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发起非正义战争的德国的失败而结束是必然的,其实黑塞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所以对战败消息丝毫不感惊讶。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的烦恼也全都被扔到了战争废墟上,噩梦醒来后他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转变开始了。“我曾经满怀虚荣和天真喜悦看作是自己使命的东西,也不复存在了。我的使命,我的拯救之路早就不再是诗歌、哲学或其他这类专家历史著作的领域,而是让我内心为数不多,但真正有生命力、强大的东西活一回,绝对忠实于我心中还能感觉到的东西,它就是生活,就是上帝。”译文根据原文有所改动。外面的世界再纷乱也不是他的事情了,他完全沉湎于自己内心和个人的命运之中。于是,他离开了居住7年、没给他带来什么幸事的伯尔尼的老屋,迁至蒙太格诺拉村,缩在这偏僻的一角当起了隐居者。这时,黑塞的私生活也有了变化,他已是孑然一身,与妻子正式分居,远离了孩子。他全部的家产就是随身带来的书籍、衣服和写字桌,当然还有他的思想、精神与智慧。他在这里一隐就是12年,直至1931年才离开。此外,他于1919年结束了战俘救济处的编务工作,成了自由人。
还在欧洲战火正酣时,黑塞一方面在伯尔尼从事战俘救济工作,一方面酝酿自己的小说《德米安》。他因在德国遭到媒体的攻击及出版商的拒绝,不得不以辛克莱的笔名把书稿寄给菲舍尔出版社,并附有一封推荐信,在信中黑塞称这位年轻作者是一位身染沉疴的青年,他将不久于人世,希望早日成全他小说的出版。
黑塞虽然在战争中遭到许多不幸,但他没有消沉,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又有了信心。他尽情拥抱自由、空气与阳光,享受着远离世界尘嚣的宁静孤寂的生活,享受着工作给他带来的乐趣。这时的他突然对绘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画笔给他带来全新的欢乐,尽管朋友们对此不理解,但黑塞痴心于用颜色涂抹的世界,常挥毫泼墨。学画的第二年,即1920年,他就出版了一部诗画集《画家的诗》,这一年出版的《流浪》也是一部散文、诗歌和水彩画的合集。《流浪》是黑塞在阿尔卑斯山漫游的果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虽在身后散尽,但仍在诗人的心头继续弥漫,他的心乱糟糟,沉甸甸的,带着许多疑问、困惑、愿望与感受,诗人上路了。他把自己放逐到大自然中,让心与天地对话,把情思撒在山水间。他想“把本该属于女人的那种爱,嬉戏地分给村庄和山峦,湖泊和峡谷,分给路旁的儿童,桥头的乞丐,牧场上的牛,以及鸟儿与蝴蝶”。
诗人的脚上路了,心也上路了,他一路行来一路思,触景生情,意随笔到,文字图画中既散发着大自然的清香,又洒落出内心的感悟与思索。当诗人走到边境时,心里告别的不仅仅是祖国与故乡,而且还有战争与乱世,他要去的国度只有蓝天与芳香,是个“福地”,那里“不知何为战斗,何为叫嚣”。那里的人民朴实,平和,在他们中间诗人仿佛回到了家乡。“在这里,不存在难办的问题,生存无需辩护,思索变成了游戏”。
与永恒大自然相遇使诗人深感生命的短暂,“我的生命之树,/落叶纷纷。……今天还在燃烧的,/转眼间,就熄灭。”可诗人并不惧怕死神,他对死神高喊:“来吧,亲爱的,我在此地,/带我走,我属于你!”因为诗人知道,生命之花凋谢后定会在墓地上再度开出更加灿烂的生命花朵,因为一切都会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她会孕育出新的生命:……
从深深的树根的梦中
迸发出那早已熄灭的生命向往光明的冲动,
被埋在黑暗里的生命的碎片,
在变化,在要求显现。
在接二连三迫不及待的分娩中,
大地母亲剧烈地颤动。
墓穴里的和平财宝无足轻重,
抵不上一场黑夜的梦。
关于死的梦不过是浓烟似墨,
浓烟下熊熊燃烧着生命之火。
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诗人的感受力增强了:“我微笑了,不只是用嘴。我用灵魂,用眼睛,用全身的皮肤微笑,我用不同于从前的感官,去迎那向山上送来芳香的田野,它们比从前更细腻,更沉静,更敏锐,更老练,也更含感激之情。”诗人的想象力也驰骋万里,我们来欣赏《流浪》中一篇散文《农家》的片段:我愿成为一个巨人,那样,我就可以把头枕在积雪旁一处高山牧场上羊群中间,我的脚趾则伸进山下深深的湖中去戏水。我就可以这样躺着,永远不站起来,在我的手指间长出灌木丛,在我的头发里开出杜鹃花,我的双膝变成前山,我的躯体上将建起葡萄山、房屋和小教堂。我就这样躺上千万年,对着天空眨眨眼睛,对着湖水眨眨眼睛。我一打喷嚏,便是一阵雷雨。我呵上一口气,积雪溶化,瀑布舞蹈。我死了,整个世界也死了。随后我在宇宙中漂洋过海,去取来一个新的太阳。
黑塞用文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画面。诗人把自己化作山,化作水,化作山水的主宰。诗人在大自然中间深深地陶醉了,想永远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同生存共毁灭。诗人在此发挥了非凡的想象力,要给世界再取来一个新太阳,给世界万物以新的生命。诗情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如果把这段文字画下来,不是一幅很好的抽象派的画吗?黑塞懂得把诗情画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另一个大文豪纪德读到《流浪》集后称赞不已,说它散发着“大自然的清香”,“与外部世界完全和谐地融为一体”。
世外桃源的隐士?
黑塞在蒙太格诺拉乡村结庐隐居后悠然自得,好不快活。居有漂亮的房子和花园,交有同好的朋友。除音乐外,绘画也是黑塞的最爱。黑塞在炎热的夏季穿村走巷,深入树林,见到美景便画板一支,把旖旎风光固定在纸上。到了夜晚,酒肆饭庄是黑塞偶尔光顾的地方,更多的时间他偎依窗前,眺望夜空,深思冥想,夜晚不能用画笔了,就用语言歌颂夏日。外面世界仿佛已离黑塞远去,他仿佛生活在用画笔与纸墨打造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童话世界,是一个没法与现实吻合的世界:树有脸,房子露有笑容或眼泪,或者翩翩起舞。朋友们对此略有微词,他们指责他缺乏现实感,说他的诗与画都不符合现实,“丧失了对现实的最普遍的尊敬”。他不认同这个批评。用他的话讲,“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垃圾有什么可表现的呢?“对于这种可怜的、令人失望和荒芜的现实,我们除了否定它之外,别无选择。”
黑塞只想用颜色涂抹他的梦幻,而不是复制大自然,画板上的树是否与现实中的树相符他不关心,他只关注绘画的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或者成为一个画家。但是绘画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快乐,更有耐性。”他对绘画的钟爱也丰富了他语言的表达力,使其更加有感染力,更富有色彩。“我给天空些许钴色,给湖水一抹普鲁士蓝,给村庄涂点金赭色或那不勒斯黄。”你说这是用语言描绘画,还是用颜色涂抹着语言?
蒙太格诺拉乡村远离大城市,生活自然艰苦,再加上稿费因货币贬值变得没几个钱,黑塞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小文人”,一身旧西服穿得边都起了毛,秋天到时只能从树林里找些栗子果腹。日子虽然艰辛,不能甘其食,美其服,却可以安其居,乐其俗,黑塞觉得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岁月很美好,仿佛从历时几年的噩梦中醒来,现在他可以享受自由、空气、太阳和工作了。在1920年发表的《流浪中》他写道:“愁闷逐渐逐散了,生活又重新兴味盎然,天空恢复了美,漫游恢复了情致。在这样的重复旧观的日子里我感到的是一种病后复原的燕然:疲倦,却无真正的痛苦;柔顺,却心甘情愿;感激,却无须自贬。生活的曲线又开始慢慢回升。他又哼起歌,摘朵花,或舞动几下漫游的手杖。可不是,他还活着。他安然度过了劫难。”
黑塞真的把活生生的现实扔进垃圾桶了吗?他真的悠哉游哉于桃花源里与世隔绝?没有,黑塞身在桃源心系社会,1919年他与另外一个朋友创办了月刊《Vivos voco》。黑塞之所以要创建这份杂志,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亲眼目睹了时代的苦难,仔细探讨了苦难的起源,并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抗争。它呼吁战争幸存者,特别是年轻人与困境斗争,它关心年轻人的教育和民众教育问题。黑塞参与这份杂志的编务工作,说明他对社会的责任感没有削弱,他以文学的方式为重建德国的精神家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以政论的方式恪守着正义与人性。在1922年的一期杂志上,黑塞立场鲜明地对反犹太思潮进行了抨击,他写道:“你可以喜欢犹太人或不喜欢犹太人,但他们是人,常常是比他们狂热的对手聪明得多、有干劲得多、好得多的人。”他也指出这股反犹思潮在大学生中间引起的共鸣的危害,因而引起年轻大学生的不满,各种侮辱信与诽谤信纷纷向黑塞飞来。
中国书角
黑塞因受家庭国际气息的影响,因袭了双亲及外祖父母的兴趣,一生钟情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与印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共鸣。作家把东方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古老灿烂的中国文化给黑塞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中国文化的成分。
他27岁时在读叔本华时重遇印度哲学思想,后通过《薄加梵歌》、《佛语》、《呔檀多经》、《奥义书》和《佛陀》等德译本,进一步了解了印度文化。但战争改变了他的思想,使他转向内心之路,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走这条路的精神支柱。在寻找到这条路后,黑塞便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各民族之间相联结,在较高的精神层次上达到和谐统一,并借以达到客观世界的和谐完美。黑塞后半辈子始终跋涉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哪怕历尽艰辛,哪怕心灵炼狱,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当年黑塞在去印度的船上就认识了中国人,此人来自上海,博学多才,外文极好,他兴致勃勃地给黑塞用英语背诵了《诗经》中的篇什,给黑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黑塞30岁时,在父亲书架上首次遭遇中国老子。他读到了老子的书,读到了父亲著的《老子——基督诞生前的圣人》一书。后来黑塞又得到一本当时在德国非常有影响的德国汉学家汉斯·贝特格翻译的诗集《中国之笛》,读后对中国诗歌赞不绝口:“读着这些优美的诗篇,我们仿佛徜徉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
黑塞一生研究中国文化达60年之久,读了近160本中国书籍,我们采撷几例可以窥见黑塞对中国文化浓厚的兴趣,如《中国诗歌》、《易经》、《诗经》、《中国之笛》、《论语》、《道德经》、《庄子》、《碧岩录》、《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中国民间传说》和《水浒》等。他不仅读,而且也评,曾写过40多篇关于中国书的文章。一个欧洲人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化的书籍,甚至比大多数中国人读得还多,可见中国文化对他的吸引力有多大。在他的书房中还辟有中国角,那里散发出的深邃的中国文化帮助他度过了战争黑暗的日子,给他以精神支撑: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立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落。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而又常常非常奇特地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藉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塞认为只有中国的圣贤能够拯救欧洲的灵魂,他把中国思想的传播看作是一个思想任务,在《Vivos voco》杂志上他写道,“我们迫切需要的智慧在《老子》里,把它译成欧洲语言是我们当前唯一的思想任务。”黑塞对庄子推崇至极,说:“欧洲(更不用说美洲)有些国家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也没出现过一部能与《庄子》媲美的著作。”
他站在书架前,与中国先哲们对话,遥想着东方那神秘的国度,神思早已飞往中国圣人们的精神世界去遨游。
当时的欧洲形成一股中国热,许多文人哲人都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比如叔本华、尼采。黑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并不是赶时髦或用异国文化装点自己的作品。不,他不是这种玩时兴追时尚的人。他孕育于西方文化,根植于基督教的文化土壤,他不会崇“洋”忘祖。他的眼光宏远,是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想让中国文化来冲涤一下西方趋于僵化的思维,他说:“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古老中国的思想,特别是早期的道教思想,决非冷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从根本上已证明,它在重要的问题上对我们是有益的,有帮助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古老的哲理书籍中一下获得一个新生活观,也不是要抛弃我们西方的文化而变异为中国人。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尤其从老子那里,启迪我们去看到一种为我们极为忽视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在那里蕴藏着某些力量,而且认识到由于我们忙于别的事情,长久以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关注。”
另外一方面,黑塞懂得人类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外来的文化对黑塞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吸收了印度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教与道教)的营养,将多种文化熔于一炉,炼出了他内容博大精深、浸透着人类各种文化的佳品。
《克林格索尔最后的夏天》
在他许多创作,如诗歌、小说、童话、传奇、寓言、成语故事或散文中都能看到他接受中国文化的印记。黑塞对两位中国诗人喜爱有加,把他们写进作品中。如这时期的小说《克林格索尔最后的夏天》(1920年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里就有中国人出现。故事的主人公,画家克林格索尔就把自己看作李太白,把一个朋友称作杜甫。克林格索尔像李白一样嗜酒,癫狂。他遨游青山绿水间,性格放荡不羁又忧郁满怀,他和李白一样让生命顺水东流。作品中还援引了李白的诗《对酒行》中几句: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雕换,容颜有迁改。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李白另外一首《将进酒》也被写进作品里: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当然,作品中的李白诗是“整过容”的,要不是经过有关专家还原,还真难看出李白诗的原貌。作品中的李白诗曰:
人生逝去迅如一道闪电,光彩幻灭不等旁人看见。
天地恒常,历久不变,
变易的时光掠过人的容颜迅飞。
你啊你,不痛饮却面对斟满的酒杯,
告诉我,你还在等待谁?
你的头发早晨还像乌黑的丝亮闪闪,
到了晚间却已被白雪濡染,
谁不愿忍受生生的躯体死去的愁惨,
就抛起酒杯邀明月来作伴!
这部作品不仅停留在让主人公穿上李白的衣服,吟些让人能想起李白的诗句,更主要的是黑塞把中国的道家思想糅了进去。作品有一章是探讨艺术的永恒,黑塞通过人物的对话阐述了道学的内容。当克林格索尔说道西方文化正在衰亡、趋于死亡时,来自亚美尼亚的占星家说道:“衰亡是不存在的东西。若要有升沉兴衰,先得存在下与上。但上与下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存在于错觉之中。一切对立均为错觉。白与黑是错觉,死与生是错觉,善与恶是错觉。”克林格索尔马上听出这是东方式的对世界的认识,他说:“你是一个来自东方的使者,也是派遣给我的使者。”占星家进一步阐述说:“也许你觉得这是衰亡,而我也许觉得这是诞生。这两者都是错觉。”这里我们不是已经读到老子两极同出的思想了吗?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显现的,两者时间上不分前后,空间上没有大小。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的是同一道理:“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这段话告诉我们,不管是草茎还是厅堂前的柱子,不管是丑女还是西施,都是相通而浑一的;旧事物分解则意味着新事物的形成,新事物的形成也即意味着旧事物的毁灭。列子也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下沉上升,死亡与新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是相通的,只是人们只认识它们表面的异,而没认识它们深层的同。来自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却能洞悉事物的奥妙,道出道家哲学之核心,不是很有象征意味吗?这部作品是黑塞转向中国文化后在创作上的尝试。
黑塞在这里不仅用文学手段阐释道家的思想,而且还想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拯救正在衰落的欧洲,给这个又病又老、日薄西山的欧洲以强心剂,希望从死亡中诞生一个新的欧洲。他借小说中的画家克林格索尔——李白的口说道:“到处都一样:大战,艺术中的大变迁,西方各国的大崩溃。在古老的欧洲,我们这里原先存在的善和我们所独有的一切均已消亡,我们的美好的理性已经变成癫狂,我们的钱币是张张废纸,我们的机械只能用来射击和爆炸,我们的艺术是自杀。我们正在衰亡,朋友们,我们是命定如此,清徵调已经奏响了。”清徵调在中国古时被视为亡国之音,这里,黑塞用中国古琴曲来比喻欧洲的丧钟已经敲响,哀乐已经奏起。但是,这死也意味着重生,所以死是不可怕的,死是生的前奏曲,克林格索尔说:“我们濒临毁灭,我们大家,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又非重新诞生不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
疗养客
1923年9月,和太太分居4年的黑塞正式离婚了。其实婚姻有这种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19年前结婚时黑塞就举棋不定,内心矛盾重重。多少海誓山盟的婚姻都解体了,更不用说他这种三心二意的婚姻。这种三心二意与爱情无涉,而与能力有关。要想结婚就得作好爱情在琐碎的、毫无浪漫可言的现实生活中慢慢变老的心理准备,作好承担生活责任的心理与物质准备,而这却是艺术家们、文学家们难以做到的。黑塞后来在参加弟弟婚礼时回忆自己的婚姻时说:“在我看来,不结婚的话,会比现在要好过千万倍,我思潮如涌,想起十四年前决定结婚、举行婚礼时,内心有多么激烈的斗争。……我们这样的人扮演市民的角色去结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适合做隐士、学者或者艺术家,要不然做荒漠里的圣徒,但是我们不适合做丈夫、做父亲。”黑塞不但忍受着婚姻抛锚的痛苦,坐骨神经痛及风湿病也在身体上折磨着他,他不得不去苏黎世附近的巴登温泉疗养,从此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他都来此疗养,一直延续到1952年。
在疗养地他身子在休养,可思想不会休养,他仍不断思索,不断幻想,笔耕不辍。下榻旅馆的抽屉里放着《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东方之行》和《玻璃球游戏》的手稿,他写了几百封信,记下几百篇日记,又有几十首诗从笔尖流泻出来。这一年他的《辛克莱笔记》出版,收录了《欧洲人》等作品和一些评论。他把在疗养地的生活经历记录在《疗养客》中,1925年发表。这本小书除了描写疗养院的生活外,还包含着自我分析、思考、心理分析和真情表白,是“尽可能真实地、真诚地把一小段生活记录下来的努力”。黑塞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家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现实中生活。他在分析自我时,把他一分为二,一个是疗养客黑塞,一个是诗人黑塞,有时两者结合,有时诗人跳出自己观察疗养客黑塞。
就在这一年,黑塞入了瑞士国籍,因为他对德国彻底失望了。在他眼里,德国并没从经历过的战败中学到什么,没从战争中接受教训,这个国家已是不可救药了。黑塞真是有先见之明,德国确实劣性难改,以后又成战争祸首。黑塞加入了瑞士籍,也就避免了后来受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的命运,冥冥中黑塞做出了极为正确的选择,仿佛上苍在保佑着他。
在疗养地,黑塞并不孤独,来自世界各地及他生命各个旅程段的同事和朋友纷纷来到这里拜访他,黑塞与来客愉快地交往着,晚上一起喝喝酒,闲聊一阵。黑塞不仅不忘旧友,还结交新朋,而且朋友的层次也扩展了,不仅与艺术家文学家来往,也和商人、历史学家、艺术收藏家与赞助商、宫殿主人交往。小城的人,小城的山水都给黑塞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24年1月,黑塞与瑞士女作家丽萨·文格尔的女儿路特·文格尔结婚,婚是结了,可黑塞对婚姻仍没有多少信心,上面已经说过,他认为像他这种人不适合做丈夫和父亲的,所以他对婚姻也没多少渴望,只是迫于生活才结婚。其实婚姻也是一门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只有懂得这门艺术的人才能把婚姻进行到底,否则洞房就是离婚路上的第一站。作家艺术家之所以离婚较多,可能与他们能和虚拟世界中的锅碗瓢盆打交道,而不会与现实生活中的锅碗瓢盆打交道有关。事实证明,黑塞的第二次婚姻也没延续多久,3年后两人就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了。黑塞好像确实缺少婚姻细胞,和许多艺术家文学家的命运差不多。
文学之旅
1925年,黑塞接到许多邀请,请他去朗读自己的作品。作品一旦完成,就和作家没关系了,剩下的事就是出版社如何包装,如何做广告赚钱了。作家难以和读者沟通。在公众面前露面是作家宣传自己的极好机会,他可以亲自听听普通读者的意见、小老百姓的声音。光听文学批评家对作家是没多大帮助的,文学批评家只会在理论与流派的库房里给作品找个合适的位子,换句话说找件合适的理论外衣套在作品身上。可黑塞与常人的想法不同,他很不愿意走向读者,在他看来作为作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就像是一件商品参展,他在《拜访诗人》一文中说:“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而且也从来不乐意成为名人和商标,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他偶尔也接受邀请,但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因为一方面爱好旅行,另外一方面可以换换环境,看看美丽的城市,晚上作为客人庆祝一番,慢慢品尝一下知名的美味,而旅费只需张张嘴巴朗读一下作品就能赚到,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事后他常常懊悔:“内疚和后悔之情往往接踵而来:我虽然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但毕竟做了违背我天性的事,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另外一个他不愿走向读者的原因是他对文学所持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不仅在他朗读时折磨着他,而且也在写作时折磨他。他认为文学在德国没成熟,是一颗长在贫瘠的、耕作很差的土地上的种子。在黑塞看来,德国的文学太千篇一律,是照葫芦画瓢式的模仿,作品生命太短。虽然外出作报告、朗读作品有违黑塞的意愿,不过,这一年的秋季他还是到了几个德国南部城市,如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市肆林立,汽车穿梭,现代商业正在步步紧逼古老的城市,现代工业已入侵传统文化,城市变得“不再有灵魂”了。黑塞曾对现代文明世界做出两个诊断,一是技术的张狂,一是民族主义的张狂,这是时代的病根。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反感之情也反映在他下一部小说《荒原狼》中,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威胁着人们的思想与灵魂。
黑塞虽然对城市风景有些失望,虽然荣誉(走到哪都被媒体包围,与读者见面,受众多的家庭邀请,有人把鲜花送到旅馆)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喜悦,但利用公差拜访拜访同事和朋友是黑塞非常乐意做的事。在别的城市的访问意义不大,暂且不提。但黑塞与托马斯·曼的友好关系不能不提。黑塞利用外出朗读作品的机会去慕尼黑走访了托马斯·曼。这两位作家性格迥异,托马斯·曼性格傲慢,不过这不妨碍他们成为知心的朋友。这种友谊始于青年时代,终于一方去世。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因空间距离而削弱,长达40年之久的通信把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化着,巩固着。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不遗余力地推荐黑塞,这在以后章节中还会提到。黑塞与托马斯·曼之间牢固的友谊基于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在创作主题上有一致性,他们的作品都坚持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表达出人道主义思想,所以他们常被称为“精神兄弟”。以后章节还要谈及张佩芬论托马斯·曼与黑塞的关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