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诺克和史密斯的努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工党着手探索走出泥潭、重新崛起的道路。然而这一过程是曲折的、艰难的，经过了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和两次大选失败的痛苦。

    1983年大选惨败后，富特辞去领袖职务。属于左派的尼尔·金诺克当选为新领袖。金诺克是矿工的儿子，早年受过阶级斗争学说的熏陶，在工会中做过多年教育工作，当过13年工党议员和4年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是一个深为工会喜爱的左派议员。他受过大学教育，当过讲师，为人灵活机敏，能言善辩，总是给人以朝气蓬勃、春风满面的印象。他任工党领袖时年仅41岁，被认为是一位哈罗德·威尔逊式的强势领袖。金诺克任领袖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全党团结起来。他为此做了许多努力，比如支持持中右立场的罗伊·哈特斯利任党的副领袖，两人同心协力团结党内左右派，尽可能平息党内多年的内讧，取得一定效果，到了1985年的年会上，左右派都一致抨击撒切尔政府的高失业率，而不是互相攻击。然而，到1987年大选失败以前，金诺克仍是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的牵制仍然存在。在处理党内关系上，他的方针是力图同党内右派修好，同时压制极左派。在1985年的年会上，他狠批了党内极左派，受到年会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

    1987年6月英国大选，工党从保守党那里夺回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和席位。工党得了1000多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0.8％）和229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35.2％），保守党则得了近1400万张选票（占42.3％）和376个席位（占58％）。大选结果表明，工党的状况同1983年时相比已大为改善，但是与保守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保守党仍以102席的绝对多数蝉联执政地位。

    大选失败使金诺克认识到了工党坚持左派的政策没有出路，但是向右转又违背他的初衷，于是他采取了向中间摆动的策略，并开始了工党的重建工作。用金诺克自己的说法是建立工党的“新模式”。在政策方面，他逐渐摈弃难以为大多数选民接受的左派的政策，并同左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87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他呼吁全面审查党的政策。国有化是工党左右翼分歧最大的问题，左派历来坚持国有化方针。然而国有化方针已声名狼藉，“国营”与“亏损”几乎成为同义语，1987年年会的决议承认了国有化企业缺乏进取性和首创精神，并且表示工党如果再度执政，它将实行一种公私合股的“社会所有制”。1988年2月，他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的声明，直接表明了工党的政策变化。声明中提出党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这就等于放弃了原来党纲中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提法。声明还放弃了国有化的方针，承认和肯定了私菅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在1988年的年会上，经过各派激烈较量，在妥协的基础上，金诺克再度当选为工党的领袖。他对工党的政策又做了进一步调整。在国有化方针问题上，他明确表示放弃过去的政策，实行混合经济模式。这次年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煤矿工会领导人提出的把撒切尔夫人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再重新国有化的提案。

    在外交政策上，金诺克也放弃了他早年的激进立场，开始严厉地谴责苏联的极权专制制度，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和实现欧共体的一体化。工党左翼历来主张退出欧洲共同体。在1988年的年会上，金诺克明确表示英国应留在欧共体中，工党要制定政策以迎接90年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挑战。

    在防务政策上，工党左翼所坚持的单方面放弃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政策已为多数英国人难以接受，但由于左翼力量仍很强大，金诺克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呼吁争取消除英国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又不对单方面核裁军承担义务，而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持和争取实现国际裁军上面。

    在组织方面，他逐步排挤党内左派，尽力吸收中间派和右派进入影子内阁，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削弱左派的势力。此外，他还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了领袖和议会党团的权力，扩大个人党员的权利和作用，进而消弱了工会的影响和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党在完成了政策转变的同时，也基本上实现了党的团结。1992年4月大选，工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又一次败北，但所获席位有明显增加。工党获271席，比保守党少65席（1987年工党比保守党少147）。而在大选前的民意测验中，工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迫使保守党领袖梅杰将原定大选时间推迟。这表明工党的地位和力量有了明显恢复。但是大选结果同时也表明工党在选民中的威信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工党的改革还远未完成。

    1992年大选结束后两天，金诺克引咎辞职。经过3个多月的磋商协调后，在7月18日的党的特别会议上，选举出了新领袖——约翰·史密斯。史密斯任领袖时53岁。他是工党资历最深的党员之一，16岁就加入工党， 60年代开始进入政界，从70年代起一直是下院议员。在1975——1979年的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内曾任能源和财政大臣。他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被选为领袖时得到91%的选票。史密斯任领袖后力图“改错、变革”，弃旧图新。一方面他试图改掉过去工党内部派系林立的状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合作的领导集团。另一方面，他提出要进行党的自身变革，彻底改变工党的形象。

    史密斯的改革继承了金诺克时期的改革成果。他继续调整党的政策，向中间阶级靠拢，同时消弱工会在党内的权力。史密斯最成功的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工会在选举工党领袖和议员候选人中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工会的集团投票制是工党与生俱来的，就是工会在投票时以某个工会集体为单位，若赞成则全部赞成，若反对则全反对。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弊端。由于绝大多数工会内部都缺乏民主机制，所以投票实际上为工会领袖所操纵，这就为工会领袖左右工党内部事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1993年的年会上，史密斯提出要实行一人一票制。针对这个问题，党内以布莱尔、布朗为代表的现代派在史密斯的支持下同以大工会领袖为主的传统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史密斯的提议以47.5%对44.4%的微弱多数票获得通过。同时还决定，工会政治基金的交纳者（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后才有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的资格。但是这些人在成为个人党员时，可以按折扣费（每人3镑）交纳党费，而标准费为15镑。

    在这次年会上，史密斯还实现了将党领袖选举团中3部分的票数比例改为各占1/3。托尼·布莱尔就是按新的票数比例和一人一票制选出的第一位工党领袖。

    同金诺克的改革所不同的是，史密斯注意拉开工党同工会间的距离。他认为工会在选民中的形象和声誉不好，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会影响选民对工党的支持。在史密斯的领导下，工党已更加团结，更加有活力，因此才在1994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5月5日， 英国举行全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大大出乎保守党人的预料。在改选的总共198个地方议会的5，071个议席中， 保守党只赢得888个席位， 得票率仅占27%，控制的区议会仅为13个， 比原先减少了17个； 而主要反对党工党则得到2769席， 得票率为41%， 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89个； 就连自由民主党也远远超前， 得票率为28%，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18个。保守党的战绩不仅同其老对手工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还被自由民主党甩到的后面，屈居第三位，这在最近50年中尚属首次，据此，有的媒体称保守党成了英国第三大党。保守党不仅失去了对17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而且丢失了包括被保守党控制了100多年的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议会在内的几个很重要的根据地。在苏格兰，保守党所得议席甚至被挤到了第四位，排在工党、苏格兰民族党以及自由民主党之后。选举前，舆论界和保守党自己都认为，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肯定表现不佳，然而，损失如此之惨重却出乎人们的意料。舆论界称这是保守党地方议会选举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可是，正当工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使工党失去了一位深孚重望的领袖。很多观察家都曾认为史密斯会成为英国下届首相。英国首相梅杰说：他对史密斯的突然逝世感到“极为震惊和悲痛”，“史密斯的逝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而且使我失去了一位我所喜爱和尊敬的人。”撒切尔夫人说，史密斯的逝世是英国的一个巨大损失。工党对史密斯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党总部的办公大楼命名为“史密斯大楼”。

    经过金诺克和史密斯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工党的形象已大为改观，团结状况也大有改善。但是如果要完全走出泥潭，真正复兴，在同保守党的竞争中不再处于劣势，它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走向“现代化”。

    §§§第二节    走向“现代化”

    布莱尔上台后，首先调整了工党的重要领导机构---全国执委会，然后便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建设“新工党”的口号。

    建设“新工党”，最关键、最困难的一项改革就是修改党章。工党的章程写于1917年，于次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其中第四条第四款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条款内容见第七章）。这一条款被英国媒介和政界简称为“公有制条款”或“第四条”。它成为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1959年，盖茨克尔曾提议修改该条款，由于反对派的抵制没能成功。1994年2月，还在史密斯任领袖时，工党前任领袖金诺克就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敦促工党放弃党章第四条。当时史密斯担心引起党的分裂拒绝了这一提议，虽然史密斯从心里赞成金诺克的提议，并暗示过修改的意向。7月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后，他曾宣称将不优先考虑修改党章第四条问题，因为当时他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10月的年会上，布莱尔在打出“新工党，新英国”旗号的同时，提出了修改第四条的动议。这一举动使多数与会者为之震惊，当然也立即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左派首领托尼·本说：“我只想改动第四条中的一个字，就是把‘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这句话中的‘或’字换成‘和’字。每个人劳动时都要同时用到体力和脑力。托尼·布莱尔用他的手写作，而矿工们劳动时要用脑。”

    来自格拉斯哥的代表米·摩恩斯在发言中疾呼：他以“社会主义”为荣，以工党为荣，以第四条为荣。工党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让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让红旗继续在这里飘扬。

    10月6日，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就是否修改第四条进行表决时，布莱尔的提案以41.9%对50.9%的票数被否决。不过布莱尔不但毫未气馁，反而从不太大的票数差距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修改党章的决心更加坚定，而且认为现在已不是能否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修改的问题。

    11月下旬，布莱尔和工党副领袖约翰·普雷斯特起草了一份修改第四条的文件，文件中将第四条第四款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管理的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正基础上的公有制。”为了推动第四条的修改，赞成修改的人组成了党内派别组织“新第四条运动”。党内左派与之针锋相对，组织了“保卫第四条运动”，并于1994年12月份专门召开会议，成立了有关组织机构，向工党党员寄发了5万多份信件，声称要在1995年4月29日的特别会议上与布莱尔决战。1995年1月9日，有32名工党欧洲议会议员在修改第四条问题上公开向布莱尔挑战。左派甚至还声称：即使布莱尔达到了目的，由修改第四条而带来的后遗症将会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困扰着工党。托尼·本还指责布莱尔意在创建一个目的是只想上台执政的全新的党，“根本忽视了工会和社会主义传统”。势力强大的工党左派如此顽强地捍卫党章第四条，使英国舆论界都感到吃惊。《泰晤士报》评论道：“工党是所有政党中最保守的。”确切地说工党左派是最保守的。曾向布莱尔提出挑战的欧洲议员之一斯坦·尼文就以工党在1945年时的政绩作为自己的根据。

    以布莱尔为首的现代派为修改第四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1995年初的头6个星期内，布莱尔向3万多名党员进行了25场演讲。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阐明修改第四条的必要性。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他说：“工党党章中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工党已不再相信它，况且10年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的扩大国有化。”布莱尔还把修改第四条与未来的大选直接挂起钩来，多次警告，如果工党要结束自1979年以来连续4次在大选中失败的局面，就必须放弃其已近80年历史，放弃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他认为，除非工党放弃其过时的意识形态，否则选民们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第四条容易被公众错误地理解，也容易被保守党人利用。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以布莱尔提出的内容为基础的新条款在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全党特别代表大会上终于被通过，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现代派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布莱尔的领袖地位，提高了他的威信，而且改变了党的形象，使工党更易于吸引中间阶级选民，尤其是企业主阶层。党章修改的成功还是工党内左右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在对待修改党章问题上，党内除了主张修改的现代派和极力反对修改的强硬左派外，还存在大量的、摇摆不定的温和派。他们有的对修改第四条持冷漠态度，觉着这是无聊的行为，甚至认为争论这个问题会分散党的注意力。还有一些朴素的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奋斗，如果取消了第四条，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也主张修改第四条，但新条款中应该承认充分就业、公有制的作用和累进税，继续保留工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在坚决反对修改第四条的人当中也有区别：一部分人属顽固分子，把第四条看成是神圣的、不可侵犯教条；另一部分只是对布莱尔等党的领导人有成见，想通过保卫第四条来给布莱尔制造麻烦。布莱尔在斗争中注意争取温和派，做出必要的妥协，同时分化反对派，终于使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化。

    布莱尔在取得修改党章的胜利后，并未陷于盲目乐观之中。他在1995年4月29日工党特别会议上说：“变革和现代化并不止于今天下午4点，它将继续下去，不管是在党的发展，还是在政策演变上都是如此。”

    党章修改成功后，布莱尔更加大胆地修改党的政策。他在多处场合都表示，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改变现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工党政府不再实行它以往所实行的诸如国有化、扩大福利等措施。1996年7月4日，工党发表了它的题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政策声明，描绘了它未来执政时治理英国的宏大方案。这个文献除了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外，在内政上同保守党的纲领政策没有多大区别。据此，舆论界评论道，工党正在偷走保守党的衣服。保守党以不受理论教条的束缚、政策灵活多变为一大特征，它经常“拿”过其他政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吸引选民，以达到一门心思执政的目的。50年代初开始的“共识政治”，就是保守党“拿”过工党政策的典型例子。保守党人自己颇为自豪地宣称：“保守党人不在乎趁着对手洗澡的时候穿走他的衣服。”工党经过几十年的磨难，终于学会了保守党的这一手。

    布莱尔在改革工党的纲领政策的同时，还在组织和社会关系上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拉大同工会的距离，同时向中产阶级靠拢。布莱尔上台后，继承了史密斯对工会的政策，继续削弱工会在工党中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通过一系列决议，工党已将工会在党的年会上所拥有的代表委托书数量从90％降至50％。布莱尔的目标是在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的基础上结束工会集体参与工党事务的状态，将工党建设成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党。布莱尔还一再表示，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会象过去那样关照工会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布莱尔却利用各种机会与企业主靠近。1995年11月中旬，在伯明翰举行了“英国企业家联盟”的年会，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和保守党副首相麦克尔·赫塞尔廷都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与会的代表们虽然给双方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给布莱尔的却比给赫塞尔廷的时间长出达15秒钟，而赫氏一向被看成是深受企业主们欢迎的政治家，因为他在任贸工大臣时政绩斐然，给企业主们创造了很多机会。更有甚者，英国一家大糖业公司（泰特—莱尔公司）竟于95年10月9日决定向工党捐款7，500英镑，而同时却将给保守党的资助由25，000镑减为15，000镑。企业给工党捐款，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尽管上述那家公司给工党的资助还十分有限，但这却是一个由无到有的质的变化。联系到工党纲领政策的变化，使人感到它原有的红色变得模糊起来，工党在企业主们心目中的形象改变了，使他们觉得未来的工党政府不再会向从前那样侵害他们的利益了，甚至会比政绩不佳、欧洲怀疑派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据一个名为管理协会的组织于95年11月15日公布的一份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者中只有42%的人表示要在下次大选中投保守党的票，而在1992年大选时，这个比例为60%；相比之下，有32%的人表示要支持工党，而1992年却只有12%。虽然在这一群体中，支持保守党的人仍比支持工党的多，但上述数字的变化却很能说明问题。有人说保守党正在失去它的“天然老板们的政党”这一头街。托尼·布莱尔本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向企业主们声称工党已经是实业界的政党了。

    布莱尔改革工党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扩大个人党员队伍，大批招募新党员。这一举措的寓意是要促进工党摆脱工会作为工党集体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工党个人党员的成份是很复杂的，从社会经济特征看，在工党个人党员队伍中明显地存在着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另一部分是相对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两部分党员分别成为工党内部左右派的组织基础。1994年7月，布莱尔任领袖时，工党个人党员数仅为25万多，1995年10月年会前，布莱尔在他的议会下院办公室里亲自为工党的第35万名党员发了党员卡。到1996年7月工党全国执委会制定出新的政策声明时， 工党的个人党员已达40万， 接近保守党的党员队伍（保守党1995年时有50万党员）。也就是说，现在工党有1/3的个人党员是布莱尔上台后入党的。虽然不能肯定这些新党员都属中间阶层，但是中间阶层出身的党员日益增多将是一个发展趋势。工党的一个积极分子曾报怨道：“许多讨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人正不断加入到工党中来。”工党的党员队伍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布莱尔还加强了党的纪律。在一项新通过的纪律准则中规定：如果工党的议员们使党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党的领袖有权把他们开除出党。

    经过布莱尔两年多的努力，工党已革心换面，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政党变成了以上台执政为主要目标的纯议会政党。工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

    然而，布莱尔并未就此罢休，为了确保工党能成为一个可以完全与保守党平分秋色的政党，并在执政后能使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不再陷入过去那种在工党执政时抵制党的政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党内的误区，布莱尔还要进一步对工党进行改革，使工党更加“现代化”。

    据1月12日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布莱尔最后一个阶段的改革计划是针对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年会的，其主要内容有：提高年会的工作效率，将年会作出决策的时间由目前的5天减为2天；削弱年会的权力，取消年会对工党政府的表现作出评判的资格，年会将不再讨论重大的政策问题，而是对两三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并为政府提出长远选择方案；邀请政府外面的专家，诸如企业界和学者，其中包括不支持工党的人给年会代表们做报告，以表明工党同现实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为了防止工党内部因经济政策而发生争吵，进而影响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内阁大臣在向年会代表们做情况介绍时要在没有新闻媒介参加的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上进行，而且只做简要介绍；成立政策讨论会，负责研究讨论党的政策，将目前年会在制定政策上的一些权力转交给这个讨论会。

    这个改革方案的主要意图是削弱工党年会的权力，使党的权力更加集中，以防止将来工党上台后党的其他机构对内阁和首相有过多的干预和制约。不过这些措施一提出就遭到了左翼的愤怒和反对。因为从党内民主角度讲，这些改革是民主的倒退。来自东布伦特的议员肯·利文斯通攻击布莱尔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有人说政策讨论会是个“清谈馆”。还有人指责布莱尔是要对工党实行“斯大林式”的控制。不过从历史上看，布莱尔的这些改革措施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有益的。有人称这个改革方案是“执政党计划”。

    §§§第三节    与保守党的决战

    随着大选来临，工党和保守党都开始为大选做准备工作。1995年底，保守党和工党都提出了自己的税收政策，向选民们许诺要大幅度减税。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向选民讨好，意在大选。就此，英国两大党都拉开了竞选的序幕。同时，“当了18年反对党的工党能否上台执政？保守党能否实现五连冠的宏愿？”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英国是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党单独执政，而且具备执政条件和能力的政党只有两个。所以，英国的大选基本上就是保守党和工党的擂台赛，谁胜谁负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某个政党自身是否比以前有进步。具体讲，决定比赛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的纲领和政策、政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组织力量、竞选战略和策略、以及政党制度的作用。

    工党虽然经过三代领导人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保守党有其固有的优势。在英国经济陷入困境，英国成为“欧洲病夫”的情况下，保守党的撒切尔主义挽救了英国，使英国在80年代振兴了一下子，于是选民以让保守党“四连冠”作为回报。到了90年代，虽然撒切尔主义不象以前那么灵验了，但还是有效的。英国经济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危机后，先于西欧其他国家走出底谷，而且一直保持较好的势头，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欧盟其他大国。从1992年起的5年来，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8％的水平；失业人数已下降到200万以下，失业率为7.6％，低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水平；通货膨胀率为2.8％，虽然未能降到保守党政府力争达到的2.5％的水平，但大大低于欧盟其他成员国；职工的实得工资正在以80年代繁荣时期以来最快的速度增加；房屋价格正在上扬。据此，经济学家们认为，目前英国的经济正处于“低通胀的稳步增长阶段”。国际盖洛普公司在1996年底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称，英国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前景“最为乐观”、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经济形势较好无疑在大选时对执政党有利，而保守党领袖梅杰也正是把大选获胜的希望放在了经济上了，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战略就是突出经济问题。梅杰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在即将参加大选的时候经济状况有现在这么好过，未来的前景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他还说：“这样的记录，以及我们借助这样的记录能为英国国民做些什么？我们正是要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在大选中的吸引力的基础。”英国《卫报》评论道：“假如健康的经济永远能使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获胜的话，那么保守党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半的成功，而不是像民意测验表明的那样毫无希望地落在后面。”

    但是，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几年来一直不如工党，从力量对比来看，工党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从1993年起，梅杰政府不仅内部丑闻迭出，而且在内政的其他方面和外交上都不成功，从而在选民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从1994年初开始，保守党几乎在所有的选举活动（包括地方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国会补缺选举）中都惨遭失败，而且有时候成绩还比自由民主党等小党还差。这些选举活动虽然不能直接影响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但却表明了选民们对执政党的态度和评价。1996年5月的地方选举，保守党只得到27％的选票，比工党的43％相差甚远。一些观察家对此评论道，如果按这个得票率，在大选中，保守党只能得到120个左右议席，工党会得到绝对多数席位，而且会比反对党多出200席。工党副领袖普雷斯科特说：这次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现政府和梅杰首相不称职。近几年的各种民意测验也显示，保守党的得分率远远低于工党。

    政绩不佳、威信下降使得保守党逐渐失去实业界和新闻界的支持，而这两支力量一向被看作是保守党的两大支柱。实业界的资助是保守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这种支持到了90年代逐渐减弱，以至于1994年保守党出现1600万英镑的赤字。据1994年的一次统计，中产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比保守党高14个百分点，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自1990年以来，新闻界一直对保守党持批评态度，有时比工党的前座议员的批评还激烈。来自新闻界的如此持久而激烈的批评态度，对保守党来说，在本世纪还没有过。

    保守党失去传统支持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近几年来，保守党内离心倾向严重，叛党现象时有发生，派别活动加剧，领袖地位不稳。以党内右翼为主体的“欧洲怀疑派”常常同梅杰唱对台戏，甚至向梅杰发出挑战。1994年11月，有8名“欧洲怀疑派”议员在议会中违背梅杰的意志并无视梅杰的事先警告，在投票时不同梅杰保持一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最为严重的是，党内的各种反对派经常表示出对梅杰的不信任，不断刮起“倒梅”风，终于导致1995年7月梅杰不堪忍受党内反对派的攻击，愤而辞职。

    这次梅杰辞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退为进，英明果断。他在随后的领袖选举中击败竞争对手，重新当选为党的领袖。这为巩固他的地位、恢复党的团结提供了转机。梅杰借此机会改组内阁，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选举结果本身也表明党内目前还找不出可以取代梅杰的人来，全党不得不服从梅杰的领导，团结在梅杰的周围，正如梅杰辞职时所说的那样，让反对派都闭上他们的嘴。这之后，党内反对派对梅杰的挑战的确有所收敛。

    梅杰重任领袖后，保守党和他本人的状况有所好转。1995年的年会开得比较成功，给人一种团结一致的印象。年会过后，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保守党已停止了退却，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形势比较好，所以保守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回升。1996年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虽败，但得到的选票比去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而工党则相应地减少了3个百分点。1996年的年会，保守党开得也很成功。特别是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和影响力的撒切尔夫人公开站出来为梅杰助威，号召全党放弃从前的分歧，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选，团结在领袖梅杰的周围。年会过后，保守党内的战略家认为，撒切尔夫人对梅杰的认可和支持对他是很大的鼓舞。撒切尔夫人后来又对保守党内的活跃分子说，由梅杰领导，国家万无一失。在撒切尔夫人的带动下，许多原先与梅杰有分歧的内阁大臣也都表示要在争取赢得大选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与领袖保持一致。

    保守党在经历了几年的内乱后，终于在“赢得大选”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了。这无疑给那些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了信心，动摇了那些准备背离保守党而投向工党者的决心，同时也使下次大选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工党更加感到有危机感，因为对工党来说，这次大选的胜败关系更大。

    1996年7月4日，工党发表了它的题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政策声明，描绘了它未来执政时治理英国的宏大方案。这个政纲的标题“新工党，英国新生活”已表现出了它的立意有别于以往的政纲。从内容上看，新政纲确实比过去的政纲有了许多新的语言。现将该政纲的主要点与工党1983年和1992年的政纲做一简单比较。1983年政纲是党内左派占统治地位时制定的，1992年政纲是史密斯任领袖时制定的，这时工党已开始向中右方向转变。

    在经济政策上，1983年政纲提出要创建经济和工业计划部，实行外汇和进口控制，建立一个有权力的价格委员会来降低物价；1992年政纲提出建立国家投资银行和地区发展署；1996年政纲则提出扩大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严格限制政府借贷，给长期失业者发放补助金。在社会保障政策上，1983和1992年政纲都提出要大幅度增加给儿童的津贴，并且使之与各方面收入的增长同步；1996年政纲虽提出保留给儿童的津贴，但不保障其价值和水平，在这方面要走公私合作的道路。在防卫政策上，1983年政纲提出取消三叉戟导弹的配置，单方面裁军，拒绝布置美国的巡航导弹；1992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结束核试验，停止扩军；1996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支持北约。在欧洲问题上，1983年政纲提出要在工党政府第一任期内撤出欧共体；1992年政纲提出参加社会宪章， 将扩大欧盟放在优先位置上；1996年政纲则提出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签署社会宪章。

    同工党以往的政纲比较起来，新政纲确实有很多新语言、新内容，然而若同保守党的政纲比较起来，则显得不新鲜了，工党提出的所谓新政策基本都是保守党已推行的政策的翻版，除了个别细节外，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有些观察家说，若只从政纲上看，已分不出保守党和工党哪个是“左”翼哪个是“右”翼了。

    保守党能在英国政坛称雄数百年，老而不衰，其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它轻视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它可以摆脱任何理论教条的羁绊，一门心思地去实现执掌政权的目的。因此，它在政策上显示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某项政策能得到选民的拥护，能争取到选票，能有利于它上台执政或巩固执政地位，不管这项政策是出自何党何人之手，它都会把这项政策拿过来为已所用。现在，舆论界评论道，工党正在拿过保守党的政策。早在1995年初，约翰·任托尔就发表文章探究布莱尔的思想根源，说布莱尔“正在学克林顿，偷撒切尔”，2 意思是布莱尔正在从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党和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那里吸取营养。难怪撒切尔夫人在1996年的保守党年会上鼓动选民说“不要接受二流的东西！”

    就纲领政策和竞选战略来讲，工党并不比保守党有多大优势，甚至还有一定的劣势。就组织力量来看，可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工党略占优势。在竞选中，各个党的党员队伍是一支中坚力量，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选民投本党的票。工党经过布莱尔几年的努力，已使个人党员队伍扩大到40万，而且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年轻人较多；保守党有近50万党员，从数字上优于工党，但年龄结构不合理，老年人偏多。此外工党还有300万集体党员（主要是工会会员），虽然近几年，工党拉开了同工会的距离，削弱了工会在工党事务中的权力，但从感情上讲，多数工会是倾向工党的。

    就政党和领袖的形象来看，工党虽有优势，但不很突出。布莱尔与梅杰比较起来，布莱尔虽显得更精明强干、有魄力、口才好；但梅杰忠厚实在的形象也能吸引不少选民，1992年大选他就得益于此。布莱尔曾嘲讽梅杰，“他是在跟随他的党，而我是在领导我的党”，但自1995年重任领袖后，梅杰在党内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经过几年的改革，工党虽已改变了形象，充满活力，但它从前内争不已、保守僵化，选民们仍记忆犹新，撒切尔夫人攻击工党接过保守党的政策是在“演戏”，保守党喊出了“新工党，新危险！”的口号。

    工党自1979年下台以来，就一直与政权无缘，长期的在野历史已使工党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要在1997年来个大翻身，它无时无刻不再为大选做准备工作、积蓄力量、谋划选举战略和策略；但保守党毕竟也在临近大选前团结起来了。

    在这次大选中，对工党最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两党制的作用。两党制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运作，已深深扎根在英国的政治结构和公众的思想观念中，两党轮流执政已被看成是天经地仪的事情。有人称英国议会是一个动荡的摆，英国的民主制就是依靠“摆的伟大法则”来运转的。有人将从1868到1979年间英国议会左右两边的席位数做了统计，惊人地发现，以保守党为一方，以自由党、工党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席位总数几乎相等。英国的政治之摆几乎是不偏不倚地摆动着。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一个党连续执政这么长时间在近150年来还是首次，选民对保守党人的面孔已经实在是太厌倦了，单凭这一条就已构成了改朝换代的理由，英国两党轮流执政这一“摆的伟大法则”不能轻易被破坏。笔者曾调查过许多英国人对这次大选的看法，很多无党派倾向的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其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了，“该换一换政府了！”否则英国的议会民主就完蛋了。若说工党上台后能比保守党好多少，这些人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英国的两大党都有较稳定的选民队伍，而且旗鼓相当，大约各占选民总数的1/3，其余为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的选民和不稳定选民。不稳定选民的倾向主要是受两党的政策、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竞选工作和上述摆的法则的影响。由此看来，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早就输定了，尽管它在大选前实现了团结，尤其是又存在“经济继续增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房价在上涨，消费者口贷里的钱增多了，失业率下降了”这些对执政党有利的因素。保守党所能力争的就是输得更体面一些。

    保守党在大选前一直打的一张牌是，他们认为选民们在大选中对保守党比较偏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地方选举和民意测验中，选民乐意把选票投给工党，以表示对保守党的不满，或者觉得工党善于管理地方政府；但是到了大选时又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因为保守党善于管理中央政权。80年代以来的3次大选（1983、1987、1992）都是这样。然而，情况并不象保守党人所想的那样乐观。据1996年9月份《每日电讯报》所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工党领先33点。有的观察家认为，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程度在1995年保守党领袖重选后有所下降，但保守党力量的恢复犹如冰河运动般缓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97年大选时敢上工党的。96年9月20－23日的《泰晤士报》对近4次大选前的莫里民意测验结果进行了统计：1981年（大选前1年多时间），保守党领先11点；1986年落后2点；1991年领先2点；而1996年是落后23点。这样大的差距，保守党要想在几个月时间内将之抹平，是难以想象的。

    大选前保守党可借以为自己打气的另一张重要的牌是，他们自己声称，很多迹象表明，许多口头上说要投工党的票的人正在改变他们的主意。事实也不容保守党人乐观。1996年5月份的一次莫里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者中有67％非常强烈地坚持他们的立场，而保守党方面只有57％。莫里公司的鲍勃·华塞斯特说：“保守党正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

    英国的民意测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同时也体现出了新闻媒介的倾向，这种倾向又会进一步强化早已存在的民意倾向。新闻媒介倾向的形成同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力量对比有关，但也同“摆的法则”的作用有关。在英国，有一种说法，政府同公众，包括新闻舆论有一个“蜜月期”。这也形象地体现了“摆的法则”。政府和执政党不可能永久地取得“新娘”的欢心，它表现得好一些，“蜜月期”就长一些，否则就短一些。所以，梅杰不应该抱怨，为什么英国经济形势好转了，公众还不说他好。

    从保守党内反对派对领袖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保守党内，对赢得大选胜利早已信心不足。1996年5月地方选举前，一些观察家就预测保守党会在选举中大败，并且这会促使梅杰下台，现任副领袖赫赛尔廷将接替梅杰。但赫氏很快就出来制止这种传言。5月1日，赫氏在托利改革集团（保守党内中右性质的派别组织）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大胆而勇敢”的梅杰有能力领导保守党获得下次大选的胜利，我们应帮助他实现这一点。梅杰本人也说，他会让位给赫氏是一种幻想。众所周知，赫氏在保守党内属左翼代表，且较有威望，他早有抢夺领袖宝座之心，曾经同撒切尔夫人及梅杰多次竞争过领袖职位。而现在他不愿向梅杰挑战，是因为他明白既使他当上了领袖，也难逃在下次大选中失败的恶运。

    大选前，就连很多保守党议员也认为保守党将在下届大选中失败。1996年4月11日的补缺选举（保守党失败）过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对100名保守党后座议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2/3的人认为自己的党将不会在下次大选中取胜， 1/3的人预言工党领袖布莱尔将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从1996年下半年起，保守党政府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多观察家认为英国随时有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因为这时保守党在议会中只有一席多数，如果保守党议员中再有一人死去或叛党，保守党就会失去议会中多数席位党的地位，梅杰就可能被迫提前宣布举行大选。而主要反对党工党不会放弃任何可使自己提前上台执政的机会，正如布莱尔对BBC记者所说的：“当然，如果推翻政府的机会来了，那么它就不会仅仅是个机会，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去努力推翻他们的一种义务。”他在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也表示，他将抓住在议会举行信任投票的机会，加速举行大选。

    1996年底，为了越来越逼近的大选，保守党领袖梅杰在新年之际向选民做出了一系列承诺，而工党与之针锋相对，逐一对之进行驳斥。在税收问题上，梅杰承诺：在1997年要把基本税率从33％降到23％。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将税率降到20％，工党作出了支出300亿英镑的承诺，但是没有说，这笔钱将来自何处。”工党反驳到：自从1992年以来，直接税和其他税收一起呈上升趋势。而工党的目标是争取起点税率为15％或10％，关于300亿英镑承诺的说法是保守党的谎言。工党所作的所有承诺是完全能承担得起的。事实是，保守党政府既没有自己吹得那么好，也没有工党说得那么遭。几年来，它把收入税的基本税率降低了10％到23％，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把附加增值税的税率增加了一倍，从8％增加到了17.5％，而且把附加增值税的范围扩大到电力和天然气领域，同时对保险费和航空业又增加了新的税收，还对公司汽车征重税和对银行征收暴利税。

    在价格问题上，梅杰许诺说：“我们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工党没有提出控制价格的计划，而且也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工党反驳道：“我们一旦执政，将提出降低通货膨胀率和使之保持稳定的计划，在保守党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按国际标准来看仍然算是高的。实际情况是：英国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为2.7％，大体比德国和法国高出一倍。在撒切尔夫人下台以前，1990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上升到9.5％，到1993年时，由于经济极度衰退，通货膨胀率曾下降到1.6％，后来又再度上升。

    关于住房抵押问题，梅杰说：“通过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我们将确保人们完全能够偿付得起住房的款项（住房款是住房拥有者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不能相信工党能保护人民的抵押权。”工党说：“在梅杰的领导下，利率高达15％，住房市场崩溃，住房成为负资产并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而且许多住房被收回。而这些都是工党上台后计划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在90年代初，英国负资产住房拥有者的人数上升到了创记录水平，达到了1.7％，许多人由于住房被收回而失去了住房。1996年9月时，抵押率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为6.45％，后来又开始上升。

    关于失业问题，梅杰说：“我们将继续帮助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工党实行最低限度工资和社会宪章只会破坏就业机会。”工党驳斥道：现在的失业比1979年又多了100万，而且大部分新工种都是低工资和不保险的。工党将建立一个由雇主和工会参加的低工资委员会，以确保最低限度的工资是现实的。事实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1986年的失业人数达310万，后来开始下降，1993年降为290万，到1996年11月降到190万，到该年底时失业率为7.7％，几乎是保守党1979年从工党手中接过政权时的两倍（1979年时失业率是4％），但大大低于欧盟中的大多数国家，不过比日本和美国高得多。

    关于欧洲问题，梅杰许诺：“我们将为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性的国家组成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联邦欧洲而奋斗。工党将破坏我们对那些有损于我们国家利益的政策说‘不’的权利。”工党反驳道：梅杰由于领导不力和渐渐采取欧洲怀疑主义立场而使英国与欧洲疏远。工党将不会放弃在一些涉及到根本利益问题上投否决票。实际情况是，梅杰通过谈判决定不参加货币联盟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宪章。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英国在执行单一市场和遵守欧盟的贸易规定方面的记录是最好的。

    在西方议会政治中，特别是在大选时，政党领袖的形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随着电视等现代新闻媒体使用，英式大选愈来愈具有美式大选的特征，所以在竞选时，各党都特别注意塑造领袖的个人形象。1996年圣诞节时，在距大选还有4个多月的时候，曾两次帮助克林顿竞选总统成功的美国竞选专家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专程来到伦敦会见了布莱尔，为布莱尔的竞选出谋划策。他向布莱尔提出了5点建议，其中多数都是如何塑造个人的形象：要充分发挥夫人的作用，但是要使她表现得像一位热爱家庭、喜欢烹饪的贤妻良母，而不是一位有政治野心的律师；让孩子参加进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过布莱尔不太情愿利用他的三个孩子帮助他竞选，尽管几个月前他同意报纸登了他的全家福照片；在公开场合要多带感情色彩，使自己显得更为脆弱，有同情心和人情味，要多提他过去所受过的苦难，如童年时父亲中风给他带来的痛苦；多到电视台同节目主持人聊天，谈一些有关足球、音乐等老百姓热心的问题，尽可能不接受关于政治问题的令人厌烦的采访；利用一切机会攻击保守党人，把他们描绘成极端右翼分子，让选民相信，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就意味着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开支的大幅度削减。

    1997年3月17日，梅杰宣布了大选日期——5月1日。与此同时，梅杰向媒介表示，保守党一定能赢得大选。可是，对保守党和工党都有了解的人明白，梅杰这只不过在做出一种姿态，因为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不战就降。在此之前，3月16日，民意测验结果还是工党领先25个百分点，在短短的40多天内，保守党几乎不可能根本扭转局面。也许是报界有意不给梅杰面子，就在宣布大选日的第二天，英国的几乎所有全国性大报，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都发表文章和评论，表示支持布莱尔。这无疑是对梅杰的当头一棒。报界出现这样在大选中一边倒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而且许多大报在平常都是支持保守党的。

    这次报界对保守党的“倒戈”，其始作俑者乃是曾在1992年大选中为梅杰摇旗纳喊过的《太阳报》。该报在这一天的头版发表了以《〈太阳报〉支持布莱尔》为标题的文章，称：“梅杰是个正人君子，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保守党内部的腐败和严重内讧已使其不击自溃；保守党需要休息，因为它实在是太累了。文章还说，目前英国需要的是一个能激发人们创造力，而且具有远见、决心和胆识的领导人；人们寄希望于布莱尔。

    《太阳报》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在竞选活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给梅杰以致命一击，无疑会在精神上给保守党以重创。有消息说，该报早在4个星期之前就得到了报业大王默多克的授意。17日下午4时，该报总编图尔特·希金斯把报社的副总编和版面主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通报说：18日本报将发表支持布莱尔的文章。并说，梅杰已不值得我们支持。《太阳报》的举动引起了许多读者和编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虽然“我们历来认为梅杰能力较弱，在有些问题上也倾向于工党的观点。但是公开站出来支持布莱尔是违背《太阳报》的一贯立场的。”他们还表示，对《太阳报》“迷上了龇牙咧咀的布莱尔”这一举动“感到羞愧”。

    布莱尔让报业大王默多克“迷上”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1994年9月，即布莱尔刚当选上工党领袖不久。尽管默多克似乎本能地憎恨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却又嫌执政的梅杰感情脆弱、忧柔寡断，但他为布莱尔的能言善辩、革新进取的形象所吸引。于是两人后来有了多次交往。1995年夏，布莱尔应邀出席了由默克多的亲信在澳大利亚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并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深受默多克喜欢的演讲。布莱尔为这篇演讲花了不少精力，可谓是精心炮制。他的最初目标是，使默多克所控制的舆论传媒不再对工党象原来那么仇视。于是，布莱尔在那篇演讲中用了大量篇幅大谈工党倾向于搞市场经济，以至于当时有人评论说，这篇演讲简直就是撒切尔夫人的信徒做的。这篇演讲达到了预期效果，给默多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引起了工党左翼的不满。从那以后，默多克又多次与布莱尔接触，并对布莱尔越来越喜欢。媒介评论默多克此举指出：“默多克摒弃梅杰这一惊人的举动显然着眼于他的报业。”这位世界上最具实力的报业大王正在与英国未来的首相“联姻”。而这种联姻使今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工党终于实现了结束长期在野地位的愿望。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