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商朝社会经济发展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的问语，反映了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盘庚迁都后，农业依然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商王分赐一部分土地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供臣下享用。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作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渠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刻写成田、囲等形。这些象形字是对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井田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由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抛荒休耕的管理。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服从国家的调遣与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相当低下。石器和骨角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都得以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耕作技术也得到了逐步的改进。但商朝前期的耕作技术还比较粗放，处于耜耕农业的第一阶段，即一块土地连续耕种几年后便抛荒休耕，等若干年后再重新耕种这块土地。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都已轮流耕种过，地力已表现出耗竭的迹象，就需要进行一定规模的迁徙。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也是盘庚之前多次迁都的重要原因。盘庚迁殷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至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定都到殷开始，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间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考古发现及甲骨文、金文的记述看，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黏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大量的酿酒成为可能，这就使得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乐于享受的盛事。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贵族集团都十分重视农业。甲骨文中经常记载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进行占卜、祈祷等活动。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是传呼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个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朝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在各地发现的商代墓葬和遗址中，往往有数量较多的马、牛和羊。商代的黄河流域，人们已经掌握了服牛驾马的技术，王室和贵族成员的墓葬中常见羊、猪、狗作为祭祀时的牺牲，墓葬旁还有规模较大的车马坑。据文献记载，贵族们常宰杀数十头甚至数百头牲畜来祭祀天地、祖宗和神灵。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中、晚期墓群中，40%以上的墓中有殉犬，最多的有三只；殷墟的一些大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坑内多埋一人二马；安阳西北冈的祭祀坑，埋葬动物最多的是马，也有许多狗、猪、牛、羊和其他动物。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只是在一些偏僻地区及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存在。
商代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手工业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很快发展。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部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在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商代成为中国奴隶制经济的鼎盛时期。
繁荣的制陶业。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大量生产一般的灰陶器外，还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在商代遗址中多次发现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这些质量上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瓿、斝、尊、觯、带盖罐和罍等，普遍装饰着乳丁纹、蕉叶纹、云雷纹，十分精美。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制陶作坊主要制作商品陶器。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商代的作坊，有十四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不仅是为了满足奴隶主本身的需要，而且有数量相当的陶器是用于出售的商品。在吴城（今江西樟树市）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里，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东方文化的瑰宝——商代青铜器。商代手工业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商朝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水平。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和实用的生产工具及武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十余万平方米的。作坊遗址内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铜锭、铜渣等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他遗存。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发现的商代铜器窖藏，出土了四百多件青铜礼器和兵器等，其中四件青铜尊的肩部有三个牛头突饰，最大的高44.5厘米。一件兽面具为牛头形，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是当地铸造的极富特色的作品。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这些遗址的发现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手工业中已经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米，重875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当时极高的铸造技术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
司母戊方鼎和四羊方尊是商青铜精品。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重832.84千克，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出土的四羊方尊造型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这个用于祭祀的礼器，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被列入了文物精品的宝库。
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虽然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但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此外，还以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小型工具和斧、锛、凿、刀、锯、锥、钻等手工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
纺织业也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等字样。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了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一些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上粘有纺织品的痕迹，其中有纨、纱、绫罗等。另外，在居住遗址中还发现一些已经断裂的麻布残片，经鉴定可以确认为大麻纤维。这些麻布是平纹组织，与以后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骨器制作，与石器制造一样，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手工业劳动。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已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郑州商代遗址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引人注目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占了总数的一半。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还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证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商朝的玉器制造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玉器制造充分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良渚文化的工艺技术，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中原一带发现的商代玉器，往往带有东部一些部族传统的特点。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年来出土了许多玉器，有圭、戈、刀、铲、板、柄形器等，造型与纹饰的设计合理美观，雕琢的线条清晰流畅，工艺相当精巧，同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玉器相比，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商中期以后，玉器大量增加，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等都出土过精美的玉器。到商代晚期的殷墟，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形制最多，工艺最精美。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达七百多件，这些玉器形制规矩匀称，花纹线条流畅，制作难度很大。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细腻的刻画，不仅具有一定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及其社会生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并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周灭商后，据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而得来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就是由一些专业的商贾来贩运的，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二）为商朝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前提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保存着当时的历法《殷历》，它在夏历的基础上，已趋于完备。商人已会观察天象来定历法。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关于日蚀、月蚀和星辰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历法。从甲骨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月有大小，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为十二月，因十二个大小月加起来只有354或355天，所以采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季变化能保持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闰月，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置闰那一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闰月就放在应置闰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闰五月，那年当中就有两个五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中置闰”法。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所测得的一年为基础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一个记日周期、即朔望月为基础的纯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为成岁”的阴阳合历。
处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也有可能在商代只有春种、秋收两段时间的划分，所以就用春秋二字来代表一年的时间。商代的记日方法是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字相配合来表示，即从甲配子（甲子）到癸配亥（癸亥），配完刚好是六十个。甲骨文中有一些干支表，不是卜辞，而是备用的“历书”，可能是当时的史官在占卜时刻查日期用的。用干支来记日的方法在商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在我国一直使用到近代。
商朝科学文化也取得很大成就。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艺术方面，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得以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周易·屯六二》就是商代民歌的代表。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1072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三）殷墟与甲骨文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位于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地处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273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以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一百一十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十二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两千五百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现在我们可以从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来推想当时的繁荣景象。商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青铜器的制作范围也扩大了。殷都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人在作坊里劳动。他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戈、矛、刀等武器，鼎、爵、瓢、壶、盘、盂等饮食器皿，斧、凿、钻、铲等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十分优美，花纹图案十分精巧，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殷墟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具有独特贡献和地位，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在殷墟遗址中，还有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期在殷代都城遗址即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从中看出应用文的雏形。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都发现于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甚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所以从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约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目前发现有大约十五万片甲骨，四千五百多个单字。
（三）奠定了华夏历史的基础
盘庚迁都后，商朝进入了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和巩固阶段。在疆土方面，商朝疆域远远超过了夏代。疆域面积达320万平方公里，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商朝凭借自己正统的地位和强大的武装，采取分封、册命和武力征服的手段，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活动疆域，密切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经济上，生产工具从骨器、蚌器、石器发展到铸造完美的青铜器；农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从仅有少量的剩余到“千斯仓”“千斯箱”的储备；商品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以都邑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及比较统一的货币，使社会生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政治上，确立了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在父系大家族的基础上，以宗法制度为主体，按照亲疏远近，从王国到诸侯国，按地区建立起层层的政权机构，并划分明确的等级，由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世代相袭地把持各级政权，这种宗法和等级制度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
在思想领域，形成宗教神学思想体系，将天说成是自然与社会的主宰，以证明王权神授，论证自己的统治是合理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利用宗教观念来配合暴力统治；同时，根据宗教祭祀仪式演化出“礼”，作为制度、思想、行为的规范，逐步发展成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在行政管理上，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贵族政体；建立了一套以中央为内服官（在王国直接统治区内为王室服务的官）、以地方为外服官（在王国直接统治区外分封的诸侯和为诸侯服务的官）的内外服官体系；建立起适合奴隶制国家特点的，有关培养、选拔、任免、爵命等级和退休养老等方面的官员管理制度。
商朝中晚期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文化的形成对于我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代的发展变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商连同夏和周两朝是汉族先民奠定和形成时期，兼容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周边民族文化，不断壮大华夏和华夏民族文化，这一举世无双的汉民族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经久不衰、人口不断壮大、文化长期昌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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