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年二十九了，我这个小老板还是一大早就被堵在了家里。谁呀？我的老冤家——广告公司的赵老板。你别看这家伙一身肥肉，一副肉头相，我可算服了他了。任我怎么哭穷，怎么解释，他老兄油盐不进，你走一步他跟一步，不气不恼，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冷着脸说：“明天就要过年了，我实在没着儿了，你没有一万五会死呀？”
赵胖子挤进屋，苦笑着说：“朱老板，我不拿到这笔钱，这年根本没法过，省城的张总就派人等在我家里，我欠人家的材料费，不给人家，人家叫我老少都不安宁。”
我说：“可我现在实在没有钱呀，我要是有钱哪个王八蛋不给你！”
赵胖子还是那样笑着，说：“这我知道，可是你得要账，你那些账不要，谁还能给你送上门？”
我想了想，也是。省城刘大头欠的账，早就该给我了，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了。我就说：“要不，我现在就到省城去，你等我回来，要来了就给你。”
我本想甩开他，谁知他说：“那我跟你去，有了钱我在那里就还欠张总的账，反正家里我也没法回去。”
我那个气呀，真想扇自己几个嘴巴，就赌气地说：“好，好！我俩一起去！不过，要不到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赵胖子连声说：“着，着，着！”
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赵胖子上路了。到了省城，已是下午三点。我没敢提前打电话约刘大头，因为这时候你要打电话约他要钱，就等于提前通知他“逃跑”，这个刘大头，滑得像鲶鱼。一下车，我就和赵胖子直奔他的“公司”——也是家，想给刘大头来个突然袭击。谁知还是扑空了——铁将军把门。我朝赵胖子冷笑，赵胖子也是一脸的无奈。我们俩一合计，决定就在刘大头家门口守候。
等了两个多小时，眼看天色已晚，赵胖子急了，说：“朱老板，在这儿干等着也不是办法，你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也别说我们在省城，看他在哪里？”
我只好从命，拨通了刘大头的手机。响了半天，那边刘大头总算接腔了，声音热情如火：“哎呀是朱老板啊！你是讲那笔账的事吧？早给你准备好了，可我现在忙得很，回不去家呀，等过了年我就给你送去。年货办齐了吧？”
我不想听他那一套，没好气地问：“你现在在哪儿呢？”
那边刘大头精神头儿十足地说：“我呀？我在东北哈尔滨呢，来这儿签一笔大业务，他们要我十万件游泳裤。正在这儿验货呢，恐怕过年也回不去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寒冬腊月，你到东北送游泳裤？你当东北人都是北极熊？”
我“啪”地关上手机，看着赵胖子，说：“怎么弄？”
赵胖子几乎要哭了，愣了半天才说：“现在回去也没车了，好歹我俩得找个地方住一夜呀。”
我叹口气，只好和赵胖子在大街上转悠。看看宾馆，住不起，住小旅社，又怕不安全。赵胖子说：“我俩干脆洗桑拿浴吧，又能洗澡又能睡觉，还暖和，也不贵！”
也不知找了多少家，最后找了一家最便宜的，连洗澡带睡觉，一人十块钱。服务生说：“其他包厢都让老板们住上了，还有一间四人的，二位要不嫌，就跟我来吧！”
跟着服务生来到浴场的一个包厢前，服务生敲门后门开了，原来包厢里已住上两个人。一个穿着裤衩的瘦高个儿见有人来起了身，我一看怎么这么面熟？咦，刘大头？
刘大头也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尴尬地笑了：“是……是朱老板？怎么这么巧？”
我嘲讽地说道：“刘老板，怎么这么快就从哈尔滨回来了？是坐的‘飞毛腿’，还是‘神舟六号’？”
刘大头脸更红了，起身忙过来递烟，难为情地笑着。里面床上还有一个人，是个矮胖子。那矮胖子也睁开眼看着我们，看到赵胖子眼直了。赵胖子也看到了那人，回身就走。矮胖子动作十分麻利，翻身下床紧跑几步抓住了赵胖子：“好你个赵胖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小子送上门了。还钱吧！”
赵胖子看着我哭丧着脸说：“这就是张总，你看怎么弄吧？”
我把目光转向刘大头，说：“刘老板，你看我被赵老板追到这里要钱，你那笔账怎么弄？”
刘大头不住地叹气，看着张总还抓着赵胖子，就虎着脸说：“你横什么？你欠我的钱怎么弄？”
怎么弄？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恰似“酒令”上的“杠子老虎”，都是欠债者又都是债主。
这下，包括张总在内都火不起来了。我们几个人恼一气，吵一气，最后又都笑了。刘大头说：“我们四个人别讲二话了，都是难兄难弟，都别追了，我们就在这儿过个年吧！也好商议商议来年怎么干，明年说啥也不能这样过了！”
刘大头的话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张总和刘大头说我俩是客，不让我俩掏钱。他俩掏干了腰才凑了200块钱。刘大头叫来了服务生，说：“去，就照这200块钱，让饭店给我们送些酒菜来！”
服务生看看我们，不解地说：“怎么？明天就是年三十了，你们不回家过年了？”
张总端起了老板架子，大声对服务生说：“你没看见我们在谈业务吗？我们就在这儿过年！还买盘炮，炸炸今年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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