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植物材料到园林绿化，从花卉抗性育种到大地园林化，致用致美创新创意的艺术设计是陈俊愉的永恒追求……
人世间最美妙绝伦的东西就是人活跃的思维与想像。
智慧之花盛开在创意的沃土上。
生命力的所在，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的血液，给人类注入了成功的元素。
1.从城市园林化走向“大地园林化”
新世纪到来时，许多专家学者都在为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当有人杜撰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系统，正行其时，陈俊愉针锋相对“重提大地园林化”。当年毛泽东主席以革命家和诗人的情怀提出“大地园林化”带有许多浪漫色彩，而陈俊愉的“重提大地园林化”却是以专家身份提出了可实施的目标。大地园林化要构成万紫千红、有花有草的稳定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植物群落，借以创造环境、社会和生产等诸多效益，还能够丰富文化内涵，提高全民绿色可持续意识。陈俊愉还提出，城市园林化是大地园林化的重点，是将园林在城市整体范围内的拓展，以城市为对象，按照园林规划设计的手法进行绿化和美化，形成城市实体空间，作为城市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城市环境整体素质。这同钱学森的“未来的中国应该发扬光大祖国传统园林特色与长处规划建设城市，把每座现代化城市都建成一座大园林”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城市人口集中，生产力发达，科技进步，设施完备，污染严重，城市环境迫切需要优先得到改善，而城市地域有限，全国城镇建成区总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不到，完全有条件集中力量使城市的生态环境率先得到改善。
大地园林化是绿化的更高阶段，“大地园林化”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提出的绿化目标，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已成为环境建设的重点之一。“大地园林化”要求把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得以改变。毛主席提得非常具体、形象、有可操作性，只是由于后来的动乱未能加以实施。陈俊愉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观赏园艺卷》，就专门列出了“大地园林化”的辞条，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提法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介。
陈俊愉认为，“大地园林化”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规划，在一切必要和可能的城乡土地上，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种草栽花，并结合其他措施，逐步改造荒山、荒地，治理沙漠、戈壁，从而减少自然灾害，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实现大地园林化，既要保护自然，美化大地，又要兴山川草木之利，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绿化是大地园林化的基础，大地园林化是绿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的阶段。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要求提高，既有中华特色，又富于时代精神。今天，重提大地园林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
“大地园林化”是我国林业和环境建设的宏伟目标。当前，与大地园林化一脉相承的是城市园林化。大地园林化是宏观的总目标，而城市园林化是大地园林化的重点。现在经常提“生态城市”，而生态城市首先应该是建设园林城市，森林环抱、处处绿地、繁花似锦、四季葱翠。在这样的城市里，粉尘得到净化，噪声得到削减，气候自然调节，水土合理保持，生态环境和谐，景色美丽动人。这样，才可以创造环境、社会和生产等诸多效益，克服城市病、现代病，把城镇建设得生机盎然、宜于人居。现在已经有许多城市，全民的绿化意识和创建园林城市的意识确实是增强了。不过，城市园林化建设要加强规划，讲究科学性。目前一些城市出现“草坪热”，走入误区。过量地建设草坪，会丧失园林复层种植结构所能展示的丰富多彩的三维空间景观，只能造成城市园林景观的单调和雷同，况且在制氧量上草坪也大大低于树木。开阔疏朗的草坪景观效果只是园林景观中的一种，绝不是园林景观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由乔、灌、草结合而成的绿地，其综合生态效益为纯草坪的5倍。另外，过量的以草代木，要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对严重缺水的城市来说，得不偿失。生态、“文态”，一个都不能少。
在陈俊愉看来，按照大地园林化的原则，园林建设不能只讲生态，而不涉及“文态”。重视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但应该紧紧地和“文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大地园林化，要丰富全民的文化内涵，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而不能单纯栽树造林。林业不但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也是创造“文态”环境的生力军。在绿化建设中，要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文态效益相结合。生态指的是人和环境的关系，“文态”则是人文关系所创造的传统表达方式。生态固然重要，但对“文态”的重视和弘扬，是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精华浩如烟海，可以继承、弘扬和研究的内容不胜枚举。而这些不只是生态所能包含得了的。陈俊愉还说，当然，我们要赋予优秀文化传统以时代的精神。2008“绿色奥运”这个提法很好，既有“生态”，又有了“文态”，是和大地园林化的宏伟理想全然一致的。“绿色奥运”不但将带动北京环境建设的步伐，乃至带动全国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改观，而且会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融进浓浓的绿色世界之中。
2.园林行业发展与创新
中华造园艺术与园林栽培植物以及野生种质资源一直领先于全球。二三百年前英国人“发现”了中国造园艺术和珍稀园林植物（石竹、山茶、苏铁、牡丹等），派专家来华学习中华造园艺术，创造了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新风格，并对世界园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人即有“天人合一”的哲思，强调既顺应自然，又与自然和谐一致。明代计成《园冶》中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既反映出“天”的自然与伟大，又坦言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到了清代，陈淏子在《花镜》（1688）中云：“审其燥湿，避其寒暑，使各顺其性，虽遐方异域，南北异地，人力亦可夺天工”。受此启发，陈俊愉认同“在顺应自然基础上适当改造本性”的引种驯化假说。几十年实验证明，“顺应自然、改造本性”的设想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武汉中山公园规划设计构思
全国有不少中山公园。其中，武汉的中山公园，不论在规模上或历史上，都是较大又较有名的一个。1951年，陈俊愉接受了主持汉口中山公园扩大部分园林规划设计的任务。他脱产两个月，常驻现场开展工作。武汉中山公园位于武汉市汉口的中心地区，是武汉三镇最老的大型公园之一。
事隔半世纪之多，追忆往昔，顿兴感怀。当时，回国伊始，就接受了这个大型公园的规划设计任务，陈俊愉心里没底。应采用什么风格，如何才能破旧立新，又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孙中山先生是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先驱，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其最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能做到“放眼世界”而以“天下为公”作为国民革命和做人做事的准则。武汉中山公园有“受降台”等历史性建筑，陈俊愉建议以其为重点，多方体现中山先生爱国、抗暴、为公、为民的伟大思想。汉口中山公园原有部分与扩大部分应“大同小异”，各有特色，而统一于中山先生伟大精神之感召下。
几经现场勘察、规划设计、反复琢磨和充分论证，决定以开阔型中英自然式为基调。中山公园旧有部分系以中国式传统风格为主，园林建筑密度较大，空旷地区太小，新区应当空旷些，才显得较为平衡。武汉地处“九省通衢”，园林中应有较大空地，方可容纳较多游人。原有园林与扩大部分基本均采中英自然式、而扩大部分比旧有部分要空旷得多，水系也更曲折自然些，“小异”统一于“大同”之中——这就既有协调，又有变化了。
“水”是武汉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中山公园扩大部分的规划中，也应充分发扬此一特点。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体现：①用环状水系将新区与老区相联，可在水上环行——这就既饶有本地风光，又利用共性把新旧两区自然联为一体。②通过游船经两区，不走回头路，又增新趣。
在植物规划上，以水杉、乌桕、垂丝海棠、梅花、蜡梅、紫藤、竹类、白蜡、桧柏、枫香、金钟花、红檵木、蝴蝶花、狗牙根等为主。这样的设计既富中华特色，又显本地风光，且乔、灌、藤、草坪、地被等植物相互搭配，彼此掩映，组成自然又和谐的人工植物群落。
从1951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业已过去。武汉中山公园经过多年、多次修改与增补，旧貌新颜，焕然一体，为国内知名胜景。
现在，全国已建成不少中山公园。陈俊愉认为，所有各地的中山公园都应在建园中体现出“中山精神”。当然，各地、各市的中山公园，也应在“大同”中体现出“小异”来。如北京中山公园就以松（油松、白皮松）、柏（侧柏、桧柏）为基调树种，以唐花坞等中式温室、建筑为特色。武汉中山公园除原有几幢“民国式”园林建筑外，陈俊愉建议把受降台扩大、改修，并在扩大部分多种水杉、竹类、马尾松（高处）、梅花（高处），借以弘扬华中地区特色。
（2）庐山植物园造园设计分析和建议
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等教授，创建于1934年。1964年4月，陈俊愉随同应邀专家在庐山植物园工作两周。陈俊愉对庐山植物园的园林布局、植物配置、造园设计做了分析，提出要因地制宜地选用植物材料扩大绿化，外围远山区以天然林为主，栽植抚育乡土树种。在一定范围的地段铺草地，利用草地与山林对比，而益形开朗，四周山林因草地而倍觉浓郁，因为植物配置的合理而使得园林风景构图开朗与闭锁的景色统一，既有开朗的空间又有闭锁的空间，而二者又利用植物的不同色彩达到开合自如的效果。陈俊愉的建议几十年来为该园的维护和发展所采纳。
（3）岩生植物选择应用与山石园建设的探讨
1985—1988年，陈俊愉指导研究生盘燕玲做了有关岩生植物选择应用的课题，在总结国内外岩石园与假山中植物选择应用的成败得失基础上，重新明确了“岩生植物”这一概念，并引用自然岩石地理景观与天然岩生植物景观机制，提出了关于建设具有特色的山石园的若干设想，又对其在中国发展做出了较为乐观的展望。同时，以集中宿根岩生花卉为材料，首次探索了有关耐旱性方面的一些生理生态指标测定，试图为合理选择应用岩生植物及其管理，提供较为科学的数量化最优手段作为参考。
（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引领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目前，已是一家以园林研发为支撑，集园林工程施工、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园林苗木产销为一体，市值近百亿的园林上市企业。棕榈园林公司的成长，离不开陈俊愉20多年前的一个善举和之后不断的关心和支持。
1981年春，吴桂昌还在读农学专业，深感未来城市发展对于园林绿化的迫切需求，故向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请求函授或购买一套教材。不久，与陈俊愉素不相识的吴桂昌收到了北京林学院自编的整套新教材，还夹着陈俊愉的亲笔回信。陈俊愉在信中介绍了当时国内园林植物、园林规划设计学科刚恢复起步的情况，尤其是谈到当时园林设计资料奇缺，鼓励吴桂昌边工作边注意收集积累。正是陈俊愉的帮助和引导，把吴桂昌引向了园林行业。
大学毕业后，吴桂昌到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旅游区工作，后来又开始了艰苦的棕榈园林创业。1995年，吴桂昌携妻子，北京林学院的弟子马娟拜访了陈俊愉，以及苏雪痕、张启翔、全海和李雄等老师。在此期间，棕榈园林组建了自己的植物研究所，并从国内外引种园林植物，开展了棕榈科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
1997年12月，80高龄的陈俊愉，及同来的俞善福等人考察了棕榈园林在中山的苗木基地。详细了解了棕榈园林的发展状况，尤其对棕榈科植物引种、筛选、驯化和应用前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之题词：“现代风景，棕榈园林”。
1999年，棕榈园林承担了广东省参展的99’昆明世博会作品——“粤晖园”的绿化任务，作品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2000年，吴桂昌与现任总裁赖国传到北京林业大学一举招聘了邓代明、黄志纲等多名品学兼优的北林学子；同年，棕榈园林提议并承办了“棕榈杯”首届全国大学生园林设计大赛；2002年起，棕榈园林开始在全国相关高等院校颁发“棕榈园林专业奖学金”，而北林一直是棕榈园林助奖人数最多的大学。2004年，吴桂昌应张启翔教授邀请，在北林做了“人才成长与企业发展需求”的专题报告。
2006年，棕榈园林提议在广州承办了全国园林植物科技“产学研”交流联谊会，得到以北林为首的全国高校及研究院所相关学者专家的积极响应；同年，受甘伟林常务副理事长推荐，在北林召开的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育分会年会上，作为全国园林企业的唯一代表，吴桂昌的“从园林企业角度探讨风景园林人才培养”的报告得到陈俊愉等专家的鼓励与认可。而今，吴桂昌作为全国唯一的企业代表，兼任了中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随着棕榈园林的成长，陈俊愉还亲自或让他的学生到棕榈园林的基地和工程项目考察。近年来，吴桂昌分别与多位北林学子多次到陈俊愉家拜访，每次见面都有获益。2008年，陈俊愉请棕榈园林给他提供一些原产于寒冷地区的棕榈种子以供科研用，吴桂昌从韩国和欧洲分别给他带回了一些种子和种苗，陈俊愉非常高兴。
2009年2月，全国梅花年会在上海召开，陈俊愉受邀考察棕榈园林上海苗木基地和上海大华清水湾工程项目，陈俊愉及夫人杨先生冒着雨雪兴高采烈地参观指导，他对棕榈园林20多年来专注于棕榈科植物引种和应用，尤其是耐寒种类方面的成就给予肯定。得知棕榈科植物成功落户华东而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陈俊愉十分欣慰。他还十分冷静地告诫吴桂昌，外来园林植物引种切莫急功近利。他说，木本植物引种成功与否要看20年，华东地区引种棕榈科植物则要看30年。陈俊愉本人引自西安，种于北京林大幼儿园已30年树龄的棕榈，虽在小气候中并植成丛状，且已长高近3米，仍未能在2011年春寒中免于冻害。陈俊愉说，北京地区引种棕榈的观察期要50年！
随着业务走向全国，陈俊愉多次向棕榈园林提出，要求棕榈园林带头在园林设计中推广使用植物拉丁名并大力应用园艺品种，要求在园林工程中发挥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的作用。陈俊愉对科技创新尤为关切，对棕榈团队在木兰科、山茶科等方向的新品种选育工作大加赞许。他说，观赏植物中木本植物育种难度不小，周期也特别长，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虽然我国有着丰富的育种原始资源，但育种长期落后于欧美日园艺发达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未来”。可是，让资源沉睡在大山深处，那未来的曙光是不会露现的，他鼓励园林人将研究工作分先后，突出重点，深入专攻，持之以恒。事实上，棕榈团队开发的四季开花的山茶科新品种，就结合了观赏、耐寒、耐曝晒等优点，在茶花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的前列，棕榈园林培育出的四季红山茶常年开花，填补了茶花夏天不开花的空白，引起了国际茶花界的轰动，棕榈园林茶花研发团队的高继银教授还获得了国际茶花协会颁发的主席勋章。木兰科植物新品种更有着广泛地域的适应能力，这些都切合了陈俊愉的育种指导思想。
博学广闻的陈俊愉要求棕榈团队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他认为海棠类植物是我国的传统名木，我国种质资源丰富，育种易出成果，而且在园林应用上前景广阔。陈俊愉要求棕榈人重视抗病虫害品种的选育，注意中国气候特色，特别是重视湖北海棠耐热粗生的基因。陈俊愉对棕榈团队跨地区的大规模园林植物引种筛选工程应用也给予了热情指导。陈俊愉提出的关于我国要合理地大量引进国外园林园艺机械等先进技术和设备，提升我国良种良法上的生产技术水平；要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展全国性的园林工程与生态保护的科技创新；高校、企业要参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要掌握科研前沿新动向，争取国家政策扶持等观点，为棕榈园林的实践运作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指导。
2011年，孟兆祯院士夫妇在考察棕榈园林广东研发基地时提议，棕榈园林应尽快编辑《棕榈园林群芳谱》，以收录棕榈园林在引种应用上成绩显著的乡土植物、首先引种驯化应用的外来新优园林植物和自主研发的新优品种。此事向陈俊愉征询，得到高度认可，并欣然于2012年3月底为棕榈园林题写了书名。
陈俊愉除了对棕榈园林的企业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对棕榈园林所在地的城镇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997年，陈俊愉到中山，得知小榄镇是全国著名的花乡，特地向吴桂昌提出要见镇领导。在与镇领导交流的近3个小时中，陈俊愉兴致勃勃地倾听，不时提出个人见解，不但对地区园林花卉行业发展前景给予厚望，同时也在诸如充分利用地方国产资源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小榄镇后被评为“中国花木之乡”、“全国造林绿化百佳镇”，还被誉为“中国菊花文化艺术之乡”。
（5）对观光采摘园景观规划设计的鼓励与推进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观赏园艺阵营里的值班人，陈俊愉十分欣赏、高度评价吴忆明、吕明伟编著的《观光采摘园规划设计》。新中国成立前的园艺系课程安排了果树、蔬菜、花卉造园、园产加工4门课；而在新中国的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中，竟缺乏果树学课程。在上述这本新书里，将以果树为主的观光采摘园和园林规划设计（旧称造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反映出在新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已经开始在保持农村风光特色前提下有计划地发展观光采摘园。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克服城市现代病，发展都市旅游业和促进城郊农业发展，都是有着多方效益的大好事。
从观光采摘园的发展背景，城市化和旅游业之快速发展，引发了陈俊愉对“田园都市”的一系列设想。台湾和北京，意大利、德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内外观光采摘园，观光农业园的发展，蕴含着景观生态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景观安全格局及观光采摘园规划的基本原理。以北京市民为主要调查对象，陈俊愉分析了观光采摘园旅游客源潜在市场的游客结构、游客消费行为和需求。全国城市化发展中建设观光采摘园，是从1980年代后期在深圳开办荔枝观光园和采摘园开始的，还不到20年，观光采摘园在国内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珠海、苏州等地先后兴起，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和效益，显示了观光农业的强大生命力。观光采摘园以自然为舞台，以传统文化和乡土风情为内涵，依托乡土果木，走进朴质、明丽、生机盎然且散发泥土芬芳的生产性园林中，让旅游者亲自欣赏并体验收获鲜果的滋味和乐趣，这是切合时代发展精神的一种观光旅游活动。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观光采摘园发展较快又经营最好。观光采摘是果品生产可持续发展中的先导产业，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切入点，也为城市开发旅游资源开拓了新路。以本乡本土果树为重点来介绍各地的观光采摘园，这是既符合实际现状，又与发展前景相吻合的。
陈俊愉对观光采摘园景观规划设计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3.创立中国花卉品种分类新体系
花卉品种分类是花卉选种育种的基础。花卉品种分类的标准，各国一般仅以形态性状为根据。在我国古代亦沿用形态如花色、花型、重瓣性等来分类。陈俊愉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梅花的经验，认为梅花的品种分类系统不能仅依靠形态标准，还要以品种演化程度与之相结合形成二元标准，才能正确反映进化的规律。1962年《园艺学报》第一卷第3、4期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梅花的研究Ⅱ——中国梅花的品种分类》，形成了我国花卉品种分类新系统的雏形。这一新系统的特色，在于它既主要根据进化观点，考虑各系、类、型、品种形成与演化的关系，又适当结合观赏形态及栽培应用进行分类。两者兼顾，以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称为“二元分类法”。继之，他又通过对梅花品种的研究不断改进，终于在1989年提出了中国梅花品种分类修正新系统，把所有梅花品种按种型分为三个系，按枝姿分为五类，再按花型、瓣色、萼色分为16个型。于是，完整的、饶有中国特色的花卉品种分类新系统就此问世。这一新分类体系具有科学性强、明确适用、留有余地，又可指导生产、预测育种结果等优点。因此，新系统一经问世，就被广大花卉专家采用。目前，我国很多名花的分类系统都是按照这个分类方法进行的。从而形成了花卉品种分类的中国学派，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虽然现在国际园艺学会在品种分类上有了新的体系，但对于栽培历史悠久，起源复杂的中国名花，陈俊愉的分类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944—1945年，陈俊愉参加了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对联合国救济总署支援我国的蔬菜种子的区域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所以他对国家有关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国际的差距心里很清楚。
1962年的一次会上，陈俊愉提议将10种中国传统名花列入国家科学研究长远规划。参会的梁思成质疑道：“梅花、牡丹还值得兴师动众来研究吗？”陈俊愉用陶渊明的诗作答：“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梁思成听后不作声了。想必痴迷于中国传统建筑斗拱的他，终会理解痴迷于梅花的陈俊愉。
关于“二元分类”陈俊愉曾有概要而精到的叙述。中国花卉品种的二元分类，1962年，我们首先提出：“主要根据进化的观点，同时也须结合园林栽培应用上的需要。这是梅花品种分类的基本原则，也可在其他花卉的品种分类研究中结合具体情况推广应用……用枝条姿态作为梅花品种分类的第一级标准，花型作为第二级标准，再参照其他各级标准，初步提出了中国梅花品种分类系统的建议……”周家琪先生则以牡丹、芍药为对象，指出：“花型的演化可以明确划分为两个系统，即雄蕊瓣化（楼子类）和花瓣的增加（千层类）。这两个系统的花型都是在单瓣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低级花型到高级花型。”楼子类的花型如金蕊型，千层类的花型有荷花型……尽管当时均未明确提出“二元分类”之名，却已经在实例中渗透了其基本原理。应当说，中国花卉品种二元分类体系，就是这样由陈俊愉、周家琪共同创立起来的。
正式提出“花卉二元分类”，是在该体系初创之后30年，陈俊愉、包满珠两位教授提出“中国梅花主要系、类、组、型检索表（1991）”和“中国梅系、类、组、型分类检索表（1992）”，并指出：“应用了观赏植物‘二元分类’原理（演化关系为主，形态应用为辅，二者兼顾），实行4级……分类”。后来，陈、包又在包括323个品种“中国梅1996年二元四级分类统一体系”中，将“系Series改称系统Branch，组Section改成群Subgroup，以避免与野生植物的分类单位相混淆。至于类Group与型Form，则维持不变”。
在牡丹、芍药品种分类上，亦经若干补充与修改。在周家琪对之按二元分类原理提出其体系后，主要更动之处有五：（1）普遍认为几类牡丹品种群是多种起源，而非以前认为是单种起源。（2）洪涛等1992年起发表、更正了几个牡丹种，其中紫斑牡丹（Paeonia rockii）、杨山牡丹（P.ostii）等已获得公认。（3）现在多认为中原牡丹品种群以矮牡丹（P.suffruticosa var. spontanea）为主要野生原种，并有紫斑牡丹和杨山牡丹血统在内。（4）还有以紫斑牡丹为主要种源组成的西北（甘肃）牡丹品种群，西南牡丹品种群（种源待查），以杨山牡丹为主的江南牡丹品种群和以黄牡丹（P.lutea）、大花黄牡丹（var.ludlowii）以及以之为主要种源的黄牡丹（杂交）品种群。（5）在周家琪花型分类基础上，李嘉珏、秦魁杰进而对牡丹分类提出修正方案：Ⅰ单瓣类：a.千层组：单瓣型、荷花型、蔷薇型；b.楼子组：金蕊型、托桂型、金环型、皇冠型、绣球型。Ⅱ台阁花类：a.千层组：初生台阁型；b.楼子组：彩瓣台阁型、分层台阁型、球花台阁型。
1962年起，“二元分类”在很多名花中逐渐推广应用，收到良效，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花卉品种分类新学派。如菊花（Dendranthema×grandiflorum）的品种分类，国内也众说纷纭，体系甚多。一般认为《中国作物遗传资源》（1994）方案较好。在小菊系（统）中，设6个花型（平瓣型、蓟瓣型、匙瓣型、蜂瓣型、管瓣型、小桂型）；大中菊系（统），设16个花型（宽瓣型、荷花型、芍药型、反卷型、莲座型、卷散型、舞莲型、圆球型、圆盘型、翎管型、松针型、垂珠型、舞环型、龙爪型、毛刺型、大桂型）。同样，菊花的分级层次适当（三级）：一级标准为种源组成。以野菊（D.indicum）为主要成分的小菊系统，列在大中菊系统之前，表示演化地位较低，染色体2n=4x—6x+2（36—56），而以毛华菊（D.vestitum）为主要成分的大中菊系统，则因演化层次较高而列较后，染色体2n=6x-2—8x+3（52—75）。二级标准是“花瓣”，如小花分列舌状花（居前）、筒状花（居后）两类。最后，以“花型”（头状花序）作三级标准。科学与适用，这就构成了较为合理的中国菊花品种二元分类体系。
我国丰富多彩的荷花品种已按二元分类法分为三系、六群、14类和38型。
中国莲系（统）是主体，分大花、中小花两群。大花群又按花瓣分单瓣、复瓣、重台、千瓣等类；每类再按花色分型。中小花群出现较晚，也按花瓣分类；分型同大花群。美国莲系原始种，类型极为简单。杂交莲系（统）近年始有之，分大花群和中小花群，前者以单瓣类为主，后者又分单瓣、复瓣、重瓣等类，再各分不同色型。
再如山茶，我国约有300多个品种，多具雄蕊瓣化、花瓣自然增加、雌蕊演变、萼片瓣化等形态，概分为单瓣、复瓣、重瓣三类12花型。
通过历史、考古等研究途径，来探求花卉不同系统、类（群）、型的出现早晚及其演化轨迹；有时还要与可信的诗、词、歌、赋、故事、绘画、雕刻、碑碣、古树、名木及地下发掘物等参照印证，来探觅科学事实。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江南先民即已采摘、应用野梅子。如在上海青浦崧泽，通过1961—1976年的地下遗址发掘，就有表面具小孔的梅核碎片出土。这是典型的梅之特征。该土层出土遗物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表明，梅核等系距今（1996）5226—5906年前之故物。我国开始食用梅子的历史，从古至1975年已有3200多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梅核），1996年的测定则推前了至少2000年，即距今约5000—6000年。在古代书、文、诗、词中，查出汉代已有江梅、宫粉型等梅花栽培，唐代始见朱砂型，宋代新增绿萼、玉蝶、早梅、黄香等梅型。
从古树调查中发现元代始有台阁梅属真梅系统直枝梅类。属杏梅系统的杏梅，最早确切的报道见于宋·范成大《梅谱》。而真梅系统的龙游梅类、垂枝梅类，迟至民国时代（1912—1949）始初见之。至樱李梅系统的美人梅型，则是由法国人用紫叶李（Prunuscerasifera“Pissardii”）与宫粉型梅花杂交选育而成（1895）。1987年，我国才由美国加州Modesto莲园黄国振处引至北京。通过以上这些考证与分析，可对梅的开始应用及梅花不同系统、类（群）、型的出现早晚，有所了解。一般分化愈晚，变异愈带根本性，其演化地位愈高。
通过引种驯化、实生选种及杂交育种表现，探索各系统、类、型间的演化关系。如1953年在武汉春播‘粉皮宫粉’梅核，1957年春得一株始花，瓣多而花心具台阁（‘珞珈台阁’梅）。可见台阁变异可从非台阁品种梅林中脱颖而出，不过几率特小而已。又如在约1000株1958年春播‘沅江骨梅’（果梅品种，开白色单瓣花）天然授粉实生苗中，1964年选出一株开重瓣白花而抗-19℃低温的新品种‘北京玉蝶’。可见梅花确实由果梅分化而来。自从1980年代品种间杂交育种中，发现以‘朱砂’品种为父本时，其典型性状（枝内新生木质部淡暗紫，萼酱紫，花紫红）较难在杂交后的子一代中表现。如‘江南台阁’系从‘小宫粉’与‘江南朱砂’后代中选育，‘磨山宫粉’则由‘残雪’与‘小宫粉’与‘江南朱砂’杂交后再杂交的子一代中选出。在《中国梅花》所记垂枝梅新品种中，竟有‘粉皮垂枝’等4个品种乃由‘残雪’实生选种而来。可见‘残雪’是个遗传“垂枝性”很好的母本，而“垂枝性”较容易在杂交后的子一代中显现。
随着技术的进步，克服了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某些微观形态和生理指标，如花粉粒及其表面形态，叶表皮细胞形态、染色体数和核型分析、同工酶指标、数量及分支分类，以及分子系统学技术，通过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与历史考古、育种试验等所获结果相互核对。如康素红、包满珠等1997年在《园艺学报》上发表《梅花品种分类的花粉形态学研究》一文对三个系（统）60个品种的花粉进行了光镜和电镜观察，将梅花花粉分六大类，对观测结果作出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结论是：“……花粉形态可以较客观地反映梅品种的亲缘关系”，“孢粉学证据基本支持传统的二元三级分类系统”，“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要求中国花卉品种二元分类体系逐步完善并扩大推广。这一代表中华学派并饶有特色的新体系，正有其光辉的发展前景。
4.选育地被菊及刺玫月季新品种
解决城市绿化中的二次扬尘，需要迅速扩大绿化面积。对“宏观绿化”和“粗线条彩化”以及提高绿化植物的抗逆性与适应性等问题，陈俊愉勇于创新，在菊花和月季育种上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认为，长期以来，菊花育种偏向于花大、色艳，重花容、好重瓣等品质因素，造成目前菊花仅限于盆栽、本身抗逆性差、管理要求高等缺点。他要把菊花从花瓶、花盆中解脱出来，为城市大环境服务。从1985年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选用早菊、岩菊，尤其是从美国引进的实生苗中选出的‘美矮粉’等作母本，用野生菊属种类作父本，即毛华菊（C.vestitum）、小红菊（C.chanetti）、野菊（C. lavandulifolium var. seticuspe）、甘野菊（C.lavandulifolium）、尖叶野菊（C.indicum）、紫花野菊（C.zawadskii）、菊花脑（C.nankingense）和北京菊等多次进行远缘杂交。以后又经过不断地回交和选育，在后代中选出了一批植株紧密、低矮、抗寒、抗旱、耐半荫、耐盐碱、耐污染、耐粗放管理和花期长的新型观花地被植物，被称作“地被菊”。经过北京的主要大街、公园、学校、广场等试验，效果良好，被誉为“骆驼式”花卉。经过近几年的区域试验，地被菊品种在北京、河北、山东、天津、沈阳、吉林、呼和浩特等地生长良好，有些抗寒品种在乌鲁木齐和哈尔滨也能不加保护露地越冬，为三北地区园林绿化提供了很好的植物。此后，在陈俊愉领导下选育的地被菊品种已达70多个，花色丰富，琳琅满目。这种选育地被菊新品种群的思想和方法对其他观赏植物的选育方向有明显的指导意义。这个研究项目于1989年10月通过了北京市科委组织的鉴定，并于同年在第二届全国花卉博览会上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又于1991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月季育种工作中，陈俊愉也是独辟蹊径。他认为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蔷薇资源，培育适合中国广大地域栽培的高抗性月季新品种群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原产的蔷薇属植物占全世界总数的41％，而且中国蔷薇资源中有些具有四季开花，抗性强，花呈各色等突出优良性状。欧洲人搞了近200年的月季育种也没有育成四季开花的品种。自从18世纪中国的‘月月红’、‘月月粉’、‘中国彩晕’香水月季，‘中国淡黄’香水月季，4个品种传入欧洲，参加欧洲品种杂交后，月季育种获得了飞跃的发展。现在已培育了2万多个品种。但现代月季抗逆性差等弱点，已开始引起世界月季育种家们的注意。早在1950年代至60年代，陈俊愉就带领他的学生用我国蔷薇植物中具高抗性的种类与现代月季进行杂交，特别是用报春刺玫、黄刺玫与现代月季杂交，期望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耐寒、耐旱、抗病虫害、管理粗放、四季开花的全新月季品种群——刺玫月季。当时已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杂种苗，可惜在“文革”中被毁。自1982年起，他又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重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弄清我国的蔷薇资源，他多次去山西、青海、云南、新疆以及东北地区调查野生种类，研究其生态习性与生物学特性，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育种。他指导博士研究生用我国三北野生蔷薇与现代月季进行远缘杂交，共杂交120个杂交组合，授粉6000余朵花，获得了2000多颗杂交种子，其中有10株杂种苗在抗性和观赏性上表现突出。这就为培育全新的“刺玫月季品种群”打下了基础。1989年，他主持了北京市科委下达“刺玫月季新品种群培育”的重点科研项目，满怀信心地指导博士生和年轻教师对这项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5.探明菊花起源
陈俊愉为了弄清菊花的起源，寻找栽培花卉形成与演化规律及途径，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在分析我国菊属植物的特点，了解它们的地理分布，以及查阅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大胆选择了几种野生菊属植物进行远缘杂交，决心以人工合成的方式来研究家菊的起源。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1960年代，他用野菊与小红菊杂交，培育出了四倍体的北京菊，成为通往人工合成家菊大道的一个开路先锋。1979年以后，他又带领青年教师、研究生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多年在黄山、天柱山、伏牛山、大别山等地进行远缘杂交试验，培育出了一些新的“合成菊”。其中几个种间杂种在形态上酷似家菊，（其染色体2n=45-54）已跻身于家菊的行列。这些通过人工远缘杂交产生的菊花类型再现了1000多年前原始菊花的基本形态。这样的人工合成菊试验在世界上还是首次。通过长期研究，他已基本探明栽培菊花的起源主要来自野菊（Dendranthema indicum）与毛华菊（D.vestitum）的杂交和随后的选育，而紫花野菊（D.zawasdskii）等也参与了菊花的形成。直到去世前一个星期，陈俊愉终于完成了专著《菊花起源》。
1947年12月29日，陈俊愉在丹麦菊花协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的题目《中国，我们菊花的故乡》，谈了菊花的起源、栽培简史、品种分类、繁殖栽培与应用，以及花卉装饰和菊文化。这是中国人在西方的第一篇介绍菊花的论文报告。稍后，李惠林1959年在其于美国出版的《中国的园林花卉》（The Garden Flowers of China）一书中，辟有专章简介中华菊花。书中有云：“家菊全然乃中华所原产，但19世纪早期，在西方园艺界即对其成为栽培植物与早期艺菊史，进行了争议和讨论”。1976年在美国出版的权威巨著《植物第三》（《Hortus Third》Bailey，1976）中，竟这样写：“菊花，设想系一杂种（种间），包括野菊（Chrysanthemum indicum）、日本菊（C.japonense）、龙脑菊（C.makinoi）、萨摩野菊（C.ornatum）甚至或许还有其他种……很可能是中国起源”。这样，菊花原产于中国的定论，便又掀起了波涛。
菊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原产我国，陶渊明（约365—427）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菊花在中国品种达3000种以上，类型丰富多样，栽培地区广袤，栽培方式多种多样，菊艺精到巧妙，育种原理与技巧精细高效，花卉装饰及多种应用花样翻新，还有丰富的菊文化和多种药用、食用价值，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西方人士对之所知甚少。其实，中华名菊东传日本，系在公元710—784年的盛唐时期（陈俊愉，“菊花与艺菊”，1950）。这是我国菊花外传至他国的起始。
随后，日本和朝鲜（尤其是日本）成为我国菊花向西方传播的中间站。西方直接从中国引走菊花，则始自1688年。荷兰作家白里尼1689年出版的《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一书，首次在欧洲赞颂了中国的菊花。1789年，法商布朗卡尔由中国带去三个菊花品种，但只有开紫花的大复瓣菊花一个品种成活，法国园艺学家芮马特1792年首次定名菊花为Chrysanthemum morifolium的模式标本，就取自布朗卡尔引种成活的那株紫菊花。1950年10月，陈俊愉在武汉大学农学院观察菊花
公元前5000年的中国我们祖先所崇拜的是菊花，帝王的“帝”字就形同菊花的花蒂，经考古研究，封建帝王的象征取自菊花的黄色。
我国对菊花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成果喜人，陈俊愉感到还有不少根本问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引领潮流。
首先是菊花的起源与演化；第二，菊花品种分类问题；第三，申报菊花品种国际登录权威问题；第四，菊花产业化发展方向问题。
四君子梅兰竹菊中的菊花，五彩缤纷，“皇天不负有心人”，陈俊愉经30多年的潜心研究证明，菊花起源于中国。陈俊愉自己对此深感欣慰。他强调：
对于菊花起源的研究，有几个前提性问题必须十分准确，否则便易产生误差和混乱，国内以及国际上有关专家研究之失误盖源于此。
其一，菊花物种开始形成和以后未受其他野生菊属植物授粉干扰的较原始的菊花，即陶渊明时代及以后的老菊花品种，非中国新菊品。自18世纪初、中叶，外国菊品回流我国，近年来自日本者尤多。由于菊系天然授粉植物，种间杂交较易成功，故探讨菊花起源，只能用老品种和较原始的品种作为试材，否则便会得出菊花并非原产中国的错误结论。
其二，应当把形态学、分类学、远缘杂交试验和分子水平测试等结合起来，对结果进行综合性讨论，方可获取比较正确的结论。
陈俊愉自1961年起，带着助手和学生连续接力开展菊花起源的人工远缘杂交及分子水平测试，获得了多种不同种间杂交组合所产生的不同花色的合成菊。部分合成菊的染色体数为2n=14—54，已超过四倍体（2n=36），可列入菊花的行列。现在已有足够的理由和依据，初步确定菊花是“栽培杂种复合体”（hybrid cultigen complex）。它是个高度远缘杂交起源的人工形成物种，其主要亲本为毛华菊（C.vestitum）、野菊与紫花野菊（C.zawadskii）等，经过长期天然杂交和人工选育发展而来。
中国菊花对世界花卉的贡献体现在：
（1）通过对我国天然种间杂交的长期不断选育，创造出丰富多彩、品类繁多的中国菊花品种。用我国野生种质资源间的天然杂交，经过人工选择，终于在全球花卉界创造出用中国原料（原始材料）在中国选育的世界花卉育种两大奇观之一（另一为现代月季，系欧洲人用中国原种为关键性亲本反复杂交育种而成）。现在全球菊花品种已多达30000个，它们都是中国菊花品种的“子孙”和“外孙”。
（2）艺菊原理与技术的多样化与合理化，迄今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如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的平衡协调，保持脚叶由下至上不脱落，通过叶片与幼苗识别菊花品种，生长与发育期的巧妙协调，乃至各种不同栽培方式的变化与掌握。西方园艺公司尤其以菊花栽培为主营，常用重金聘请中国花师傅和艺菊能手为其指导技术与管理。
（3）中国式菊花育种原理与西方的育种理论相似而又有其特点，可以相互补充、发扬光大。早在宋代我国第一部《菊谱》（1104年）中，便可看出以培育与选择为中心的中国花卉育种原理体系，就是以菊花育种为重点对象而建立起来的。由于菊系天然异花授粉而基本自花不孕，因此，以培育、选择和天然杂交为重点的育种三大环节，既完整配套，又有以培育为“重中之重”的特色。中国式菊花乃至花卉育种体系，实乃国人通过菊花而引发的与西方育种理论相辅相成的重大贡献。
（4）中国艺菊方式多种多样，精彩绝伦。如地栽菊（小菊，尤其是抗逆性特强的地被菊）、盆栽标本菊、一株开千朵花的大立菊、悬崖菊、案头菊、菊塔、菊门、小菊盆景以及中国式切花菊等等，很多都是西方所缺乏，也很少听说过的。
（5）中国菊花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诗情画意，气韵生动，是华夏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陈俊愉菊花研究30多年历程中，刻印着他和他的团队为之奋斗的足迹。
6.建立金花茶基因库进行繁殖
以陈俊愉为代表的金花茶研究者有曹慧娟、程金水、夏丽芳、朱象鸿、谢立山、赵世伟、黄连冬等，前后经历了26年的育种研究，从云南昆明到广西南宁，三次杂交育种，在广西南宁的两个试验，育出三个新品种：‘金背丹心’，瓣背橙黄色，瓣面紫红色；‘新黄’，初开时，花色淡黄、透亮，随着栽培年限增加，黄色素逐渐增强成为深黄色；‘冬梅迎春’，花色淡黄。
1989年11月，陈俊愉先生主持的这项研究成果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建立金花茶基因库并进行繁殖这项科学研究与试验中，体现了科学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境界。
金花茶基因研究团队中的程金水，现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59-1963年，程金水师从陈俊愉，在陈俊愉的指导下迈入了玫瑰花研究的门槛，是陈俊愉先生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建国后园林植物专业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63年程金水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林业大学从事园林植物遗传育种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北京市核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国际茶花协会理事及中国区域名誉主席、中国茶花协会副会长、中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园林学会理事。他先后指导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3名、进修教师10余名。
金花茶以其黄色花瓣著名于世，被列为中国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是我国特产的珍稀濒危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茶族皇后”，国际上则称之为“幻想中的黄色山茶”。
金花茶不仅具有很高的园林利用价值，而且它本身蕴藏着极其宝贵的黄色基因，是培育更高观赏价值的茶花品种的珍贵种质资源，其育种研究已成为国际性茶花研究的重要课题。世界珍稀花木金花茶，除极少数几种分布在越南、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外，大多数种类均原产于广西，广西因此成为金花茶现代地理分布中心，被誉为金花茶的故乡。2012年出版的《中国金花茶图谱》（梁盛业、陆敏珠、黄晓娜主编）收集了产于广西南部和西南部的亚热带南缘和热带北缘地区的金花茶组植物33种及5个变种。
早在中国明朝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过黄色山茶，世界各国园艺家从20世纪早期就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培育黄色山茶。在我国，1933年首次在广西防城采到金花茶标本（左景烈23483），1948年戚经文先生定为新种，命名为Camellia nitidissima Chi，发表在植物专刊上。直到1960年代初期金花茶再一次在广西邕宁被发现，经植物学家胡先骕发表，又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培育金花茶的浪潮。
1973年，在“文革”极端困难的年代，为了在国际茶花艺苑中首先培育出灿烂的黄花山茶系列新品种，陈俊愉、程金水等人在云南昆明展开杂交育种工作，用云南山茶与金花茶杂交，10年后杂交种开花，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大花、重瓣、有香味的黄色山茶品系。从1980年起陈俊愉又组织领导全国协作组，多次到广西邕宁、防城、东兴等边境地区调查金花茶的种质资源，将已发现的金花茶的二十几个种和变种几乎全部收集于南宁种植，并建立了两座金花茶基因库。在广西南宁的育种基地，以金花茶为母本，华东山茶、茶梅等为父本进行杂交育种。此时，出现了金花茶研究的分类学、形态解剖学和育种学三大研究热点，在陈俊愉的带领下，广西和北京试验出了包括扦插、高空压条、嫁接与组织培养等一整套成功的繁殖技术。由于世界上真正黄色的茶花品种还未培育成功，因此，美国、日本等国的同行们一直在进行金花茶与山茶花的杂交育种工作。为了争时间、抢速度，陈俊愉多次到广西亲临现场指导金花茶育种工作，培育了上千株杂种苗。林业部重点课题“金花茶基因库建立和繁殖技术研究”的负责人陈俊愉和协作组程金水组织相关成员系统收集了我国22个种和变种的野生资源，开展了金花茶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栽培学、繁殖学、遗传学及育种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革新了一整套繁育技术，解决了濒危金花茶和杂种胚、幼胚离体快繁问题，创造了壮根壮苗一次成苗培养基，首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中字型金花茶组“培快繁新工艺”。1986年，此项研究成果在广西南宁通过部级鉴定，国务委员陈慕华等领导到会祝贺。该项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989年获中国花卉博览会和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进入1990年代，对金花茶杂交育种、染色体数目与核型分析、分类及其演化、孢粉学以及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加强，杂交育种金花茶的黄色性状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性状，其遗传规律不易掌握，专家推测，金花茶的黄色性状可能受基因互作用的影响。南宁市金花茶公园园容管理科基因库技术主管、园林高级工程师黄连冬，他是金花茶协作组中的年轻人，35年来一直从事金花茶育种及繁殖研究。黄连冬率领南宁市金花茶公园科研团队克难攻坚，在金花茶育种及繁殖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荣获多项奖励，成为金花茶繁育工作的奋力开拓者和技术尖兵。他们立足基因库进行金花茶引种，开展“金花茶育种及繁殖试验研究”，为培育金花茶新种不懈努力。从1982年底开始，课题组开始引进金花茶作为母树种植授粉。经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努力，在短短4年中共引进种植金花茶原始种及变种22个，并在新竹苗圃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品种最多、最齐全的金花茶基因库。依托基因库，黄连冬带领一支科研团队，数十年如一日，沉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从金花茶种苗的催芽、栽培管理到培育开花，以及基因库内金花茶的物种、物候，他都坚持做好认真细致的记录，为开展金花茶的引种、种植提供了准确的参考依据。经过上千次各种杂交组合的实验和无数次的失败，即使快到山穷水尽之时，他都咬咬牙坚持下来，终于迎来了新品种繁育的柳暗花明，一个个有规律的数据、一组组脉络清晰的记录渐渐浮出水面。金花茶协作组的黄连冬坚持奋战、努力摸索实验，率领科研团队现已培育出金花茶杂交新品种10个，2010年新品种‘冬月’和‘金背丹心’已成功登陆中国茶花名录。金花茶界专家们期待中的高品质山茶花新品种——叶子像红山茶，抗性耐寒像茶梅，香气像琉球连蕊茶，花形像云南山茶，开花时百花齐放像怒江山茶——黄色的金花茶这一遥远梦想已经实现。
2010年3月南宁金花茶公园参加第七届中国（重庆）茶花大会暨国际茶花育种年会，荣获栽培金奖（金花茶）1个、栽培铜奖（显脉金花茶、东兴金花茶）2个和组织奖三种奖项；参加2012年中国楚雄第27届国际茶花大会，被评为“新品种奖”。南宁金花茶公园在金花茶育种方面成绩突出，2010年11月17日金花茶公园获得中国花协茶花分会授牌“中国金花茶科研育种基地”，成为中国8个茶花育种基地中第一个获得授牌的基地，为金花茶公园坚持文化建园，打造并申报世界茶花优秀文化公园提供了有利条件。
积极开拓创新，探索改进盆栽方式，使金花茶日益走进寻常百姓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花卉观赏的质量要求大大提高，培育出更多更好的花卉新品种既顺应市场需求也是科研的方向。黄连冬及其团队持续努力的方向定位在培育出更多金花茶新品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从2009年起，黄连冬积极配合金花茶公园实施创新项目，从广东引进能够四季开花的杜鹃红山茶、从越南引进红花抱茎茶，利用嫁接、扦插等技术手段进行快速繁殖试验，目前已嫁接繁殖杜鹃红山茶（名贵茶花）数千株。为将这两个四时有花、观赏性强的茶科品种推向市场打下了扎实基础。通过每年逐步加大种植，用3年时间实现杜鹃红山茶道路种植的目标。南宁金花茶公园注重将科研与市场相结合，根据市场需要向社会提供优质金花茶苗木，金花茶的对外销售数量每年都有大幅上升，金花茶正在日益走进寻常百姓家。
7.提倡多用国产花材
一捧鲜花养在花瓶里，百合、康乃馨、米兰，落落大方。鬓发如雪的陈俊愉老人指着百合，百感交集：“我管它叫‘回姥姥家的外孙女’，因为它原是从中国传向世界的，现在却被高价引进国内，令人痛心啊！”
陈俊愉动情地说：“全世界有2000种以上的花卉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自己不会好好利用，现在还拼命引进洋花、洋草，这不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嘛！以梅花为例，国内现有323个梅花品种和189个果梅品种，而在欧美等地，几乎没有梅花，拿到国外去一棵就是几十美元。无独有偶，在国外有多少好的梅花在野外孤芳自赏，甚至当柴烧！”
“花卉既是科学，又是产业”。陈俊愉这一理念的形成，起始于早年留学生涯。
留学期间，陈俊愉见识了丹麦发达的花卉产业。在丹麦，园艺场、园艺实验站随处可见。每逢假日，陈俊愉就到这些地方劳作，学习花卉栽培技术。
回国后，陈俊愉不仅撰文立说宣扬花卉产业化，更是身体力行地推动花卉产业化。他曾动员武汉梅园技术人员从四川运回千余株名梅，开辟了武汉东湖磨山梅园。1991年3月，“中国梅花研究中心”在磨山梅园挂牌。在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时候，中心收到了两份特殊的“生日礼物”——美国、意大利相继发来求购信函，要求引种东湖磨山梅花，一个品种一根枝条，引进方为每个品种支付50美元。这使东湖磨山梅花走出国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陈俊愉的影响与促进下，中国花协梅花蜡梅分会已经在武汉、南京等地组织了9次全国性梅花展览，搭建起了梅产品信息交流平台。
尽管已取得一些成就，但在陈俊愉看来，中国花卉产业的发展还远远不够，他说，“我们要充分利用优质资源，通过办训练班、办展览等一整套宣传推广，为产业化开路，把祖国花卉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在花卉产业方面，陈俊愉提出了“传统名花产业化”、“中国名花国际化”和“世界名花本土化”的战略思想。他总是一遍一遍地畅想着、号召着、呐喊着要把中国花卉“资源大国”变成世界“花卉大国”和“花卉强国”。陈俊愉始终能把握园林花卉发展的脉搏、高瞻远瞩地提出国家园林建设的战略发展方向。
2002年5月，陈俊愉访问荷兰园林花卉，并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建立协作科研项目，并在2004年派王彩云博士前往研究园林植物和观赏园艺。2004年圣诞节王彩云赴丹麦访问，还拜会了陈俊愉在丹麦的朋友，参观了陈俊愉的母校。
作为陈俊愉的学生，王彩云的收获让弟子们倍受鼓舞和鞭策；作为园林事业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彩云更觉得陈先生的思想就是引路的明灯，指引着园林教育和科研的航程。
王彩云介绍说，先生一生关注我国的园林建设发展，对于一些不利于城市园林建设的现象，他会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先生91岁高龄时，他看到园林建设中的“形象工程”、“铺大草坪”、“挖大树”、“建大广场”等现象，先生亲自撰文《园林城市建设中该注意的误区》，提出“园林建设一定要有方针”、“买洋草，受洋罪，代价太大”、“应该多研究我们自己的草，不要总捡外国现成的。”文章引起业界强烈的共鸣。
陈俊愉说，当前要做的大量工作是要宣传发扬民族特色，反对认为只有洋花才高贵的盲目崇洋思想，建立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并真正深刻体会民族花卉的多种优越性。在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应在繁殖、栽培、应用和扶持民族花卉的生产上下真功夫，才能收到实效，让民族鲜花怒放于辽阔的祖国大地上，然后创作插花而进入千家万户，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在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起促进作用。
王彩云谈到陈俊愉学术思想时说，他忧患“中国城市园林的生物多样性少”。早在1998年先生代表园林界撰写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观赏植物》，多次呼吁城市生态系统要重视和丰富生物多样性，他写的内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北京申奥成功后，他特别关注首都城市绿化建设，提出北京常绿和针叶植物应用太少，并呼吁重视松柏植物的开发应用。每次讲到我国松柏资源时，老人家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他说尤其像新疆、内蒙古、长白山等地松柏资源丰富，自生自灭多可惜！他还感叹欧洲虽然资源少，但园林应用多。记得2004年我在荷兰学习期间，他特别叮嘱要我利用圣诞节假日去丹麦、瑞典的城市调研园林植物多样性，说冬天是认识常绿阔叶和针叶植物在园林中应用的最佳季节。之后，先生结合当前园林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再次亲自撰稿《我国城市园林建设规划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在观赏园艺年会上引起了同行的共识和高度重视。
促进地方与个人的花卉技艺特色和个性展现，在盆景艺术、插花艺术等方面，陈俊愉又有许多真知灼见。
陈俊愉认为，要大力提倡发扬地方与个人的技艺特色与个性，创立多种多样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期在竞赛、评比中此追彼赶，互补短长，迅速地共同提高。譬如，盆景艺术，经过大力提倡，并参照国际流行时尚，现已向多流派、批量生产、改革老程式（如徽州游龙式梅花盆景在安庆等地改造为自然游龙式等），以及创立新品类（如微型盆景、壁挂盆景等）等不同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插花艺术亦当如此才是。目前国内插花艺术的主要毛病是洋味太重，民族特色不足，更难谈到流派与个性了。因此，从东洋花道和西洋程式中脱离出来，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提倡发展地方流派和个人风格，已提到插花艺术继承革新的日程上来了。
由于插花艺术的发展要应用、消耗大量花材，所以需要发展并建立花材生产基地，尤其是重点发展木本花材；同时还必须大力促进花瓶等容器的生产与革新，方能为插花事业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譬如蜡梅，河南鄢陵有上百万花株，却很少有人前往采购。又如南天竹，在皖南等山区，真是满山遍野，野生资源俯拾皆是，却尚无建立人工批量生产基地的经营者。还有梅花，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武汉洪山一带，还有花农专门从事于切花梅的生产，并选出‘小绿萼’、‘宫粉’、‘粉红朱砂’等拳头品种，专供切花栽培之用。可惜时至今日，切花梅反而在全国都几乎无影无踪了。兰花、滇（山）茶、水仙、瑞香等花材，在古人张谦德《瓶花谱》（1595年）中名列前茅，但现在除水仙有少量切花供应几个大城市外，其他花卉皆少切花花材供应。至于芍药，自古就是重要的瓶花素材。至今在一般城市大多缺乏芍药切花生产，而在牡丹、芍药之乡的山东菏泽却年年有几十万芍药花枝自开自谢，无人过问。因此，现在是有计划发展生产，并有效地应用国产传统花材，为插花艺术提供丰富材质的时候了。至于花瓶等容器的生产与花样翻新，也应配合工艺美术部门，加以研究、提高。如广东省石湾镇发展并改革瓷瓶生产，产品既朴素大方、清新明快，又饶有民族与地方特色，取得的出色成绩，即为成功例证之一。其他瓷都如江西景德镇等地的陶瓷容器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国产花材为主，外来花材为辅，仍应是今日插花取材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古代，习惯上用花木胜过草花，目前也可参照发展插花艺术。中华民族并不闭关自守，也不盲目媚外，但以民族花材为主，并以木本花材为重点，确有不少突出的优点。提倡多用国产花材，易于发扬民族精神和地方特色。只有富于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艺术创作，才更易为国人所喜闻乐见，也更易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事实上，以国产花材为主，好处是很多的，国产花材可以就地取材，丰富易得，较耐贮运，物美价廉；用国产花材有利于尊重民间传统习惯，贴近群众日常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民族感情与自豪感油然而生；用国产花卉体现民族特点和地方风情，最易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奇葩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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