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人出世

    两千多年以前，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拥有了极为灿烂的文化。

    孔子出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史记》上记载着孔子出生在鲁陬邑昌平乡。

    “鲁”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家，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滋阳东南至江苏省的沛县、安徽省的泗水一带。

    陬是山东省曲阜市东南方的一个城市。孔子的第12世孙孔安国说：“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

    据考证。孔子本是商朝“成汤”的后裔，后来商朝迁到殷，由于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讨伐，因此灭了殷纣而取得商朝的天下。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朝歌，当成王继位后，武庚就不安分起来。竟然起而叛乱，后被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讨平。改封殷纣的兄长微子启为“成汤”的后裔，以奉汤祀，国号曰宋（今河南省商丘以东至江苏省铜山以西一带）。

    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这时候，公族繁衍得不可胜数，于是援用东周时代的“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惯例，凡是孔父嘉的子孙，一律姓孔，这就是“孔”姓的由来。

    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的祸乱而逃往鲁国，并定居在曲阜。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武力绝伦、智勇兼备。在一次战役中，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救了自己的战友，使其免遭敌人的伏击，因此英名远播，且被委任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起初娶了一位施姓女子为妻，只生了几个女儿，没有男孩。过了不久，施氏虽然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伯尼，可惜这孩子天分不高而且足部有毛病，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侮和嘲笑。

    叔梁纥为了这件事一直闷闷不乐。施氏虽然贤惠，夫妇两人也很恩爱，不过，没有一个壮健的男孩来继承香火，总是一件憾事。

    古时候的习俗，凡是女子出嫁后不能生育男孩者，就可援“七去”之条把她给休了。所谓“七去”也就是“七出”。《大戴礼》上记载着——妇有“七去”不顺父母者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书去、窃盗去。

    叔梁纥对结发多年的施氏虽然恩爱难舍，但为了后代的子嗣问题，也只好忍痛和施氏分开，准备另选一位名门闺秀为继室。他听说曲阜县的颜姓人家有三位少女待字闺中，而且都是才德兼备，于是就央人去说媒。

    虽然叔梁纥是圣王“成汤”的后裔，又是受人景仰的英雄人物，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因此使得颜家颇感为难。做父亲的颜襄素只好将这种情况告诉三个女儿，想听听她们的意见再做决定。

    当时，他的长、次二女听了之后，都低头不语，倒是第三个女儿，闺名叫做征在，她年纪最轻，才德也以她为最。她对父亲说：“依照古礼，女孩子在家从父，一切听凭您老人家做主好了。”

    颜襄素看到自己的幼女如此善解人意，真是喜不自胜，于是让媒人转告叔梁纥，答应了这门婚事。

    叔梁纥闻讯兴奋不已，于是择定吉日良辰，迎娶征在为继室，老夫少妻，恩爱异常。

    可是，他们婚后很久仍未生育，征在当然也很着急。她向丈夫建议说：“据闻尼山神庙颇为灵验，我们何不前往祈祷，求神保佑，赐我麟儿，不知道夫君意下如何？”

    叔梁纥正是求子心切，立刻欣然同意。第二天，夫妇两人斋戒沐浴后，一同驱车前往尼山神庙祈祷。

    说也奇怪，果然没有多久，征在就怀孕了。叔梁纥为她在昌平乡租了一间屋子，让她在那个安静的环境里待产。

    公元前551年，也就是周灵王二十一年的十月庚子日，孔子呱呱坠地了。据说，这一年，原本是滚滚浊流的黄河竟然清澈见底。这是一种祥瑞的异象，也是“圣人出而黄河清”典故的由来。

    二、幼年孤苦

    叔梁纥晚年得子，那份喜悦不难想象。满月的这一天，他大排喜宴，招待亲友，一时贺客盈门，热闹非凡。把襁褓中的幼儿抱出来让亲友们欣赏，这孩子生得眉宇开阔、三停平等，而且啼声洪亮，确实不同凡响。叔梁纥由于爱子是承受尼山灵气所生，因此叔梁纥当场替他取名为丘，字仲尼。

    这孩子的确有异于常人的禀赋，在他牙牙学语阶段，很多事情一经指点就能领悟，而且经久不忘。

    在孔子3岁的时候，叔梁纥已是古稀之年。有一次偶感风寒，身体略有不适。由于他是练过武功的人，并未把小毛病放在心上。但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抵抗力大不如前，病情由轻转重，于是赶紧请医诊治，无奈为时已晚。从发病时起，仅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撇下娇妻爱子撒手人寰了。

    年轻的征在骤遭此变，简直痛不欲生。她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虽然这种打击使她哀恸逾恒，但家庭重担还得由她一肩承挑，因此，她不得不强抑悲恸之情，遵礼治丧、安葬，并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

    她首先把一家人从陬邑搬回曲阜的故里，由于叔梁纥生前为官清廉，没有留下很多的财富和产业，征在必须克勤克俭，量入为出。才能使一家人无冻馁之虞。

    这时候，施氏所生的伯尼已经9岁，由于足部有毛病不良于行，经常受到同龄孩子们的欺凌、侮辱和讥嘲，使得他把上学这件事视为畏途，说什么也不肯再去读书。征在看在眼里，着实同情他，不忍深责，于是索性由自己来教导。伯尼的资质虽钝，但对于是非善恶却能了然于心，继母的慈祥关怀使他感激莫名，因此格外地恭敬孝顺，对弟弟孔丘更是非常地友爱。

    伯尼比仲尼大6岁，征在教伯尼读书的时候，仲尼只好独自一人玩耍。他曾经跟着哥哥去看人家的祭祀仪式，他专注地观看，牢牢地记在心里，因此他弄来一些小木器，当作祭祀用的器皿，依照记在心里的程序，煞有介事地搞起祭祀仪式来。

    母亲见仲尼具有富于学习的精神，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开始教他识字，本来预定要半个月才能学完的进度，他却两三天就都记熟了。没有多久，他就能跟哥哥伯尼在一起读书了。由于他资质聪颖，领悟力又强，真可谓一目+行，而且牢记不忘。到后来，连母亲都感到有点无法应付了。征在心想，这孩子有异于常人的禀赋，自己所知道的已不能满足儿子的求知欲。寻思再三，决定把他送到外公那里就读。

    主意既定，征在就趁着方便的时候，把仲尼带了过去，并向父亲说明原委。颜老先生看到自己的外孙如此聪敏伶俐、活泼可爱，高兴得开怀大笑，欣然答应。他说：“关于礼、乐、书、数这四种，我可以尽情地教他，至于御、射两科，我仅知一二，将来恐怕还得另外请教高人。”

    征在微笑着说：“父亲！我不想让他长大以后去当军人，御、射两科暂时不要教他，就请您把前四种尽心传授吧。”

    颜老先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最疼爱自己的这位幼女，何况她生下的这个小外孙，是如此的聪明伶俐，不同于一般孩童，而且好学好问，使得做外公的越看越觉得可爱，决心把自己生平所学悉心传授给这个小外孙。

    征在看到老父欣喜的神态，并且愿意倾己所学教导自己的孩子，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可怜的仲尼，3岁丧父，家境十分清苦，以致学无常师，而他偏又好学不倦，征在自忖儿子将来必成大器，有关他的教育问题，一直令她操心不已，把孩子交到外公手里，也可以告慰亡夫在天之灵了。

    就这样，孔子每天随侍在外公左右，聆受教诲，不懂的地方立即发问，一经指点，马上领悟。光阴荏苒，不出几年，浩繁的卷帙他已读了不少，关于教民安乐，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已经颇有心得。

    有一天，外公对孔子说：“这几年来，你跟着我读书进修，颇有进步。你应该致力于做一个君子，将来你出仕为官的时候，应当尽守文武之法，远宗尧舜之道，顺天时，察地理，小则可以致民安乐，大则可以治国平天下，你要切记这一番话。我已经年迈，精力日衰，看不到你日后的成就，只要你本着这一点去做。我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孔子在15岁的时候就立志向学，好好读书要做一个学者，所以他在外公那里孜孜不倦地勤学不辍。就在他19岁那一年，外公颜老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在一场大病中去世了。孔子悲恸不已，他和母亲在颜家守丧百日，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

    三、少而好学

    叔梁纥这么撒手归天后，留下了一摊子麻烦事。孔家是个大家，俗话说大户人家是非多，正妻生了九个女儿，二房有个瘸腿的儿子，再加上颜征在这个偏房带了才三岁的孔子，这么一大拨人住在一起，可以想像这其中的关系有多么错综复杂。

    史料说颜征在不久就带孔子搬离了陬邑到曲阜去住了，这在情理上看来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再说曲阜是颜征在的娘家，帮手也多，正好可以照应他们孤儿寡母。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在今河南）人而不是鲁国（在今山东）人。有趣的是鲁国的“鲁”并非是山东本地名。周公的初封地是河南鲁山，后来周公领兵东征，打下了山东徐奄，经过再分封，得了徐奄为领地，于是将“鲁”国从鲁山迁徙到了山东曲阜，仍称为鲁。就这样，“鲁”就从河南挪到了山东，竟成了今天山东的别称。

    鲁国都城的东移并无太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孔家为了避祸而东迁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幸事！

    该庆幸的是孔子生在了鲁国而不是宋国。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单是把孔子的出生地由鲁国改为宋国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不可能是今天意义上的孔子。也很难想像，假如没有了孔子，我们这个民族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鲁国这个大环境对孔子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鲁国，孔子也将不成其为孔子，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孔子，就必须对鲁国当时的大环境有个详细的了解。

    《诗经》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指的是西周著名的贤臣周公姬旦如何礼贤下士，说他求贤若渴，在饭桌上正要把一口饭咽下去的时候，见有客人来到，就会赶紧吐出来去迎接客人。这当然是个比喻，但身为现代意义上摄政王的周公对来客如此恭谨谦让，当然很得人心，所以能万古流芳。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周公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周朝的头号功臣，因此，朝廷给他的赏赐也就特别丰厚，其中还包括许多其他分封地所没有的特权。

    孔子出生的鲁国就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分封地。武王死的时候，成王年纪还很小，于是周公僭天子位以辅佐成王治理天下。六年，天下大治，于是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因为周公劳苦功高，成王封周公于山东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关于这段历史，《礼记·祭统第二十五》有较详尽的记载：从前，周公旦为周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公旦死后，成王和康王为追念周公旦的丰功伟绩，想通过尊重鲁国来纪念他。于是特准鲁国举行像天子那样隆重的祭祀。从那时起，鲁国在外可以郊天祭地，在宗庙内可以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在祭祀登堂时要唱《清庙》诗，堂下用管乐吹奏《象》之舞曲。还有人拿着红色的盾牌和玉做的斧钺跳起《大舞》之舞，又用八列舞队跳起《大夏》之舞。这都是天子的乐舞，为了褒扬周公，就赐给了鲁国。周公的子孙在鲁国把这些礼仪都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还没有废止，这是为了显扬周公的功德，同时也使鲁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从上可以看出，鲁国作为周公家族的分封地，其地位比其他诸侯分封地要高很多，和西周朝廷的关系当然也是最最紧密的。

    《礼记》还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也就是说一般西周朝廷所用的东西鲁国全有。除此之外，传说因为周礼是在周公的主持下修订完成的，作为周公的儿子，在坚决执行和推广父亲制定的周礼方面当然不遗余力。大家知道孔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克己复礼（克制自我，恢复周礼）”，其中的“礼”就是指周公亲自修订的周礼。

    西周以礼治国。假如我们把一所现代的学校比作西周的话，周礼就相当于一本学生和教工手册大全，譬如几点打铃上课。穿什么颜色的校服，进出大门要下车，上课时要起立向老师表示尊敬，不能随手乱扔东西，在食堂买饭不得插队，奏国歌时要行礼等等等等。

    当然周礼更加繁琐，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可见周礼内容之繁缛。我们不妨从《礼记》中抽出一段和客人一起吃饭时所必须遵循的礼仪来作为佐证：……

    凡是宴客的礼仪：带骨的熟肉放在左面，切好的块肉放在右边；饭食置于客人的左面，汤置于客人的右边，肉丝、烤肉靠外放，酱醋等调料靠里放；姜葱放置于酱醋的旁边，酒浆等饮料放在右边。如在席上放肉脯和炮制的干肉，形状拳曲的放在左边，边沿部位放在右边。如客人地位比主人低一等，客人端起饭食来致辞说不敢当。主人也立刻站起来致辞请客人安席，然后客人重新坐下。主人先于客人行祭食之礼，先端上的食品先祭，各种肉食按照次序一一祭过。吃了三口饭后，主人带头并招呼客人吃块肉，然后将席上所有的肉食一一吃遍，主人如还没吃完，客人不能以酒漱口。

    陪侍长辈做客参加饮宴，主人亲自布菜的话，拜谢以后再吃。主人没有亲自布菜的话，不用拜谢就可以吃。

    与他人一起用餐，不可光顾自己吃饭；同在一个食器内取食吃，临食时不要搓手。抓饭时，不要把米饭团成饭团子。不要将手上所沾的饭粒再放回食器中，菜汤不可大口大口喝。吃饭时嘴巴不要发出叭咂叭咂的声音；不要啃咬骨头，吃过的鱼肉，剩下的不要再放回食器中。不要将骨头扔给狗吃，也不要专吃一样菜，或与他人争挟菜肴；不要扬去饭的热气；吃黍米饭不用筷子；肴中有菜当细嚼，不要不嚼而大口吞咽；不要往菜汤里放调味品；不要当众剔牙齿，不要大口地啖肉酱。客人往羹里放调味品，主人就抱歉说自己不会烹饪；客人大口啖肉酱，主人就抱歉说备办不够。卤肉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不用牙齿咬断，用手将其撕开。吃烤肉时不要大块往嘴里塞。

    ……以上仅仅是和客人一起吃饭时的部分礼仪，真要是碰到丧事或婚嫁等重大红白喜事时，那礼仪就更繁琐了。由上可以看出，鲁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是很多的。“曲礼三千”一说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后，把他父亲周公修订的周礼也一条不少地带了过来，并在鲁国全面贯彻执行，所以鲁国从开国伊始，一切活动都循礼而行。从朝廷接待来宾、祭天礼祖、与邻交战到普通百姓家的红白喜事、稼穑开耕、燕享乡射等，都有一整套固定的章程和仪式，如果出差错，就会被人取笑，被认为不吉祥。

    但由于礼仪的繁琐，真能通晓礼仪的人极少，时间一长。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也越来越大。在鲁国还好些，毕竟是礼仪的根据地，但在其他国家就大不一样了，很少有通晓礼仪的专家，以致有很多国家到了要办一件大事的时候，竟然举国上下找不出一个知道该怎样按照礼仪来举办的专家，只好先到鲁国来观摩取经。正如当今，某家死了长辈，要按传统的方法来安葬死者，那就得到乡下去请这方面的行家。这些人会告诉衣服该怎么穿，头该怎么磕，什么时候下葬，什么时候入土等。

    那时候，这方面的行家都在鲁国，所以人们说“周礼尽鲁矣”，周礼在鲁国是全的，正如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时候是“不到鲁国不知礼”。鲁国后来成为礼治的样板并非偶然，这也是周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努力恪尽职守的结果。

    周礼在鲁国代代得以推广以及大规模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鲁国人的个性和习俗，使他们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以忠孝仁义著称，这些都有据可查。譬如《庄子》里有个脍炙人口的“尾生抱柱”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尾生的人和一个女子相约一座桥下，尾生先到了，见女子还没来，就在木桥下等候。不巧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河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尾生为了不失信，抱着桥下的木桩子坚持不离去，最后被慢慢上涨的河水淹死。这个故事里的尾生就是鲁国人，恐怕也只有鲁国人才能有这样让人叹为观止的壮举。在其他国家，尾生都会被认为迂腐，活该！可是到了鲁国，他却是忠信的楷模，一个人的性命可以不顾。信誓却不可破，这是做人立身之本，也是鲁国人极推崇的。

    有了这样的绝顶楷模，其他的例子就更多了，譬如鲍叔、曾参、孟贲、柳下惠等。相反，宋国的国风和民风就大不一样了。

    宋国虽然是殷商王室微子启的封地，但由于地域窄小，和郑等几个其他小国长期在晋楚两个强国的争霸战中充当陪衬的角色。今天楚强则跟楚，明天晋大则从晋，两边供应赋役，民不聊生，又加上国内的贵族家庭长期争权夺利，你打我杀，根本没有鲁国那样深厚的文化氛围。所以在战国诸子的书籍中，宋人和杞人一样基本上是愚蠢保守的代名词，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

    其中“守株待兔”中的待兔之人便是宋人。说的是一天有个宋人碰巧捡到了一只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就从此天天在树桩边等候更多的死兔子，被传为笑柄。

    到了更后来，甚至宋郑交战，都有人嘲笑说“宋聋郑昭”，意思是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假如说孔家没有搬迁，我们很难想像孔子在宋国能成就什么大业。

    和宋国相比，鲁国的国土虽然也同样窄小，但鲁国在孔子时代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

    前去鲁国观赏礼乐的各地特使络绎不绝，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季札。他作为他哥哥吴王馀祭的使臣聘问鲁国时，要求观赏鲁国所保存完好的周室礼乐。鲁国的乐师专门为他演唱了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齐风、陈风等，又表演了许许多多原周朝王室的歌舞。让季札如痴如醉。最后，季札不由感叹道：“德行达到顶峰了，太伟大了，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就像大地无所不承载，盛德已达到极点，再无以复加了。观赏礼乐心满意足了，纵有其他礼乐，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像这样让外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辉煌的礼乐其实就常在孔子的身边上演。

    孔子和母亲离开陬邑后，搬到了曲阜城内的阙里。据说跛足的哥哥孟皮由于生母去世，受叔梁纥正妻虐待而被颜征在同时带走。那里离周公庙并不是很远，整个曲阜城在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平方公里。

    《史记》记载说孔子五六岁时，“尝陈俎豆，设礼容”，对大人祭礼的兴趣非常浓厚，和邻里的小孩子一起玩时，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的一些或方或圆的俎豆等祭器用泥巴捏出后排列起来，练习磕头行礼。这有点像现在的小孩子过家家，但不同的是一般的小孩子玩玩也就算了，过一阵子没有兴趣了就不玩了，孔子对此却是乐此不疲，学着大人在周公庙大祭时那样迈着方步，一进三退、三拜九叩地行祭礼。

    前面说过，鲁国是个礼教盛行的国家，一切活动都依礼而行，围绕着礼展开，因此礼在那时候是最高学问。譬如说豆（祭祀用的一种细腰器皿）的拿法就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别，尊卑有别，有的可以拿上部，有的只能拿下部，有的可以拿中部等，不能乱来的。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最高深，也是最有用的知识，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数理化，学好了，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候要是懂礼，就可以成为最有学问的专家，不但可以有饭吃，而且非常受人尊敬。

    可以想像，作为小孩子的孔子，少不了经常要到周公庙去观看国家举行的各种祭礼活动，譬如燔柴、献爵、奠帛、行三拜九叩礼、读祝等一系列仪式。孔子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许多东西看了就不忘，再加上回到家后接着练习祭礼，久而久之，也渐渐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因此，从上述看来，鲁国的文化氛围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意思是说学术知识在官府，所有的史籍都由官府掌管。一般的平民百姓。别说是想借一册书看看，就连进一趟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春秋以前还有“国”“野”之分。

    周朝在武力征伐得胜后常进行分封，也就是打下一个地方后，就按照臣子们的功劳大小而分封给谁。《史记》记载齐太公得到一块采邑后，都不敢白天去。而是“夜衣而行”，趁着浓浓夜色赶紧开进自己的封地，先修建藩篱。然后是围墙，等城墙坚固后，才能松一口气，再也不用怕当地土人起来造他的反了。

    那时候的城都不大，一般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环墙仅三里，叫城，外墙为七里，叫郭，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城郭的由来。这七里之城就可以算一个小国了，住在城郭内的居民是“国人”，住在城郭之外的人叫“野人”。前者是征服者而后者是被征服者，地位大不一样。

    城郭内一般都有庄严的宗庙，主持祭礼的祭司和记录掌管史料的史官都是为宫廷服务的，只有这些人才是知识的拥有者。在那时候，除了这少数一些人是知识分子外，其他人都可以说是文盲，所以才有“学在官府”一说。

    可以想像，假如这种知识被官府垄断的局面保持不变的话，就不可能有春秋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孔子也就无从学习重要知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周朝王室及一些诸侯王室的衰败，这种知识垄断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已基本上名存实亡，而各地诸侯为了争夺霸权，相互间经常开战。所谓“春秋无义战”，今天我灭了你，明天他灭了我，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城郭失守。一些原本世守专职的宫廷知识分子因所效忠国君的消亡而失去了职位。

    《论语》里就有大量的记载，如讲到周朝原宫廷乐队的成员，乐官长“挚”去了齐国，二号乐师“干”去了楚国，三号乐师“缭”去了蔡国，四号乐师“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移居到了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汉水附近，少师“阳”移居海边。另外，《史记》记载说老子见周朝快完蛋了，“……乃遂去”，连老子这样的国家图书馆馆长都卷铺盖走人，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譬如司马迁的祖先就是周王室的史官，后来被迫流落民间。

    这些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所保管的书籍也随之慢慢流传到了民间，也就是原先的“野人”中间。这样一来，原本的知识垄断就被打破，本来由官府保管，民间根本无法一顾的尊贵的知识也终于随之传播开来。

    鲁国因为当时的影响及地位，所拥有的书籍特别多，而且这些书籍也开始对外开放。《左传·昭公二年》说“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太史氏是史官，替王室掌管书籍史料，像韩宣子这样一个外来的人都能轻易读到《易》、《象》和《鲁春秋》，就充分说明那时候的学术垄断已经完全被打破。

    十多年后，这一情况就更加普遍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就是“野人”的意思。原先为天子做事的官员没有官位了，这些人流落到了民间，知识也就流传到了民间，以致到了后来，竟有“夫礼失，求之于野”一说，也就是说有关天子王室的事情弄不明白了，礼仪失传了，可以到民间去访求学习。又有史书说“墨子得睹百二十余国《春秋》”，连墨子都说自己读过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春秋》——即各国的编年史。像这样大量的书籍流传民间，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环境对少年孔子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

    孔子曾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本来是一个男孩子最贪玩的时候，孔子却一反常人，在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就早早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这也是孔子异于常人，成为伟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孔子的成长道路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那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

    颜征在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善良的贤母，离开陬邑孔家后，在曲阜城内靠手工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颜征在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懂得一些诗书之礼，知道要出人头地，必须要读书。她把自己认识的一些字慢慢教给了孔子，并鼓励孔子刻苦学习。

    很多史料上都提到颜征在十分欣赏孔子从小玩的练习祭礼的游戏，因为在那时候的鲁国，礼仪是最高知识，有点像现在的专业学科知识。要是现在哪个小孩回到家后也是摆弄瓶罐仪器等学习数理化知识，做家长的也肯定要喜上眉梢。颜征在知道孔家先祖显赫的身世，所以她十分希望儿子从小学会贵族的礼仪，以便在长大后能进入贵族社会，恢复祖先显赫的家业。

    那时候，贵族的身份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是大夫，他的正妻所生的儿子自然会先成为士，然后再找机会升为大夫。孔子的父亲生前至少是个士一级的贵族，当然也是最末等的贵族，比平民要高一个等级，也有学者认为他是个大夫。由于孔子是偏房生的，再加上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因此他的身份也就不是很明确。他自己当时是穿了士的服装以示自己的身份，但别人却并不那么认为。

    这一年，鲁国的贵族季孙氏宴请士一级的贵族，这在当时是个传统。因为士一辈的人或者是即将成为士这个等级的人，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为了拉拢这一拨有生力量，掌权的贵族都会有所表示，使得这些人将来能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季孙氏宴士，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时在鲁国掌权的有三大贵族，他们是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家人都是鲁桓公的后裔，也就是周公的子孙，三家中又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

    孔子那个时候还穿着孝服，听别人说他有名门遗风后，就认为自己是名门之后，应该有资格参加宴会，便和别人一起去赴宴。

    哪想刚到季孙氏的家门口，就被一个叫阳虎的大管家拦住了去路，并呵斥道：“季家今天宴请的是士，又不是请你！你有资格吗？”孔子一听，很是难为情。穿戴得整整齐齐地想去列席吃饭的，却被人像呵斥叫花子一样骂了回来，这对孔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思前想后，觉得要重振先祖的声名，还是要靠自己的发奋努力。

    因此。虽然说孔子的成才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中也有必然。说偶然是因为假如孔家不东迁，假如学还是在官府，则孔子也不可能是今天的孔子，但是孔子自身的勤奋和好学却是他后天成才的必然因素。如果说鲁国浓厚的文化空气是硬件，而官府学术下移是软件的话，那么二者合一，再加上孔子受到阳虎侮辱后更加发奋自学，崭露头角的时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四、崭露头角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生前是个陬邑宰，相当于现代的乡镇长，其贵族头衔有的说是大夫，也有的说是士。士是贵族的最末等。叔梁纥因为去世得早，孔子母子俩的生活其实和平民一样，所以孔子虽然自认为是贵族世家，别人很可能就不那么看了。

    《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话，据说这本书是孔子所作，现在尚无定论，但孔子无疑是很喜欢这句话的：日月星辰运行不止，时间也流逝不止，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应该学习天体这种生生不息永不中止的进取精神，在奋发向上的道路上自强不息、永不停顿。正是这样一种学习精神使得孔子的知识日益丰富起来，他的声名在鲁国都城曲阜也慢慢传播开来。

    最早使人们对孔子刮目相看的，是他安葬父母的举止。像他这样一个几乎还未成年的人，为了寻找父亲的坟墓以便能将父母安葬在一起，敢于把母亲的棺材停在大路口，后来又挖开父亲的坟墓，将父母合葬。而且为了后人能够辨认，特意堆立了四尺高的坟头，这在当时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好在鲁国是个礼仪之邦，只要是符合礼仪的，什么样的事情都能让人接受。孔子葬母的事就这样慢慢传开了，再加上孔子平时以好礼而闻名于当地，久而久之，鲁国上层贵族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

    一年，楚平王在陈国召开诸侯代表大会，其中有宋国的大夫和鲁国大夫参加。席间，据说为了两国修好，鲁国大夫特意和宋国大夫攀谈，其中谈到了在鲁国避难的宋人后裔叔梁纥和孔子。宋国大夫当然知道赫赫有名的孔父嘉，听说这位孔家后裔后立刻表示愿意为之说媒，以示宋鲁两国交好之意。就这样，远在曲阜的孔子有了个宋国的未婚妻。

    这个传说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孔子的妻子的确是宋国人。鲁国人和宋国人结婚，这中间肯定有一个说合的过程。就这样，孔子十九岁那年，娶宋女亓官氏为妻。婚后一年，就生了个儿子。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为了显示鲁宋友好，很重视这门两国间的指定婚姻，特意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以鲁昭公送鲤鱼为荣，给儿子取名叫鲤，字伯鱼——“伯”是长子的意思。

    孔子的幼少年时代，生活很清贫，与母亲一起相依为命。但由于颜家是个大户人家，颜征在是个知书达理的母亲，使孔子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一方面在家帮助母亲干些家务，空余时间则出去干杂活，喂猪放羊。割草推磨，有红白喜事的时候就去做人家的吹鼓手。孔子的心态很正，他知道这些事情是“小人”干的（“小人”在那时是指做粗活体力活的下人，不是现在卑鄙小人的意思），不是“君子”所应该干的，而自己为养家不得不干，所以后来他曾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二十岁以后，孔子两次做过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吏。先是做了“委吏”。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有点像现在的仓库出纳兼保管员，这职位很容易监守自盗，孔子的前任就是这么做的。因此孔子接手后，就发现账目管理不清，出入记录混乱，以致漏洞百出，有严重亏损现象。孔子用自己所学到的数学方面的知识，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使人无从浑水摸鱼，得到了季氏的赏识。有人问他为什么屈尊去干这么一个微末差事，并且如此认真，孔子就说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连一个小小的仓库也管不好，还谈什么礼义！

    由于孔子的委吏当得好，季氏又升他做了“乘田”。乘田是掌管牛羊放牧的小吏，职位虽然不高，但由于那时候一个人的财产以所养牛羊数计算，再加上祭祀时必须要用上等的牛羊，否则就是大不敬，所以这个职位很重要。孔子认真负责，并运用他的经验及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指导放牛羊的下人如何合理放牧，使牛羊肥壮起来。因此，没过多久，季氏的牛羊都肥壮得很。祭祀时，季氏家的牛羊是最上等的，孔子因此被擢升为管理营建的司空。这使得孔子很风光。

    但是孔子知道，要想成为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就必须学习更多的知识，因此，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孔子都虚心求教。譬如他听说鲁国的师襄子琴艺最高，于是就去拜见，要求学琴。师襄子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的乐官。古时乐官叫师，后来乐官们就把师作为姓。乐官襄，名字前冠师，所以叫师襄，加上“子”是对他的尊敬。

    师襄在鲁国是很有名的乐官。孔子向师襄学琴，师襄就向他讲授了琴声以及宫、商、角、徵、羽之间的乐理方面的知识，然后教了孔子怎样用指法音调去弹一首曲子。孔子认真听讲并反复练习，一连几天老是练习同一首曲子。师襄对孔子说：“这首曲子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老师，曲子的调子学会了，但奏曲的技巧还未学好。”过了一阵子，师襄又说：“我听你奏曲，技巧已经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老师，我还没领会这首曲子的神韵，理解它表现出来的志趣呢。”过了些时候，师襄说：“我听你奏曲，你已领会它的神韵志趣，现在，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会这首曲子的作者是谁，并想像他的为人风貌呢。”又过了些时候，孔子抬头仰望，若有所思地说：“我已经体会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这首曲子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师襄惊得站起来，连连朝孔子作揖，说：“对呀！我们老师教我此曲时，正说此曲名叫《文王操》，是文王所作！”师襄由此对孔子大为佩服，并认定发扬和光大音乐的希望在孔子身上。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当时孔子二十七岁。鲁国东南面有一个附属小国叫郯国的派郯子来朝见鲁公。一次，鲁国大夫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见孔子态度诚恳，虚心好学，便请他坐了下来，一一说与孔子听。郯子说黄帝轩辕以云记事，所以设置百官都用云字命名；炎帝神农以火纪官，所以设置百官都用火字命名；太昊包牺氏以龙纪官，所以设置百官都用龙字命名。郯国先祖立国时，凤鸟正好集于殿堂之上，由于凤鸟是吉祥之鸟，故以鸟纪官，譬如凤鸟氏掌管天文历法，丹鸟氏掌管立秋和立冬。祝鸠氏就是司徒，爽鸠氏就是司寇，五雉是管理五种手工业的官，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

    郯子所说的这些以鸟名做官名的情况是书本上没有记载的。一个国家从高官到下臣都以不同的鸟名为职位名，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事，可以成为一个当今鸟类专家很好的研究对象。像这样的宝贵知识，假如孔子不问，肯定早已失传。所以，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还保存在民间呢。’这句话倒是真的呢！”孔子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求教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

    当孔子博学的名声开始传扬开来时，他终于有了机会进入太庙。孔子一进去，便十分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有人见此情况，便说：“谁说陬邑宰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事就问这问那的。”这句话传到孔子耳朵里，孔子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说：“这才合乎礼呢！”

    孔子虽然在那时候是个小有名气的礼仪专家，但他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是不懂的就是不懂，决不遮遮掩掩，这种遇事就问为什么的谦虚好学的态度博得了更多人的赞许。

    在那个时候，要想进入贵族社会圈子。必须先成为“士”。那时候的“士”有点像现在的知识分子。“士”在最早的时候是成年男子的意思，后来因为氏族间互相征伐，逐渐成了武装集团首领之下打仗的成年男子，即战士、武士，最后演变成了武装首领的亲随，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亲兵。凡是在征伐中获胜，首领一般会犒赏有功的亲随，这些亲随所获得的战利品的财富的积累，又逐渐使他们成了有产阶级，最终成为贵族。所以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士”已经成了贵族阶层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

    “士”还分上士、中士和下士，士上面有大夫和诸侯。“士”并不是固定的，譬如一个国家的大夫去朝见周天子时，就必须自称为士，而不是大夫了。又譬如那个不让孔子到季氏家吃“飨士饭”的管家阳虎，其真正的身份应该为士，但在孔子眼里，他却应该是个大夫。所以，士和大夫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不太能分清楚，这恐怕也是“士大夫”三个字一起连用的原因。

    那时候的孔子因为不是正妻所生，所以他不能继承叔梁纥的身份，但他自称为士，穿着士的服装，行士的礼，这也是春秋时期的风气。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在未受命前，都不是正式的士，但可以穿着士的服装，行士的礼，这些人被称为“庶士”。而那时候负责清点一个国家贵族人数的司士在清点这一阶层时，这些人也是被算在内的，因为这些人最终将成为正式的贵族。孔子真正成为士，即受命的时候，大概是在替季氏管事以后。

    在那个时候要想参与贵族政治，取得一定地位，必须掌握一些基本技艺。这些基本的技艺概括起来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也是当时贵族政治的后备官吏——“士”要想进入贵族社会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艺，也就是必须熟悉礼仪和音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御），学会写字（书），还要有一定的计算（数）能力。

    孔子进太庙问这问那，向师襄子学琴等行为都是他为进入仕途所作的准备。由于孔子学习勤奋，这方面的进步很快。一次，在曲阜城西郊举行一次射箭活动，由于射术也是成为贵族必须掌握的六艺中的一项，孔子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他在射箭时动作举止都无可挑剔，合乎礼仪，很有风度，因此围着看的人很多。很多人都交口赞誉说：“真伟大啊！那么博学多才！”孔子听后，一点也不沾沾自喜，还是一如既往地谦虚。

    孔子的谦逊，以及他日益渊博的知识使得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人来向孔子请教各方面的问题，而孔子自己也认识到该是到发挥自己知识的作用的时候了。他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公开招收学生。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春秋以前是学在官府，虽然到了孔子时代，因为大量的原王室和公侯知识分子流落民间，乡校开始渐渐兴起，但这些都是小规模的村塾，一般只收自家弟子，所教的知识也非常有限。像孔子这样几乎等同于当今意义的办学及对外招生，在那时是闻所未闻的。

    相传孔子杏坛授徒，也就是在他家院子里的一棵白果树下堆了一个土坛子，孔子就在那儿开馆讲学。这里的杏不是杏子的杏，而是银杏的杏，银杏就是白果，每到秋天白果满树，象征果实满天下。他收录学生的方式也很独特，对谁都一视同仁，贫民子弟也好，富家子弟也好，只要有十条干肉条（也有专家认为是大雁和野鸡之类）就可以了。

    孔子开馆讲学后，名气越来越大，就连其他国家都有人来向孔子拜师。其中最使孔子声名大振的是孟僖子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孔子处求学。孟僖子是“三桓”之一，在鲁国是仅次于季平子的人物，也就是鲁国的第三把手。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到楚国访问，途经郑国时，郑伯慰劳昭公，因为是欢迎礼仪之邦鲁国的贵客，郑伯为了不贻笑大方，特意进行了很细致的安排。本以为昭公和孟僖子会给与会的各位陪客有一个在礼仪应答方面大饱眼福的机会，却不料礼仪到了后来在鲁国也是江河日下。面对郑伯合乎礼仪的招待，昭公和孟僖子君臣二人在席间面面相觑，竟不知如何应酬，羞得孟僖子无地自容。

    当抵达楚国境内时，楚王也在郊外举行盛大的郊迎仪式，昭公君臣又是手足无措。这对号称来自礼仪之邦的君臣，本来可以向世人显示其高贵周全的礼仪，却竟然无以应对，让旁观之人大为失望，有人甚至出言说周礼不在鲁国了。

    孟僖子为此十分羞愧。为了洗刷自己的无知而造成的耻辱，他在鲁国遍访懂礼之人，向他们虚心求教。因为孔子的声名，孟僖子当然也来向他请教。言谈中，孔子以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使孟僖子大为折服。他认定，孔子是当今青年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他意识到孔子是那时候知识最渊博的一位大学者，从此事事向孔子请教。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史料——孟僖子一病不起，当他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他把两个儿子叫到病榻前对他们说：“孔子是圣人的后代。先辈在宋国败落，他的先祖曾是宋国的国君继承人，却把国君位让给了弟弟。等到正考父时，先后辅佐三个国君，从不因为自己的先祖把国君位让出而就此居功自傲，反而在三次受命时一次比一次恭谨，第一次是鞠躬，第二次是深弯腰，第三次受命时俯身而受，走路时靠着墙根走，平时仅用一只鼎煮些面糊稀粥糊口度日。他就是这样恭谨节俭。圣人的后代虽然不一定能当上国君，但必定会有才德显达的后人出现。如今孔子年少而好礼仪，不正是要显达的人吗？我如今危在旦夕，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

    就这样，孔子从一个连季氏的管家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贫穷庶士，通过发奋学习，成了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就连孟僖子这样鲁国的第三把手也把自己的贵族儿子送到孔子那里学习。这完全是靠孔子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孔子终于得到了鲁国贵族阶层的认可，开始在上层社会崭露头角了。

    五、问礼于老聃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294年的春秋时期，是周王朝衰微的开始，也是诸侯国争相兼并争霸天下的开始。原本由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开始了血腥的、肆无忌惮的弱肉强食。直到春秋中叶以后，国与国的联盟才使得一些想独自争霸天下的强者无力逞强，单方“弱肉强食”的愿望受阻。这时，聪明的强者为了不至于“同归于尽”，想出了一个“弭兵”的办法：提出霸主减轻对各诸侯国的索取，主张各国加强礼仪方面的要求，凡事循礼行事，以期获得一个和平的局面。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在他六岁那年，强大的晋国与楚国在宋国召开了一次“弭兵大会”，此后的这些年，各国间的兼并战争确实少了一些。然而，各国的内部，尤其是大国的内部，权臣之间、强大的氏族之间，你争我夺的斗争却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就是在有着根深蒂固礼乐传统的鲁国，掌控国家军政大权的季氏、孟氏、仲氏，三大氏族互相兼并的现象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他们与鲁国公室的冲突却日益在扩大，使得鲁昭公常为三大氏族、特别是季氏一族对公室的操控深感不安。这些，年青的孔子都看在眼里，心里很是不安。现如今，连名义上的宗主国周王室内部也起了乱子，老子也不得不出来躲一躲了，这情形，真叫人担心啊！

    自春秋以来，鲁国国势日弱，对外，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内部又有季氏、孟氏、仲氏三分公室，将鲁国的军赋、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使国力更加赢弱。这使得热心救世的孔子常常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希望学成之后能为这日渐赢弱的鲁国尽一份心力，浇上一杓甘露，让她能转枯黄为青翠，在这乱世的田野里一枝独青，勃勃生长。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于眼前乱哄哄的世道，孔子虽然已经有了诸多的看法，但其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如何来治整，特别是关于“礼”的许多学问，他总是感到自己的知识还太有限，还有许多道理弄不明白，许多问题都没有想清楚。就在这时候，母亲给他介绍了老子，讲了一个关于老子的故事。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是主管周王朝守藏室的大夫。守藏室是周王朝收天下文明典籍、藏天下之书的地方，各种宝典，汗牛充栋。酷爱读书的老子，如鱼得水，似龙入渊，如饥似渴地博览群典，惬意舒心地畅游于书海之中，十多年下来，不仅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也明白了道德之要。如此之后，如同所有真正博学者一般，老子并没有满足，反而更加谦虚地与人相学。有一日老子遇上了当时很有学问的天官，便请教他说：“如今天下失和久矣，百姓深受其害，天官怎么不设法治一治？”

    天官说：“老百姓相争，不过是失小和；失小和引发出的只是小祸，国君是可以治理好的。国与国之间争战，引发出的是大祸；这大祸，是国君的过错，国君怎么能够来自己治理自己呢？”

    老子又问：“国君不能够自己治理自己，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来治理他们吗？”

    天官沉思良久回答说：“这种事，先哲们没有传下来什么方法，古今典籍上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不敢妄言。”

    老子听了，谢过天官，回到家里，将这个问题问他的父亲，得不到答复；又去问朝中的诸多博士，均得不到答复。老子便向君王告假，遍访周地饱学之士，阅尽天下治国之书，连续三年，寒暑不倦，一意坚持……

    想到母亲讲过的这个关于老子的故事，孔子心里突然一动。他细长的眼睛一时睁开，对母亲说：“孩儿实在想去请教老子，有什么方法来纠正国君的过错。”

    孔子的话刚落，孟皮就大声地喊了起来：“迎亲是天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说不去就不去了呢？”

    孔子欠意地对哥哥笑了笑，目光祈求地望着母亲，说：“如是失去了向老子学习的机会，对孩儿来说将是终身的憾事。”

    “不去迎亲，难道就不是憾事？”孟皮的声音更大了。

    孔子还是对他欠意地一笑，祈求的目光仍然停在母亲脸上。颜征在见了，缓缓地走出屋外，望着西天一团淡了的橘红、一片去了红晕的白云，回头对跟出来的孔子，坚定地说：

    “迎亲的事我来安排，现在还是先去见老子，不能失去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的求学机会。”

    在母亲的帮助下，孔子脱下了那件玄色的深衣，换了件紫色的，人似乎比原来添了些许稳重与华贵。母亲一边打量着心爱的儿子，一边给他束上一条丝帛所制的宽带，而后又小心地在宽带的右边挂上一块古色古香的佩块。宽带是孔子十五岁那年，母亲花了三天时间，用素丝特意给他织的，足足三尺长；佩块是孔子的外公颜襄给的，呈圆形缺口，素面而无纹。当时有士人的宽带长三尺的讲究，又流行士人佩块的习惯，说是能决断的君子，必佩块。块挂腰间后，颜征在再看儿子，果然又多了些贵气。

    孔子此时像一个布娃娃，仍由母亲装扮着，只是担心南宫容等得太久，心中的一丝着急挂在了脸上。母亲见了，微微一笑，说：

    “别忙，再等一会儿。”说完，她进到里屋，双手托出一把刚好两尺的剑来。

    这是一柄父亲留给孔子的剑，为上等的玄铁铸成，剑身呈柳叶形，出鞘时闪灼着逼人的青光。不知它昔日斩下过多少人头，但到了颜征在的手上之后，却再没有斩断过一根毛发，只是在每年叔梁纥的祭日时，颜征在才将它拔出来仔仔细细地擦一擦。这剑不知传了几代，剑身上的雕铭已然模糊不清，剑柄上的蕙饰，也只剩了一点点绳蒂，只是剑鞘上嵌的那颗玉石，形如游龙，擦拭后，灿光袭人，藏华光于内，给人以仁慈和刚毅的感觉。剑为古之圣品，至尊至贵，人神咸崇。时人用剑插腰，以示尊贵，士人在庄重场合必佩之。颜征在将剑挂在孔子左边的宽带上，再一次端祥着儿子，感到他已经是一个仪表堂堂、威仪端庄的士人了，这才满意地一笑，说：

    “我的儿，快去吧。迎亲的事，母亲会设法给亓官家搭个信去，告诉他说你要晚两天才能成行。”

    “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孟皮听了，大声地喊着站到孔子面前，说：“孔子，婚姻大事，你不能这么当儿戏。”

    “哥，我这实在是不得已。”孔子无奈地望着孟皮。

    “姨姨，你不能……”

    “你不要再说了。”母亲打断孟皮的话，说：“呆会儿我再慢慢与你解释。孔子，快随谢息先生去！”

    孟皮还要开口，见到颜征在威严的目光，这才闭了嘴。孔子朝他双手一揖，说：“哥，你就在此陪我母亲多聊一会儿，我与谢息先生先行一步了。”

    西天那一团淡了的橘红，不知何时，已经躲进黛青色的山梁；天边的云彩，也消逝在灰暗的苍穹里。苍天与大地，似乎都累了，它们相约着要歇息一会儿。孔子与谢息并立在南宫容的套车上，随着八只马蹄翻动着向前奔驰，套车的木轮，有节奏地咔什、咔什响个不停。迎面扑来的凉风，吹动着孔子紫色的衣衫，吹动着他垂在耳边的一缕飘逸的长发。他左手按住剑柄，右手抓住套车的前杠，微笑地昂起硕大的头颅，一张英俊的脸庞透出按捺不住的兴奋，一双长眼半睁半闭地注视着前方。傍晚的空气，夹杂着草木野花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孔子深深地呼吸着，想象着将要发生的妙不可言的事情，一颗年轻的心快乐得差点醉了！

    套车穿过深遂的墓道，拐过庄严的宗府，驰入已经冷清了的大街，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院前停了下来。孔子跟着谢息下了套车，在他的带领下走进一道木制的栅栏门，沿着条黑亮弯曲的石板路，继续走了不到百米，便听到一声呼唤：“孔子，你来啦！”

    孔子寻声望去，只见南宫容恭候在一所房屋前，忙上前一步，执着南宫容的手说：“你吃了么？”

    南宫容点点头，说：“里面请！”

    孔子随南宫容走进房间，与南宫容隔着张精致的茶桌，席地坐下，顿首后望着南宫容说：“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是为自己，能听你与老子的谈话，可以长些见识。”南宫容顿首后回答。

    “老子现在何处？”孔子忍不住开门见山地问道。

    “正在宫里沐浴，再有一刻钟他就可以来到这里！”

    “我去接他来。”

    “不用。”南宫容对孔子说，“老子特意交代，让我们在此等侯，他自己来。”

    房间布置得高贵典雅，四边都挂有一两件字画、丝织品来点缀，特别是房间的上方，三柄短剑，依次排挂，在绚烂的烛灯照耀下，剑柄的蕙饰显得神采飘逸，剑鞘的镀金透出华丽尊贵。孔子看着，正要说什么，只听得谢息来报：

    “老子大驾光临！”

    孔子起身，与南宫容一道将老子迎至上座，然后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缓缓叩首到地，行臣子拜见君王的稽首大礼。老子见了，俯身下去，将头触地即起，行平辈间叩头之礼。礼毕之后，孔子尊敬地望着老子，只见他肤色灿黄，犹如金佛；一颗硕大的头颅，额头又宽又阔；长长的眉毛，飘逸美观；圆圆的眼睛，犀利神气；厚实的嘴唇，丰润饱满。孔子忍不住赞道：“圣人真像天神一般，令晚学诚惶诚恐。”

    老子微微一笑，说：“不要自谦，老朽已闻尊友南宫容言，贤家也是个明‘道’知‘礼’的君子，今日有幸相会，很高兴有这个相互学习的机会。”

    孔子闻言，心头一热，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坐后一点，更加谦恭地说：“能得圣人赐教，晚学三生有幸，早闻圣人得‘道’，晚学万分地渴望知晓：‘道’，究竟是什么？”

    “道’，如果用言语表述，指得是常‘道’，要说清楚，则须先说说‘无’和‘有’。‘无’，指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有’，就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老朽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现在，虽不完全弄懂，却有了自己的看法，老朽认为：‘无’与‘有’，来源相同而名称不同，都既玄妙、又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孔子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仿佛朦胧地看到了老子描画出的天地间的那种混沌一片、亘古蛮荒的状态；感到了天地初分、万物始生、草萌木长时的一派蓬勃生机，不由冲口问道：“圣人是在告诉我：‘道’，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元素；‘道’，又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泉源。因为天地万物一直在不断地运动变化，‘道’也一样地一直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兴到衰的过程，世上万物，都是如此？”

    老子点点头，感慨地说：“后生可畏啊！求知时能举一反三的人，定是个能做大学问的智者。”

    “感谢圣人的夸奖，晚学请教：面对‘道’中‘无’与‘有’的矛盾，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老子说完，对孔子欣慰地一笑，将圆圆的大眼紧闭，似乎要思考一下。

    老子虽为学者，却一直渴望能指导国君兴国养民，只可惜生在日渐衰微的周室，面对乱的现实，感到深深的失望，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使他产生一种返归自然的心态。推本极源，他希望在神秘的自然中能找到解决人世间纷争的办法。如今，遇上一个在他看来聪明绝顶的青年，不由得很想将自己的看法一吐为快。稍稍地整理一下思绪，老子睁开大眼，望着孔子，说：

    “美之所以为美，因有丑陋的存在；善之所以为善，因有恶的存在。有与无互相转化、难与易互相形成、长与短互相显现、高与下互相充实、音与声互相谐和、前和后互相接随——这是人世中的永恒。凡是永恒的东西，又非人力能够改变。对此，君王就只能报之以‘无为’的观念，用‘无言’的方式施行教化。”

    “无为’、‘无言’，又怎么教化呢？”

    “听任自然万物兴衰而不去有所施为，帮助人们寻找顺应自然、遵循事物客观发展的规律，教导人们要有所作为，但不是强作妄为。”

    孔子听了，面色肃然，低下头来，陷入深深的沉思：看来，老子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圣人，他不满这腥风血雨的乱世，渴望寻找到一种合理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的模式。可是，普通人也能像“圣人”那样，发挥人的创造性，用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的目的吗？人们如果没有对美好事物的认定和追求，也就不会产生对丑恶现象的唾弃，丑恶现象就不会在“无为”中消失。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他的道理，但却难以推行。可是，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对他的看法虽然不能赞同，却不能有自己的好办法，何况他的话里又有这么多合理的东西。我不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只能进一步向他请教。想到这里，孔子又道：

    “晚生还要请教圣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什么呢？”

    “不去推崇有才德的人，致使老百姓互相争夺；不去珍爱难得的财物，致使老百姓前去偷窃；不去显耀能够引人贪心的事物，致使民心迷乱。总之，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排空百姓的心机、填饱百姓的肚腹、减弱百姓的竞争意图、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使得百姓没了智巧，没了欲望，那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造事妄为。这么一来，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听完老子的这一番宏论，孔子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老子的话，似乎有他的道理：愚蠢的百姓，是可以使天下太平。可是，社会要发展，又只能依靠聪明的百姓。如今的天下，早已是人心不古，周礼丧失殆尽，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国与国之间征战、兼并不停。大国为称霸，小国为自保，诸侯再不听天子之命，都在为自己的统治纷纷招揽贤才，用以治国安邦。于是乎，招贤纳士，成为现今各国流行的时尚做法。社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发展自己、出人头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怎能愚民？孔子想到这里，抬头很快地看了老子一眼。既然如此，绝顶智慧的老子，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治国之道呢？孔子在心里问自己，低头沉思起来。

    “现如今，在‘尚贤’的旗号下，大量极端自私的人、野心家应时而生。他们只顾自己的名位，不讲道德、不择手段、争权夺位，致使整个社会物欲横流、秩序紊乱、盗贼四起，大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老子沉沉的声音徐徐传来，孔子心里一亮：原来如此，老子才苦心地设想了让人们回到一种无矛盾的“无为”境界中去，提出了“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的治国主张……

    “老子啊！为国为民，难得您的一片苦心！”孔子想着，在心中问道：“可是，圣人啊！您似乎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担心的是，您的办法能行吗？社会在发展，谁又能一直控制着知识，让百姓永远无知呢？”

    孔子的担心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老子也有老子的道理。老子的“无为”，是说治理国家要顺应自然规律，“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说不要妄为，不要去乱为。老子认为懂得“道”的“圣人”，治理百姓，无须去尚贤用能，使得大家都去争夺功名利禄。

    当时的社会，选贤用能的舆论大起；诸侯各国，争用贤才也形成必然的趋势。老子对此针锋相对，提出“不尚贤”的观点，并不是要贬低人才，否定人才，只不过是希望统治当局，不要给贤才过分优越的地位、权势和功名，免得他们受到诱惑，不顾一切争权夺利，弄得人心不古、天下大乱。

    在老子看来，人性本来纯洁素朴，犹如白纸。而尚贤的风气，使人看到可以贪图的东西，挑起人的占有、追逐的欲望，导致天下大乱。如此一来，治乱的根本，自然要从源头上堵住尚贤的风气。老子希望时人没了贪欲之念，去享受生存的权利：生活要得到温饱，身体要保养得健壮；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志；以自然的规律来治理人事，天下自然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

    然而，当时正是诸子、士人的黄金时代，任用贤才、富国强兵后取列国而自己一统天下，已为当时各国君王强烈的渴望。列国需要人才，士人渴望提高社会地位，于是乎纵横捭阖，游说诸侯。有的著书立说，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有的像鸟儿一样，自由选择可栖的高枝，以使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用武之地。一个熙熙攘攘，腥味浓浓的乱世，却又因太过黑暗而升起一颗颗灿烂的明星。人类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一个个冲天而起。他们都升得太高，以至几千年后也难有人及。

    这些明星，以他们特有的智慧，看到了战乱的灾难：战争巨大的消耗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苛重的租税、劳役，经济凋敝和民生的艰辛，君王的伪善、贪婪、残暴不仁……明星们开始反思，希望能探究其根本的原因：人的本性是什么？弄清楚了，或许能找寻到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石。老子思考的结果，坚信人的本性善良而纯真，之所以有种种丑恶的行为，完全是这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人性扭曲。为此，他坚持要改变社会，要建立一个能保留人性善美、契合自然之道的社会。这理想的社会，全部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组成，他们没有过多的物质享受欲望，没有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和知识，也就没有什么困扰、烦恼。

    作为一个历史的循环论者，老子就是这么认为：让人们在自由宽松中保持人类纯朴天真的、与自然之道相契合的精神生活，比物质丰盛，却危机四伏、争斗不断、勾心斗角的生活更加符合于人类的本性。基于这样的考虑，老子要求君王们能给老百姓一种宽松的生活和生产的环境，不要对百姓的生存、生活强作干预，一切顺应自然，使老百姓能在一种怡然自得、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的生活环境里愉快地生活的同时，来感受到君王的种种好处，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敬仰自己的君王，从而达到了“不言之教”的教化作用，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

    年仅17岁的孔子，在与老子的一番长谈中，弄清了老子的观点以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想法。只可惜，在弱肉强食的动物性还不能完全褪去的人类发展时期，这只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空想，是一座虚渺幻想中架设起来的空中楼阁！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想法，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并非深合适宜。只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也不是很深很透，一时也拿不出很好的见解来。遇上这样的情况，我只有闭上嘴，再努力地去学习，去思考，直到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有了对这个问题比别人更透彻的理解，才可以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孔子这么想着，一方面失去了对老子的许多神秘感，一方面对老子也更加尊敬。因为孔子知道：一个能为天下安危绞尽脑汁的人，必定是值得特别敬重的人。在此同时，孔子对自己也多了许多自信，因为他见到了当今天下第一圣人，而且亲耳聆听了他的教诲，并发觉一直自己苦恼的问题，第一圣人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孔子不由得在心里说：

    老子，尽管您的一些看法，不能完全为我接受，但我还是要衷心地感谢您！您是我的恩师，不愧为大周的圣人！能有幸当面向您请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机遇，我一定要抓住这相机遇，争取向您多请教几个问题。

    孔子有了这样的想法，谨慎而恭敬地对老子说道：“晚学想再请教圣人关于‘礼’的问题，不知可以吗？”

    老子睁开半闭的双眼，高兴地点点头……

    六、问乐于苌弘

    孔子在洛邑除访问老子外，还拜访了周大夫苌弘，向他请教音乐理论。苌弘以明于天文、音乐著称，又是一位地理博物学者。孔子和他交淡，涉及内容一定十分广泛。但现在所知者，只是他们关于乐舞《大武》的讨论。令人惊讶的是，苌弘作为一名博学多识的王官，对《大武》的思想意义尚不十分理解，以致后来孔子向自己的学生解释时，不能不作必要的补充和修正。

    《大武》是周人的大型古典乐舞，相传为周公旦所作，内容是表演武王伐纣、经营南国和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历史系列。舞队共8行，每行8人，共64人。主演者头戴冕冠，手执朱干、玉戚（红色盾牌、用玉作装饰的大板斧）。乐舞按表演顺序分为六成（六个段落）：

    第一成，即节目开始时，长时间击鼓；然后舞队向北面出来，共同顿足三次，又持盾作长时间肃立状；肃立时，伴唱一段缓慢而抒情的歌曲。以上是表现伐纣前的军事准备阶段。

    第二成，表现武王伐纣，在牧野与商军交战并取得胜利。主演者一扮周武王，一扮姜太公。他们各自在舞队的两侧，使劲地敲铎（大铜铃），鼓舞士气，舞队在他们中间向四方作四次刺杀状，表现战斗场面；接着，便是迅速而猛烈的手舞足蹈的场面；然后，舞队分为两行向前迈进。这一成是节目的高潮部分。舞队分两行前进时齐唱《武》诗：於皇武王，

    无竟维烈。

    允文文王，

    克开厥后。

    嗣武受之，

    胜殷遏刘，

    耆定尔功。

    （啊！伟大的武王，

    功勋卓著无量。

    真正有文德的文王，

    为后代把基业开创。

    嗣子武王继承先业。

    战胜殷商，制止残杀，

    把您的功德发扬）第三成，舞队作转而向南行进状，表现武王灭商之后，班师南归镐京。这一成歌唱《赉》诗，抒发胜利后的喜悦之情。诗采用武王的语气，大意是：我继承文王的基业，大家多么欢悦。我兴师北上灭殷，是为了社会安定。天下都承奉周命，大家多么高兴。

    第四成的历史背景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武庚联合管、蔡反叛，周公举师东征，平定叛乱，把疆土扩大到淮河以南及汉水流域。这一成即是表现周人经营南国，巩固在那里的统治，并有诗歌伴唱。

    第五成是节目的第二次高潮。舞队分成两个队列，表现周公与召公“分陕而治”，即分治周之西土与东土。舞者右膝着地，左腿曲立，行“坐”状，以示在周、召二公治理下，天下太平。这一成也有伴歌，烘托出强烈的音乐效果。

    第六成是节目尾声。舞队集合在一起，以表示对周王的拥戴。结束时，齐唱《桓》诗：绥万邦，娄丰年，

    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

    保有厥士（土）。

    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

    皇以间之。

    （平服万邦，屡获丰年。

    天命永不离弃。

    英勇的武王，

    保有他的土地。

    征服四方天下

    做到安国保家。

    啊！他功德上昭于天，

    使伟大周人替天统治人间）周人最重视《大武》。相传“《武》、《象》起而《韶》、《护》废。”周人灭商建国后，用《大武》和他们创作的另一重要乐舞《象》取代了舜时代的《韶》乐和商汤的《护》乐。《大武》主要用于祭祖。每逢这样的大典，必堂而皇之地表演此乐舞。因此，《大武》实际上是周人的国乐。孔子到周人的京都研究其国乐，自然十分地道。他按照这一乐舞的上述表演程序，提出若干问题向苌弘请教。他们之间的问答，古籍无明确记载。但后来孔子曾将同样的问题测试他的学生宾弁贾，他认为宾弁贾所答同以前苌弘说的一模一样。因此，他同苌弘之间的问答可以根据他和宾弁贾的问答而大体复原如下：

    孔子问：“《武》舞开始时，警戒的鼓声为何那么长久？”

    苌弘答：“那是表现武王伐纣前担心得不到诸侯支持而进行长期准备。”

    问：“为什么头一成的歌声与舞姿那样舒缓？”

    答：“可能表现时候未到而等待机会。”

    问：“为什么表演者突然迅速而猛烈地手舞足蹈？”

    答：“那是表现时机已到而抓紧行动。”

    问：“为什么表演者右膝着地、左腿曲立，做一个坐式呢？”

    答：“那不是《武》舞原有的坐式。”

    问：“为什么有的歌声充满杀气呢？”

    答：“那不是《武》舞原有的歌声。”

    问：“不是《武》舞的歌声，那该是什么呢？”

    答：“那是乐师们弄错了；如果不是他们弄错，就是武王搞糊涂了。”

    苌弘与宾弁贾所言雷同，说明它是当时对《大武》的一种流行解释。这种解释极力抹去周人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战争形象，而把乐舞中充满杀气的歌声说成不是乐舞自身的东西；又对其中表演的坐式不甚了然，也说成与《大武》无关，这就显得十分荒谬。因此，当后来宾弁贾也说出同样看法时，孔子不得不在其请求下对《大武》重新做出解释。他首先扼要地说明了乐舞各成的基本内容，指出其中表演击铎和刺杀的动作（当然也包括与这些动作相伴随的所谓充满杀气的歌声），是表现周人以武威征服中国；舞末表演的坐式，是表现周、召二公的文治之功，最后，他着重叙述周人在征服天下之后，如何偃兵息武，如何转入文治，如何以礼乐治天下，等等。这一点，正是孔子研讨《大武》的基本所在，体现他对所谓“周道”（周人治国之道）的理解。在他看来，周人灭商之后正是奉行一条以礼乐教化治天下的思想路线，从而带来空前繁荣的西周盛世。他努力从他们的礼乐文明中，探求其治国之道的合理内核。

    孔子同苌弘会见时，是否谈到他对《大武》的上述看法，今已不知其详。但一定发表了一些与《大武》有关的或有关其他问题的真知灼见，因而引起苌弘的高度称赞。据说，苌弘会见孔子以后，向周王卿士刘文公夸奖孔子，说他“河目而隆颡”，有一副不凡的仪表；说他“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云云。孔子以其谦虚好学和聪明才智在京师初露锋芒，引起这里一些著名人士的重视。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要求人学的人有所增多）”，这自然同他在京师造成的良好影响有关。

    孔子从洛邑动身返鲁，大概在同一年。行前，他特意到老子那里告辞。老子见他来，显得很高兴，态度比上次和悦多了。临走时，送孔子到门口，说道：

    “我听说，富贵人拿钱财送人，有仁德的人拿有益的话送人。我不是富贵人，就冒充仁者，送给你几句话吧：‘聪明深察者接近死亡，因为他喜欢议论是非；雄辩博学者危害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坏处。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在返鲁路上，孔子回忆数月来有幸同老子相会和交谈的日子，思索着他那深沉、玄妙、有时使人难以接受的政治人生理论。这位有些古怪甚至有些孤僻的老人，也许将是自己一生难得多见的智慧之星。他显得那样神秘、亲切而又遥远……随行的那位学生请孔子具体谈谈对老子的印象。孔子没有回答，似乎在望着天际的尽头，很久才说：

    “鸟，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飞；鱼，我知道它能在水中游；兽，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在地上跑的，可以用网把它逮住；在水中游的，可以用线把它钓出；在天上飞的，可以用箭把它射下来。至于说到龙，我不知道它如何乘风驾云上青天。我见到的这位老子，大概和龙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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