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曾经有一幅著名的漫画用来形容温州人的精明：很生猛的一个人，他的头发像无线电天线一样，根根竖立，捕捉信息；他的大脑就是一台电脑，处理信息；他的手脚随之魔术般地拿出新计划新产品，与此同时，钞票如雪片纷纷飞入他那只好像装了“吸金石”的大口袋里……
这就是在世人眼中的温州人，天生对商业信息十分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温州人的思维方式。
成都市一位副市长是这样评价温州商人的：他们独具慧眼，总能发现商机。他以四川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广元地区为例来说明温州人善于在别人忽视的地方看到将来发展的远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温州人在广元地区创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坚持至今，所创建的“温州商城”已成为广元市最漂亮繁华的景观。地处广元两侧的成都和西安，从来没有人看到广元的发展潜力，然而相比之下，温州人却像发现了金矿一般发现了广元的潜力，并在此立住了根，做红了生意。
这位副市长称赞道，温州人目光的锐利和行动的果敢，让陕川两地人由衷钦佩。不仅如此，温州人还特别能吃苦，他们历尽艰辛，从商业起家，逐步涉足到工业。而最为重要的是，温州商人又特别能经营。成都城北路荷花池市场起始于温州人，现在的经营者基本上都是江浙、温州的商户。温州商人的经商理念给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诚如这位副市长所言，温州人的确以善抓商机闻名遐迩，许多典型的案例令商界叫绝，善抓商机几乎成为温州人的共性。说到温州人这方面的本领，有人说他们能够在满目荒山的地方发现淘金的富矿，在看似波澜不兴的泥池掀起波涛，一般人都认为没得钱赚的地方，温州人却能将其变为聚宝盆。温州人何以会有这种本领？难道说他们是特殊材料构成的，就像传闻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头发丝是空的吗？
天安门城楼开书店，温州人疯了
的确，许多的温州人善于玩“绝”的，就曾有一个名叫范鸣强的温州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天安门城楼开书店，在外人看来这个温州人简直疯了。
但是，这个温州人不是疯了，而是太精明，精明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可怕的地步。谁也很难想到，一个来北京旅游的温州人竟然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商机，但是范鸣强就做到了。
1998年的一天，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来北京旅游。行走在壮观而又开阔的天安门广场，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站在雄伟和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下，他突然间生出一个奇妙的想法：何不在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伟人著作。在这万众瞻仰的地方，还愁生意不好做，书卖不出去吗？
得知他这个想法的很多朋友都在笑他，是不是疯了，“竟然想在天安门城楼开书店，那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不吃红灯才怪呢？”
但是，倔强的范鸣强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可行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年份，那就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80周年之时。范鸣强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年份，于是赶赴北京，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是在范鸣强预料之中，管理处不仅当场拍板同意，而且还特意地关照这块“红色阵地”，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当然，很多时候，凭借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也没有什么他们做不成的。
上海街头转一圈，满地是钞票的信息
温州人素来对大上海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很多的温州人都来到上海经营自己的事业。曾经先后在上海兼并了近十家国企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的老总金福音对上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上海好啊”，他由衷地说，“我们从小家里用的许多东西都是上海货，以后办企业也喜欢上海的电器，上海货最好了！”
正是源于上海对温州人的独特的吸引力，很多温州人有事没事总爱来上海转转，在他们那里普遍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街头，随你何时何地转一圈，满地都是能化为钞票的信息。”
有一次，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还真在上海的街头转出了钞票，这的确证明了精明的温州人在发现和制造商机上有着一种独到的天分。
1992年的秋天，常到上海考察市场寻求商机的朱厂长，这一日，吃过晚饭，朱厂长就来到了热闹非常的大世界闲逛。他发现在一家食品店门口人们正在排长队买糖炒栗子，这一场景使朱厂长意识到上海人爱吃糖炒栗子。但是，他又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栗子好吃，壳难剥，只见一个个吃栗子的上海人，总是先用牙把栗壳咬破再掰开，但往往栗壳还是不能脱离，只好从栗壳里面啃挖。这样吃不但浪费了不少栗仁，吃得很不过瘾，吃相也不大雅观。朱厂长不自觉地替上海人动开了脑筋，糖炒栗子怎么吃才好呢？
正所谓旁观者清，凭着商人特有的敏锐，朱厂长发现了潜在的商机：如果能制造一种专用的栗子剥壳器随炒栗一起卖，岂不是解决了上海人的烦恼了吗？
于是，朱厂长返回温州，很快就设计出了一种简单轻便的栗壳剥离器，3天后即生产出数万只运到上海，一下就卖光了。事后朱厂长核算了一下，这么个小玩意至少为他赢得了4万元利润。
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温州人在上海演绎的精彩故事可不只这个小小的“剥栗器”，此外，还有“温州电烤鸡”的神话。
故事发生在1985年，永嘉一家私营工厂在这一年的秋天，来到上海推销他们的产品——电烤箱，并在市中心商场里现场烤鹅，鹅肉香气袭人，但是令厂家不解的是却很少有上海人过来寻问，于是他们开始向周围的人打听，是他们的产品不好，还是烤鹅不香。一个上海人笑着说，“都不是，关键是我们上海人不爱吃烤鹅，爱吃烤鸡，所以对你这烤鹅不感兴趣。”
温州人一听，怎么办呢？于是灵机一动：对烤箱稍加改动，将烤鹅改成大烤鸡怎么样？于是改进试销，这一来可投合了上海人的胃口，结果很快便受到了挑剔的上海人的青睐。温州厂家相继又推出了烤鸭用、烤兔用、烤牛肉用的电烤箱，配合着各地人不同的口味，打着不同的招牌推销至全国各地，到后来又卖到新疆去烤羊肉了。
无怪乎，在一向精明的上海人眼中，对这些“头发丝都是空心”的温州人也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赞许地说：“格温州赤佬还真有本事！”
温州人这样看待钱
《圣经》上说：爱财是万恶之源。但是温州人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在现今社会里。在温州人眼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单单认为金钱是罪恶之源，不仅是过激的，而且否认了金钱只是人的工具这一事实——如果它罪恶，那么罪恶当归于不正当地牟取和使用金钱的人。这种人往往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喜爱金钱，明着附和人们痛斥金钱，其实一切牟取金钱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暗中进行罢了。
在温州人的思想观念里，金钱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只要是你合法地经商、做生意，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温州人始终相信：“路上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经商、赚钱、做生意，这种观念在温州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温州人也从未放弃过。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注重钱的“出处”，认为钱有“肮脏钱”和“干净钱”之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赚到的钱是“干净钱”，反之则是“肮脏钱”。但在温州人看来，金钱只有“辛苦钱”和“便宜钱”之别，并没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分。
有一位演讲者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演讲，为了证明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得起自己，他拿起了50美元，高举过头顶。
“看，这是50美元，崭新的50美元。有谁想要？”结果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然后，他把这张纸币在手里揉了揉，纸币变得皱巴巴的了，然后又问观众：“现在有人想要这50美元吗？”所有的人举起了手。
他把这张纸币放在地下，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钱币已经变得又脏又烂了。他拿起钱来，又问：“现在还有人想要吗？”
结果还是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于是他说：“朋友们，钱在任何时候都是钱，它不会因为你揉了它，你把它踩烂，它的价值就会有任何变化，它依然可以在商店里花出去。”
为什么那张钞票在那个演讲者的手里揉皱了，又被他踩脏弄破了，还是有人想要它呢，因为钞票就是钞票，钞票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它不会因为受到了什么“待遇”就有所差别，它的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和其他等面值的钞票一样。只要它们的价值一样，钞票就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温州人的金钱观。
温州人正是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总是不怕生意细微，即使连最小的生意也不会放过。因此他们在赚钱的时候，不会觉得钱是低贱或高贵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好而感到羞愧，他们在从事所谓看似很低贱、很卑微的行业时，心态也表现得十分平和。
其实，温州人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他们天生就能以正确的态度看待金钱，以坦诚的态度爱慕金钱，不辞劳苦地公开追求金钱。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商业氛围中的社会群落通过经验教训形成的传统认识，因为承认金钱也就等于承认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你帮我衬赚大钱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的花销。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
温州偏于东南一隅，三面是山，只有水路一条，逼得温州人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而是一笔“虚拟投资”！
在外地经商的温州人，经常是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站住了脚，然后陆陆续续将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带出来一起赚钱，从而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个团体。
温州商人陈颂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下海之初办厂失败亏损了40多万元，这40多万元是欠银行的，国家的钱是不能赖账的，当时他身上仅有500多元，他就用这500多元钱摆了两桌酒，请了20个朋友。他在酒席上坦言自己的困境，希望朋友助一臂之力。当时在座的20个人全部答应每人借给他2万元。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2万元人民币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即使在温州，万元户也很少见。他的这20个朋友有的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帮他到亲友处去借。3天之后，40多万元就送到他手中。谈到这件事，陈颂楠至今感动不已。他还说，温州人走南闯北，现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都有温州人，在外面做生意的温州人更是抱成一团。这种团队精神，是温州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的确，无论是在温州本地，还是在外地，温州人都喜欢“信团作战”。在温州本地的姑且不谈，那些在外地经商的温州人，往往集中在城市的某一个片区，或某一条街道来开展经营活动，而且，经营的大都是同类产品，由此形成了专门的市场。久而久之，当地人干脆就把他们“占领”的地方叫做“温州村”、“温州城”或“温州街”。
比如，在上海的北京东路，就是温州人“抱团”经营电器的“一条街”；而在斜土路和七浦路，则是温州人经营鞋类和服装的“温州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温州人经营的“温州街”和“温州城”。
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伙儿一起做市场，这样便会形成凝聚力、辐射力，才会吸引更远处的客户来此同他们做生意，因而他们往往欢迎同乡加盟，共同发展市场。而在温州本土，谁家发现了赚钱的新门路，拥有了新技术，便会有各种关系的人来取经——经不让取也没关系，产品一出来什么技术也瞒不住——这样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来讲，都要一起合作，一起谋求发展，把生意做活。
一枝独秀，百枝效仿，温州的市场和温州人在外地发展的市场就是这样“哄”起来的。理解了温州人的这一独特经营方式，就不难理解或找到温州经济成功的秘诀。正是温州人这一独特的经营方式，温州经济发展初期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却形成了大规模的行业，进而影响’了全国的商品市场，由此形成了温州鲜明的经济特色。
在今天，虽然有人抱怨温州人太注重人情了，无论大小事，不管结婚、添孩子，就是搬一次家，温州人之间都要聚一聚，双方都免不了一些场合钱财的应酬，但是，温州人为了经商，不仅仅是亲朋之间，不管是普通的朋友，还是生意上的客户，要讲人情。因为在温州人看来，做生意一定要广交朋友，因为这是一条十分有效的获取信息的途径，能够在竞争中处于一种领先的地位，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会挣也会“花”
温州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会挣钱，也会花钱。温州人的优点是追求财富，无不勤劳节俭，善于用钱。他们的缺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有时不惜一掷千金。
1995年，通过石材销售在杭州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温商程飞鹏，尽管拥有了数百万财产，但他仍然同其他艰苦创业的温州人一样，考虑的远不是生活上的享受，而是投资理财。那时的程飞鹏居住条件相当简陋，那是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工棚房，成为他一家三口的栖息地和四个民工的安身处。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睡觉是“排排睡”，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他的同乡实在看不过眼，批评说：“你老程赚钱究竟是干什么的？忍心让老婆孩子挤在一起？”但程鹏飞我行我素，每月只需100元的小房他也舍不得再租一间，在工棚房中一住就是一年多。
但此后程飞鹏的一番举动真的让世人见识了这一个“吝啬”的温州人的厉害：1995年以后，程飞鹏认识到国内的经济走势会像香港那样激活房地产业，于是擅长玩资本游戏的他大胆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涉足房产、地产交易，几乎无往而不胜，于是又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此后他又于2001年投资兴办舟山水产批发市场，再获成功。2002年，程飞鹏和韩传旺等五大股东斥10亿巨资，又在南京江宁区兴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物流园”，2003年10月该园开园后，形成了房地产、第三产业、仓储、物流、展览、科研滚动发展的新格局，为南京江宁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国内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程飞鹏的实例不难看出，温州人最会花钱，即不该花的钱绝不乱花一分，要花就花在“刀刃”上，创业中，一根钉、一盘线无不精打细算。温州人最敢花钱，但凡是创业的事，立项目，上规模，大把大把花钱如流水，花干花净不顾惜，花干花净了还敢去借贷。
但是，温州人也有另一种会花钱的时候，20世纪90年的点歌热在温州盛行的时候，温州疯狂的点歌现象着实让不少外地人吓了一跳。
一次，一个温州人邀朋友去白鹿影城歌舞厅看老朋友，观赏“唱一唱，乐一乐”的情景：五六个青年男女歌手台上一字排开，主持人依次介绍，然后各位歌手各唱一首。温州人说来了这里总要表示表示“OK”一下，点首歌请朋友上台与歌手对唱。几分钟后，被点中的歌手带着甜甜的笑脆脆的音说：“点这首歌的是温州的李先生，祝从杭州来的王先生在温州期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事业成功！为此，李先生送上100元的花篮一个！”点一首歌100块！这位来自省城的朋友着实吓了一跳。温州人说：“100块是最便宜的了，这里点一首歌高的要1 800元。”
对此，温州人认为，这不算什么，有的老板一年多下来花了五六十万的点歌费，都不算过火。那么怎样才算过火？朋友问道，温州人笑着说，如果到了“小姐汇款，老板贷款”的地步，就不太好了。
这也是会花钱的温州人，他们有时很理性，他们有时很感性，他们有时很节俭、他们有时很奢华，他们就是世人眼中，最能挣钱、最会花钱的“中国犹太人”，总之，他们是一群让人又爱又恨的人。
狼来了，可怕的温州炒房团
东征上海、杭州；南下广州、深圳；西取重庆、成都……多年征战，温州炒房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赢得“楼市炒作名”。
他们手持巨资四处游荡，他们擅长团队作战，他们出手大方、往往为房一掷千金，他们就是可怕的“温州炒房团”。这些年来，无论温州炒房团走到哪里，他们就会用手中大量闲散的资金购置房子，然后，很快又以较高的房价将其售出，一买一卖之间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落到了温州人的手中。
于是，许多的当地人一见到温州人来购房，就会大声地惊呼：“狼来了。”
的确，温州人炒房在很多人看来，真的很可怕，有时在他们眼中“买房如买衣服”，这就是“温州炒房团”中一个名叫周芳的女孩的看法。
周芳，一个24岁从做保险起家的普通温州女孩，既不懂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不曾认真盘算，懵懵懂懂走进了炒房的人生，凭着十几万的现款，从自己买房、炒房，到独立带“团”炒房，不几年的时间，29岁的她已经身价百万。
这就是导致国家加强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导火线”之一的“温州炒房团”中的一员周芳的传奇故事。
1999年，做保险的周芳手中积攒了十几万的现款，那时她想，与其将钱存入银行，还不如拿来投资。不过当时的她对于炒房还没有多少概念，只是看过不少大富翁的发家源于房地产，于是她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一次房产会。
就在第一次参加的房展会中，周芳就看中了一个名叫嘉景花园的项目，位于温州新城，地段很偏。但周芳还是买下了几套房，她的想法是，温州老城区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区肯定要往新城发展，而且当时温州没有太多成片的小区，而这个小区的面积较大，造型也很漂亮。
小试牛刀让周芳赚了一笔。这之后，哪里有房展会、推介会，她都会去，留下信息，房产代理公司就会主动打电话给她。开始她只在温州买来买去，顺利做成三四套房后，她开始向外地发展。
她曾经说道：“我投资房产其实很感性，就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凭感觉，喜欢就买过来了。”当时，周芳本钱并不多，就选择投资一些起价较低的。
江苏昆山是周芳做的第一个外地楼盘。2001年，温州房价高涨，周芳听一个朋友谈起：“昆山的房子挺美的，但房价很便宜，不到两千块钱。”于是周芳来到了昆山，很快就发现了昆山地产的优势：离上海近，绿化好，台资企业多，而那时昆山的房价才在1 800～1 900元之间，而且当时上海房价已开始上涨。于是，周芳和自己的朋友一下子包了一整幢楼。后来，每套房最少赚了两万。
昆山初战告捷之后，周芳就开始带起了一个二三十人的炒房团，开始了南征北战的生涯，北京、上海、青岛、海南、重庆、成都……基本上全国的几个大城市都去过了。
到现在，周芳已经做过十多个楼盘，对于炒房的生活，周芳觉得很快乐，去外地看房，还能观光旅游，难怪有的人说，炒房是温州人的一种快乐生活。
但是外界对于这些炒房的快乐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称其为天使，称其为英雄，有人说他们是魔鬼，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爱其者说：“商机是要靠发现的。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温州人会不断捕捉新商机，而许多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呢？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捕捉商机的本领提高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才会更加繁荣。”
恨其者说：“温州购房团走到哪里，哪里的房价就一路攀升，对当地的百姓来说，则大大提高了购房的成本，结果导致许多老百姓只能望房兴叹。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是，温州人大量购置房产商铺后囤积空置现象严重，一些商场、商业街隔三差五地出现一些找不到房东的商铺常年闲置，直接影响到商场的整体经营和形象。”
为此，胡宏伟谈到，对于温州炒房团的各种说法，无论是褒是贬，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一开始，温州购房者为了安家置业也好，为了商业投资甚至是投机也罢，其行为无疑属于纯粹的经济人范围。这与几乎所有温州人20余年的创业史一脉相承：个人富裕，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日子过得更好。温州人喜欢实话实说，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致富渴望，也从不以品格高尚者自居。”
的确，目前沸沸扬扬的外界舆论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温州人依然在炒房，他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赚钱。这就是温州人，走在中国经济最前沿、最敏感的一个商业全体，他们可恶又可爱，可敬又可怕。
他们就是像谜一样让人猜不着、说不透的温州人！
惊人之举，温州民企进京“炒国企”
温州人好像什么都能炒，他们炒煤、炒油、炒房、炒艺术品，而最神奇的是温州人炒什么，什么火，炒什么都能发大财，在温州人看来，好生意可以炒出来，大把的钞票也可以炒出来。
现在，手握巨资的温州人又开始盯上了北京的国企，2006年2月份，十几家著名的温州民企组团进京，目标瞄准的是北京第三次国企改革中的一些三类北京国企——包括轻工业下游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文化产业。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难道说大胆的温州人要进京“炒国企”？
温商进京豪情万丈
温州人是一群善于投资、勇于冒险的人，他们经商喜欢抢占制高点，温州人抢占南京路、占领雅宝路这两个地段的行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特点。
对于一心想做大事的温州人，上海、北京都是备受他们青睐的地方，尤其是北京——祖国的首都。
对此，有一位温州资深人士介绍说：“能到北京投资，在温州企业家看来，是一种非同一般的荣耀。”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次温企组团进京是接受了“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交所）的热情邀请的。
2005年的12月12～16日，为了更好地推动北京国企的第三次改革，引进外地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改善企业的经营机制，真正将企业引向市场，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在浙江杭州、萧山、宁波、温州等民营经济发达之地，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倾情“商品展销会”，包括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高科技公司及金融资产包。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浙江企业家关注、参与北京国企改制。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温州商人我们非常欢迎。”面对100多位温州民营企业家，北京产权交易所常务副总裁杨淦的这样一番话，引发了具有进京情结温商的万丈豪情。
这次引起了温州人强烈兴趣的项目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城建集团、物资总公司、三元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几家北京著名老字号，涉及房地产、制造业、酒店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十几个行业。
对于早就眼馋“京城”这块肥肉的温州人来说，这次推介会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整个推介会现场的人可谓爆满，前来参会的温州企业家不仅坐满了现场的100多个座位，而且又添了20多把椅子也还有人站在现场参会。可见，温州的民企对于进京兴趣有多大。
对于温州民企对北京国企改革所爆发出的热情，外界不少的人在惊呼，温州人能炒煤、炒房、炒艺术品，这次肯定又来北京“炒国企”了，于是有人对于温企进京看作洪水猛兽，不免有些恐惧和担忧。
在《温州周刊》的一篇专题报道中曾经写道：“不少人士质疑，在房产、煤炭遭遇瓶颈后，温商投资国企上，是否会像以前一样，抬高价格，短期之内获利就抽走资金？更有人士担心，温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温商可能将企业地皮用作商品房开发。”
对此，素有“温州智囊”之称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温州的民企要投资北京国企，这从温州民企自身来说是一种必需，绝非“炒国企”。他曾对《上海证券报》的记者说：“为什么会出现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房团？就是因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商人，找不到好的项目去长期投资，只能搞短期炒作。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出路，正是全国各地燎原展开的国企改制，像北京这样的好企业更有吸引力。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完全可以去炒股权。”
此外，来京投资也是不少温州民企需求突破自身发展的困境，力求做得更大、更强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到北京投资，将解决急需对外扩张、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还可以改善温州企业的形象。”一位温州企业家如此表示。
同时，大名鼎鼎的中驰财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郑志荣坦诚地表达出来京投资的迫切需要，他谈到，目前温州经济发展已陷入缺人、缺地、缺电的尴尬境地，而温州原来赖以盈利的轻工行业也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他们都希望能够进入技术壁垒较高的高科技行业，转移在低端行业上的竞争压力，获得好的回报，而北京强大的技术能力是温州企业家非常渴望的。
北京的水深啊……
“北京的水深啊……”一位温州的企业家说道，言外之意是指在北京有一些相比较于其他地方很不一般的地方，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高科技、高尖端的行业密集，而且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从温商的话中可以感觉到温州民企进京有些压力和顾虑。
虽然从“北交所”和温州民企双方的态度来看，的确是郎有情、妹有意，但是何时温企资本顺利进京，这其中还有不少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文化和观念的差异。
温州人素来是讲究“宁为鸡头，勿为牛后”，所以在“控股权”的问题上，温州企业家普遍地要求掌握控股权，但是北京国企目前推出的很多好项目中，有不少要求在引入新投资者以后仍由原股东控股。
对此，温州兴乐集团总裁虞文品在谈到控股权问题时明确表示，“革命不彻底，干脆别革命”，因此，在他看来除非有特别好的项目可以从长计议，否则一定会要求控股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解释说：“我们温州人的性格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后’，但是有一部分项目不让投资者控股，这和我们的作风有些抵触。”
其实，在温州企业家看来，如果他们仅仅购得部分股份，在新公司中没有话语权，那么他们是没法施展在温州所运用的一系列企业管理方法的。那样，他们投入的企业资金似乎是在为国企改革无偿献血。这在精明的温州商人看来，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
其次，在职工的安置、人力的管理决策方式以及做事风格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的协商和磨合。对于潜在着运营中的风险，温州商人是有着心理准备的，他们自己也谈道：“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温州企业家来说，管理一大帮高级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素质也是一个挑战。”
虽然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温州商人还是对于投资北京国企很有信心，一是因为他们有资金，二是因为他们有经验。
那么，温州到底积蓄了多少民间资本呢？据《温州周刊》介绍说，“截止到2005年年底，温州市居民储蓄总额为1 000多亿，企业存款为1 000多亿，民间借贷为400多亿。2003年温州对外投资资本比较权威的统计数据就已经是1 000多亿。也就是说，目前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在3 400亿以上。”这么一大笔资本，温州人当然不会闲置起来，在京寻求投资自然是很好的选择。
此外，该刊还介绍说，温州民企早在五六年前就已参与国企改制。最先吃螃蟹的一个温州商人名叫朱乐平，他早在１９８９年就兼并了当时拥有200多人的国有企业——温州水电设备厂，成为温州有史以来兼并国企之第一人。
此后，人本集团又在1999年兼并了有40年历史的国家大型轴承厂——杭州轴承厂，德力西集团兼并杭州西子集团，人民电器集团收购上海等地十余家国有企业，这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还对此专题报道。杭州轴承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翁一名说：“兼并时，该厂已严重亏损，参与改制后扭亏为盈，工厂效益好了，职工待遇提高了，达到了双赢。”德力西集团有关负责人说：“除兼并杭州西子集团外，他们还参与西部大开发，兼并了新疆等地的多家国企。目前，兼并企业均已扭亏为盈，解决了6000多名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和雄厚的资本，北京看好温州，温州也钟情北京。相信不久的将来，敢闯敢干的温州人又将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创造一个个让让世人瞩目的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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