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样说不清的是，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蒋贵，他就是喜欢跟我套近乎。
高出两层院落三十米处的山体上，横着一条渠堰，在东边的田地里干了活，西院人都是匆匆忙忙穿过瘦瘦的堰堤，直接走到西院上方，再下一坡杂草丛生的土路，就进院坝了。这会省下不少路程。他们赶回去，是要去自留地里忙碌。给集体干活只要不迟到早退，中途尽可磨洋工，妇人们挖下一锄，往往就停下来，将下巴搁在锄把上，重复那些说了一辈子的闲话；男人没那么多惹是生非的闲话，但可以利用裹烟、抽烟的机会，围坐在田间，摆些天远地远的龙门阵。
他们就这样耗在集体的地里，从日出到日落，只等王大爹下令收工，把工分一评，就向家里奔去，即便天已黑透，也扛着锄头，提着尿壶，去自留地里松松土，淋淋庄稼。自留地才是身上的肉，才跟自己贴心贴肺。村里人都这样，唯蒋贵是个例外。许多时候，从村东的坡地上收工回来，蒋贵都绕道从我们院坝里过。那时候，我往往在家里做作业。我自己并没感觉到，但村里人都说我是最喜欢学习的孩子，且至今还以我为榜样教育他们的子女，说过春节的时候，外村来了车车灯或别的什么稀奇，我都拒不出门，躲在家里看书。我真是这样吗？果真如此，证明我从小就会装模作样了。蒋贵一步跨进我家高高的门槛，说，天麻黑了，你还不点灯？你这样会把眼睛搞坏的。
他说得没错，书上的字像随白天一同沉睡了，我要费很大的精神，才能把它们唤醒。
但我不想理他。
要是以前，他会给我表演动耳朵，那样我就会笑，他也会乐，但现在我没让他动，他就不能动。即使动我也不笑。他有些尴尬，拿上我的语文书，像老师那样摇头晃脑地说：我考考你啊。
我不想让他考。我觉得他不配考我。但好胜心激励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等着他的考试。
他指着一个字，这个读啥？
我说了。
不错，这个呢？
我又说了。
果然不错，他说，然后又指向下一个字。
他一次通常考我十个字。
很久过后我才明白，他本一字不识，他是来跟我学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不仅记住了那十个字的发音，还能一笔不错地写出来。久而久之，他能认很多字了，在田野上遇见我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并再次叫我们认。那些字本来是我教给他的，可有一些我已经忘记了，他却没忘记！
这样就倒了过来，我真正成了学生，他成了老师。
他的那股得意劲儿相当感染人，围着我们不认识的字，像巫师一样跳来跳去。
后来，他开始用会认会写的字编儿歌，有一首我至今记得：
“妈妈结婚我打锣，经过外婆门前坡，外婆还在摇篮坐，舅舅正在摇外婆。”
这首儿歌让我们把腮帮都笑痛了，好几天吃饭，都不敢咀嚼。
——虽然不能由自己作主动耳朵，可蒋贵终于又找到让我们快乐也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了。
他的快乐真是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的。
哭和笑都促进消化，而我们吃下的那一点儿东西，实在经不起消化。如果父母听见我们大笑，会严肃地训斥：再笑一声，晚上别端碗！父母是对的，因为我们每次笑过以后，都感到特别饿。我们全身最敏感的器官，是胃，于是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这个看不见的器官。但胃并不领情，常常深更半夜把我们叫醒，逼迫我们去想明天到哪里弄吃的。真是找不到地方了，能吃的树叶剔尽了，能吃的树皮也剥光了，如果泥土和石头能吃，我们那架数亿前年生成的大山，恐怕早就从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消失了。我当时不满十一岁，却能一口气喝下七大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与饭无关，只不过里面撒了几颗米或一团野菜，等同于清水。常年喝这种水，把我们的肚皮撑大了。七碗喝下去，肚皮亮得能看见肠肝肚肺，但几泡屎一屙，它就消下去，消得像是没有肚皮。
黑色的纸壳喇叭壁钱一样粘在墙上，我老是记得，当我的肚子跟后背连成一张皮，喇叭就会叫起来，我听到一连串的人名，接着听到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别的大好形势，我不大懂，也不关心，但粮食丰收的意思我是懂的，我抬头望着喇叭，嘴尽量张开，好像这样做，那些可亲可爱的粮食就能流进我的肚子里。然而，广播结束，整个山村陷入沉寂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丰收的稻谷、玉米、小麦、大豆和高粱，全都只装在喇叭里。
有一天，我趁家里无人，站上凳子把喇叭取下来，用刀划烂，结果里面并没有粮食，只有几根细细的铜线和密密麻麻的、比米粒还小的锡。
但信不信由你，那时候我尽管很失望，却一点儿也不悲伤。我甚至从没因挨饿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想到了美国人民，也想到了柬埔寨、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那里人民的悲惨境遇，广播里几乎也是天天要说的，最常用的词，除了“铁蹄”，就是“水深火热”。我会把这些词具体化，想象上了铁掌的高头大马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人群中飞奔；想象他们全都站在河水里，水已过喉，随便一缕风浪，就会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就算你有能力跳出水面，也没有用，河岸烧着绵延的大火！我仿佛听见了水淹嘴鼻的咕噜声，听见了火烧人油的爆响。这样的日子他们都在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戴上红领巾了！桂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每每想到烈士牺牲以后，有人忙不迭地抱着一捆布赶到战场，在烈士的鲜血里浸红，晾干后剪下让我们戴上，我的嫩骨头里就充满了力量。
当然，怜悯了别人，接下来还是要关心自己的肚子。我走进山林，一边割牛草，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野果。那时候镰刀好像也饿，我没把野果寻到，它却喝我指拇上的血。我左手上这些至今还鼓棱着的肉疙瘩，就是被镰刀咬伤的。
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村里不准私人养牲口，猪都养在公猪圈里，除上交国家外，还剩下几头，杀剥之后，每家每户也能分得一点儿，但实在少得可怜，一个春节也过不出头，就没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去想肉味。是不敢想。一想起来就会被迷住，进而浑身瘫软，啥事也干不了。
然而，在我们连想一想肉味都怕的时候，蒋贵却吃上肉了！
那是秋季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碰上蒋贵，他跟我是迎面而来的，还有老远，我就看见他的嘴大开大合。他的嘴一动，我的肚子就叫起来。那是下午四点过，我们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么长的时间，就吃过一顿早饭；但这并不是说，回了家就能立即吃上午饭。那时候只吃两顿，第二顿饭要等天黑以后才做。蒋贵怎么这么早就把第二顿饭吃了？
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嘴也动得越来越嚣张，整个腮帮都在大幅度地一瘪一缩。
而且我分明看见了，他嘴里可不是普通的饭，而是一片肉，淡紫色的瘦肉！
他给我打招呼：放学了？
我说嗯。
我的声音像蚊子叫。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咀嚼的声音响亮而欢实。
没走几步，我听到啪地一声。
那是他嘴唇发出的声音——把东西往外吐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看。他也斜睨着我。
他用手清理着嘴角，说，嗨，这家伙太难吃了！
接着又啪啪啪地吐了好几下。
为这件事，我受到的伤害让我铭记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有肉吃，刺激了我，让我沮丧，却没伤害我，可他竟把那么好的东西吐掉，还故意吐给我看，还说难吃！几年过后，我去县城读高中，某个周末，一个初中同学来找我。他在另一所高中念书。吃中午饭时，我给他买了份烧白——我自己只打了份小菜，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好些了，但一次买两份肉，对我而言还是极大的奢侈——刚吃一口，他就不停地哈气，说他妈的咸死了，要把人咸成盐肉了！然后把烧白全都刨进垃圾桶。看着他筷子捣动的样子，我就想起了蒋贵，并且从此再不跟那个同学来往。
如果，当时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斗争蒋贵和他母亲，受到的伤害就不会那么深，可我想的不是这个。我完全忘记了他爸当过白军，他妈是地主，我只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在吃肉的人。
我真希望找个人倾诉。跟父母是没法倾诉的，他们都太世故。我第一次命令蒋贵跪在院坝中央动耳朵之后，父亲打了我一顿，打得极狠，先用铁火叉打屁股，然后用棕绳将我两只手腕合在一处，吊在房梁上。为此他找了个借口，我把邻居家的南瓜叶当牛草割掉了，邻居破口大骂，骂声一起，父亲就开始打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为这件事。我父亲偷过队里的麦子，也偷过别人自留地里的青菜，那时候偷盗是每个人都干的，算不上耻辱；至于咒骂，肚子都填不饱，还怕骂？父亲打我的真正原因，是他觉得我不该以那样的方式对待蒋贵。父亲每次赶场回来，只要碰上蒋贵，蒋贵都接过他的背篼，不管背篼有多沉，他都送到我家的街檐上，水也不喝一口就离开了。我父亲就被这些小恩小惠收买。我不是怕父亲，而是看不起他，心里有了想法，根本不屑于给他说。
至于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除了听我号令，还能出什么主意呢？
真正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并且能给予我切实帮助的人，只有桂东风。
可是桂东风现在不在村里了。他连续三年都没考上初中，他爸只好为他另谋出路。当时，公社成立了一个川剧团，要招人，桂东风就进剧团唱戏去了。剧团不是随便就能进的，他爸给剧团领导不知送了多少只鳖。他爸喜欢钓鱼，也喜欢捉鳖，放暑假后，大热的天，他扛着钓杆，提着麻袋，下到河底，从早钓到黑。他随身带着一只盐罐，将钓到的小鱼剖开，抹上盐，摊在石板上烤，勿需多久，肉就烤熟了。鳖是很难钓到的，只能捉，到傍晚时分，鳖们从水里警觉地爬上来，闻到人的气味，又迅速钻进沙地里，一般人认不出哪片沙地下有鳖，桂东风他爸却一认一个准。
他说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有自己的路，把路给堵死，他（它）剩下的本事就是乖乖地听你安排了。遇上变天的时候，他可以几袋烟工夫就捉上半麻袋鳖。他是有名的好吃嘴，钓再多的鱼，捉再多的鳖，都一个人吃独食，一次吃不完，就养在缸里，下次再吃。可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忍痛割爱，很长时间都没喝过鳖汤了。桂东风进剧团后，一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听说他在里面刻苦练功，既练嗓子，也练腿脚，他爸给我们上课，经常说到他，说现在的桂东风，一个扫堂腿能放倒四五个壮汉。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的脸上就发烧，烧得脸皮能卷起来。我一边发狂地妒嫉他，一边又从骨子里依赖他。
离开了桂东风，我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
但我不甘心就此罢休。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桂东风他爸，也得感谢粘在墙上的喇叭——我家的喇叭被我划烂后，父亲又去领了一个。犯这么大的错他也没打我，把蒋贵叫到院坝中央动耳朵，他却把我打那么狠！——是他们帮助我醒过神：不对呀，贫下中农都穷得舔脚板，蒋贵哪来的肉吃？
这天清早，天还没亮明白，我站在自家街檐底下搓眼睛，看见王大爹提着裤子往茅坑跑去了。他家的茅坑挖在屋后的虚楼底下，需从院坝边下二十余步石梯才能过去，于是我去院坝边等着。王大爹回来的路上，神态庄重，目光深邃，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敲木梆了。
我拦住他，王大爹，我给你说个事。
啥事你快说。
我打断或者说破坏了他敲梆前的情绪，让他明显有些不耐烦。
蒋贵哪来的肉吃？
王大爹亮了一下眼睛，你看见他吃肉了？
我看见了。
他笑了笑：那不是肉。
没等我作进一步说明，他就进屋去了。
接着梆声响起。梆声和往天一样沉醉。
身为队长，对我反映的重要情况如此轻描淡写，让我既迷惑又震惊。
我分明看见蒋贵吃的是肉，淡紫色的瘦肉，他竟然说不是肉！
多年以后我才慢慢领悟，王大爹跟蒋贵一样，在村里是很孤独的。他们身份上是敌我，其实互为知音，互相欣赏。我甚至怀疑，蒋贵把未出世的木梆藏进山洞，王大爹也是知道的。这可以从王大爹的死得到部分证明。王大爹虽然很年轻的时候腰就得脊椎病佝偻了，但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除胃差一些，让他早上去茅坑时闹出特别大的动静，真说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毛病；他连感冒也很少得。可是，土地下户不需要他敲梆之后，他就明显老了一层，主要是腰，很厉害地勾下去，仿佛以前佝偻的程度，是为了让他有足够的高度能够敲梆，现在不敲梆了，也就没必要保持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身体依然是结实的，他知道，虽然木梆不再敲响，但除他之外，这村里还有一个人，不需要敲，也能听到木梆发出的乐音。可那个人抛下村子进了城，他一走，王大爹一下就不行了，别说像往常那样上山锄地，就是在院坝里挪动几步，也气喘得像要把肺吐出来。又过几年，有人找到了蒋贵藏在山洞里的木梆，就在将木梆的残骸和那窝老鼠一起烧掉的当夜，王大爹过世了……
王大爹不支持我，我只有去找小伙伴。
我以庄严的口气向他们宣布，你们知道不，蒋贵有肉吃！
谁知那几个瘦猴一样的家伙听后，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说，我们知道，蒋贵早就给我们表演过了。
表演？
他吃的是松树皮！
好几天来，我胸膛上都扣着一口铁锅，又沉又闷，现在这口锅揭开了，我听到血液奔流，感到呼吸畅快。但紧接着就是愤怒：蒋贵欺骗了我们。蒋贵竟敢欺骗我们！
我说，收拾他！
瘦猴子们把嘴合拢，积极响应。
这是我没有桂东风作后盾第一次跟蒋贵正面交锋，有些紧张，更多的却是豪迈。那天我领着四个孩子，在渠堰上把蒋贵拦住了。蒋贵喜笑颜开的。我说蒋贵，你还有肉吃吗？他说有啊，当然有，我正准备吃呢。说罢从荷包里掏出一片来。那真是老松上的皮，只是剔掉了最外面一层，看上去跟瘦肉相似。我暗自高兴，说你快吃啊。他嘴一张，将松树皮塞了进去，舌头搅来搅去的。他搅舌头的时候就打算走，可是我们不让他走，我们说你必须把它吞下去。他的舌头又搅了几下，说吞了。其实没有吞，我们谁都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腮帮是鼓着的，说话口齿也不甚清楚。我往前一站，像画报上那些小闯将一样，握着拳头说，你休想骗我们，快吞下去！蒋贵看着我，那眼神里的乞求，我是今天才读懂的。我说快吞啊，要不然，今儿晚上就斗你妈，连着你一起斗，从天黑斗到天亮，让你一直动耳朵，把你的耳朵累死！让你妈先跪柴块，再跪弯刀！蒋贵的脸皮绷紧了，如同一块橡皮筋被猛地一收。随后他的嘴噘了几下，脖子伸了几下，说真的吞了。我不信，要他张开嘴。他把嘴张得不能再大了，我凑过去，看到了颤动的舌根，也看到了黑洞洞的喉咙，的确没有松树皮。
他说相信了吧？
我笑起来。我一笑，伙伴们也跟着笑。
蒋贵再次把我们逗乐了，他像英雄似的，手舞足蹈。
我们给他让开路，他乐颠颠地回家去了，一路还哼着歌。
从那以后，蒋贵每次碰见我们，都自觉地把松树皮吃进肚里，吃一片我们不笑，他就吃两片、三片，最多一次吃了七片。他跟我们说话，总是满口的松油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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