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脾气应该不是太好的，这一点，那个曾给《语丝》投稿却被鲁迅写文嘲弄了一通（见鲁迅《“音乐”？》一文）的徐志摩最有体会——他在一年以后，周作人约他为《语丝》写稿时，仍心有余悸地表示：“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真是委屈得可以。如此脾气大的人，却运气很好：在其人生困境之中，总有贵人出手相助，让他顺利过关，继续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生涯。蔡元培就是这样的贵人之一。
一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生于1868年，长鲁迅十三岁。跟鲁迅系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综其一生，基本上可以算是古人所谓“三不朽”的完人：就立德而言，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乐于助人，尤其爱惜人才。去世之后，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而与国民党对立的中共中央却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可谓众口一词。毛泽东更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就立功而言，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一生的事业，用周恩来的挽联来说，就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他曾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观培养。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催生婆与保姆。就立言而论，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著作等身，影响巨大。
有这样一位同乡，真是鲁迅的幸运；而更为幸运的是：这位有德有才还有权的同乡对鲁迅一直是青眼有加、提携不已——郭沫若就曾经说到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说蔡元培是鲁迅的“贵人”，一点也不过分。
那么，鲁迅跟蔡元培是什么时候交往的呢？据鲁迅的同学沈瓞民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蔡鲁交往初始应在1904年，那时鲁迅在日本留学，有一次在与沈和陈师曾闲聊时，谈到了颇不满于有些留学生在日俄战争中偏袒日本的意思，豫才（即鲁迅）说：“蔡鹤卿和何阆仙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豫才对报纸提出三点意见，托沈回上海时带话给蔡元培，大略是“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要劝国人对时事加以研究”。后来《俄事警闻》采纳了豫才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他们还有一个见面的机缘是光复会的成立。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和鲁迅无话不谈，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起义信息，他的一些文件还托付鲁迅保管，鲁迅也因此而成为光复会会员。而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则进一步记载，在这之前，他们已有了神交：“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嵇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记得。”也许，就是因为这些“革命经历”和“家学渊源”，埋下了他们二人后来良好关系的伏笔。
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绍兴几座学堂任教或做监督（校长），后因鲁迅对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行为进行抨击，受到威胁，工作很不顺心，只好辞职在家。苦闷至极，甚至都想应聘去上海做德文翻译了，结果寄出的应聘材料却无回音。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好朋友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了他——许寿裳是这么回忆这事的：“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目不暇接，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请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速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鲁迅对此回忆道：“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斯时是1912年年初，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虽然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已经成立，但大多是空架子。拿教育部来说，当时只有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和一个会计，且连办公用房也没有。蔡元培找到许寿裳等人帮忙，他们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那里借到几间房子，直到1月19日，才正式对外办公。当时的教育部，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主要是“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礼教事务”。工作人员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确职务。鲁迅来到后，同许寿裳一样都是部员，除食宿免费外，每人每月有三十元的部员津贴。当时，鲁迅的工作，一是对形势和政策进行宣传演讲；二是收购图书，准备建立中央图书馆；三是创办《文教》杂志。然而，就这样一个职务，也差点给小人弄掉：一次，蔡元培受命上北京公干，由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引用私人，忽然开会要办杂志，鲁迅不睬他。他还以颜色，暗中开了一个名单，送请大总统任命，这名单上自然没有鲁迅的名字。幸而蔡元培回来，赶快把这件事撤销了。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南北议和”中一再退让，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南京政府也迁往北京。3月下旬，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并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一部分部员，其中就有鲁迅和许寿裳。5月初，两人乘船由海路北上去北京。入京后鲁迅任教育部“荐任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这期间，他与蔡元培的合作应该是很愉快的。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1912年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鲁迅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如果鲁迅能在这个老乡与老朋友的关照下一直工作下去，凭他的能力与这过硬的关系，在教育部将这官一直做下去——不，做上去，当不成问题。也许是老天注定这“文曲星”不能在官场上一帆风顺，跟蔡元培在教育部待了仅仅半年时间，他们就不得不分手了：因蔡元培目睹袁世凯力图攫取大权于一手，甚是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遂于1912年7月14日邀约同盟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一同退出内阁，辞掉了教育部长职务。鲁迅7月19日即去蔡寓拜访，“下午与季弗访蔡孑民不遇”（见《日记》），7月22日“晚饮于陈公猛家，与蔡谷清，俞英崖，王叔枚，季市诸人治素膳，为蔡孑民饯别也”。表现出鲁迅与蔡元培依依惜别之情。蔡元培于本年冬天携夫人黄仲玉，长女威廉，三子柏龄二赴德国。这一时期的鲁迅情绪相当低沉，研究佛典，校勘古籍，鼓捣邮票，“沉沦下僚”。
当然，鲁迅在这期间，还是尽己所能地做了许多实事。比如到天津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为名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汤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进行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只好在抄古碑、校古籍中“韬光养晦”。此间，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和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鲁迅认为，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
二
好在他跟蔡元培的缘分还没完。1916年9月1日，时在法国的蔡元培接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急电，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于1917年1月4日到职。上任伊始，就跟鲁迅恢复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自然，贵人身份也得以恢复。
这次，蔡元培的贵人身份主要体现在对鲁迅二弟周作人的提携上。上任后不久的3月8日，鲁迅在致书蔡元培的信中道：
鹤卿先生左右：前被书，属告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因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这是这么回事呢？原来在家乡也不甚得意的周作人经过鲁迅向蔡元培推介担任北大教职。蔡元培答应让周老二担任语言学与美学课程。老二表示“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于是蔡元培答应让其改任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的课程。这样，周作人就于1917年4月由家乡绍兴抵达北京。可是，到达北京后却发现情况有变，原先答应的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因“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只能担任“预科的国文作文”。周作人对此“大为丧气”，都准备仍回绍兴去教授英文去了。结果又是蔡元培出面挽留，并且调整他到北大国史编纂处就任英文编纂员（月薪一百二十元），混到1917年9月新学期开始，再正式聘请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希腊罗马文学史的课程教学（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元），开始了其在北大长达三十多年的教授生涯。蔡元培不仅慧眼识鲁迅，而且慧眼识作人，为新文化运动保留了两员大将。
不特此也，帮完二弟，鲁迅又想帮三弟——自然找的还是蔡元培。1920年8月16日，鲁迅给蔡元培写信：“……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旁听，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大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不揣冒昧，拟请先生设法，俾得借此略求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五天后的21日，又发信：“孑民先生左右：适蒙书敌悉。舍弟建人，未入学校。初治小学，后习英文，现可看颇深之专门书籍。其研究者为生物学，曾在绍兴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三年。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弟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科教以外之事务。足以自足也。”虽然这事没成（周建人在一年后经胡适介绍，去了商务印书馆），但足可看出鲁迅对蔡元培的信任。
投桃报李，鲁迅对蔡元培不用说也是心存感激的。1916年至1923年初，即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鲁迅与蔡元培之间互相通信、走访，往来甚密。鲁迅对蔡元培一向很尊重，每次写信，抬头必称“先生”，落款必署周树人谨状。美国记者斯诺写鲁迅评传时称鲁迅为“教育总长的朋友”，鲁迅纠正说：“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对蔡元培委托自己做的事，也无不全力以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受蔡元培之托，为北大设计校徽。
蔡元培知道鲁迅自幼喜欢美术，少年时期就喜欢用“荆川纸”描摹绣像小说，早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学习地质知识时绘制图纸，到日本仙台后又因为学医需要而绘制解剖图，具有很好的美术设计基础。于是，蔡元培便在1917年4月5日登门造访鲁迅，告知自己欲委托他设计北大校徽的设想。鲁迅在当天日记中也记载：“上午蔡先生来。”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蔡元培的委托，1917年8月7日完成设计，“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鲁迅设计的校徽造型，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蕴涵丰富。徽章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大”字是正面站立的一个人像，构成“三人成众”的意象，含有“北大人肩负开启民智重任”的寓意。同时把“北大”两字设计成脊梁骨的形象，寄托着北大人要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脊梁”的希望。鲁迅用设计对象的文字构成图案，并在其中表现徽标内涵，体现了设计的一种境界。这个校徽图像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张扬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的体现；更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崇尚自然、发展个性”“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等教育改革理念相吻合，体现了蔡元培与鲁迅共同的一种文化追求。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曾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这一校徽图样经蔡元培的认可后采用，一直沿用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校徽的核心元素仍然采用“鲁迅思路”，但作了丰富和发展，把原来的阳文“北大”变成阴文“北大”，并确定“特定色值”为红色，命名“北大红”。
不过，感激归感激，一旦觉得对方做事有违自己的准则，鲁迅还是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对蔡元培也不例外。比如1922年10月，因为讲义费收取问题，北大学生与校方发生冲突，蔡元培几乎跟学生动武。风潮过后，为了保住校长“纸老虎岂容被戳窟窿”的尊严，开除了带头闹事的学生冯省三。因蔡元培聘请而在北大兼任讲师的鲁迅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即小见大》的文章云：“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地起来，又芒硝火焰似地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显然，这里鲁迅有为冯省三打抱不平的意思，自然也就表达了对蔡元培的不满。而在1926年，当蔡元培游欧回国，发表了“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的讲话时，鲁迅又在《无花的蔷薇》中对此表示惊诧：“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蔡元培这话与胡适埋头读书的主张相似，鲁迅不同意，于是“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表示反对。当然，他们更大的分歧还在于1927年的所谓“清党”，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用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按：此系指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鲁迅因此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三
虽然鲁迅对蔡元培这位贵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讥评，但正如郭沫若所说，蔡元培“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所以一旦鲁迅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
1927年9月，鲁迅因不满广东中山大学在清党与人事上的种种举措，辞职与许广平一起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自由撰稿人生涯。然而，没有了固定收入，这自由是很容易因为金钱而卖掉的，在给江绍原的信中，他就这样表示：“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所以鲁迅还是希望能通过什么途径有个固定收入，庶几实现自己“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的理想。（这可以说是发烧文人的梦想！）这时，又是他以为不能跟自己“气味相投”的蔡元培帮他实现了这理想。
这一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院长，设立了“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这一职位，聘请有学术成就与能力的人担任。这一职位不要求研究成果，更不要打卡上班，一旦聘用，即可享受每月三百大洋的政府补助，这不正是鲁迅所孜孜以求的好差事么？所以鲁迅从还在教育部公干的朋友许寿裳那里获悉这一消息后颇为心动，在致传言已被聘上这一职位的江绍原的信中就打听：“季弗（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江绍原十多天没消息，鲁迅有些泄气，又写信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又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因一直无消息，在一个月后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鲁迅又写道：“太史（指蔡元培）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都有些不相信蔡元培会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愿意或者有没有能力帮自己一把了。事实上，蔡元培哪里会不想帮他这位才为世出的同乡一把呢？又何尝没有能力帮他一把呢？所以，在12月8日，一张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正式下达，鲁迅于是有了每月三百大洋的固定收入，这笔收入一直长达四年一个月，共计有一万四千七百银圆，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有了这笔钱，鲁迅不仅生活无忧，而且还能大量购买书籍画册，帮助其他作家。1931年12月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时，因鲁迅不愿俯首就范，对其“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的要求也置之不理（详见后文《鲁迅与蒋介石：对立中的分寸》），这一职位被裁撤。裁撤之际，蔡元培又出面为他挽回，但没有成功。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对此有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因为有“蔡先生代为设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
这段时间，鲁迅跟蔡元培的互动深入。1931年初，他们一起加入宋庆龄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这年“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蔡先生为书一笺，为七律二首”（见鲁迅日记），不过，当天蔡元培为鲁迅所书的，不是“七律二首”，而是七绝二首，内容为：“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2月17日，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宋庆龄在孙中山故居欢迎招待。鲁迅记叙有云：“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孙夫人处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莱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
1936年，鲁迅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这一年2月22日在苏联版画展览的开幕式上，蔡元培致演说辞，其中有云：“从前鲁迅郑西谛诸先生曾展览中国木刻画，精本也不少……苏俄名家版画，我曾应鲁迅先生的指示，加以探讨，觉得很有兴味。”作为鲁迅师长辈分的友人和终生以研究美学美育为职志的一代宗师，却自称“应鲁迅先生指示”，其谦逊与真诚，确实让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7月，在为鲁迅编选的《苏联版画集》作序时，蔡元培又如是云：“木刻画在雕刻与图画之间，托始于书籍的插图与封面，中外所同。惟欧洲木刻，于附丽书籍外，渐成独立艺术。同有发抒个性，寄托理想之作用。且推演而为铜刻，石刻以及粉画，墨画之类，而以版画之名包举之，如苏联版画展览会是矣。鲁迅先生于兹会展览品中，精选百余帧，由良友公司印行，足见版画之一般，意至善也。”
四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辞：“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往事。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引来了女作家苏雪林的不满，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说蔡元培对鲁迅“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以有所蔽焉尔。”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蔡元培对此不屑一顾，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接着便是书稿的审定，而鲁迅书稿要想顺利通过当权者的审查，那还真是件困难的事，老友许寿裳很着急，立即给蔡元培去信求助。5月20日，蔡元培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邵力子不负蔡元培的托付，亲自审查，很快便通过审查，予以出版印刷。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请求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欣然应邀，许广平因此致信感谢云：
孑民先生道鉴：《鲁迅全集》序文，承蒙先生允予执笔，既示读者以余尚，更发逝者之幽光，诚生死同感，匪言可谢者。顷奉季绂师来谕“兹得蔡公函，愿为全集作序，惟嘱将必须注意或说及者祥告知，以便执笔，用特奉告，务请示我大略云”。窃思迅师一生，俱承先生提拔奖掖，无微不至，一切经过，谅在洞见之中，直至最终。其能体谅先生厚意者，厥为在文化史上的努力：既有成就，是兹楷模者，或在于此。序中稍予道及，使青年知所景从。或亦先生所可也。如何之处，敬悉早裁是幸。肃此敬请著安。
据余天民回忆：“先师在港因年老体衰，遇有应酬文字，以极力避免为原则，凡无法避免之序文、寿诗、哀辞及联语，多请我代笔，间或更易数字，至于亲撰应酬，殊不多作，仅有谢王云五先生借书数函，另和张仲仁先生来诗及满江红歌词等均系亲撰。又曾为已故文学家（此即指鲁迅）作全集文一篇……”可见，为《鲁迅全集》写序，是他晚年十分重视的事情。因为对鲁迅全部文章缺乏了解，他也有着无从下笔的顾虑，所以他又给他与鲁迅的共同朋友许寿裳去信：“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于是，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不妨来看看他这篇为《鲁迅全集》作的序，也是为他这位后辈朋友做的总结是怎么写的：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它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文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的习惯；又金石学为至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先生阅历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又虚中，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理论的有卢纳卡尔斯基，蒲力汉诺夫之《艺术论》；写实的有阿尔志跋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1925年至1936年中，其文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12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他又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然而，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许广平接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也是广告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现在《鲁迅全集》已印刷完毕，“除普通刊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精制纪念本一种，以备各界人士定购，每部收价一百元”。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鲁迅若在九泉之下得知这一切，大概也会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同乡前辈与朋友而欣慰不已吧。
鲁迅与陈仪：远去依然是朋友
鲁迅的小说中，《孤独者》是颇有自传色彩的一篇。鲁迅就曾对胡风坦言：“那（指《孤独者》）是写我自己的。”这种说法等于承认“我就是魏连殳的原型”。也因此，小说中很多细节可以在鲁迅身上找出“原型”来。比如小说中对主人翁魏连殳的外貌描写：“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跟许广平对鲁迅的第一印象“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非常接近。至于行状，也很类似，比如小说第一节写魏连殳回老家给自己去世的祖母办丧事，这个情节照周作人的说法，就“全是作者自己的事情”。其中，对主人翁“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更是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其他诸如魏连殳失业之后的寂寞冷落，也有鲁迅当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失业后的真实感受……小说中还有个情节，那就是魏连殳失业后衣食无着，几陷绝境，万般无奈最后去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这个情节有没有鲁迅自己的经历或想法在里边？当然有。据曹聚仁《鲁迅评传·他的师友》一节中记载，“鲁迅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会想起他这位军界老朋友，甚至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这儿所说的“军界老友”（相当于小说中的“杜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仪。
一
陈仪，字公侠、公洽，号退素，1883年5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早年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浙军第一师师长、浙江省省长。北伐时任第十九军军长，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秘书长、台湾省行政长官、浙江省主席。1949年2月因策动起义失败遭囚禁，1950年6月在台湾被杀害。官大位尊，一个以悲剧结束的人物——与鲁迅交往深厚的人，往往是以悲剧结束。那么，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1902年，同为浙江绍兴人的鲁迅和陈仪先后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这年11月，鲁迅和许寿裳、陶成章等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浙江潮》杂志。1903年1月底，鲁迅和许寿裳、陶成章等29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1904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陈仪四人在东京合影一张。一方面，陈文瑛明确指出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人结识甚早，另一方面，鲁迅早在1903年就加入光复会的前身“浙学会”，后加入陶成章于1904年11月建立的光复会东京分部，也很早就结识了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人。鲁迅和陈仪的友谊，当首先基于这一时期的同乡关系和共同的反清革命理想。1950年周作人在《亦报》写的回忆短文中，有三篇与陈仪相关。一篇文题为《许陈邵蔡》，其中说道：“有些完全乡谊关系的朋友，大概可以许季弗、陈公侠、邵明之、蔡谷清为例，其实此外也没有什么人了。许陈原是同盟会员，后来或者也是国民党吧，末了却都为国民党所杀害，实在是奇怪的事。”另一篇《陈仪与鲁迅》说：“陈仪原名毅、号公侠……与鲁迅许寿裳等人是老朋友，大概是同办《浙江潮》时期的干部，私交也很不错。”“对于公侠，虽是文武不同行，却没有什么隔阂，公侠在成城学校毕业，要进联队学习的时候，曾有一张军装照相，送给鲁迅。背后题曰，‘索士兄座右，弟毅拜赠、丙午仲夏’。计时为1906年……”文中“索士”为周树人当时别号。第三篇为《陈仪的下场》，也有讲东京时期生活细节的一段：“……陈仪与同乡的文科学生却还谈得来，许寿裳等人在公寓临时请客，煨起一只鸡两块火腿来的时候，那带长刀的客总是来的。”“带长刀的客”即陈仪，时为士官生。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那时候，弄文的鲁迅与从武的陈仪关系还是很密切的，而且趣味也还相投——这大概是他们这场友谊能延续三十多年的缘故罢。
1909年陈仪回国后，官运亨通。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1917年陈仪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期间，受到日本教官的赏识，教官以女古月好子妻之（好子随陈仪回中国后改名陈月芳）。陈仪1920年回国，先在上海经商。1925年孙传芳主政浙江，委任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后转任第一军司令、浙江省长。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担任第十九路军军长。不久因部队倒戈而下台，赴欧洲考察，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职，后转任军政部次长。在鲁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记中，关于陈仪的记载有十八处，其中提及陈仪访问鲁迅六次，鲁迅往访陈仪一次，鲁迅致信和寄书给陈仪六次，陈仪致信鲁迅四次，最后一次提到陈仪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鲁迅把有陈仪的合影复制赠送许寿裳。1926年12月，陈仪正在孙传芳手下任浙江省省长，因北伐军逼近而宣布自治，其下属一部被孙传芳缴械，陈仪本人后被送往南京软禁，鲁迅得悉后，在当年12月24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陈仪独立是不确的，廿二日被缴械了，此人真无用。”那时，鲁迅对北伐一事，还是衷心支持的，因此他对传言中陈仪被孙传芳缴械一事深感不满，恨铁不成钢地说了一句“此人真无用”！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这位老友的期许。
曹聚仁所著的1967年香港版《鲁迅年谱》中记载，1926年鲁迅活动时，在括号中特别加上了一句：“他的老友陈仪，浙江军事将领之一，原在孙联帅那一边担任军职，这是，便从徐州会师起义，参加了革命阵线了。”曹所说的，是陈仪从孙传芳手下投奔北伐军一事，他的语气中，似乎含有一丝轻蔑，好像陈仪不过是个擅长投机的“倒戈将军”前来“咸与维新。”然而，陈仪的起义计划有长期的思想基础，绝不是一时的投机和权变。从陈仪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私人书信、手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基本思想上，陈仪跟鲁迅一样，都有启蒙主义倾向。在1928年赴欧洲考察的船上，陈仪写下了这样的感悟：“欲建设新中国，必先养成新国民。这所谓的新国民，并不要新生养起来，只要请现有的同胞，把不合潮流的旧思想，旧习惯打扫一清，输入点新知识，增加点新能力，那就算是新国民了。”陈仪还主张：“图书甚重要，务必多多设备，最好每五百家有一小图书馆……小规模之博览会，文艺美术品展览会亦宜常开。中国人太无生趣，往往从嫖赌中过日子，此甚不好……”以及“应该相信科学。后进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只有彻底相信科学，利用科学的一法”。陈仪于1934年后任福建省主席，据福建省政府在1937年编著的小册子《陈主席的思想》记载，陈仪在省主席任上，也不断地在多种场合鼓吹“科学救国”“公民教育”，呼吁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宣扬进步：“中国人有一种癖性，就是所谓慕唐虞。无论什么东西，总是古代的好。这是很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求进步。”曹聚仁认为，陈仪是他所认识的政界人物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也因此，陈仪在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上，也颇有特色。陈仪的一生，有两次重要的政治和人生抉择，第一次是从孙传芳投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第二次是计划在国民党败走前夕，拟起义投向共产党，但由于汤恩伯的出卖，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为此丢了性命。从这两次抉择中，可以看出陈仪跟一般的国民党政要还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一点正是鲁迅跟他交往的基础。
追溯他们的交往轨迹，在1926年10月5日这天，鲁迅尚致信陈仪，而1927年12月4日，陈仪又已登门拜访10月刚由广州抵沪定居的鲁迅了。1928年2月，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齐，鲁迅收到样书后，即寄赠给陈仪。1928年陈仪受蒋介石委派赴德国考察，特意购买了一部《哥德的书信与日记》，归国后于当年12月10日亲自面赠鲁迅，此事记载于鲁迅当天的日记中。不过，在鲁迅的日记中，自1930年后即不再提到陈仪，这大概是因为陈仪从此官运亨通，而鲁迅对做了大官的故人一向是敬而远之的缘故罢。
二
曹聚仁在《鲁迅年谱》中曾提到这么一件事：“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有一天他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整整齐齐的鲁迅全集。陈氏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老朋友。’……陈仪对鲁迅的文学修养渊源，说得有条有理，他也和我谈到显克微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灵》，他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他说，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一介武夫的陈仪，居然能看出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这也足可见出他在文艺上不同凡响的修养。而能跟曹聚仁这样的专业文人畅谈显克微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灵》，也的确是“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这或许就是鲁迅当年跟他结交的基础吧？明乎此，我们对孙伏园在《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在先生逝世五周年时讲》一文中所谓“陈先生（指陈仪）与鲁迅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许寿裳）不相上下……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陈仪字）那儿做营混子去了’”的说法，也就能有比较到位的理解了。
因为有这种心灵上的相通，所以，尽管三十年代后，鲁迅与陈仪渐行渐远，可一旦有事，鲁迅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这位老朋友。1933年夏，鲁迅因为“许钦文案”而于同年8月20日致信许寿裳，想托陈仪设法营救，问道：“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此时陈仪任职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事使鲁迅又求到这位老朋友头上呢？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青年作家许钦文与美术家陶元庆是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二人不仅同乡，而且是同学、同事，患难与共，他曾长期以稿费支持陶元庆的艺术创作，一起度过了十六年艰难岁月。陶元庆擅绘画，颇有才华，经许钦文之介，陶元庆与鲁迅先生相识，建立起友谊，鲁迅先生对陶元庆设计的《大红袍》封面颇为欣赏，此后，鲁迅先生许多书的封面请陶元庆设计，如《彷徨》《朝花夕拾》《坟》《唐宋传奇集》和《出了象牙之塔》等，陶元庆也为许钦文的许多本书做过封面设计。1925年3月19日，得到鲁迅先生的热心帮助，陶元庆在北京两入帝王庙举办了个人绘画展览，并对陶元庆的作品加以介绍、揄扬。
1929年8月，经蔡元培举荐赴杭州艺专任职的陶元庆因中暑后又患伤寒，医治无效猝然去世。悲痛欲绝的许钦文为挚友料理后事后，专程赴上海向鲁迅先生汇报陶元庆生病去世与办理后事的情况。第二天，鲁迅先生约许钦文到家中，交给他三百元赙金，叮嘱许钦文说：“这里是三百块钱，你去给他买块冢地。璇卿（即陶元庆）喜欢西湖，就把他葬在湖边吧！”回到杭州，许钦文把三年间二千元左右收入的大部，加上鲁迅先生的三百元和其他人捐赠的近五十元，在西湖畔买了三分多冢地，建修了“元庆园”；又买了一亩一分菜地，造了一间长二十尺、宽十四尺的房屋，称为“元庆纪念堂”，将陶元庆的所有遗作收贮其中。此时许钦文已三十二岁，仍孑然一身，他不仅要赡养父母，资助弟妹，还要为挚友安排后事，其困难可知。为了筹备陶元庆的追悼会和遗作展，他倾其所有，悉力承办。负债累累的许钦文，为了担负建造纪念堂向银行贷款的利息和欠账，尽力节省开支，平日以步代车，东借西凑，勉强维持，常常为还债犯愁，纪念堂成了“愁债室”。
陶元庆去世后，许钦文对他的妹妹陶思瑾非常关心，督促在杭州艺专学习绘画的陶思瑾努力学习，每逢节假日，陶思瑾常到陶元庆纪念堂来玩。为了让陶思瑾开心，还让她邀请知心学友前来作伴同住。谁曾想，许钦文的忠义之举竟招来横祸。原来，陶思瑾与她的同学江西姑娘刘梦莹同住一室，二人意趣相投，发展成同性恋。1932年2月11日，二人留住元庆纪念堂。在许钦文外出之时，生性多疑的刘梦莹怀疑陶思瑾移情别恋，二人发生口角，一时火起，动起武来，陶思瑾失手杀死刘梦莹，她本人也身受棍伤，昏迷不醒。许钦文回来后报警，被牵连入狱。幸鲁迅援手，将许钦文营救出狱。不久，警方在遗物中发现刘梦莹是共青团员，许钦文以“窝藏共匪”的罪名再次入狱，被判徒刑五年。鲁迅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托人作保，挽请陈仪、蔡元培等人，再次将许钦文保释出狱，改判一年徒刑，缓期两年。在狱中，许钦文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志不稍屈，学习日语、世界语，并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长达万字的《神经病》就是托看守秘密带出狱外，由鲁迅代他取的新笔名“蜀宾”发表的。出狱后，因许钦文头顶“赤化分子”之名，工作无着，贫病交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经郁达夫介绍，他转赴福建师范教书。当时，福州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任理事长，许钦文任宣传部长。这是后话。
三
陈仪官运亨通，1934年福建事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主持福建军政。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曾经留日多年、熟悉日本情况的陈仪，奉命到台参观。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多年战乱下停滞不前的状况相比，令陈仪深思。
1936年，鲁迅逝世。据陈仪的女儿陈文瑛回忆：“鲁迅先生逝世时，陈仪在福建任省主席。许广平电告陈仪，陈仪万分悲痛。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出于这样的认识，也出于平素对鲁迅先生的敬重，陈仪当即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先生举行隆重国葬，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项提议。《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陈仪在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陈列在显著的地位，并不时拿出来翻阅。”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为设立鲁迅“纪念文学奖金”一事于1937年1月致函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陈仪在回函中说：“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陈仪个人捐赠了一千元，又与郁达夫共同募集了五百五十四元，共计一千五百五十四元，托许寿裳汇寄给许广平，作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在鲁迅朋友中，能做到这份上的，陈仪是唯一的一个。而作为鲁迅的朋友，陈仪的结局也实在让人唏嘘。
鲁迅少有权力场中的朋友，蔡元培算一个，陈仪算一个。而这两位权力场中的朋友，都对鲁迅尽心尽力给予帮助，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鲁迅在识人方面的慧眼独具。
四
在《孤独者》中，鲁迅描写主人翁魏连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军阀杜师长——“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申飞……。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罢，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你愿意也做顾问么？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其实是做门房也不妨，一样地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我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样？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呵。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罢。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何时回来呢？倘早，当能相见。——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连殳。十二月十四日。”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好”了呢？当然不是，很快他就在自戕般的放纵中丢掉了自己生命，而且死得颇不宁帖——小说中是这么描写的：“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三个亲人扶着棺沿哭了一场，止哭拭泪；头上络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三良也避去，大约都是属‘子午卯酉’之一的。粗人打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这当然只是鲁迅对魏连殳投靠了军阀后结果的想象，而所以会有这样的想象，也是基于他自己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这种想象不能说没道理，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想象现实化：如果当年鲁迅也真的去投靠了陈仪，结果会怎么样？会跟魏连殳一样么？
这当然是一个类似“鲁迅活到解放后怎么样？会跟胡风一样？还是会跟郭沫若一样？”的假设，然而，这样的假设不能说毫无意义——起码，它能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会有怎样的表现，怎样的命运。鲁迅当然不可能活过来，再投到陈仪麾下去做“营混混”，但鲁迅的好朋友，同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倒还真有这么一段投奔陈仪去做“营混混”的经历，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经历究竟怎么样。
郁达夫在1936年2月2日日记中写道：“前月十五日，已逼近农历年底了，福州陈主席公洽来函相招，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但当时因罗秘书贡华，戴先生及钱主任大钧（慕尹）等随委员长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至年底，委员长返京，始匆匆作一陈公复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闽游日记》）《福建民报》记者在1936年2月5日访问郁达夫后的报道：“据郁氏语记者云，彼于民国十六年，曾来闽一次，是时适东路总指挥何应钦氏，克复福州，地方秩序尚未平定，不能舒意浏览，……惟闽省印象犹时留脑中。数月前本省陈主席赴北平后，曾往杭州，遇见郁氏，约其来闽一游。故此次来闽纯系游览性质，并无其他目的云云。”说是“游览性质”，其实却是跟小说中的魏连殳一样，担任实职——陈仪主持闽政后，就多方延揽人才，他十分赏识郁达夫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文采好，也学过经济，曾在高校任教。1936年2月6日，郁达夫在福州和陈仪见面时，陈仪当即表明“欲以经济设计事务相托”，“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三百元”。翌日，他收到陈仪的委任状。
郁达夫与陈仪相识，跟鲁迅一样，始于他留学日本时代。郁达夫在《海上自传之八》曾写道：“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风雪。……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里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位送陆军制服的同乡是谁？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在《说郁达夫的〈自传〉》一文中针对此事写道：“据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还是陈仪留下的。陈仪与曼陀（郁华）曾有过一面之交，因而辗转送给了作者。”陈仪是1903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17年再赴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的；郁达夫赴日本留学是1913年秋，因长兄郁曼陀（1884-1939）奉北京大理院派遣赴日本考察之便，携其东渡，开始了留学日本将近十年的生活，曾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陈仪知道郁曼陀有个弟弟也在日本留学，才送这件制服给他御寒的。郁达夫对此印象深刻，在1935年写自传时还提到这件事。
就是因为这个缘分，郁达夫跟小说中的“魏连殳”一样，做起了陈仪的“顾问”（当然，不叫“顾问”叫“参议”）。陈仪先是对他“询以编纂出版等事务”，到6月12日，又委任郁达夫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公报室主要负责编辑省政府公报，有时也搞些翻译，曾被称为编译室，在省政府内部则视其为“编辑室”，一般勤务人员亦看不起这无足轻重的单位。郁达夫却干得很起劲，上任后，按照陈仪的意图，开始改革，请求再加派参议或咨议两人分任编辑，并介绍一位女同乡专司抄写，于是该室顿改旧观。郁达夫还接办了原有的《闽政月刊》与《公余》，前者阐述省政实施情况，着重宣传陈仪的政绩，并有专栏介绍福建风光，曾刊载郁达夫写的《福州的西湖》；后者是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选载国内外报刊上重要言论，并刊登一些文艺作品。7月中，他还创办了《建民周刊》，出版周期较短。9月25日，他在福州格致中学的演讲《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10月3日就发表在《建民周刊》。为了加强编辑力量，1937年春夏，郁达夫经陈仪同意，又邀请进步作家董秋芳、杨骚先后来公报室工作。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把《闽政月刊》与《公余》合并，改名为《闽政与公余》（旬刊），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期间，他还想为亡友鲁迅做一件事：1936年岁末，郁达夫访日经台湾回闽，路过厦门。当时鲁迅刚逝世不久，厦门大学有些学生曾去拜访郁达夫，谈到他们想恳请政府把厦门大学大门前那条大道改名为“鲁迅路”，以资纪念。郁达夫以为可以办到，但到厦门市长那里一说，才知道是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在那里反对。这事情，他回到福州去找陈仪，陈仪欣然表示赞同，可是由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从中阻挠，这事还是没有办成。不久，郁达夫又获悉，厦门市警察局密报省政府，要逮捕“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的发起人，其中主要是文学青年。郁达夫又去找陈仪，说青年发起纪念鲁迅无罪，不能逮捕。由于陈仪及时制止，使这些发起人免于牢狱之灾。
虽然，看在老朋友的份上，陈仪对郁达夫颇给面子，但是，文艺毕竟与政治是两条路上跑的车，终有分道扬镳之时。陈仪本来相当器重郁达夫的才华，很想重用他，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长的职务。可是跟郁达夫接触一久，就发现这家伙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只好让他做毫无实权的“参事”。后来，却连这参事也做不下去了——他担任理事的《救亡文艺》因为言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注意，于是保安处派特务持枪到《救亡文艺》编辑部用武力迫使停刊，并杀害了协和大学进步女教授李冠芳。郁达夫便和五位常务理事愤然辞去理事之职，以示抗议。当局趁机将《救亡文艺》停刊。于是，1938年3月，郁达夫应老友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去也。这么一段经历，是不是跟魏连殳的经历有些相似？鲁迅真要去做，大概也比郁达夫好不了多少——这点，只要看鲁迅在教育部做官的经历就可以推想。
文艺和政治毕竟歧途。
鲁迅与郁达夫：和而不同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坛上爆出一声霹雳：上午5时25分，鲁迅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寓所。鲁迅刚一逝世，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季茀、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旋即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如下：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噩耗传出，唁电唁函纷纷不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发给鲁迅家属，另一份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份《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20日上午9时开始瞻仰遗容。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四天间，签名的个人有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有一百五十六个。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然而，唯一一个从外地赶到上海悼念鲁迅的作家却只有一个，他就是郁达夫。对此，他在写于1936年10月24日的《怀鲁迅》一文中有这样的描绘：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发出了几通电报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鲁迅的学生胡风曾因此指责当时没有到场的茅盾：“远在福建的郁达夫都赶来了，而近在浙江嘉兴桐乡的茅盾却借口痔疮发作没有来！”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对一个人的感情深浅是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所谓天涯比邻咫尺天涯是也。而就同辈作家而言，谁对鲁迅的感情赶得上郁达夫呢？
一
鲁迅与郁达夫确实有许多交集。从年纪上讲，他们相距甚远：鲁迅生于1881年，郁达夫生于1896年，晚鲁迅十五年。然而，两人却同为浙江人，一为浙江绍兴人，一为浙江富阳人，而且两人都曾留学日本，鲁迅于1902年二十一岁时从南京矿物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郁达夫则于1913年十七岁时，因在浙江大学读预科时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而随兄前往日本。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有学医的经历。鲁迅于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而郁达夫则于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两年后，又改学经济），而他们又都抛弃自己所学专业而投身文学事业，并都取得一流成就！
他们二人除了这些履历上的“硬件”相似外，在人生经历的“软件”上也有很多共鸣之处。鲁迅少年丧父，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且，为了给父亲治病，“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而郁达夫也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文货店去赊去”。郁达夫自“皮鞋”事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
不单在国内他们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到了日本，他们照样是弱小民族，也会受到明治维新后走上现代化的大和民族的歧视。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就提到：他在仙台留学时，考试成绩仅仅在中上，就被班上的日本学生疑心是跟他关系好的老师藤野放水，于是，“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这让他“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于是，鲁迅愤怒了：“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接下来，又因为幻灯事件，使得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呐喊自序》）
敏感的郁达夫当然也免不了类似的遭遇。在医学预备班结业的时候，郁达夫便深深感到，在这个东邻岛国，作为一个弱国国民，处处受到歧视的痛苦。这种感受，在预备班的一年中体会最深。那时，正值“一战”爆发，日本帝国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积极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不仅派兵侵占山东半岛，还向中国提出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由于袁世凯的卖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盛气凌人，处处仗势欺负中国人民。在日的留学生，体验尤其深刻。郁达夫曾在《雪夜》一文中，反映出他的悲观情绪：“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争权夺利的黄帝的子孙，若要叫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上一两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反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对于两三年前曾经抱了热望，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她怀里去的这异国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来见它的面。”这些感受更加刺激了郁达夫的敏感心理，他认识到：中国只有富强起来，才不会再这样任人欺凌和侮辱下去！此时郁达夫觉察到中国之所以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政治制度。为了实现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心愿，于1916年秋开始，郁达夫从医科转到法学部政治学科。在此期间，他在《新爱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旧体诗，博得不少日本友人的赞赏。从此走上了文艺之路。
二
有这样类似经历又同样十分敏感的人，如果碰到一起，想不成为朋友都难——所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也。所以，回国后跻身文坛一流作家之列的鲁迅、郁达夫成为朋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关于他们第一次见面，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是这么记载的：“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联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看来，郁达夫真是适合当作家，而不适合做历史学家。你看，他对第一次见面时鲁迅的住房与相貌的细节记忆是何等地清楚生动乃至传神，而对时间地点的记忆又是何等的马虎——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跟主人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具体时间和地点，在做事远比郁达夫谨严的周氏兄弟笔下倒有详细记载：他们首次见面的时间是1923年2月17日，地点是周氏兄弟的住所八道湾，见面的原因是那天周作人在自己寓所请客，郁达夫应邀出席。当天鲁迅的日记是这么记载的：“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作人的日记则是：“上午在家约友人茶话，到者达夫、凤举、耀辰、士远、尹默、兼士、幼渔、逷先等八人。下午四时散去。”有意思的是，两人日记所列参加者大名顺序惊人得一致，可见斯时周氏兄弟不仅住在一起，而且看人的眼光也基本一致。从“下午四时散去”一笔，足可见此次见面主客十人谈兴十足，算得上是情投意合。也因此，在这次见面后的第六天，他们又一次聚会——1923年2月23日钱玄同日记有云：“上午收拾书桌。士远来电话，邀我到他家中去吃午饭，熟客有他们弟兄三人，张凤举、徐耀辰、马幼渔、周氏兄弟二人诸人，生客只有郁达夫一人。”四天后的27日，他们再次见面——该天鲁迅日记云：“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为何“酒半即归”？对此，周作人当天的日记倒有答案：“晚达夫约会餐，因夜冷不赴。”可见所以这次见面没喝尽兴，不是因为情意不投，而实在是因为天气太冷，不宜在外久留。相识仅仅十天，鲁迅跟郁达夫就三次宴见，足见二人一见如故，感情融洽。从此以后，当时文坛上的这两个大人物就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三年的友好往来。
照说，郁达夫跟鲁迅应该有些梁子才是。因为他是所谓“创造社”的大将——成立于1921年7月的创造社是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的，主要成员还有田汉、郑伯奇、倪贻德、叶灵凤、潘汉年、柯仲平、冯乃超、李一氓、阳翰生、许聿之等。曾在上海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文化批判》月刊，以及其他小型期刊，编印《创造社丛书》多种。而创造社的成员却大都对鲁迅不甚感冒。
比如郭沫若在鲁迅逝世后就曾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表示：“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那么，他是如何对鲁迅“傲慢”的呢？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后来，郭沫若更是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又比如成仿吾，就以“石厚生”为笔名，在《文化批判》上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等。此外，创造社的李初犁、冯乃超等人也联合攻击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但因为对鲁迅的了解，郁达夫对同人们对鲁迅的攻击不以为然。他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对于鲁迅的作品，郁达夫是十分推崇的。1928年8月16日，郁达夫就在《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号发表了《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鉴于国民党刊物《青年战士》对鲁迅等革命作家进行攻击，郁达夫明确指出：“至于我对鲁迅哩，也是无恩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不会变的。”后来，针对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他更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予与鲁迅，以示声援：“醉眼蒙眬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鲁迅才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当然，鲁迅对郁达夫在文学上的天分也是十分看好的。1932年，日本增田涉负责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原选收《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笑林广记》及民间文学作品共八篇，近代作品只收了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在同年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建议增补郁达夫的小说《二诗人》，以及张天翼的《轻松的恋爱故事》。为了帮助增田涉译好郁达夫作品，鲁迅不仅寄去了《郁达夫全集》第六卷，而且耐心为增田涉进行讲解。1934年，美国伊罗生提议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委托鲁迅和茅盾提供选目并撰写简介。鲁迅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中国“文学革命”实绩的作品集，译介到西方很有意义，便又推荐了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这篇诗意盎然、意境幽远的小说，是郁达夫小说中技巧最为圆熟之作。1936年四五月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问到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作者是谁，鲁迅提供了八个人名，其中就有郁达夫。
三
虽然鲁迅跟郁达夫感情不错，但实际上二人在为人处世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大致说来，鲁迅持身甚严，一板一眼，近乎苦行僧。他的名言是“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郁达夫则相反，随意浪漫，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所谓“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也。
这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二人对原配的态度上看出来。鲁迅奉母之命迎娶朱安后，不爱她，也不跟她同床，只把她当礼物供着——他心中有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既然我不爱你，我就不能碰你。否则跟嫖妓何异？妙的是郁达夫也有这样一位原配，她的名字叫孙荃。孙荃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其貌不扬，但有很好的文学修养。1917年，孙荃时年二十岁，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奉母亲之命和孙荃订婚。郁达夫第一次见到孙荃时，因为孙荃身体瘦弱又是三寸金莲，郁达夫非常失望。可是一聊之下，他态度大变。
郁达夫给兄长写信，用了大量笔墨来赞赏孙荃的“才貌双全”。两人自见面分别之后，郁达夫时常想念孙荃，并以书信往来表达彼此的爱意。郁达夫在给孙荃的信中还提到了有关婚礼的具体事宜，这让孙荃激动不已。1920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与孙荃举办了婚礼，不但睡在一起还生儿育女，不知今夕何夕。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婚后不久被美丽活泼的王映霞所吸引，两人快速地坠入恋爱生活。孙荃得知后，极力反对两人的感情，但是郁达夫不为所动。孙荃为了成全两人，只好带着孩子与郁达夫分居。
在男女问题上，鲁迅除后来遇到许广平迸发真正爱情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花絮，可以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者——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就写到过：经常在冷的天，见到鲁迅穿着单裤，那时的鲁迅正过着事实上的单身生活，也不怕着凉，原来他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性欲。而郁达夫才不会降低性欲呢，除了跟王映霞轰轰烈烈外，他绯闻不断到处留情。比如在日本，就曾先后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而在国内，他更是窑子里的常客。陈翔鹤曾回忆：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时，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他这样描述海棠：“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象，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郁达夫曾这么解释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活的理由：“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又比如，在饮酒上，鲁迅很少醉酒。据他自己讲，他之所以不酗酒，是因为小时候见多了自己父亲喝醉酒后乱骂人的可恶，不愿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郁达夫也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郁达夫则不同。在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对此有这样的说辞：“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曾揭露过这样的事：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和衣而卧，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四十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以至原想对他委以重任的老朋友陈仪（也是鲁迅的老朋友）也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样的酒鬼，什么样的重任都会被他用酒消融得面目全非。
据说，郁达夫旅闽时，曾访弘一大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不过，也就是因为这种对舒适安逸生活的追求，最后导致了郁达夫的人生悲剧。
四
因为贪图舒适安逸，得到美人王映霞后的郁达夫觉得在上海的处境和心境都很不好，同时也想逃避上海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这一点他在《移家琐记》中描写得很详细：“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于是，在1932年春天，郁达夫在杭州一块空地上建起了价值五千大洋的“风雨茅庐”，准备遂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之愿。对此，持身谨严且对人情世态有深刻洞悉的鲁迅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下一首后来被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来表示反对，诗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诗中显然对郁达夫挟美人归隐西湖追求安逸的生活有所规劝，警告他浙江的官们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去那儿保不定会被他们修理，还不如去更为广阔的世界去激扬文字——鲁迅所以会有这样的警告，除了因为眼力较郁达夫深广而外，也跟他自身遭遇有关。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名列第一发起人，而随后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的许绍棣便首先献媚，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周树人。害得鲁迅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祸于日本友人的内山书店，4月19日方才回家，前后共计三十一天。后来鲁迅回忆此事，恨犹未释道：“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所以鲁迅对浙江这块地盘上的牛鬼蛇神可以说有切肤之痛。
郁达夫不听劝——也许以为自己没有鲁迅这么峻激，当局不至于和自己过不去，还是带着美人去泛舟西湖，做其湖光美色诗酒人生的迷梦去了。结果，不出鲁迅预言——用他自己在《回忆鲁迅》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个弄得他家破人亡的“党部先生”居然就是那个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过鲁迅的许绍棣！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郁达夫到杭州西湖居住后，结识了斯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南下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兼宣传室主任。留在杭州的王映霞便有机会跟许绍棣有了来往。次年年底，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江军政机构纷纷南迁，省教育厅迁到浙南的丽水。为躲避战乱，王映霞携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阳避难，后来到丽水，与许绍棣比邻而居，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时许绍棣的妻子刚病逝不久，他独自带着三个女儿生活。郎有才来女有貌，加上许绍棣又对“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王映霞兴致勃勃，来往颇多，引起了许多风言风语。郁达夫虽远在福州，可这些风言风语飞到他耳中，他听了自然难免生疑。说来也巧，就在这心怀鬼胎之时，他去上庙又抽得了这样一支怪签：“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于是关于自己头上帽子变绿的怀疑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
说到这儿，又可以看出郁达夫跟鲁迅大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鲁迅也碰到过类似的事——当年周作人怀疑鲁迅与自己老婆有染或者说“失敬”，于是写下绝交信一封，不许鲁迅再到他院子里来，还表示自己“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可是深谙世故洞悉人心的鲁迅知道像这类“家事”，不但清官难断，就是当事人自己也纠缠不清，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存而不论，保持沉默——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以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所以，终鲁迅一生，对这件造成他最大伤害的事情他几乎绝口不提，让岁月的风霜将其自然风干（当然，周作人也是这样。在这点上，二人可谓智者）。
可郁达夫就不同了，他觉得自己的家事也是国家大事，所以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又请自己的老朋友郭沫若过来“查看现场”！并在1938年7月5日的汉口《大公报》上第公然刊登侮辱性《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这还不过瘾，又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虽然在朋友们苦劝下，他们二人再次团聚并都表示不计前嫌，将日子过下去。孰料，没过多久，这似乎有暴露狂的郁达夫又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年（民国）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这个举动算是真的把家给毁了——王映霞立即以书信体裁写给郁达夫一封长信，在《大风旬刊》第三十四期发表，其中有云：“为了孩子，为了十二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晚年的王映霞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其中有云：“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文中又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这样暴露闹腾的结果，不仅家毁了，而且人也亡了，离婚后的郁达夫万念俱灰，远走南洋。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新加坡失守后，郁达夫避难至苏门答腊。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军宪兵暗杀于苏门答腊丛林之中，至今不知尸骨在何处。至于他的朋友，在此事上也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同情他——比如郭沫若就表示，“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而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郁达夫在家事上的闹腾与鲁迅的沉默，其得失一目了然。其实，这一点郁达夫也心知肚明。也因此，他对这位已经逝去不能再在关键时候“劝”自己、“阻”自己的老朋友充满感激与佩服。在鲁迅逝世的次年，郁达夫写了一篇题为《鲁迅的伟大》的精致短文，发表在3月1日日本《改造》第十九第三号上，文曰：“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这应该都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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