本，在《二之具》、《三之造》、《五之煮》中，分别有“散所蒸芽笋并叶”，“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叶烂而牙笋存焉”等句，则“芽”、“牙”两字并用。因此，如果写作“牙者”，也可解作是指牙齿状的嫩芽，牙齿上下对生，即指对夹叶。“笋”和“牙”都是象形的，《茶经》中常用形象化的笔法，所以这种解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至于“叶卷上，叶舒次”，也是从叶的形态来论述其与品质的关系的。“卷”和“舒”是品种不同的反映。“叶卷”者，是指幼嫩新梢上背卷的嫩叶，这种芽叶，嫩度好，持嫩性强，是优质的鲜叶原料。嫩叶背卷，也是良种的标志之一，许多优良品种，如云南双江勐庠种、祁门杨树林种等都有这种特征。“叶舒”者，是指幼嫩新梢上的嫩叶，初展时即摊开，这种芽叶，持嫩性差，易硬化，叶质硬脆，一般质量较差。

    从光能利用来看，以叶片上斜状的（叶卷）品种即着叶角度小的较理想，是高产型；而水平状的（叶舒）较差，是低产型。

    以上所说的，都是从芽叶的形态特征来阐明芽叶与品质的关系，而这些形态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茶树品种性状和特性的不同所决定的。就这一点来说，可以启发人们，为了发展茶叶生产，必须选用优良品种。选用良种，在增加茶叶产量、提高茶叶品质、增强茶树抗逆性和调节茶季劳动力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作用，所以，它是建立高产优质茶园的物质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茶树品种资源的大宝库，在丰富多彩的茶树品种资源中，栽培品种现有500余个，已有性状记载的为300余个。1965年全国品种资源研究及利用学术讨论会上所推荐的优良品种已有21个。目前各产茶省区的研究机构，又提出了一批新品种，可供生产上试种推广。此外，还有更多的地方良种，虽未经比较鉴定，但各有特点，此类良种各地都有，而且有些是珍贵和稀有的品种，特别是制造红茶的主要品种大叶种和多年来在福建制造乌龙茶的不少著名品种，更须进一步开展茶树品种的调查、收集、保存、鉴定、整理和利用，使祖国丰富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逐步实现茶树良种化，并应建立一定数量的良种繁殖基地，实行专业育苗和群众自繁、自用相结合，留种园和扦插育苗相结合，以加速茶树良种繁育的步伐。

    此外，“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地说，生长在向阴的山坡谷地的茶树，由于气温较低，日照时间短，芽叶萌发迟缓，叶小质薄，制成的茶叶品质较差。但饮了这种茶叶，就会患腹中结块的病——瘕疾，则缺乏科学的根据。有的把“结瘕疾”解释为茶树滋生的斑痂等病害，如这样解释，与上句就不连贯了。

    从作为制茶原料的芽叶的品质要求来说，直到现在都认为细嫩芽叶是制高级茶的原料。研究证明，嫩芽含酚类衍生物、芳香类物质、嘌呤碱类等有效化学物质比粗老叶的含量多，名茶中的毛峰、毛尖、龙井、碧螺春、银针、白毛猴和各种高级工夫红茶，就是采摘细嫩芽叶制成的。鲜叶的嫩度已成为采摘标准的主要指标，但是鲜叶嫩度的要求，因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凡是要求茶汤浓强度高的，过度细嫩的芽叶就不适宜，红细茶和乌龙茶就是这样。所以鲜叶的嫩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明屠隆在《考般余事》中提到采茶“不必太细，细则芽初萌而味欠足”，是有一定道理的。

    九、茶的效用

    茶，最初是因具有药用价值进入人类生活的，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茶经》说茶“为饮最宜”，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可以防治一些疾病，但有一前提，即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并有一个限量，即“聊四五啜”，还要采摘适时，精工制造，不含杂草，其疗效则因茶的产地而异；二是可以“荡昏寐”（见《六之饮》），并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中的“饮料”，这在我国古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常常看到。茶传至国外以后，开始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茶道，更是把饮茶用作促进精神文明的典型。

    《茶经》对茶的防治疾病的效能所提出的前提，即饮茶的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也就是指过去所谓的“君子”，这就意味着，不是“精行俭德”的人，饮茶就不能获得应有的效益。这样的提法，从现在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陆羽之所以这样提，应和《茶经》的写作思想密切相关。陆羽虽出身贫苦，却以一个僧徒的身分长期在寺院中生活，长大以后，又不间断地学习儒家的著作，并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时时往来，因此，把他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反映到他的作品上来，这是很自然的。由此而联系到陆羽在《六之饮》中把人民群众之间根据流行的煮茶方法所煮成的茶，视为“沟渠间弃水”，这可以说，《茶经》作者是以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饮茶习惯来论述茶的饮用价值的。

    茶的健身和药用价值，古今中外，论述颇多，近来更有所发展。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陈藏器《本草抬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六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的《茶谱》中，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的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六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一共列出了12种效能。此外，在其它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见《神农本草经》、《本草拾遗》及宋赵希鹄《调燮类编》），“醒酒”或“解酒食毒”（见《广雅》及《本草纲目》），除“瘘疮”（见《本草纲目》），治“伤暑”（见宋陈承《别说》），“能涌无忘”即增强记忆力（见南朝梁任防《述异记》）等等效能。

    茶的这些防治疾病的效能，古人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我国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还论述了茶的药理，他说：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闽（通恺，欢乐的意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本草纲目》又引述了前人和李时珍本人的见解，在“主治”项下，综合茶的效能共有七条：

    “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引自《神衣食经》）

    “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引苏恭语）

    “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引陈藏器语）

    “清头目，治中风昏愦，多睡不醒。”（引王好山语）

    “治伤暑，合醋治泄痢，甚效。”（引陈承语）

    “炒煎饮，治热毒赤白痢；同芎劳、葱白煎饮，止头痛。”（引吴瑞语）

    “煎浓，吐风热痰涎。”（李时珍语）

    此外，在“发明”项下，还引用苏轼的话，说：“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胃不知，且苦能坚齿消蠹。”

    《本草纲目》论饮茶的利害，比前人有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在：（1）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原理说明了药理；（2）引用了前人的论点，利害并述；（3）加上了“煎浓”、“炒煎”和“温饮”、“热饮”等煎饮方法。《本草纲目》还提出“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啜不止”，也会导致疾病。当然，过量地，特别是晚间或睡眠以前饮茶，对睡眠是有妨害的。空腹饮浓茶，以及饮过浓的茶，更使人有不舒服的感觉。但这是饮茶时间、数量的掌握问题，也是由于人的年龄、体质不同，对此能否适应的问题，而不是茶的药物作用问题。

    茶不是一种万应灵药，主要是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饮料用以解渴，这是一般饮料的主要作用；现代的饮料又讲究营养价值，这是饮料作用的一个发展。茶已是世界性的饮料，它除具有特殊的解渴作用和一定的营养价值以外，还有许多药用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生理、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的相互探讨研究，多所创新，人们对茶的药理功能的认识，也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茶叶化学成分的组成，经过分离和鉴定的有机化合物已达450种以上，无机矿物营养元素已有15种以上。在这些成分中，绝大部分具有促进身体健康或防治疾病的效能。今将茶叶中的主要成分及其药理功能，择要简述如次：

    1.生物碱

    茶叶中所含的生物碱，主要有咖啡碱（也叫做茶素）、茶叶碱；可可碱、腺嘌呤等，其中咖啡碱含量较多，其它含量都微。咖啡碱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大脑、脑干和脊髓等部位起有明显的兴奋作用，因主要作用点的不同，分为大脑兴奋药物、脑干兴奋药物和脊髓兴奋药物三类。这三类药物并不绝然可分，但对它们的作用有主次和轻重之别。咖啡碱能兴奋衰竭的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是苏醒药物，还能兴奋精神，对抗抑郁，又是抗抑郁药物。

    咖啡碱对大脑皮质有选择的兴奋作用，能够消除瞌睡，振作精神，减少疲劳，提高对外界印象的感受能力，并强化思维活动。由于咖啡碱对大脑皮质的兴奋作用是加强兴奋过程，而不是减弱抑制过程，因此，浓茶可以解除酒醉，抵抗酒精、烟碱、吗啡等药物的嘛醉和毒害。

    咖啡碱也是心血管系统的重要药物。它对心脏开始是兴奋延髓中的迷走神经，使心率加速，收缩力加强，可使皮肤血管、冠状血管及肾血管舒张。茶叶碱增强心脏的作用约三倍于咖啡碱，由于它对循环有利的直接作用，可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同时，茶叶碱对支气管平滑肌有直接的舒张作用，可解除支气管痉挛，通常用作止喘药物，它对冠状动脉也有舒张的作用，因此也用于心绞痛的治疗。此外茶叶碱还具有显著的利尿作用，主要是抑制肾小管的再吸收，使尿中钠与氯离子的含量增多。

    2.茶单宁（酚类衍生物）

    茶叶中酚类衍生物种类很多，统称为单宁。茶叶中单宁的药理效能，对人体的生理具有多方面的益处。首先，茶单宁对烧伤有治疗的效果，同时，茶单宁对许多病原菌（痢疾杆菌、大肠杆菌、链球菌、肺炎菌）的发育、生长有抑制作用，对痢疾、慢性肝炎、霍乱，肾脏炎、伤寒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茶叶中单宁与蛋白质相结合，可以起到单宁蛋白的作用，能缓和肠胃紧张，镇静肠胃蠕动，防炎止泻。茶单宁对重金属盐及生物碱中毒是抗解剂。由于茶叶单宁能保持微血管的正常抵抗力，节制微血管的渗透性，能增加微血管的弹性和强固度，并能防止脆性，因而对治疗糖尿病、高血压有效能。

    茶叶单宁中的儿茶素，能防止血液中和肝脏中的胆固醇及中性脂肪的积累，因此，对动脉硬化和肝脏硬化有预防作用；茶叶中的儿茶素，还认为对抗放射性物质有一定的效果，能吸收放射性物质Sr，儿茶素还是治疗偏头痛的有效药物。

    3.芳香物质

    茶叶中芳香物质可刺激胃粘膜，增加支气管的分泌，可用作祛痰剂。芳香物质是镇静祛痰药物。

    茶叶芳香物质中的酚，有沉淀蛋白质的效能，可杀灭病原菌；对中枢神经有先兴奋后抑制的作用，有镇痛效果。其中的甲酚，可作为刺激祛痰药物，也可作为消毒防腐药物。

    茶叶的芳香物质，还有醇类。醇类如乙醇，能刺激胃液分泌增加，增强胃的吸收机能。乙醇，还有甲醇，都有杀菌作用。

    茶叶芳香物质中的醛类如甲醛，有强大的杀菌作用；其它如丁醛、戊醛、己醛，对呼吸道粘膜也有温和刺激，在慢性呼吸道疾病洽疗过程中，可作为刺激性祛痰药物。

    茶叶芳香物质中的酸类化合物，有抑制和杀灭霉菌与细菌的作用，对于粘膜、皮肤及伤口有刺激作用，并有溶解角质的作用。

    茶叶芳香物质中的酯类，如水杨酸甲酯有消炎镇痛的效能，对于治疗急性风湿性关节炎有效；它能使动物肾上腺皮质中维生素C和胆固醇的含量减少，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使血液中嗜酸性白血球数目减少；它还能抑制与炎症有关的透明质酸梅和纤维蛋白溶酶，对炎症有治疗作用；水杨酸甲酯还能抑制尿酸在肾小管的再吸收，从而促进尿酸的排泄，因此对治疗急性或慢性痛风有效；它对醣代谢起良好作用，能减轻糖尿病的症状，并有提高肝糖原的作用。

    4.维生素

    茶叶中的维生素的种类很多。茶叶中维生素A原（即胡萝卜素），主要是维持上皮组织正常机能状态，防止角化，防止干眼病症，同时，还可增强视网膜的感光性，防止夜盲症。

    茶叶中的维生素D原，即甾醇类化合物，是一种调节脂肪代谢的重要药物，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维生素E，又称为抗不育维生素，在优级茶中大量含有。

    茶叶中的维生素K，是抗出血维生素。

    茶叶中的维生素B1是抗脚气病维生素，也是抗神经炎维生素。维生素B1，在维持正常醣代谢及神经传导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治疗多发性神经炎、心脏活动失调、胃机能障碍。

    茶叶中的维生素B2是维持视网膜正常机能所必需的维生素，能治疗角膜炎、结膜炎、口角炎、脂溢性皮炎等。

    维生素P，在茶叶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茶叶是预防癞皮病的一种很好的饮料。

    茶叶中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也参与脂肪代谢，对治疗放射性呕吐和妊妇呕吐有效。

    茶叶中泛酸，也称抗皮肤炎维生素，缺乏泛酸，便引起皮肤炎、毛发脱色及肾上腺病变等。

    茶叶中的维生素H，也称抗皮脂溢出维生素，缺乏维生素H，可引起急性皮肤炎、毛发脱落等。

    肌醇，在茶叶中含量也很丰富，它对生物正常生长是很必要的。

    茶叶中的叶酸，是细胞生长及分裂所必需的物质，缺乏叶酸，就引起造血机能的障碍、胞核代谢及细胞分裂也出现异常现象。

    茶叶中的维生素B12，也是抗贫血维生素，缺乏维生素B12，就出现恶性贫血，并随伴着造血机能的障碍和神经系统的失调。

    维生素C，也叫抗坏血酸，它在茶叶中的含量是较高的，因此，茶叶作为饮料，对预防坏血病起重要作用。维生素C广泛用于增高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也用于提高机体对工业化学毒物的抵抗力及促进创口的愈合（上述主要成分的药理功能，见王泽农《茶叶生化原理》第八章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茶叶中的其他成分还有很多。如无机成分中含量最多的是磷、钾，其次是钙、镁、铁、锰、铝、硫，微量成分有锌、铜、氟、钼、硼、铅、铬、镍、镉等（见程启坤《茶化浅析》）。这些元素大部分都是人体必需的，因此，其所具有的药理功能，也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铁，能造血和制造红血球；锰为一切生物所必需，缺锰将影响骨骼的生长（如发育畸形）等；锌是构成多种蛋白质分子所必需的，而蛋白质则是构成大部分细胞的固体物质，铜能调节心搏，冠心病患者与缺铜有关；氟对牙齿防龋是有好处的，等等。

    根据以上茶叶中的主要成分及其药理功能，饮茶对防治疾病的效用，主要可归纳为下列十种：

    （1）饮茶可以止渴、解热、消暑；

    （2）饮茶可以助消化，促进食物吸收和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

    （3）饮茶能兴奋神经中枢，消除疲劳，少睡，增进思维能力；

    （4）饮茶能解毒，对抗药物的麻醉和毒害；

    （5）饮茶能利尿，增强肾脏的排泄功能；

    （6）饮茶可预防坏血病，治疗维生素C缺乏症；

    （7）饮茶可治疗糖尿病，调整糖代谢；

    （8）饮茶能治疗高血压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防止冠心病；

    （9）饮茶能抵抗放射性伤害和防治放射性病变；

    （10）饮茶能明目，治疗眼病；

    饮茶虽具有以上多种防治疾病的效用，但饮茶并不一定能够发挥上述成分对疾病的防治效果，这有三个原因：

    （1）各种茶类因原料品种、制造方法的不同；在制造过程中，鲜叶的主要成分，有的发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新的物质，有的损失得多，有的损失得少，使成品茶的化学组成改变了。如在红茶制造中，儿茶素被酶促氧化而生成多种邻醌类物质，再经聚合、氧化生成茶黄素类和茶红素类，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又如绿茶在制造过程中，因脱水作用、水解作用、互变异构作用和氧化还原作用等，使成分组比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同茶类因茶汤中的有效成分不同，对疾病的防治效果也有差异。

    （2）茶叶中的各种成分在水中的溶解度不同，如咖啡碱、茶叶碱、可可碱和多酚类及其复合物质，有80％左右可溶于热水，而其它成分的溶解度就小得多，因此茶汤中各种成分的含量与茶叶中的含量也不相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茶汤中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能否达到作为药理防治的有效剂量。

    （3）茶汤中的有效成分，有的彼此间有拮抗作用（即一种药物被另一种药物所阻抑的现象），有的有协同作用（即两种药物共同应用时所发生的互助作用等于或大于这两种药物单独应用时的作用的总和），所以，茶的药理功能虽决定于主要化学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各种成分的综合作用。茶汤犹如一剂多种药物配制而成的“方剂”，不能单纯地以“方剂”中某一种药物的剂量来确定其药理作用。

    不过，饮茶对维护身体健康的效能，绝大部分是已为数千年来的实践所证实了的。特别是近来的试验研究，正向茶叶中的微量元素发展，并正深入到各种化学成分的组比关系，以研究不同茶类特殊的防治疾病的效能，这是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可以期望，茶的饮用价值，将对人类的健康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也将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做出特殊的贡献。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一之源》的结尾部分，曾将选用茶叶的困难与选用人参相比。人参，一名神草，也名土精、地精，过去认为它“根如人形，有神”，又认为它是得“地之精灵”而生的。它作为“神化”了的珍贵药品，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其效用竟有几十种，其中明目、益智、消食、止渴、止烦燥、治头痛、消胸中痰、令人不忘等，几与茶的效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说它“久服，轻身延年”。《茶经》中把选用茶叶和选用人参的困难程度相比拟的这一段话，固然说的是产区与品质的关系，但结合《七之事》中引陶弘景《杂录》所说的喝茶能使人轻身换骨，则陆羽的言外之意，似乎茶的这一效用也可与人参相比。如果把这一段话和开头说的茶是“南方”的“嘉木”相联系，这在文章的结构上，既起到了前后呼应的作用，同时，《茶经》作者一方面说茶是“嘉木”，另方面又把茶和人参相比，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一再地提出了他对茶的推崇，说明茶在他的心目中是如何的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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