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侯赛因和我都点开了屏幕右上方的飞机航线图，并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拍照（卡塔尔航空允许机上使用手机）：一个缓缓旋转的地球，显示我们的飞机刚刚飞离非洲西部海岸，箭头指向南美洲大陆，指向巴西。

    这就是黑奴贸易的路线：从西非到巴西。我又点开了一部叫作《目的地巴西》的世界杯电视纪录片，看到拜仁中卫丹特在赞美巴伊亚州——当年西非优鲁巴部落的黑奴源源不断地被卖到那里，那是丹特的祖先；而在介绍科特迪瓦队时，这部电视片却依旧颇为政治不正确地继续将之称为“Ivory Coast”（象牙海岸）。

    而几个小时前，在多哈转机的时候，我收到中国驻卡塔尔使馆的短信提醒：不要购买和携带象牙制品。这条短信也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对象牙国际贸易的贡献——尽管象牙雕刻多少也算是吾国行将失传的国粹。

    上一次来多哈远在2001年，李玮峰终场前头球逼平卡塔尔人，中国队由此逆转，后来赢得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决赛圈门票，当时我就站在卡塔尔球门背后；又过了一年，在多哈，中国加入WTO。从此，中国人越来越浩浩荡荡地输出资本和劳工，按照一本揭示中国模式征服全世界的大作的中文译名，就是“中国静悄悄占领全世界”（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Traders，Fixers，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然而，这是一本冷酷的书，它揭露了中国模式在国外的一些真相。

    奔赴多哈的中国人大多是劳工，比起去山西挖煤，他们实在是要幸运得多，他们同样配得上一个贾樟柯式的长幅特写镜头。排队在我前面的一个工头模样的家伙，在登机前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另一位成功人士模样的四眼哥，则在飞机上多次地以汹涌的咳嗽把我吵醒。我同情他的嗓子，但不明白他为何不能稍微收敛一下，咳嗽时捂住嘴别冲着他人。

    我们好像憋了五千年的浓痰要吐。我承认我丧失了与这些同胞交流的欲望。瞧，我就这样装逼地读一本关于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书，而这本书既像一面镜子，但又像一面墙，隔开了我和他们。这就像贾樟柯《天注定》里头，王宝强在大巴上看杜琪峰的枪战片，而这哥们自己刚刚枪杀完人，而我刚刚和那些民工在多哈机场分开，但在多哈飞往圣保罗的飞机上，却又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见到了他们。艺术和现实既相拥而泣又互扇耳光。

    一直没看《天注定》，没想到居然是在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上看到了。不过没见到韩东在东莞欢场被扮成列车员的姑娘舔胸的香艳镜头，我看的估计是洁本。多哈航空提供的电影中，唯一的中国片就是《天注定》（提供的唯一中国电视节目则是《鲁豫有约》）。不知道多哈航空是从哪儿买的版权，我国电影局不会向卡塔尔抗议吧？

    假如没有《林冲夜奔》和《苏三起解》那两场老戏，《天注定》恐怕只是相当风格化的“贾式元素”大拼盘，但林冲和苏三把我们从“肉搏现实”的“微博真实电影”中揪了出来，一把扔到历史宿命的庙会里。就像在左小祖咒的《庙会之旅2》中，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呼天抢地唱的那句古老的乡村戏词：“我要去阎王殿递京状。”我是在非洲大陆的上空，遥望那个在“天注定”和“逆天”之间左冲右突挣扎不已的故国：马车和警车在修女的穿行中背道而驰，那个打牲口又像牲口一样被杀掉的人，连脸都没有出现。

    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数次被伊朗足球记者侯赛因打断。我还活在阿里·代伊、马达维基亚和巴盖里的时代，而侯赛因甚至已经告别了卡利米（他并没有入选世界杯），他提到的新一代伊朗球员我都很陌生，但是他提到了范志毅，并问我谁是中国现在最好的球员，我答不出来，只好告诉他一件轶闻：范志毅和阿里·代伊是死对头，但是有一次范志毅曾经约了阿里·代伊，好基友一起出去购物逛街。侯赛因喜欢奎罗斯（现任伊朗教练）而讨厌阿里·代伊，“他是个好球员，但不是个好教练，他是个疯子，好在他只是个过客。”

    “内贾德也只是个过客。”我笑说。内贾德曾是阿里·代伊出任伊朗队教练的最大支持者。

    侯赛因嘿嘿一笑，似乎暴露出他对内贾德政权的态度。卡利米也曾经在进球之后，在球场公然表达对内贾德的政敌的支持。伊朗的言论自由空间似乎比我们想象得宽松多了。至少，侯赛因有Facebook。

    谈到中国时，侯赛因说的全是我在国外已经听腻了的话——尤其是上次在南非的时候——总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块金光闪闪的牌匾：“文化古老”“经济发达”。他以夸张的口吻赞美中国经济，“fast”“powerful”这样的词儿来回蹦。有趣的是谈到中国文化时他说：“中国也有很多穆斯林。”

    哦耶，我得用谷歌翻译一下“侯兄谬赞，不胜荣幸”吗？

    “你老是说经济，那政治呢？”我问。

    “政治是一个问题，宗教也是。”侯赛因神情严肃了。我向他推荐了《天注定》，当我们又说到阿巴斯时，我意识到这种文艺娘娘腔话题，还不如探讨伊朗队的小组出线形势来得轻松。而《天注定》哪里有《上帝之城》杀得好看？“伊朗，中国，一样，都是古老的国家。”侯赛因显然不会去看《天注定》，但他这句话，那意思似乎就是“天注定”。

    侯赛因一会儿用他的三星手机疯狂转台收听，从摇滚到伊朗电台节目，一会儿看座位屏幕上的《目的地巴西》。飞机上的南非和尼日利亚记者，以及日本球迷，差不多都在看各种足球比赛节目——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球球。

    侯赛因大学学过西班牙语，他的英语至少也比我好，尽管内贾德曾经明令禁止西方音乐，但显然侯赛因熟知航空节目提供的那些西方摇滚和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伊朗也是一个盗版光碟泛滥的国家（而在圣保罗，市中心大街上摆地摊卖盗版碟，跟上海一样），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发号施令，却再也无法控制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

    尽管内贾德也利用足球来聚拢民心——这向来是竞技体育的一大功能——但首先，独裁专制和国族主义之间不应该完全被画等号（比如反美并不等于就一定支持内贾德）；另外，足球既可以被极权政权利用而成为所谓“邪恶轴心”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世俗化全球化的玩具。为进一步瓦解所谓“邪恶轴心”的文化禁锢和控制，内贾德允许甚至宣布欢迎伊朗妇女去现场看球，就是顺应时变。对推动伊朗的世俗化进程，内贾德也有其贡献。

    贾樟柯的电影对交通工具、传播媒介和通讯工具一向敏感，从《世界》到《天注定》，手机成为焦点，从短信到微博。西方媒体也曾以“Facebook革命”来形容伊朗的变革，无论如何，这个“天注定”的森严世界，也正在被人一点点改变。

    无论如何，足球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快感轴心”，这正是“世界杯”的文化含义：一个世俗化的、出神的圣杯。

    《天注定》的英文片名是：“A Touch of Sin”。而从圣保罗机场开往市区的公共大巴上，窗外到处是可口可乐广告，而车上一路放的居然是Pet Shop Boys的老歌，其中就有那首“It’s a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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