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除了强加在民主党派身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桎梏。在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指引下，九三学社走出闭门改造的窘境，面向社会，开拓进取，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特别是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发表以来，九三学社秉承民主、科学、爱国的宗旨，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加强自身建设，履行参政党职责，在国家事务管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协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参政党地位的确立
1976年的金秋，十年浩劫的阴霾终于散尽，光明重回中华大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项工作开始拨乱反正。
一年以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协商，决定恢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组织活动。
于是，各民主党派中央临时领导班子很快搭建起来，集中在位于北京东安门北街93号的全国工商联联合办公。
九三学社由许德珩、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孙承佩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开始摸查各地组织和成员情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979年，邓小平又特别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打破了极“左”路线的桎梏，解除了套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头上的“资产阶级”的紧箍咒。没有经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很难准确估量邓小平这番讲话的政治魄力，也难真正认识其重大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红旗》杂志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曾有这样的概述：
从1957年到1976年，前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分子，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广大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污蔑为“反对学术权威”……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看到中国知识分子20余年所遭受的磨难，才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当时广大知识分子获得新生般的喜悦，也才能够理解，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九三学社社员、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竟然热泪纵横，泣不成声，而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则会无比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是，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1979年10月，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度尽劫波的老朋友再次相见，百感交集，恍如隔世。周培源在报告中感慨地说：今天在这里开会的代表们，大多数是大难不死的人……
大家记得，1957年6月，九三学社共有社员6225人。经过反右和十年“文革”，到1978年底统计，全社还剩4148名社员，减员2000余人。这个数字，怎不令人触目惊心？
获得新生的九三学社，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当选为主席，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税西恒、金善宝、卢于道、王竹溪、柯召、孙承佩当选为副主席；秘书长由孙承佩兼任。另外，原来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许德珩，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时，重新修改的《九三学社章程总纲》明确表述：九三学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来之不易的科学定位，让九三学社苦苦等待了二十余年。
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落实政策的任务相当艰巨。九三学社中央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孙承佩、李毅带领两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了解社员在“文革”中受冲击的情况，推动落实政策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除储安平外，九三学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400余人，全部获得改正，恢复了名誉。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下放甚至被迫害致死的社员，社中央和地方组织，协同各级统战部门，推动有关单位，彻底为他们平反。在被查抄物资的退赔、被占房屋的清退、职务职称工资待遇的恢复、配偶子女的生活安置，以及为蒙冤死去的社员召开追悼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这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影响。
通过落实政策，九三学社的各项工作也相应开展起来。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开拓了新的工作领域，呈现出一派活跃喜人的局面。
从恢复活动至1982年底，九三学社发展新社员6546人，总数达到11014人；新建地方组织44个，全社地方组织达到78个，基层组织579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工作委员会或筹委会，为随后进行的“分社”改建省、市分级的委员会制，做好了准备。
此时，九三学社社员无不感到如沐春风，如鱼得水。政治上深受信任，心情上极为舒畅，工作上干劲倍增，为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的热情空前高涨。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文革”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同台被批斗，“黑帮人物”与“白专干将”合蹲牛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患难与共，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存在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考验，十六字方针正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亲密政党关系准确而深刻的写照。
在此期间，九三学社有1088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54人为全国人大代表，107人为全国政协委员，292人担任了各级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职务，一些社员还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
1983年6月，周培源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严济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九三学社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积极开展有关四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83年12月，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94岁高龄的许德珩再次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金善宝、卢于道、柯召、孙承佩、徐采栋、郝诒纯（女）、安振东当选为副主席，赵伟之任秘书长。成立了以孙承佩为主任的中央执行局，主持社中央的日常工作。
五年后，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许德珩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周培源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严济慈、茅以升、金善宝改任名誉主席。
1988年10月，社刊《红专》更名为《民主与科学》。周培源撰写了题为《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刊词。许德珩为《民主与科学》创刊号挥毫寄语：“五四精神永存，民主科学万岁”。
这个时期，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逐渐增强，要求扩大民主权利、改善民主党派政治地位、更加切实有效地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呼声日高。
在邓小平的建议下，经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协商，1989年12月，制定出了多党合作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其中两项内容，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二是首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把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规定了民主党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参政基本点，提出了履行民主监督职责的总原则，丰富了多党合作的内容，为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93年，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了国家宪法。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从形式到内容，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
参加中国共产党，是许德珩的夙愿。1979年3月3日，许德珩对前来看望他的社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孙承佩说：“三中全会以后，我对党更加热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身后能追认我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用毛笔郑重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孙承佩转呈中共中央统战部。
3月24日，由邓颖超、乌兰夫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许德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日，许德珩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致信邓颖超：
敬爱的邓大姐：
……我承您和乌兰夫副委员长的介绍，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以遂我毕生的意愿，没有适当的言语来表达我的感谢心情，您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犹如一九六九年当文化大革命时我患肠癌，危急万分的时候，您和总理的照顾给了我躯体的第二生命一样，我只有以最大的努力，忠诚地为党工作，为党效尽我一切的力量来报答您……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逝世，享年100岁。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人士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德珩生平》，纪念这位毕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爱国者、杰出的九三学社领导人。
2 科学家的本色
1992年，年届九十的周培源主席，从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12月底，九三学社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周培源、严济慈、金善宝任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王淦昌为参议委员会主任。
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一个书香之家。1924年经清华学校选派，周培源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学习。1928年，周培源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6年，周培源利用假期来到美国，参加了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返国。抗日战争爆发，周培源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学校南迁，先后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着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1943年，周培源再次赴美，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进入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1947年2月周培源携全家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培源历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校长。周培源从事高等教育6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和理念，培养了几代知名的科学家。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等，都是他早期的学生。周培源被誉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周培源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还有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初步研究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时，周培源曾两次到武汉参加三峡工程会议，并前往预选的三斗坪坝址考察。20世纪80年代，在阅读了全国政协关于三峡工程的调查报告和有关材料后，周培源认为三峡工程不仅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还涉及经济、生态、社会、淹没区的矿藏，甚至军事、人防等许多问题，而且建设周期长，包括长期投资的利息在内，耗资将以千亿计。国家要在近期建设这项工程，必将延缓其他急需上马的建设项目，更何况尚有不少重大问题有待研究，因此，建议要在综合国力明显允许的条件下，经过严肃认真的科学论证，方可考虑三峡工程的施工。有鉴于三峡工程影响巨大，须从全局更高层面进行考量，于是，在周培源的主导下，九三学社中央多次组织专题调研，反复论证，于1986年春提出《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参考。社中央有关领导，多次列席国务院全体会议，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1988年9月，86岁的周培源不顾年迈，接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奔赴湖北和四川有关地区视察。回京后，周培源又以个人名义写了报告，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此，周培源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周培源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殷殷提醒：“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遗臭万年。”在三峡工程一片立即上马的声浪中，周培源如中流砥柱，体现了一位科学家的本色。
三峡工程，倾注了周培源与张光斗等九三学社专家们的心血。三峡工程的建设成功，自然离不开他们宝贵的科学论证与诤言。一些九三学社的新社员，谈到入社动机时，都会提到：是九三学社，尤其是周培源主席，尊重科学与实际，坚持真理，不唯上，不违心，对国家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感动了他们，让他们看到了九三学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九三学社产生了由衷的钦敬与向往……周培源为人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文革”期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跑到北京大学，向周培源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培源不畏权势，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顶住了“四人帮”蔑视科学的这股歪风。
林彪事件后，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访问团时，对在座的周培源讲，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于是，周培源上书周恩来，分析了造成中国基础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环境下，高校教育工作者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尴尬状态。之后，周培源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那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年代，周培源的意见犹如夜空云罅露出的星光，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忠诚爱国、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
生活上，周培源十分简朴。1987年，周培源将600多平方米家传祖宅，捐献给家乡宜兴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把收藏多年的145幅珍贵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为了表彰周培源夫妇的义举，无锡市政府特别颁发了一笔奖金。周培源夫妇立即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捐赠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中，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此后，周培源夫妇又两次捐赠奖金，希望“人人享受科学技术的恩惠”。
3 薪火相传 政治交接
九三学社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爱国运动。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早已成为九三学社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血脉基因和核心价值理念。20世纪90年代，九三学社步入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以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为目标，把加强自身建设，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交接，提到了重要日程。
早在1992年，九三学社中央就在《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各级组织要刻不容缓地把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明确提出物色人选的要求和方法。1995年底，省级组织在上下结合，认真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备队伍名单。
九届四次和五次全会上，增补了王选和黄其兴两位副主席，还有多位中央委员和常委。
1997年11月，九三学社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社十届一中全会上，吴阶平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安振东、王文元、赵伟之、洪绂曾、金开诚、王选、黄其兴、刘应明、闵乃本、谢丽娟当选为副主席。任命刘荣汉为秘书长。推举王淦昌为名誉主席。
大会决议对实现跨世纪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做出了明确要求。这次换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调整比例达到43%。在保证政治素质的前提下，向年轻化迈出了一大步。
吴阶平（1917～2011），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吴阶平长期从事泌尿外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之一。曾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被苏加诺总统授予“伟大公民”二级勋章。先后荣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章，首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荣誉勋章，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院荣誉院士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医学奖）。
在思想建设方面，九三学社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为了使广大社员深入了解社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社中央编撰了《九三学社简史》，于1998年5月出版发行。社中央下发通知，在全社开展“学社史，继传统，迎接新世纪”的读书活动。读书活动包括阅读、培训、专题讲座、社庆纪念、宣传学习社内先贤、征文等多种形式，使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在全社唱响，让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深入社员心扉。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9年6月制定了《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思想建设的若干意见》。社中央建立和完善学习制度，加强社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的学习培训，努力打造高素质的骨干队伍。
社中央每年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和信息工作会议，分析问题，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在全社开展向王选和黄昆学习，向闵乃本等同志学习的活动。利用社会传媒和社刊，报道九三学社的重要活动，介绍社员的先进事迹，出版《九三学社院士风采》专辑……通过宣传和学习活动，褒扬模范社员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激励广大社员在做好本职工作和发挥参政党作用方面，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为了提高九三学社各级领导和骨干的理论素养，夯实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社中央组织社内理论专家，开展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结合社员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一些疑问和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撰写出《关于参政党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一书，供各级领导和社员骨干学习参考。
2002年12月，在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57岁的韩启德院士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王选、陈抗甫、洪绂曾、金开诚、刘应明、闵乃本、谢丽娟、冯培恩当选为副主席。推举吴阶平为名誉主席。
社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增补贺铿为社中央副主席。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王志珍、邵鸿为社中央副主席。
韩启德，1945年7月生，浙江慈溪人。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长期从事分子药理学与心血管基础研究，1993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时代的信息化，带来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九三学社清楚地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摒弃僵硬而空泛的形式主义，贴近现实，贴近社员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004年，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成立，一些省市组织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社联动，开展社员思想状况调研，分析和把握社员的思想脉搏，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期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为了配合换届，社中央启动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下发《关于开展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社中央和地方组织建立健全了领导班子学习制度、工作机制和内部约束机制。建立后备干部队伍名单和全社人才数据库。从中央到地方，有计划地安排社员骨干到各级社会主义学院进行学习培训，到国家部委和中西部地区挂职锻炼，加强对后备干部的培养、锻炼和推荐使用。指导省级组织顺利完成换届工作，一批优秀中青年社员走上领导岗位。
社中央和社省市级机关按照《公务员法》的要求，完成了机关公务员的登记备案工作。制定了《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机关建设的意见》，机关管理进一步规范。
2007年12月，九三学社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韩启德继续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陈抗甫、冯培恩、贺铿、王志珍、邵鸿、谢小军、张桃林、赖明、马大龙当选为副主席。社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丛斌为社中央副主席。
为了把九三学社切实打造成高素质的参政党，新一届社中央领导，不负重托，肩负使命，扎扎实实地推进“人才强社”战略。加强以自我约束为重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制定实施《九三学社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地方组织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谈心会制度的意见》，下发《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
2009年，九三学社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心、社史研究中心相继成立，一些地方组织也成立了专兼研究机构，构建起交流协作、信息畅通的研究网络。九三学社中央集中力量，规划和实施社史工程：拍摄社史专题片，出版“九三人物系列丛书”，编辑《社史研究通讯》，抢救整理社史音像和文字资料，创办社史陈列馆……将社史研究与继承发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以有声有色的生动形式，力求社史教育深入人心，取得实效。
2012年12月，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韩启德再次当选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邵鸿、谢小军、张桃林、赖明、马大龙、丛斌、赵雯、卢柯、武维华、印红当选为副主席。印红兼任秘书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社中央监督委员会，邵鸿当选为主任委员，丛斌、刘政奎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另外，韩启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改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对于继承发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加强以爱国、民主、科学为核心价值的九三学社文化建设，被提到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层面，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同。大会报告提出：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我社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我社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我们必须在准确把握我社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爱国、民主、科学精神新的内涵，顺应全体社员精神文化的新期待，着力加强九三学社文化建设，以此全面带动自身建设……
4 人格魅力与自主创新精神
2002年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黄昆颁发证书。
王选与黄昆都是九三学社社员。此时，王选还担任着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两位社员包揽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消息，在九三学社迅速形成了一股欢悦的旋风。社员们传递着这个喜讯，分享着这份荣耀。
王选（1937 ～2006），祖籍江苏无锡，1937年生于上海。中学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当时尚处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
1961年，王选参与了北大自行研制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系统调试任务。紧张的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重病。养病期间，王选撑着虚弱的身体，坚持从事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于1967年获得成功。
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产生了兴趣。当时，他只是一名38岁的北大助教。他抛开国家计划研制的二代机、三代机，大胆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自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因此，王选两度获得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于1987年获得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昇奖。
1988年后，王选以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大力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不无感慨地说：“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一直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过程是九死一生的，哪怕松一口气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很难想象，在这18年的科研道路上，病痛缠身的王选和妻子陈堃 过着怎样的生活：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甚至不分白天和黑夜……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艰苦顽强的拼搏精神，才有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才有了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的相继推出和广泛应用，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杰出典范。
然而，王选对于这些成绩并不满足。他认为，仅以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算作走向了国际。只有开发出非中文领域的出版系统，打入发达国家，才算真正做到了国际化。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一个新型的日文出版系统于1997年面世，并迅速在日本报刊、印刷和广告制作业得到推广应用。同时，以栅格图像处理器RIP为核心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王选不仅在科研和市场开拓方面搴旗夺寨，战绩辉煌，对于教书育人，亦谆谆恂恂，堪称楷模。他胸怀宽广，虚位让贤，甘为人梯。即使身患绝症，仍然不忘奖掖后学，呼吁尊重人才。
王选的突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广泛的称赞。王选还先后荣获：1985年首届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奖，1986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89年中国专利金奖，1990年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还有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楷模”等荣誉称号。
王选获奖无数，誉满天下。但是他一如故我，淡泊自适，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身为两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他仍然居住在北大分配的70平米单元房里。地上铺着地板革，除了书柜，家中几乎没有什么陈设。几番动员，王选不肯搬入院士楼。他说：“我已退居二线，住这个房子就行了。若有可能，应尽量改善在一线工作的年轻人的居住条件，现在都靠他们出成果。”
王选夏天一身白衫黑裤，冬天外罩一件夹克。仅有的一两身西装，只在正式场合才肯“面世”。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打印纸都是两面使用……2002年，王选将所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及北大颁发的奖励金，共计900万元，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和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中长期科技创新研究。他在海内外获得的其他奖金，也全部捐赠给了北大的有关院系。王选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是物质享受，而是创造。
人们或许不知，这样一位严谨勤奋的科学家，却还有着另一番生活情趣。也许是小时候父亲常带他去戏院听戏的缘故，使王选爱上了京剧。王选的姐姐、姐夫都是九三学社社员。偶尔聚会，姐夫操琴，王选纵情高歌，唱的竟是铜锤花脸。王选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忙里偷闲，热心地分管起全国政协“京昆室”的活动。锣鼓铿锵，弦歌悠扬，瞬间陶醉其中——足见王选的戏瘾之大。
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领导人，王选不肯尸位素餐，无论业务如何繁忙，他都不忘自己担负的政治责任。2003年10月，王选不顾病痛，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调研留学回国人员在北京的创业情况。不久，发现癌细胞转移，王选仍然边治疗边工作。医院的治疗一结束，他便匆匆赶往九三学社或者全国政协的会场——据不完全统计，有30多次会议或者活动，是王选在化疗、放疗期间出席的。
2005年，王选病情恶化。但是他抚痛疾书，将多年科研和市场打拼的心得，写成《自主技术产品出口的若干思考》《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等文章。8月16日，病情稍有好转，王选又出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五规划民主协商会上，呼吁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10月14日，王选吃力地写下长达7000字的《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文，这是王选念念不能释怀，向决策机构提出的最后建议。
靠鼻饲维持生命的王选，不忍心再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和医生们的精力，他坚决请求：不要再为自己输血，把血源留给最需要的病人……
王选去世后，其夫人陈堃 教授根据王选遗愿，拿出100万元，发起设立九三学社“王选关怀基金”，为经济困难的社内离退休重病患者提供一定的医疗补助。之后，在九三学社中央、地方组织和广大社员的支持下，北京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于2007年4月正式成立。截至2012年底，基金会共捐助131人，捐款金额306万元，基金余额400万元。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编号为4913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王选星”。
平生德义人间颂，身后何劳更立碑。王选高尚的人格魅力，自主创新的拼搏精神，永远感动和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九三人。
5 交相辉映的科技群星
与王选同时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
黄昆（1919～2005），祖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北京。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
1941年，黄昆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4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考取公费生留英，1947年获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黄昆撰写了《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等3篇论文。黄昆的漫散射系统理论，21年后得到证实，被国际科技界命名为“黄散射”，成为研究固体中杂质状态的重要依据。1947年5月，黄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与当代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Born）合作，共同撰写了《晶格动力学理论》专著，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著作，哺育了世界上几代科学家的成长。1950年黄昆与合作者首次提出了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了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被称为“黄方程”。
1951年，黄昆回到祖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在普通物理课程体系、半导体物理教育体系以及固体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还出版了《固体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基础》和《晶体管-晶体管数字集成电路》等著作。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半导体列为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黄昆参与制订了我国发展半导体科学技术的规划，并组织实施。60年代初期，黄昆率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固体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固体能谱研究，建立了研究室和实验室。
1977年，黄昆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在“晶体中电子非辐射跃迁理论”“半导体量子阱和超晶格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在黄昆主持下，成立了我国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创并发展了我国在这一崭新领域的研究工作。
黄昆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鹤发童颜的学者缓步走上主席台，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将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授予这位91岁的老人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获奖老人就是著名金属学及材料学家师昌绪。
师昌绪，1920年出生于河北徐水。1980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常委。
1945年，师昌绪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48年8月留学美国，获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硕士学位，芝加哥圣母大学冶金博士学位。因为时逢朝鲜战争，中国留学生回国受到限制。师昌绪只得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一个助理研究员职位。
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美国无理扣留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作为这次会议的成果，师昌绪得以进入“放回76人”名单，于1955年6月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任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师昌绪来到沈阳，潜心钻研，一干就是30年。针对中国当时缺镍无铬的情况，主持研究开发出中国第一代铁基高温合金、铬锰氮不锈钢、耐热钢及铁锰铝奥氏体钢，并推广到工业生产。他领导开发了我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调到北京，师昌绪先后担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主席，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会长等职。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及其他奖励十余项，发表论文300多篇，培养硕士生及博士生近百名。
2011年12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第77506号公报，将第2846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师昌绪星”……
2012年2月14日，对于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而言，可谓生命中华彩四射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给他颁发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以表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谢家麟，1920年出生于哈尔滨。1980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1943年，谢家麟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53年在芝加哥任直线电子加速器建造负责人，领导研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直线电子加速器。
早在1951年，谢家麟取得博士学位后，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归国的客轮。然而中途停靠檀香山时，被美方以“交战国掌握与军事资料有关的技术人员不得离开美国”为由，将他扣留。1955年，谢家麟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
谢家麟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室主任、加速器部副主任、副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课题负责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总顾问，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64年，他领导研制成功了我国脉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的重大贡献奖。
谢家麟兼任清华大学教授，开设加速器课程，并在中国科学院电子所讲授速调管课。合作出版了《速调管群聚理论》。谢家麟认为，推动加速器事业在我国的发展，人才培养是根本的问题。
“文革”末期，我国开始了以建造5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为中心任务的“八七”工程，谢家麟被任命为加速器总设计师。1988年，对撞机建成，它的亮度是美国同类机器的4倍。从此，我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占据一席之地。该项科研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谢家麟承担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于1993年建成，出光达到饱和，成为继美欧之后亚洲的第一台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获1994年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4年1月10日，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年过九旬的著名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出生于江苏吴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程开甲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加入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程开甲隐姓埋名，学术界再难见到他的踪影。
1962年，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穿上了军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从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艰苦奋斗了20多年。
程开甲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委，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还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
程开甲是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
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陈芳允（1916 ～2000），浙江台州人，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陈芳允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1976年调入国防科委，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芳允就开始了通信卫星测控系统的研究论证，提出采用微波频段，多功能统一在一套设备上，同时实现跟踪测轨、遥测、遥控、数传。这个系统在我国发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我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设计和制定工作的主要参加者，陈芳允为我国十几颗遥感卫星的成功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陈芳允提出并主持了“双星定位系统”的研制工作，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
陈芳允兼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0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历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国家奖励制度建立以来，九三学社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社员达3万多人次。除了以上介绍的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陈芳允，还有为胰岛素人工合成做出重要贡献，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的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开创“畴工程学”学科，确立我国光电功能材料研究优势地位，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闵乃本，以及年轻一代，如入选“国家特支计划”第一批杰出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名单的纳米材料专家卢轲，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潘建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在九三学社不胜枚举。他们如同璀璨的群星，交相辉映，为九三学社平添了美丽的光彩和荣耀。
6 发挥优势 服务社会
打破“文革”前闭门改造的禁锢，面向社会，发挥自身优势，拾遗补阙，开展科技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扶贫，是恢复活动后九三学社逐渐探索并走出的新路子。随着这项工作的蓬勃开展，九三学社各级组织与广大社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而开创了民主党派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方式、新局面。
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8年五年间，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建立科技服务机构115个，完成科技咨询支边扶贫项目6063个，举办各种函授、培训班1691个，学员107018人。创办和联合举办大、中专院校累计268所，学员67471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下乡入厂到社区的医疗咨询、义诊等公益活动……科教合作，兴学育才，支边扶贫，医疗咨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扩大了九三学社的社会影响。
随着面向社会为四化服务的深入开展，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下，九三学社开始了对贵州毕节地区和惠水县的长期定点支援。1988年底，由社中央牵头，在北京召开了大西南经济振兴对策研讨会，联合西南四省五方的社会科学界，通过调查研究，为开发大西南和长江上游，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1989年，九三学社组织50余位专家进行论证，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1991年由国务院三线办牵头实施。1992年4月，九三学社又召开了第二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提出了《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振兴经济建设报告》及8个附件。经国家科委、计委等6个部（委、办）及6个省12个地（州）的领导和社内专家共同论证后，由周培源主席函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一新的科技服务形式，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方面也创造了一些好形式，总结出一些好经验。如社四川省委发挥科技优势，为支持广元市发展经济开展的智力支边扶贫活动，效果显著，受到社会好评，被称为“九广”合作。1991年“九广”合作列入社中央主抓的重要工作内容，数百次组织专家对口支援，签订了工、农、医、科、教等合作协议150多项，为广元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并配合有关单位争取落实项目资金。由此，广元被国家九部委列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全国农科教结合示范区”，被农业部列为“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九三学社一批领导和专家被聘为“九广”合作高级顾问。
根据自身实力与优势，确定“九广”“九临”“九通”（即九三学社与四川广元、山西临汾、内蒙古通辽的合作）三个科技合作区，将国务院分配的扶贫联系县——旺苍县作为重点，明确了各个对口支援的地区和责任，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三九合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1年，九三学社承接了黔西南州星火计划的蔗糖、蚕桑、农业、林业、果树等5个项目，此外，九三学社还受国家科委、计委、民委、支边办、卫生部、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委托，在实施星火计划、医疗服务、资源开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6年9月，在星火计划实施十周年表彰大会上，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因贡献突出，继1991年之后，再次荣获星火计划特别荣誉奖。
在“三九合作”中，对旺苍县的定点扶贫特别是对双峰村及木门小学进行的“一村一校”扶贫工作，体现了九三学社“不脱贫不脱钩，脱了贫也不脱钩”的可靠务实的负责态度。
为了解决世代困扰双峰村的饮水问题，1997年，九三学社中央先后拨款9万元，帮助双峰村购买水管，安装饮水设备，修筑蓄水池。当清澈的自来水流进双峰村的家家户户时，村民不禁欢呼“喝到了九三水”。九三学社中央还捐资引资，为该村修路，支持发展庭院经济，帮助双峰村和农林村修建瑞典粪尿分集式生态卫生厕所100多座，改善了卫生条件。
争取到台湾人士捐资办学项目，在旺苍县木门镇建立双凤小学。浙江、江苏、广西、四川等省级组织也先后捐款捐物，支持该校的教学事业。社中央还将该小学及其分校确定为定点联系学校，长期给予扶持。
在“三九合作”中，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为广元市引入的娃哈哈矿泉水生产线，2001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在社四川省委的帮助下，濒临倒闭的广元市广福制药厂，一跃发展成为年产值上千万元的现代化制药厂。社山西省委帮助临汾市安泽县建立了具有科技含量和相当规模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使1000户农户脱贫。社北京市委为通辽市所做的城市规划实施后，效果明显，投资援建的通辽市九三门诊部也在当地闻名遐迩。
2000年，结合农村生态能源建设，九三学社中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及贵阳市附近乡村，推广移植瑞典国家开发署的生态卫生厕所项目。在广西，经过数年努力，生态卫生旱厕技术得到全面铺开，20多个县市建成生态卫生旱厕约5万座。农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此后，九三学社中央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的安振东、洪绂曾、黄其兴、贺铿、丛斌等副主席，多次率队深入老少边穷地区，进行考察和调研，密切协作。
尤其是九三学社八大以来，“三九合作”拓展为“九地合作”，实现了从较为单一的支边扶贫，到全方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提升与跨越。21个省级组织与50多个地方政府，建立了“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试点单位”，共建研究所，形成“九校地合作”“九企合作”等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开展了500余次咨询活动，协助引进项目1786个，协调落实资金12亿元，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合作研究和开发推广项目上百项，推广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并进行新品种示范100多万亩。多党合作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项目，在北京、河南、重庆等省市选择了10个试点，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培训、生态建村、文化强村等方面进行合作，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培育了优势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当地环境。
2003年春，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作为医学专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4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非典”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五条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建议。第二天，韩启德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呼吁防治“非典”工作要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韩启德多次与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直接沟通，就北京“非典”疫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抗击“非典”的严峻斗争中，九三学社共提出“非典”防治建议400余条，各级组织和社员捐款捐物240余万元。共有1716名医务界社员坚守岗位，勇敢地战斗在防治第一线。他们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驱疫除害，保护生命。许多感人的事迹为民众所称颂，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受到各级政府和单位的表彰。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强烈地震。按照统一部署，九三学社倾全社之力参与抗震救灾。各省市地方组织派出医疗队，运送救灾药品物资。广大社员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约计人民币6000多万元。九三学社中央投入资金382万元，先后完成帮扶青川县沙州镇江边村第二合作社、绵阳游仙区新桥镇民主村灾后恢复重建，帮扶都江堰天马敬老院生活配套设施用房建设和德阳什邡市南泉镇农村新能源建设等项目。
地震后，青川县沙州镇江边村已是一片废墟。九三学社筹集资金，邀请专家精心规划设计，以轻钢结构与“青瓦白墙人字梁”相结合，使获得重生的山村，呈现出一派崭新而和谐的川北风情。规划中，九三学社专家还特别重视生活设施的配套以及经济产业的发展，为震后灾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援建模式，被四川省确定为推广的样板。
2010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志珍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就牧区生态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据此，九三学社中央草拟了关于加强牧区生态建设的调研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起，国家每年安排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等8个省区的草原牧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九三学社中央所提建议全部被采纳。
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开展的医疗咨询服务，一直活跃在基层和缺医少药的老少边穷地区。社区街道，田间工矿，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农牧民，因为紫外线照射强烈，许多人患上了白内障而得不到医治。2010年6月，河北、山东两支医疗队，远赴贵州威宁，开始了以免费施行白内障复明手术为主，包括义诊、医疗培训等内容的“亮康行动”，使千余名患者重见光明。“亮康行动”不断延伸，在世界屋脊西藏、内蒙古草原、山东、河北、湖北等地建立“九三学社亮康行动推广基地”，累计实施复明手术2万余例。
据不完全统计，九三学社推动全民科普，开展“百名专家进乡村入学堂”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共9000余场次，受众达200万人次。捐款及捐赠药品价值682万元，发放科普资料105万份。推介招商引资项目463项。建立“九三院士工作站”“九地合作专家工作站”“科普进学堂活动基地”“高校巡回学术报告团”以及“九三学社博士工作站”等具有九三学社特色的社会服务平台，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09年，九三学社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先进单位。
为更好地汇聚社内智慧，从2006年起，社中央每年举办一届“九三论坛”，聚焦一个时期的热点难点问题。例如针对粮食安全、县域经济发展、城乡统筹与城镇建设等课题，进行高层次、多层面、持续性的研讨，将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有机结合起来。
九三学社发挥智力优势，开展社会服务，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以来，九三学社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质量，探索社会服务与履行参政党职责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应该看到，这项全社上下广泛参与的活动，其意义不仅在于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广大社员在将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贡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现应有的价值，政治信念、归属感和社组织的凝聚力得以增强。通过社会服务这个广阔的舞台，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精神，进而为履行参政党职责，调动和激发出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7 参政议政 不辱使命
根据新时期工作重点的转移，通过调查研究，对四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是九三学社1980年初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进行尝试、探索的一种新形式。
知识分子问题，是九三学社始终关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科技文教工作者工作强度大，生活待遇低，存在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指示，九三学社中央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调查研究小组，并向地方组织发出《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建议》，被制定政策时采纳。
社的“四大”以后，社中央就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知识分子问题等，组织专题调查，并首创研讨会形式，反复论证，提出书面意见和方案，供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决策参考。如1986年提出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1987年提出的《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决策机关的重视，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此时，无论是社中央还是地方组织，根据自身优势与特点，参政议政的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所涉及的领域愈加广泛，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明显。
1986年3月，鉴于世界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与我国的现状，社员王淦昌、陈芳允与另外两位科学家王大珩、杨嘉墀，联名致信邓小平，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高度重视，作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迅速制定出面向21世纪中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不失时机地把我国推到了与世界高技术竞争的起跑线上。据200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863计划实施十五年以来，成就突出，少花钱办大事，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1989年，社天津市委主委黄其兴，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提案，得到国务院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6月，九三学社中央制定了《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这是九三学社参政议政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步骤。2000年，社中央参政议政工作研究中心成立，从理论层面对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进行深入探讨。
1996年，社中央副主席郝诒纯与唐有淇等11位专家，提出关于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建议，获国务院批准实施。
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在开展海外联络，促进“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方面，九三学社利用出国访问、学术交流、外贸活动，“走出去”，“请进来”，宣传“一国两制”政策，联络感情，密切交往，做了大量工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百年耻辱终得湔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交接仪式。两年之后，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吴阶平主席再次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政权交接仪式。
九三学社七大以后，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明显加大力度。全国政协副主席、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王文元，亲自主持和参与调查研究，五年中领导主持调研17个，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
以全国政协九届会议为例：五年间，九三学社共提出提案509件，大会发言88篇。提案和发言的数量、质量逐年提高。如社中央副主席洪绂曾领导调研提出的《关于切实做好我国“入世”后农业应对准备的紧急建议案》，对我国农业“入世”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具有前瞻性，受到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农业部的高度重视，为此专门召开了协商办理座谈会。
在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上，九三学社共有15件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受到表彰。其中包括《关于切实重视和加强高等职业教育案》（谢丽娟等人）、《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现状及其防治对策的建议案》（冯培恩等人）、《关于吁请依法行政，切实制止耕地剧减的建议案》（邓浦东等人）、《关于加快垃圾收费及资源化的建议案》（赖明）等提案。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参政党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使命，不可能靠一两次精彩演讲、一两件爆冷门的提案就能交卷完事，更不能仅凭几个精英人物“惨淡”经营。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必须调动全体社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否则，参政议政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根据韩启德主席提出的“人才强社”构想，《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实施人才强社的意见》《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相继推出。在重点发展科技界人才的同时，还注意在社会科学和新阶层等界别，物色发展旗帜性人物和优秀人才，着力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广泛吸纳和培养具有较高政党意识和理论水平的人才，整体提升九三学社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整合力量，凝聚全社智慧，九三学社中央每年在全社范围征集政协大会提案，并建立起一套征集、使用、转复和奖励机制。采取社组织与社会有关方面、社内与社外专家、社中央与地方组织“三结合”的方法，推进参政议政工作更上层楼。
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九三学社长期调研、持续关注的重点课题。
1989年7月，社中央主席周培源致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的建议》，引起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的重视，分别对建议作出批示。三峡工程建成后，正如有关专家所说：最大的功臣是那些对三峡工程提出意见的人。
1998年1月，社中央召开“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问题研讨会”。3月，社中央副主席王文元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作了《树立水资源危机意识，合理开发反对浪费》的大会发言。闵乃本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我国水电开发步伐》的大会发言。
2002年7月，九三学社中央“海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问题”调研组，赴青岛、烟台、莱州、天津等地调研。社中央主席吴阶平，副主席王文元、洪绂曾、黄其兴，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建设部、海洋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参加。调研组对海洋、盐场、海水淡化厂等处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与以上各地的党政领导进行了座谈，对环渤海地区海水资源开发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于人口膨胀和过度开发，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植被与湿地生态遭到破坏，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直接威胁到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2003年年初，九三学社青海省委提出建议，把三江源生态保护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引起社中央高度重视。当年7月，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率领九三学社专家组来到雪域高原，对三江源进行实地调研。回京后，社中央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分析原因，探寻对策，以“直通车”方式，将《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加大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的建议》，报送胡锦涛总书记。
对于九三学社的建议，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相继作出批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农业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召开了“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总体规划协调会”。2005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决定投资75亿元用于保护区生态恢复建设。随后，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和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围绕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继续建言献策，涉及经费管理、人才建设、生态补偿等重要课题。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韩启德主席再次踏上高原，就灾后重建和生态保护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
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终于纳入科学规范的管理。
九三学社持续跟踪三江源生态保护，进入了第十个年头。三江源生态保护一期工程的实施，展现了足堪欣慰的前景，也显露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10月，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参加青海省政府举行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一期工程实施情况座谈会。他呼吁尽快启动二期工程，同时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将三江源建成第一个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示范区。
近年来，九三学社围绕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大量调研。2009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上，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大会发言中，建议改变高校行政化趋向，推动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改革“去行政化”这个敏感而关键的问题凸显出来，引起全国高校和社会上的普遍热议。
反腐倡廉，也是九三学社关注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慷慨陈词，呼吁加强控制政府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刻不容缓，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联组会上，冯培恩进一步提出加强制度建设，遏制公款吃喝，为反腐倡廉出谋划策。
人民代表大会，是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社员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平台。社中央副主席贺铿，以经济计量学专家的视角，多次在人大全会和常委会上，就推进经济转型、调节收入分配、出台房产税、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等热点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近十年，九三学社在全国政协共提交大会发言70篇，提案329件，政协常委会发言20篇。其中，《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等60件提案成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关于加强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关于改变高等教育行政化趋向》等11件提案被评为十一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在各民主党派中名列前茅。
社中央主要领导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高层政治协商，就《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形势分析，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等重大国计民生问题，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多年来围绕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稳健调控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许多兼具战略性、前瞻性，切实可行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民主监督方面，九三学社通过高层政治协商，“直通车”建议，政协会议，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评议政事，反映实情，直陈利弊。利用覆盖全社的信息工作，及时反映社情民意。
担任各级特约监督员、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察员的九三学社社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参加执法监督检查、行风政风评议，在加强廉政建设，依法行政中，也都有效地发挥着民主监督作用。
新时期以来，九三学社不断探索，积极进取，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还应看到，与广大社员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国家发展的需要，与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相比，仍存在着一定差距。打铁还需自身硬。九三学社的领导者迫切感受到，九三学社仍需在实施“人才强社”战略中，加强自身建设不松怠，仍需在凝聚社的力量与智慧、强化和提高政党素质等方面继续努力。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尤应在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公权力监督方面，下大力气，多做功课，多献诤言。只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社会上认为“鼓掌多”，“批评少”，参政党徒有虚名的成见，自会冰消瓦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才会不断完善，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身系13万社员重托的韩启德主席，满怀豪情地说：
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亲身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我社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参政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虽苍黄而不渝，历万难而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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