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这几天的以色列，正为一件事而扰攘不安。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旨是在日常话语中禁止任何人呼其他人为“纳粹”，同时也禁止任何人佩戴黄色六角星作为抗议政府的举动。事情的导火索，是一群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极端正统派的居住区里举行游行。他们在胸前佩戴了六角星，也即“大卫星”，众所周知，那是犹太人的象征，但在纳粹时期，由于纳粹要彻底褫夺犹太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迫使犹太囚徒戴上黄星标志以区别于其他人。游行者佩戴了此物，便等于是指骂政府是“纳粹”。

    这批游行者被处以重罚，一位国会议员借此提出了立法动议，同僚和政府欣然同意，因为他们对此早已耿耿于怀。这几年，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纷纷因年轻人的乖戾叛逆而头疼，叛逆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们对“历史记忆”的不尊重。2011年，两支篮球队在比赛中，主场观众朝着客队齐声高唱“我们要把你们送进集——中——营——”震惊了全国。体育道德的主管者把两队的队长都叫了来，在电台里做了档节目，又是谈历史，又是讲大义。结果，等客队到了自己的主场，迎接前一场比赛的主队到访时，队长当着所有观众，恶狠狠地当着对方队长的面骂了句：“Nazi”。

    以色列的确有许多最凶狠的骂人的话，都与纳粹有关，最有名的是“祝你死在希特勒的黑坟墓里”。在公开场合抽烟，别人会骂：“当初真应该把你也烧了。”看到球场售票处前排的长队，不看球的人会哂笑道：“这是干吗，奥斯威辛吗？”这类话语的刺耳之处，在于他们拿不该开玩笑的题材开了玩笑。这个题材，是关于一段特苦难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但是，它再深入骨髓也敌不过时间的消磨和代际更替，青少年不肯用那套东西来束缚住自己。

    因此，立法似乎是最后也最有力的办法。不仅“纳粹”“大屠杀”“集中营”“奥斯威辛”不能说，“希姆莱”“戈林”“海德里希”“艾希曼”也不能说，与“Nazi”相似的发音也被禁止。就好比是去工商局注册商标“康师傅”，同时把“唐师傅”“庚师傅”“廉师傅”也给捆绑注册了。纳粹的“卍”同样遭禁，但是当初纳粹据以设计“卍”的那个佛教符号是否会受到株连，还得看进一步的司法解释。

    那场灾难过去这么久了，却依然在困扰着受害的那一方：当年它几乎毁掉了一个在欧洲生存的说意第绪语的民族，现在，它导致受害者那一代人的后代聚讼、分裂。

    赵薇出过一次“军旗装”丑闻，查了下，此事竟已过去了十三年：那次，她在给《时装》杂志拍摄封面人物照时，穿了一件日本军旗装，舆论大哗，险些毁了她的前程。不过，中国人在“日本鬼子”问题上容易过敏，其程度同以色列人在“纳粹”问题上的尴尬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都说我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而犹太人善于铭记，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地广人博，记忆分散，到底不比犹太人，那么容易产生“游戏结束，队伍全灭”的恐怖预感。

    然而，“铭记”要求人严肃，而现代宪政制度下所通行的言论自由，本质上鼓励人放松，畅所欲言。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以国的人权组织在禁令通过的当日就发布声明，反对这项立法：“法令企图有效地控制公共论争，用强力控制论争的内容和调子，使用种种刑罚性的禁止，诉诸监禁的威胁。”言论自由原则认定公权力的控制为大害；与之相对比的，是那位国会议员的说法：“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太多对纳粹象征物和语汇玩世不恭的使用，其做法伤害了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家庭以及其他许多以色列人。”

    禁是禁不住的，明白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纳粹”成为敏感词，年轻人将会第一时间找到规避的办法：将所有禁词全部替换成“敏感词”。“哇噻，你个天杀的敏感词！”“你们全家都敏感词！”在保持侮辱力度的同时，还捎带上一份对刚性律令的讥讽。

    当局自然懂得这些。对口头习惯和网络语言的控制，法律力有不逮；实际上，这项禁令针对的是一些实在无法忍受的亵渎性用法，例如国内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口号时经常会把纳粹和大屠杀带出来。一些非洲移民无家可归，抗议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举的牌子上写着“嗨嗨，这是一场大屠杀”。犹太教正统派抗议他们的感情被世俗势力给侵害了，打出这样的标语：“我们走！又一场大屠杀来了”。一些大屠杀幸存者，八九十岁了，日子过得很差，国内的一些有同情心的公司或志愿者组织就给他们做了T恤衫和帽子，上面印有大屠杀的象征物，例如一管管黑漆漆的烟囱。

    说这些做法的恶性在于“伤害感情”，是比较牵强的，它们的罪名其实是亵渎：移民无处可去，同第三帝国杀害五百多万犹太人的Holocaust怎可同日而语呢？反过来说，假如政府损害了某一人群的利益，就被同与全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画上了等号，政府为此忍无可忍，也很正常。

    也就是说，在这类语言的使用中，“大屠杀”这一空前的、独一无二的灾难被琐碎化了，幸存者的意义缩小了，“大屠杀”成了一种老套的比喻，任何人遇到任何不公正，哪怕是汽车上牌照遇到了点障碍，都能把自己类比于排队走向毒气室里的人。

    问题是，亵渎“大屠杀”的责任，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

    意大利作家、非犹太裔的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有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对“大屠杀”故事的宣传普及，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勿忘家仇族恨，动机没有问题，然而，过量的宣传带来的一个效应，是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着要区分敌我，要接受随同故事一道布施而来的意识形态：纳粹是极恶的，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进而，他们没有办法抵制这样的诱惑：将自己厌恶的人称为纳粹。

    很可能，这才是亵渎行为的起点与根源所在。

    不知行为心理学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件极严肃的事情，经反复播讲、充分灌输之后，反而会失去其严肃性，除非有极罕见的政治高压，且让受众都生活在某种文化思想的绝缘体之内，方可能奏效。我说的“失去严肃性”，并不是指受众认为“大屠杀”不严肃、不悲惨，而是说，他们丧失了对“大屠杀”系列概念的使用的控制，开始不分环境地滥用。

    关于“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达豪”的故事，关于“隔都”、“死亡列车”和“毒气室”的故事，一代代以色列人都能如数家珍。这似乎是一件很好的事，在保存集体记忆方面，还是一个绝佳的榜样。但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们越是对“纳粹”之恶有高度的共识，就越是喜欢将它用作一顶为自己所用的帽子。

    比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的“公知”耶夏亚胡·列波维茨，就曾把犹太人在西岸的定居者称为“新纳粹”，而实际上，这两群人之间的类比十分牵强。列波维茨之类拥有威望，也自认为具有正义感的活跃分子，轻率地把自己厌恶的“恶人”都打入“新纳粹”行列，在公共话语中挑起了一些毫无必要的分裂与仇恨，因为，一旦“新纳粹”的用法流传开去，其他人就得赶紧站队，或为自己辩护，或忙着撇清关系了。

    普里莫·莱维曾警告说，“受害者”并不是一个光荣的身份，更不值得甘之如饴。他很有见地。被大规模迫害过，并不提升你的道德等级。可是，聪明的以色列人仍未能走出莱维说的这个陷阱：他们总能很方便地用上“因为对方是坏人，所以我是好人”这种摩尼二元论的公式；他们一受到批评，就感到“纳粹又来了”；他们将“纳粹”当作一面照妖镜使用，照向任何被怀疑心存不良的人，也照向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既已将对方打为恶人，那我这方便不必再费心证明自己的正确了，不是吗？

    言论自由，固然是人权，但在这件事上，我却倾向于立法者的一边。毕竟，在公共空间里，像“纳粹”这种具有特殊感情色彩、联系着特定历史情境的“敏感词”，被滥用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规范它的使用，将其维护成一个众人遵守的惯例，早有必要；但现在，它只能作为一个沉痛的教训而为人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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