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球译
着手叙述我姐姐玛丽娜之死，我意识到我的全部责任，回忆，收集，著录，一切必须极其准确。关于她的死讯，人们向我保密了两年。我要准确地叙述，在获得她的死讯之前，关于她的真实情况怎样小心翼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到达我的手里，我怎样——我什么时候得到机会——去到她那不幸的城市，我在那里了解了一些什么，怎样从当我不在的时候与玛丽娜结识的人们那里，一点一滴收集关于玛丽娜的故事。
我访问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人，并且仔细地作了记录。
1943年夏天，战争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当时在远东。我打算在伊兹维斯特科瓦亚车站乘火车。但是没有乘上，又返回来了。人们交给我一封信。我已经很久没有信了。这封信是我的姐姐廖拉写来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寄自塔鲁萨。我多么高兴啊！信里，首先说到这个，说到那个……后面写道：“穆夏，《魔灯》的作者，已经不在人间了。她的儿子在高加索一个什么地方，和作家协会一起。”
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满心愤慨：“胡说！谣言……玛丽娜不可能死！”
我不相信！我身上的一切——一切的活力，都和肌肉一样紧张起来，对抗着这个荒唐的消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她在这里，在祖国，我们终将生活在一起，——可现在她突然——死了？不过是廖拉离她远，战争时期，大家分离着，杜撰的事情是不少的！
我把信收好。但是，内心的不安时刻折磨着我。我开始给所有的人写信探问消息。在大家——直到每一个人——还保持缄默的时候，我（命运本来就是仁慈的！）有二十天时间越来越处于思想催眠状态，总是向命运卜问一件事：玛丽娜在人间——还是……我瞧着青草，向青草卜问。她活着——还是……可是，我说不清楚。我等待着毁灭或拯救——整整二十天。
那二十天，疑惑的毒液逐渐渗入我的心里，我那时候要是能够观察、能够思索的话，也许我会让自己相信玛丽娜已经死了的消息，就像两年以前在哈巴罗夫斯克做的那个梦一样：1941年9月初，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很不平静。在这个梦里我得到一个噩耗——我没有说出名字来，没有力量承认梦见了这样的事，白天，我把它甩开，克制它在梦中所加给我的烦恼。但是，我虽然没有说出来，像是一个“最亲密的女人”拿不着边际的解释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也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名字解释成为别的什么。可我拒绝梦中的经历，利用现实来摆脱它——不，不是现实，不是现实中所发生的，在当天，是一种现实的心情——像抖落不可忍受的事物一样抖落她。把它称为不可信、不可能的事，抛在脑后，以便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在得到噩耗之前两年发生的事。
我整个儿不理睬这个梦，很不愿意记着它，的确把它忘了两年，直到1941年廖拉的信中钻出这个噩耗。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确实消息，然而，那个奇怪的梦也许和玛丽娜大行的日子是相符的。梦，是那样突然，没有伴随任何与她有关的事情。由于利利娅·埃夫伦谨慎的好意，我只在两年过后才得到玛丽娜的死讯。
对荒诞的消息生完气，我就变得麻木了，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旅程往返，使等待加了一个倍，我等待着回信（凡是回信的人，关于玛丽娜都保持缄默），现实突然变成了我的命运。这里，似乎不是叙说的地方。一天，消息来了。电报。
我打开电报。电报纸是粉红色的。上面两行字：“两年前玛丽娜死于8月31日。我们吻您的心。利利娅·季娜。”（利利娅是玛丽娜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季娜是玛丽娜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如今，两人都不在了。）
我在极度伤心的时刻也不会忘记这两行电文。我站着，把电报拿在手里。我吞咽着每一个字，可又吞不下去。它像石头一样顽固。也许，我本来就要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珍惜变得迟缓了的、读电文的时刻，站着比拿着电报走要好一点。但是，旁边人们来来往往，我不能够站着让人家问我，看见我流着无益的眼泪。我冲出门来，离开房子，走上旁边一座荒凉的山丘。我被电报的内容打昏了头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绕着山丘来来回回地走着。
现在，只能和一个人——和青草融合在一起了；这青草——我现在已经知道——长在……上面，比玛丽娜还高。玛丽娜永远地和土壤融成一体，已经两年了……二十天，我问着青草。青草缄默不语，既怜惜我，又保守着秘密。命运想叫它现在向我公开。
玛丽娜不在了。在人间，我再也看不到她。
许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我的著作《烟，烟，还是烟》中，描写过这种可怕的分离。当时，玛丽娜二十三岁，我二十一岁，而且，她比我健康得多。可是，我不能够预见我竟不能在玛丽娜弥留人世的时候和她告别。只是过了十九年以后，我才能够亲自走上埋葬她的坟场。
“玛丽娜的死，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剧烈的——当然是这样——痛苦。”我当时写道。
“比我所热爱的一切人的死还要痛苦，——只稍稍轻于我自己的死。
“她的眼睛，她的手，她的头发，我从小就熟悉的她的身体，一切都将埋在地里，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将是疯狂的绝望。谁能够拯救我摆脱绝望！倒不如让她看到我死——也许，她的克制能力要强一点。
“我一生的唯一支柱将在这个时刻全部倒塌，把整个的我、我的全部特性以及‘啊，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多么古怪呀！’这样一些东西，全部砸得粉碎。事实将彻底压倒我身上的一切特性！
“我将失掉理智，冲进房间，不顾任何人，在地板上滚碰着，又是吻她，又是唤醒她，不让人们把她的灵柩埋进地里。
“我的声音（我们两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一起朗读诗，音调没有丝毫差别，好像一个人朗读似的）将变得极其可怕，就好像一架被劈开的钢琴只剩下一半了。
“我将凄惨地问自己：我怎么活下去呀？我们是连皮带肉长在一起的，突然把她切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将不会是一个怪人。此刻，我就会和大家一样。
“我将带着自己的全部感情去会见其他已经死去的人们，尽管我们在生活道路上彼此远远地分离着。可是，我不能让玛丽娜的面孔和身体埋进土里。”
“她死了！”汽车肇祸？——因为她很害怕汽车……两年！而我活下来了。两年——真没有想到。利利娅那几张为数很少的明信片，胡谄一些读不懂的话，谈到玛丽娜，谈到穆尔，结尾都是半吞半吐，好像下页还要谈似的……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情况，怎么能够怀疑，即使现在知道了，也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看不到玛丽娜了？我要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生活？
但这一切都是以后的事情。此刻，我一个劲地绕着圈子——感谢上帝：只有我一个人。每迈一步就是一阵刺痛。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想法是很久以后才有的。
……我重读了利利娅的许多信件。亲爱的、好心的利利娅！她给了我两年生命——向我隐瞒着。天啦，玛丽娜怎么死的？现在，我不再等待大家（朋友、亲戚、作家）的回信，只向利利娅·埃夫伦一人写信，求她告诉我真情。我等待她回答我玛丽娜是怎么死的。等了十四天。回答终于来了。是一份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词。送电报的邮差一定认为是儿女对母亲的怀念——电报上没有打问号。“和我们的妈妈一样”。我读了，一身变得冰凉。这就是说：“她自缢了……”（“我的妈妈”——埃夫伦姐弟利利娅、薇拉、谢廖扎的母亲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杜尔诺夫埃夫伦——1910年在巴黎，正当她五十四岁的时候，在她十四岁的小儿子科季克自缢的同一个钩子上自缢了。）
我现在全都知道了。就是说，命运没有给我一个晴天霹雳，而是在三十四天的时间里，逐渐回答了廖扎的信在我心里所引起的惊慌：二十天的疑惑和恐惧，给了我精神上的准备：霹雳。我记得，我身上发出的战栗在粉红色的电报纸上反映出来，周围的一切好像一堵高墙突然倒塌了。
还有十四天是不知道：她死了！是汽车肇祸？是轰炸？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娜十七岁时的一次未遂的自杀，经过三十四年之后，我竟没有想起来（她就是这样死的）。第二声霹雳比较地轻微。但是它击毁了我的主心骨。现在，我可以等待“详细的”消息。消息没有耽搁。还是来自利利娅——我多么感谢命运，从1939年到1941年，我从利利娅手里一次又一次获以关于玛丽娜以及她的亲人的消息。得到廖扎写来的“已经不在人间了”的消息之后，我首先要求知道真相，利利娅给我的回答——那些延宕的、内容没有写完的明信片，我现在明白了，是还在想着向我隐瞒……
啊，这不是脆弱！不是她的脆弱——也说不上是忧虑我的脆弱！更不是谎言。如果我在莫斯科，去看她的话，她会一分钟也耐不住的！她会抱住我，贴紧我的胸脯（人间的任何交流也不会更加亲切！），马上把真相全盘托给我。可是——遥远……
明信片的结尾是：玛丽娜……宠穆尔，动词的尾部看不清楚，好像是在路上磨掉了，——我一双近视眼，贴得很近，也还是分辨不出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眼睛张得好像拉紧的弓。可是，竟没有寄来第二张或者第三张明信片。我已经知道，穆尔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对待母亲很不礼貌，但她总是原谅他。从1939年6月至8月，两个月时间，他们一家四人住在一起，8月，阿利娅走后，便是三个一起住在别墅；10月，谢廖扎又走了。玛丽娜带着穆尔迁往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以后便没有消息了……
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而且还在继续了解，但是，对于最近的情况仍然茫无所知。因为谁也不知道！上班，下班，给几个成年人教点英语语法和词汇，每天，像是投给我一个救生圈，在紧张的教学活动中（在活下来的我，是心中的自在之物，起着催眠作用；我现在还教着一个十岁的女孩，她越来越紧地缠着我，在她父母和睦的家里），自从得到最初的消息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每天醒来都是那么一惊：几乎半个世纪了，我了解玛丽娜的生活，就像了解自己的生活一样，可是，她不在了！
关于那些年代，我记得什么呢？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电影院里有一个女人。（玛丽娜死后我第一次看电影。）她坐在我前面，年轻，苗条，身材很像玛丽娜。这个女人活着，可是玛丽娜不在了，一去不复返了！银幕上，人们在舞蹈。可是玛丽娜永远看不到舞蹈了。不仅看不到这一次的舞蹈，而且永远看不到别的舞蹈。
我的生命停滞了。岁月在这种停滞状态中流逝。流逝了四年。
我还必须谈谈战争时期，谈谈一封信。
内心的狂乱时刻缠着我，我每天都在克制它；这狂乱，有一点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玛丽娜经历了一切灾难，打算去，而且去了，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行字——这是一个疑问。最近几年，她迫于环境没有给我写信，难道是以自己的远行来解释缄默的原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个字？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消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给我一封信啊！这将是我们之间的一座桥梁，架在死亡之上的桥梁。我会带着它，带着它活着，等待着有朝一日我也去到她那里。在时刻伴着我的无可慰藉之中，——这将是何等的慰藉！她的死就不会是完全的死，它的一隅还会富有生命，哪怕一行字，也会燃烧，也会使我感到温暖。她把我抛在冰天雪地。这不是对她的责难。这是一个疑问，它的残忍夺走了我的生命。难道要在这种不能活的情况下要命地活下去？一双眼睛总没有干过眼泪。一连串的梦，梦见玛丽娜，梦见她的死。我把这些梦记下来，寄给了阿利娅，——现在我们在通信了。对她，也和对我一样，人们长久地隐瞒着噩耗。她从她那遥远的地方，从北方，给我写来回信，充满埃夫伦氏的善良，富有茨维塔耶夫氏的才调；玛丽娜死后，从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仍然是朝气蓬勃的。
没有得到解答的疑问一天也不放过我，时刻搅扰我：玛丽娜怎么能够不叫我一声就去了？我现在知道，她是留下了信的：给穆尔，给谢廖扎和阿利娅，给诗人阿谢耶夫一家（把穆尔托付给他们）。
事情的发生，也就是我现在想要讲述的，我认为是一个奇迹，它满足了我无法满足的、想要知道她为什么缄默的那种渴望。（这里，又和那二十天＋十四天一样，在慢慢地适应着无与伦比的痛苦——无论同母亲的死比，同父亲的死比，还是同我的第二个丈夫的死比，同第一个丈夫的死比。命运终于给了回答。）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玛丽娜的信来了。是一封告别的信。在准备自杀的时候……三十四年以前，她十七岁的时候，写给五十岁的我。这封信，她一生都保存在一个什么地方，没有毁掉，后来落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第二个丈夫的手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格里尼奥娃转寄（副本，怕损坏原件）给我，正是我呼喊着求命运给我一行字、一封信的时候……于是，一封信来了。
有一件事我没有说到，从得悉玛丽娜的噩耗开始，我就用铅笔放大我所得到的几张照片：一张二十五岁，戴着紫水晶项链，背景是半圆形嵌花板（有人说是圈椅，有人说是柜子），一张三十五岁，4月3日照的，穿着粗方格外衣，别着椭圆形的黑色胸针；最后一张四十六至四十七岁，头发已经斑白了，露着颈子，戴着磨制的串珠。
我画像是利用夜晚时间，打了格子，画得很准确。那天收到信后，我没有机会带着信离开办公室——上哪儿去读呢？我得在家里读。我做了我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跪在我的单人床上，背朝房间，脸朝我用铅笔放大的玛丽娜的巨幅画像（这是她二十五岁时的像，脸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在四十九的年纪，流着泪，模糊地读着玛丽娜少女时代写给我的信。关于这封信（写于1910年）我从未听说过，不知道是封怎样的信，读到这封信后，经过三十九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新的风暴中，命运把这封信的副本以及经过四年而得到的原件一齐从我手里夺走了。我只能根据记忆简要地援引这封信了。这封信的开头，我说不很准，但我好像记得不是“亲爱的阿霞”，而是“心爱的阿霞”！
玛丽娜写的，是说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问题已经决定好了，向我告别，并且要求我分赠给她心爱的书籍和版画——附有一个清单和名单。名单上的人有德拉扎拉（利季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塔布列尔）、瓦利娅·格涅罗佐娃（随丈夫姓扎蓬博）和我们的大姊（玛丽娜和她争吵已经一年了。记得，赠给她的是从巴黎捎来的几幅版画），大概还有一些人，但我一时记不起来。我也记不得有没有我自己，最后指定赠给我什么。（也许，玛丽娜认为，除了指定的，一切东西当然都是赠给我的？）但是，我记得专门对我说的一段话：“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否则，你日后也会和我一样遭到折磨。”（我援引这段话也不是逐字逐句的，但其中确有不要怜惜、不要计较、不要害怕这三个动词。）接着，要求怀念她，在春日的傍晚唱我们喜爱的那些歌曲。在《冬天的童话》、我们对尼伦德尔产生初恋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唱过一支纯朴的德国爱情小曲（《无论什么火，无论什么炭》）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其他一些歌曲。“任何时候也不要害怕我，我任何时候也不会走近你。”“但愿绳子别断了！不然，吊不死，那就讨厌了，是不是？”这两段话，我是逐字逐句记着的。后文，第四页窄长的纸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一页对一页誊抄的，和原件一样）最后的几行中，有一段话，当我读着的时候，字迹变得越来越庞大了。我沉浸在这段话里，沉浸在逆涌的泪水里，沉浸在这段话的超人的慰藉里。幸福和悲伤在心中交织着，我再也看不见了，不知道有什么感情比这个更加强烈：“记着，只要和你在一起，我是时刻理解你的。”签字。这段话是玛丽娜给我的永久赠言，四十年了，我生活着，记着这些话。
我还要说说几张画像。其中以及所有画像中——我待在远东的那些岁月，根据一般的以及放大的照片，画了将近两百幅（有铅笔画和色粉画，都是放大的）——画得最费力的是玛丽娜头发斑白的一幅铅笔画像，尺寸为真人的三分之二。我用一个通宵把它画好，然后再三地进行加工，直到脸上的每一条细小的皱纹都富有表情，使眼角和嘴唇露出微笑：亲切的、痛苦的微笑，羞涩的、陶醉的微笑——也许，根本没有微笑？我画得眼睛都发蒙了。我总是不能够结束这幅画。脸部越来越生动了，越来越生动了，老是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只好强迫自己走开，因为……是不是有点近乎魔力了？
我垂下双手站着，心里，无眠的夜给我一种明净的感触，也许，这是临近了的衰老发出的声音。从我的心底，从她的心底，响起了玛丽娜的声音：经过无眠的夜双手正在变得酸软，无论对手还是朋友都那样地冷淡，蓦地，整部歌剧每一个偶然的音响，在严寒中透露着佛罗伦萨的灵感……
夜尽的时候我险些和玛丽娜一起去了。
那些日子过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信——一封很短的信，不熟悉的笔迹，笔画端直，有点潦草、古怪，但又像是……信的开头是：“亲爱的阿霞！
这是穆尔在给您写信。我记得您……”（我想起了1927年从意大利，从高尔基那里去梅东的情景。他当时将近三岁……）
这是一声呼叫。我愉快地、热情地给穆尔写了回信。于是又来了第二封信。（他已经服兵役了？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第一封信寄自莫斯科（第二封信寄自军队）。他当时已经进了文学学院，住在姑妈利利娅家，为了挣点钱，又在一家工厂做装潢美术员（这些，我是从利利娅那里知道的）。这封信比较长，写得很亲切，信纸幅面很大，大概有三页或者四页。但是，信中不可理解地、古怪地用本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M.U.”称呼他已经死去的母亲。这样重复了两次或者三次，既惹人注意又惹人不注意。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遭受的悲痛。对我亲切，对母亲不亲切，这种对照使我感到震惊。装出的姿态？为什么，对谁？这是在回答我怀念玛丽娜的、滴着血的信呀！
记不得是回答我哪一封信（我的记性不好了），穆尔写道：“阿霞，谢谢您的信。这是我所收到的信中唯一用真正的墨水写的。其他的信，都是用兑淡了的水写的。”他的下一封信是从军队寄来的，讲修理澡堂的事，对于这种非军事的事务颇有一些讽刺的幽默语言。记得这也许是第四封信，是我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结尾是：“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当一名机枪手或者自动步枪手，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这些话，他也写给了他的姐姐阿利娅。以后就永远缄默了。
剩下来的最后的话。我要讲讲“叶拉布加”这个词。很久以前，当时我还没有（从廖扎的信中）得到关于玛丽娜和穆尔的最初消息，有一天，当食堂人很少的时候，我在那里听到（两个男人在交谈着什么）两个词儿：“叶拉布加城”。我注意到这个词的发音，觉得很有趣味，好像有一种古朴、轻柔、舒适的感觉。后来——忘记了……
这个词还有一次印入我的脑海。我得到一本关于少女骑手杜罗娃的精装书，里面叙述了她的一生，末尾说：到了老年，她住在叶拉布加城，在卡马河岸上，而且死在那里，葬在叶拉布加坟场。“也许和玛丽娜在一个坟场？”我当时想。
1947年我和侄女阿利娅见面的时候，我曾建议她去叶拉布加寻找玛丽娜的坟墓。
“首先，我要一个人待在妈妈的坟上，”阿利娅回答，“单个儿和她在一起。但是只要找到了，我答应带您去妈妈坟上。现在，你我都没有钱，我得找到工作。”
我只得同意。
生活又使这次旅行变得不可能了，——从1949年到1958年。这年我们又见面了。我已经六十四岁。阿利娅住在莫斯科，有工作，她和一个女友在塔鲁萨有一栋别墅。对于我反复提到的寻找玛丽娜坟墓的愿望，阿利娅给我的回答，还是和十一年来所说的话一字不差。我尊重她的心愿，再次顺从她。
又过了两年半。由于父亲创建的造型艺术博物馆的斡旋，我获准退休，并且一次领了两个月的退休金。
秋天，卡马河到了最后的通航季节。我决定不再等待了。阿利娅这时候在塔鲁萨病着。我已经六十七岁。
1960年10月，我终于实现了去叶拉布加的宿愿。
我的老友（从1922年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卡甘同志和我一起去。
叶拉布加位于卡马河岸上。我们打听了路线，乘火车到了萨拉普尔，然后换乘轮船。
黄昏时候我到了叶拉布加。我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警察勤务学员，他名叫伊万·Х。，得知我们旅行的目的，便把我们领到一家旅社，并且安排住在为出差人员准备的两间房间里。
夜。隔壁过道间住着一个女人，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她是女画家塔季扬娜·拉季莫娃。她得知我们为什么来的，很是激动。关于玛丽娜，她也曾经听说过。后来，在莫斯科，她给我们看一幅草图，画的是1941年玛丽娜住过的那条街道。铅灰色的天空，矮小的房屋，秋天的景色。
第二天早晨，旅社的人告诉我们：
“一个民警找你们。”
我们昨天的同船人伊万·X.穿着阅兵服，微笑着走进我们的房间。
他帮助我们寻找，想了很多办法，凡是能够进行回忆的人，他都去问过。
然而没有结果。
于是他又建议在报纸上登广告——看居民中有没有人记得玛丽娜的安埋情形，能否指示坟茔。
我们没有作家协会的授权，谢绝了这个建议，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找。
我们出发前在莫斯科从诗人瓦季姆·西科尔斯基那里（通过电话）所了解的情况，原来并不准确。我们按照他的提示走过叶拉布加的各条街道，也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的说明相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过了十九年……后来得知，街道都改了名称。
凄凉的秋天。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卡马河统治着灰色的城市。我们绝望地想要找到玛丽娜住过的房子，到处瞎碰，遇到过路人，就问他们是否很久以前就住在这座城市，1941年，战争初期，是否住在这里，记不记得那里死了一个和作家基金会一起疏散来的女作家，知不知道她当时住在哪里。
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命运帮了忙——我们所询问的女人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她想了想，一边回忆，一边领着我们走。
我们来到一条老街20号（它现在叫沃罗希洛夫街；1941年是日丹诺夫街10号）。一栋小平房，一套住宅，和当时一样，住着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又高又瘦、头发苍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我同名）。从她那里我们得知，玛丽娜问过她的本名和父名，说：“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我妹妹也叫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就是说，玛丽娜在临死前十天，最后一次叫了我。
玛丽娜以前的房东告诉我们：玛丽娜什么时候来到叶拉布加，他们不知道准确的日期。她来到他们家，大约是在临死前十到二十天。是她和另外几位作家一起走进来，还在门口，她隔着窗帘看见一间有两个窗户的单间，就说：“这间我要！”（就是说，她还有着生活的意志……）
她把床给了儿子，自己睡在沙发上。她寻找工作。想卖掉银餐具。乘轮船到过奇斯托波尔。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心情不好。临死前两天，她和儿子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说些什么——房东不明白，他们说的不是俄语。
那天，人们宣布为义务星期六。他（格奥尔吉还未成年，十六岁）代替四十八岁的母亲走了。女房东也走了。她丈夫准备去打渔。问玛丽娜：“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您看家？”
她答应了。
女房东第一个回家，过道间的门虽然没有上好门闩，都是锁着的。她到底还是把门打开了——门里边左一道右一道缠着细绳子。她走进去，看见了玛丽娜。她用一根结实的细绳吊在从侧面钉进横梁的钉子上，离地板不高。
院子里站满了人。一个过路人把她从绳套里取下来，放好，走了。
儿子回来，人们不让他进去。他问为什么？得知母亲自杀，他不想进屋——走开了。
房东没有参加送葬。儿子送葬了没有——他们不知道。人们给玛丽娜盖了一床被单，运到了陈尸所。在叶拉布加，陈尸所称为茔地。她在那里躺着，直到埋葬。
我了解到：儿子还在叶拉布加待了大约五天。他清理了什物，把粮食给了房东。拿了一袋糖。许多穿旧的和贴身的衣服——捆成一包，留下来让房东自己拿。
“我们很高兴——那时很困难，在打仗，什么也弄不到，而且还有一个婴儿，”女房东说，“可是我没有拿走包袱，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后来，来了格奥尔吉的两个什么熟人（儿子就是因为他们而和母亲吵架的），翻箱倒柜，当着我的面拿走了包袱。我没有勇气说这些东西是给我的。上帝保佑他们……她的死，我们很伤心……多少人和警察来来往往，——把我们弄得很疲劳……”
房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高高个儿，容貌端庄，喜欢读书，向我们询问了玛丽娜，询问了她的家庭和她的诗。
玛丽娜死时，厨房，锅里有一条煎鱼：该是给穆尔煎的。
我没有收藏玛丽娜给穆尔信的副本，不准备不确实地加以援引，而只写出我所记得的。这封信的开头好像是：“亲爱的穆尔！原谅我（下面的话我不记得），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我是一个有着重病的人。往后会更糟。”
信不长。结尾的话是：“要是什么时候见到了谢廖扎和阿利娅，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二封是封长信，开头是：“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穆尔经过莫斯科到了塔什干，在塔什干将母亲的手札交给了他的姑妈利利娅·埃夫伦。
儿子！在穆尔出生之前，他很早就是她心中骄傲的幻想。比这还要早啊！我们的母亲用祖父、她所尊崇的父亲的名字亚历山大给儿子命名。可是，生下来的是玛丽娜。跟在玛丽娜后面的是我。疫病使她没有机会依靠儿子。我们的母亲死于三十七岁。经过一代人，玛丽娜重复了母亲的道路：女儿阿里阿德娜，接着又是女儿——伊琳娜。
曾经有过八年时间，其中四年玛丽娜不知道她丈夫是否活着。
1921年，听说他活着，玛丽娜收拾着上他那儿去，曾经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格里尼奥娃说：“玛鲁先卡，我去，就会有个儿子格奥尔吉！”
“儿子？也许——女儿？”
“不——儿子。你瞧吧！……”
1925年2月1日，玛丽娜生了儿子格奥尔吉（“穆尔”是“穆尔雷卡”的略语，一直用到他死。他十九岁给我写信寄到远东，就是这样署名的。他长大了，没有像那些怀着虚伪的羞涩心理的少年那样抛弃亲切的小名，表示对我的尊敬，这一点使我很感动）。
我收到穆尔的第一张照片，是玛丽娜从法国寄来的他的周岁照片：很结实，肤色像个黑人，光着身子坐在大洋岸的沙滩上，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令人吃惊地闪着一点也不幼稚的目光，而且早早地显露出一副美丽、端庄的面容。“你得看重那一双黑人式的白色‘掌子’，”玛丽娜信中写道，显然是指那一双伸开的、耀眼的脚掌。
后来，幼稚的脸框上了浓密的、金色的卷发：“你的拿破仑分子”，帕捷捷尔纳克在给玛丽娜的信中描写穆尔。
我看过他——而且，1927年在巴黎，看到他的时间有三个星期，和她母亲一起照料他（他害了猩红热），当时他两岁零八个月。这些，我已经说过了。他很像玛丽娜，和茨维塔耶夫家的人一模一样，从埃夫伦家继承的，是一点也不幼稚的那种温柔的魅力，玛丽娜小时候是缺乏这种温柔的。那身材（玛丽娜给他购买巴黎六岁孩子的衣服）——“我还给放大呢！”
他对母亲十分温存，猫咪似的哼着，爬上沙发去贴近她！……这一切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消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下子，而且伴着某种痛苦——母亲察觉这一点了吗？对待他，玛丽娜压根儿变成了另一个母亲！对待阿利娅的那种严格要求，连影子也没有……我从未见过她那种母亲的温柔，在她那融化于喜悦之中的、深受感动的、沉着的目光中辉耀着。
玛丽娜是幸福的。
……这里，我不逐字逐句，而是凭着记忆，援引玛丽娜信中说到穆尔的一些话。
“他令人吃惊地和大人一样说话”，过了几年，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奇迹般掌握着语言。很勇敢。喜欢说得不和孩子一样。完全不像阿利娅。总想爬到什么东西上去，站得高些，‘让大家都来呀’……”
当他八岁的时候，玛丽娜写道：“很成熟。很有洞察力。”
“‘玛丽娜，’巴尔蒙特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主义诗人。对我说，‘这正在成长的，是你未来的检察长！’”
这是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所得到的儿子。是完成了的理想！是母亲的骄傲。他不像“小鹰”，不像他父亲谢廖扎的儿子，而像法国的偶像，——关于这偶像，海涅的诗中写道：“俄国俘虏中的两个掷弹兵／曳着脚步来到了法国……”他聪明，很有才华，生来具有玛丽娜的气质。是个美男子！和她一样意志坚强……十三岁开始编辑法国现代诗选……
是的……但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在夸奖了他的聪明和知识之后）：“精神上没有得到发展……”
他来到俄罗斯是十四岁，是1939年。接下去的两年，我很少知道他的情况。他在战前读了七年级和八年级。九年级要在疏散的地方读。现在他已经十六岁了。8月底。学习才开始不几天。在这里，在楚赫洛马这个地方，能够学习吗？这种思想使他越来越不安分。这是造反。
我断言玛丽娜的死不是由于受不了周围环境中各种变得严重了的事态，人们听了，可能会认为我对她的环境没有确切的了解。
这是不对的。我什么都很明白，什么都考虑过，什么都想得很清楚：和丈夫及女儿的被迫的分离（分离已经两年）。战争。疏散。
在她的祖国的土地上，她本来可以指望躲避在西方所经受的灾难，可是却突然爆发了战争。我十分知道，她对于宣战的感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她本来以为这里不会有战争。她以为毁灭了她心爱的捷克的战争不会打到她的俄罗斯来。
使人狼狈的恐慌把玛丽娜整个儿攫住了。我清楚地记得，还在正式宣布疏散之前，她常常走到谈论着疏散的陌生人那里，央求他们带她和儿子一起走：“我不会成为累赘，我有粮食，有外国货……我甚至可以做一名家庭女工……”
她冲出莫斯科，是要拯救穆尔免遭燃烧弹的危险。——他常去扑灭燃烧弹。
她曾经颤抖着对Η。Τ。雅科夫列娃说：“要是我知道他被打死了，——我就一分钟也不迟疑从窗口里跳下去（他们住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5号七层楼上）。”但是，在格奥尔吉的心里，已经积蓄了一种最能燃烧的力量，渴望着摆脱母亲的管教，随心所欲地生活。
康斯坦丁·费定康·费定（1892—1978），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告诉我的朋友、编辑马埃利娅·伊萨耶夫娜·法因贝格：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跑到他那里，求他不要让人家把她和儿子分开，——当时人们打发这样年龄的孩子离开父母单独疏散。于是他们就在一起了。人们没有夺走她的儿子。可是，生活发生了怎样的麻烦呢？他造反了。他不愿意住在叶拉布加。她违反他的意愿把他带出莫斯科。那里，他有自己的小圈子，有自己的一批男朋友和女朋友。他总是说些无礼的话。玛丽娜那颗母亲的心变得呆滞了，对于他的无礼一再忍耐着。她觉得，他在战争时期没有她的关心是十分可怕的！他还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她的照顾。他不了解人们。他在叶拉布加交结了两个显然不相宜的年轻男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比他大得多。他不愿意听话。他不愿意治疗脚上的慢性丹毒炎。一举一动都和母亲争吵。最后两年父亲不在，她已经习惯了——忍受了——他的腔调。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说她对儿子有非凡的耐性，都说“她像奴隶一样盲目地爱着他”。这些话，我是从各方面的人那里听来的。
在他面前，她的高傲变成了顺从。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压成一团，把他抚养大。她记起自己在他这样的年龄——难道不也是这个样子吗？许多熟人惊讶地批评她作为母亲怎能忍受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可是她说：“他年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俩人的周围，与人相处——一切都是那样轻松。
我知道，玛丽娜来到奇斯托波尔很凄凉（巴尔欣娜和Κ。Μ。阿谢耶娃都是目击者）。玛丽娜很想留在奇斯托波尔。所有的作家都在那里，阿谢耶夫也在那里。她和阿谢耶夫在莫斯科见过一面，来到奇斯托波尔之后，马上就去过他那儿。（H.阿谢耶夫的遗孀克谢尼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丈夫当时有病，不可能参加让玛丽娜疏散到叶拉布加的那次会议。她还说她丈夫曾捎来一张便条，支持玛丽娜关于留在奇斯托波尔的请求。）
后来我了解到，在那次作家会议上，曾经决定让她留在奇斯托波尔。
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战争把玛丽娜和许多人拉平了。战前，她处境艰难，而现在，那些曾经住在自己的别墅、生活舒适的人，在疏散中和她条件相同，和她一样挤在别人家的小房间里。如果说他们对这些小房间感到不习惯，那么玛丽娜已经住过许多年了，在布拉格城郊的乡村是这样，好几个夏天在大洋岸（她从巴黎去的）也是这样，——那里只有一间房间，一个煤油炉子，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
在叶拉布加，她给自己选定的那间房间连门都没有，只有一副乡村门帘。但是有床，有沙发，有桌子——在当时是足够她和儿子用的。和儿子在一起！全部生活所留给她的，使她称心如意了。儿子，她疯狂地爱着儿子。他和她在一起！
在戈利齐诺，他还曾经和她一起住在利西齐娜家的一间小房间里，两人共着一张疗养证。疏散，他和她在一起——她坚持不让他和作家们的半大孩子一起单独出发。他和她在一起。
与此俱来的表面安排上的各种问题都是次要的。
许多不熟悉玛丽娜的人断言，在奇斯托波尔，玛丽娜被拒绝担任作家食堂洗碗工，因而导致她的死亡。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连这样的食堂也不存在，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玛丽娜当时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一起，在一个什么人的房子里，就是她对马·伊·法因贝格说起的那栋房子；她们谈到应当组织一个股份食堂。每个女人都说她很会做事。玛丽娜说：“那我以后去洗碗碟。”并且抓起一张纸，马上写道：“请让我当洗碗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写好交给了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所以这张便条便保存在薇·瓦·斯米尔诺娃的手札卷宗里。（同是这位薇·瓦·斯米尔诺娃通知玛丽娜：已经给她登记好了。）
当时还不存在任何食堂。
玛丽娜没有灰心。“如果在奇斯托波尔找不到工作，”玛丽娜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对女房东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布罗杰尔希科娃说，“我就去国营农场，在那里设法找工作！”
她说这些话，几乎是在直接临近死期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绝望地向她叫吼的穆尔所发生的威胁：“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就在此刻，生命停止了。
“抬我！”她心里哎了一声。
他死！那她就是唯一的对手，她所害怕的就是这个唯一的对手，就像昨天为了养活儿子而想出城一样，今天又响起了他的吼声：“远些走！到那边去！永远不要回来！”给他自由——他想要的唯一东西！
在儿子绝望的吼叫中，向母亲露出了他的真情：他们“在一起”——已经结束！他已经不需要她了！她妨碍他……
生命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她已经不写诗了——而且，和为穆尔而担惊受怕相比，诗是一文不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她担惊受怕：要是战争不很快结束，那么穆尔也要投入战争的。
是的，她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且她也写到过这一点。但是念头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1940年她写道：“我掂量着死亡已经一年了。但现在还需要我。”由于这种需要，她坚持下来了。从玛丽娜自己的意愿说，她无论怎样困难也不愿意离开穆尔。
玛丽娜多年盯着天花板上的钩子，时候一到，需要的不是考虑，而是行动——一枚钉子就够了。
我看到，在那个时刻，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快些——去……死在他的前面！只有这个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生活的一切纠缠已经结束。战争也好，诗也好，被歧视也好，孤独也好。一切都解决了。只有这一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他本来是唯一的朋友！情况突然明朗了，一切事务、一切操心都摆脱了。而儿子，没有她会更好些！孤儿——人们不会抛弃……
手里的笔并不颤抖。玛丽娜给阿谢耶夫阿谢耶夫（1889—1963），苏联诗人。写信。阿谢耶夫有妻子，有妻妹。“请您收留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他。他是值得收留和抚育的。”
母亲签署托孤信。这是自己最后的心爱之物。可是他们并不需要他。和人们在一起自有天地。她给儿子写告别信。“原谅我，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往后会更糟。”写到丈夫和女儿：“要是你什么时候见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三封信：“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但是……”
“往后，谁也没有读到这封信。”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告诉我。“穆尔随身带走了，以便交给他们。”
从1911年起，谢廖扎向她说了弟弟和母亲死去的情况以后，她就一直把这两个人记在心里；这两个人，对于他，对于她，都是最亲的人！谢廖扎的弟弟自缢的时候，不是十七岁，而只有十四岁。当天夜里，母亲重复了儿子的行为。穆尔发出了自己的威胁——玛丽娜本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比起那位母亲来，玛丽娜要幸福得多，整整地拯救了一个生命！她和那位母亲一样地去了，但她去得根本不同：保存了儿子的生命！……
人们会说：“对小孩子在激烈争吵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认起真来，不是很奇怪吗！”
局外人理智的谈论——在那个时候对玛丽娜来说，有什么意义？她会像一个离魂的梦游者，从他们的言论中钻出来，沉浸在自己痛苦之中……科季克，一个愉快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一双蓝色的眼睛，完全是个小孩，走向了死亡而且带走了母亲。对于这两位母亲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是对世人的规劝？在一天也不能够忍受的时候，需要的只是——赶快！
……玛丽娜的死，我极少加罪于穆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会和他通信的（在我的地位，这是我当时能够做到的一切）——不会那样热情地等待和他见面：把他们两人捆在一起的那个炽热的结合，我了解得太清楚了。难道可以为了行为和语言所表示的那种盲目的热情，而责怪一个十六岁的人吗？！
他童年时候本能地接受的、来自母亲的一切——现在，当他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都大了，便再也不能够忍受。他疏远了，直到不叫她母亲，而称玛·伊。甚至在玛丽娜死后那可怕的岁月，当他已经满了十八岁、十六岁时没有彻底治好的脚还在发痛的时候，当他十九岁在塔什干挨饿的时候，他从军队给我写信，谈到母亲竟放胆说：“玛·伊总是为自己保留这种行为的权利。”他称我为“亲爱的阿霞”。（这个名字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他两岁零九个月在巴黎患猩红热的时候那模糊的记忆中得来的？）
我给他回信，极其坦率，充满着茨维塔耶夫家族的热情，叫他遵守规矩，不准他抵赖，要求他对这样称呼母亲的非法行为作出回答，举出他当时寄给我的一些话进行帮助，要求他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件——我极其伤心地——长久地——等待着回信。我没有等到信：他的部队调到了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我读着、反复读着他信中最后的一段话：“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叶拉布加城郊，平缓地隆起的山上，有一带郁郁苍苍的坟场。从远处看去，它甚至是长条形的，可是走到跟前，它就变得阔大了，几乎成了一座森林，使我想起玛丽娜和我童年时在图画上看到的圣林。比奥克林比奥克林（1829—1901），瑞士画家。的《亡灵之岛》。一条大路通向这座岛。我们——索尼娅·卡甘和我，沿着这条大路走去，它蜿蜒着，越来越窄，一直通到山顶，慢慢变成一条光亮的线。
周围——一栋栋小小的房舍，脚下——扬起的飞尘。偶尔有汽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我们走完了这条长路。前面是带图案的黑色铁槛，右边有一栋砖房，半圆形的——看来是座小教堂。我们走进大门。
我们左边是一片古树，风撕扯着它们的叶子。树叶纷纷坠落。
到了坟场的尽头，就是说这里只有几座坟排成一列。这里有一栋守墓员的小屋。我们向小屋走去。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她姓克罗波特金娜。她解释说，丈夫死后是她担任守墓员，至于我们询问的那个年代，是她丈夫担任守墓员，她不知道我们所寻找的坟在什么地方。但她补充说：可以把1941年的坟指给我们看。于是，她和我们一同走去。
叶拉布加的整个坟场是从入口向左边延伸。因此，1941年住在叶拉布加的人都极其明确地指出的坟场的右部，应当理解为：从入口向左转，前面便是整个坟场，从坟场的右侧沿着低矮的石墙向前走。坟场左部是阔叶林，右部是阔叶林。我们走在松树下。
“瞧，”克罗波特金娜说，“就在那个角落，沿坟场后墙，是三六年、三七年的坟。稍稍靠这边一点，是三八年、三九年、四〇年。这里就是四一年了——你们在这里找吧。”她走了。
也许是由于所得到的证实叫人纳闷，由于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觉得，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坟场的尽头，于是又按照埋葬的年份——三六年到四一年——慢慢地往回走。离右边围墙不远，挨着附近的几座坟堆，有几株小白杨树，几乎形成一座小丛林。树叶在抖动着。我们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坟，弯着腰，怀着感情，用心猜测着，但它们几乎同样低矮、缄默，而且没有姓名。记得，有一座坟上有一块石头，看来是从墙上取下来的（墙外边，叶拉布加城笼罩在雾里）；石头上用黑色涂料写着的，是姓名还是姓名的省写？——我忘记了。在埋葬玛丽娜的时候，要是穆尔（格奥尔吉）也这样做了——只要有一个“M.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甚至一个“Ц”，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许多坟长着草莓，现在几乎都枯了，我极力怀着感情：到底是哪一座呀——哪一座呀？……但我没有忙着作出决定：是这座？是那座？也许——是这座？任何标志也没有。只有玛丽娜诗《过路人》中所描写的草莓叶子：请你为自己折一茎野草，再摘一颗草莓。
没有哪里的野果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诗人并没白说。
但是，好几座坟上都长满了草莓。现在我记起来，也许，我们没有马上去找克罗波特金娜，先是自己沿着坟场走，指望着——突然——不定在哪座坟上，会读到哪怕一个字的标志……我们分开来，走过去又走过来。我看到我的女伴，穿着深色的长大衣，深深地戴着一顶无缘帽——一时俯在那个十字架上，一时俯在这块木牌上。我们互相招呼着。风在撕扯着树枝。我们在松林里。
又是玛丽娜的预言：
心啊，乐吧，唱吧，吃吧，
等到那个时刻到来——
请你把我埋葬
在四条道路的中间……
那里，在荒凉的原野
是成群的乌鸦和豺狼——
让岔路口的路标
成为一个十字架竖在我的头上……
夜里，我不逃开
这万恶的地方。
让无名的十字架
在我头上高高矗起……
但是，连十字架也没有。我们又来到坟场右部，到了矮墙边；玛丽娜当时十六岁的儿子穆尔忘记了我们是要来的，没有从墙上取下一块石头。其实，人们说，他根本没有到过这里。
我们从缓坡的山上下来，往回走要轻松一些。偏远城市的寂寞郊区，一栋栋矮小的房屋。街道，有的是宽而空荡的，有的是狭窄的，向一旁伸去。
我瞪着一双空虚的、悲伤的眼睛，瞧着街上房屋的窗户。这一栋房子，也是玛丽娜曾经路过的。在她那十天之后，过了十九个年头，我们在寻找她，她，当时也和我们一样忧愁。她曾经找房子，然后又找工作。她在认定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走过了这条街道。
要是她知道我们会来，会寻找她生活和死亡的遗迹，——我们还有多少人啊……她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等到我们不在了……还有街道——还有她。我们每天都待在坟场。多少名字，多少十字架、纪念碑和墓碑！可是没有我们这样伤心地寻找着的名字。没有玛丽娜。她消逝了。
也许，最大的乐趣是不用的手指去触动风琴的回声，……悄悄地走，不给骨灰罐留下骨灰……
她自己把一切都说了！
我们的寻找是白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找下去。有一次，大概是最后一次，我们乘汽车登上了坟场。汽车在石子上蹦跳着，摇晃着。第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登得这么快，这么轻松，走的还是那条路——沿着它，我们曾经多少次久久地、疲劳地步行上去，寻找消逝在山上的玛丽娜。
我们和一个生人走在差不多已经十分熟悉的、可亲的坟场，谈论着发掘坟墓、进行辨认的可能性。这个人告诉我们，六年前，有人为了寻找亲人，以便并排地葬在一起，曾经发掘过几座坟。
他说：“掘出三个——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怎么入殓的，就怎么躺着：衣衫，躯体，一切。沙地，多风。地势高……”
（如果发掘坟墓，我有把握辨认……头发是斑白的，短的。可是我们的朋友、莫斯科的教授吉列尔施泰因说，怕也未必……他曾经和一个人给一位母亲运去她儿子的骨骸，她并没有把握肯定运的就是她的儿子。）这话不可信。从五座坟，即使靠近右边围墙那两排的十座坟，难道认不出自己的亲人，一生都了解的、毫无疑义的亲人？难道我的嗅觉赶不上狗的嗅觉灵敏？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对索尼娅·卡甘说，而是说了另外的意思：我觉得没有权利掘开封闭了的墓地，没有权利挪动极其安宁地葬在里面的人。可索尼娅说：“要掘！……”
……也许，战胜时间和引力
那最大的胜利
是悄悄地走过去，不留下痕迹，
悄悄地走过去，不把影子
留给墙壁……
也许可以
拒绝攫取？从镜里一笔勾去？
就像莱蒙托夫溜进高加索，
不惊动一块岩石……
我从莫斯科随身带来了我那只普普通通的盒式照相机，我们所到之处，我都拍了照片。我把胶卷交给住在桥边的一位摄影师，他姓加菲索夫，是个上了年纪的、身材矮小的鞑靼人。他得知我来叶拉布加的原因，对我极其客气，满怀善意。他在桥边工作，也许就住在桥边；那座桥，玛丽娜在叶拉布加生活的那十天，回自己的住宅，曾经走过不止一次。我感谢我的命运，在这些日子里，它竟给我派了一个这样的助手，既很热心，又很尊重我那些伤心的照片胶卷。这样，我就不能把我的胶卷交给别人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已经给我带来了显影的胶卷和映好的照片，从来没有骗过我，没有叫我等过，我谢谢他。
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写信告诉阿利娅。我收到了出乎意外的回信：“您到底去了叶拉布加！告诉您：我永远不会到叶拉布加去。对于我来说，那里没有妈妈。对于我来说，妈妈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书里。”
我给阿利娅回信：“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叶拉布加的态度变了，让我不再等你？这是你的义务。真遗憾，你母亲竟生了这样不平凡的子女：儿子不送葬，女儿永远不上坟。她还不如生下平凡的子女，将野花给她送到坟场……”
现在，索菲娅·伊莎科夫娜·卡甘和我在忙着同莫斯科通电话。我们很想获得哪怕随便一点补充信息，有助于寻找玛丽娜的坟。我们常跑邮电局。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邮电局，而这一点又似乎使通话变得不那么困难。首都邮电大厅金碧辉煌，人群熙来攘往，我们怎么能够通话啊！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
我们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的女儿尤达挂了电话，托她问问这个那个。第二天，她向我们传达了所问到的人们的回答。人数是不多的：当时在叶拉布加住过的人几乎一个也不存在了。一个十分熟悉玛丽娜的女人回答说：“我很奇怪，谁需要翻腾这些旧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作家瓦季姆·西科尔斯基只记得在靠近坟场右边墙的地方。最热心的是瓦季姆·西科尔斯基的父亲，他对尤达说：“在那次疏散中，当时我们都是这种处境……没有给坟作任何标志——我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带一束花去，——这真可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话和阿利娅写给我的那几行文字协调起来，她说，他们一家人，除瓦季姆之外，当时谁也不在叶拉布加。只有一个推测：西科尔斯基家的老一辈来到了叶拉布加，并且到了坟上？或者是安埋之后就没有去过坟上了？说到玛丽娜，瓦季姆是很热情的。
瓦季姆曾经在电话里以激动的声调详细地叙述过（对我，在莫斯科）。我记得，他说过：在周围所有人中，玛丽娜特别注意他。
“我当时十九岁，还不懂得什么事情；不知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特别注意我，给我付出时间……也许，她预感到，预料到，我以后会写诗吧？我们常常走在一起，她和我说过很多话……当这一切已经发生（我在电影院），门开了，有人喊：‘谁是西科尔斯基？请到这里来！’人们告诉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死讯。傍晚的时候，穆尔对我说，他要来我这里过夜。我对他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本不应该让你来……但是，来吧，我等着。’因为他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极其粗暴……但是在这第一个夜晚，他老是在梦中怪叫，辗转不安……”
我又到了坟场，并且带来了在铁铺定做的一块小金属板。金属板上，一位青年工人利用下班时间，在空荡的铁铺里用白色的油画颜料涂好底子，然后用黑色油漆写着：“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她于旧历旧俄所用历，即儒略历（恺撒历）。1892年9月26日生于莫斯科，1941年8月31日于叶拉布加。”
我们到了坟场，便开始寻找十字架。真是运气：教堂墙边唯一的一个十字架，正好是玛丽娜所喜爱的颜色——是个旧的，浅绿的绿松石颜色。金属制成——虽然不大，却很沉重。我们抬不起，搬不动。克罗波特金娜叫了一个小伙子，他搬了去，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见把它竖在1941年的四座无名坟墓之间。这四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很窄，不能再埋坟了，不会插进别人来。
我不记得是这一天我们带了花去，还是下一次才带去的。但照片上，十字架台座旁是有花的。还有和我们一起跟在十字架后面跑来的孩子们（女守墓员克罗波特金娜的孙子们）的照片。他们站在十字架旁，我给他们摄影留念——后来，我从莫斯科给克罗波特金娜寄去了照片。
小伙子用铁丝把金属板固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高出地面不很多，为了牢固起见，栽得很深。十字架横梁的外形使我想起了旧教徒、分裂派教徒以及贵夫人莫罗佐娃莫罗佐娃（？—1675），贵夫人，分裂派教徒，不顾威胁和刑讯，坚持分裂运动，1671年被捕，1675年死于监狱。画家苏理科夫为她作画《贵妇人莫罗佐娃》（1887）…关于莫罗佐娃，玛丽娜曾经写过诗，她们在气质上极其接近。
在埋葬着拿破仑战争参加者少女杜罗娃的叶拉布加坟场，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找下去了。
我在坟场门口照了一张相，一边是站着的索菲娅·卡甘，一边是一只离群的狗，——它侧着身子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玛丽娜那么喜欢狗，狗便来了。
后来，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病了。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很强的感受性，禁受不住这些日子的艰难和紧张。而且还患了感冒。她留在旅社，我一个人继续寻找。
我追踪了玛丽娜的所有足迹，继续拍照，继续把胶卷交给加菲索夫。我很担心他在我离开之前冲洗不出来。我拍下了那条街，拍下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家的房子全景以及教堂的侧影。在从坟场回城的时候，还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城里的另一处教堂。（教堂锁着，当年，玛丽娜路过时，是看见过的。）我怀着希望跑医院找医生，也许他们有人记得玛丽娜之死，有人临场写过死亡证明。医院很远，要走过一段荒地。唉，那里也没有弄明白任何事情。我沿着车辙，越过一排排古树，来到了公墓。条条街道几乎都是空荡荡的。
我站在院子里张望着。一些人运来一副灵柩。我记不起我当时在院子里是否和什么人谈话来着。院子四周的房屋，都是矮小的平房。
马车停住了。肃静。白昼。也许，运来玛丽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景。
我又到登记葬坟的机关寻找埋葬的痕迹。8月31日有关于葬坟的记载，是穆尔去办的。栏目里有他的笔迹——写得很别致：笔画劲直，字体相当窄，不很整齐。这是一个写过很多字的人的笔迹，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这个笔迹，我是在警察局公民登记处找到的。在这里，穆尔曾经亲手为他和玛丽娜进行了登记。这是玛丽娜把一切都考虑好了、写好了告别信、截断自己生命之前十天。
我们准备走了。轮船可能很快就要停止通航，必须赶紧走。我很担心，怎么也不愿意有什么事情影响加菲索夫在我们离开之前印出最后的照片，可是我去找他，却看见门上一把锁。我怎么办？
但是加菲索夫并没有离开，他交给我一卷还是湿漉漉的胶卷。他来不来得及给我在明天早晨印出来？还是我到莫斯科去印呢？我还要讲讲照片。除了过道间内景一张之外，全都照得成功。这一张根本没有照好，全是黑的。这是她最后的住宅。她从房间里出来，到这个过道间，是为了既不损害儿子，也不损害房东，——她把过道间干干净净地带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这张照片，做得对吗？我想，是对的。想做——是我的权利。
我们告别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夫妇：瘦高的、头发斑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那身材矮小的、善良的妻子；在那些日子，他们见过玛丽娜。
我一点也记不起怎样买票，怎样收拾行装，怎样旅行。我们的回程是乘坐1960年秋天最后一班轮船“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号。
我带回了坟场的土和叶拉布加码头的沙子，以便保存和分送给朋友。但是谁会要呢——又怎么让人家接受这样悲伤的纪念品呢？如果缝在——护身香囊里？我和索尼娅分了一撮坟场的枯叶，其中——草莓叶……
灰色的、秋天的卡马河，在甲板上翱翔着的海鸥，从轮船跑开去的斜淌的水流以及它那低语的泡沫，一处忧伤的、秋天的码头。陡峭的、红褐色的河岸，那铁青的卡马河水不断地把它冲洗。十九年以前，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乘船走过这里，还期望着生活。她没有回来。索尼娅和我回来了，没有找到她。
我们乘船走了多少个小时，我一点也记不起。寒冷，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甲板上，舱口，小梯子。记忆把来回两次所乘的客舱混在一起了。不，有一次螺旋桨响得厉害，振动着夜，搅动着梦。另一次（第一次？）螺旋桨响得轻些，梦也深些。还有（不知为什么）空荡的餐厅，我们在里面吃了点什么，觉得很高兴，因为几乎只有我们两人。心里压着叶拉布加那些日子的悲哀的重荷。一大包照片，是它们重复了玛丽娜的路程。
在莫斯科，我们通过瓦季姆·西科尔斯基请了童话作家A.A.索科洛夫斯基来到莫洛奇内伊巷索尼娅和尤达母女家里。1941年，索科洛夫斯基还是一个半大孩子，曾经和她母亲、童话作家И。萨孔斯卡娅一起，在叶拉布加住过。我们曾经听说他母亲开始和玛丽娜交上了朋友，玛丽娜的死使她的儿子极其伤心。他那一年是十三至十四岁。他母亲已经去世。
他谈到了玛丽娜和他母亲的亲密交往，也谈到了玛丽娜死后就没有见过的穆尔。现在，这位早已长成大人的半大孩子就坐在我的跟前。他的态度真诚，友好。
穆尔曾经把自己在气头上对玛丽娜说的话告诉他：“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十六岁的穆尔这些无情的蠢话，在玛丽娜母性的心里，成了死——自己死——的一声命令。十九年之后，我所听到的这些话向我揭示了玛丽娜之死的真正原因：她的自杀——在于他们两人疯狂地结成的死扣，在于被抛到陌生的地方，夹在被战争和孤独挤在一起的陌生人中间，——是一个牺牲。
她死可保住他不死。无畏的、行动的时刻到了。除了她，谁能够拯救他免于自戕！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她去了，为的是不让他去！
她住进了自己找到的房间，寻找工作，打算卖掉银餐具。死神向她走过来——她陷入无法排解的严峻之中。撇开死神，绕过死神——就是使自己最亲的亲人——儿子遭受死的危险。她不能这样做。
我一直认为对于生活是应当忍受到底的，但在我了解了玛丽娜的遭遇以后，我得到了极大的启示。她以一个可怕的步骤回答了儿子的蠢话——为了不让他采取这个步骤。
对儿子的爱帮助她顽强地寻找工作。她一直相信，和儿子的童年时候一样，他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儿子在为他们在叶拉布加的生活而争吵，他可能去死，傲慢地发出了威胁，在这个宿命的时刻，她瞪着一双眼睛看着儿子：他和她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既然引起了母亲的反感，他可能迈向死亡，同这个对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他长大了！绝望还选择着另外的伴侣！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她，只好保护他而献出自己。远远地避开他的道路。给他充分的自由。怎样才能更充分？没有他而活下去？这她做不到。没有时间考虑了。办法已经找到！啊，要赶紧办了！
1941年，作家基金会疏散前夕，玛丽娜和儿子一起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人们向我报告了玛丽娜的女儿阿利娅的女友——尼娜（我忘了她姓什么）所说过的一些情况。她碰上玛丽娜在慌乱地把需要的东西和不需要的东西一起装进箱子，情绪很沮丧，因为穆尔不愿意走，和她争吵。她在拯救他免于死亡。他还是个孩子啊！她在拯救。
玛丽娜执拗地要求不穿巴黎式的服装，要留到中学毕业，因为这种服装在当时是“无法弄到”的，这就激怒了穆尔。穆尔早就长大了（和父亲一般高），而且很可能不再长了，所以应当把衣物收藏好。可是，他不愿意。过渡的年龄耐不住从莫斯科疏散出来引起的艰苦和不便。他同周围所有从莫斯科疏散出来的人们背道而驰，很想从疏散中回到莫斯科去。
她什么都原谅他。她是在向前看，看未来的他。对于自己来说，她知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她的生命在于幻想他的未来。儿子指责她没有力量获得任何东西，不可能找到工作，她怀着傲慢的痛苦，凭着瞬间爆发的傲气，向儿子摔过去这样的话：“这么说，照你看，我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了？”这是在挑战，而穆尔回答说：“是的，照我看，您没有别的路了！”
这些话是穆尔在玛丽娜死后，告诉他当时在叶拉布加的那些朋友的。
但是，这些话没有在母亲心里引起反应：她知道，这些话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说出来的。在内心深处，他是爱她的——这她知道。但是“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是说她，而是说他……这不单单是小孩子的鲁莽……
……他已经不需要母亲了……当然！这个时刻，无尽的疲劳向玛丽娜袭来。他震惊于她的死，不会重复她的路……让他活着吧，青春的嫩枝啊！一切道路都向他敞开，而她……
结束了，他们的共同生活，他们的一致，它是那样地短暂，仅仅存在于他的孩提时期！从小就具有丈夫气概的他，早就在冲破她的控制。普遍的——首先是她的——赞扬所培育起来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天才的激情（从事写作和绘画的），冷峭的头脑，冷峭的自我意识，自我陶醉，自命不凡——使他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庭”。除非他自己，任谁的意识也不能够驾御他了。
如果和他在一起的是个男人——他的父亲，——也许能有所裨益？但是作为女人的母亲，已经被他摒弃在一边了。她没有控制他。但是她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呼吸，在他身旁唠叨着对他的许多行为的不同看法，在他身旁表现着每天的愿望。她把对他的关心视为生命，他却把它看成压迫。他感到闷气。
“玛丽娜疯狂地爱着穆尔！”我不止一次听到1939—1941年在莫斯科见过她的人这么说。她记得十七岁的自己，记得自己自杀的意图。他是她的复制品。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他身上活跃着，他却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且在这些日子他又疏远了她——这就突然而又简单地把一切都决定好了。还来得及拯救他，使这棵生机勃勃的幼苗，免于闪电般的死亡。我看到，在作出决定的那一刹那，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朗了。不，不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决定的当儿常常会有犹豫——对还是不对。而这里，对于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弄明白了，当时，她注定要走这一步，即使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本质，就是我们的一般理智。这里有自我牺牲精神。我知道，那时刻，还有一线光明使她的心灵受到激动：她死后，他的生活会马上安排得熨帖，人们不会抛弃突然变成孤儿的他，大家会帮助他。母亲对儿子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实并不完全如此：儿子读完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常常饿着肚子的。两个冬天（1941—1943）他给姐姐写信，常常谈到着梦想吃餐饱饭。
人们总想向我断言：玛丽娜去了——而且抛下了儿子！——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难。
但是，茨维塔耶夫家族的人是不会死于贫困的。
是的，她对儿子的爱是那样博大，假设人们给她戴上镣铐，而儿子对她说：“我需要你”，——那她就会茹苦如饴，感受不到镣铐的重量。
玛丽娜去了，为的是不让穆尔去。
对于这一点，只有完全属于另一个水平，不能够理解玛丽娜的性情，不能够理解她的激烈性和绝对性而以自己的尺度进行衡量的人物，才会产生怀疑！
她越来越疲劳了。还在法国的时候，她就感到疲劳，当时，在她公开向马雅可夫斯基致意之后，人们都和她断绝了来往，——她曾经在信中向我说过。人们很少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34年，她就想要离开人世，但是儿子把她留住了。
“这些日子我总想写出自己的遗嘱，”1934年11月21日她从瓦纳夫给A.捷斯科娃写信，“我根本不想活着。不论是和穆尔一起还是我一个人到学校去或者去取牛奶，——遗嘱的词句总是自己从心里冒出来。不是关心物质方面的——我一无所有——我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我：向人们作出解释。”
从1939年到1941年，她一个人和格奥尔吉待在一起，度过了光辉的诗歌翻译时期。这个时期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了，就像孩子手中的气球突然爆炸了似的。
和不熟悉的人们一起去到毫无所知的环境，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全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叶拉布加，一座僻远的小城。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对不起玛丽娜：
我能够做点什么使你欢喜——
请你随便给我一点信息，
没有说出来的指责
就在你那默默的离去里。
即使不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想阻止她走这一步——她也会把他们推开的。在这个时刻，她会像穿过影子似的穿过他们。……哪怕是我，也拦她不住。她会在自己的行进中握着我的手，默不作声。她知道我要冲过去和她说的全部话语。而她，满怀着自己的热望，在这个时刻不会听我……
1960年，也许是更迟一些的时候，我遇到了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据知道她和玛丽娜的友谊的人们说，玛丽娜很喜欢她，而且尊重她！她们是在巴黎结识的。尼娜·格拉西莫夫娜是一位翻译家。记得她翻译了巴尔扎克。
玛丽娜和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是不是那几年在巴黎相遇并且交上朋友的？我不知道。但是，她说起玛丽娜来，总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我去过她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邮电总局附近电报巷9号，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度过了几个昼夜。关于她和玛丽娜的友谊，她说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在莫斯科，——她说到玛丽娜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帮助她在国家文艺出版社找到了翻译工作。玛丽娜与丈夫、女儿分手（1939年秋）之后，就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她一个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靠自己做翻译的收入维持生活。她逐句逐行地翻译着格鲁吉亚作家（瓦扎·普沙韦拉瓦扎·普沙韦拉（1861—1915），格鲁吉亚诗人。和其他格鲁吉亚诗人）的著作。印象特别深的是长诗《埃捷里》——叙述一个王子同一个平民姑娘的爱情以及他们的死——类似罗密欧和朱丽叶。翻译技巧极其高超——这不是夸张。
玛丽娜带着穆尔在戈利齐诺住了几个月之后，便到莫斯科（共产大道，利西钦娜的房子）和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住在一起，住的是一间很小的过道间；旁边，也是同样的小房间，住着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本人和她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后来，玛丽娜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5.60号住宅租了房间。
“玛丽娜住的地方离我很近，”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向我叙说，“她离开的时候，多么难分难舍！我去送她。然后她送我，我又送她……她对我十分信任。总是对我讲她自己的事情。儿子对她很不礼貌，但她什么都原谅他。她十分爱他！他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体格匀称。他还只有十六岁，可看上去像个大人，而且举止适当。他很有独立自主精神。可是她总是为他担心得要命，他对此很生气。他一只脚慢性发炎，是丹毒，她坚持要进行治疗，而且亲自给他治，可是他不愿意。自然，他是一个自我至上主义者，但是在他那个年龄，又有谁不是自我至上主义者？
“是的，玛丽娜很痛苦。但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她记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而他又是这样有才气，有学识。他知道瓦莱里这样一些诗人，对卡夫卡、德·萨特这样一些作家很有研究，读过他们的著作。玛丽娜是幸福的，因为她有这样的儿子，她以他而骄傲！他的文学知识好极了，读了这么多……但是很难说，他心里对母亲是怎样的态度，他是否知道她是个什么人。他给人的印象很冷酷。她很想叫我和她一起疏散，老是劝我。但是，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我不能够，我要去西伯利亚，我女儿疏散到那里去了，我也最后和她一起走了。那时候，我们被弄得茫然失措，而我又极其害怕和女儿分离……但是，和玛丽娜分离也是极其可怕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一决定既使我失去了女儿，又失去了玛丽娜。女儿很快就患伤寒病死了，而玛丽娜也已经不在人间……如果她在我身边，我不以为她会这样做，——我会不让她这样做，我们彼此十分了解……”
我叫着她，瞧着她，心里产生一个信念：不是玛丽娜，又是谁能这样尊重、热爱这位勇敢而又富有才气、聪明而又慈良的女性？她身材匀称，有着玛丽娜十分尊重的东西。而且，我还感到她有一种无畏的精神。她那双偌大的、蓝色的眼睛里，她那张稍稍带点傲气的脸孔上，有一种勇敢和尊严的特殊气质。她已经患了心脏病，但她对自己的病也是很勇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品格，女性中少有的品格，这一点也使玛丽娜感到欣喜……
……我感到无穷的遗憾，尼娜·格拉西莫夫娜的死中断了我们的友谊。不然，从她那饱含爱的回忆中，我还能够了解许多关于玛丽娜的情况。
1961年，玛丽娜那本蓝色皮面的诗集问世之前，一个基辅人、崇拜玛丽娜作品的大学生来到了塔鲁萨我姐姐廖扎家（廖扎已经八十岁）。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集中的一个故事《基里洛文一家》，故事的结尾是（我凭记忆援引）：“如果我注定要死在别的地方，我希望在我们童年到基里洛文家去所走过的某一座塔鲁萨的山冈上，给我竖一块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刻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他决定实现她的宿望。他在基辅凑了一笔钱，来到塔鲁萨，向当局和采石场场长说明了来意，场长赠给他一块3／4吨重的棕色石头。据他说，石工正在刻制铭文，现在只要张罗运输了。
廖拉和我都劝大学生不要把石碑竖在显眼的地方，不要像他设想的那样竖在埋着画家鲍里索夫穆萨托夫以及武尔夫家族坟墓的小坟场上，而竖在靠近廖扎家、阿利娅家的地方，最像一个家族似的。我建议把石碑竖在廖扎家的地段上（阿利娅当时在拉脱维亚，她不在场就不能够竖在她家的地段上，等她回来——只要挪动围墙的一角，廖拉也同意了——石碑就可以变成在阿利娅家的花园里）。
但是大学生——他只有二十四岁——执拗地要把石碑竖在鲍里索夫穆萨托夫的坟边，虽然我向他解释过：坟场上是不能够竖这种纪念碑的。我们的朋友З。Μ。茨维特科娃教授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担心石碑旁边人来人往，太吵闹，但他——一个热心人——不听，并且运来了石碑（花了很大的劲：部分路程用马匹，部分路程用汽车）。但是，石工刚要刻好铭文，便围拢了一群塔鲁萨人，指责着石工们的工作以及大学生的主意，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工人们不想干了，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大学生又惊慌，又伤心，跑来告诉我们。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惋惜他没有听我们……
这时候，一封封电报飞向拉脱维亚阿利娅那里，她的熟人们告诉她：没有她在场，一些不相识的人在给玛丽娜竖“纪念碑”。
这就有造成误解的危险。
我和基辅人以及我十四岁的孙女儿丽塔都有在下雨的时候去看玛丽娜的宿望。石碑——一块赤褐色的花岗岩（长约0.75米，宽约0.5米，高约0.25米）——歪着放在小坟场围墙入口附近不平整的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铭文是打着引号的（好像引文一样），其上是“玛·伊·茨维塔耶娃”。雨中的白桦愁眉不展，一棵棵好像站着的哨兵，下边，奥卡河还和我们童年时候一样流着。
“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什么人跑来向石碑下面塞进一根撬杠，把它翻成铭文朝下——那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了！”我对大学生说。
我看他经过这么多的努力，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落得心绪不佳，便想安慰他：“不要伤心，您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玛丽娜的宿望——您已经实现！正如他所希望的，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已经在奥卡河边的山冈上了，它在这儿已经有多久了？三天？还会存在下去……重要的是让它竖起来。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还能够存在多久——如果人们不来搅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拍了照，”大学生说，“哪怕只留个纪念……”
第二天，由于玛丽娜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的请求，茨维塔耶夫委员会（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都是该会的委员）向区苏维埃当局发来了对于立碑的抗议。
石碑后来的命运是：开来了一辆汽车，人们费力地把它装上去，沿着山路运走了，换了运输工具（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带着丽塔走了），又运，最后抛在一个坑里——不知是公共汽车站还是汽车库的附近。大概，直到现在还在那里。
……这个立碑的故事以后，过了十二年，又有一个热心人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找我，对我说了他的愿望：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的故事《基里洛文一家》，决心实现她的宿望——在塔鲁萨的山冈上竖一块石碑，刻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
“由于命运的安排，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坟离她童年少年生活的地方这么遥远，那就按照她的意愿，在塔鲁萨竖一块这样的纪念碑……”
“这个问题要和玛丽娜的女儿商量决定。”我回答（我记起了阿利娅不在场，我们竖第一个幻想家那块石碑的情形）。我不想叫来人失望：那时候没有成功，现在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一定要进行这件事，还有时间提醒他不重犯大学生的错误。姐姐廖拉已经不在人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记着那次的失败，——让他就像俄罗斯童话中所讲述的棒小伙子一样，去碰碰运气吧……这位崇拜玛丽娜作品的沃罗涅日人与阿利娅见面之后给我写信，说她指出了他将遇到的许多困难，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他打算着手实现自己的意图。但是，看来困难是很大的——没有听说竖了碑。
一位在叶拉布加师范学院工作的、曾经多次给我写信的教师从叶拉布加来到莫斯科，他告诉我：布罗杰尔希科夫老两口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正在出卖房子，而且新的主人将加以改建。
“这么多年了”，他们说，“人们来来往往，许多人远道而来，怎能不让进屋……他们问这问那——可我们知道什么呢？她带着儿子，只在我家住了十天，当时日子很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操心的事情……人们走进过道间，要求进里屋，要把发生不幸事情的那枚钉子指给他们看，——这么着，请你们把它从我们家拿走吧，我们这么一说，真的拿走了……”
“于是我就拿了这枚钉子，并且把它带来了。”来人说，“您看我把钉子交给谁好？”
“我想，给女儿好。让这件伤心的纪念物留在她所保存的手札卷宗里。”1981年9月5日，埃利斯塔市大学的一位教研室主任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科给我写信，说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把房子卖了，并且说他已经及时地将房屋登记簿转交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保存。登记簿里准确地记载着玛·伊·茨维塔耶娃和格·埃夫伦在叶布拉加逗留的日期（是格·谢·埃夫伦登记的）。
他便这样做了！
1966年春天，我住在戈利齐诺创作之家（是我自己请求作家基金会安排的，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在这里住过，而且我也在这里走动许多年了，我走过他们曾经漫步的花园，踏着他们的小梯子爬上山去，瞧着玛丽娜曾经坐过的岩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栋亲切的住宅），决定会见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冯斯卡娅，在玛丽娜的那些日子，是她管理着这栋房子。
人们把我送到她的别墅。我走进便门。一位高高的白发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在等待我。
“好像啊！”她叫起来，“也是那么轻快的步伐！”
下面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是1966年夏天和1967年夏天的笔记）：“只要送来牛奶，她就往牛奶里放糖，到厨房去熬牛奶软糖。穆尔喜欢甜食。熬好了，满满一烫盘，就端过来。穆尔一下子吃得精光！年轻人！穆尔对待母亲很苛刻。只知道提要求！从来不帮助母亲做一点事。的确，是个宠坏了的孩子！长得很俊！穿着蓝色的服装。脸颊玫瑰色的，不很光亮……真棒！可是——不理解母亲，没有礼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有时候为他哭泣——悄悄地走开……说：‘他是个年轻人，这一切，在我早已过去，可他还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和母亲比起来，穆尔压根儿是另一种人，对她很疏远。只知道提出要求。而她又十分脆弱。她对他毫无异议，盲目地爱着他……在他面前，她是矮小的，显得灰色。胸部已经塌陷，但她还是那么轻快，像只鸟似的！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她比你稍稍高一点……不，不，不是高个子！”
“玛丽娜也有时候快乐过吗？”我问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
“快乐过，在穆尔高兴的时候。这里，有个克雷莫夫在掌握着他。他一来，把穆尔一搂，就一起走了。而她，望着他们的背影又笑又乐：克雷莫夫是个怎样的人啊，和穆尔玩在一起。
“……她和穆尔有过一回可怕的争吵，他走了——要去莫斯科。她跟在他后边叫喊：‘穆尔！我受不了！你回来！’但他走了。她像笼子里的鸟似的辗转不安。他不怜惜母亲，在这样的年龄是不知道怜惜的，他总是很晚回家。
“Γ·丘尔科夫的妹妹安娜·伊万诺夫娜·霍达谢维奇很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玛丽娜的死，她很伤心。
“克雷莫夫说她：‘这架高贵的钢琴受尽了生活的折磨……’（我还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克雷莫夫在井边做着什么，请求说：‘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给提桶水吧……’——她俯向井台，无力地……而他：‘不必啦，我自己来……’）”
过了一年，我就没再遇到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了，又好像是一连两年。她死于心脏病。
1967年，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卢里耶的遗孀让我抄下她丈夫关于玛丽娜的回忆。我把它写在这里：“1939—1970年冬天，我住在戈利齐诺，每天都碰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和我一样，她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许多人回忆在戈利齐诺与茨维塔耶娃相逢的情形，都不准确。她没有在创作之家住过，但她常常待在那里，所以许多人便认为她就住在那里。，后来在创作之家搭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话，说得很风趣，有时还极其挖苦。我还记得她为安德烈·别雷安·别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的笔名，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活动家之一。以及列米佐夫两人而作的即兴画像，画得好极了，但又丝毫不留情面。她语言辛辣犀利，而且嗓门高，声音尖厉。但是，在她那准确的音调和推断后边，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怅惘和可怕的孤独感。丈夫和女儿没有和她在一起，身边只有儿子，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并不存在共同语言。这位头发斑白、容貌超群的女性，有时眼里会突然出现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比任何语言都强烈地说明她的心情。
午饭后，晚饭后，我总是在她身旁坐一会。她讲述着在国外的俄国作家的生活，讲述着她自己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各次会见。她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天生革命的’大诗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是很幸福的，虽然他有着幸福所需要的一切：与时代的协调，天才，勇气。
看样子，伊万诺夫娜很看重我们的这种谈话，有时候我没有陪她度过闲暇，下象棋去了什么的，她就发起愁来。
有一次会见印象特别深。那一天，我从凌晨三点开始工作，早饭后我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提议出去散步。
天气好极了，阳光明丽，没有风，只有一点轻寒。开始，我们在假山上溜达了很久，然后就走进了铺满雪的树林里，只是偶尔才交谈几句。我知道这样的溜达会给心灵带来多么有益的安宁，便尽量不用谈话来打扰我的同伴。但是，使这位卓具才华的女性惶惶不安的那种内心混乱，看来实在太大了，这样的方法很难使她获得安宁。
‘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我觉得很不好。’她突然说起来，话里带有她所固有的那种坦率和鲜明。‘我回来了。侨居生活那种令人窒闷的、有毒的气氛，我早就厌倦了。我曾经尽量多和法国人来往。他们可爱，容易打交道，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够的。有股力量拉我回来。可是，您瞧，落得了什么结果。难道我在这里和在那里一样，也是一个陌生人？’
我想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困难应当是会过去的。可是，她是安慰不了的。
‘我担心我对付不了这个……’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镇上，遇到一位老人，显然是当地的居民，矮壮身材，强健有力，一副聪明的面孔很富于表情。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突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热情地，几乎沉入了狂想，轻轻说：‘怎样一个目光炯炯的人啊！我爱他就像爱我的祖国……’”
作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莫斯克温的遗孀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夫娜·克瓦尼娜回忆说：“我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莫斯克温于1939年9月底或者10月（准确的日期记不起了）来到戈利齐诺。
到达的那天，我们吃早饭迟了些，当时就餐的只有两三人，而到午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共用一张大饭桌），住在创作之家的人们几乎都来了。大家已经坐下来，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这时候，走进来一位比中等身材稍稍高一点的纤瘦的女性，一副严肃的面孔，几乎是愁眉不展的，但又极其富于表情。
她手腕上一双宽大的银镯很不一般。这位陌生的女人简直是在引人注目，她的一切举止令人感到一种倨傲的尊严。她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的男孩，大约十四五岁。
这就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穆尔。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饭桌旁的显著位置上坐下来，马上成了大家注意和关心的中心。她自己虽然很少谈话，但饭桌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因她而发的，都是说给她听的。
我还不知道坐在我前面的这个人是谁，但已经感到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用‘超群的’一词来称呼是不够的，于是心里产生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特殊的人，身份极高的人。我的一生中，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在任何一次会见中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吃过午饭，大家都去散步。话题的中心仍然是茨维塔耶娃。大家都走在长满青草的路上，经过稀疏地长着几株树的小块空地。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看见一棵长得又直又匀称的小树。在旁边走过的时候，我抚摸了这棵树（我常常觉得树木具有人性）。谁知我抚摸小树被玛·伊注意到了，而且这一点（对于玛·伊来说是一个标志）竟成了我们建立友谊的基础，——如果可以称为友谊的话：从我来说那是一种怀着腼腆心情的崇拜，从玛·茨维塔耶娃来说是一种友好的心绪，她对于在某一点上引起自己好感的人们，具有一种加以渲染和美化的才能。
1940年11月17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给我的第一封信写道：‘……这封信是从很远的地方谈起的。它写了整整一年——从那次散步起——它伴随着一棵什么特殊的树（圆圆的松树？）——从这棵树，您认识了den Weg zuruck。“这样特别的树……”塔尼娅，如果您的慧眼能看出它的特征，那么，大概也能看出我了。说到树，我极其严肃地对您说吧，每一次，当我看到有人为了正直而赞美某一株橡树，或者为了华丽而赞美某一株枫树，或者为了垂丝而赞美某一株柳树，我就感到荣幸，好像是自己受到了爱，受到了夸奖，于是我青春的柔情油然而生，而且马上得出结论：这个人不可能不爱我。’这段文字和以下的文字都只是摘引，删节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信件原文藏于苏联中央国家文艺档案馆。
第一次散步后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玛·伊请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和我上她家做客。她住在一个什么人家的房子里，而早、中、晚都在创作之家就餐。
使我们惊讶的是，她的住室杂乱无章：所有的物件都混乱地敞开堆着。然而在戈利齐诺，尤其是在莫斯科，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没有条理之中有着自身的条理和思想。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玛·伊记得十分清楚，不浪费一秒钟就能拿到所需要的东西。所有物件都敞开摆着，按照我的理解，是玛·伊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开箱开柜、关箱关柜，去记忆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而让所有的东西尽收眼底。在这种‘没有条理’之中，并不存在不整洁的地方。
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用习以为常的普通标准去衡量玛·茨维塔耶娃的行为，——她是站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譬如，当你送给她东西，即使是她极其需要的，她几乎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她送给你东西，即使是很贵重的，也是做得这么随便，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似的。
我们第一次到她家（以后各次也是这样），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给我们朗诵了她的诗。尼·莫斯克温也朗诵了她的诗——她的诗，他记得很多。这次朗诵的是她最喜欢的诗篇之一：‘你好啊！我不是箭，我不是石头！——我是最活泼的女人……’
稍后，1940年3月22日，在给尼·莫斯克温的信中，玛·伊又‘拿出’这首诗中的两行。她写道：‘唉，可惜您不在这里，因为——
我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皮袄：
染成金色的——第七件皮袄。
‘这是一件真正的皮袄。是绵羊皮的，不过染的不是金色，而是银色，灰色，我喜欢这种毛色，好像融化的雪花，是在一个农村商店用70卢布买的，领子很大，很切实用……我很喜欢自己这件普通的绵羊皮袄，即使拿海狸皮袄来，我也不愿意换的。’
‘这件皮袄送给您作为纪念。’
‘我不知道何时能够再见，但是我会永远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
在这封信的上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给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写道：‘我打心里想念您，我很依恋您。’这些话不是普通的客套话。当我们已经回到莫斯科，而茨维塔耶娃还留在戈利齐诺的时候，她曾委托尼·雅办些事情，进行电话询问；当她由于在创作之家搭餐，同作家基金会结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这件事我已经叙述过了），她当天（1940年3月28日）写了一封长信，正是写给尼·雅的，信中详细地写了所发生的一切，写了她的一切怀疑，写了工资问题，等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毫无所求，我们感到她只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而莫斯克温便是她想到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我们的结识本来不很深厚……这一切说明她的孤独，说明她在寻找朋友，可是我们当时不明白这一点。
我知道，尼·雅奔忙着，不是找各方面的人，就是打电话，想在一天之内就把疗养问题定下来，正式办好手续。（“这样，玛·伊在心理上就会轻松些。”——尼·雅说）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知被什么会计制度卡住了。
玛·茨维塔耶娃（在1940年3月28日给尼·雅的同一封信的结尾）考虑到她还得离开戈利齐诺，写道（总的来说，还是讲她的孤独）：‘我的整个戈利齐诺生活时期就要这样结束了：全部是集体生活。穆尔感到遗憾，我倒不很觉得，后一段时期过得很枯燥——不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比，我简直没有一个可以喜欢的人，缺少了这样一个人，即使是全体的四十个人我也不需要。’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对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很殷勤、很尊敬的，有种上流社会的意味。她和我的关系更多的是家务上的，可不是，有时候（次数不多）她请我买点什么，拿点什么（见玛·伊给我的信），而且，我到玛·伊那儿去经常是一个人，和莫斯克温一起是比较少的。（总的来说，次数并不很多。）
通常，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尼·雅不在的时候）主要是玛·伊说话，我总是听着。我看出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需要把话说出来（我明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常给我们写信，尤其是那些亲手交给我的信）。话题是各种各样的。为了不说得没有根据，我从1940年12月7日我自己写给莫斯克温的信中摘引一段，作为一个例证。
‘……她讲到了丈夫、女儿、穆尔、巴黎、帕斯捷尔纳克。讲什么都是漫无边际，浮光掠影。她读了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她讲到了她自己译自波兰文的译文。讲到在逐句逐行的译文中发现了错误，因为不懂语言……所有的谈话都是没有联系的，饱含着辛酸（从她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突然问起我来：我还有哪些亲人？我为什么老是干活？谁住在喀山？我从事什么工作？……“呶，这一切，乐趣在哪里？生活中，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您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应当说，关于我和莫斯克温，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通常是什么都不问的。即使问到，听起来也漫不经心。她要么三言两语地谈当天当地的一些操心的事儿，要么谈上面说到的那一类事情，要么谈一些抽象的话题（人是什么？一切为了什么？一切事情意义何在？）。这些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在心绪不安地重新评价她在年轻时那些悠长的夜晚就已经和索涅奇卡（索菲娅·叶夫根耶夫娜·戈利代）一起解决了的问题。玛·伊给我的某些信件，无论是向我还是向索涅奇卡谈的那些话，或者仅仅是她提到的索涅奇卡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各次谈话的回音：40年代的夜晚使她想起了20年代的夜晚（‘……本来就是一个故人在给您写信：年轻的我，二十年以前的我——好像这二十年并不存在！索涅奇卡——我！’〔1940年11月17日信〕）。1941年5月25日写道：‘亲爱的塔尼娅，您完全消失了——我的索涅奇卡也消失了——我多么希望你们两人都找到自己。’
有时候我们只是沉默着，如果穆尔在家就出去散步，不妨碍孩子的学习。但是，我们即使沉默着，玛·伊也不放我走。看来，她的心灵已经十分忧伤和孤独了。
关于穆尔，我在1940年12月7日给莫斯克温的同一封信中写道：‘他长得很高了，单瘦，清秀而又漂亮。是个大人了，甚至用“您”来称呼也不大适合了。我曾向他开玩笑：干脆发明一个新的代词吧……’
我很喜欢穆尔的谦恭；当我去到他们家，他哪一次也没有坐着，总不在我就座之前就座。如果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站起来走到她跟前，他也一定站起来。
对于他来说，这段时间当然是极其艰难的。国度、生活方式、学校、同学，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认识，顺从新的适应环境。而且当时处于过渡的年龄：极其易怒，耐不得劝告（更耐不得命令！），病态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等，一句话，就是正在成长的人们在这样的年龄通常出现的一切。
一般来说，我很少看到穆尔：他要么不在家，要么准备出门。但是，从各种小事不难看出：这个孩子自己不高兴自己的易怒和尖刻，感到惭愧，而且怜惜玛·伊，可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
有一次，玛·伊想给正要出门的穆尔理一理围巾（外边很冷），穆尔发火了，气愤地一扭，猛然推开她的手，并且尖刻地说：‘别碰我！’但他马上就看看母亲，接着又看看我，脸色很悲伤，很凄惨，直使我想要扑过去安慰，不是安慰玛·伊，而是安慰他——穆尔。有一次，我还听到穆尔在走廊里回答母亲的话（大概是求他早点回来）：‘瞧着吧，我一去就不回来！’结果，当然回来了。
对于穆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的性格，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十分清楚的……
我现在明白了（真是极大的遗憾，直到现在！），当时，玛·伊怀着不可遏止的热望，希望周围的人们尊重她，以善相待，朴素地对她表示人的感情，作为回答，她会马上燃起相怜相爱的谢意，有时还会奉献自己的整个心灵，毫无例外地美化一切。可是，她的孤独却难以排遣。下面是她给我的信中的几段：‘塔尼娅！请您不要害怕我。不要以为我是个聪明人，我还什么都不知道，等等，等等，等等（请您抑制自己的一切恐惧）。您能够给予我很多，无尽的多，因为只有我的心脏为之跳动的那个人才能够给予我。就连我这颗跳动着的心，也是那个人给予的。我，当我不爱什么的时候，——就不是我。我老早——不是我。
‘和您在一起，我——是我。……塔尼娅，我所求于人的，——是爱。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奇人，我的爱就是他的爱，那他——作为一个奇人，就必须是个奇而又奇的奇人。塔尼娅，我所求于别人的，就是他所求于我的，我的需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他的需要，请您彻底理解整个的我吧——我能够感受到我的限度，也就是没有限度。
‘我需要您就像需要面包——从人的角度我想不出更好的字眼。不，我想出来了：——就像需要空气……塔尼娅，和您在一起所得到的快乐，——是绝世的瑰宝……您，您的声音，对于我——就是快乐。关于这些，我觉得，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人可以谈的……和大家在一起，我几乎感到要命地无聊……多么孤独啊，当我在这种集体活动之后突然来到街上，耳边只有自己的话语（和笑声），除了自己的那些话语，不会听进任何一句。
‘再说，人们找我干些什么呢？邀我去朗诵诗。他们不知道，我的每一行诗都是爱，要是我一辈子就这么站着朗诵诗，那就任何诗也不会有了。“多么好的诗！”唉，不是诗好。
‘是的，不久前，有这么一个爱好诗的女人，一双又大又深的眼睛照着我的脸，对我说：“唉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样冷漠，这样理智……您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又成为这个样子……”
‘“我只对您是这个样子，”我脑子里回答，“因为我不爱您。”（这是很有道理的——明白地说。）’
在给我的同一封信里（1918年，巴尔蒙特介绍玛·伊认识一位女诗人。后来，她们二十二年没有见面，直到1940年才再度相逢），玛·伊写道：‘我全然不知道要看到的是个什么人，可又强烈地希望——爱她！我和她一起坐了三个小时，谈了以前的朋友和时代，我们仿佛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她聪明，写诗，对我很忠诚，可是——塔尼娅！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既没有感到一丁点激动，也没有感到一点吸引力，我的话是冰冷的，明智的，甚至是通情达理的（塔尼娅，这当儿，您该替她伤心。不，是替我伤心吧，因为她毕竟是幸福的，因为她在爱我，问题在于，全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是爱着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跳动着的，撞击着——哪怕撞得粉碎！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
‘塔尼娅，我和昨天的那位女客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我们是同龄人，而且她也写诗，可是——塔尼娅，我从她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而从您身上——从第一次起——感觉到了一切。’
我自己心安理得地援引这些对我的溢美之词，是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些话都是间接的：众所周知，玛·伊具有对人们进行想象的惊人才能。我觉得，这些话相当清晰地揭示着玛·伊的性格，既有对于人的热情的倾慕，又有她的孤独，还有与众不同的特性。我再说一遍：我深信不能够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茨维塔耶娃的精神世界。
1939年，我们和玛·伊很少见面。1940年（尤其是下半年）见面相对频繁，1941年，战争即将爆发以及战争时期，根本没有见面。我收到玛·伊的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5月25日写的。10月，我们疏散到喀山。
我们的会面这样动荡不定而且不很经常，是可以理解的。全是时局艰难所致。亲戚家、朋友家、我家和莫斯克温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和一大堆难办的事情。再说，这个时期我也很忙（我是教员，在一家军事学院工作）。结果，全部时间都随着极度的紧张飞逝了，一大堆的忧虑以及没有完成的工作妨碍我们静下来，从容地仔细考虑各种问题。因此，很难充分地弄清并理解我们新近的熟人玛·伊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我们对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玛·伊在谈话中提到的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消极无为。好像既有牢固的友谊，又有确实的靠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处于令人吃惊的孤独之中，我们明白这一点真是太迟了。我们大家都有亲戚，都有在各种生活困难中经过考验的、情投意合的朋友。
玛·伊什么人也没有。一到进退维谷、精疲力竭的时候，没有人去助一臂之力。
况且，她所遭到的孤独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与茨维塔耶娃的命运有关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善良、人道、关心、同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缺乏头脑：宁肯丧失，而不保护这样一个人？！当时，我们大家在哪里？！
最后，我要从我1979年7月30日写给对茨维塔耶娃感兴趣的一位同志的信中援引几句：‘对于一个人来说，祖国就是家。对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来说，无论如何，俄罗斯就是家。她不顾一切回家了，对于周围的环境，对于所遇到的人们，都感到很陌生，虽然还不能够理解许多本来很明白的事物，但无论如何她感到自己是在家里。’
还有。有一次散步，我和玛·伊在一条小条凳上坐下来（真是一条值得纪念的小条凳）。那天玛·伊心情不好，怀着沉重的忧虑，可能是穆尔说了什么尖刻的话。为了把她从这一切引开去，我开始给她讲我与夜校的小伙子、小姑娘发生冲突的那些令人为难而又使人感动的有趣的故事，我在夜校已经工作一年了，这是我在获得基本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兼职工作。那些孩子（大约与穆尔同龄），有的丧失了父亲，有的丧失了母亲，有的丧失了这个和那个，边做事边学习，看管弟弟妹妹，可是拼命地胡闹，有时还耍无赖，但总的来说都是好样的。我对玛·伊讲这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故事无穷无尽），她和往常一样，极其用心地听着这些故事。然后，我们久久地沉默，然后，玛·伊低声说：‘多好啊，我在这里！’
‘在哪里？’我问（心想，不是在戈利齐诺，而是在莫斯科，因为我注意到她当天的忧虑）。
‘在俄罗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篇回忆录的结尾是特意安排的。这倒也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这些话——不仅仅是一时的情绪。关于这一点的谈话还见于另一次。
1940年夏天，著名的钢琴家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尤金娜在研究舒伯特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曾大量为席勒、歌德、海涅的诗谱曲。歌曲集。她需要谱了曲的诗歌的译文。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从Γ·Γ·奈豪兹那里打听到了茨维塔耶娃，便决定去找她。下面是她关于这次会见的简短的叙述。
“……昏暗的顶楼，粗糙不稳的楼梯，马上袭来令人愁苦的气氛，是凄凉，是混乱，是发生事故的可能。彼此冷漠的问候；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心绪不佳的、衰弱的女人，我努力表现出自己是来央求的，是亲切的、有礼貌的；我坐在凳子的边角上，给她看舒伯特的乐曲。‘既然要译——那就只译歌德。’茨维塔耶娃说。‘哦，那当然，这是最好的歌词。’我回答，并且建议从《迷娘舞曲》和《竖琴曲》译起。她心不在焉地同意了，我匆忙地走开……（我真想扑到她的脚下，吻她的双手，用滚烫的眼泪洒满她的双手，向她提出来，让我承担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自己很难弄清楚，当时我为什么那样不开窍，甚至冷漠。用不着辩解，这是一种罪过，是缺乏爱，而且缺乏文化素养……”
1940—1941年，玛丽娜最牢固、最亲密的友谊，应当是她与艺术理论家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及其丈夫文学理论家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塔格尔的友谊。玛丽娜常去他们家，他们亲切地关心她和穆尔的生活。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总是那样深刻、细腻而又发自内心，二十年以后，我也曾经体验过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这种理解，曾经点缀着玛丽娜当时那种混乱、惊慌的生活。这里，我想援引一段简短的叙述：有一天，在谈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怎样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我问：“这么说，您赞成自由翻译自由翻译，即意译。？”——“自由翻译？”茨维塔耶娃马上反驳，“就是说，还有不自由的翻译？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当然赞成自由翻译。”又有一次，她打发一个姑娘给我们送来一张便条，附白中写道：“抚爱小姑娘吧，她是一个心肝儿，甚至可以给她取名‘心肝儿’——普绪刻普绪刻，希腊神话中人物，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
我援引这段话不是因为它具有文雅的双关意义，而是因为它闪电似的——好像一小块镜片——反映出茨维塔耶娃——作为一种品格，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个内心体系。
“心肝儿”是一个日常用语。但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不够的：她把这个词的意义推衍开来——出现一个大写的“心肝儿”（巴格达诺维奇的长诗）：心灵就是普绪刻。词义在扩大，在爬高，在耸立，或者，也许还能够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词义在展开纵深，在露出隐秘的底蕴，而且，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充满着这种不可遏止的渴望：揭示事物的根本，探寻现象的真髓和终极的本质。《死亡之歌》中写道：……最后一个钉子已经拧入。
是一颗螺钉，因为棺材是铅的。
对于“死亡”——不可思议的决裂这样一个悲惨的主题，通常的棺盖是不相称的。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不可克服的东西——“铅棺材”！
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在锐意地深入事物，探求事物暗藏的本质。有一次，在谈到她的《费德》的时候，我问她的剧本与拉辛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或者埃弗里尼德的《费德》是接近了还是离远了？出乎意外，我听到的回答是：“我根本不关心这些。对于我来说只存在两本书：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阿法纳西耶夫（1826—1871），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民俗学中的“神话学派”代表，曾将俄罗斯民间童话收集成书。和……——她说了一本德文的总集（我忘记了作者是谁），——希腊罗马神话大全。很久以后，我在她的《老皮缅的家》中读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自白：“……毕竟神话……不是不存在神话，而是神话之外不存在……神话预先料定而且一劳永逸地铸就一切。”
这里，不必从字面进行理解——问题不在于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蛊惑（当然，兴趣也不在于摹仿），而在于追溯渊源，追溯最初的基石，追溯不能为通常的目光所发现、埋藏于各种深厚的岩层之下的那些原理。这不仅是茨维塔耶娃艺术方法的特点，而且是她的世界观的本质。语言的符号，语言的外壳，甚至掩盖着茨维塔耶娃所极力追求的第一性的、“生动的”因素。
茨维塔耶娃的诗有时是很费解的，要求读者深思熟虑地找出她思维的头绪。但是，她最厌恶的，莫过于华丽的词藻游戏，含糊的诗以及任何形式混乱。在格律上也是这样。茨维塔耶娃格律的力量以及它的变化多样，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格律又远远不是那种使人着迷的音乐符箓。她那重读音节的叠置，她那破折号，她那无限的enjambement——跨行——好像是在往词里打入桩子，把读者钉在意义上，钉在内容上。
一方面是难以置信的、狂暴的、爆炸式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同样难以置信地强烈的、渗透一切的、尖利的思想。这好像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原则，然而，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里，两者却交织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仅是她的创作特点，而且是她整个精神秩序甚至外表的特点。
我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认识，是在1939年12月。我钻进戈利齐诺创作之家，表面上是为了著书，实际上为了会见茨维塔耶娃。第一天，我在挨进食堂的过道间看到她：“我多么高兴向您问候，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说。“我多么高兴听到叫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回答。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没有见过她的画像和照片。在我的想象中——我现在知道是很天真的——，也许因为联想到阿尔特曼阿尔特曼（1889—1970），苏联画家，1914年为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是其著名作品之一。给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出现了一个文静高雅的形象。实际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没有一点巴黎打扮——一件粗糙的套领毛线衫，一条束着宽带的灰色长呢裙。没有优雅的脆弱，只有严肃、轮廓分明和力量。身躯惊人地挺直，略向前倾，里面好像藏着她那果断的天性。
我应当说，从那些年代的无论哪一张照片上，我都没有认出茨维塔耶娃。这不是她。照片上缺少最主要的东西——那种表现着她各个方面的精心琢磨的魅力：首先是她的谈话，那一口令人吃惊地刻画入微、富于表现力的俄语，时而夹着规劝的箴言，时而以出乎意料的奇谈怪论使人折服，而且包含着不可改变的逻辑；最后是她的面容，精致绝妙地画成，好像是“雕出来的”。
没有必要去回顾茨维塔耶娃回到祖国以后所遭到的痛心的悲剧。对这个悲剧作出过高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茨维塔耶娃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也许是第一次，一下子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周围是她一生都未见到的狂热的一代。在戈利齐诺，每天晚上，在兴高采烈的文学界同行之中，她总是高居君临一切的地位，在莫斯科，她吸引着许多人，凡是真正看重诗歌的人都争取和她结交。
我的妻子，一年前去世的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来到戈利齐诺，在铺满雪的白桦林里和她认识以后，她说过一句话，刻入了我的脑海：“您的柳夏——极好的：本身就是力量——本身就是风暴，本身就是真纯！”
记得有一天，利利娅·尤里耶夫娜·布里克给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打电话，说基尔萨诺夫很想见到茨维塔耶娃，因此，她请叶连娜·叶菲莫夫娜既邀请茨维塔耶娃又邀请基尔萨诺夫来到自己家里做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这样做了。基尔萨诺夫带着妻子来了，一双眼睛盯着茨维塔耶娃。可惜的是谁也没有记下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谈话。我只好抱怨：“天才少，而埃克尔曼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和歌德的谈话……》。更少。”
有一天，茨维塔耶娃本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
人们夸奖我，颂扬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会满足我的自尊心，所有的一切只能满足我的心（因为后者是我所有的，而前者是我所无的）。给我打电话吧，邀请我吧，上我这儿来吧。”
是的，对外界认可极感兴趣的平庸之辈的那种自尊心，在永远珍视自己天才的茨维塔耶娃是不存在的。但是她的心，对于向她泻来的赞美的流、感戴的流、爱的流，不可能没有回响。对于我们来说，茨维塔耶娃在晚年的某个时候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种感戴的爱的“生动的河床”之中，可以看作一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慰藉。
但是——唉！这种崇敬的光荣实在太空洞了，根本无助于改善物质状况。记得有一个讽刺，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说的，讲的是一个著名诗人。人们请他在作家协会替她说说情。“我到作家协会替她说情？”诗人怀着“高贵的”自暴自弃，情绪激昂地高声嚷起来，“倒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可以向文艺界替我说情！”
其实，茨维塔耶娃的境况越来越糟。开始让她翻译瓦扎·普沙韦拉，后来只翻译二流的白俄罗斯诗人和犹太诗人。
茨维塔耶娃想要出版自己的诗集没有获得成功；出版社的内部批评家把它定为废品。
战后，40年代末期，这个诗集的一份印稿落到我手上。在封页的里面，叶连娜·叶菲莫夫娜记下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能够把这样的诗鉴定为形式主义的人，简直没有良心。
这话，我是从未来的角度说的。
玛·茨”
大约五年前在戈利齐诺，一个当时在奇斯托波尔逗留的女人，向我谈到她在玛丽娜去世前不久和她相见的情形。玛丽娜在寻找着把从巴黎带来的毛线卖给谁。
“我欠一百卢布，我得马上偿还。谁来买我的？这是很好的毛线……”——“也许能值一千卢布，”我看了毛线，说，“但是我不知道您该去找谁……”——“不，哪怕一百卢布就行，我得拿它还账……”我给她讲了当时最为殷实的一户人家，便分手了。
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玛丽娜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经过周密的考虑。从她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的专心、果敢和机警。需要损害人家的住宅吗？也许住宅里是有钩子的，但她看到过道有一枚结实的钉子，而且钉帽很宽，她没有拿粗绳——粗绳是有的，而是拿了一根很结实的细绳。为了不让人们从过道间向储藏室以及从储藏室向院子透过玻璃看见吊起来的身体，她用布把玻璃遮起来了（“否则吊不彻底——徒然出丑，不是吗？”——摘自她1910年给我的信……）
她用绳子把门拴在墙壁上的什么东西上面，虽然有门闩，但为什么要损坏穷房东的门闩呢——战时，什么东西都难弄到。等到人们从外边解开一大堆拴得很紧的绳子——死神已经做完了自己的事情。
她没有错。她什么也没有疏忽。准备工作很全面，很合乎人情，也许，她的行动还充满着灵感——她只是在做最紧要的事情。
一切——可能争论。大家一定会争论这个问题。
我知道，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将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我在这里讲述的真实情况加以歪曲，进行错误的解释。这些人不理解玛丽娜……
穆尔离开叶拉布加以后到了塔什干。穆尔在塔什干是挨着饿的：他给姐姐的每一封信都高喊着饥饿。但是他在那里读完了九年级和十年级，成绩优异，而且是第一名（他用俄语写文章写得好极了）。
1978年在科克捷别尔，曾经在塔什干与穆尔结识的诗人瓦连京·别列斯托夫向我讲述了穆尔那几年的情形。我请他写下来。下面是他的回忆录：“1943年初在塔什干，安娜·安得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介绍我认识了穆尔（格奥尔吉）·埃夫伦。我记得，她在监护着穆尔，而且努力做得不现形迹，她希望穆尔有一些同龄朋友，特别是从事写作的同龄朋友。
穆尔在什么地方耽搁了（他好像是住在卡尔·马克思广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开初，阿赫马托娃也在那里住过的），那天晚上，我在阿赫马托娃那里待了很久。看来，安娜·安得烈耶夫娜等待穆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为他担心，老是望着院子。有一天，她看见院子里一位姑娘，等待穆尔已经几个小时了，这一点使她很不高兴。如果他自己不爱这位姑娘，那么他，一个少年，又怎么需要她来爱他呢？这位姑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穆尔很漂亮。
他向我读了自己的一些日记。他的那种整洁好像不是俄国式的，他的手稿跟书似的编着页码，留有页边，而且，我记得没有一处涂改。日记里有我所喜欢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记载，有对于胜利后欧洲未来的议论（穆尔指望和平时期也能够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友谊）。里面记载着他所遇到的名人的谈话。这些，对于他将来的工作应当是很有用处的。他在同时写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取材于法国生活，另一部——取材于俄国生活。穆尔憧憬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么一项事业：在俄国宣传（这是他的用语）法国文化，在法国宣传俄国文化。穆尔竭力客观地描绘与他自己不同的、别人的生活面貌。描绘得很精确，相当详细，而且不带抒情色彩。
从书里，从笔记本里，我还记得那小房间里的陈设。
我们在谈话中根本没有触及我们自己的命运。他有时引用他母亲的诗，也和引用其他诗人的诗一样。我没有和他谈过她。
有一次，一位朋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一辆汽车来度星期日，我们一群人乘汽车到春天的草原去采盛开的郁金香。记得，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而且后来自己也唱起来一支以苏尔科夫苏尔科夫（1899—），苏联诗人，社会活动家，诗集有《短颂歌》等。等的歌词谱成的著名歌曲《窑词》：“火苗在小小的火炉里跳动”。
我和穆尔根本没有交谈过彼此的日常生活，但是，他那朴素的小房间，他那没有补丁的衣裳，他那食堂餐票，——那食堂，可以遇到不少名人，他们拿着饭盒打汤打菜，菜往往是以各种方式做出来的饲料甜菜：这一切说明有人为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帮了忙。
穆尔有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以及他那个年龄所固有的自我肯定的毅力。
瓦连宋·别列斯托夫
1978年10月1日”
穆尔到莫斯科后，住在姑妈利利娅·埃夫伦家，进了文学学院夜读部，为了挣钱，又当了一家工厂的装潢美术员。当时他十七岁半。波尔图加洛夫保存着穆尔创作的一个剧本，是一个创新型的剧本。
1944年2月1日他满了十九岁，而且应征入伍。他的信到1944年夏天止。以后，他便缄默了。后来，他的姐姐阿利娅和我都向国防人民委员部询问过。回信称：伤员名册、阵亡名册、失踪名册都没有格·谢·埃夫伦的名字。
直到1975年，《涅曼》杂志第8期登出了C.B.格里巴诺夫中校的文章。这位中校曾经为格奥尔吉·埃夫伦的事情做过大量的工作。文章标题是“茨维塔耶娃的一行诗”，还有，《祖国》杂志（1975年第3期）登出了C.维肯季诺夫（格里巴诺夫的笔名）的文章，并且有照片——十九岁的穆尔一张痛苦的脸。他在长大，看来，在重新理解母亲的死。他在回想着母亲……
C.B.格里巴诺夫中校是一位随军记者，是茨维塔耶娃作品的爱好者，他查阅了从那些岁月起保存下来的全部卷宗，阅读了大量文件，在军事档案馆坐了好几个月，找到了许多在战斗中认识穆尔的人。他们的回答：“战斗中——他很勇敢。”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1944年7月7日——关于这次战斗，他在前一天写信告诉了他的姐姐阿利娅：“明天——投入战斗。”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次战斗，在树林里追击法西斯匪徒，他受了重伤，并且“撤退到医疗队”。那里，附近有一座不知名的士兵的坟墓。那次战斗，还有别人受了致命伤吗？这个士兵会永远不知名吗，还是将在那里树起谢尔盖·埃夫伦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的名字？时间会告诉我们。
1975年，我收到了斯塔尼斯拉夫·格里巴诺夫的信。
这封信里，斯·格里巴诺夫告诉我，和谢尔盖·埃夫伦应是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即穆尔），疑是作者笔误。一起参加那次战斗的雅科夫·哈贾伊诺夫中尉的儿子曾经告诉他：“……我最近到了乡村德鲁伊卡和维德扎赫，437步话团曾于1944年7月初在那里进行战斗……8月17、18、19日三天，我们在布拉斯拉夫市，并且在兵役局找到了葬者的名单和写着全部资料的父亲的整套卡片。人们告诉我，在维德扎赫纪念碑上将刻上母亲的姓名……”
斯·格里巴诺夫进行这一困难重重的寻访，所得的数十件证明和书信都由穆尔的姐姐阿利娅交给了苏联中央国家文艺档案馆。斯·格里巴诺夫将自己关于格奥尔吉·埃夫伦的资料转给了维帖布斯克市兵役局，开始是转给州兵役局，后来是转给布拉斯拉夫区兵役局。又过了三年。人们从布拉斯拉夫来信，说埋葬格奥尔吉·埃夫伦的地点已经肯定。同时，还收到了区兵役局的证明，日期是1978年2月13日，上面写着：“尊敬的斯·格里巴诺夫同志，按照您的要求寄来纪念碑的几张照片，这里埋葬着包括格·埃夫伦在内的苏联军人。其他军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
不久，我也收到一张照片：德鲁伊卡村附近，光秃的树枝，下着雪，一座坟上立着一座方尖纪念碑，铭文是：埃夫伦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1944年7月牺牲。
和他葬在一起的是谁？也许，我们也会弄清楚这些名字的……
……一双眼睛总是不能够离开照片上的石碑。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他死了……
我访问叶拉布加以后，过了十年，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在叶拉布加坟场——在1960年我所认定的地点，给玛丽娜建了一座巨大的花岗岩纪念碑，铭文是：“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接下去是诞生和死亡日期）。可惜，鞑靼共和国作家协会没有复述这个铭文的第一行。因为将来也许能够确定玛丽娜坟墓的准确位置——靠近坟场右墙。
然而，向着诗人象征性的纪念碑，人们早就在山岗上踏出了一条小径，他们走在高高的坟场，走向岗岩上的铭文：“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我八十八岁了，今年秋天玛丽娜将满九十岁。
题解：
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昵称阿霞，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哲学家。阿霞与姐姐关系十分要好，但青春时期有时也免不了争风吃醋这类常见之事。在安娜·萨基扬茨所著《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一书中有相关介绍。著有回忆录一卷，虽不是专门回忆姐姐，但姐姐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在众多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资料里，这本有其独特的地位。回忆录只是讲述到了1922年。正是在这一年，茨维塔耶娃为寻找丈夫，离开了俄罗斯。此后，姐妹俩长期分离，在茨维塔耶娃有生之年，也就见过寥寥几次。这本回忆录第三部分《我们的青春》及附录《关于玛丽娜的最后的话》曾被陈耀球先生译成中文（《自杀的女诗人》，漓江出版社，1991年），本文即是那篇附录，讲述了自己寻找姐姐坟墓的种种努力，征引了多位与茨维塔耶娃有过直接接触者的回忆，且结合自己的观感，这些资料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之死相当重要。萨基扬茨在传记的附录部分收有自己写给阿霞的一封信，指出了回忆录中一些细节方面的不实之处，并给予了客观的分析。在茨维塔耶娃关系最密切的亲人中，只有阿霞一人长寿，活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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