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是一个国家最为沉重的悲伤。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确定了我国的“国殇”。将“家殇”、“城殇”变为“国殇”，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如何筹备好首次国家公祭日活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件“天大的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中国国防大学秦天教授这样说：“中国和世界范围国家发展成败历史经验教训一再证明，爱国主义不仅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精神战略资源，也是国家的灵魂和‘护身符’。”我国著名军事战略专家李际均也说过：“爱国主义，是最重要的战略思维。”

    为了全国人民更好地学习党史、国史，为了国家的灵魂和“护身符”，为了实现最重要的战略思维。今年的7月7日、9月3日、9月18日、9月30日，我国已经先后在北京、沈阳两地已经开展了“纪念全民族抗战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献花篮仪式暨座谈会”、“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撞钟仪式”、“先烈纪念日向人民英雄献花篮仪式”等四项活动。

    12月13日的首次国家公祭日活动，是我国今年一系列重要纪念性活动的最后一项。因为是首次举办，并且今后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举办，究竟如何公祭，海内外人士拭目以待。

    一、筹备活动高规格启动

    说实话，由于是首次举办国家公祭，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与往常20年所不同的是，不再由江苏省或者南京市主办和承办，而应该由地方性提升到国家层面来举办。问题是，由国家哪个部门、哪一级领导来负责筹备呢？谁来决定和拍板呢？

    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到访的韩国大使权宁世讲解时，手机在口袋里不停地震动，出于礼貌和职业要求，我不能够接听。大约10时左右，送走贵宾后，我拿出手机一看，屏幕上显示有19个未接电话，其中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宁，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葛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刘斌等人。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一定有急事。我赶紧接通了徐宁部长的电话，她要我马上打电话给王部长。

    在电话里，王部长对我说：“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下午在北京召开关于国家公祭等事项布置会，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已经去禄口机场等你。”

    我连忙驱车赶至禄口机场与樊秘书长会面，一起在机场吃了碗面条，赶紧上飞机。

    到京后，我们乘上江苏省驻京办的车，径直进了中南海，到了西八会议室。一看，中央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的领导陆陆续续地坐满了，更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栗战书主任亲自主持了会议。

    会上，栗战书主任传达了中央关于举办活动的部署，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今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日举办国家公祭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办、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和江苏省委承办。

    栗主任的这几句话，一下把谁是国家公祭日的主办和承办单位的谜底给揭开了，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国家公祭活动的筹备工作由此起步。

    随后，有关国家公祭日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我也因此跟着忙碌起来，先后多次到中宣部、国务院法制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开会，参与论证和研讨。我对同事开玩笑地说，过去我在搞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时，曾经有过一个月三次到京办事，今年创造了一个星期三次赴京开会的记录。

    为了筹办国家公祭，不仅仅是我们地方上跑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也从北京来到南京。在我的记忆中，中办副主任王仲田、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民、王晓辉等领导，也曾分别率领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查看举办国家公祭的场地、听取汇报、研究和处理相关问题，有力地推动了筹备工作的进展。

    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的江苏省委，更是积极参加、全力投入。江苏省委成立了以省委书记罗志军为组长的国家公祭领导小组，江苏省委秘书长樊金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等省委常委和王立科副省长、南京市市长缪瑞林等领导担任副组长，我也破例成为省里领导小组的一名成员，有幸参加省委召开的专题会议。

    此后，罗志军、樊金龙、王燕文、王立科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场，指导、检查和督促国家公祭的筹备工作。南京市也专门成立了国家公祭指挥中心，南京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担任主任，他和市长缪瑞林、市委秘书长项雪龙和宣传部长徐宁部长市委领导，更是多次来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协调会，布置国家公祭活动的筹备事宜，要求按照南京青奥会的模式和经验，实现场馆化扁平式开展筹备工作。其中，徐宁部长几乎每天下午5点来馆组织召开协调会，现场研究解决有关问题。这样的领导力度，在我担任21年馆长期间是从未有过的，充分说明了江苏省和南京市地方领导对国家公祭日的态度。

    中央有关部门、省、市各级领导对待国家公祭日的态度和行动，使我想到了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这也许正是所有为了筹备国家公祭而忙碌人们的共同驱动力。

    二、南京市为办好首个国家公祭日

    在行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作为国家公祭日主会场所在地的城市，南京市的态度更为积极。

    态度决定一切。记得钱穆这样说过：“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应该具有温情及敬意。”何况一个城市对于自己历史的纪念提升到国家纪念的时候，更应该有它的作为。

    为了迎接首次国家公祭日活动，南京市委进行全市性发动，提出了“大干200天，搞好环境整治和配套”，这比今年8月世界青奥会在南京召开前南京市委提出的“大干100天，搞好环境整治和配套”方案，整整多出了100天，从中也可以间接地说明了国家公祭在南京的影响力。

    记得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曾说过，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想南京市的领导们是深谙其中哲理的。

    南京市委、市政府专门邀请了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者、华南理工大学的何镜堂院士，担纲设计纪念馆周边地块的规划控制和保护方案。10月15日的南京日报上刊载了一篇消息：江东门纪念馆周边地块规划设计启动本报讯（记者江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周边地区将启动改造升级。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局获悉，纪念馆周边地块改造规划设计方案由参与纪念馆新馆设计的何镜堂院士操刀。

    市规划部门介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明确将作为国家公祭日的公祭场所，南京大屠杀史料已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因此其周边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将重新规划，立意更为严肃。“我们已经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师何镜堂进行规划方案的设计。”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何镜堂院士主持了纪念馆新馆和胜利广场三期的设计，因此对周边地块重新规划设计，他最权威。

    据透露，初步规划设计方案中，纪念馆周边重新规划设计的范围，东到莫愁湖，西到滨江大道，北到汉中门大街，南到集庆门大街。整个设计以纪念馆为中心，分为内圈、中圈和外圈，内圈是纪念馆周边近距离区域内，将预留绿化空间，严格控制建筑量；中圈以绿地为主，兼顾一些展馆功能；外圈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商业。周边地区尤其是以纪念馆为中心的东西方向地区，将严格控制建筑物的高度，原则上近距离内所有的建筑不得超过纪念馆最高建筑的高度，即18米，往外围可以适当放宽建筑物的高度，但最高不得超过32米。建筑物的色彩、外观也有严格要求。

    为配合规划设计，纪念馆周边地块将启动拆迁，一些城中村危旧房将被拆除，比如茶西里地块将进行拆除。此外，规划部门还建议，对周边一些单位进行搬迁，建议搬迁的单位包括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但目前尚未明确是否搬迁。

    目前，纪念馆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已经启动。上个月底，水西门大街环境综合整治市政排水规划许可证已由规划部门审批通过，工程将在12月前完成。据透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地块规划设计方案将于11月对外公示。

    从这篇报道中，人们不难看出南京市对待国家公祭日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对纪念馆周边地块的整体规划和控制，更是着眼于长远考虑，提前布局，因为纪念馆所在地已经是南京市河西新城的中心地带，这些年不断地冒出来一些高楼大厦，如果再不进行规划控制，恐怕将来纪念馆被淹没在楼栋之间，这样每年在此举办国际公祭日活动的环境效果就会削弱了许多。

    除了控制性地作长远规划设计，南京市对现有的街巷进行改造，也在同步设计和行动中。遇难同胞纪念馆主入口在水西门大街，这条街也是国家公祭来宾的必经之路，西起燕山路，东至凤台路，全长3400米。从9月20日开始，这条街工程改造的内容包括雨污水节点改造、杆管线下地、水电气管道改造增容以及绿化景观提升及路面出新等，历时两个月，整个改造工程在11月20日结束。

    水西门大街的改造项目，只是南京市整体改造提升工程中的冰山一角。

    例如，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建邺区，启动了对河西新城区的又一轮改造，特别是对纪念馆周边环境的提升和美化。为此，建邺区邀请设计专家进行专门的设计，并作了多次评估和论证，细致到对花草树木的品种、色彩、数量和摆放位置，都一一进行精心地研究，然后再进行布置和施工，力求保持与整体环境和风格的协调。

    国家公祭的主会场设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理所当然地成为被关注的重点。这里面重点的重点有三条：

    一是公祭采用何种程序。尽管以前已经有20次在纪念馆公祭的先例，但此次的形式有哪些？过去地方性公祭的献花圈、撞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等仪式是否保留？如果需要部分保留应该怎样提升？需不需要设计新的公祭形式？等等。此外，谁来设计，谁来拍板定论？除了需要智慧，更需要顶层设计和决定。

    二是现场环境的设计和改造。我们根据集会广场的现有条件和过去的经验，请专业的公司设计出三维空间立体效果图，报请市委、省委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审定。期间，进行了多番修改和补充。此外，为了遮挡遇难同胞纪念馆周边的楼层，建邺区政府聘请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的团队，专门设计周边的整体环境，进一步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经过改造，遇难同胞纪念馆周边焕然一新，显示了整洁、通畅的市容市貌。附近道路上布置了国家公祭日主题标语牌，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等。

    三是现场的安全保卫措施。参与集会的人员如何安检？现场的安全保卫如何布控？周围的高楼大厦如何进行安全防卫？供电、卫生、电讯、电视转播车等特种车辆以及相关设备等如何摆放？等等，都是需要周密考虑和落实到位的。

    从12月10日起，南京交通安保全面“升级”。乘坐长途车到南京来的乘客，必须在规定的出口接受安检后才能出站。公祭日当天，纪念馆周边将进行交通管制。公祭仪式期间（12月10日0时至12月13日24时）南京行政区域内禁止使用轻型和超轻型固定翼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等小型航空器和空中飘物的飞行活动。面对严格的安保，虽然有点麻烦，但热爱和平、关注公祭仪式的南京市民们都表示出理解与配合。

    三、系列筹备活动紧锣密鼓

    要办好首次国家公祭日活动，光有硬件的提升和改造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软件配套。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的参与程度，因为国家公祭的目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过程中对公民的教育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为此，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和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宁，亲自率领一帮人反复研讨、论证，设计出国际公祭一系列活动方案，先后上报市委、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审批。这些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四大版块：第一阶段是预热活动起步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纪念全民族抗战开始板块”，主要由六项活动组成：

    7月6日，由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华网共同筹办，中、英、日三种文字版本的“国家公祭网”（www.cngongji.cn）正式上线。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相关纪念活动拉开序幕。

    国家公祭网设计以血红、黑色与白色等三种色调为主，凸显了对死难者的哀思与祭奠。作为“国家公祭日”的重要依托，国家公祭网无论设计框架还是内容分类，均体现了权威性、即时性、学术性、国际性、知识性与互动性。

    权威性，即国家公祭网由新华网承建，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内容把关；即时性，即随时发布相关新闻，并对重点新闻进行评论；学术性，即搜集整理各类以日军侵华历史、南京大屠杀历史为主题的专家言论、名人观点、学术论著等；国际性，即设计内容针对全球网民，既有多种文字版本，又按不同地区设立了公祭区域，如港澳台公祭、东南亚公祭、欧洲公祭、非洲公祭等；知识性，即国家公祭网本身承担了国家公祭知识的普及功能，设有专门板块介绍何为公祭、为何公祭等。互动性是国家公祭网的最大特色之一，国家公祭网最重要的功能是祭奠。为此，除了大量可供浏览、学习的信息外，国家公祭网设置了“在线公祭”区块，便于全球网友参与祭奠。区块下设“公祭堂”等栏目，网友可直接进行祭奠，向遇难同胞点蜡烛、献花、植树、敲钟。生动的动态效果带来的庄重仪式感，让祭奠者感到肃穆、警醒。

    “国家公祭网”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互补，从而更好地实现历史教育和传递和平的使命。

    为更好地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后人牢记历史教训，7月6日，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活动，向社会公布南京大屠杀遗属认定标准和征集工作热线电话，将征集到的遗属名录登记在册，为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中的“家祭”活动打好基础。

    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距今已经77年，幸存者大多已经80岁以上，已到耄耋之年，人数越来越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幸存者也必然陆续逝去。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遗属、幸存者的后代对那段历史也较为熟悉，长辈们当年悲惨的受害史，往往随着他们的讲述，印入后人的记忆中，成为历史经历传承下去的又一重要途径。这直接促使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展开遗属登记活动。

    7月7日开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

    《国家公祭—解读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资料集》新书首发式也在这一天于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国家公祭的书籍。本次出版的第一分册，收录的内容包括“公祭日”法案及相关背景、“公祭日”法案公布后的社会反响、专家解读“公祭日”法案、国内新闻报道、国外新闻报道五部分。该书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随着2014年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的日益临近，各方将陆续对国家公祭相关内容进行整理，形成系列丛书陆续出版。

    7月6日这一天，遇难同胞纪念馆还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容工程新征文物史料成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公布第一阶段征集的成果，吁请社会各界给予关注，扩大文物征集工作的社会影响，以期发现新的线索，为第二阶段的征集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7月7日，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学术座谈会”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由江苏省社科联和南京市社科联，省、市委党史办联合举办。专家学者们指出，在国家正式立法确定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两个重要的日子以后，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在此举行“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座谈会”，具有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纪念意义。

    7月7日上午，组织部分国家公祭筹备人员赴北京卢沟桥，参加并观摩北京市举办的纪念活动，为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活动积累经验。我在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这更坚定了我办好国家公祭活动的信心。

    第二阶段是活动升温阶段。这个阶段由“庆祝全民族抗战胜利板块（9月3日）”、“纪念抗战爆发板块（9月18日）”两大板块组成，主要活动分两个步骤进行：

    先行实施的是“庆祝全民族抗战胜利板块”活动。

    69年前，日本宣布战败投降。69年后的8月15日，来自海内外各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中日韩国际和平集会”。

    和平集会在祭场举行，面对为逝去生命点燃的永不熄灭的长明火，日本铭心会南京第29次友好访华团、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第18次访华团、长崎日中友好希望之翼第12次访华团、韩国东北亚区域和平教育机构等代表人士一一走向祭台，敬献花圈，低头默哀。

    从2002年起，这种和平集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3次，亚洲和平离不开东北亚爱好和平人士的努力，此次由中日韩三国人士共同在这样特殊的日子举行和平集会，目的就是为了呼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反对战争与暴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和平集会上，中日韩三方与会人员共同发出这样的和平宣言。

    2014年9月1日，《二战中的国际大屠杀与民众受难》展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开幕式。

    为配合国家公祭日活动的开展，加强青少年学生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南京市教育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组织有关专家、教师，共同编写了青少年公祭读本，我是发起人之一。8月31日，“江苏省暨南京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读本—血火记忆》（小学五年级版）首发式”在北京东路小学举行。《血火记忆》采用“时间为线、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为切入点，在总体概述基础上重点选编10个人物小故事，有侧重地介绍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引导小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对国家公祭的认识。作为一门地方课程，南京教育局要求各小学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公祭读本课程的实施。作为重要学习资源的《血火记忆》，课堂学习时间将不少于3课时，社会实践活动不少于1课时。

    “9·1”是二战全面爆发纪念日，75年前的这一天，德国大举进攻波兰。

    9月1日，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临时展厅举办了《二战中的国际大屠杀和民众受难》展览开幕式。展览用近两百幅历史照片、十余部影像资料、一百余件文物实物真实再现了二战给全世界民众带来的灾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日军在中国施暴的同时，亚欧非的其他地方也经历着人类的浩劫。本次专题展旨在让海内外观众了解侵略战争的危害，声讨法西斯的残暴，缅怀死难者的亡灵，尤其是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尊重生命、捍卫和平，强烈谴责那些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错误言行。

    “9·3”是全民族抗战胜利日。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9·3”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12·13”国家公祭日一起以立法的形成确定下来了。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同在这一天，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悼念广场上，举办了“百校学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宣誓大会”。

    9月9日是中国战区受降69周年纪念日，“胜利在194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胜利69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会议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主办。我在会上发言，如果说9月2日是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重要历史时刻，那么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也同样值得纪念。因为它让我们国人感到，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更有见证胜利的伟大时刻。日军对中国战区投降，正式宣告了中国战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值得记忆和纪念。其他30多位专家学者也共同回顾了受降历史，并呼吁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9月10日至16日，我和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宣传处副处长曹传志和本馆秘书科副科长王山峰等一行四人，前往以色列维雅沙姆大屠杀纪念馆、德国柏林欧洲犹太人纪念碑（馆）、慕尼黑达豪集中营旧址陈列馆、纽伦堡大审判纪念馆，学习外国举行国家公祭的经验，以及举办类似展览的一些成功做法。期间，还在柏林拜谒了拉贝墓地。

    “9·18”事变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1931年的这一天，日军制造军事冲突与政治争端，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不久东北沦陷，东北的父老乡亲们沦为亡国奴。因此，在“9·18”前后开展了“纪念抗战爆发板块”活动。

    9月17日，“日军侵华暴行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办，会议由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和遇难同胞纪念馆承办。20多位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黑龙江、山东、辽宁等6个省（市）的14家单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日军“侵略暴行”、“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主题进行了研讨。我首先作了题为《甲午殇思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的报告，我在报告里讲到，甲午战争的屈辱虽已过去120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也已70多年，但历史不能忘记，应当深入发掘和利用其悲剧文化、警示文化、和平教育文化的价值，在殇思和公祭中学习与传承历史文化。7月8日，《参考消息》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

    南京大屠杀过去了77年，幸存者已不足200人，保存历史证据刻不容缓。遇难同胞纪念馆从1984年以来通过寻访、调查，共整理出4176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的证言档案。遇难同胞纪念馆从2014年9月17日起，每天在国家公祭网和纪念馆官方网站上公布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证言，连续100天，共公布100位幸存者证言。这一举措起到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市民们表示，幸存者口述证言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的苦难，深知和平来之不易。

    8月31日下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又名：血火记忆）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正式发布，并发放给小学生。

    9月18日上午，“‘勿忘九一八’南京青少年诗歌朗诵会暨‘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朗诵比赛”启动仪式在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举行。“今天，让我们再次唱响这支歌，就是要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来自晓庄学院的34名同学深情演绎了《松花江上》、《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和《南京！南京！》等6首震撼人心的诗歌，触动心弦。青少年们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反思历史和展望未来，表达出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伟大胸襟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9月18日下午，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从9·18到12·13—江苏省暨南京市社科界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座谈会”。此次会议由省、市委党史办，省、市社科院，江苏省近代史学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主办。

    所有深深镌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抗战纪念日，不论光荣还是耻辱，都是今人应该深深追忆并研究思考的，这些日子与“12·13”一起，汇成了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遇难同胞纪念馆抓住这些纪念日举办了相应的活动，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对于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逐渐升温。

    第三阶段：系列活动显高潮。这个阶段的活动被列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板块”。主要活动有：继8月31日先期首发的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后，11月13日，江苏省教育厅、南京市教育局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及中学师生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倒计时30天之际，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初中版）的首发式。12月1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高中版）在金陵中学举行首发式。值得指出的是，三个版本、三次首发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都亲自出席，这在一般的教材和书籍中是不多见的，充分说明了江苏省委对此套教材的重视程度。

    12月1日下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高中版）首发式在南京市金陵中学举行。图为作者陪同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右三）等领导向学生代表赠书。

    本人也有幸应邀参加，并在三次首发式上发言，分别介绍这套有教育意义、有特点、有价值的公祭读本。中国未来的高度必将由这些孩子们创造，现在这些孩子未必完全明白“勿忘国耻”背后沉重的历史内涵，未必深刻了解那段被侵略历史的残酷和悲壮，但课堂上对于历史的严肃宣讲，将深深地刻在他们心中，让他们铭记一生，并用这种强大的集中记忆去反抗健忘和拒绝遗忘。

    此后，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市教育局，为了推广和使用好公祭读本，专门组织了两场培训会，均邀请我参加并分别作了1个小时的讲座。11月18日，南京市教育局面向全市中小学校长、教师1000多人，在中华中学河西分校举办“读本”使用培训班。28日，江苏省教育厅再次组织全省历史教师，在江苏议事园开培训班，对全省中小学普及国家公祭读本进行部署和培训。12月1日起，“读本”进入江苏全省中小学课堂。

    国家公祭读本的编写和推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强化下去，要让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一代代传承下去，让青少年们在心中树立牢记历史、热爱祖国、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崇高信念。

    我曾特别焦虑于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历史的淡漠甚至遗忘，随着那段历史离这代年轻人越来越远，随着时间的冲淡，历史似乎成了一种抽象、虚无和跟自己无关的东西，如何铭记历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他们是历史责无旁贷的传承人，对青少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专史教育非常重要。

    其他各项活动从12月1日开始，作为国家公祭的主要活动陆续开展。

    上述三个板块的活动一共有20多项，时间跨度为6个月，有力地烘托了首次国家公祭活动的精彩纷呈。尤其是在中央有关部门通知江苏和南京负责筹办的领导，国家公祭活动的主办单位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调整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消息给大家增添了莫大的动力，我们感到压力更大，责任更重，劲头更足。

    四、浇铸国家公祭鼎

    首次国家公祭日要不要留下点什么纪念物？这是江苏省、南京市筹备国家公祭日活动的一行人员于7月7日在卢沟桥参加“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时，看到北京有关方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铸造了一个“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后提出来的一个共同思考题、一桩共同的心愿。

    做什么器物能够与国家公祭日相适合、相配套呢？

    我提出做一口国家公祭鼎的设想，但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合适，不知道能否获得社会各界认同，更不知道能否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批准。

    我开始恶补相关鼎的知识。通过学习，认识到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礼器和祭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鼎”字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可见“三足鼎”的器型具有代表性。中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鼎的形制中，“三足鼎沉雄厚实、庄重大方，是核心代表。”三足鼎形制中，我国目前出土的主要有“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楚大鼎”（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院）为代表器型。

    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王燕文部长和徐宁部长等领导汇报后，想不到很快得到两位开明的女部长的支持，并指示我进一步组织专家论证。于是，我邀请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专家们，对能否铸鼎进行论证。

    专家们认为在国家公祭仪式上可以使用“国家公祭鼎”，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是体现国之祭。中国社科院汤重南教授认为，党和国家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最高规格的祭祀仪式，按照传统礼制应当使用鼎这一国家重器。

    二是体现史之痛。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大创伤，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史之痛。古之以鼎记事，今之铸鼎铭史，以此表达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之意。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认为，鼎作为祭祀尤其是国家公祭的重要礼器，公祭时置鼎于活动现场，有利于突出祀祭主题，营造庄重气氛，无论对历史记事，还是凝固社会记忆，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体现民之愿。自大禹铸鼎象征九州以来，鼎的意义便是双重的，既代表天意，又代表民意。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认为：按照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民众是国家基础，民众受难即为国家受难。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是民之难和国之耻，是国家贫弱使百姓遭殃的典型案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理当用鼎这一最高规制的礼器。

    我们把初步论证结果报告给省委宣传部，并且请南京青铜研究所按照“大克鼎”的样式，初步设计了图纸，暂定名为“国家公祭鼎”。王部长批示上报给中宣部。中宣部也很重视，先后组织专家在京举行三次论证会，我有幸参加过其中一次。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北京大学教授朱风瀚提出，国家公祭鼎的形制最好不采用目前国内“庆祝”常用的“大克鼎”、“毛公鼎”等样式，建议采用造型简洁的“楚大鼎”形制。

    朱教授的建议很有建设性，在从北京返宁的高铁上，我拨通了安徽省博物院院长朱良剑的电话，向他了解有关“楚大鼎”的情况。朱院长告诉我，那是他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1935年在安徽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大鼎，重达400公斤，圆口平唇、圆底、修耳、蹄足、耳饰斜方格云纹，腹饰蟠虺纹，犀首纹膝。楚大鼎以其气势雄伟、铸造精湛、花纹富丽、铭文书体典雅，为海内外人士所瞩目。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他来到楚大鼎跟前，围绕鼎转了一圈，不禁感叹道：好大一口鼎，能煮一头牛呵！

    次日一早，我便商请南京青铜研究所所长王丰陵赶到了合肥，等安徽省博物院刚开门就去拍摄和现场研究“楚大鼎”。该院保卫人员上前阻扰，对此我完全理解，毕竟是“镇馆之宝”啊！我连忙请良剑院长帮忙，请求给予支持。当听说计划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铸造一尊“国家公祭鼎”时，开明并具有大局观的朱院长破例特批，还要求相关人员积极给予协助。我对这位老朋友心存感激和敬意。

    王燕文部长一直认为铸鼎是件大事，在筹备国家公祭所有活动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要留给历史，必须经得起后人检验。这位当过县长、市长、市委书记的“一把手”，多次参加过建设工程的论证和决策，对此次铸鼎设计方案要求特别高，心特别细，对鼎的尺度大小、样式形制、纹饰图案、底座材质形状、铭文撰写，包括鼎的名称、摆放位置的论证、国家公祭活动时如何揭鼎等细节，都一一亲自把关，无形中成了铸鼎工程总指挥长。她先后召开过10多场论证会，每次她都到场，听取专家的意见。除了南京青铜研究所外，她还邀请了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等国内一流的高校设计团队，调动一大批教授参与设计，并多次听取齐康、何镜堂两位“院士”的指导意见，设计图也先后修改了10多稿，国家公祭鼎的设计方案正是在这样不断的锤炼之中逐步地趋向成熟。可以说，国家公祭鼎的设计过程，正是各级领导、各方面专家的智慧之集大成。

    期间，包括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公永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遇难同胞纪念馆办公室王山峰等人在内，我们这些具体办事者，虽然不断地挨批评、被否定，不断地跑腿请教，不断地加班加点，但大家始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分秒必争，在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认识和结交了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为筹备国家公祭日活动作出了新的贡献。

    该鼎脱胎于“楚大鼎”，但与母鼎不完全一样，主要体现在纹饰和鼎身形态两个方面。在多次论证会上，专家们认为“楚大鼎”与其他古鼎相比，其优点在于两耳向外伸展、三足形态优美、鼎身纹饰细腻三个方面，其缺点是鼎身下部过于坍塌冗赘，因而设计国家公祭鼎时对其下部进行了改造，并对鼎的纹饰云纹进行了重新设计，变成了以南京市树为基本素材的设计图案；将底座上的铜纹饰设计成古城墙图案，体现出南京市的地域文化性。考虑到国家公祭现场的环境，还将鼎的尺度增大，由原来的外径0.93米增加至1.226米、高度1.13米增加至1.65米，鼎耳高0.498米，鼎足高0.915米，底座高0.45米。此外，其名称最终定为“国家公祭鼎”，邀请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张宏教授设计底座，选用黑金砂花岗岩，在福建惠安雕刻成1.9米见方、厚度达30公分的稳重基座，用篆字标出，贴上金箔。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公斤，石质的底座重1213公斤，象征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国家公祭鼎铭文的书写一波三折。开始时，我只是用直白的方式描述了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一段文字，结果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后，被打回，要求用“骈文”表达。南京市委宣传部找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教授，写了初稿上报后，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最终形成了如下共20句的四字铭文：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任风远播，大化周行。

    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殷。

    哀兵奋起，金戈鼉鼓。兄弟同心，共御外侮。

    捐躯洒血，浩气千云。尽扫狼烟，重振乾坤。

    乙酉既捷，家国维新。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这段国家公祭鼎铭文，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使用简体字、魏碑体，被刻在鼎的正面。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最后四句32个字，实际上对为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铸鼎作出明示。在鼎的背面，用楷体字刻录了一段“纪事”，对国家公祭鼎作了说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市首次举行公祭仪式。

    这则“纪事”虽然形式上没有落款，实际上铭刻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组织单位在南京参与了首次国家公祭。有了这几个“名字”，这个鼎，必将成为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必将留传千秋。

    2014年12月3日，作者（右三）陪同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左一），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宁（左三）一行在南京钢铁集团车间验收国家公祭鼎。

    接着就是在南京青铜研究所制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要做出一件能够流传后世的大鼎，并非易事。期间，省、市委宣传部王燕文部长、徐宁部长、曹劲松副部长、葛莱主任、公永刚处长等多次来到南京钢铁集团车间查看和督促。我先后跑了六趟，一次次验模看纹饰，一字一句校对铭文与说明文字，保证国家公祭鼎的铭文正确无误。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南京青铜研究所所长王丰陵带领一班工人，在南京钢铁集团机械制造公司车间里，24小时加班加点，终于胜利完成了制模任务。

    11月26日，天气晴好，是原定浇铸国家公祭鼎的日子。我与南京日报和南京电视台的几位记者赶到了浇铸现场，准备中午12时浇铸。谁知到了11时30分，突然，熬铜材料的中频炉出现渗漏现象，铜水顺着炉壁流了出来，无奈只得中止作业，首次浇铸宣布失败。

    这可急坏了我们，因为时间太紧了，距离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还有十几天，不允许出差错。我一边及时向领导如实汇报，一边督促工人连夜修炉子。辛劳的师傅们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南京青铜研究所和南京钢铁集团机械设备公司的技术人员有着丰富的经验。此前，他们已经成功浇铸了中国政府赠送联合国的庆祝联合国50周年的“世纪宝鼎”，设计过江苏省政府赠送给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100年校庆的纪念大鼎，还曾经浇铸过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静海寺的“警示钟”等，他们应该是能够做好鼎的。

    次日恰逢感恩节。真是选日子不如撞日子，我们竟然在感恩节里浇铸国家公祭鼎，的确是带着感恩的心铸国之重器。为了及时赶到南钢车间，我们不敢走车水马龙的长江大桥，改走长江隧道和江北大道，一路畅通无阻，预示着此次浇铸一定能够顺利。

    上午，国家公祭鼎的浇铸再次开始。面对通红的铜水，我把从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带来的30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像，以及三本印有10000多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录的书籍，一起放了进去。我认为，这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铸的大鼎，应该有遇难者的相应史料，这样铸出来的鼎，才会有灵魂，才会有历史价值。

    以防万一，南钢同时启动了两只电炉生产。上午10点零5分，盛满铜水的钢斗被门式吊车吊装到大鼎模子上空，通红的铜水像倾泻而下的瀑布一样流进了模具内，车间里弥漫着一股热浪，很快在模具的上方和四周开始冒出蓝色的烟气。王所长对此解释说，这是模具内的氢气被排出来了，属于正常现象。正说话间，听到“嘭”地一声响，我们吓了一跳。王所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说，这个声音非常重要，它标志着浇铸完成了，铜水与模具融合到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场的人们兴奋地鼓掌祝贺。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牛毛细雨，并且越下越大，还“轰隆隆”地打了两声雷。冬天打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使我想起当年在南钢浇铸和平大钟时，天空也是突然下起了大雨。王所长说，下雨空气湿漉，对于浇铸是个好事，是个好兆头，大鼎必将浇铸成功。

    我及时将国家公祭鼎顺利完成浇铸的喜讯向王燕文、徐宁等省、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她们得知后很高兴，纷纷回信表示祝贺。

    的确，为了浇铸这尊国家公祭鼎，几个月来，许多人为之绞尽脑汁，贡献智慧，加班加点，群策群力，个中经历真是不易。想到此，我在回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路上，有感而发地写了一首小诗：

    感恩节里响冬雷，

    天水洗礼逝者泪，

    国家公祭铸大鼎，

    神州重器千载垂。

    结果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28日下午，王丰陵所长向我报喜，国家公祭鼎开模后，铭文、纪事说明文、纹饰等均十分清晰，完美无缺，浇铸非常成功。

    12月8日，天气晴好，是国家公祭鼎起运的日子。上午9时，大鼎离开南京钢铁集团的车间，被工人们戴上大红花，精心地包装后吊上卡车，从江北沿江北大道，穿越长江隧道，运抵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已经是中午12点。经过我们现场一番忙碌，借助红外线测绘仪等仪器的帮助，专家们精确地计算安装位置，最后用吊车将国家公祭鼎吊装在已经安装到位的基座上。

    同日晚上6时，一套揭鼎装置同样用卡车从北京起运，长途跋涉运抵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了保证仪式感，这套揭鼎装置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可谓煞费苦心，曾经过帐篷式、充气式、布罩式等诸多方案反复比选，电动、手动到最后的手动加电动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后，才终于选定。负责设计制作的北京天图艺术设计总公司，曾经成功地设计制作了今年7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独立自由勋章揭幕的装置，因而被邀请为国家公祭鼎设计揭鼎装置，以该公司总经理王凯、副总经理宋战武为首的一班人马，为此精心设计方案，不厌其烦地修改，制作成形后，派5个人随车押运并到现场安装，又在现场反复调试，直到升降自如，确信是万无一失后，才让它顺利过关，等待在国家公祭仪式上隆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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