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冤杀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出生于广东东莞，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史称其少年慷慨，富有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兵，总向他们询问边疆上的情况，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正月，御史侯询请天启帝朱由校破格留用袁崇焕，遂组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明军广宁师演，京师仗骇，廷议尽弃关外土地，集守山海一关。袁崇焕即在满朝风鹤之际，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具言关上形势，慷慨请命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天启帝于是让他任兵备金事，监军山海关。

    袁崇焕受命关外，即积极推行“守关外以捍关内”的复辽方略。他募新兵、造大炮、施屯田、操士卒，十分勤勉，亲自指导整饬边备，建筑城池，先后修复边镇数十处，守远城更是塞外雄关。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前推移了二百里。天启五年，袁崇焕劝说辽东经略孙承宗遣诸将分戍锦州、松山、杏山、右电及大、小凌河诸要塞，又开班二百余里，几尽复辽河以西旧祖。时后金屈服，四年不敢犯边。

    不久，明朝内部斗争激化，阉党高第接任辽东经略。他目光短浅，昏聩无能，认为关外守不住，下令尽撤关外防守，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遍野。袁崇焕拒不从命，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天启六年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看清了明朝的腐败虚弱本质，亲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率孤军守城，朝廷上下都认为宁远必失。但袁崇焕集一万将士与宁远共存亡，他当场刺血为书，表示血战到底的决心。全军将士个个感动，人人效死，终于在宁远城下使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身负重伤，不久便忧愤而死。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天启七年，皇太极又率军进攻锦州、宁远。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军军士的尸体。袁崇焕在战斗中亲自上城头督战，率军英勇抗击，又使皇太极遭到惨败，撤围远窜。

    天启帝朱由校死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登上皇位。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对明与后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当面向崇祯帝作了全面正确的估计。而“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二十四日崇祯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袁崇焕辞蟒玉不受。

    崇祯二年（1629年）春，蒙古哈喇慎三十六家发生大饥荒，请求通市粜米，三月袁崇焕上奏要开马市后售粮于蒙古。崇祯帝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发诏书斥责。然而早在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与喀喇沁、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组成联军大战于土默特的召城，结果两败俱伤，林丹汗惨胜，诸部联军惨败。林丹汗虽损失了四万精锐，但占据了大片土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分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顺义王卜失兔战败，其拥有的元朝传国玉玺被夺，其他部落多溃散。明朝的九大边镇外都有蒙古部落，此番大战对明朝来讲本是有利的，但在后金崛起之时林丹汗西迁，并和蒙古诸部混战，虽可削弱蒙古，但并不利于明朝以蒙古牵制后金。崇祯登基后曾分别对林丹汗和蓟门外溃散的蒙古诸部进行过抚赏，又试图用顺义王卜失兔所部联合朵颜三十六家即喀喇沁余众对抗林丹汗，不让其投奔后金。但现实是严酷的，蓟门外的这些蒙古部落地处明朝、林丹汗、后金三大势力中间，若不依附一方必然有灭族的危险，明朝当时自顾不暇，只能用“抚赏”的形式给予支持，这些蒙古部落对林丹汗是新仇兼旧恨，相比之下后金既可以提供军事支持又与林丹汗为敌，这些部落将何去何从实在是一目了然。崇祯在1628年刚登基时曾作出过最后的努力，虽然喀喇沁部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已经联络后金，七月派出数百人的使团前往沈阳，崇祯不但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还在同年九月将对喀喇沁部的抚赏加倍，而皇太极召集依附于他手下的蒙古部落会盟，提出征讨占据了喀喇沁旧地的林丹汗，此举动彻底拉拢了喀喇沁部，于是明朝此后再对其进行任何抚赏已毫无意义。但袁崇焕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申请对喀喇沁部开马市，提出因大旱，蒙古部落没有粮食，所以要开马市接济蒙古部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时，后金也遭了灾荒没有粮食吃，正是应当绝不开马市置后金于死地之时。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袁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又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随后，揭露毛文龙十三罪，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八旗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兵分三路破长城而入。袁崇焕闻警，“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称”，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十月突破大安口，至十一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书，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唯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攻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书，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分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戒严。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大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其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族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大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百姓，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大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后金大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大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大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硬，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向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与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一百二十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后金大军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袁崇焕竟然毫无察觉。现在袁崇焕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他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太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族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大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拼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的明军，奋勇抵抗，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自搏战。城上的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族左翼四旗及蒙古大军大战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十时）至酉（酉正十八时），炮鸣矢发，激战八小时，转战十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向袁崇焕，适逢旁边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的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遂移营出海子。

    而明思宗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明思宗以“袁崇焕擅杀大将毛文龙，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罪名于崇祯三年八月磔（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袁崇焕卒年47岁。袁崇焕死后，明朝的边防越来越薄弱了。

    （二）孙传庭死难

    孙传庭，字伯雅，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卒于庄烈帝崇祯十六年，年仅51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中，由商丘知县入为吏部主事。魏忠贤乱政，乞归。崇祯九年（1636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擒斩流贼，累建大功。此时，以整齐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雄踞商洛（今陕西商州市、洛南县一带）之地，严重地威胁着明朝在陕西的统治，陕西巡抚甘学阔多次镇压失利，陕西士大夫请荐孙传庭督秦，孙传庭遂于崇祯九年三月巡抚陕西。孙传庭到任后，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地的起义军，并诛杀了整齐王。不久，农民起义军又在关中地区展开斗争，孙传庭在陕西周至的黑水峪之战中镇压了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高迎祥部，并俘杀了闯王高迎祥。当陕西的起义军屡遭挫折之际，活动于河南的起义军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进兵渭南。孙传庭急忙联络河南明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驻军队三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一万，年收税计银十五万两，米麦二万石。

    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十二万，加派军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但是，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五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

    孙传庭折中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起义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两千余人，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十八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乎都被镇压下去。

    此时，只有河南起义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人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起义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起义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起义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起义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起义军，起义军余部被迫转移至内乡、淅川。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讬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夏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虑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书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肯轻易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第二次包围了开封。在这种形势下，明廷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度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

    由于开封防守坚固，加上明援军的到来，李自成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果断地撤出了开封之围，并在以后的襄城之战中杀死了陕西总督汪乔年，孙传庭遂奉命赴陕西代行其职。孙传庭到任后，立即奉旨扣押了原抚剿总兵贺人龙，将其正法。为对付日益壮大的起义军，孙传庭日夜加紧整肃军务。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崇祯帝连催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只得起兵驰援，于九月底进抵潼关。时恰逢大雨连下数十日，河水骤涨，李自成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就在孙传庭的援军刚出潼关之时，李自成早已挥军南下，撤离了成为水乡泽国的开封，于是孙传庭便挥军直趋南阳。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西进，与孙传庭的陕西军交战，并在郏县大败明军。孙传庭率残部逃至巩县，由孟塬进入陕西。

    崇祯十六年六月，被心急的皇帝催得没有办法的孙传庭，顿足长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事已至此，虽万千人，吾往也！”八月一日，他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十日，率所谓十万“大军”出潼关。临行，他与夫人诀别，孙夫人毅然道：“丈夫报国耳，毋忧我！”

    孙传庭虽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多少还有点尽人事听天命的幻想。除了他手下的牛成虎、高杰、卢光祖等人外，他还征调了白广恩自新安来会，并命四川秦翼明出商、洛，河南陈永福出洛阳，左良玉部西上，共同夹击李自成。另外，他也有一张好牌，那就是李自成兵政府侍郎丘之陶暗通官军。此外，明军还装备了三万辆“火车”和大量先进火器，这也算是有利条件之一。

    八月，孙军收复了没有多少兵力防守的洛阳，有人建议修复洛阳城墙，将其建为一个坚固的据点。孙传庭道：“我们不出关，犹为万全，今既出关，已无万全可言了！”颇有风萧水寒壮士不还的慷慨悲壮。九月八日，孙军进抵汝州，李自成部将，绰号四天王的李养纯投降，带来了重要情报：“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

    孙传庭依照情报，迅速督大军攻克宝丰，擒杀李自成委派的州牧陈可新。然后袭占唐县，将俘获的李自成军家属全部杀掉，李自成军得到消息后，全军痛哭，斗志高涨。此后连日大雨，官军粮草不继，但在孙传庭的率领下，仍然攻破郏县，并与来援的李军万余精锐会战获胜，擒李军果毅将军谢君友，斫断李自成坐纛，几乎擒获其本人，李退往襄城。这一阶段，官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补给不畅、兵力单薄的劣势仍未能改变。九月中下旬，孙传庭的内线丘之陶事泄被杀，连情报也断线了。

    九月十七日，留守汝州的明军部队因粮饷不继哗变，孙传庭被迫回军平定叛乱。李军乘势追击，双方主力会战于南阳附近。李自成军列阵五重，最外层是新降附的饥民，其次是步兵，再次是骑兵，再次是精锐骑兵，最内层是老营和家属。明军陷阵力战，攻破李军三层阵线，与李军精锐骑兵殊死拼杀，双方胶着不下。

    饥饿的明军未能持久，阵型开始扰动。白广恩的火器营官兵大叫：“师败矣！”将火器车辆推倒，骑上牵引车辆的马匹逃跑。倾覆的车辆堵住了其他部队撤退的道路，李军以铁骑冲杀践踏，步兵则以白棓（一种粗大的木棍，易于新手掌握，不需要太多技巧，只要有蛮力气就可用）猛击，不少官兵被连盔带头一起敲碎。李自成的骑兵紧追不舍，一天内追杀了四百里地，直撵到孟津。明军死者四万余人，丧亡兵器辎重数十万。孙传庭的督师坐纛，也在逃跑中丢给李过的追骑。

    明朝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就此覆亡了。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情报，就是源源不绝的后备兵员。

    十月七日，李自成军大举进攻潼关，从间道绕到关后（大概就是黄巢当年走的“禁坑”），夹击明军。李过以缴获的孙传庭坐纛骗开潼关城门，大军蜂拥而入。

    就这样，这座雄关又一次被攻破了。

    孙传庭收拾溃逃的部下，向渭南撤退，在路上被李军追及，他和参军乔迁高跃马大呼，率残兵冲入敌阵中，奋战阵亡，连尸首都没能找到。这一年，孙传庭51岁。可崇祯却认为他大概是诈死潜逃了，没有给予赠荫。

    让人心酸的是，最终以官方定论承认孙传庭在明季乱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竟是他的敌对方清朝。

    李自成随即于十月间攻破了西安。孙夫人张氏惧辱，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孙传庭年仅8岁的小公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孙家长子世瑞听说变故后，偷偷跑到西安，埋葬了孙夫人，找回了小弟弟。两兄弟相扶携还，一路之上，无论相识与否，见到他们的人都不禁为之泣下。

    孙传庭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的二十五年间，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不论是在“四正六隅”的联合围剿中，还是在“汛守要隘”的单独行动中，他都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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