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口述
被绑票的一百天
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被土匪掳去，被迫为土匪当了师爷100天；二是出家做和尚，也是100天！
这是我17岁那年发生的事。那时我还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假期回内江途中遭遇的变故，现在回叙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
放暑假的5月间，已经很热了。我们求精中学的同学，八九个人打算结伴回家，有住永川的，有住荣昌的，有住隆昌的、安岳的，我和我的十弟君绶回内江。当时就听说路上闹土匪不平静，心想我们是学生娃儿又没钱，土匪（四川叫土匪为棒老二）抢也抢不到我们。初生犊儿不怕虎，大家商量好还是决定回家，动身的时候，六大二小共八个同学。
说起来也妙，我们都没有钱作路费。我们的打算，是沿途都有同学的家，走一天到一家，到一家拿一块钱再走下面一段。就这样由重庆都邮街出发，第一天到了白市驿过夜，一个同学到了家，我们要了一块钱，七个人第二天再继续走。
下一站到了丁家坳，后来成了大人物的刘伯承，以前曾做过我们求精中学的体育教员，当时他受命在丁家坳招安土匪。我们到了那儿，自然去找他帮忙啰。他也叫我们不要走了，再下去乱得很。我还记得刘伯承当时说的两句话：“江水浑得很，哥子们抓不开！”四川的哥老会口头习惯以“哥子们”自称，“抓不开”，“抓”音哈，意思是“管不了”，“江水浑得很”，就是局面乱得很。
但是我们只想赶紧回家，第三天到了永川过夜，又送了一位同学到家，我们又要了一块钱作盘缠，继续再走。
再走下去就有麻烦了，我们还有六个同学，四大两小，我们分成两组一先一后走，两个大的带一个小的。一位姓梁的同学是安岳人，还有一位隆昌人，他们两个带着我的十弟君绶，跟在后面。我和另外一个叫樊天佑的同学，带着一个姓杨的小弟，走在前边。
这一天哪，由永川走到邮亭铺之间，先后就遇到过六次小股的土匪找麻烦，我们也看不出土匪与民兵有什么分别。走到一处叫田坝子的地方，我们先听见有人在叫：“弯到！弯到！”（站住的意思），路边跳出三个拿土枪的人，不准我们走，那边小屋里又钻出几个人来，说要检查。我心里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是检查，我们是身无长物，也搜不出值钱的东西，哪晓得我裤腰上的一根皮带给他们看上了，那倒是上海货。土匪要我解下来给他作挂枪的带子，我说那我的裤子总不能提着走路嘛，土匪说给你一根麻绳好了！
第一关遇土匪就抽走了我的裤腰带，总算还好，放了我们走路。走不了好久，到油房沟，又遇见土匪了，两个小子，一个要扣留，一个叫我们滚，结果仍经过检查，搜不出什么财物，才放了走路。如是者又遇了四次拦路检查，也是有惊无险，因为我们实在没得被抢的东西嘛，心里也就愈来愈不害怕了，遇土匪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哪晓得要命割筋的还在后头！真正出乱子的地方叫邮亭铺。邮亭铺在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我们走累了，一日数惊，希望早点落脚休息，因此到了邮亭铺就向教堂里投宿。我还记得那位牧师叫磐定安。叫开了教堂的门，磐牧师神色紧张，他不但不留我们过夜，反劝我们赶快早走，离开邮亭铺愈远愈好，因为当天上午，民团打死了两名土匪，磐牧师说土匪当天，一定要倾巢出动来报复，当地人都个个自危，生面孔谁也不敢留，怕被土匪误认为是民兵，连累大家都要遭殃。磐牧师说完，就把门关了，丢下我们六个学生娃儿面面相觑，进退两难！
我们同学中，那个杨小弟，人聪明而且蛮有主见。杨小弟首先不赞成再走，他说走也走不动了，也不知土匪究竟从哪个方向来，万一走出去碰上，黑夜之间，在路上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准被打死；不走嘛，大家可以休息。看教堂的围墙不甚高，但是石块砌得还可以避弹，大家就决定睡在石墙脚下，生死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们睡下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听见枪声像放火炮（爆竹），呐喊的声音逼来，我大胆伸出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这下大家都慌了，好像天下大乱，谁也沉不住气了，六个同学四散奔逃。我连自己的小兄弟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只听见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
我没有逃多远，就被土匪抓住，好像身上哪里被枪弹打伤了，但不知道痛，血脉奋张，支持着，人也并未倒。于是，我被他们反绑起来，有的土匪叫：“又捉住一个爬壳！”好像又有人在辩说：“不是爬壳，是学生娃儿！”（爬壳指民兵）。我心想，如果被他们误认我是爬壳那就休想活命了。
这一阵仗，土匪完全征服了邮亭铺。到了晚上7点多钟，土匪也怕民兵来反攻，他们绑架了我们这一群俘虏要撤退，回他们贼窝子里去。公路两旁成串的绑着俘虏。我四处张望，只看见那个叫樊天佑的同学，也远远的绑在路那边，不知他看见我没有，其余的同学一个也未发现。当时我真想哭，看见被俘虏的总算还活着，未看见的八九都凶多吉少了，也没有看见我兄弟。我自己有死去活来的感觉，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所谓人死，必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押在路上走，我只知道跟在我身边的俘虏是个西医，他注意到我头上的伤了，他说大概是枪弹擦伤，好在血已凝结起来封住了伤口，大概不要紧！
我又听见前后左右的土匪在七嘴八舌地说：“前面那个穿绸衫、梳拿破仑头的杂种，好像是吃教饭的样子，吃教饭的多半没得钱，把他毙了算啦，省得押着走累赘！”又有人反对。所谓梳拿破仑头的，就是蓄的西装头，发偏分；还有梳华盛顿头的，就是正中分开的样式。梳拿破仑头的，好神气的啊，可是土匪看不顺眼，就有人提议要先毙了……
土匪把我们押到一处地名叫千斤磅的地方，我知道这儿出大水牛，是不是秤牛要用千斤磅，才叫这个地名，我就不清楚了。到了一家大客栈，看样子已被土匪占了，临时做了匪窝子。一个戴着巴拿马草帽，穿绸衫的人出来，连叫“兄弟们辛苦了”。我心里在猜：看派头，大概是匪头子了。我当时已在盘算如何才能脱身，注意谁是可能救我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可以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
在这个客栈里，土匪们都休息吃饭，但是没有给我们饭吃。土匪开始清查我们这批俘虏的底细，我才知道糟了，他们是把我们当肉票，要我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啰，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也相信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但是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赎身。我说这个信怎么写嘛，要多少钱才能放我？
就是那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教我写信，后来我也知道他姓邱，叫邱华裕。他说：“你就写龙井口的老二把我拉了，要赶紧送四挑银子来赎！”我才知道这伙土匪是龙井口的，他们要勒索四挑银子，一挑银子就是1000两。我说我家出不起这么多银子，就与他们讲价还价。我出一挑，他们就减为三挑，又要我加一挑，扯了半天，我知道这封信还是非写不可！
等我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没想到土匪一看我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因为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我年纪还小嘛，所以又被叫为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他们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我写的字了，我可不愿他们留我做什么师爷，我假装未听见，继续写我的信。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住我：“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我说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土匪说：“你念了书要想做啥子事嘛？”我说念了书将来可以教书！土匪说：“教书能赚多少钱一个月？”我说教书可以赚8块到10块钱一月。土匪们哈哈大笑，他们说：“你这个学生江娃儿真没出息，我们留你做师爷，随便分一股给你，每一趟都不止一两百个赖儿脑壳！”（指袁世凯的大头银元，因为袁大头的光头，癞子不长发，以“赖儿脑壳”来指大头银元。）
我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光火了，一拍桌子骂我：“你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再啰唆，就把你毙了！”我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17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我想先保住了命再说，我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要我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账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一听要我管账，我就计上心来，我说我在学校的功课中以数学最坏，钱与账一定会弄错的，我保举我的同学樊天佑来管账，我说他的算术最好。我说的倒是老实话，主要也是想先救我的同学，但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说：“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我惊魂甫定之后，又想起我的十弟了，我求土匪们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看见另外的学生娃儿，特别是我的小兄弟。有个土匪回说，他看见过一个小孩，躲到人家房里去，在蚊帐中被烧死了……
唉，探听不到弟弟的确实下落，我的手是松了绑，樊天佑却绑在那边没有放。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抱着枪的土匪一边睡一个，把我夹在中间。临睡之前，他们还对我提出警告说：“学生江娃儿，不不，现在应该叫你师爷了，你给老子可要放漂亮点，半夜里可不要开小差啊！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逃是逃不了的，抓到了可就会给毙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又怕又惊、又累又受伤之后，那一夜我也睡不宁，尽做噩梦。半夜里我梦见自己眼见君绶十弟被土匪杀害了，我放声大哭，都哭醒了，也惊动了旁边看守的土匪，他咕噜我说：“你怎么搞的啊，半夜里号啥子，快睡！快睡！”
第二天，这一伙土匪还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匪首，居然派了两个兄弟，还有一乘轿子，先送我这个师爷回龙井口窝子里去。居然有轿子坐，前后还有背枪的土匪跟着班保护，想不到黑笔师爷还如此神气！
我被两名土匪两个轿夫，押送到了狮子场，这儿也是土匪的势力范围。在路旁放哨的两个土匪，居然对着我的轿子行举手礼，敬了礼后，大概又发现不对，我听见他们在问押送我的土匪，一问一答颇有味道，我假装打瞌睡未听见，放哨的问：
“这小伙子哪来的？居然用轿子抬回来？”
“拉来的一匹江！”（他给我面子，省了那个猪字。）
“家里干啥的？是不是很肥？”
“听说是开杂货铺的！”（这是我对土匪们扯的谎，原想他们不要勒索得太多。）
“开杂货铺的多少油水？我看不如抛了算啦！”（我弄不清楚所谓“抛”了是“放掉”，还是“干掉”，我又喜又怕，当然希望说的是放了！）
“那怎么行，邱哥子交代的，三房要把他留下来做师爷，怎么能放？”
“年轻娃儿怎么能做师爷？”
“哼，别看他年轻，人家可是洋学堂的大学生！写的字可真溜刷！”
“哦，怪不得要用轿子抬他，还派你两个跟着！”
快到土匪窝龙井口了，山路愈来愈陡，沿途偶尔撞见的都是土匪自己人，有人问我的两个土匪跟班：“你们回来哪，抬的娃儿是不是油混子转抄来的？”他们回说：“就是嘛！”
爬山路，上龙井口的时候，一个土匪跟班对我说：“老挑，我们龙井口这里好险要啊，官兵就是一两师人都少来打转转！”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两师人也不易攻上来。龙井口的地势的确很妙，山路很陡，但顶上却是平原良田，看起来就是一处四川富饶的农村，哪里像是土匪的山寨！
我的轿子一停下，好多男女老幼都围拢来，学生哥在他们眼里也成了稀奇活宝，大概他们以前掳来的没有学生娃儿。
两个土匪跟班把我送到一处楼房，他们说师爷你住楼上，满受优待的样子。中午饭吃的是粉蒸肉，晚上大伙儿都回来了吃得更好，又是肉又是鸡！
看土匪们班师回巢，他们也有一套仪式，所有的枪都架起来，杀了雄鸡，用鸡血祭枪，还要烧纸钱，由匪首来拜！
到晚上我才知道，龙井口的舵把子（土匪头），大家都叫他“老毕”，后来我才知道是篦子的篦，当然又是拐弯抹角叫出来的花样，不会是姓篦。老毕抽大烟，躺在烟盘子旁边。他们带我去见他！
老毕对我满和气的，居然还赏我一份见面礼，他说：“你来跟我们做师爷，很好，听说你的字写得很溜刷……”他找出来了一对象牙章递给我说：“这个给你，你们做师爷耍笔杆的用得着，我们玩枪杆的用不着这玩意！”接着他又找出来一顶带红结子的瓜皮帽，给我戴在头上，他打量一番，满意地说：“这样就像个师爷了！”
老毕这些观念，我猜想他大概是看戏得来的，硬给我戴上一顶红结瓜皮帽，我的感觉是有被侮弄的成分，弄得像一个小丑，把我当猴子耍，让他们开心。可是那时候，我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看老毕对我还蛮和气的，我冒失问了他一句：“请教贵姓大名？”他回说：“我们黑道上的规矩，最忌讳人家问姓名，别人叫我啥子你就跟着叫好了！”土匪忌讳你问姓名是有道理的，谁知道哪一天就会有人被抓去，再亲近的伙伴也彼此不知姓名的好，否则一招出来头儿叫什么，不是方便抓吗，叫不出姓名来总不好通缉，也不会连累亲人。
但是后来我还是知道老毕本姓苏。姓苏的为什么叫老毕？梳子篦子嘛，又是这样联想出来的！谁说土匪没有学问？他们的名堂才来得多！
我在龙井口，并没有为老毕做啥子事，也没有安顿两天，就听他们说：“水涨了！”军队追剿要来攻龙井口了。土匪要转移阵地，要带着我逃，对我这个师爷还是不放心，逃的路上就要把我的手绑起来。转了两处地方住，白天还准我走动走动，晚上就不准我出门，还是防我开小差！
离开龙井口，我就没有看见过老毕了，好像我被移交了，我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老康本姓赵，赵、罩同音，罩起来就是盖起来的意思，四川话“盖住”，就说“□住”，所以姓赵的叫老康！（按这个字的写法是□，重庆有个地名叫□井，在川语中似只有康字的音较近）。
老康是我在被土匪绑架后，所遇到的几个土匪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几次都是他救了我的命，要不是老康照顾我，那必然不能活着逃出来。所以每摆到这些龙门阵，老康虽是土匪，后来他也曾一度被招安了，虽然他逃不了惨死，但他讲义气，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回想起来，好多经历也真妙。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我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我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我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我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哪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我换别的，我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四幅《百忍图》，我就取了这四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我常捧着书本，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吟吟哦哦一番。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自己摇头晃脑地陶醉一番！
有一天，我自己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哼唔，我在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他对我说：“你这个娃儿还诌什么诗啊，这儿不是土匪窝子吗？我都要被他们折磨死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吟诗，岂不是黄连树下弹琵琶！”
你猜他是谁？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过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这位进士公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中过科举的进士老爷当然做诗做得好啰。他听我胡诌的打油诗，只说我黄连树下弹琵琶，他还没有说我是孔夫子门前卖孝经哩！
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做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才又看见我那个可怜的同学樊天佑！
我们虽然同时被掳，但那一次的土匪来路不同，可谓三山五岳的人马，派别很多。我的运气很好，遇到的几个土匪头，老邱、老毕，以及康东家都比较仁厚讲义气，所以我受优待，未吃什么苦头。樊天佑可倒霉了，他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我一看见樊天佑，他就直对我哭，他的两手仍然绑着，人瘦得不成样子，他的手被绑久了血脉不通，都肿了。他哭着求我救他，我也难过极了，与他抱头痛哭，结果招来看守他的土匪一顿臭骂。我安慰樊天佑说，我一定去求我的康东家出面来为你讲情，我一定设法先放你回去！
我义不容辞地去求康东家，老康说我的那个同学是跳□子手里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求他出面讲情，跳□子也姓张，一脚受伤跛了，四川话叫跛子是□子。跳□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代我去说情，我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子好了。
跳□子看我们康东家的面子，可以谈判放人，但先要问樊天佑能出多少钱？跳□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我知道樊同学家并不富有，出不起这么多钱，请求减少，跳□子一瞪眼说：“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家里出不起钱？哪还能供他念大学！”我同樊天佑都求他说，我们念的是中学，不是大学，樊家确实没有钱，求他做好事！跳□子回答的话好狠，他凶神恶煞地说：“就是一条瘦狗，我也要咬它三斤板油！”
几经讲价还价，还是我的康东家在帮忙说话，最后跳□子才同意800银元，条件是以我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10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我这个保人！
我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800块钱，我说我写封信要他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他凑钱，也是来救我的命；另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
条件虽说谈定了，跳□子只肯解开绳子放人，樊天佑一个钱的路费都没有，怎么走得回去嘛。最后还是我们康东家仁义，给了樊天佑两百小钱作盘缠，外送他一顶斗笠。我与樊天佑真是痛哭而别，他是万分感激我求情，我担保，才能放他一条生路，但也知道我的命就系在他的身上，路上不太平，出任何岔子都会影响10天限期。我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10天之内要赶回来，他哭着直点头，我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哎呀，把他送走了，我的心才开始紧张，天天算日子盼他回来，尤其过了六七天还无消息，那才真是愈想愈急愈害怕。跳□子那么凶狠的一个人，他说得出做得到。我天天在门口伸着颈项望，每望一乘轿子来了就心跳，结果总是失望！
到了第八天头上，我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可恶的是跳□子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兄弟，他当着我故意去磨刀，又跟他们那一帮土匪说，磨利了刀锋好砍某一个人的脑袋，已经够吓我的了；这个小鬼还不过瘾，他竟然把磨过的刀锋，放到我的肩头上来比画比画！
他向我说：“喂！老挑，今天是第几天，你作保人总该知道还有几天限期？”我忍气吞声地回答：“我知道，今天第八天，我相信在这两天内，我那个同学一定会赶着送钱来！”那个小鬼说：“我怕再过两天，你老挑的脑袋要搬家了啊！”
当时我想八成这个脑袋保不住了，跳□子的小兄弟如此恐吓我，足证跳□子真的会下此狠心。我一夜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有求康东家才能救我的命。第九天一大早，我就去求康东家，我把跳□子的小兄弟头天磨刀吓我的事对他说了，我说我的同学一定在赶路，只求康东家对跳□子说情，再宽限几天，否则他们要拉了我去砍头！
我着急害怕得不得了，哪晓得康东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三句话：“你是我的人，跳□子有多少筒筒？他敢抢你去吗？”多少筒筒，就是指多少杆枪筒子。有了康东家这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我想，对啰！谁不知道我是康东家的师爷，康东家怎么肯让跳□子抢了我去砍头，不说顾我的命，他也要顾他的面子。但是我也担心，他们两派很可能要为我翻脸，说不定会自相残杀干起来，我自己能不能脱险，也总是问题！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了我们走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避免为我作保的事与跳□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我才知道这回事，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我也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松溉在泸州下游，扬子江边上，此地出碗。到松溉，我们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自然恢复本来姓名，可以叫他赵连长了。我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赵连长的司书了。嘿嘿，我这个司书在松溉还做了个把月哩。
我没想到招安之后，依然有人找我的麻烦：在康东家做土匪头的时候，手下有内管事、外管事之分，内管事管钱管账，外管事专责带领人马对外抢劫。康东家手下的外管事姓罗，此人一向对我不大好，但因碍于康东家，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招安之后，他也做了排长。
可是这位罗排长贼性不改，在他心目中他一直认为我是绑来的肥猪，所以他总想在我身上动脑筋弄些油水。有一天，这位罗排长突然把我叫去说，康东家目前虽被招安了，但至今上面还没有发过粮饷下来。他又说，康东家过去还欠他的钱，如今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我家里有钱。又说康东家一直对我很好，要我报答康东家，要我写信回去，要家里赶快把钱送到永川，由他派人去取，拿到了钱，就可以放我回去！
我心想：当了这么久的师爷，他们还是把我当肉票要勒索嘛。我说要多少钱呢，罗排长说总得三四挑银子才能解决问题。我心里明白，先应付了他再说，佯装答应了，等我一离开罗排长，就去向康东家报告。我心想真要是康东家自己的意思，我感激他救了我的命，一定照办。康东家一听大怒，立刻就把罗排长叫来大骂他一顿，骂他不长进的王八蛋！当了排长还在想勒索，并且警告他再打坏主意，就要把他送去军法从事！
我知道罗排长从此更恨我了，我自加小心，不离康东家左右。
没有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我再去找那个在福音堂教书的同学，不知家里有没有消息……
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我一点也弄不清楚谁打谁，赶快向福音堂里躲。打到下午，枪声稀了，我想大概康东家把来攻的土匪打退了。教堂有人敲门，牧师去开门，我站在他背后，进来的民兵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我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
当时我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我捉去了，幸好我自报姓名，大喊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我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决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了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围剿他的是一位姓帅的麻子营长，把我捉去审问的就是帅营长，还有吴东海区长，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区长。
我原原本本说出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票，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作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幸亏有福音堂的牧师来作保，证明我说的不假，但帅麻子把我暂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我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我住到王区长家里去，我才知道他是上一任的老区长，他同他儿子都待我很好。那一段时期我胃口奇佳，一顿要吃他们四碗饭。哪晓得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报酬他们供养我。真是想不到的事，土匪把我当肥猪要勒索，没想到做区长的，也想在我身上弄油水！
住在区长家里，我才探听出来康东家是被打死了。据说他是腿上带了伤，躲在墙角下，大概他的手下准备放火烧民房，康东家不许放火，大声叫着阻拦，声音出来了，被民兵发现，隔着土墙，一枪把他打死的。我听了很难过，他这人真讲义气，并不是坏蛋。
那个真坏蛋罗排长也被打死了，后来是集中尸体时，从他的裹腿上写的姓名才证实是他。
后来是我四家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来与帅麻子帅营长交涉，才把我接回去的！
我记得是5月30日遇匪被绑，直到9月10号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100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我家里去了的，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我家里打点来营救我，我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我四家兄还未赶到时，我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托到永川县才总算找到我……
我被接回家才知道我的十弟倒很幸运，那天他居然逃脱了，就是那位安岳的梁同学一直拉着他的手在跑，后来由梁同学把他送回我们家的。我这位梁同学，以后还做了林森主席的卫队营的秘书，我们在重庆还会过面！
做和尚的一百天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3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20岁。我21岁（1920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说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的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要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20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词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4个铜板，我当时只有3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3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儿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我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
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22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100天。
（谢家孝笔录。节选自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5期）
大师隔海寄深情
——张大千赠梅葆玖《梅兰图》
许姬传[14]
我早年曾担任过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秘书，我们友情甚笃，堪称挚友。1981年，居住在台北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赠梅先生之子梅葆玖《梅兰图》一帧。这使我想起了33年前梅、张交往的一段旧事。那是1948年，张大千与梅兰芳（字畹华）、谢稚柳（名画家）雅集上海吴湖帆（名画家，因收藏隋《常丑奴墓志》字帖孤本，自号“丑簃”）的斋室，作成一幅梅兰图，题了一首“浣溪沙”小令：
试粉梅梢有月知，兰风清露洒幽姿，
江南长是好春时。
珍重清歌陈簇落，定场声里定芳菲，
丹青象笔妙新词。
可惜这幅画早已失落。1981年，葆玖去香港演出，请友人求张大千补绘这幅画。大千念及梅先生早已长眠九京，十分哀痛，尤其当他看了葆玖演出的录像之后，至为满意，称赞他“颇有父风”，并提出要葆玖的戏装、便装照片留作纪念。葆玖返京后得知此事，十分高兴，迅即寄去戏装、便装照片各两张。大千先生收到照片后，即补画了一幅梅兰图赠梅葆玖。
这幅《梅兰图》是小写意花卉，画在一张约二尺来宽、三尺多长的宣纸上。左绘一枝高洁淡雅、芬芳若漾的梅花，右画一束挺拔秀丽、青翠欲滴的幽兰。右上部用干笔仍补书了那首浣溪纱小令。大千先生当年写这首词主要是盛赞了梅先生抗战时期留居香港、上海等地，蓄须明志，拒绝演出的民族气节；称颂了梅先生抗战胜利后重登舞台为人民歌舞的爱国热忱。这幅画的题跋是：
三十三年前，在海上与朋辈集湖帆丑簃弄笔为欢笑。湖帆先撇幽兰一握，畹华为补梅花，乃索予倚小令题之，稚柳且为予点易数字，畹华携归缀玉轩。顷者，其公子葆玖莅香江，云此画已成陈迹，不在人间矣；其尊人与湖帆俱相继弃世，倩友人要为补写。葆玖孝思如此，畹华当含笑九京。而予车过腹痛，老泪纵横矣！
大千老人这一段追昔抚今，感慨万千的文字，读来感人至深。题词和题跋共100余字，字体苍劲淳厚，与梅兰相映成趣。画的右上角盖一直径约半寸多的刻有“壬戌”纪年的圆印；右下角按一长方形竖章“摩耶精舍”。落款，跋后“八十四叟”之下，是“爰大千”的独特签名；再下，则是“张爰”和“大千”两个小方印章。
葆玖视《梅兰图》为至宝，因为这幅画凝结着一段张大千和梅兰芳两位大师的珍贵友情。
1982年
忆八叔二三事
张心俭[15]
张大千先生是我的八叔。在我的记忆中，最重感情、最孝顺、最慈祥的长辈要算是八叔了。
安徽尽孝
那是1929年我7岁时，八叔和另三位长辈奉阿公（祖父）灵柩由江苏松江县迁葬安徽郎溪县侯村之花学园时，八叔那深沉的忧伤和虔诚的添土垒墓的神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1930年，阿婆（祖母）70岁大寿，几位长辈从各地又会集于安徽郎溪城内前桑园街新建楼房。八叔是由上海来的，他的礼品中没有忘记老人的爱好，带来了阿婆最喜欢吃的苏州“花生酥”。这种点心既香甜又松软，阿婆一见，特别高兴。1935年，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水灾，郎溪城一片汪洋，我家楼下一层也水深3尺，全家人移居楼上。当时，八叔正新迁居苏州网师园，闻讯后，火速赶赴郎溪省亲，在叩拜阿婆知其安然无恙时，那种悲喜交加之情，难以言表。1936年，阿婆不幸仙逝，诸长辈均到郎溪奔丧。八叔守孝100天才回北平。当年八叔在北平城内住武定侯胡同5号和颐和园养云轩，在那里绘画，接待友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八叔被羁绊于北平，1938年才设法离开北平，绕道香港返回四川老家。
神交
李秋君娘娘是八叔亲如兄妹的神交密友。1948年农历四月初一日，在上海卡德路李秋君府上，大家为八叔和李秋君娘娘祝寿。他俩坐在客厅大圆桌上方，四围亲朋满座，欢聚一堂，谈笑风生。时有上海金石名家方介堪敬献“百岁千秋”方印两枚。原来他们两位都是1899年出生的，八叔是4月，李娘娘是9月。按上海风俗计算，两位的年龄加起来刚是100岁。八叔生平最喜欢友人在诗词中包含“千秋”二字，因为此二字乃取两人名字中各一字合成，并象征他们的友谊千秋长存。因此，当时八叔手捧那两枚“百岁千秋”方印，心中十分高兴，随即与李娘娘当场挥毫合作回赠方介堪国画两帧。不久，八叔应邀出国讲学，遍游欧亚及南北美洲。多年来与李娘娘鸿雁频传，寄兄妹之情思从未减少。
1986年于四川内江
父亲在抗战中的旧事
张心智
北平沦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家住在北平颐和园听鹂馆旁边西一所。父亲张大千正在上海，他为了接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回四川，并准备将家中收藏的一批珍贵古字画运走，便专程从上海赶回北平。这时候，北平局势极为紧张。父亲回家后不几天，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劫。当时颐和园很不安全，父亲便携带全家搬回城里的住处——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从此父亲闭门不出，终日考虑如何离开北平，也不再卖画，更不举办画展了。开始，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点小小的积蓄来维持，没过几个月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姨母便经常翻箱倒柜拿几件绸缎、毛料衣服或皮袄，让管家李某送到当铺去抵押一点钱。记得这段时间生活十分困难，但父亲并不因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使他伤脑筋的，仍然是如何想办法离开北平，返回四川。
被日军关押
父亲性情直爽，且又健谈。有一次在吃饭时，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日本侵略军占了北平，到处烧杀，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在颐和园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侵略军抢劫一空，老板娘被日军强奸后，上吊而死一件事。殊不知这些话被传到日本人那里。有一天突然开来了两辆小轿车，从车上跳下来五六个穿西服的日本人，声称：“久慕张先生大名，特来拜访。”这伙人进屋后，便对父亲说，他们是奉上司的命令，有事专程来请张先生去面谈。父亲还没有来得及问明情况，便被这帮家伙连拉带搡地拥上了汽车，疾驰而去。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李管家。他上了年纪，为人忠厚，一面安慰我们，一面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消息。一天，一个姓郑的四川人（此人精通日语，听说后来当了小汉奸）来到我家，说张先生会回来的，让我们放心。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仍不见父亲回来，大家心急如焚，姨母更是日夜发愁。父亲的朋友不断来安慰和了解情况。有的朋友知道我们靠当押、变卖旧衣服过日子，便送些钱来周济我们。
一个多月以后，12月的一天，父亲真的回来了，是被几个日本便衣特务用汽车送回来的。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原来父亲被关押在西长安街府右街口的一幢小洋楼里。据说这里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特务机关。当时关押父亲的“罪名”是“诬蔑了皇军的名誉”，说要调查。但在事实面前，日军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我是中国人，不会给日本人干事”
父亲回家后，家里客人仍然不断。常来的客人有已故的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厂老伯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马连良、金少山以及陆素娟等，还有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店员和在北平的学生。这些熟悉的朋友来看望父亲时，都是直奔他的画室。其中有的朋友，常把听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我常见他们用手比个“八”字（意思是说八路军），说这个在某地打死了多少多少日本兵。当时父亲对八路军虽然不了解，但听说消灭了多少日本兵总是极为高兴，还叮咛我们兄弟三人，不准给胡同里的孩子们乱说。另外，家里也常来一些不速之客（可能是汉奸），这些家伙每次走后，父亲的脸色总是很难看。听父亲说，这帮家伙是来传达他们日本主子的旨意，让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哪怕是当个名义上的什么委员、校长之类都行，但都被父亲拒绝了。于是他们便以威胁的口吻对父亲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父亲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决不会给日本人干事，有什么可掂量的？”最后有一个叫汤尔和的大汉奸（父亲说此人是四川人，当时在北平担任日伪的文化教育总头目），亲自登门拜访，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老乡身份，用“关心”的口吻劝父亲认真考虑，让父亲不要辜负日本人的“好意”，话里还带有“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意思。父亲对这帮为日本人卖命的民族败类恨之入骨，但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吃眼前亏，只得佯装镇静，托故说上海收藏有大批的古字画，现在下落不明，需要去上海，以此拒绝为日本人干事。
这段时间，尽管父亲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但每天照常接待好友，照常谈戏论画，好像若无其事，实际上他的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摆脱日军的控制，离开北平。
脱离虎口
自北平沦陷后，看得出父亲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时又无计脱身，加上家里藏有不少古字画无法带走，更使父亲发愁。为使古字画不落在日本侵略者手里，父亲写信与在上海居住的四伯父张文修商量。最后四伯父决定来北平，让父亲争取时间早日出走。
1938年三四月间，有一位曾在铁路上工作的徐栋臣先生，自告奋勇愿把我们兄弟三人先送往上海，这样就为以后父亲离开北平减少许多麻烦。于是当晚我们哥仨（哥哥心亮，弟弟心一）即随徐先生取道天津到了上海，住宿在西门路西成里17号四伯父家里。同行的还有刚从日本上学回国的同乡晏济元先生。一个月以后，父亲和姨母终于脱离虎口，先后来到上海，父亲住在卡德路好友李祖韩、李秋君兄妹家里。
父亲到上海后，有的朋友见他仍然是长长的胡须，衣着如故，都奇怪地问：日本人对你很熟悉，你怎么不化装改扮一番？还是照样，怎么能脱身呢？父亲说：“是啊，我临走前也反复思考过，日本人检查很严，假如化了装，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父亲接着说，在北平临行前，有位好心的德国朋友表示要护送他到天津上轮船。父亲想，我是堂堂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行走，何需外国人护送，去沾外国人的“光”呢！那位外国朋友的好意被父亲婉言谢绝了。有的朋友还跟他开玩笑说，听说你被日本人杀害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开追悼会呢。父亲听了，笑着说：上海谣传我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好多关心我的朋友写信打听消息是否确切。有的还在信里告诉我，说我的学生×××听到我被害的消息后，就画了一批画，冒充我的作品，在上海举办“张大千遗作展览”。当时我听了很生气。后来，考虑这个学生的做法固然不对，但是，这件事也给我帮了大忙，我还得感谢他呢。因为，我在离开北平以前，有意放出风说，这是人命关天和艺术声誉的大事，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当面澄清。这样我不化装，万一被日本人发现，我就说，为这件事专程去上海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也把我奈何不得。当然，最好还是不要被日本人发现，结果“上帝保佑”，总算是平安无事，谁给谁都没有找麻烦。
辗转返蜀 义卖救国
父亲到上海后，停留了一个多月，便同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乘轮船到了香港，晏济元先生和我们同行。在香港我们一行住在铜锣湾利园山秀海棠简琴斋先生家里。简先生是父亲好友，广东人，擅长书法，十分好客。我们住他家后，整天陪同父亲谈书论画、参观游览。秀海棠是一座别墅式的房屋，坐落在半山腰上，这里树木花草茂盛，风景幽美，环境雅静，正是父亲作画的好地方。我们住在这里不久，正好某影业公司名演员王次龙、黎灼灼等十多人来这里拍电影，他们见了父亲，犹如见了亲人，纷纷向父亲打听大陆抗战的情况，个个忧心忡忡，还要求父亲和他们合影留念。
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父亲安排我和心亮哥哥随晏济元先生乘轮船取道广西梧州等地先回重庆。他为了设法把在上海收藏的一批古字画带回四川，还需在香港继续停留。殊不知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交通运输一天比一天紧张，父亲在香港等待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陆续托朋友把他的古字画运回四川。后来，父亲又应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生邀请，去桂林和徐悲鸿老伯、李济深先生同游阳朔等风景区，然后取道柳州、贵阳，于同年十月回到重庆。当时除四伯父远在北平外，父亲终于又和善孖二伯父、丽诚三伯父在山城团聚，畅叙离别之苦以及陷于日本侵略者魔掌的坎坷经历。朋友们都说父亲“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父亲在重庆期间，经常与二伯父一起作画，献画义卖，支援抗日战争，并和二伯父联合举办抗日爱国流动画展。又共同准备了100余幅作品，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由善孖二伯父携往欧美举办画展，为抗日战争募集捐款。在此以后，听说又与晏济元先生举办抗日募捐画展，赈济难民。这年冬初，我们全家到了成都，借居在骆公祠街18号古书籍收藏家严谷声老伯家里。严老伯的侄儿严敬斋先生，当时任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驻地兰州，曾到过敦煌莫高窟，这次在成都见了父亲，详细介绍了那里的石窟艺术，促成了父亲以后的敦煌之行。
在青城山上
四川的青城山，向有“青城天下幽”的盛名，父亲当年在北平时，曾听我的师兄肖建初详细介绍过。这次返蜀后，决定率家前往，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
青城山坐落在成都以西约55公里的灌县境内，其主峰在灌县西南大约16公里处。山上有长生宫、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圆明宫和玉清宫等道教庙观。这里山清水秀、树木成林；奇花异草，遍山皆是；飞禽彩蝶种类繁多；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写生绘画的好地方。1938年年底，父亲带领全家居住在上清宫。这里的住持马道长极为热情。为了使父亲作画有个较好的环境，专为我们一家人安排在有十余间房屋的一所独院住宿。有时候父亲应天师洞住持彭道长的邀请，带了我们去那里小住几天。在这期间，父亲先后为上清宫的麻姑池绘制了麻姑仙子像，为鸳鸯井题了字，不久便刻在石碑上，分别竖立在麻姑池和鸳鸯井的旁边。并给天师洞的彭道长，上清宫的马道长、冯道长作了画。父亲喜爱梅花，闲时亲手在上清宫院内和登主峰的石板路旁边，栽种了不少红梅和绿梅。
父亲感到他能从日军魔掌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自由，真是“上天保佑”。从此，他在青城山带领学生、子侄潜心习画。幽幽青城的自然景色，为父亲提供了描绘不尽的素材，更加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热情。记得父亲在青城山居住的两年间，画了以青城、峨眉等为题材的各种作品达1000余幅。《青城山全景》通屏是他比较集中而系统地表现青城景色的巨作。
1986年于银川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序
叶浅予
1944年在重庆看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初步认识敦煌艺术的面貌。1954年我带了学生到敦煌去学习祖国伟人的艺术传统，为期三个月，次年以临摹的成绩，印了一本《敦煌壁画临本选集》，在序言中发表我的观感：
“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自六朝至隋唐的阶段极为重要，可惜留存世间的作品极少。对于那个时期的大画家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的艺术造诣，只能从画史画论的著作中获得想象，它们的真实面貌到底如何，是无法看见的了。可喜的是，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批魏隋唐几个时代的壁画，替我们弥补了这一缺陷。虽然这些作品并非上述诸大名家的手笔，可是敦煌画工的艺术造诣是并不逊色的。比如220窟的帝王像，和同时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可以媲美；130窟维摩诘像的‘清羸示病之容’，可以联想到顾恺之所创造的维摩诘。此外如魏画的生动形象、唐画的灿烂色彩，都是我国绘画传统中的优秀典范。”
回过头来看看大千的观感如何。他在1944年为成都临摹展的序言写道：“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其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册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万襈，杰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榘矱。原其飙流，固堪略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画极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矣。”
我在敦煌三个月的感性认识和大千在石室面壁三年的理性认识，虽有相通之处，然而他对各代画迹的演变得失，洞察极深，非我辈浅尝者所能辨。
论及敦煌佛教艺术的盛衰，大千认为五代宋初之所以走下坡路，叹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触及到当时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据我理解，五代宋明以后，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统治渐衰，本地区的变乱渐繁，丝绸之路渐塞，佛教信仰渐疏，往后则海路渐通，敦煌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渐失。到了清代末朝，道教盛行于玉门关外，莫高佛窟成了道士的乐园，大批宗教文物被西方的冒险家盗走，成为外国博物馆的稀世宝藏，实在叫人心痛。
大千从北平逃脱敌伪的羁绊，回到四川，是1938年的事。他在成都定居之后，什么原因促成敦煌之行，是个谜。他的两篇有关敦煌的记序也只提到此行的经过，而未见其动机。唯一的线索是林思进在《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集序》中一段话：“吾友张君大千，夙负振畸，究心绚素，名高海内，无暇拙言。其平生所觏宋元法画至伙，顾犹未足，更思探月窟，问玄珠，乃裹粮具扉，西迈嘉峪，税驾瓜沙。……间特告余，此不徒吾国六法艺事之所祖，固将以证史阙，稽古制。而当时四夷慕化，取效中州，其衣冠文物，流行于今之欧西新世者何限。吾所以勤力为此者，意则在斯。”这么一说，大千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穷探六法的根源，满足他梦寐以求的六朝隋唐真迹。
大千于1941年春初探敦煌时，也许以一种“诞妄”和“猎奇”的心情去接触一下梦寐以求的六朝隋唐真迹，及至身临其境，面对几百窟瑰璋珍宝，于是日夜坐卧其下，如醉如痴。他一面看，一面想，“既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我们知道大千有一只奇妙的临画魔手，临什么像什么，几乎可以乱真，年轻时以石涛的仿本骗过好多鉴赏家。为此他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得到一件好画，一定临摹一遍。一来是学习，二来是留一个副本，万一因急用时必须出卖那件真本时，手头还有一个副本，可以随时打开观赏。石窟壁画，搬不动，只能临，这次临了20多幅送到成都举行“西行纪游画展”。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水陆道场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走入魔道，为大千惋惜。大千对这种浅薄而真正的庸俗之见，当然置之不理，反而更加坚定了长期深入研究敦煌艺术的决心。他在《莫高窟记序》中说：“三十年春，来游敦煌，始为窟列号，其冬还兰州。明年春复携门人肖建初、刘力上、六侄心德、十男心智及番僧（青海喇嘛）五人居此，又阅十余月，抚写壁画若干幅，其制色及图描花边之事，悉番僧为之。”据刘力上说，他于壬午（1942年）冬11月应大千召，自成都去敦煌，在莫高窟临画，次年5月结束，然后转到安西榆林窟，临画一个多月，6月结束。合计起来，自1941年春到1943年夏，前后共两年余。
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为目的。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行笔着色虽有所损益，仍忠实于原画的精神。当时有人反对他的复原临摹法，说他太多主观，不够客观。其实他们不理解大千临画的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的方法，为自己的创作所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和借鉴。1954年我带学生去敦煌，以临摹为手段，达到学习敦煌艺术的目的，强调忠实于现状，避免补损与复原。由于强调了客观，忽视了主观认识，不等对原画的分析和认识，就动手画起来，变成了对壁画的写生，而不是临摹；有人特别热衷于做旧与填破，把学习壁画变成了复制壁画。
近几年来，美术院校规定学习敦煌壁画作为学习民族绘画传统的必修课程，这是一个好制度。然而由于指导者的不力，产生了一种本末倒置的倾向。有些学生对魏隋洞窟的变色形象，特感兴趣，误认为这些形象是古代画家有意识的创造，津津乐道其美感，并模仿它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这是现代西方抽象艺术的趣味在中国的反映。
在1944年成都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期间，有一种论调认为临摹是艺术中的末事，创造才是艺术中的正事，所以认为大千的临摹不一定是件可喜可贺的事。这种论调根本反对临摹在学习艺术传统中的作用，显然是片面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以个人的力量在敦煌数年之久，带回来画稿有数百种之多，这种精神也同样使人肃然起敬”。也同样是指巴黎一位女画家，在罗浮宫专临达文西那幅“蒙娜丽莎”，卖给艺术爱好者。这和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动机和作用是不能等同起来的。
到底怎样来评价张大千敦煌之行的作用呢？还是“敦煌学”倡议者陈寅恪说得好。他说：“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这是高度评价大千介绍敦煌艺术在学术上的成就。
1944年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举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震动了学术界和美术界。这是他学习古代艺术的一次历史性创举，也是促成他在人物画方面攀登高峰的决定性因素。大千的人物画最早见于1936年在南京举行的一次画展。一幅30岁松下自画像，一幅竹间高士图，似乎是石涛点景人物的扩大。此后他努力于唐寅的水墨仕女，对人物神情姿态和衣纹转折大加钻研，显然有所提高。待到探索敦煌艺术之后，人物画的面貌大大刷新。佛教菩萨和经变故事中的生活形象，使他从程式概念的造型中解放出来，开创了古装人物画面向现实并反映时代的风貌。他的《掣龙图》和《醉舞图》可以作证。经过这一番寻根探源的磨炼，他的看家形象《策杖高士》也排除了公式化，向个性化前进。
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近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
1984年9月25日于北京
（原载四川省博物馆编辑之《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大千话敦煌
江兆申
大千先生于本年（1983年）4月2日病故于荣民总医院。他捐赠故宫的敦煌壁画摹本61件，秦心波先生原意在大千先生85岁生日，也就是农历四月初一以前出版，为先生祝寿。目前祝寿的本意改成遗作整理，与敦煌画特展同时提前到4月16日先生灵蜕安厝之日举行。为这一代杰出的学人，笑容满颊慈祥而豪迈的长髯老者寄其哀悼。
由于大千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敦煌，同时对于卷轴画尤其是山水感兴趣，所以平时话题很少谈到敦煌。然而也并不是绝对没有谈过。
他说：“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到达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为了形容壁画之美，他风趣地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
他说：“壁画到了最下端，已经靠近地面，但人马车骑，一笔不苟，还是那么完整而有力，可见画家是匍匐在地上画的。”
他说：“传世的夏圭山水，我认为可靠的很少，因为画得并不够好。我送给故宫的安西榆林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一铺，原画上半幅的远景山水，是夏圭一派画风，画得都极好。当然，夏圭不会亲自去画，要去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但事实上比传世的夏圭画都要好。你想，祖师爷怎会画不过徒子徒孙们，那不全证明是假的吗！”接着又客气地说：“兆申兄，你是知道我不会画夏圭那一路画的，但对本勾摹，得其大略，以外行人做内行事，居然有此规模，由此便可想见原作人之高妙了。”
他说：“中土和尚，结庵坐禅，叫做‘坐庵’。敦煌一带缺水，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结庵，所以不叫‘坐庵’而叫‘坐泉’。”谈到敦煌缺水的问题，他便补充着说：“有一次在回程中，带着家人、弟子、人从，在沙漠里走得累了，便随地坐下休息。顺手一摸，发现沙里有东西触手，叫人把沙扒开来看，原来是一具僵尸，也就是所谓木乃伊。盔甲俱全，从装束看来还是一位小将领。面部皮肉完好，却深深地被砍了一刀，也许就是这一刀致死。头下枕着一张像账单似的东西，记着他历次的战功，最后记写着在此一战役奋勇阵亡的经过。根据所记日期，原来还是唐高祖（618-626年）的事，已经1000多年了。假如不是气候干燥，在浮沙之中，绝对不可能把一具尸体保持得如此完好。我看完这件文书，仍要弟子们照原样用浮沙盖了起来，了此一桩功德。”接着他感喟地说，“有人说我敦煌盗宝，其实连这种手头的东西我都没有要，而悠悠之口，却是不肯轻易恕人！”
以上这几节，都是在摩耶精舍闲谈所得的片段。至于大千先生在敦煌从事洞窟编号和临摹壁画的艰难经过，要看谢家孝先生的记录：
敦煌的千佛洞，在张大千去前，也有过编号，那是法国人伯希和做的，编得凌乱而无序。因为伯希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摄影。他认为没有摄影价值的就不编。1、2、3、4洞，伯希和都没有编号，而编得的第1号却自第5洞开始，当中又跳了好多洞不编。可是如果他回头又发现第2洞还有摄影价值，也要摄影，他又会顺他自己的顺序给个45的编号。诸如此类，毫无系统。
张大千先生重新编号，是根据祁连山下来水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南至北的顺序，再由北向南，如是者四层，很有规则地编了309个洞。如果只是去游览的，顺着大千先生编的号，不会走冤枉路，一天可以浏览完毕309个洞。但这项工作，大千先生率领着门人子弟却辛辛苦苦地整整做了5个月。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入敦煌的全部工作。
第二次进入敦煌便开始正式临画了。所谓临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种种困难，都等待着一桩桩地解决。而临摹时之辛苦与精确的程度，更是局外人所难了解。
大千先生第二次再入敦煌，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除5名喇嘛而外，率子心智、侄心德、门生刘力上、肖建初、孙宗慰，外加一厨二差。准备的食物、画具，装载骡车七八辆。
关于临摹敦煌壁画的困难，先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这么大的。要喇嘛们去，主要任务在准备画布。最大幅的壁画，就有12.6丈。制作画布，除了并缝之外，要钉在木框上，涂刷胶粉三次，使其匀净。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才光滑能下笔。
至于颜料，早期都是自矿物中提取。所谓石青、朱砂、石绿等，因是矿石，可以历久不褪。提炼的主要功夫是研磨，必须磨得很细很细才能用。这部分工作是雇用儿童做的，但必须由大千先生亲自验定方能使用。在敦煌所用的颜料，每种都以数十斤计。一般买颜料，都是以钱为单位，因为这类颜料，实在太贵了。临摹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加己意，这是大千先生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若稍有误，就得要大千先生重描，由此令他们叫苦不已。每幅壁画都要记下色彩尺寸，全部求真。问题是千佛洞内，每窟除佛龛佛台之外，空隙的地方太小，不能平置画案，所以只有雇木工造架立起临摹。
多数洞窟光线都不够，苦的是还要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要躺卧在地上描的。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门生们虽有力不从心，也不好意思告退，因为大千先生总是领头在做。每个人都蓬头垢面，多数日子是清晨入洞，薄暮出来，有时候还得开夜工。
壁画颜色多已斑斓，还要手执蜡烛静观很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大千先生主要的工作在观摩揣想上面下功夫，往往要经过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愿意浪费材料，临摹时先以玻璃纸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粘此初稿在画布背面，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
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由大千先生亲画，其余楼台亭阁不很重要的部分，则由门人、子弟、喇嘛分绘。每幅都注明谁画哪一部分等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画均手续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几天。
大千先生曾告诉我说：“你暂时是没有机会去敦煌的。不过新德里、伦敦，都有不少敦煌卷轴画，值得去研究一番。一般人研究敦煌画，着眼点都集中在佛像上，其实供养人像却非常重要。因为男供养人都是对人写像，女太太们虽然不便面对画家，但当时的衣饰总是不会错的。而时代鳞比，次序井然。要了解人物画的断代问题，这是唯一可靠的资料。”似乎大千先生对我这块朽木还寄予很多期望。但是“自知之谓明，反听之谓聪”，我自度并无此能力。所以转告同道：大千先生这几句简单而明畅的话，对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艺术从事者来说，无疑是一盏导海的明灯！
1983年4月6日
（摘录自香港《大成》杂志第114期）
张大千敦煌行
张心智
1937年，我随父亲张大千住在当时的北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沦陷。父亲拒绝为侵略者做事，便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朋友们的帮助，终于在1938年初夏随带家属离开北平，绕道上海、香港、广西、贵州，于同年秋天返回四川，居住在成都市和灌县的青城山。父亲一向好客，家里各行各业的朋友不断前来，其中有一位叫严敬斋的，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他多次向父亲介绍甘肃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石窟艺术。父亲对此极感兴趣，在查阅了一些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资料后，下决心要去敦煌看一看。
路经河西走廊
1941年春末，父亲带着姨母杨宛君和我共3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然后等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孙宗慰先生同往敦煌（孙先生系徐悲鸿老伯的学生）。孙先生到兰州后，父亲又带我们一行先去青海塔尔寺参观。在塔尔寺父亲结识了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等几位中青年藏族画师，并详细地观看了他们的作品——佛帧。父亲对他们的绘画艺术、制作画布、加工矿质颜料等技术十分敬佩，决定让我以昂吉等为师，并约定从敦煌回来以后，将我留在塔尔寺向藏族画师们学习。
父亲和我们一行离开兰州，踏上河西走廊。经过武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老先生。范老先生年近70，比父亲长20多岁。父亲对他非常尊敬，称呼“范老伯”，让我称“范太老伯”。范老先生是甘肃人，长期居住在武威，但是还没有去过敦煌。他和父亲结识后，相谈甚投，故决定和父亲一同去敦煌参观。父亲在武威停留期间，范老先生等陪同参观了文殊山、西夏碑等名胜古迹。没过几天，我们原来几个人便和范老先生乘坐“羊毛”卡车登程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交通非常不便，轿车少得可怜。交通部门用卡车代替客车，有人说这种汽车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也有人说是国内载运羊毛的，故名“羊毛车”。西行经过张掖停留住宿一晚，父亲和范老先生不顾旅途疲劳，连饭也顾不上吃，便带领我们去看大卧佛等文物古迹。次日又乘车前往酒泉。
从酒泉到安西没有班车，只得包租一辆“羊毛”卡车，虽然费用多，但比较方便一些。当我们路过嘉峪关的时候，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关下，我们一行可以就近观赏这雄伟的古代建筑。
当时的嘉峪关除因自然风蚀受损外，部分被人为地破坏，已残缺不堪。父亲和范老先生在关下徘徊浏览，仔细观赏，赞不绝口。对它遭受的破坏甚感惋惜。记得父亲当时还对我们讲：“前人曾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这四句话说出了嘉峪关外是多么荒凉可怕。”他又说，“古人在戈壁荒滩上修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可以想象要花费多少心血，要经过多少艰难，他们才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呵！”说完又转过话头对我和姨母开玩笑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你们今天出了嘉峪关还没有哭出来，总算不错。”他又说，在成都动身以前，就有人介绍过西北艰苦的情况，特别提到河西走廊和关外，说上路的人吃的是凉水拌炒面，有时候没有水喝，实在坚持不下去还要啃西瓜皮，喝马尿。我们现在条件好得多，不致喝马尿，但也要准备吃苦。这事在成都动身前就说过，现在再说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西方取经。我们为什么不在成都好好待着，也不听朋友劝告（父亲去敦煌以前，有些朋友善意劝告他，说是去敦煌花费大，又没有收入，生活又艰苦，得不偿失，不必自讨苦吃），却要吃苦到敦煌呢？还不是为了取“经”，不过这是取艺术上的“经”。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可差得远哩！我们从成都动身乘飞机到兰州，坐汽车一直到安西，以后还可以坐大车，一路上有吃、有喝、有住。当然，要说舒服还是比不上成都吃得好，住得好，有电影看，有戏看。但是要使绘画艺术不断得到提高，老待在家里是不行的，必须走出来，到艰苦的环境里磨炼意志，开阔视野，勤奋好学，才能有所收益。父亲的教导，我至今还牢记不忘。
嘉峪关至安西的路上
汽车离开嘉峪关，快速奔驰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向安西进发。父亲一向尊敬长者，自武威上车以后，总是请范老先生乘坐司机台（驾驶室），他和我们都坐在后面车槽里的行李上。汽车虽然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数十里无人烟，但父亲的目光总是留神地看着沿途的一切。一路上偶尔看到长长的骆驼队或三五辆的胶轮大车队，他便指着这些对我们说，这都是我们画画的好素材。又感慨地说：“我们比他们可享福多了。他们到了晚上还不晓得在哪里过夜呢？说不定还要在戈壁滩上睡觉哩。”
嘉峪关外的确十分荒凉。我们乘坐的卡车走了半天，除了在玉门县城关看到一个汽车站、一家小饭馆和十几户人家以外，别的一无所有。我们一行在玉门吃过午饭后，随即西行去安西。这一路上我们只能看到骆驼队、胶轮大车队，还在公路两侧不时地看到死马、死骡和死骆驼的骨骸，父亲为此而感叹不已。
黄昏时候，汽车开进安西城里。范老先生和父亲一行住宿在安西县税务局里，因局长范某是范老先生的侄儿，经范某介绍，得知距安西县100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处名叫“榆林窟”的石窟群，当地又叫“万佛峡”，有几十个石窟。父亲听了很高兴，恨不得马上赶到那里去，当即请求范某帮忙安排大车骡马。两天后，父亲和范老先生由范某陪同去榆林窟，遗憾的是我因病没有随同父亲一起前去。
安西县城坐落在戈壁滩上，城外没有看到居民住房。这里整天不停地刮着四五级大风，有时候还刮六七级大风，本地人都说安西一年只刮一次风，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可以说是一座“风城”。城里主要有东南西北呈“十”字形街道，十字正中有座鼓楼，街面萧条，大都是居民住的破土坯房。鼓楼门洞里稀稀拉拉地摆着十来个小摊档，大概算是安西县的商业中心。
四五天后，父亲和范老先生一行从榆林窟返回安西城。听父亲对朋友们说，这次到榆林窟虽然是走马观花，但已经是大饱眼福了，表示敦煌之行结束后还要去那里。为了感谢安西各界朋友对他的支持和盛情挽留，又在安西多住了几天，专为这里的朋友作画留念。
夜行戈壁滩
安西距敦煌据说有两站路（骑马或坐大车需在中途停宿两次），沿途是戈壁荒滩，为了避开初夏的炎热，行路都在夜间。没过几天，安西县的范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去敦煌的大车、骡马、干粮、蔬菜、干柴以及用大葫芦盛的饮水。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们分乘几辆大车、十余匹骡马，浩浩荡荡地离开安西城直奔敦煌而去。走出不远已是明月当空，那月光正好为我们照明指路。父亲行路喜欢观赏沿途的一切景物，尽管是沙丘、戈壁，他骑在马上仍然是一边仔细观察，一边向带路的向导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行至深夜，一路上除了父亲和向导的讲话声外，便是大车轮转动在沙滩上单调的沙沙声。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到了第一站疙瘩井。我们一行便在这里休息、吃饭，要到黄昏太阳西落才能动身继续前进。
疙瘩井是一个不满10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庄周围光秃秃的，看不见有农田，仅有的三四个当地群众，正在赶羊出圈准备放牧。我们一行十余人就地架柴起火烧开了水，每人端着一碗大叶茶，啃着晒干了的馒头。看样子父亲吃得很香，而范老先生只好吃开水泡馍了。父亲当时还风趣地对我说，要不是到敦煌，在成都想吃这个还吃不到呢。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回答说，吃到吃不到，反正我不爱吃这个。没有想到这句话把父亲惹生气了。他说：“老子小时候，屋头（四川话把家里叫‘屋头’）穷得很，跟着阿婆（指我的祖母）在内江街上卖画，回到屋头连红苕（红薯）都吃不饱。今天你们享福了，挑这挑那，老子能吃，你倒不能吃。”说完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过了一会，父亲的气可能消了，他又微笑着对我说：“你看，这里的人好穷啊，他们吃着带麸皮的黑馍馍，喝黄米汤，只有一把盐，但还吃不饱，哪还敢想吃这个（指白面干馍），你咋个能嫌白面馍不好吃呢？”
父亲一向健谈，无论是书画、诗词、戏剧、体育、历史及各地风土人情、方言、烹调等等天南海北，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要在这个四面都是戈壁滩的荒村野地休息七八个小时，但由于父亲谈笑风生，大家并没有感到寂寞，不知不觉地几个小时过去了，又到了开午饭的时候。午饭是拌面片，还有一碟凉拌萝卜，和早餐相比，可说是丰富多了。因为晚上还要行路，饭后，我们一行用马褥子、线毯等铺在群众房檐下午睡。
下午太阳偏西时，我们一队人马继续西行。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犹如干涸的海洋。黄昏时候，在我们的右侧五六十米远处发现一大群黄羊，这群黄羊似乎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们，看来没有逃跑的意思。一个个好奇地昂首望着我们这伙生疏的客人，一直目送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父亲从向导的谈话中，知道戈壁滩上随时都可能遇到少则十余只、多则数十只乃至上百只的狼群。向导说，如果人少遇到了狼群，往往会被狼伤害吃掉。我们听了真是吓得毛骨悚然。
月色朦胧，黄沙漫漫。一路上马蹄声、车轮声紧紧伴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把我送入梦乡。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我听见车外有人说已到了甜水井。
甜水井和疙瘩井一样，也是只有1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这里没有农田，居民靠放牧生活，看来生活相当艰苦。村里唯一的一眼水井，名曰“甜水井”。可是井里的水不仅不甜，而且又苦又咸，只能供牲畜饮用。真不知道“甜水井”的美名因何得来？这里居民饮用的水，据说要用毛驴从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驮，一次仅能驮两木桶，一户人家就得使用好几天，所以当地居民说，这里的水和油一个价钱。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在安西县出发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几大葫芦的水。
我们停下休息，准备吃早饭。这一顿仍然是单调的一锅白水面片，汤里漂着一点点油炸葱花和几滴滴油珠，另外用盐和醋拌两碗水萝卜。父亲怕范老先生不习惯，取出在酒泉时别人送的点心，双手呈送给范老先生，他自己端着一大碗面片呼噜噜地几下就吃完了。
“甜水井”蚊子很多，而且个大，足有半寸来长，人被咬后马上鼓起一个核桃般大的包。加上戈壁滩上气候闷热无风，人像在蒸笼里一样透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黄昏，又重整行装继续登程。原计划次日早晨可到敦煌，由于大家在“甜水井”都没有休息好，走了大半夜，才到达距敦煌县城40华里的四十里铺，已经疲劳得难以支持，决定停下来休息。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分头找地方睡觉，有的躺在车上，有的借宿当地居民家里。一觉醒来，已经是烈日当头，可以说是离开安西后两三天来，睡了一次最好的觉。因为天气太热，又只好等到下午才动身。
四十里铺与疙瘩井和甜水井相比，却大不一样。这里有好几十户人家，有稀稀拉拉的树木和农田，因而尚无荒凉之感。父亲带着我和姨母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有的居民房前屋后还有梨树、杏树。有的居民看我们是外地人，还热情地让到他们家里休息。
父亲性急，恨不得马上赶到敦煌，和范老先生商量后，决定提前在下午5点左右出发。离开四十里铺，一路上经过许多小村庄，我们一行十多人，加上三辆大车和十来匹骡马，可说是浩浩荡荡。说话声、车铃声、马蹄声难免不惊动沿途村庄里的居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门口好奇地观望，甚至连他们喂养的狗也跑出来在路边窜来窜去摇晃着尾巴，汪汪地叫个不停。
晚上8点多钟，天黑以前，到达距敦煌县城三四华里的地方。只见前方有数十人站立在大路的两旁，其中两人骑着快马跑来，到了跟前大声喊话询问：“是范副议长和张大千先生吗？”父亲和向导骑马走在前面，回答说是。来人立即满面笑容地告诉父亲说，前面是章县长和张会长（县商会会长）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夜抵莫高窟
父亲听来人说“父母官”和地方各界人士已来迎接，随即下马禀告范老先生，同时也通知我和姨母下车恭候。这时章县长和当地驻军马长青团长（骑兵第五军马步青部）等人走向前来一一握手，客套一番后，大队人马步行到敦煌县城外一座堡子里住下。
堡子的主人是一位大商人，叫刘鼎臣，原籍河北省，到敦煌已经多年。听说他往返新疆经营药材皮毛发了财，在敦煌置了房地产业安家定居，为人耿直，广交朋友。他听说范老先生和父亲要来敦煌，一再向地方当局表示接待。当我们一行到达他家后，刘先生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范老先生和我父亲精神很好，席间，父亲向章县长等人提出，次日要去鸣沙山月牙泉参观游览，同时也表示要满足主人们的要求，待参观了月牙泉后，专门抽出三两天时间为他们写字、作画。
次日凌晨，范老先生和父亲一行由章县长、马团长等人陪同分别乘轿车（系骡或马拉的双轮带篷的车）或骑马去月牙泉。月牙泉在敦煌县城南约15华里鸣沙山下，是个沙丘围绕中的一弯天然湖泊。湖面呈月牙形，泉水从湖底涌出，据说水深达数丈。离湖岸不远有一座小寺庙，大家在小庙休息片刻，随即沿月牙泉湖岸绕了一周。听当地朋友说，爬上鸣沙山高处，往山下滑行，将会听到隆隆的声音。我们一行20多人除范老先生等少数几人没有上山外，大家都吃劲地爬上了鸣沙山，然后又一齐往下滑，不到两分钟时间，果然听到四面发出轻轻的隆隆响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当我们滑到山的下半部时，隆隆的声音犹如重型轰炸机从四面而来，十分有趣。
午后，太阳西落，我们一行返回住所时，早已有好几十人等着，看来敦煌全城的名流都已光临。吃饭请帖一一送来，父亲性直，首先向来者表示感谢，他征求了范老先生意见后说：“诸位盛情，范老和我心领了，饭就不必吃了。我与范老打算在县城留下两三天时间，专为诸位写字画画，希望诸位谅解。”经过多次解释，最后总算把赴宴的事推辞了。
父亲是急性人，晚饭后令我准备纸砚笔墨，当晚为求画者们作画到深夜。不到3天时间，求画者的要求算是满足了。父亲紧接着向章县长等人提出要动身去莫高窟，便在次日下午7点钟左右，由章县长等人陪同骑马、坐轿车，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住所向莫高窟进发。
莫高窟千佛洞，离敦煌县城东南约45华里。出城10里左右即踏上了戈壁荒滩，父亲骑在马上，习惯地四面观望。一路上，有人哼着秦腔，有人唱着青海花儿，不知不觉4个多小时过去了，到达了目的地莫高窟。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当晚住宿在下寺。父亲和范老先生稍事休息，便急切地带了电筒、蜡烛开始参观下寺附近的一个大石窟。这座石窟高大且深，又因为是夜晚，石窟里更加漆黑，但从微弱的光圈中，能看出石窟中间是一座倚山而坐的大佛，高达数丈。在石窟甬道的左侧（北面）有一小窟（耳洞），父亲进入耳洞用电筒四面照看，在正面墙上见有彩绘侍女一身，面部丰满，眉目清秀，服饰线条柔和而有力，一手持杖亭亭立于菩提树下。父亲赞叹不已，反复观察，久久舍不得离去。由于骑了几十里路的马，又已深夜，加上朋友们劝说，父亲只好带着遗憾的心情回到下寺住所。他躺在炕上还对我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石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来打算走马观花，往返3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哑弗（我的乳名），能陪爸爸在这里待下去吗？”我当时自然是留恋成都的生活，但对父亲不敢说半个“不”字，便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能。”父亲又说今晚看的那个甬道旁边的小耳洞，就是当年的藏经洞，可惜里面的写经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不少。当时的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软弱、无能、腐败，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劫，不仅不敢追问，哼都不敢哼一声。由于疲劳，后来父亲还对我说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
下决心在莫高窟待两年
来到莫高窟的头3天，父亲一直陪伴范老先生参观石窟。因为范老先生将要返回武威，父亲更是形影不离。范老先生回武威后，父亲听说下寺经常来人，为了不影响工作，便搬到石窟南头的上寺住下。这里距离下寺大约两华里，比较安静。从搬到上寺后，父亲首先考虑的是对石窟进行记录。他沿着窟群用铅笔画了一幅石窟分布草图，按图纸给石窟临时编了号。后来父亲便每天带着我提着一盏煤油马灯，开始对石窟逐个详细观察，同时用铅笔作记录。父亲在作记录时，还把复杂的壁画内容以及各朝代的石窟形式、绘画特点都一一告诉了我。由于当时我仅十四五岁，对父亲所讲的领会不多，有时心不在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大损失，也是极大的遗憾！
莫高窟石窟坐西向东，由南至北，窟群排列基本整齐。有的地方有四层，也有的地方有三层或两层，以至一层。窟与窟之间原来有走廊或栈道相接连，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加之年久失修，走廊或栈道已经不复存在。两层以上的石窟，后来一部分在窟内的左右墙壁开凿了一个门洞，和左右的石窟连接，故不少石窟的左右墙面上的壁画都遭到严重破坏。少数个别位置较高的石窟，攀登时必须搭梯子或从山上绕道方能进入。这给父亲记录带来极大的困难。作记录必须把石窟里所有的内容（包括塑像、壁画和题记）全部记录下来，这不仅是繁重的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重大任务仅凭父亲和我两人，看来是很难进行下去（孙宗慰先生当时主要画石窟里的塑像）。由于石窟里面的壁画需要拷贝把画稿描下来，有很多地方需要先搭上扶梯，还要来回搬动。高处要用绳子把两架梯子绑接起来，或同时要用两架梯子并排而立，父亲上去作记录，我爬上另一梯子提着马灯给父亲照明，而下面没有人扶梯子当然十分危险。鉴于这一情况，父亲托城里的朋友介绍了两位油工师傅，一位叫窦占彪，另一位叫李复（解放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不久城里驻军马团长又派来4名士兵，父亲无法推辞，最后留下了两名。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帮助我们在石窟里搬抬梯子，父亲和我上到高处也不害怕了。请的油工师傅，都会画画，有时候父亲还请他们帮助拷贝壁画画稿，这就加快了父亲的记录速度，从此工作也比较顺利了。
转瞬间两三个月过去了，父亲的记录工作仅记了四五十个石窟，即便是进行到年底，也就是说半年的时间，最多也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没有记完就回成都，岂不半途而废？父亲为此反复考虑，因为这次来敦煌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担负，长期在敦煌，从经济上说，只有出，没有入，不仅在敦煌要用钱，四川家里一大家人要吃饭，怎么办？这些实际问题给父亲带来很大的压力。最后还是从事业着想，毅然下定决心在莫高窟待上两年。
艰苦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当时我出于年幼无知，对父亲在事业上的追求很不理解，心里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糟了，年底回不了成都，以后一年多的艰苦生活怎样熬下去？
父亲首次来敦煌，地方各界人士在生活方面都很关照，但和这些新朋友尚无深交，特别是当官的，父亲尽量避开，更不愿意在生活上去麻烦他们。幸好我们住所上寺的住持者易喇嘛有一匹马和一头磨面的小毛驴，父亲和他议定付给一定的报酬，借用他的马和毛驴每过十天左右派人到县城去买一次生活必需品。县城蔬菜缺少，有时还买不到菜，或是易喇嘛骑马出远门一时不回来，父亲和我们只好吃白水面或是馍馍夹油炸辣子，一个月总有好几天过这样的生活。要是吃一顿大米饭，菠菜炒豆腐之类，可以说是改善生活了。
从父亲决定要在莫高窟工作两年后，他更加繁忙了。为了准备下一步的工作，还需要筹备大量的经费。他白天在石窟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在烛光下作画到深夜，有时候要画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放下笔休息（新作的画陆续寄回成都委托朋友举办画展）。当父亲和我感到疲劳时，便打开留声机听几段京剧唱片，如孙菊仙的《三娘教子》、金少山的《牧虎关》、《连环套》等。当父亲画得比较满意时，便放下画笔也学着唱一段余叔岩的《打棍出箱》，或者给我们讲一段故事。这对父亲当时来说，可算是艰苦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了。
对石窟的编号和建议
来到莫高窟已经四五个月了。眼看寒冬即将来临，父亲虽然不停地对石窟进行记录，但距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更不要说临摹壁画了。父亲周密思考后，决定让姨母先回成都，让我母亲和叔伯哥哥张比德（二伯父张善孖先生之子）次年（1942年）开春后携带绘画工具和材料以及四季衣物来敦煌。父亲另外又分别致函谢稚柳叔叔（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当时任监察院秘书）、学生刘力上（现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肖建初（著名国画家，现任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同来敦煌参加壁画的临摹工作。
父亲每天仍坚持记录。因起初临时编号时把大窟左右两边的耳洞也按另一个窟计算编号，这就把一个大窟的整体分成三个窟，不太合适。加之编号时，下面一层有的小窟被沙子埋没，以后清理出来再补编号，又显得有些乱。如不重新编号，记录工作就难以进行。为此，父亲决定暂时停下来，给石窟重新正式编号。
编号前，父亲泡了一大盆石灰，经过滤以后，放一些盐和胶水，由油工窦、李二师傅和我以及马团长派来的两名士兵，提着石灰桶，抬着梯子，从南向北和父亲一起重新按顺序进行编号。
父亲对石窟的编号很认真，要求极严格。他分配我和窦、李师傅轮流爬上梯子用排笔刷石灰长方块，干后由父亲用毛笔书写号数。并向我们几个人提出：一、刷石灰方块不准影响壁画画面，梯子要轻靠，搬动要小心；二、方块要刷得整齐，大小规格虽不用尺量，但要差不多，刷石灰时不要流淌滴水，弄脏石窟墙面，特别要注意不准脏了壁画；三、必须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开始父亲还给我们示范刷了几个石窟，以后刷石灰方块这项工作，全由窦、李二师傅和我按父亲的要求来完成。
编号工作进行没有几天，于右任先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和高一涵先生（当时任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著名书法家）在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视察河西走廊，来到敦煌。于右任先生和高一涵先生都和父亲有深交，故父亲没有把他们作为当时的高级官员看待，并未敬而远之。因而于先生来到莫高窟时，父亲一直陪同参观石窟并作详细介绍，回到住所还亲自下厨炒菜留于先生和高先生吃便饭。饭间，父亲对于右任先生半开玩笑而又认真地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并向于右任先生提出莫高窟必须建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的建议，希望于先生返回重庆后广泛宣传、呼吁，促使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早日建立。于右任先生表示回到重庆即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设想。他说重庆有关方面如果采纳他的设想，将请父亲重来敦煌工作。父亲听后笑着说：“人家说和尚走八方，我是走十方，哪里待得住？再说我连书都教不好（指30年代曾应徐悲鸿老伯的邀请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美术系教授），哪能负此重任呢？”饭后父亲又临时决定，让我随于右任先生便车同去青海西宁，到塔尔寺请藏族画师来年到敦煌参加临摹壁画工作。
于右任先生一行在莫高窟的下寺住宿了两夜。这两个晚上父亲都到于先生住所和他聊天，讨论保护敦煌石窟的事。
于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出门随带文房四宝，陪同他来敦煌的甘肃省军政人员和敦煌地方人士，看见纸砚笔墨一切现成，岂能放过良机，纷纷求于先生写字，而于先生的随员也不会失去机会，个个请父亲作画。于先生当时虽然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有求必应，提笔就写，两个晚上就写了几十幅单条和对联。父亲也给于先生的随行人员每人作画一幅。
三天后，我叩别了父亲，随于右任先生一行离开了敦煌，经兰州又去青海西宁塔尔寺。十天以后，到达西宁塔尔寺，由父亲的朋友魏兰芳先生（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厅长）安排住宿在一位大喇嘛的住宅里，不久便向塔尔寺的藏族画师学画画。以后父亲也从敦煌来到塔尔寺，曾说从我离开敦煌后，他仍带领窦、李师傅等人继续进行石窟的编号，后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石灰水刷在石窟外面的墙壁上就结成冰，要等待太阳晒几天才能干透，再写上号码，手冻时只好在火盆上烤一会再写，石窟的编号就在这年的冬天艰苦地完成了，共编了300余窟。
青海之行
1941年年底，父亲只身一人从敦煌经武威、永登、窑街到了西宁，住宿在当时的蒙藏委员会护送班禅活佛回藏的专使行署。专使赵守钰先生是父亲的好友，事先就安排好食宿，准备热热闹闹地接待一番。赵专使得知父亲青海之行目的是请藏族画师，对父亲半开玩笑地说：“你张大千有钱请几位喇嘛，但青海是‘土皇帝’马步芳执政，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控制很严，你请人出青海不经过马步芳的同意是出不去的，也没有人敢跟你走。你不是不愿意跟当官的打交道吗？这次可要好好打交道了。”父亲在兰州、敦煌时，对马步芳早有所闻，看来这个交道不打不行了。他说：“我是一个画画的，和马步芳素不相识，我怎么能去拜访求他？”赵守钰先生了解父亲的为人，他笑着说：“文人清高，臭架子还不小。这样吧，你是名人，你来了我当然要给你洗尘，也请马步芳来。”一两天后，赵先生就在专使行署办了几桌回民席，马步芳也准时到了。原来赵守钰先生曾担任过军长，和马步芳的父亲是旧交，马步芳对赵先生以长辈相待，非常尊敬。父亲经赵介绍认识马步芳后，便说明了来意，向马提出邀请藏族画师的事。马步芳当即满口答应说：“张老夫子（实际父亲当时只42岁，因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之故）要请几个阿卡（指喇嘛画师）都可以，没有问题。”席后又派人送来黑紫羔皮筒、干蘑菇等土特产品。父亲在西宁城里住了十多天，少不了赴宴应酬，给新老朋友作画。临动身去塔尔寺前，西宁的朋友们送来大批的牛羊肉、砖茶、白糖等物。赵守钰先生还给父亲介绍了一位厨师。父亲到了塔尔寺后，首先去拜访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以后经常去向他们学习制作画布、加工金粉以及磨制各种矿质颜料的方法，还请他们讲解佛教故事画的内容。
父亲来到塔尔寺一个多月了，这时已是农历年底，春节将临。塔尔寺每年举办一次酥油灯会，由藏族喇嘛里面的一百多位能工巧匠紧张地赶制酥油花，准备正月十五晚上在塔尔寺外面摆出，供人们参观叩拜。
酥油花是用各种颜色染过的酥油塑成佛像、菩萨像以及其他佛教里面的人物和各种花卉。塑像大小不等，有单个的，也有以十几个神佛组成一组的佛教故事。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特别是晚上透过在塑像下面摆着数以百计的铜质酥油小灯发出的亮光，更是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
春节前后，塔尔寺和山下不远的鲁萨尔镇呈现着一片节日气氛。各民族兄弟身穿民族服装从各地专程到塔尔寺朝拜。他们有的自带帐篷，在山坡上临时找块平地住下。父亲乘此机会带着本子去速写。有时候还冒昧地走进蒙、藏、土等民族兄弟的帐篷里去做“客”。好客的各民族兄弟总以奶茶和糌粑、油饼或大块手抓羊肉来接待我们。不几天父亲和他们熟悉了，交了朋友。以后父亲到他们的帐篷，总要带一些砖茶、白糖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后来这些民族兄弟听说父亲是有名的“大画匠”，要求给他们作画留念，父亲尽管很忙，也要抽时间为他们作画，满足他们的要求。
父亲在这一段时间里，以兄弟民族生活为素材，作了许多速写。以后在国外画的《享堂峡》、《醉舞图》、《黑虎》等作品，大都是这次青海之行速写中积累的素材。
从西宁去敦煌途中
父亲在塔尔寺两个多月期间，给新老朋友都作了画。同时为了以后在敦煌生活的一切开支做准备，又画了一批富有大西北特色，特别是富有藏族特色的作品，如《远眺三危》（在莫高窟远眺三危山）、《兴隆山小景》（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享堂峡》（兰州去西宁两省交界处）和《藏族妇女》、《醉舞图》、《藏犬黑虎》等，这对父亲来说还是初次尝试。父亲这两个来月，可说收获不小，但他认为收获最大的是新交了不少兄弟民族朋友。这些朋友对他在艺术创作上，从各方面给予了帮助。在这期间，父亲又托当地朋友在塔尔寺、鲁萨尔（塔尔寺山下的一个集镇），购买了数以百斤计的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这些颜料据说是从西藏运来的，每斤约30至40块银元。这些颜料足够我们在敦煌使用一两年。在这同时，聘请的藏族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已从他们的家乡来到塔尔寺集中，等待和父亲一起出发去敦煌。
父亲临行前，进西宁城向朋友辞行。马步芳已经得知父亲要离青海去敦煌，当即举办宴会给父亲饯行。席间，马步芳表示同意五位藏族画师去敦煌。紧接着就是他的下属人员接二连三地为父亲饯行，把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父亲理解朋友们的心情，总是在忙中抽时间给他们作画，以表示答谢。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西宁包了一辆卡车，父亲带着我和五位藏族画师以及厨师何师傅、勤务员孙好恭共九人整装出发。当晚住宿青海、甘肃交界处的享堂，次日午后到达武威。因范振绪老先生居住这里，加之上次去敦煌时，马步青（河西走廊驻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芳的哥哥）也曾给予关照，为此父亲决定在武威停留两天，专门拜访范老先生，并向马步青表示感谢。我们一行仍被马步青安排住宿在那所半土半洋的招待所里。马步青部下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不断到范老先生家以看望父亲为名，拿了纸悄悄请父亲随便画几笔，父亲当然是有求必应。
离开武威，汽车过了永昌县后“抛锚”误了时间，当晚只好住张掖。幸好时间已晚，没有应酬，我们一行都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下午很早就抵达酒泉城外，这时马步青的女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第五师师长）和酒泉地方各界人士已在城外迎接。我们被安排住宿在城里一家河北人开的大商号里。这是一座较大的四合院，上房五间，三明两暗，我和父亲住上房两侧，中间的三间会客室父亲正好作画。晚饭后，就摆开笔墨纸砚开始动笔。父亲作画很快，包括应酬时间在内，三天就画了几十幅，可说是尽量满足求画者们的要求了。但是，没有想到酒泉地区的一位专员，不仅不满意，甚至后来对父亲进行报复，给我们带来不堪设想的麻烦，使临摹的敦煌壁画遭受了极大损失。
事情的起因是：父亲对求画者们的要求，只要时间许可，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有求必应。父亲给这位专员画了一块奇石，石上面有两只小鸟，石的后面是墨竹，画款落在左上角。这是一幅写意画，包括题款只不过半个小时即完成。这位专员拿走后，没想到第二天又把画拿来，要求父亲在这幅已经完成的画上多添几笔。父亲对此很恼火，压住气说：这幅画我自己还满意，请你先放下，以后我给你再画。但两天过去，直到离开酒泉，父亲没有给他再画，并且把那张画撕掉了，从此埋下了祸根。
从酒泉出发，当天住宿安西县，次日下午离开安西城。
汽车奔驰在辽阔的戈壁滩上，不到村庄不见人烟。这次由于乘坐的是汽车，4个多小时就经过了疙瘩井、甜水井，晚上大约8点左右到达敦煌县城外。还在离县城三四华里的地方，敦煌县的各界人士一二十人拿着电筒，点着灯笼在等待父亲。父亲忙下车招呼。和上次来敦煌不同的是彼此都熟悉了，只是来接的人里，少了章县长，新来的是陈县长（后来得知叫陈儒学，湖北省人）。父亲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即登上卡车（主人们骑骡马）直到刘鼎臣先生处下榻。
大规模临摹壁画
父亲上次在莫高窟半年时间，和敦煌地方人士相处关系融洽，特别是后来渐渐和刘鼎臣、张雨亭（县商会会长）二位先生有了交往。这一次来敦煌，刘鼎臣先生早已经把父亲一行9人在莫高窟所需用的柴米油盐一一准备齐全。同时为解除父亲后顾之忧，以便集中精力工作，他每隔三四天即送一大车生活用品来。他怕父亲客气不接受，还对父亲半开玩笑地说：老夫子用不着客气，反正以后我要和你算账的。
这次我们到莫高窟来，加上在县城请的李复、窦占彪两位师傅和驻军马团长派的两名士兵，共13人，仍住在上寺。父亲为了尊重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13个人就开了三个灶，刘鼎臣先生骑马到很远的牧区给五位画师买酥油和青稞炒面。
这次来敦煌，临摹壁画所带的各种用品比较齐全、充足。我们一住定后，第二天就开始有计划地分工进行临摹壁画的准备工作，我和李复、窦占彪加上勤务员孙好恭随父亲带着上次所勾的壁画稿到石窟里去核对，同时把要临摹的壁画按墙面尺寸量好后交给画师，以便加工画布。
临摹壁画分两组进行，我和李复、窦占彪、孙好恭仍随父亲为一组，昂吉等三位画师为一组，留下三知等两人继续加工画布和石青等矿物颜料。父亲临摹壁画严肃认真，临摹每一幅壁画都要找同一时代同样内容的壁画互相对照参考（因为被临摹的壁画有的残缺，有的颜色起变化，需要对照参考）。他说，相互参考可以使我们临摹得更准确一些。特别是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人体其他露出部分，父亲都是反复观察壁画原作，然后才下笔勾线。我和李复等人的分工是每人着一种颜色，和现在的流水作业法相似。
在石窟里临摹壁画，和在室内作画大不一样，特别是临摹大幅壁画的上面部分，一手提着煤油马灯，一手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察壁画，看清一点，然后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大约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些），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父亲从来胆子很大，无论是攀登悬崖峭壁，或是独木高梯，都如履平地，毫不影响他的观察和动笔。我想这或许是他遍游名山大川久经锻炼所致吧。
当进入石窟后，就会发现从石窟的顶部直到四面墙壁的底部，都是五彩缤纷的绘画，整个窟里面可以说没有一点空隙的地方。当我们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父亲时常对我们说：临摹不是照猫画虎就了事，而首先要把临摹的对象搞清楚。敦煌壁画大都以人物为主，在临摹时不仅要临摹出人物的形，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人物的情，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他说：“壁画中的佛像肃穆端庄，菩萨慈祥可亲，飞天秀丽活泼，天王、力士威武雄壮。”他又说：“肃穆端庄不是呆板，秀丽活泼不是轻飘，威武雄壮不是凶恶，这些都是需要认真仔细观察研究的。”父亲说，壁画中人物的服饰，各朝代画的从表面看，似乎大同小异，如果仔细看，再多临摹几幅，就会发现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供养人更不一样，因为每一个朝代所画的供养人，大多是当时的人物，他们的服饰是当时的写实，所以各个朝代都有各朝代的特点。因此，一定要把临摹对象的服饰以及其他特征搞清楚。比如佛像的袈裟，菩萨、飞天的裙带以及头上戴的发冠和发髻等等，不搞清楚就交代不下去。壁画残缺的地方，要是照猫画虎不加思索地画上去，看起来就很不舒服，就会发现所临摹人物的衣服，好像纽扣扣错了，或是裙子系松了，总之就像穿了一身不合身的衣裙，很别扭。谈到用笔时，父亲说：中国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工笔或写意都很注意笔法。他说勾线、皴擦、渲染都有个用笔的问题。勾线要用中锋，皴擦就要用侧锋，而渲染则中锋和侧锋都要用。谈到临摹的意义时，父亲说，对于初学画的人，临摹十分重要，临摹多了就能掌握规律，有了心得，这样可借前人所长参入自己所得，写出胸中的意境，创造自己的作品，那才算达到成功的境界，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超过古人。但是不下苦功，是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的。父亲接着说，有人认为画画靠天资，我并不否认，但我认为主要还是靠苦练，也就是说七分苦练，三分天资。至于功夫下的得当不得当，这里面就有个天资问题了。
临摹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不知不觉三个多月过去了。这时已是盛夏，就在这时候我母亲和姨母以及谢稚柳叔叔、师兄肖建初、刘力上、堂兄张比德先后分别从重庆、成都到达莫高窟。这无疑加强了临摹壁画的力量。由于人员增加，又逢瓜果上市季节，刘鼎臣先生几乎三天两头派大车送瓜果、蔬菜和肉类等食品到莫高窟来，使我们在莫高窟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
父亲对子侄一贯要求极严。比德六哥来后，当即把他叫到一边说，敦煌距成都几千里，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这里的生活艰苦，但你们这次来这里，比起去年我初到这里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如果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目的，那么生活上的艰苦也就会自觉地克服了。父亲的这些话，从离开成都后，少说也给我讲过两三次，这一次我算是“旁听”。
父亲在谈到莫高窟石窟艺术时，他说，这里从六朝到唐宋元各朝代的壁画、泥塑都有，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可以说是绘画、雕塑艺术方面最大的博物馆。我们到这里，不仅是要多临摹，尽可能还要多记录，以便将来进行研究。记得父亲还说，他在青年时代，跟着曾、李两位太老师（曾农髯、李梅庵）学书法、诗文的时候，看过他们收藏的一些古代名人书画珍品，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一般人要想在收藏家那里看几件珍品谈何容易。但个人收藏毕竟有限。现在这座最大的艺术宝库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要百倍珍惜在这里的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也不要白白放过。父亲在谈到临摹壁画必须注意的细小事项时说，敦煌壁画遭受了严重破坏，除因年久自然残蚀剥落外，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外国人，特别是斯坦因、伯希和偷偷揭取破坏和盗走了大量的壁画、塑像以及写经。而当时政府软弱，竟不敢追究。我们来临摹壁画，务必注意，千万小心，比如在石窟里搬挪梯子桌凳时，不要碰着墙壁，甩笔时不要把颜色或脏水洒在墙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似乎不值得一提，但稍不注意就有破坏玷污壁画的可能，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父亲还惋惜地说，莫高窟是世界艺术宝库，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却长期无人管理，当然就谈不到保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负。因此，去年我给于右任先生当面建议，请他回到重庆后向有关方面呼吁，也许有点希望。
莫高窟的夏天，白天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窟外炎热，窟里却很凉爽，并且不因下雨影响工作，这对我们临摹壁画极为有利。自从谢稚柳叔叔和肖建初、刘力上师兄以及比德六哥他们来了以后，临摹壁画和记录工作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父亲晚上回到上寺住处，还要作画寄回成都，经好友肖翼之、杨孝慈二位先生变卖后，来维持这里的庞大开支。
由于刘鼎臣先生和敦煌县城朋友的关照，父亲在生活方面无忧无虑，整个工作进展很顺利，不知不觉两三个月又过去了。由于人员的增加，临摹的壁画由几平方米的局部，发展到几十平方米的整个一堵墙面，可算是大规模的临摹工作了。
为营救刘鼎臣被敲诈
记得有一天，刘鼎臣先生送东西来到莫高窟，一见父亲就说城里发生了大事。他说，昨天“中央军”（指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足有一团人，有的乘军用卡车架着机枪开到县城，把马团长（指马步青部驻敦煌的骑兵团长）从家里押到团部，限他3天内带军队撤离敦煌。现在县城里面，到处都是“中央军”，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就在这时候，马长青团长和他团部的几名军官骑马来莫高窟向父亲告别。马团长说，马步青奉命调青海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骑兵第五军全部开到青海。他说，不能伺候老夫子到底了，希望多保重。这时大家才搞清楚，原来是军队换防。父亲为了感谢他们派士兵进行保卫工作，当即给马团长等人每人画了一幅写意画作为纪念。待马团长他们回城后，父亲又拿出几百元法币（当时相当于60块银元）送给马团长派来的张得珍和一位姓杨的士兵。他们都流着泪辞别了父亲。
又过了几天，敦煌县长陈儒学、商会会长张雨亭等很多人，陪着新来的驻军步兵团长到莫高窟拜访父亲。这位“中央军”团长身穿一套呢子军服，胸前还戴了几个牌牌，一副白手套，一只手捏着一根皮马鞭，带有几分傲气地走在众人之前，见了父亲行了一个军礼。经陈儒学介绍，才知道这位团长姓夹名国选，浙江省人。父亲和他寒暄了几句后，夹表示要派兵来保护父亲，父亲当时婉言谢绝，但夹坚持要派。后来父亲听人说，夹的步兵，人数比骑兵多一倍，在县城没有地方住，决定派一连人驻莫高窟，名义上是保护父亲，实际上是解决住处，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果然不几天，由一位姓乔的连长带领一百多人住进了下寺。乔连长一到莫高窟就来拜访父亲，并说奉团长命令，将派一班人来保护老夫子，又说要是老夫子谢绝，他向团长就交不了差。这样上寺又住进一个班的军队。从此以后，夹团长常到莫高窟来看望父亲。在他和父亲的交谈中，看来他对绘画方面似乎也懂得一些。因此父亲和他还谈得来，慢慢也就熟悉了。
转瞬间秋去冬来，城里的刘鼎臣先生正忙于给我们准备冬季取暖的事。有一天刘鼎臣的亲戚张某来告诉父亲说，刘鼎臣的家昨晚被从兰州来的两个军官（一名上尉，一名中尉）带着便衣抄了。把刘的家翻个遍，最后拿出一小包大烟，说是在刘鼎臣房里柜子底下搜查出来的，然后说刘犯了贩卖大烟罪，当即被戴上手铐送到县法庭关押起来。张某又说刘鼎臣从来连香烟也不抽，明明是他们搜查时偷偷放在柜底的，然后再拿出来问罪。父亲听后，考虑此事来头不小，里面肯定有文章，便写信请夹团长和陈县长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商议如何搭救刘鼎臣。夹、陈了解后，来莫高窟告诉父亲说，那两个军官都是军统特工人员。经过几番周折，后来其中一个姓胡的（上尉）对陈县长说，你不是和张大千先生有交往吗，只要你能代我向他求几幅画，我们也算没有白跑一趟了。至于释放刘鼎臣，既然陈县长和张先生是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只好从命啰。
姓胡的“戏”演得不错，等父亲把画给他后，刘鼎臣先生果然被释放出来。父亲为此事被这个人敲诈了七八张画才算了结。
莫高窟的冬天
刘鼎臣释放回家后，气得害了一场病。父亲听说，带着比德六哥和我骑马去探望。刘鼎臣一见父亲，首先表示感激。他说：“要不是老夫子出面，陈县长从中周旋，我恐怕被押送到兰州了。不说别的，给我定个贩卖大烟的罪，我不死也落个家破人亡，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刘鼎臣接着说，他做买卖，一向安分守己，从来不做犯法的事，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父亲听了表示同情，但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做买卖发了点财，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个老百姓，所以才会有人来‘关照’你啊！这也不足为奇，俗话说，破财消灾嘛！”
冬季即将来临，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敦煌不产煤炭，当地取暖多用木柴。刘鼎臣先生病愈后，为父亲一行雇了骆驼队，请民工到200里以外的沙漠中去寻找、挖掘原始枯木作为我们取暖之用，往返一次至少要七八天时间。记得当时大约有20几峰骆驼，不停地驮运木柴，整整一个冬天。
石窟里面，虽说是冬暖夏凉，但因绝大多数石窟没有窟门，十冬腊月里，冷风长驱直入，冻得人难以招架。特别是一些较小的石窟，甬道很短，石窟距洞外很近，最冷的时候，往往滴水成冰，临摹壁画十分艰难。由于临摹一幅壁画，要在一堵墙壁的某一位置，连续工作时间较长，尽管身穿老羊皮大衣，仍然冻手冻脚，把颜色着在画布上，不一会儿就冻住了。加之一手拿画笔，一手端颜色碗，有时候还要爬梯子、上架板，极不方便，临摹效率很低。然而父亲对临摹壁画工作有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安排，即决定把工作转向室内进行，先临摹一部分单幅小型的壁画。他让我们把在夏秋两季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下来的画稿，附在事先绷在木架上的画布背面，迎着亮光勾在画布上，然后按画稿上标明的颜色，普遍着一两层色。这样，大家便可分头在住房里面上稿勾线和着色了。
有一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父亲和大家都到外面欣赏雪景。当时在我们住的上寺后面河滩的对岸，发现有不少藏族牧民，男女老少总有20多人，周围是一群群牦牛（也有少许羊只）。他们正在对岸“安营扎寨”——搭帐篷。父亲见了特别感兴趣，便过去和他们攀谈，才知道这批牧民是流动放牧来到这里的。父亲见他们正在忙碌，不便打扰，约定下午再去看他们。
父亲为了和这批牧民交朋友，同时也很想画一些反映藏族兄弟生活方面的作品。下午带了白糖、砖茶去帐篷专门拜访他们。记得共有三四顶帐篷，每顶帐篷的门口，都用铁链拴着一两条黑色大藏狗。这些狗和内地的普通狗不一样，见了生人不是汪汪地叫个不停，而是等你靠近主人的帐篷时，才猛地向你扑来，要不是主人出来紧紧把狗拉住，你就休想靠近帐篷，更不要说进到帐篷里面了。父亲对这种狗非常喜爱。他说，这种狗体壮、凶猛、好看，可以入画。当地人把这种狗叫“笨狗”，其实一点也不笨，相反，对待主人，比起洋狗来，要忠诚得多。父亲在谈话中流露出以后打算带一两条藏狗回四川去。
这批藏族兄弟和我们在青海塔尔寺相识的一样，都非常好客。他们见父亲去了，个个笑脸相迎，让进帐篷后，席地坐在羊毛毡上，随即倒上奶茶，拿出酥油和炒面要给我们搅拌糌粑吃。他们大都能讲汉语，开始误以为我们是来找他们交换什么东西的。父亲对他们来了个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四川来的“画匠”，到千佛洞来画佛爷的。在相互交谈中，了解到他们缺少燃料，后来父亲便让人专门送去几大捆木柴。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天里，父亲和他们熟悉了，在和他们说笑和挤奶、散步的时候，父亲速写了一本反映他们生活、服饰的画稿。后来作品中的《训犬图》、《藏族姐妹》等，都是采用的这些原稿。
石窟里面又“热闹”起来
由于人多，工作安排得比较有顺序，室内作画进展很快，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清理完成的半成品画达到100多幅。但是父亲并不因取得这些收获而稍有松懈。他说，这部分画毕竟不是成品，还有大量工作要在石窟里面去做。又说，我们这次来敦煌临摹壁画，具备了三个有利的条件：一是人多，力量集中；二是有青海请来的藏族画师协助工作；三是得到西北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敦煌各界朋友的关照。我们算是一个民间小团体，自费来到这里工作，仔细想一想，真不容易啊！因此，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和时间，多画，画好。否则就辜负了帮助我们的朋友。
我们几个人和藏族画师昂吉等，分成三四个小组，集中力量，突击把一个冬天在室内所画的中、小幅壁画的半成品，又带到石窟里面去一幅一幅地照着壁画原作核对，补着颜色，从此我们的工作又转向石窟现场。我们着完颜色后，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服饰等所有的线条，全部由父亲来勾勒。因此，父亲出入石窟频繁，非常辛苦。
父亲作画，除画人物的五官时，精力集中，屏息不语外，一般情况下，总是喜欢和周围的人（主要是当地派来帮助搬梯子、抬桌凳的人）“摆龙门阵”，天南海北无所不讲。父亲有时候还把留声机（手摇唱机）带到石窟，等到去石窟外休息的时候，边晒太阳，边听唱片。他考虑到派来的士兵大多是天水、秦安一带的人，特意给他们放几张陕西易俗社秦腔著名演员王天民、李正敏唱的《蝴蝶杯》、《柜中缘》等让大家高兴高兴，轻松一下。当县城里的朋友来看他时，也是在石窟里面边看他临摹壁画，边“摆龙门阵”，直到“下班”吃饭才带着客人回到住处。在这一段时间里，沉静了一个冬天的石窟，又变得“热闹”起来。
“他们才是了不起的画师”
时间在这古老的石窟群中，一天天地消逝，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带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冬天在室内所画的100多幅临摹壁画中的大部分。这样我们在莫高窟前后共临摹了大小近300幅壁画。这时已经是1943年的4月中旬了。父亲本来还想临摹一些壁画，由于所准备的颜料、布匹、画绢等作画用品已经剩下不多，加之还计划去榆林窟临摹一部分壁画，尤其是那几位在青海聘请的藏族画师时间也快到了，（父亲曾向马步芳表示至多不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鉴于以上原因，只得停止莫高窟壁画的临摹，进入了紧张的结尾工作，并为去榆林窟做准备。
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就四处奔波，对于出门整理行装，特别是携带书画，颇有些经验。临摹的将近300幅壁画（最大幅的达几十平方米），全部是在丝绢和布匹上面画的，所着的颜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如何运输包装，使其不受损坏，大家都为此犯愁。父亲却早已想出了很好的包装办法。他把临摹的壁画的长度和宽度，大致分几个不同尺寸的规格，订做了几十个长木箱，还有几十根碗口粗的长木杆当作卷画的轴，然后把炕上铺的羊毛毡全部铺在上寺大院地上，按尺寸先大后小一幅一幅地卷。为了防止画面的颜色磨损，每卷一幅画都要衬一层白纸。尽管每个木箱只装一卷画（每卷四五幅或十余幅），有的木箱重量竟达100多市斤。虽然我们人手众多，由于卷画是个细致活，忙了几天才卷好装箱。由刘鼎臣先生派大胶轮车拉运到他家保存，待榆林窟工作结束后，再用汽车运到兰州。
父亲1941年初夏到莫高窟，截至1943年5月离开这里，前后两年时间。通过对石窟的实地考察和壁画的临摹，的确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使父亲对绘画艺术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即将离去而又不愿离去这个地方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往日的欢颜笑语听不到了。他要在临行的前夕，抓紧时间对这里的石窟再逐个看上一遍。他说：莫高窟不仅是绘画艺术的博物馆，也是雕塑艺术的博物馆。石窟里的壁画，大多反映佛教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是反映各个朝代历史的，这对考古和历史研究都很有价值。不管从哪方面说，需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我们这次来，仅仅是在壁画临摹方面作了一点点工作啊！
父亲带着我们在石窟看壁画时，每当他看到唐代洞窟里面所画的维摩诘像和帝王以及菩萨、飞天等人物时，总是给我们指点并称赞不绝。他说：“这些壁画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也无从考证，想来不是什么名家，用现在的话说，叫作‘画匠’。而这些无名‘画匠’的作品，按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比和他们同时代的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画得逊色。”父亲说，名画家，当然画得好，画得不好就不会出名了，但也未必每一张画都画得十全十美。相反，不是名家也能画出很好的画来，古时候有，现在也有。父亲指着墙面上的壁画说：“这些来自民间的画师，他们仅仅是凭着佛经里面所讲的某一个故事，就在石窟的墙壁上创作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生动的画面。作者如果不懂佛学和历史，没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怎么能够创作出如此壮观的画面来呢？”父亲指着壁画接地面的部分说：“画面紧接地上，有的地方离地面仅仅一尺多，作者必须长时间地侧卧或匍匐在地才能完成。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父亲接着说，“作者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所留下的艺术，将永远被我们后人所承认，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画师啊！”父亲认为，敦煌石窟艺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佛教的盛衰是分不开的。他说，敦煌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通往西域的重镇，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佛教也得到发展，因而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随之而繁荣起来。可是到了五代、宋朝以后，这里佛教受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渐渐衰退，所以不像魏、唐时候那样盛行了。
尽管父亲和我们即将离开莫高窟，但仍从容不迫地仔细观察，不时地给我们讲某一幅壁画的特点和画法，同时，又掏出本子随时补写记录。他说，现在尽可能记详细一点，不仔细核对清楚，以后事隔多年遇到疑问，就很难弄清楚，那将是永远的遗憾。
别了，莫高窟
1943年5月初的一天，刘鼎臣先生通知父亲，去安西榆林窟的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让父亲决定出发日期。为此，父亲让我和比德六哥带着纸墨笔砚随他一同骑马去县城，向敦煌各界朋友辞行告别。为了对朋友给予的支持、关照表示感谢，父亲打算在刘鼎臣先生家住两三天，特意给大家作画留念。我们一到刘先生家，吃饭的请帖便不断送来。父亲为了不扫主人们的兴，一一答应下来，但他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耽误作画时间，就把饭开在刘先生家里，大家一起吃几天“大锅饭”，岂不是更加热闹。主人们当然同意，只是给刘鼎臣先生增加不少麻烦。尽管如此，父亲边画边“摆龙门阵”，每天都要画到深夜，大家还要吃一顿夜餐才散去。刘鼎臣先生高兴地说：“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父亲在县城作了大约四五十幅画留给朋友后，我们又回到莫高窟，准备向榆林窟出发。这时城里的朋友们不断送来罐头、白糖、茶叶以及糕点和大饼，让我们在路上食用。一两天后，刘鼎臣带了两名向导和三四十峰骆驼队来到莫高窟。向导说，从莫高窟去万佛峡（榆林窟），三天半就到了。父亲听了后，决定次日早饭后出发。
翌晨起床，大家把所带的行李、炊具等物整理好后，即由向导和驼把式（拉骆驼者）捆扎在驼背上，吃过早饭开始出发。大家步行经过了莫高窟的下寺，走过了干涸的河滩，这时驼把式才把长长的一串骆驼一一拉跪在地，让我们骑上。由于我们都是初次骑骆驼，尽管驼把式要我们小心注意，有的人还是在骆驼起立的瞬间，差点掉了下来，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的骆驼队朝着三危山主峰方向走去。随着骆驼稳健而缓慢的脚步，在我们耳边响起了一连串长久不息的、有节奏的驼铃声。这铃声打破了漠漠荒沙旷野的沉寂，这铃声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艺术幻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仿佛觉得我们是一支古代的探险队，正在向另一座遥远的艺术宝窟勇敢而坚强地进发。当最前面的骆驼正要进入一道山沟时，忽然听到父亲的声音，要驼队稍停。只见他回过头久久凝望着远处的莫高窟出神，仿佛依依惜别，不忍离去。我们也一个个回首遥望，只见莫高窟的层层石洞，像无数双黝黑的眼睛在恋恋不舍地凝望着我们。莫高窟山下的一片白杨树林在慢慢摇摆，好似在向我们招手，再见。我刚要向父亲说什么，却见父亲满怀深情地向远处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别了，莫高窟！”
赴榆林窟途中
我们的骆驼队沿着狭窄而弯曲的山沟，在铺满了乱石的“路”上，忽高忽低地摇晃着行进。出了山沟，又踏上几十里不见人烟的戈壁滩，直到黄昏才到了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这是我们离开莫高窟后的第一站，骆驼队在一个空场地停下，准备在这里休息过夜。全村男女老幼都跑来围观看热闹。
父亲和谢稚柳叔叔等人，被向导带到一户人家的上房休息，屋里的土炕上铺有羊毛毡，还有炕桌、炕柜之类的家具。据向导说，这是一户绅士家。我们一行人都被安排住宿在这个小院里。
父亲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叫比德六哥和我跟随他各处走走看看。这个村子居民住房比较集中，有的人家小院里面还有几棵果树。有的居民端碗黄米饭蹲在门口吃着，看到我们还客气地让进屋里去坐坐，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比甜水井、疙瘩井好一些。
因为在途中我们没有吃中午饭，晚饭比较丰盛，有羊肉末面、大饼，还有炒鸡蛋。饭后闲谈中，听说这一带狼很多，夜晚常常进村到羊圈叼羊，有时甚至翻墙进入居民院子，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晚上除母亲、宛君姨带着小弟弟心澄住在居民家里外，父亲和谢稚柳叔叔同大家一起露宿在外面空场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行20多人把行李铺在场地中间，30多峰骆驼跪卧在我们的四周，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我和比德六哥一睡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已是旭日东升。听父亲和大家说，昨晚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真的有狼在号叫。
离开村子，我们的骆驼队在戈壁滩上朝东继续前进。骑骆驼和骑马不一样，必须一字拉开，顺序前进。所以我们骑在驼背上，既不能并排说话，更不能单独快跑。在这干巴巴的大戈壁滩上，走了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遇到一个行人。要不是护送我们的士兵一路哼着秦腔，可把人闷死了。为了赶路，中途不休息，好不容易熬到第二站塔实堡。
塔实堡位于安西县城东南大约100华里处，距榆林窟还有一站路，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大村庄。我们到这里后，听说安西的驻军派了一排人已经去榆林窟了。
我们次日一早动身，向西南行进，天黑进入榆林窟的山口，安西派来的人已来迎接。我们一行下了骆驼，有的打着手电筒，有的提着煤油马灯，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终于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大石窟，外面有几间空房，我们卸下行李，安排住处，大约夜里十一二点钟以后才吃晚饭。敦煌驻军派的十多名护送人员，第二天就要动身返回敦煌。父亲为了有所表示，以补贴途中食宿为名，送给每人相当于20块银元的法币，还给带队的排长送了一张画以作纪念，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我们才休息。
在万佛峡
榆林窟在安西县城南约200华里处，当地人又叫“万佛峡”。记得当时进入峡口后（按河流自下而上），只见两边是二三十米高的山崖，石窟就开凿在崖壁上。据有关资料介绍，石窟开凿时间和莫高窟大致相同，亦曾受到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的盗窃和破坏。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大约有五六十个洞窟，且多集中在入口左面的崖壁上。在紧靠左边崖壁的下面修建有寺庙，但大都被破坏。我们来时不见和尚和道士。右边山崖下，已无寺庙遗迹。这里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仅有二三十个。石窟排列不如莫高窟整齐，有的互相连通，有的则要单独进出，有的距离较远，上下进出颇不方便。在两旁山崖中间，有一条约五至十米宽窄不等的急流。急流两边是乱石河滩，河滩上长满红柳和酸枣。在靠近石窟的山崖下，还有一些榆树。这里自然景色宜人，不愧为当年风景胜地。
我们到达这里后，父亲把画室设在大佛洞窟前面左右两侧的大空房里。房内有两个土炕，为了不受风沙袭击，父亲用木条、芦席钉了门窗，糊了麻纸。这样父亲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作画、睡觉。
安排就绪后，父亲就和谢稚柳叔叔带领我们到石窟去观察，确定了需要临摹的壁画，临摹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与此同时，父亲还带了我和比德六哥、李复等人，对石窟进行了记录和编号。由于大部分石窟都遭受严重破坏，记得当时我们只编了20来个石窟。通过记录和仔细观察，父亲认为这里的壁画的确可与敦煌壁画媲美。父亲对我们说，有的人不了解中国画，批评中国画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怎么没有透视呢？他认为中国画的透视，是画家按其需要，以画面景物的远近距离来表达的。他指着壁画“经变”中的建筑物说，这不就是透视吗？楼台殿阁，大多是近景，所以都画得非常清楚、细致、完美，一看犹如到了跟前。它的透视就要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着取。画家为了使自己作品中的殿宇能够给人以完美的感觉，常常去俯瞰建筑物的屋脊，同时又以飞动的角度仰看建筑物的屋檐和斗拱，就在这俯仰之间迅速将留在脑子里的屋脊、屋檐和斗拱的印象画了出来，这样就能反映出国画中的建筑物之美。当然，这里面还有个表现手法和技巧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死板不变的。父亲又说：古人讲“远山无皴”，远山为什么无皴呢？就因为人的视力和照相一样，太远了自然就看不见或看不清山上的脉络，也就用不着皴笔了。“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哪里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人远了五官看不清楚，当然也就用不着画了。总之，一幅成功的画，要给人以自然美的感觉。
父亲对这里的西夏“水月观音像”赞叹不已，但遗憾的是在榆林窟不能久待。他说，这里不比敦煌，我们20来人（不包括安西派来的护卫人员），在这里吃用的柴米油盐，都是从敦煌带来的，只能维持一个来月，用完了到安西城里去办一次，往返最快也要五六天。安西是个穷困地方，托朋友办这些（指柴米油盐），就是让人家为难。所以，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加之，父亲在敦煌已应高一涵、鲁大昌（当时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两先生的邀请，同意返兰州时在他们家住宿，并告诉了抵兰的大致时间。因此，父亲为了赶时间，白天在石窟临摹壁画，晚上带领我和孙好恭等人提着煤油马灯、抬着小木梯进入石窟详细作记录，每天在石窟里面工作达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父亲比在莫高窟还要辛苦。
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这里壁画的临摹。西夏水月观音、唐代的吉祥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像等大大小小约60余幅。父亲敦煌之行的临摹壁画工作到此整个结束，莫高窟、榆林窟两地共临摹壁画（包括半成品）300余幅。这时已经是1943年6月中旬了。
从榆林窟回到安西
由于包装等用品在敦煌早已准备好，所以工作结束后，仅一两天时间就全部收拾完毕。父亲喜欢骑马，动身这天，他和来接我们的一位朋友骑马先到塔实堡。我们都随行李乘坐胶轮大车，天黑才刽塔实堡。我们会合后又急忙转乘“羊毛卡车”去安西。在汽车上，父亲对大家说，今天险些回不来了。上午由于那位朋友对这一带不太熟悉，走错了路，在途中过了一条浅水小河，殊不知上岸走了不远，猛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两只大狼，凶狠狠地盯着我们，挡着去路。幸亏我们急中生智，举起手头的马棒比画了几下，才把狼吓走，要是一个人那就麻烦了。
卡车在简易公路上颠簸摇晃着行驶，因为路基不好，有时候还要下来推车，深夜11点多钟才到安西县城，我们仍被安排在县税务局住宿。这时，敦煌的刘鼎臣先生已经把寄存在他家装有临摹壁画的木箱，全部送到了安西。
我们去兰州包的卡车，是从酒泉专程开来的，所以必须在安西等待两三天。父亲在安西认识的朋友不多，只用了一天时间作画赠送朋友、熟人。
海市蜃楼
两三天很快过去，父亲托熟人安排谢稚柳叔叔和母亲、宛君姨乘坐从新疆开往兰州经过安西的轿车先走一天。次日天气晴朗，父亲带领我们其余的十几人乘坐租用的卡车去兰州。父亲坐在驾驶室里。汽车一出安西县城即奔驰在戈壁滩上。由于人多，大家在车上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大家突然发现，在公路的南侧远处，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海面的地平线和蓝色天空紧紧相连。在我们聚精会神地看这景色的一瞬间，忽然海水慢慢起浮，上下摇动，但不一会又平静下来。这时只见一排排大树渐渐从水面升起，大树的倒影随之清晰地显示在水面上。开始，我们以为是湖泊和森林，都说汽车要能开过去看一看，休息一下就好了。话还没有说完，“湖泊”、“森林”犹如电影变换镜头一样地消逝了。继之出现的是亭台楼阁和假山等，俨然是一幅古代园林画图，它的倒影又映在“湖”面上。这时，我们的汽车也停下了。父亲从驾驶室下来，还以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奇景，他指着那远处的“湖泊”水面上的“亭台楼阁”和“假山”对我们说，这就是书上所说的“海市蜃楼”。他说，有些人对这种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实际上是由于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的折射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幻景。我当时年幼，听了似懂非懂，总觉得很神秘。就在父亲讲话的一瞬间，刚才所见到的一切又渐渐地消逝了。这一奇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司机说，戈壁滩上经常能看见这种幻景，有时出现高山、城市，且都有倒影，只是时间很短，时而出现，时而消逝。
突如其来的检查
我们的汽车在玉门县稍停，午饭后继续朝酒泉方向疾驰。为了争取早日到达兰州，父亲考虑不便打搅沿途朋友，耽误时间，故当晚在酒泉汽车站附近住宿。第二天住张掖，第三天到达武威。在武威，父亲带着我们一行专程拜访了范振绪老先生。次日（安西出发后的第四天），原计划当天可到兰州，不料汽车上乌鞘岭时“抛锚”了。虽然正是六月天，这里却冷如严冬，人都冻得直打哆嗦。经过司机和助手的努力，修了好几个小时，才勉强开到永登县。
第二天，一路顺利，不到中午就到达距兰州三四十公里的河口。这里是三岔路口，沿黄河东去兰州，西去青海。当我们的汽车向东拐弯时，只见一个军人站在路口，摇晃着红旗，示意停车。车停后，这个军人对司机说，他和另一个军人有急事去兰州，要求搭车。司机看了看父亲，父亲表示同意。两个军人没吭一声，却一边一个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车到兰州后，因为我们是包的专车，本来可以直接开到高一涵先生或鲁大昌先生家，不料汽车刚过兰州黄河铁桥，这两个搭“便车”的军人便一面出示证件，一面对父亲说奉命要检查。并命令司机把车开到畅家巷汽车站。车到站后，又来了四五个军人。父亲想，既然他们是奉命来的，也不便再说什么。但是这二三十只大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临摹壁画，怎能经受毫无准备的翻腾，于是，父亲趁卸行李的时间，让比德六哥和我到车站给高一涵、鲁大昌两先生打电话，告诉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当那几个军人查完行李，正准备开木箱检查壁画时，高一涵、鲁大昌和张高参（第八战区的中将高级参议）先后来到汽车站。少时，甘肃省政府的秘书长王漱芳先生也来了。只见王先生指着木箱，给一个中校军衔的人客气地说：“张大千先生是画家，这些都是他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都可以证明。”意思是就不必检查了。但这个人却冷冰冰地回答说：我们就是要检查壁画，要免于检查找组长去吧，他到重庆去了。接着又补一句，“就是谷主席（指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来，我们也要检查！”这句话，使得前来接父亲的朋友个个下不了台。父亲见此情景，不便再说什么，更不能给朋友为难，便安排我们卸车开箱，气得他和朋友们离开车站先走了。
这些人检查得非常仔细，每只木箱，每一卷临摹的壁画都被打开铺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开画箱，把卷好的画在地下拉来拉去，使临摹的壁画难免遭磨损。幸好父亲没有在场，假如他亲眼看见如此折腾、糟蹋他两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
检查一直搞到天黑才结束。待我们把画一张张卷起装箱，再运到兰州西郊七里河鲁大昌先生家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后来听父亲说，有朋友告诉他，这次在兰州受到军统检查站的严格检查，起因是酒泉那位没给他送画的专员向甘肃省有关部门反映说张大千在敦煌破坏、盗窃了壁画而引起的。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句恶语不仅能败坏一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
兰州首展
在兰州期间，我们分别住宿在高一涵和鲁大昌两位先生家里。父亲随即让我和刘力上师兄送昂吉等几位藏族画师回青海塔尔寺。当我们由青海返兰州后，听父亲说，朋友们都希望他在兰州举办一次个人近作画展。同时父亲又考虑到，敦煌石窟艺术在甘肃省境内，但远距兰州两千里外，交通不便，专程去那里看壁画的，能有几人，何不将这次临摹的壁画和个人近作在兰州同时展出，以扩大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宣传，从而取得社会上的关注，便决定在兰州再待一段时间。于是，父亲带领我们开始了展览的准备工作。他白天抓紧时间和大家整理临摹的壁画，晚上忙个人的近作，有时到深夜两三点钟还在挥毫作画。
整整忙了一个多月，于1943年8月中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在兰州三青团礼堂开幕。国民党军政要员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和张维（甘肃省参议会议长）主持了开幕仪式。
这次展出的临摹壁画有敦煌莫高窟的《维摩变》、《舍身饲虎》、《观音大士》以及《供养人》10余幅，安西榆林窟的《水月观音》、《大势至菩萨》等近10幅。还有父亲近作山水、人物、花鸟等30余幅。
展出当天，参观者达一万人次。父亲近作30余幅被订售一空。这次展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许，甘肃报纸陆续报道并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父亲对此深受感动。他感慨地说：这仅仅是开始，敦煌艺术不仅是中国艺术之宝，也是世界艺术之宝，我们光宣传还不够，更应该保护它，研究它。他说：“这次展出，有的朋友说，我这次去敦煌后，起到如何如何的作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毕竟力量和能力都很有限，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要说起作用，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敦煌石窟要管理，要保护，要研究，必须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建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否则还是很难办的。”
万里归来须带霜
临摹敦煌壁画展出以来，父亲每天都忙于应酬，为众多的朋友作画留念。同年10月初我们才离开兰州，踏上了蜀道归途。临行前，青海的朋友赠送父亲两条藏犬，一名“黑虎”，一名“丹格儿”，个子高大，全身墨黑，胖乎乎的，十分可爱，一路上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父亲以后曾数次把它们写生入画。
我们一行十几人，从兰州出发经天水、汉中、广元等地南下，沿途游览参观了天水麦积山、广元千佛崖等名胜古迹。抵达成都时，已是金秋季节的10月下旬了。父亲前后两年零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就此结束。
父亲为了探索石窟艺术，作为一个民间艺人和普通画家，自筹川资，远走敦煌，在那里临摹壁画，长达两年多时间。白天在石窟中苦苦面壁，夜晚住宿在破庙里，有时候还得风餐露宿，劳累相逼，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我想，如果父亲没有对艺术事业的远大抱负和追求，如果没有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决心和毅力，是难以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记得当时我们人员众多，开支庞大，父亲作画到深夜，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最后，父亲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画卖掉，来维持成都和敦煌的一切费用。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关心地批评他说：哪里不能追求艺术，却偏要跑到西北大沙漠去，真是自讨苦吃。对这些善意的批评，父亲往往是一笑了之，从不介意。
1944年1月和5月《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记得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老伯观看后，曾题诗一首赠父亲：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是啊，父亲去敦煌那年43岁，正是精力旺盛之年，但经过近三年的风霜艺事之苦，回来时，确实苍老了许多，长长的胡须真的已经花白了。
1986年于银川
敦煌老人忆大千
李永翘
笔者在调查了解张大千敦煌之行的过程中，一些知情老人谈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见闻，现根据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画家王子云的回忆
我认识张大千先生以前，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我在国外时也看到过他的展品。1941年，于右任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对我们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艺术宝库，藏有许多古代的壁画和彩塑珍品，要我们去看看，调查调查。于是由当时政府的有关单位主持，组织了一个共有十多个人参加的西北文物考察团，其中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团长。我们于1941年冬从西安出发，到敦煌时，张大千先生早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半年了，这时我才正式认识张大千先生。他矮矮胖胖的个儿，留了一脸的大胡子，一领长衫，风度很是潇洒。
我们考察团到达敦煌后，也在莫高窟住了下来，断断续续在那儿待了有一年多。我们住在下寺，张大千他们一家及门人、朋友等住在上寺。那时在莫高窟就只有我们两家。但说来惭愧，我们这个由官方组织的考察团，经费却微乎其微。张大千虽是私人自费出来临摹，随行的人也不少，但比起我们，则要阔气得多了。加之当时莫高窟各方面的条件极差，什么都要从外面送来，张大千见我们的生活很清苦，于是经常找些借口请我们去他那里做客，其实也就是吃饭，改善一下伙食，四川人称之为“打牙祭”。吃过饭后，我们则天南海北地闲谈，四川所谓的“摆龙门阵”。张大千这个人很健谈，知识、阅历都很丰富，有时他还把自己珍藏的古代书画名迹拿出来让大家欣赏。那时他已是名画家，也有钱，但他对待朋友、同行，确实是很热心的，对人也很随和，没有大画师的架子。
我们考察团在敦煌时，也临摹了不少壁画。由于经费紧张，我们用的颜料、画布等，都没有张大千的好，临摹的方法，也与张大千有所不同。我们是从文物角度出发，如实临摹，即壁画是个啥样子我们就画成个啥样子，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就跟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壁画上不好的地方他都给改好了。我们和他是各搞各的，各人按自己的路子办。不过老实说，不管用哪种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我们都常常是早上进洞，晚上才出洞。洞内光线也不好，还要用各种姿势画，画上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天冷则更糟，冻得画笔都拿不稳。张大千也是一样，经常是一头沙土，满身颜色。他曾打趣地向我说：“我们简直就跟犯人一样啰，跑到这里来受徒刑，而且还是心甘情愿！”
我们考察团临摹了敦煌壁画后，于1943年春离开敦煌。不久，张大千先生也离开了敦煌（1943年5月——笔者注）。回到四川后，由教育部主办过“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画展”，这对社会上的影响，以及对敦煌艺术的宣传作用，是相当大的，这是张大千先生对敦煌艺术的贡献。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的回忆
抗战时期，张大千先生为了研究敦煌壁画，曾经在1941年来到敦煌。他在敦煌的工作，首先是应当肯定的。他是国内第一个来敦煌的画家，也是第一个将敦煌艺术大规模介绍出来的画家。我认为张大千先生对敦煌有三大功劳。
第一个功劳：张大千临摹了大批敦煌壁画，介绍出来使全国都知道，这是他的一大功劳。张大千在敦煌前后居住了将近三年，和他的门人、子侄一起，共同临摹了200多幅壁画。离开敦煌后曾在成都、重庆、上海先后举办了三次大画展，声势很大，参观的人很多。张大千为画展写了《临抚敦煌壁画序》，使人们对敦煌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还出了临摹敦煌壁画画册，是在上海印刷的，印得非常漂亮，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当年在重庆开“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时相当热闹，画展地址在上清寺的中央图书馆，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主办的。画幅全装在木头框子内，在当时很有气派。看画展的人很多，光排队买票参观的人就排了一里多路长。我第一天去买票都没有买到。有的文章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事情确实是这样。
第二个功劳：张大千先生注意学习敦煌艺术遗产，不但能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能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张先生当年在成都和重庆的画展，展出的全部是临摹的敦煌壁画。但后来，即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那次画展就不同，除了临摹的壁画外，还有他自己的很多新作品。这些新作品是以新的手法，用古代的绘画传统（唐人法）来表现现代题材，使人耳目一新，很受群众欢迎。如他画的《摩登仕女》等，就成了当时人们争购的热门画，对国内画坛的画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先生在敦煌学习、研究后，线描更加成熟了，使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发展。
第三个功劳：张先生后来虽去海外，但他非常怀念祖国，把好些流散在外国的祖国珍贵文物托人送回来了。如五代时的《韩熙载夜宴图》等，都是国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张先生特地设法托可靠朋友在香港转卖给国内，这种行为确实是很爱国的。
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史苇湘的回忆
1944年年初，张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在成都展出时，我还是四川艺专的一年级学生，想去看画展，可一张门票要50元法币，太贵买不起。正为难之时，学校李有行老师对我说，我介绍你去为展览会服务，可以不花钱看展览。我非常高兴，带着李老师的信去展览会后，张大千先生对我很热情，亲自领着我把所有的展品全看了一遍，并把会上的每一幅画都给我做了详细讲解，画是什么内容，出自哪本佛经，有些什么艺术特色，原画在千佛洞的哪个地方等等，使我茅塞顿开，长了许多见识，对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产生了热爱。如果没有他的画展，我的这一生，还有段（文杰）先生的这一生，很可能走另一条道路。现在，段先生在敦煌已有40年，我已有38年，都是与张先生当年对敦煌的宣传介绍分不开的。所以完全可以说，张先生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对于当时我们一些人的人生之路是一个契机。
敦煌文物研究所退休老工人李复的回忆
我是40年代初跟着张大千先生在敦煌学艺，后又随张先生到四川，直到1945年6月才与张先生在成都分手的。张大千先生是1941年旧历五月间第一次来敦煌。起初人不多，就他、他儿子张心智、学生孙宗慰等人。他们上各个洞子里看了看，给整个洞子编了号，天冷时就到青海去了，在塔尔寺过的冬。第二年春天回来时，又带了5位藏族喇嘛，帮他缝画布、上色。我是经人介绍才来的，跟他学些手艺和磨磨颜色，搞搞勤务，当时我才19岁。不久，他的夫人、侄儿、学生、朋友等来了好些，大家都住在上寺，自己开火做饭，经济上全靠张先生一人。
张先生是从第二年开始临摹壁画的，前后临摹的大大小小有二三百幅，画得很漂亮，用了很多贵重颜料。为临摹这些画，张先生花了不少钱。他当时没有经济来源，就是靠平时卖画挣钱。那时候他不光要搞临摹，还要抽时间画些画，寄回成都去卖。
张先生在敦煌工作可辛苦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练一阵书法，然后洗脸漱口，吃早饭。饭后画一阵画，看看天亮得差不多了，就上洞子里去临摹。当时有很多洞子被沙堵了，他就出钱请人把沙刨开，或是挖个洞钻进去。洞子里很黑，临摹时点上蜡烛，有时一手拿蜡烛一手画画，还要登上爬下，冷天手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临摹的画主要部分都是张先生亲自动手，次要部分（如上底稿、着色等）才由他的子侄和学生或喇嘛协助，最后全画由张先生完工。张先生对临摹的画要求很严格，不合规格的一律返工。一直画到中午，吃罢中午饭稍休息一下，又接着再画，直到天黑。晚饭后，张先生活动一下筋骨，实际还是画画，然后就在蜡烛或煤油灯下，或看书、或写字、或画画，一直要到很晚才睡觉。
在敦煌时，张先生有点时间就用在画画、写字上。他和地方上的人交往不多，与官场的人往来更少。偶尔来个把当官的，熟悉的才留下来请喝茶、吃饭。来不请，走不送。一般的官员应付几句就算了，也不是很热情。这样一来，本地就有人说张先生的架子大。
张先生对保护敦煌文物是有贡献的。记得有一次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敦煌，张先生曾竭力向于右任建议，叫赶快建立个机构把莫高窟管起来，否则以后不得了。这是他们在房间里谈话时我在旁边听见的。当时每年四月初八赶庙会，有很多人都在洞子里烧火做饭、取暖等，结果把壁画都熏黑了。平时还有一些牧羊人或游客随意毁损洞内文物，张先生看着这些情况很是痛心，说这样下去不行。张先生离开敦煌到兰州后，又给甘肃省政府建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尽快筑起围墙。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所长才把保护莫高窟的围墙建起来。
1943年，我跟张先生回到四川后，又跟他跑了四川的几个石窟。他原来还准备带我一起去新疆看石窟，由于抗战胜利了，我回了敦煌，他去了上海，从此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先父和他的庭园
张心玉[16]
我父亲张大千平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爱花草，爱动物，更酷爱修饰自己的庭园。
抗战之前，先父与二伯父张善孖同住苏州网师园。在这个精巧玲珑、宁静幽雅的园林里，兄弟俩常常一面作画，一面与友人谈诗论画。园中还养了一只讨人喜欢的小虎。
1940年，先父将家安置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太和乡，租农家院一角。房屋虽然简朴，但有一庭院。院内种有花木，还有一个小鱼池。房后面是一片竹林，周围皆农田，颇有古朴淡雅的田园风味。先父甚喜，又按自己的构思，在房后竹林的空地中引水渠，设花坛。
1943年秋，先父从敦煌返成都后，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处，直到1947年，才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建了自己的住所，留有一亩左右的空地，种了各种花草。第二年，先父去香港，后于1950年应邀赴印度讲学和考察，从此，再未回来。
1955年，先父和部分家人迁到巴西圣保罗郊外的摩吉市。这里是一小块盆地，颇似成都平原，先父特别喜欢，便从一意大利商人手中购得270亩土地，盖房修园，取名“八德园”，定居下来，直至1972年。在先父离开巴西迁往美国的17年里，几乎将他绘画所得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八德园”的修建。这座大型园林的建设布局和风格，全部中国化。园里除大量姿态各异的松、柏、杉、竹和桃李、柑橘、樱桃、柿子外，多是从各地购运去的中国牡丹、海棠及各种梅花等。园里怪石耸立，竹林中有猿猴数只，并开挖大小人工湖四个，大的达12亩，可以泛舟；湖旁建茅亭五座，供漫步小憩；宅旁再辟盆栽区一片。园内松柏常年翠绿，花果四季飘香，湖中鲤鱼跃，荷丛天鹅啼。置身其间，心旷神怡，是休息、作画的理想之地。
“八德园”的修建，寄托了它的主人对祖国的无限情思。先父曾深情地对身旁的儿女们说：“我去过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中国的山水最好。”
“八德园”建成后，海外许多华侨慕名而来，一些外国友人也请求拜见这位中国艺术家，并以一睹这座中国式园林为幸。先父也以此感到自豪，对来访者总是热情接待，或让家人陪同参观。来者无不为这中国园林的精妙布局和这位中国艺术家的奇巧构思所折服。
1972年，“八德园”全部建成不久，巴西政府要在摩吉附近建一水坝，“八德园”正处于水库之中，先父痛心之余，对园中景物一一摄影珍藏，然后弃园携家迁居美国。至今14年又过，先父已经作古，而水坝尚未建成，“八德园”则已荒废。
先父到美国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的海滨小城蒙特利购屋一所，也建一园，取名“环筚庵”。如果说“八德园”以它的宏大多样集中了大自然的美使人赞叹，而“环筚庵”则显得精巧玲珑。
1986年于兰州
大千世界
冯幼衡[17]
看山还是故山青
大千居士回台定居，忽忽已经三载，经过在中国台湾三年的调息，老人家的精神益发健旺，不但以前一度需要坐的轮椅丢开不用了，他的糖尿病也减轻了，吃东西也不需再忌口。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国外漂泊多年的心灵，现在有了安顿，他的诗里不再有投身夷荒、欲诉无人的感慨；笔下的山水，也由异乡的湖光山色转而为祖国壮丽的山河。瑞士的少妇峰、南美的大瀑布都曾是他笔下的美景，然而，比起现在迤逦在他画稿上的阿里山、横贯公路、梨山来，他固执地认为“看山还是故山青”。
和中国历史上许多高龄的山水画家一样，他热爱自然美景，并对庭园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徜徉在山水间，他撷取了大自然的英萃，逐渐养成了与自然合一的怀抱。另一方面，在面对大自然的沉思冥想中，以“造化为师”的心胸，使他悟出了无数艺术上的真理，不断扩展也提升了他艺术的领域。黄公望、沈周、文徵明、董其昌，清初的四王这些山水画家得享高龄，跟他们在山水草木间悠游卒岁，颐养天年也不无关系吧。
大千居士回忆起回台定居的经过时，他说，这是临时决定的。他回顾一生所做的大小决定，仿佛都不曾有过周详的计划，完全是凭兴之所至，或一时突发的意念。
游居巴西，辟建八德园
1951年，他和妻小从印度转到中国香港暂居，然后搭轮船经日本往南美打天下，那时他方值壮年，正豪情万丈。1952年，先抵阿根廷的曼多洒，继而往巴西一游，发现了圣保罗附近摩吉山城的风景酷似四川的成都平原，树木苍郁、河流环绕，简直是人间胜境。他马上向地主——一位意大利药房老板买下这块土地，把全家从阿根廷接来，并在这儿开疆辟土，耗资200万美金开辟了人工湖——五亭湖，建造了一个有笔冢、竹林、梅林、松林、荷塘、唤鱼石、下棋石的纯粹中国格式的“八德园”。
从此，他在南美自己所营建的世外桃源里，度过了17年岁月。1972年，在风景秀丽的美国西岸卡麦尔艺术城附近购置了“可以居”和“环筚庵”，又在当地定居下来。
1976年，他自美返台探望朋友，在回美国的飞机上，他想起朋友们对他的关爱和中国台湾风物人情的醇美，于是，决定放弃已经营成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式庭园的“环筚庵”，而在台北外双溪找到了“摩耶精舍”的现址。
一位怀有赤子之心的老人
“摆龙门阵”、品茗、逛花园、作画——是大千居士每天生活的基调。
早晨大约7点钟左右，他就起来，开始一天的活动。
大千居士今年82岁，常为他看病的几位医生都认为他患了那么多年的糖尿病，还能保持这样硬朗的身体和过人的活力，真是奇迹。
的确，他的精神之好，一点不像一个80余岁的老人。他雅好美食，兴致来时，会亲自到厨房去，动手烧几个“大风堂”名菜。一旦发起脾气来，真情流露，大声怒吼，中气十足，哪有一点衰老之相？至于作起画来，画荷梗时，一气呵成，从无停顿；画荷叶时，大笔挥洒，浑然天成，让人不由看得目不转睛。画泼墨山水时，他全神贯注，把墨色和青绿倾洒而下，然后在混沌中拨出苍冥和大地河山，似乎凝聚于毫端待发待收的是万般的气势与无限的精神，旁观者唯有暗自心惊与叹服！
为了照顾大千居士的起居以及控制他的宿疾心脏病及糖尿病，目前有4位护士小姐24小时不停地轮流看护。他常对友人戏称：“我现在被‘四人帮’管制得动弹不得喽！”实则4位小姐都晓得，大千居士是最不受拘管的，如何控制这个任性病人的饮食起居，真是一门大学问。
保养顾惜画画的双手
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是大千居士做物理治疗的时间。
大千居士做物理治疗，主要为恢复他前年摔伤后的腿疾和加强手部的灵活。如果细心观察，当可发现，大千居士最怕他的手出毛病，因此随时随地，在饭桌上也好，聊天时也好，他会下意识地不停活动自己的手腕和手指，因为他说这是他“吃饭的家伙”。
午饭后，大千居士通常午睡片刻。他的午睡不像一般人那么安稳，他的睡眠往往一波三折，因为他白日里脑筋从来没有停顿过，上了床后，往往要看些书报（从国际大事看到艺坛、娱乐圈乃至地方版的大小新闻）才能渐渐入睡。但是他睡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把思虑抛开，有时在梦中会喃喃而语，念的不是作画的事，就是和家人的谈话。有一次他梦见自己斥责爱孙绵绵，绵绵羞愧地说，没有面目见人，要跳到河沟里，他惊得一身是汗，醒来时还伤心得落了泪。
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情的人，一个82岁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可爱老人。有时，提起他的两位老师，清道人和曾农髯从前对他种种的关爱和赏识，他也会先眼睛一红，继而为之大恸。
他常说：“我不是一个豁达的人。”因为他若见到特别喜爱的花木、盆景、石头，而未能如愿拥有，便会思念成疾；为了构思绘事，他也常苦苦思索，必至豁然贯通而后已。他常自叹为一个“情”字所羁绊——有恩情、亲情、友情、人情，也有爱情。他是一位率性而情深的艺术家。
执意保留传统的生活情调
在一切都讲求快速的现代，一般家庭对“吃”虽不至于仅以果腹为目的，但是力求简化却是大势所趋。像大千居士那样把“吃”当作一种艺术般爱好和追求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了。只有在大风堂，你才能看到一般家庭中快成为绝响的“吃的艺术”，也只有大千居士才能如此执意要生活在传统中国人所向往的生活情调里。
每天早晨7时许，他在护土小姐的搀扶下，先进早餐。一些大风堂的熟客、有早起习惯的友人，或是有事想与老人单独相商的，往往一大早就赶来，和他共进早餐。
他早餐常吃的餐点：油条烧饼、蒸饺（荤素都有）、小笼包、雪菜火腿面（他喜欢那清淡的味道）、红油抄手、红油饺子、臊子面、蛋炒饭、皮蛋稀饭、葱油饼、红豆松糕、黄鱼面、咖哩饺、萝卜丝饼。他在吃像萝卜丝饼、虾饺或烧麦之类的点心时，一定要佐以好茶。他曾迷上园山饭店吕师傅的萝卜丝饼。他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萝卜丝饼，馅儿鲜美，外面的酥皮又做得恰到好处，即使当年上海著名的饼铺也远远不及。他第一次吃到这种萝卜丝饼是在赖名汤将军家里，立时大为倾倒。赖将军看他那么爱吃，要他把席中所有的包回去。他还不足，索性告诉赖上将：“传药不如传方，你还是告诉我上哪儿去买吧。”遇到他爱吃的东西，他就是这么固执，必得之而后快。
书画、名点、好茶，不亦快哉
在四壁书画的环绕下，客人们尽情地谈笑着，往往不觉暮色将临。到了吃下午茶的时候，客人们纷纷从画室穿过天井，移驾到另一头的饭厅，准备享受一顿大风堂的好茶和美点。
下午点心和早点的花样差不多，有时会外加蚝油捞面、葱丝炒面、鼎泰丰的小笼包、银翼的豆沙饺、定做的青豆饺（甜），以及客人从永和带来的小烧饼，香港客从“镛记”带来的鹅肠、“天福”的湖州粽子等。此地“明星”的牛角面包烤热了香酥酥的夹点“忌士”，大千居士也很爱，这是唯一的例外——洋点心而能获得他的青睐。
吃下午茶时点心在次，最重要的还是“茶”，否则大千居士吃得就不开心。他最爱的是铁观音，其次是乌龙，平时也喝清茶。
大千居士喝茶是有学问的。他喝的茶，为怕灰尘，冲茶的第一道水要倒掉，冲第二道时，再依次倒入杯中：第一杯要少，第二杯稍多，第三杯再多……嗣后再从最后一杯由少渐多倒回来，这样每杯的浓淡和分量就均等了。大风堂平日都用扁平的铁砂壶泡茶，喝茶则用陶土制的棕色茶托、竹绿色小茶碗。至于喝清茶时，则需用白色的杯子，才能现出淡绿的茶色。这些规矩都不能造次，若是谁用大玻璃杯冲茶给大千居士喝，那就扫了他的茶兴了。
非常的好客
午饭时，除了大风堂的熟客外，桌上坐的多是自己人。晚膳时，大千居士喜欢留客，若看到圆桌上坐满了12个人，他就真正的开心。饭桌上气氛一热闹，他的胃口也大开，谈兴也高了。精神好的时候，甚至还亲自下厨亮两手银丝牛肉、蚂蚁上树、辣子鱼给大家尝尝。
大千居士深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仿佛任何美味都要和朋友共享后才有真正的乐趣。如果说，有些艺术家是遁世的、遗世的，要在出世的心情下，才能幻化出飘逸出尘的艺术之花，那么大千居士毋宁是十分入世的，他不是不曾有过隐遁之思，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那么热爱生命，热爱尘世间的欢乐，并且兴致勃勃地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大风堂晚餐和中餐一样，平时是四菜一汤，但是有客时，则增为五菜或六菜。菜端上时是大盘海碗，座上食客再海量也可吃个痛快。
家常菜以川菜为主，其他菜为辅，如蒜泥白肉、凉拌茄子、荷叶粉蒸排骨、皮蛋拌豆腐、干煎明虾、油爆虾、鱼香烘蛋、蚝油豆腐、炝白菜、蟹黄白菜、棒棒鸡、宫保鸡丁、豆豉蒸鱼、辣子黄鱼等，都是常见的菜肴。
大千居士喜欢吃肉，看到青菜他便要皱眉头。有很长一个时期，他是无大肉不欢，必得东坡肉、樱桃肉、腐乳肉、梅干菜扣肉、垫红薯的粉蒸肉、红烧肉等菜上了桌，他才开怀。近来也许年岁大了，他比较偏好清淡可口的小菜和清汤。
令人回味无穷的佳肴
大风堂宴客时，又有另一套菜单，每每由大千居士自拟，书就后交付厨房，照菜单上的菜式去做，并依其序上菜。大风堂宴客的名菜有入口即化，且不油腻的狮子头，有以花雕酒蒸的酒蒸鸭，以及水脯牛肉、鱼面、六一丝、烩七珍，以及张府特制的煨排翅、鲍鱼等等。
大风堂以前有过几位知名师傅，像在日本扬名的立万，拥有多家四川饭店连锁店的陈建民，以及不久前病逝于纽约以怪脾气知名的名厨娄海云都是。来台以后，大千居士也训练过新人，但都不能如意，后来又陆续用过几位川菜馆的大师傅，因不擅烧家常菜及大风堂菜，大千居士又开始训练一名悟性颇高，刀法要得的张姓少年。这位人称“小弟”的少年在大千居士悉心调教下，或许来日会是一位名闻四海的大师傅也未可知。
林园之胜，在在均可入画
初来大风堂的客人固然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大千居士的造园艺术，就是经常出入大风堂的客人，大千居士也常常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摩耶精舍的庭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跟着主人的构思和意念而不断变化、创新。大千居士自己每天定要在摩耶精舍内漫步流连，让自己沉浸在一片浓密的绿意里，耳闻淙淙的溪流声，时有清风吹拂着他的美髯，一切是那么祥和美好。这时艺术家的心灵得到了憩息，生命中的活力不断在滋长，大千居士在自然的美景中感到衷心的喜悦，他的脸上也会露出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当他自己一人在护士小姐的搀扶下，在园中走动的时候，总是一面浏览景物，一面凝神思索着一草一木一石的布局，手指还不停地比画着。在他脑中呈现的，也许是一幅在一树错落有致、劲节孤高的梅花旁，斜倚一名美女的图画；也许是以盘曲纠结的黄山松和悬崖峭壁构成的奇绝之景；也许是如何表达出石的皱、瘦、透、漏、丑的章法……
在大千居士精心策划、不断建设之下，摩耶精舍的庭园目前已经很具规模了。
造境以自然，拙朴为主
从摩耶精舍一进得门来，就有一方池塘，里面有许多色泽鲜明的鱼儿彼此在游戏争逐。池塘的一边有丝丝杨柳垂拂其上，另一边前后竖立着几个高低形状不一的巨形木头，木头的表面显得斑驳而原始，外观却透着“拙”、“厚”的意味。乍看，这一方池塘很有大千居士所画的“游鱼落花”的画意，着墨不多，但是轻松、悠游、精致兼而有之。
不但如此，这一景还有立体感，从各个角度看，这个池塘都有可观之处，都可以入画。甚至俯看、仰看都各有巧妙。几块巨木、石头，加上虬结的松树盆景，经大千居士一摆设，看来就有前景、后景之分。他以画理美化了真实的景物，丰富了人们的视觉。
进得摩耶精舍的四合院中央，是个天井。大千居士原有意从外双溪引进一道活水，环流天井四周，那该是何等清新可喜！然而当初房子肇建之初，没将这一节设计好，致使双溪之水无法在天井之内流动，这一直使他引以为憾。
不过，他仍然巧夺天工，在天井内修建了两个相连的池塘，和一条小小的沟渠，三者一气相通，环绕着天井。沟渠中有水草、小野花，颇富野趣。沟旁还有若干梅花，冬日里便有暗香疏影之美。而那两口池塘，一眼望去，竟有熟悉之感，原来它和石涛、渐江的画面大为神似。
池边堆的是几盆最名贵的黄山松，或盘曲，或倒立，或斜出。黄山松的特色是松子随风飘落于悬崖峭壁之间，因为终年不见阳光，汲取雨露而滋长，因此姿态奇绝，大异于一般松柏的向阳往上生长，而是有的向四边呈圆形生长，有的向斜下方生长，和黄山的奇峰突起、孤崖险境一配合，就成了最入画的黄山景致。
画境的落实
常出现于渐江大涤子画中的黄山清新奇辟之景，现在具体而微地呈现于摩耶精舍的一角，叫大千居士如何不得意？
从天井中穿出，则是摩耶精舍的后园。大千居士在这儿大兴土木了好久，一下建烤棚，一下筑亭子，一下修长廊，现在这些都已竣工。
来到后园右方，面临溪水，有一高敞，以粗的圆木为柱，以棕皮为顶，颇具原始风味的棚子，这就是“考棚”了。大千居士有一阵子忽然强烈地怀念起北平的烤肉来，一方面他嫌外面卖的所谓“蒙古烤肉”已变了质；另一方面他也想好好重温一下在北平大啖十几碗烤肉的旧梦，因此大发豪兴，建此烤棚，为了让朋友吃到正宗北方烤肉的滋味。
由烤棚旁的绿地极目望去，一路都是美景，溪岸边堆有大千居士特选的巨石——当然这些石头的形状都能够“入画”，作为园中花木的背景。蜿蜒的白石铺成的小路旁，一路植的是浓密的梅花、山茶和紫薇。
路的另一头有七八缸荷花，夏日里，粉红的、洁白的竞开，荷的各种姿态——含苞待放时的稚嫩、盛开时的娇艳、残荷时的枯老，都在这儿呈现。这些最有价值的荷花，它们的风采早已收入著名摄影家胡崇贤的作品中，出现在大千居士自己笔底的荷花里。尽管每年一到秋初，荷事已尽，只剩得几根枯根空自摇曳，但是荷花的精神却已通过艺术而不朽！
恍若世外桃源
行行复行行，来到白石小径尽头的竹棚下。竹棚下摆着一个大理石方桌，和几个天然形状的大理石凳，原来这是园主人走累的时候歇脚的地方。离座位不远，丛丛花木下还有个安着水龙头的陶土缸，是为贮存溪水用的。大千居士准备在这竹棚下和朋友谈玄论道时，以过滤的溪水冲茶待客。
沿竹棚而上，来到双连亭。双连亭位于内、外双溪的分界点，大千居士为它们分别取名为“分寒亭”和“翼然亭”。“分寒”是采自李弥的诗句“人与白鸥分暮寒”：“翼然”则出自欧阳修《醉翁亭记》之“有亭翼然”。
双连亭是摩耶精舍风景最好的地方——青山四合、溪水环绕，登临其上，令人顿兴临流舒啸之想；放眼望去，绿意袭人，一片静寂中，但听鸟语和水声，恍惚间，似已置身世外桃源。大千居士说，此亭可以卧月看梅；他还说，夏日午后，抱本诗词，在亭中吟哦一番，倦了就打个盹，何等舒畅！
过了双连亭，又来到一长廊下，这条长廊依溪岸而建，是以茅草、棕皮和木头柱子盖成的，从这头望到那头，相当悠远。大千居士喜欢在此漫步，在此听风听雨，走着走着，他的诗兴、豪情俱生，许多好句也就相争迸现。
一路走来，客人目不暇接，心中不断为园中的奇石、古木、盆景引起震撼。一切都喜欢“与朋友共”的大千居士，看到自己经营的心血和巧思获得了赞许，这时心里的快慰真是难以形容。
“梅丘”之创，不让古人
近来大千居士最乐于介绍，也是客人们注意的焦点，都集中在林立于园中央的“梅丘”。梅丘是一块形状酷似台湾地形的巨形石碑。它是大千居士在美国西海峰的滨石乡社附近发现的，上面书有大千居士大笔挥洒、笔力遒劲的“梅丘”二字。
“梅丘”之得名，自然是因大千居士最爱梅花。但古人把“梅林”、“梅村”、“梅冢”这类名字都取遍了。大千居士说，他为了不落窠臼，才苦思出“梅丘”这个名字，自觉不让古人，别富创意。
非但“梅丘”是从美国运回来的，摩耶精舍中的一草一木、一盆一石，莫不是当初由巴西运往美国，再由美国运回台北。这笔运费他说出来令人咋舌，但是和大千居士历年来在他所好的盆石上耗费的巨额金钱相比，似乎又不算什么了，再加上他仍不以既有的为满足，继续不断地搜购，不了解他的人或会认为他“玩物丧志”，知道他的人就会理解，那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与狂热，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哪一天他停止了这种追求，他的艺术生命可能也就终止了。
金钱是为换心之所爱
就像他搜购心爱的书画真迹一样，只要他爱上的真迹，他总是一掷千金，无所顾惜。买盆景时，明知人家故意高抬价钱，但是即使上当、受骗，他也甘心，只求拥有心之所爱。他真是把钱视为身外之物的，难怪溥心把他比作李青莲，比起“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概，他是一点儿不让李白的。
很多人说，如果大千居士会处理金钱，今天一亿美元的家当都有了。然而他今天仍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何也？他把金钱都投资到盆石花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了！但是他从不后悔，虽然他曾富甲天下的收藏今天已脱手泰半，然而“大风堂名迹”这本记载他历年收藏的册子，已足以作为他永久的纪念，也可以让后人知道，大千居士曾经拥有过这些“雄视宇内”的瑰宝。至于那些奇石盆景，在他“观物之生”的时候，它们提供了他物情、物理和物态，给了他无尽的灵感和启发。正如石涛要“搜尽奇峰打草稿”一样，他四处搜求天下奇花异草来入画，正是艺术家的本色。
午睡起来，大概4点左右。是大风堂会客的时间。
每当此时，大画室里，总是一幅高朋满座，宾主尽欢的场面。大千居士当初把楼下画室建得高敞无比，为的就是想在晚年潜心作画，准备好在此画出几幅传世之作！但是谁想大千居士是一个辐射中心，他到哪，他的光热就吸引人到哪，因此画室不久就变成了会客室，而真正的会客室——客厅反倒人迹罕至，竟成了虚设。
书画珍藏要与朋友共赏
大画室的四壁挂的作品经常更换，有近代人的作品，也有古代名家真迹，总之每一幅画都大有来历。大千居士喜欢把他的收藏轮流在此亮相，一则避免尘封太久，二则也好和朋友共赏。
目前悬挂在画室的，右边是一幅《善孖伏虎图》，是大千居士兄长善孖先生在苏州网师园伏虎的相片。顺着目光转过去，是一幅大千居士老师曾农髯的“梅花”。曾老先生晚年才开始学画，因此看得出来，他画梅的技巧并不怎么纯熟，但是画出了文人画的风雅。
再过去是一幅曾农髯的四幅条屏，上面以古重厚拙的汉隶书着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上款题的是“怀忠先生正隶”。怀忠先生是大千居士父亲的名讳。
再过来是黄公望的《天池石壁》。这是大千居士不惜重金，要求北平国华堂老板割爱的一幅作品。画上有四川名翰林、张善孖先生的老师傅增湘所题的：“大风堂藏一峰道人天池石壁园真迹无上神品”。
自画像最为引人
挂在画室中央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幅大千居士的30岁自画像。画中人蓄着黑漆漆的一脸络腮胡、两眼圆黑、凝视前方，其中有多少自信的神采，又有多少意气的昂扬？自画像四周，全是名家题款。这些名字有吴湖帆、叶恭绰、杨度、谢无量、散原老人、方池山、谭延闿、黄宾虹、溥心畬等32人。
其中联圣方池山（大方）题的是：“咄咄少年，乃如虬髯，不据抉馀，复归中原。”杨度题的是：“秀目长髯美少年，松间箕坐若神仙。问谁自写风流格？西蜀张爰字大千。”辛壶题：“胸有诗书迥出尘，苦瓜画里认前身。谁知三十美髯客，笔底千秋压古人。”
细细看来，名家不愧名家，个个题得精彩，观者在赏画之余，还可以欣赏名家文采。不论壁上的画怎么换，大千居士最少总要挂一两幅他两位恩师的作品，以及他二兄善孖先生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对师长和兄长的尊敬怀念之情。
事事都关心
午睡醒来，大千居士精神正健旺，谈兴也高昂，于是和来客天南海北地摆起“龙门阵”来，从国剧名伶的动态、从前看过的四大名旦、金少山、郝寿臣、小翠花的绝活，艺坛近事，古人笔下的趣事，风雅人物，到中国历代画家的生平和绘事成就……听他聊起中国古代名家，尤其是他所专攻的石涛、八大，往往令人听得出神。以他数十年的涉猎和功夫，在中国艺术史方面，他可说是“学院派”以外的真正大师。他不仅在绘画创作方面，是画坛公认的“五百年来一大千”，就是论起鉴赏书画一道，他也早已超越“专家”的程度，而蔚然成一大家。
平剧（即京剧）名伶郭小庄也是大风堂热门的话题。
“小庄最近从花旦变成老旦喽！”大千居士语出惊人道。
“怎么回事？”客人很惊奇。
原来小庄上回演《王魁负桂英》戏中演出敫桂英化为厉鬼时，一个翻背跃下的动作把背弄伤了，至今未复原。他现在每来大风堂看望大千居士，都是拄着拐杖而行。
社会新闻也是大千居士深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每天入睡前，他都会把各大报的地方版看了个仔细，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他都耳熟能详。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大千居士年轻的时候就像野马一样拴不住，20余载遨游名山大川之间；就是在70岁以前，他还是经常周游列国。近年他渐好静僻了，除非必要，他就不出远门了。
大概是出入大风堂的客人从王公卿相、菊坛名伶、文人雅士，以及世界各地返国的旧识到各阶层的人士都有。人多嘴杂，大千居士在耳听八方之余，消息特别灵通，国内外大事，乡里近闻，艺坛动态，大千居士莫不如数家珍，因此他常得意地自诩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作画——墨染河岳笔惊天
大千居士作画时，不怕人看，但是“观众”是谁，对他的画兴影响很大。遇到谈得来的对象，平日不想画的画，也在谈笑间完成了大半。如果碰巧他喜欢的人来了，他就越画越有劲，说不定还有神来之笔。遇到言语无味的来客，大千居士就要“唉”一声长叹，把笔一摔——“不想画喽！”
白天他要赶画的时候，多半躲在楼上新辟的一间画室作画，因为楼下的画室既已成了会客室，他嫌人来人往不清静。楼上这间画室在二楼的角落里，极其幽静，采光好，画室四围摆放着老人最爱的石头收藏。更有趣的是，在他画台旁的窗外，设有一槛笼，里面有一只乌猿和一只棕猿在顽皮地跳跃，不停地和作画的老人做鬼脸和滑稽动作，大千居士作画之余，亦不时对它们报以一笑。
老人作画一向一丝不苟，他从没有因为自己已是名家而有丝毫懈怠。外传他的画常是弟子代笔的，对他作画、为人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那是完全不可能。以他对绘事认真和近于虔敬的态度，只要他画的画，一笔都不会假，一笔都不会造次。所谓代笔的传说，不过是造假画的人，故意放出的谣言罢了。
夜深人静，诚挚作画
入夜以后，是大千居士专心作画的时间。夜深人静了，他的精神才能集中。泼墨画多在白天精神好、体力佳时为之；入夜后精神耗弱，但是脑筋清醒，他就作传统山水。因为前者需一气呵成，非气势足不为功，后者则可以慢慢渲染经营，一道、两道、三道，慢慢皴，着力一深，画面自然浑厚苍郁。
大千居士在绘画方面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幸致。他一向主张“七分人事三分天”，他虽有绝顶的聪明，却深信“天才不足恃”的道理。
他9岁随母、兄学画，20岁时拜曾农髯、李梅庵（清道人）为师，从此发奋读书、习字、攻诗文。那段时期他定居苏州，一面与上海著名画家交游，一面用心摹拟名家的收藏。从20岁到30岁期间，他已把京沪间名收藏家的精品临摹无遗。洋溢的才华加上对古人笔法和神韵深刻的领悟，使他临摹出来的作品足以乱真。
曾农髯和清道人是大千居士习字的老师，而在绘画方面，古人石涛则可说是他真正的老师。大千居士浸淫于石涛的作品中，一直到50余岁才完全摆脱石涛的影响。但是至今有时要完成一幅作品，他仍不免要指着自己的画道：“唉，今天这幅山水里头的帆船和人物仍旧是石涛的欧！”
在古人名作中驰骋苦学
30岁到40岁之间，大千居士驰骋于明末四僧石涛、石溪、八大、渐江，以及明水墨花卉画家陈白阳、写意花卉画家徐文长等人作品的领域里。临摹研究中，渐渐揣摩到以上诸家的神髓而能得心应手。
40岁时，也是大千居士思想和生命力最旺盛成熟的时候，他又从事了一项破天荒的壮举，远赴敦煌，把中国历代的艺术宝藏重新公诸世，唤起世人的注意。敦煌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起，就有人在此开凿石室，在洞内作塑像和壁画。此后历经北魏、隋、唐、宋、元800年间，各代都有开凿。这里的艺术宝藏，是历代无数僧侣、信士、艺术家、工匠们的心血结晶，也是一部东方绘画在1000年间的演进史。
经过近3年的努力，大千居士完成了把敦煌的洞窟重新编号以及临摹其中代表作两项工作。
敦煌一行，为大千居士的艺术生命再创高潮，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史上不朽的地位。
五百年来一大千
中国画向有文人画和职业画之分，自董其昌划分南宗、北宗以后，更有崇南宗抑北宗之势。南宗大体以文人画为主。文人画固然讲求境界、怀抱，但是职业画家的写实与刚健之气则为前者所无。大千居士40岁以前即深深浸润于文人画的传统中，如今又得到敦煌的洗礼——把从唐以来像吴道子“吴带当风”那样美的人物线条传统，一直到历代民间艺术的精华，一一收诸腕底。
大千居士在十多年前，一方面自觉石涛的路已经走完，必须另辟蹊径，才足以表达胸中的丘壑；另一方面，在欧风美雨的吹袭下，他深感中国画也到了极需变通的时候。就在这种因缘际会下，他在艺事上又有了石破天惊之举——发明了泼墨山水。
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揉合
在泼墨和泼彩（石青、石绿、赭石）的时候，他又感到光是泼墨还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情”和“境”，因此在泼墨中再勾景或加添人物，成了他独创的把现代的精神和古代的传统揉和为一的泼墨山水。
他的这项突破，固然是他自己艺事的更上一层楼，从中国美术史的观点来看，也是件大事，因为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必须推陈出新。大千居士的创举，使近代中国艺术史添加了精彩的一页。同时，他的泼墨技法，从西洋的观点来看，是半抽象的现代作品；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却又与传统完全吻合。大千居士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的泼墨方法是脱胎于中国的古法，只不过加以变化罢了。”
中国早在唐代王洽时，就曾用泼墨方法画画；后来朱元璋也曾用落笳法（把莲蓬去籽沾墨）作画，虽然这些说法只见于笔记，真实作品早已失传，但是它们无疑给大千居士许多灵感和启发。
变化气质是根本
大千居士以他在画坛的盛名和艺事上的成就，他也早该自满，然而他平日仍虚怀若谷，他常书写一副对联：“学问日唯不足，精神养则有余。”最近他更常赞赏陈万里的两句诗：“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恐岁月来无多。”
他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每日自课。他常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末，专在技巧上讲求，殊不知要回过头来多念书才是根本变化气质之道。大千居士的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不过他更偏爱读子书，尤其爱读些志异、谈怪之类能助长想象力的东西。
每天晚上不读一阵子书他是不肯就寝的。最近经常放在他手边的几部书是丹铅总录、六如画谱、五杂俎等书。
这些都是大千居士在艺事上一直以上智而作下愚的努力，如何能不成功呢！
（张心智供稿）
张大千病愈春游观画
林淑兰[18]
1982年正月十一立春那天，台湾外双溪摩耶精舍园中的梅花和海棠同时开放，久病初愈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喜欢得不得了，连说：“真是奇事，真是奇事！”
梅花海棠争妍斗奇
通常，梅花是正月盛开，海棠三月竞放，而这次梅花和海棠却同时争妍斗奇。一大早他邀了好友张岳公到摩耶精舍共赏，兴致高昂，还作了一首即兴诗；
小园忽报有奇事，腊尚余寒百卉开。
从此人天无缺陷，梅花聘了海棠来。
卧病床榻月余，除夕前一天才从荣民总医院出院的张大师，笑容可掬，精神焕发，谈到满树盛开的红梅和一枝独秀的海棠，兴奋极了，“真是千古难得啊！”
他说，南宋时文人彭渊材，生平有三件恨事：“曾子固不能诗，梅花不并海棠开，鲥鱼多骨。”而今，摩耶精舍的梅和海棠同时开放，可说是件奇事了。
那天上午，由张夫人扶持，张大师拄着拐杖，身着褐红长袍，雪白的美髯在冬阳闪烁下，耀然生辉，和相交半世纪的老友张岳公赏花后，到历史博物馆参观宝岛长春图和宋元名画展等各项展出。这是他病后第一次出远门，所以显得特别高兴。“今天能来真是很欢喜！”对前来迎接他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何诰天和参与作画的画家们，张大师现出了久蛰初动的愉悦。
卧病医院真是辛苦
“身体好吗？”对来自四方的问候，张大师连说：“还好！还好！”然后他开玩笑地说：“不好也得说好啊。我实在害怕住院呀！行动不方便，不能吃爱吃的东西，最遗憾的是不能在梅丘漫步。”平时在家，张大千每天总有好几回流连在花木扶疏，盆景古梅、松、竹，蔚然成气的“梅丘”里。他爱梅，从将自己精心布置的庭园命名为“梅丘”即可知晓。卧病在医院里，他不能看苦心培养的花木，更不能吃喜欢吃的东西，难怪他说：“真是好苦呀！”
“我有四个护士看管我，而太太是她们的头子，不准我吃这吃那，也不准我随便走动，她们说这是医生吩咐的。身体不舒服只好如此，但我真是不愿意啊！”张大师到历史博物馆四楼观赏由他开第一笔的《宝岛长春》巨画，从基隆北海岸野柳、金山的海浪山水开始，经云蒸霞蔚的大霸尖山、山气氤氲的奇莱山和横贯公路，看到梨山和太鲁阁时，张大师指着画说，“20多年前去了20多回，那时身体好，我是坐吉普车上山的，一上去就待个十天八天的。现在年纪大了，老了，不行啦！”他说，年轻时他曾遍览大陆名山，五岳，除了北岳恒山因七七事变没去成，其余名山大川都留下了足迹。
惊叹宝岛长春巨构
张大师在欢迎他的群众簇拥下，看完了全长215尺的巨画后说：“这可是盛况空前的，山水国画能将现代的建筑融合得如此好，实在令人惊叹！”“这不是一个人能画成的，一个人精力不够，见解也不够。由这幅集多位画家的精神功夫完成的画，就说明什么事都要合作，团结才是力量呀！”看完了《宝岛长春》后，在历史博物馆二楼的荷风阁，张大师品茗休息了一阵子，接着又和张岳公一同观赏宋、元名画展，看了正在展出的宋人《汀边双鸭》一图，说这幅画应是宋徽宗所画，因为宋徽宗喜用生漆画鸟。
看了剪纸展、《宝岛长春》画展、宋元名画展后，张大师来到一楼看狗年狗画展，一一观赏各具神态的狗，直说：“好极了！”
漫步梅丘笑容粲然
从历史博物馆回家来，已近中午12时。午后休息了两个多钟头后，张大师又忙着操心刚从日本运来的20株大红梅。这时骄阳躲在云层里，摩耶精舍梅丘的山林风摇木动，张大师戴着一顶下雪时用的雪帽，在护士的扶持下，又到园里观看同时并开的红梅和海棠。树影摇曳，寒风萧萧，大师的身影在山风鼓动下摇晃而微颤，但他的脸上，闪烁着粲然而满足的笑。
这是他久病出院后最快乐的一天。
（摘自1982年2月6日香港《文汇报》）
张大千在嘉善往事拾零
闵 三
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虽然已经去世了，他给浙江省嘉善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当年和张大千一起生活过的古稀老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张大千寄居嘉善的往事。
避恶棍乔迁嘉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和他二哥张善孖一起住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的一座二层楼房里，名画家黄宾虹住在他们楼上。当时，张善孖画虎的名声已远近传闻，张大千的山水画也在艺坛上崭露头角。同时，上海书画界掀起一股收藏清初画家石涛山水画的热潮，张大千成了上海鉴别石涛作品的专家，慕名而来托他鉴定画的人很多。有一次，一个“地皮大王”不知从哪里买来一幅石涛的山水画，请张大千鉴定。张大千真心实意地告诉他，这张山水画是幅赝品。没想到“地皮大王”诬告张大千把他的真迹画藏起来，另外临摹了一幅还给他。从而唆使一些流氓恶棍寻衅闹事，扬言要对张大千进行报复。张大千兄弟俩为了避开恶棍的无理取闹，他们便和当时在上海复兴中路开古董店并经常为张氏兄弟出售字画的浙江嘉善人陈士帆、陈德馨父子商量如何是好。陈氏父子平日和张大千过从甚密，对他们很同情，遂提出请张大千暂迁浙江嘉善他的家乡小住。嘉善离上海很近，交通方便。因此，1928年夏秋之交，张大千离开上海，迁至嘉善城内南门瓶山街141号陈士帆家，租用他家“来青堂”厅屋及两间套间卧室、一间画室、一间裱画室和一间厨房。
年轻的美髯公
张大千时年29岁，蓄有尺余长的胡须，又喜欢穿宽大的长袍，蹬一双方口方头的道士布鞋。弟兄俩到嘉善后，许多书画爱好者接踵而来。张大千不嗜烟酒，却喜欢与人交往，“摆龙门阵”，对来访者总是以礼相待。为了报答陈氏父子的关怀，张大千经常以书画相赠，有时也送些钱财，以接济他家生活。
张大千在嘉善这几年，潜心习字作画。那时，他多作山水、花鸟画，有时也作仕女画，画上注明绘于魏唐“来青阁”。张大千作画还喜欢有人陪他闲谈，兴起时，略加思索就提笔挥洒，很快就画成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或古老苍劲的梅花。一些嘉善好友都得到过他赠送的书画。
张大千喜吃厚味荤菜，如鸡、鸭、鱼等，还特别喜吃桂鱼和草鱼。那位四川厨师，除给张大千做各种川菜外，还学做嘉善名菜“白并”。有时友人前来，张大千兴起，还会亲自动手为客人烧一盘红炒鱼，色、香、味俱佳，食者都夸其手艺高超。现年已是80多岁的老人孙勤泉，回忆当年经常出入张家，还常陪他画画，给他研墨的情景，无限感慨地说：“张大千那时给人留下的是厚道、慷慨、善良的形象！由于他为人豪爽，装扮特殊，又有一把长胡子，在当地得了个‘年轻的美髯公’的雅号。”
拜谒画祖宗
嘉善城内有一座梅花庵，是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吴镇晚年隐居之地和安葬之处。吴镇号梅花道人，宋亡后，不愿受爵于元朝，晚年隐居梅花庵内，受到历代书画家和名人雅士的崇敬，并留下了一些题匾、碑刻等实物。当张大千获悉后，立即虔诚地前往拜谒，细心观看了所有保存的文物及吴镇手迹等。从此以后，凡外地来嘉善看望张大千的书画家和好友，如黄宾虹、谢稚柳等，张总要陪他们去梅花庵参观，并热情地为来客讲解，还要请耀华照相馆的摄影师邹静生为他们在吴镇墓前合影留念。现已87岁的摄影师邹静生回忆说：“我拍摄张大千在吴镇墓前与友人、来客合影约有六七次，其中有几次是同日本书画家合影。张大千在众人面前，曾尊吴镇是‘画祖宗’，并说观赏吴镇遗墨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喜结同庚兄
张大千在嘉善结交的挚友中，除了陈士帆、陈德馨外，要推名中医孙凤翎了。孙不仅精通医道，也爱好书画，与张大千兄弟经常相聚一起，谈古说今，论字研画。孙凤翎长张大千19岁，刚好与其二兄张善孖同年，张大千就尊他为“同庚兄”。孙凤翎还曾治愈过张善孖的肺病，所以张氏兄弟都非常感谢，赠送了许多字画给他。孙风翎的胞弟孙勤泉回忆起这些事，感激、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二上黄山
1931年春天，张大千携带一架三脚架座式照相机和一架折叠式手照相机，第二次登上黄山，亲自拍摄了黄山风景照片300多张。请邹静生冲印、放大，并经张大千反复精心挑选，拣出其中最为中意之作12幅，到上海专门制成珂罗版，由张亲自设计封面，印成画册，并题了辞分送给许多挚友。邹静生今天回忆此事，还历历在目，夸说张大千不仅是画家，还是一位摄影家。当时，300多张底片，无一张废片，许多都是美好的画面。可惜，送他的那本，还有他所保存的底片等资料，均在十年动乱中毁于一旦。
为高堂老母祝寿
张大千从小就受到慈母的教育和熏陶，十分孝敬母亲。乔居嘉善时，接来母亲同住。1930年，他母亲70寿辰时，张大千和他的两个哥哥，为了给母亲做寿，专程去杭州订购了一批白瓷茶壶和茶盅。以一壶二盅为一套寿礼，由张氏兄弟三人，分别在茶壶上画上赭色无量寿佛一尊，用行草书写上“岁庚午十一月二十四日为慈亲曾太夫人七十寿辰，次子泽、三子信、四子檝、八子爰、十子玺等敬造无量寿佛五百区，聊报鞠我之德，永沾佛仁之宏”字样。在茶盅上画上赭色香蕈一只。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寿辰这天，张善孖、张文修、张大千三兄弟偕夫人、子女在“来青堂”厅屋为慈母祝寿。厅堂内红烛高照，四周墙上挂起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朱耷和当代名画家齐白石等人珍品三四十幅，供人欣赏。这天，张氏兄弟邀请了上海等地好友40余人，在“来青堂”厅屋办了六桌寿酒。事后，向每人赠送一份礼品（一把茶壶、两只茶杯）作为纪念。
（根据孙勤泉、陈德馨、陈国英和邹静生等人的回忆整理）
1983年5月于浙江嘉善
张大千与赵望云
赵振川
1979年春天，在陕西省美术协会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结识了正在西安访问的日本画家滕原楞山先生。他对中国绘画艺术有精到的研究，对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张大千等十分崇拜。谈话间，他得知张大千和我父亲赵望云是多年好友，又了解到在座的何海霞是张大千的高足时，感到特别高兴。
楞山先生访问西安后，又于当年深秋，赴台湾拜访了居住在台北摩耶精舍的张大千。回到日本后，他特地给我寄来了他和张大千的合影照片。
1980年春天，楞山先生又来西安访问，他向省美术协会的画家们介绍了他在台北见到张大千的情景。他告诉我：“张大千先生是你父亲的好友。当他得知你父亲已于1977年去世的消息，异常震惊。‘啊唷唷……’一声长叹后，情不自禁地把眼镜摘下来，摔出丈把远，眼镜被打得粉碎，他是多么悲痛啊！”
楞山还说，张大千不止一次地回顾了他和我父亲的友情。说望云是个愉快的人，擅拉京胡，会吹笛子，能唱京戏，称得上是个音乐家……
这是我父亲早年的业余爱好，几十年了，张大千先生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父亲讲张大千，父亲的画室里也挂着张大千的一幅仿石溪山水轴幅。父亲认为大千先生的艺术是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的发扬光大；认为自己和大千先生的交往中在山水画技法上得益不少。1972年，张大千侨居美国，他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又一次提到父亲。他说，在画马上他不及徐悲鸿和赵望云。认为悲鸿画的马是赛跑的马、拉车的马；望云画的是耕田的马。
父亲曾存有大千先生赠给的大幅墨荷，母亲也存有大千先生送她的工笔仕女、写意石榴等，可惜经过十年浩劫，一幅也没保存下来。
楞山先生对我说，他去台北拜访张大千时，看到大千先生家里有好多奇石，都是用祖国大陆上的名山古都命名，其中有一块就叫“西岳华山”。大千先生晚年眼睛不好，却经常闭起眼睛去抚摸这些奇石，或站在窗口北望。听到这里，我感到，我虽然没有见到过父亲的这位好友，但大千先生的心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跳动着。
楞山先生是个很有心思的人，他去台北拜访张大千时，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华清池的温泉水。张大千看到温泉水心情激动，马上叫家人用这泉水磨了一池墨，提起笔来说：“就用这杨贵妃沐浴用的水画一张唐装仕女吧。”画完后，他又让夫人用剩余的水洗了头，并说：“这也算是在万里之外的一次贵妃浴了。”
我父亲和张大千先生已先后辞世。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楞山先生，是他在大千先生辞世前沟通了我们之间的信息，带来了大千先生对旧友的怀念。楞山先生二次访问西安回国后不久，又寄来了一幅张大千正在为其高足何海霞先生作画的照片。当我把照片转交给何海霞先生时，何先生的眼圈湿润了。
1984年于西安
大千居士下厨记
蒹 葭
做菜原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事，但大千先生却把它视为艺术。他不但论起吃“道”，处处皆是学问，就是亲临厨房化理论为实际时，他功夫的细腻和精到之处，也往往令人倾倒。谈到“吃”，大千先生的精神就来了。他会告诉你，缩得干干的皱巴巴的鲍鱼是上好材料，因为那是在活的时候抓到的，所以它感到痛，皱成一团；一般人认为好的漂漂亮亮肥肥厚厚的鲍鱼是早就死了的，味道反而差劲。他还会告诉你，明末清初的名士冒辟疆从北方找来一位厨娘，来时坐三人大轿，跟随仆从婢女十余人，来势不凡。她问冒辟疆：“你要做上席，还是中席？”冒问：“敢问何为上席？何为中席？”厨娘答：“上席需羊300只，中席需羊200只。”冒惊问其故，什么席要用上那么多只羊？厨娘说：“珍馔美味，就要用羊嘴那点羊馐，调汤炖菜都要用它取其味。”冒想，用100只羊的话丢不起人哪，只好说，就用中席好了。这就是大千先生饮食的哲学，要“吃”就不要怕贵，要用好材料，当真是“吃”无止境了。
一次用晚膳时，不知谁起的话题，谈到牛肉面。有人说台北以桃源街的牛肉面最有名，又有人说：桃源街的牛肉面味精多，半冷不热的，够不上标准；另一派则主张以前师大旁边龙泉街的牛肉面最棒，可惜早就拆了。大千先生不禁好奇地问道：“那么究竟台湾哪里的牛肉面数第一？”众人默然，似乎谁也想不出哪儿是真正绝顶美味的牛肉面。大千先生沉吟半晌，郑重宣布：“明晚我亲手做两种牛肉面给大家尝尝。一种清炖，一种红烧，就请在座的几位，余人不请。”
立时举座欢跃，大家迫不及待地等着第二天傍晚来临，就是平日再忙碌的人也准备摒挡参加，能吃到大千居士亲手烧的牛肉面，这机会多么难逢！第二天下午才5点多，摩耶精舍已是高朋满座，除了昨天的客人郭小庄父女、香港亦儒亦商的徐伯郊先生夫人、《联合报》的羊汝德先生而外，又多了闻风而至的历史博物馆的秦景卿主任，曾红遍大江南北的国剧前辈章遏云女士等，外加摩耶精舍的弟子多人。大家凑在画室里听大千先生说今道古，气氛已是十分热闹，想到即将品尝到的美味，空气里更有几许期待中的兴奋。
大家看大千先生坐得很笃定，奇怪他到底要什么时候做牛肉面。其实他5小时前便已在护士小姐的搀扶下走入厨房，命人煎豆瓣酱，搁牛肉，放作料，早把牛肉炖好了。
他做菜时，是自己指点分量，别人操作，但盐糖则必须亲自动手洒，并坚持一个原则：作料决不可像食谱上所书明的糖一匙、盐一匙什么的，那样就做不出什么好菜来。他主张加作料要用手抓，而且要抓得准，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傅，然后细细地、匀匀地洒在菜上。
看大千先生做菜也是一乐。他调味就跟作画似的，太酸时就加点糖、太甜时就再加点醪抽（上好的酱油），不就跟他画画时藤黄多了就调点花青，花青多了就和点水和藤黄的道理一样？看大千先生在厨房里指挥若定，手抓作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着一双并非人们所形容的艺术家纤长荏弱的手，因之，你也可感觉到他并不是情感纤细、敏感多愁类型的艺术家；相反的，他有一双粗壮结实而又透着黄黑色的手，那是一双感情丰富的、果断任性的、执着于尘世欢乐的、做得出好菜、画得出好画，虽然到了80岁，仍然十分有劲、充满生命力的一双手。
候到快7点的时分，厨房传来话，请大家吃饭。上得桌来，只见四只大风堂特制的大盆已摆在桌上：两个白盆，一个盛红烧牛肉（带汁）；一个盛清炖牛肉（连汤）。另外一只带花纹的青盆盛宽面；带花纹的黄盆盛细面。此外还有一盘碧绿的芫荽和红辣椒丝炒绿豆芽（外边牛肉面都是加酸菜，这里是拌绿豆芽），以及七八个小碟，遍盛盐、胡椒、糖、醋、酱油、辣油各种作料，以备各人口味不同之需。还没尝，单看这漂亮的红绿颜色已教人食指大动。红烧清炖，各取所爱。不过看趋势，年轻的似乎偏爱红烧，年纪大的普遍欣赏清炖；吃红烧的人觉得过瘾，吃清炖的人则细细品尝其鲜美。
这天，摩耶精舍饭桌上的气氛似乎和往常不大一样。平日边吃边说笑，这天大概牛肉面的味道太令人专注了罢，大家都埋头苦吃，似乎怕讲话耽误时间。平日为维持身材，一向粒米不沾的郭小庄小姐原来准备只吃一碗的，但她是北方人，从小喜欢吃面，又碰上如此令人垂涎的牛肉面，可是想添又不忍……就在她眼波才动之际，旁人立即起哄为她添了，她倒也爽快地说：“干脆豁出去算了！”遂连添两次，吃了个痛快。片刻工夫下来，座上不管南人、北人，年轻、年老，个个都吃尽三四碗，阖座人频呼过瘾，大千先生也心满意足地笑了。这才是他最得意的一刻。他问大家：“味道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啊？”章女士的问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好极了！味纯、肉烂！外面绝对吃不到！”
饭后大家又围着大千先生，问他牛肉面的做法。大千先生常向人表示，吃到别人的好菜决不要问人做法，因为那是他的绝活，不会轻易传人的，问了反而显得极不礼貌。这天大概大千先生太高兴了，要不就是他把做牛肉面视为雕虫小技，他竟详细地说明了做法。他说，红烧（实则正确的名称是“黄焖”，因为不需加酱油）牛肉的方法很简单，即：一、先用素油煎剁碎之辣豆瓣酱。二、放两小片姜、葱节子少许。三、牛肉4斤切块落入。四、花雕酒半斤（甚或1斤，视各人喜好）。五、酒酿酌量。六、花椒10至20颗。七、撒盐。八、烧大滚，再以小火炖，前后约4小时。清炖除了不要豆瓣酱外，其余方法同，只是自始至终要用中火炖，同时要不断地撇油沫，至干净为止。
从美食聊到四大名旦，客人们看年迈的主人亲手做羹汤，弄了一下午，也该疲倦了，于是纷纷告辞。在宾主尽欢，一切完满的情况下，主人也不再留宾。这时摩耶精舍天井中松影与月华交织，池塘里的水流涓涓，颇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韵致，于是客人们带着齿颊间的芬芳，踏月而归。
（录自1983年4月16日台湾《中华日报》）
张大千和《雪鸦图》
刘秉颐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四川国画家张采芹和他的同事们在成都发起组织了蓉社、蜀艺社、成都美术协会等文艺团体。当时，在绘画上已有精深造诣的我国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徐悲鸿、黄君璧等人来到四川，即相邀入社。书画家们常在荣乐园聚会，研墨书诗，挥毫作画，交谊日笃。1944年3月26日，张采芹和成都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四川美协常务理事林君墨一起，到成都市骆公祠严谷声家拜望张大千，适逢一个朋友从青城山给张大千送来一只雪鸦。人们不是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吗？但这只雪鸦除尾部有一点黑色外，其他地方都是雪白的，是一种非常稀少、珍贵的鸟。所以张大千非常喜欢，张采芹更觉有趣，他见桌上有一小方宣纸，便找来笔墨，对影写生。张大千说：“你怎么不用大一点的纸呢？”说着，便提笔在雪鸦下面画了一枝绽出新芽的树干，使一幅写生成了完整的画，并做了详细题记：“甲申三月二十六日，友人从青城携雪鸦见赠，君墨、采芹、孝慈诸公来赏。采芹道兄对影写生，命予补老干新绿，并为记之。大千张爰。”写完，又盖有“大千”二字的阳文篆刻方章，下面是刻有“张采芹画”的印章。这段趣事，美术界雅称为翰墨姻缘。因此，张采芹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这幅画。以后，大千先生还赠送过一本烫金封面的画册给张采芹。30多年来，张采芹一看到这些画，总不免要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挚友的深切怀念。
1982年
张大千和夹江画纸
李 子
1983年秋天，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会上，四川省夹江县纸农石福利，现场操作表演夹江国画纸的制作工艺，引起了当地观众的极大兴趣。四川夹江县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适宜竹木生长。当地数万亩青竹和上千条溪涧，成为传统工艺造纸的得天独厚条件。早在唐宋时期，夹江纸就已成为制作“蜀笺”、刻板印书的重要原料，到了明、清两代，更被列为“贡纸”，钦定为“文闱用纸”。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当时知名的画家寓居四川，而绘画所用的安徽宣纸来源断绝。1941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去到夹江纸乡，同从事专业造纸的纸农一起研讨制纸技艺。他们试验在纯竹料纸浆中加入麻料纤维，使夹江纸的拉力增强，可承重笔。张大千先生亲自设计了纸帘、纸样，决定了4尺乘2尺，5尺乘2.5尺两种画纸的规格，并在纸的两端做有荷叶花边及“蜀笺”、“大风堂监制”等暗印。此后，夹江画纸的质量大大提高，被书画家普遍采用。
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调查丛刊说，夹江画纸“产量之多，种类之繁，品质之佳，技术之精，均为四川省之冠”。当地纸农用嫩竹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画纸自成特色——洁白如雪，纸质细嫩，浸润吸水性能好，保留墨色效果佳，宜书宜画，摹碑拓片，易于裱褙。优质夹江画纸，其受色、受墨和浸润性能，堪与安徽宣纸媲美，受到书画家们的喜爱。
夹江县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张大千先生亲自设计、监制的画纸样张。为了纪念张大千，县政府决定，凡当地所产国画纸，一律以“大千书画纸”为正式名称。
现在，夹江国画纸不仅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而且还有部分产品出口外销。
（录自1984年4月8日香港《文汇报》）
大千居士长眠梅丘
司徒浩
“梅丘”是大千居士从外国迁回台北居住后，在所建的住宅摩耶精舍内，特别布置栽种梅花的地方，既非一个盛栽梅花的山冈，也不是一个土丘，而是一个用奇石布置成的人工石丘，而周围遍植梅花。大千居士生前爱荷爱梅，并自喻是“梅痴”，死后长眠“梅丘”是他的遗愿。
大千居士的摩耶精舍，位于台北郊区外双溪，是一座两层的四合院，天井栽的是奇花异卉，后院则是精致小型园林，“梅丘”就在外双溪，依溪而建。梅之外更有荷花和芭蕉等多种花木，是张氏赏花的去处。
“梅丘”遍植梅树，称之为“梅林”固可，叫“梅园”也无不可，而名为“梅丘”当然是张氏的特别安排，并在巨石上亲题“梅丘”二字。81岁那年更自书一联云：“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又对家人表示身后葬梅丘。这大抵就是不叫梅林或梅园的缘故了。
大千居士生前钟爱园林庭院，在国内家居虽未曾有过园林建筑或布置之类，可是在海外生活的30多年中，却曾亲自设计修建过三处园林或庭院式的居所——50年代初移居巴西时的“八德园”，迁居美国旧金山后的“环筚庵”和定居台北后的“摩耶精舍”。这三处中国庭院都是张氏亲自设计的，因而是完全中国气派的布局，陈设也是中国式的。
八德园所栽种的纯粹是中国花木，梅花、牡丹、海棠、兰花和桃花是“主角”，杨柳和松也是园中的“台柱”，鸟兽如孔雀、天鹅、猿猴更是“常客”。五亭湖畔五个茅亭，湖中的天鹅和鸭群，树上的鸣禽，这些都是画家所欣赏的景色。
环筚庵中的百梅园，植梅百株衬以巨石，构成一幅天然“梅石图”，蔚为奇观。再加上周围遍栽松、竹，这些都是在海外难得见到的景致。
大千居士寄身海外，悉心经营园林景色，作为一个国画大师，无疑离不开这些自然环境；而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不忘中国园林景色，院庭格局，这也表示了画家对祖国的想念。
（原载1983年4月20日香港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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