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生前说过：“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事实确实如此，他终生都是一个没有永久固定住所的发明家。虽然他有几处家，但也可以说他没有家。曾有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开玩笑，称他是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他为了许多工厂和公司的利益，经常旅行进行业务活动。如果他一时“在家”，那就是他的实验室，他整天在那里研究新发现，他脑子的活动片刻不停。
从1865年走出瑞典之后，诺贝尔第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在德国汉堡的克鲁梅尔。刚来克鲁梅尔投资办厂时，诺贝尔还不富裕，他只是在离工厂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栋平房作为他的住所。在这所房屋内，最重要的设施是他的实验室。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工作和生活了8年。
诺贝尔的第二个相对稳定的住所是在苏格兰的一处荒僻的海滨阿迪尔。在阿迪尔工厂附近，也像在克鲁梅尔一样，诺贝尔建了一栋作为住所和实验室的平房，普法战争期间，诺贝尔主要工作和生活在这里。
诺贝尔的第三个相对稳定的住所在巴黎。诺贝尔1873年离开克鲁梅尔时，已成为巨富。来到他曾留下爱与恨的巴黎之后，他在属于巴黎富人区的马拉可夫大街购置了一栋豪华的公馆，同时也在这里开设了实验室，并聘请了助手和男女仆人若干名。他曾在这座公馆内筹措他的公司和工厂的发展计划，继续进行各种新发明的实验研究，同时也处理那种没完没了的专利和商务纠纷。可是一段时期后他觉得那里设置的实验室太小，所以在1881年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塞夫朗建造了新的实验室。
诺贝尔在巴黎的住所断断续续工作和生活了18年。这18年是诺贝尔一生比较愉快的时期。他在这座公馆内会见法国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举办他感兴趣的各种沙龙，招待从俄国和瑞典来的亲友，向他的妈妈和其他亲友汇款和寄送各种礼物。与此同时，他也继续渴望建立一个以爱情为基础的美满家庭，而这一愿望在这里始终未能实现。
在巴黎工作和生活期间，流传着不少有关诺贝尔的轶闻趣事。有一次，他聘用作为厨娘的一个法国姑娘告诉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富于同情心的诺贝尔问这位法国姑娘要他送点什么结婚礼物。这位聪明而机灵的法国姑娘提出：别的都不要，只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这个请求可难倒了诺贝尔，因为诺贝尔本人也不知道他一天挣多少钱。然而，诺贝尔是一个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办的人，于是他经过几天计算之后，算出他一天大概能挣4万法郎。这样，他就把4万法郎作为结婚礼物赠给了那位姑娘。这笔钱在当时仅靠它的利息就可以让这位姑娘舒心地过上一辈子。
他后来因将诺贝尔炸药转给别国，惹起法国的恶感，被逐出塞夫朗。1890年4月他给侄儿伊曼纽尔的信中说：
“3月初巴比和弗雷西在国会中开始辩论。巴比办理此事不当，因而遭受应得的谴责。但是不幸的结果是法国政府凭借专卖，禁止我制造甚至是最少量的炸药，不允许我用任何军器进行射击试验。这纯粹是一种诡计。但是他们恐吓我，要把我拘禁在一个要塞中，这将更会损伤我的消化力，我不能抗拒禁令。可喜的是陆军部长在禁令未颁布前几天亲自写信向我索取炸药样品。我的计划因不能在塞夫朗工作被完全扰乱。我对一些很有趣的问题进退两难。只好将它们放置在一边，把试验室搬到国外，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完全是不容易的事。”那时法国报纸也猛烈攻击他，他离开这个国家，定居在意大利的圣雷莫，他在那里建起华丽的试验室和一所别墅，还建有一处伸向海洋进行实弹射击的大型试验场，命名为“我的安乐窝”。不过，诺贝尔后来只是在冬季才到这里居住。
1894年他购买了博福尔斯的工厂后，将柏格博一所旧庄园加以修葺，预备在那里终老。关于修葺的事，他托付侄儿海尔马·诺贝尔，1894年10月他写给海尔马·诺贝尔的信中说：我还要加注几点：
1.只要我能提供，愿以好烟草飨我男友，因此实在无须另辟吸烟室。
2.一个未婚男子不允许备一间女来宾寝室，但可以备好几间。因为有几间房适合供最时髦的有身份的男士和女士们是好的方案。实际上根据我做过的调查，房屋的构造并不要美好，而是需要一些家具。……一般的困难是装饰的设计要协调，但是人们由于自然本身触犯这些规章这一事实容易疏忽大意，除美国妇女外，你曾看见过上肢和下肢侧面平衡的吗？你曾看见过一个鼻子不弯曲的吗？
不过，诺贝尔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年才偶尔在夏季来这里居住。
1896年，诺贝尔去世后，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住所在哪里？法国、意大利还是瑞典？这个问题在确定博福尔斯后解决了。这项决定除法律方面外，从感情方面是符合事实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自认为是四海为家的人。虽然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地地道道是一个瑞典人，不过他可以认为是一个世界公民。诺贝尔最后扎根在他出生的土壤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国外感到无家可归。他自从9岁离开瑞典后仅偶尔回来几次，全部生涯是在外国，如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度过的，但是他在这些国家里总觉得生疏，而对瑞典却保持真挚的感情。他密切注意瑞典文学和文化，家乡发起为科学事业募捐时，常常有人请他援助，很少有令他们失望的。瑞典侨居国外的人也常常向他求助。他是一位保护人，他愿埋骨本国国土，尽管他有以世界为家的想法。他觉得将遗嘱托付在瑞典比其他地方更可信任。这种热爱祖国的心情是他对祖国忠诚感情的扩展。
二、情感波折
夜里唯有独枕相伴。对阿尔弗雷德而言，爱情从未真正地开花结果。他是一个行踪不定的孤独者，深受感情忧郁的痛苦，缺少别人所有的家室的牵系。诺贝尔终生没有建立具有婚姻关系的家庭，并非说他不渴望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常常流露在信中。他有一次给他的嫂子，路德维希·诺贝尔的妻子明娜的信中说：
“我们之间是如此悬殊！你的生活是温暖而炽热的，你的四周有人爱护，你关心他们，他们关心你。你满意地安居着。我是漂流在人生海洋中的一只破船，失去了舵或罗盘，没有回忆激励我；没有未来的幻境安慰我，或满足我的自负。我没有家庭维护生存的命脉；没有朋友提供我情感有益的发展；没有敌人让我排泄怨恨。我还苦于屈从自我批评，这样，每一过失都成了不可赎回的丑恶，我所有的缺点都因此暴露，赤裸裸地显出它们的虚弱。这样画像是不适合挂在一个充满欢乐家庭中的，只有丢进废纸篓里。”
在伊甸园中，诺贝尔也留下了他那充满甜蜜和苦涩的流浪之旅。
早在青少年时代，诺贝尔在进行他的那次欧美之旅时，在巴黎曾与一位法国姑娘有过短暂的热恋。
诺贝尔在巴黎初次与异性交往让他误入歧途，“恐惧和悔恨折磨着他的心”，他想追求一种纯洁的爱情，能够把两颗心连在一起共同探索对方乃至周围人们的美好心灵和慷慨品格。这种纯洁的爱情究竟存不存在呢？如果存在的话，会不会有人看中像他这样的人呢？他有极为明智的远大抱负和高尚的情操，但这种品质“在摇摇欲坠的躯壳里不啻是一种浪费”！阿尔弗雷德觉得自己相貌难看，毫无动人之处，决不会有人爱他。
一天傍晚，他意志消沉，信步走进一家舞厅，一个身子单薄的碧眼金发女郎注意到他闷闷不乐的神情，便走过来轻轻地问候他，看到这“美丽而善良的少女”就如他熟识的名诗“心之灵”中被雪莱作为精神之美化身的爱米丽，雪莱美好的诗句在他的脑海中油然而生：
天庭的使者！你美好得不似凡人，
在那青春的女子容貌下，你包含
一团丰富的光辉，爱情和神性，
啊，你那弱质怎么竟又如此丰盛！
你独处于永恒诅咒中的福泽！
在漆黑的人间你隐蔽的灯火！
你是云层之上的明月！在死者群中
再生的形体！你是风雨上空的星星！
你啊，奇迹、美和惊惧的化身！
你是造化的完美之作，是明镜：
像是太阳给一切带来了光芒，
凡是你照临的都显得辉煌！
少女彬彬有礼地问他是不是失去了亲人。阿尔弗雷德回答他丧失比这更多--他失去了一切幻想。年轻的诺贝尔把他的悲观情绪向她倾诉，宛如打开闸门的洪水，而那女郎对生活却充满强烈的信念，她责备他缺乏信心，提醒他要有天赋的坚强意志，就能够对人类做出许多贡献。她成了青年诺贝尔心目中高尚情操的化身。他俩一直辩论到东方破晓，并为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而感到欣慰。分别的时候，阿尔弗雷德觉得自己“无限的喜悦，精神状态好多了”。
我怀着从未有过的喜悦感
又一次同她见面了。
从那以后多次幽会，
我们已经谁也离不开谁。
第一次相遇之后，他俩约会了几次，最后以“出自纯真感情的圣洁的一吻”定情。不幸这段罗曼史猝然告终--女郎突然香销玉殒。
……我的爱情与逝者同在
弥留之际我没能在她身边抚慰
却未对着她的遗体凝眸。
……我凝视着
庄严的气氛使我欣然神驰
个人小小的悲实在不屑一顾。
……从这一刻起
芸芸众生的欢愉我不再分享
美人的青睐，多情的泪水不再使我动情……
心爱的人突然离开了人世，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受到极大的打击，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刚刚复苏的灵魂又一次跌进了无底的深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痴迷地回忆两人在一起短暂而幸福的日日夜夜，默默地诵读“心之灵”中不朽的诗句。
伴侣！姐妹！天使！我命运的向导！
这命运一直如此不幸，噢！我知道，
我爱你已太迟，又崇拜得太急骤！
……我爱你；是的，
我感到我的心灵之泉从此封闭，
既然它那泪水能给你欣慰，
我要为你而保持它晶洁的光辉，
……我的女郎，
别轻蔑这思想之花吧，它才开放
便已凋残；但是，从这花心深处
将有像乐园果树一样的植物
滋生和结果；这果实啊，因为受到
你的明眸的照耀而更为美好。
此后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滋长了一种对异性某种程度的远离，并推崇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观，追求与肉体关系绝缘的爱，沉湎于纯洁爱情的美梦之中。这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29岁时写的一首以外星球上居民为依托的小诗中可以体会到：
他们的肉体不是由黏土捏成，
可像阳光那样飞掠过永恒……
他们的爱情没有感官上的刺激，
才会带来无比高雅的愉悦……
到了暮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仍然梦想这种天国的爱情。他在那时写的一个剧本里借圣母玛利亚的嘴说道：
“宛如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圣灵怎样赋予圣子以生命，没有床笫之乐，可是那一阵愉悦只有在天堂才能享受。”
三、女秘书贝莎
1876年，33岁的贝莎·金斯基以诺贝尔秘书兼管家的身份走进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生活，使他的爱情之火死灰复燃，诺贝尔对贝莎一见倾心，渴望她成为女主人。贝莎虽然对诺贝尔亦有敬慕之情，无奈已心有所属，不久便离开诺贝尔远走俄国高加索。她在后来返回巴黎之后，与诺贝尔仍然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对诺贝尔而言，他对贝莎柏拉图式的恋情，无疑是他在感情生活中的又一次流浪之旅。
1875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炸胶，炸胶的爆炸力比达纳炸药高出46%，它在开凿戈特哈尔德隧道的第一次施工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戈特哈尔德隧道横穿阿尔卑斯山脉，全长9.25英里，并且岩石极其坚硬，但是在使用炸胶后，隧道以创纪录的速度提前竣工了，而且施工经费大大低于按达纳炸药进行预算的费用。隧道凿通后火车可以直达伦第平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诺贝尔对于炸胶这一重要发明和对于巴布对炸胶的组织生产计划的顺利实施感到非常满意，从不知疲倦的他这时也有了如释重负之感。于是他把自己的寓所重新装饰了一番，又请来一名巴黎著名的室内装饰师，委托他给楼上空着的房间都配上家具。看着装饰一新的房间，诺贝尔感到缺少一位有教养、会应酬、办事练达像女主人一样的女管家，最好这位女管家能身兼二职，把秘书的工作也能顶下来，因为他同时迫切需要一名秘书。若贝尔觉得用一个人总比用两个人少些麻烦，如果找到一个集女管家、女秘书、“女主人”于一身的人，付再多薪金他也在所不惜。他决定在欧洲的一家大报上登个广告试试。
在考虑从哪个国家有希望聘请到这样一位理想的、称职的女士的时候，诺贝尔首先想到了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那里的年轻妇女有教养，尤其擅长外语。虽说去维也纳的机会不多，但每次去都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特别喜欢维也纳的欢快气氛，以及那里妇女们亲切而又活泼动人的情调。
但是当诺贝尔真的要动笔拟广告时，却意识到这样的广告很可能会使他陷入一个被人误解的危险境地，而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个广告容易被人看成是一个中年阔佬想找一个廉价的姘妇，要不然就是一个老光棍不择手段急于要找个配偶。要避免这两方面的嫌疑都很困难。他左思右想，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有趣的念头：以往自己一向迷恋于科学发明、出售专利和组织生产，生怕有人打扰。现在，如果自己做一次这样的冒险，说不定会使他得到命运不肯给他的东西。想到这里，诺贝尔不禁感到好笑。
第二天，他把简短明了的广告稿寄给了哈布斯王朝（奥地利王朝）最大的一家报社，内容如下：
“居住在巴黎的一个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绅士聘请一名懂得几种语言的成年女士担任他的管家兼秘书。”
信件发出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倒是产生了几分好奇心：有谁会来应聘呢？她们是怎样理解广告词的呢？她们会是抱着一个什么目的来应聘的呢？
尽管要求很高，但应聘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多，而且都自信能够有资格担任诺贝尔的秘书。当然，这当中有许多人是自作聪明，自以为对广告词已经心领神会，正符合“成年女士”的要求，她们还随信函寄来照片。信中多半是炫耀自己在持家方面的才能，对于秘书职务却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能懂几门语言的人才是很难得的。
其中有一封用法文写的措词恳切的信引起了诺贝尔的兴趣。这封信的署名是贝莎·金斯基伯爵，看来她是个贵族出身的奥地利人。从她愿意应聘来巴黎担任这一工作来看，这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到她这一代已经衰败，要不，她可能是一个冲破一湾死水而飘泊异乡的流浪女。她的法文写得很出色，不论是文字还是语法上都无懈可击，在谈到自己已33岁还是独身时尤其显得率直而庄重，文字间没有丝毫轻浮的流露。
诺贝尔决定在聘用之前还应对她的性格、人品做更深入的了解。他用英文写了封回信，告诉她自己的工作飘忽不定，这将会给她的工作带来相应的困难，还附带讲了自己有哪些爱好和厌恶。他的信引起了对方的自信，贝莎立即回信，信中表示了要来诺贝尔身边工作的愿望，并表达了自己立身处世的大胆和乐观主义态度。
收到贝莎的第二封回信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看来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她过于自信，对有疑虑的人不屑一顾。在这次复信时，阿尔弗雷德更加注重实际，他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希望请一个人来管家，而不是要她来约束自己。贝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下一封信写得很含蓄，暗示自己在生活中屡遭挫折，不会给主人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寥寥数话打动了诺贝尔的心，引起了他的不安和深思。
贝莎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诺贝尔写给她的那几封信：
“他的思路敏捷，语言风趣，但调子忧郁。这个人知识极其渊博，哲学思想深邃，给我的感觉是他生活得并不幸福，属于厌世者之列。他生于瑞典，俄语是第二母语，用德语、法语、英语书写都很规范、优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信好像使他深受鼓舞。”
最后，诺贝尔用一封文牍式的短笺结束了这样的书信往来。他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对工作的要求、每月的薪水，并询问贝莎何时能够来巴黎任职。贝莎的回答极其简短：“立即启程。”
贝莎乘坐东方号特快列车于清晨到达巴黎。诺贝尔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位未来的管家兼秘书。因为他想一睹贝莎的容貌是否与自己想象中的一样。一见面，诺贝尔心里就美滋滋地一惊，她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漂亮、庄重：中等个子、身子骨笔挺；微微扬起的鹅蛋脸上，秀气而挺直的鼻梁是那么匀称，使整个面庞和谐，端庄；深褐色的头发遮掩着微微隆起的前额，右眼似乎比左眼略大，因而右眉微拱而左眉平直，红润的唇间露出两排洁白的细齿，嘴角挂着不加掩饰的好奇的微笑，然而又是那么真诚、友善。
同样，贝莎的惊讶不亚于诺贝尔，因为她所见到的诺贝尔并不像广告词中暗示的那样年老力衰：
……（他）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实际上他并不是如同那广告中所暗示的，是一个白发苍苍、年迈力衰的“老绅士”，根本不是。……他那时才43岁，身材中等偏低，皮肤略黑，满腮胡子，相貌不难看也不英俊；一双碧蓝的眼睛温和而善良，使他的表情不显得过于惆怅；讲话的语调里交织着抑郁和讽刺，显出异于常人的气质，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和他不容易相处。
因为寓所里为贝莎准备的房间里的家具还没有备齐，诺贝尔就先送她到位于嘉布遣大街上的金莲花大旅馆休息。午饭后，他俩驱车前往香榭里舍大街游览。
两人尽管是初次见面，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完全陌生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交谈其实早就从通信时就开始了。对许多话题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但由于不同的经历与年龄，看问题的出发点却很不一致。贝莎发现诺贝尔的谈吐富有感染力；而贝莎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涉猎之广和用力之勤也给阿尔弗雷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她这样具有高深教养、良好气质而又富于文学知识、精通外语的贵族妇女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贝莎受雇之后，曾把对诺贝尔的看法写信告诉她的朋友们：
“诺贝尔先生非常富有，在巴黎有一栋豪华住宅，他的生活起居从不受别人干涉，性情孤僻并坚持他的独身主义。”
“家中的陈设富丽堂皇，有最上等的家具、装潢及厨房设备，并雇用一流厨师，可谓极其奢侈。”
“像他这样有钱的富人，难免要铺张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有豪华的马车和骏马，他经常喜欢独自一人驾车出游，而从不愿邀人同行。”
“但对诗和小说而言，他知道独学无友的话，则肯定孤陋寡闻，所以他需要能共同研读交流的伙伴，凡是有文学家聚会的地方，他必定前往参加，并洗耳恭听别人的见解。”
“我时常与诺贝尔先生论及文学，他特别喜爱雪莱的诗文，并且深受雪莱和平主义的影响。”
“但我永远无法了解诺贝尔先生从事着与他的和平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炸药事业。每当我问及此事，他总是苦笑着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由于诺贝尔工作繁忙，他在一天中最多只能陪贝莎一起消磨两个小时。他带她看了自己的寓所、实验室和为她准备的一套房间。在贝莎看来，为她准备的这套房间与以前住惯了的那些宅第相比，显得过于朴素了。她也不喜欢那种拿破仑时代式的家具，令她满意的是房间通风，窗外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贝莎与诺贝尔在一起时，总是诺贝尔的话多一些，贝莎也很喜欢听他纵谈对人生、文学、艺术和战争的观点。贝莎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听他纵谈世界与人类，生命与艺术，瞬息与永恒，这真是一种知识上的享受，这种享受痛快极了。他躲避社交生活，对世人的肤浅、虚伪、轻薄深恶痛绝。他完全相信，一旦人们的智力被更好地开发出来，人类便会变得更加高尚。他的研究，他的书籍，他的实验--这些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他说他正从事一项新发明：‘我希望制造了一种物质或者机器，由于它的极大的破坏力将使战争不可能发生。’”
贝莎在谈起自己的过去时，一点也不拘束，但却对一个心照不宣的、敏感的问题避而不谈。她已经33岁了，漂亮，活泼，能弹会唱，有文化，有良好的教养，早就进入上流社会，交游遍及欧洲。一句话，她具有男人们所赏识的所有条件，那么她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一天，诺贝尔去旅馆接她，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她下楼，而且可以看出她刚才哭泣过。他想找点话来安慰她，便谈起了自己的童年，在那个艰辛的年代自己每天都得为生存而斗争。为了让贝莎因为同情自己而忘却她的辛酸，他送给她一首诗--实际上是诉说自己青少年时不幸遭遇的许多诗篇的集锦。并告诉她，自己并没有写诗的天赋，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消遣方式，当感到寂寞时忍不住写几句，抒发自己的情感。现在很久已经没有动笔了。
贝莎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一首长达一百页的，富于哲理性的诗稿，用英文写成，文笔极好。”这首诗实际上是以诗体写成的日记，懦弱、缄默的诺贝尔以它向贝莎披露了自己多愁善感的心扉。
你说我是一个谜--也许是，
我们全都是不可解的谜，
从痛苦开始，以深重的磨难终结，
人们啊，为什么要来到这尘世？
渺小的欲望把我们拘禁在地球上，
“崇高”的理想把我们举上了天际，
它们还骗我们说
那是灵魂永不灭……
诺贝尔以为贝莎也会对他推心置腹，一诉衷肠，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贝莎仍然保持沉默。在同情心的驱使下，诺贝尔竟一反常态，有一天他毫不掩饰地问贝莎：“你没有结婚吗？”贝莎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
诺贝尔接着又往下追问，贝莎只得将自己的身世和恋爱故事和盘托出。
贝莎的父亲弗朗西斯·约瑟夫·金斯基伯爵是一名中将军官，在她出生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她是在父亲的一个朋友的法定监护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个人是个守旧的奥地利贵族：国王陛下是他的上帝，宫廷礼仪就是他的宗教，他梦寐以求的是奥地利军队的荣誉，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是一名称职而尽责的军官。贝莎的母亲无拘无束，曾一心想当个歌手，只是由于父母的反对才未能如愿。后来又变得酷爱赌博，于是她母亲家里的赌盘整天转动。贝莎虽对此极为反感，但却无可奈何。
贵族之家的生活没有一大笔财产就难以维持。贝莎的监护人看中了一位维也纳巨富的豪华别墅和邸宅，就把这位已经52岁的银行家带到金斯基家向年仅18岁的贝莎求婚。贝莎怎么肯答应呢？她不相信婚后生活会无限美满，“享不尽荣华富贵”。但在一次舞会上，她受到那些出身望族、正当结婚年龄的纨袴子弟白眼，一气之下，径自答复母亲同意嫁给那个老头子。两人既已是未婚夫妻，按当时的习俗就可以单独到小客厅里幽会。这位老头突然一把抱住贝莎，对着嘴唇猛亲，顿使贝莎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我死也不愿嫁给他！”她又哭又闹，这桩婚事最后只好作罢。
年复一年，贝莎浪迹于威尼斯、维也纳、米兰和巴黎。她在音乐会、舞会、歌剧院的歌舞弹唱引得求婚者纷至沓来。但是，贝莎觉得这些热闹的场合对促成庄严而神圣的恋爱与婚姻并不适合，感情的不稳定就如同她母亲的轮盘赌，赢时少而输时多。在这期间，贝莎结识了统治高加索一个小小山区的叶卡捷琳娜·达迪安妮公爵夫人。从她们第一次见面，公爵夫人就被21岁的贝莎的青春活力与快乐情绪所吸引。她乐意把她的侄儿格鲁吉亚亲王赫尔克利斯介绍给贝莎。亲王温文尔雅、性情抑郁，他对贝莎的爱慕之心与日俱增，并向贝莎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贝莎对每一个真心爱她的人都抱有好感，尽管从好感到相爱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她相信，这个距离并不遥远。公爵夫人热诚地为贝莎祝福：“要设法拢住他的心，我盼望你们平平安安尽早把婚事办了。”因为那时亲王已经40岁了。然而不幸的是，一次亲王对贝莎说因事要到巴黎去一下，竟一去不复返。他没有回高加索，而是回格鲁吉亚去了，甚至连一封道歉信也没有。这件事令贝莎很伤心，也叫公爵夫人感到难堪。
在贝莎25岁时，有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开始倾心于她，常以鲜花相赠。一天，青年的父亲，一个据传有万贯家产的澳大利亚富翁，亲自为儿子前来巴黎求婚。他确认自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富翁，说他儿子已深深爱上贝莎，他自己也非常赞成这桩婚事，又说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身后这孩子没有一个钟情的妻子照顾。这位澳大利亚富翁对贝莎大献殷勤，还不惜花费给她买了最精美的首饰，最后确定了订婚日期。但当订婚仪式举行时，富翁和他的儿子迟迟未来赴宴，正当客人们不知所措时，一个男仆递上一封伦敦来电，澳大利亚富翁致歉说他的儿子只有16岁，还不到结婚年龄。不过，还有一点他没有坦白，他的所谓万贯家产也完全是虚构的！
这真是奇耻大辱，贝莎越想越气恼，几乎难以忍受。但她很快从痛苦中摆脱，命运越是与她过不去她越要愉快地生活。她自信天生丽质绝不会让她长久地处于难堪的境地。在一次音乐会上，贝莎与奥地利贵族阿道夫亲王邂逅了，这位俊秀的亲王是个出色的男高音。他俩的二重唱配合得极其默契、和谐。阿道夫亲王对贝莎一见钟情，并马上向她求婚。贝莎在得到母亲的赞许后，同意与他订婚。阿道夫想当职业歌唱家，他的父母虽然不满，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但以他不得在欧洲登台演唱为条件，以免有辱于家庭声望。阿道夫与贝莎商量后，决定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一经聘用，有地方安家，就让贝莎前往。他俩在码头分别后，贝莎等到的不是阿道夫平安抵达新大陆的消息，而是与阿道夫同船的一个朋友报告的噩耗--年轻的亲王在船上染病故去，并已葬身海底。
就这样，贝莎拖到30岁还没有结婚。她的母亲把自己的积蓄和归女儿继承的财产输得精光，全家被迫搬到一个省城小镇上居住。贝莎不甘心这种“活埋”的生活，她写信给高加索的达迪安妮公爵夫人，探问是否可以一个人去看望她。公爵夫人非常关切地回了信，并提出邀请，但要她推迟行期，等她的别墅完工并布置齐全之后再去。贝莎不愿闲住在偏僻小镇上无所事事，她打算找一份工作以打发无聊的日子。苏特纳男爵聘请贝莎担任家庭教师，教他的4个女儿德语和音乐，她答应接任此职，同意干到达迪安妮公爵夫人家里整理就绪为止。
苏特纳男爵有4个女儿，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全都生得金发碧眼、如花似玉、聪明伶俐。对姑娘们的管教不需要她花费太多的精力，单凭她的阅历，她的魅力，她的欢乐神情，她的婉转歌喉，姑娘们很快就同她亲热起来。她们一向被家长管得很严，现在从这位家庭女教师身上得到新的启示，因此都全身心爱戴她，争着得到她的称赞。
男爵的次子阿瑟比贝莎小7岁，英俊可爱，多才多艺。他能诗善画，尤其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填词谱曲。那时全家人，包括贝莎在一起用餐，每当阿瑟走进餐厅时，贝莎就会感到餐厅似乎一下子变得格外明亮，而她的全身感到格外温暖，贝莎的意中人终于走进她的生活。
在苏特纳男爵举家到乡间别墅消夏期间，贝莎与阿瑟相爱了，虽然他俩都知道，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贝莎要比阿瑟大7岁，而且她家里穷得一文不名，富有的苏特纳夫妇绝对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爱是至高无上的，只要两人彼此相爱，这就足够了，他们不愿去考虑明天，至于未来更是不去管它。姑娘们很快觉察出他俩的秘密，她们很高兴，并私下里保护他们，共同防御他们“爱情的敌人”--她们的父母。然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隐瞒长久的。贝莎下决心向母亲吐露真情，这令母亲大为吃惊。母亲告诉贝莎要么与阿瑟结婚，要么立即离开苏特纳家。而当苏特纳男爵夫人知道这件事后对贝莎十分冷淡。于是贝莎决定离开苏特纳男爵家，正在这时她看到诺贝尔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就应聘来到了巴黎。
此外，贝莎还告诉诺贝尔，到巴黎后维也纳每天都有来信。阿瑟的妹妹在信中说，阿瑟心情抑郁，和她们以前的哥哥简直判若两人。
在听完贝莎的往事后，诺贝尔好长时间没有开口。他认为除了一刀两断以外，再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贝莎摆脱当前的困境。这场婚事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任其拖延下去，必然引起无尽的忧虑和悔恨，在自己心灵上留下痛苦和伤痕。他希望贝莎能够无牵无挂。诺贝尔告诉贝莎：“你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但要有勇气坚持到底，也不必再通信了。过不了多久，新的生活和新的感受会使你们俩忘却旧情--也许他会比你忘得更快些。”接着诺贝尔向比自己小10岁的贝莎吐露了自己有意娶她为妻的念头。从接触贝莎的第一天起，她就让他遗忘多年的爱情死灰复燃了。贝莎后来在回忆录中并未对此表示任何不快，她了解诺贝尔的真诚为人，只是说：“当时如果没有意中人的话。”
第二天，诺贝尔要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一家新的达纳炸药厂的开工典礼。他起初有点迟疑不决，不想在贝莎做出决定之前撇开她不管。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无权影响她的抉择。在诺贝尔抵达斯德哥尔摩的当日，贝莎就收到他的电报：“平安抵达，将于下周回巴黎。”就在那天她还收到另外一封来自维也纳的电报：“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贝莎立即做出决定，趁着诺贝尔不在的时候，离开巴黎回到阿瑟身边。她变卖了身边仅有的一枚监护人送给她的镶钻石的十字架，付清了旅馆费，买了车票，踏上东方号特快列车返回维也纳。上车后贝莎给诺贝尔发出一封快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
很快，贝莎与阿瑟便结了婚，婚礼是在乡下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的。他们夫妇俩给达迪安妮公爵夫人发去电报，不久公爵夫人回电欢迎他们前往。此后，贝莎·苏特纳和丈夫在高加索达迪安妮公爵夫人家住了将近10年。
诺贝尔为贝莎感到惋惜，自己也十分懊悔。贝莎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管家兼秘书，甚至在个人的婚事方面也会使他如愿以偿，他将会得到一个漂亮的、有教养的伴侣。然而，贝莎最终还是和比她小7岁的阿瑟结婚了，这不能不令诺贝尔终生遗憾。
在贝莎远走高飞后，马拉可夫街的寓所陷入沉闷孤独的气氛之中。也许正是这件事成为诺贝尔在同一年作最后尝试的动机。这个尝试，就是寻找能够与他同甘共苦的意中女郎。他希望有像贝莎一样，能在智慧上与自己相配的年轻女性。他曾说：
“我跟大家一样感到这沉闷的孤独，我的孤独也许比任何人都要严重。在此以前，我一直在寻觅着情投意合的女性。”
四、说不清的苦恋
1876年秋，诺贝尔应约与路德维希在普雷斯堡会面，商讨一起帮助罗伯特的巴库油田事宜。在返回巴黎的途中，他在维也纳南面的巴登温泉停下来过周末。
诺贝尔在这里遇到两位商业界的朋友，这两位朋友真诚地邀请他去自己的别墅吃顿午饭。在赴宴的路上，他走进一家花店想给女主人买束鲜花。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店员上前招呼他，见他说不清想买束什么花，就主动帮忙。她问他与女主人是什么关系，女主人多大岁数，结婚没有。她这样不动声色地打听别人的私事使诺贝尔感到很好笑，但他还是一一如实地给予回答。
诺贝尔从姑娘手中接过花束后，情不自禁地邀请她午饭后与他一道出去遛遛。姑娘喜形于色，一下子活跃起来，回答说非常愿意，并说她的名字叫索菲娅。
他们在林间小道上骑马，清新的空气令诺贝尔陶醉，但索菲娅对于风景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看着绅士模样的诺贝尔，只是急于想知道他的职业。诺贝尔故意叫她自己先猜，看来她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猜得完全离了谱，这使得诺贝尔乐不可支。他诙谐地提示说他是一个发明家，能在最短的时间毫不费力地杀伤很多人。索菲娅随即便说：你一定很有钱。机灵的姑娘见他并不否认，又大胆地问他有没有成家。这个问题一点也没影响诺贝尔此时兴奋的情绪，相反，他很有兴致地问起姑娘的身世，她直率地向诺贝尔道出了身世。
她父亲在维也纳的普拉特开有一家小店，给一个做批发生意的有钱的亲戚代销廉价糖果。他视谈话为负担，自己不愿多开口，也讨厌别人罗嗦。顾客上门就忙着张罗，可是三言两语之后就巴不得顾客马上能付钱离开，他不愿讨价还价，至于生意做成与否他全不介意。他更不愿与家人在一起交流。
她的母亲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觉得丈夫太吝啬了，即使她要钱去买最起码的日常用品，他也总是两手一摊，说：“我可没钱，向手掌心要吧！”
索菲娅是长女，她还有三个妹妹。母亲把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她到巴登做卖花女，原本只是想用微薄的薪水补贴家用，但她的母亲却希望她被哪个阔佬看中，从而使一家人交上好运。索菲娅讲得如此诚恳，诺贝尔倒也不忍心责备她，只是为她的美丽惋惜，对于这个被家庭所误的姑娘深表同情。
诺贝尔对自己今天的耐心感到十分惊讶，他已被她的美貌深深陶醉。无论如何，他这个下午过得非常开心，他甚至决定在这里多耽搁一天，带索菲娅去珠宝店买件首饰，虽然巴黎还有不少重要的事情等着处理。
第二天，诺贝尔把索菲娅带到了珠宝店，她不假思索就挑中了店里一只最漂亮最贵重的手镯。看到她有这样的好眼力，他感到很高兴。
一回到巴黎，诺贝尔就置身于繁杂的事务之中，但感情上的牵挂常常萦绕心头，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现在经常要到奥地利和德国去，每次往返他都要专程去看望令他难以忘怀的姑娘。诺贝尔送给了索菲娅相当大的一笔银行存款。她辞去了花店的工作，定居在维也纳。他无意在两人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把自己对她的接济只当做一次善举，希望她能有一个满意的归宿，希望她用他的接济充实和提高自己，改变个性中的缺点，得到一种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诺贝尔认为，索菲娅个性中乃至她父母的致命缺点都是由于家境贫寒造成的，所以他除了给索菲娅数量可观的钱财外，还不时接济她的父母亲，特别是她那嗜财如命的母亲。他去过她家，一家人都令人感到难受，只有她父亲看上去多少还有点不同。他瘦高个，颇有几分威严，眼睛流露出困惑和猜疑的神情。诺贝尔的到来使他局促不安，窘迫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她的母亲脸色苍白，嘴角上隐藏着虚伪的微笑，她对家人除了索菲娅外都显得尖酸刻薄。
对于索菲娅来说，她幻想中的奇迹已经成了现实。她希望得到诺贝尔的爱，像她所知道的那种通常人所表达的爱。他的彬彬有礼、缄默与拘谨使她感到不安，害怕得要命，而且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虚荣心。是的，他喜欢抚摸她的头发，玩弄她的手指，甚至还吻过她的面颊和额头。然而，当她倚靠他肩头时，他并没有要拥抱她的表示。后来，当她发现他虽然受人钦佩和尊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爱情，过着孤独的生活时，她越来越喜欢这个怪癖的人了。她想对他表示真情，却又怕被误认为这只是为了报答他的一片好心而表现的虚情假意。
事实上，诺贝尔始终怀疑索菲娅的背后有她那讨厌的母亲在操纵、策划，因而感到苦恼。他意识到在她脱离那个阴郁的家庭之前，他俩不可能过于亲密。他不希望她的爱是出自于自私的爱，他也不希望她的爱出于感激之情。他心目中的爱是纯洁的、至高无上的。
在一次会面中，索菲娅突然哭了起来，埋怨诺贝尔不该只在出差的途中顺便去看望她。他不由得心头一热，温存地吻去她的泪水。索菲娅主动提出要离开她的家庭，并请求诺贝尔不要等她学会法语之后再带她去巴黎，到了巴黎后，每天都不得不讲法语，学起来更容易些。诺贝尔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她愿意离开那个家庭，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她提出这一要求时怕他不答应，还有点吞吞吐吐，没想到一下子就得到满足。索菲娅喜出望外，扑到他怀里就是一阵亲吻，然后又哼起一首古老的维也纳歌曲，绕着桌子欢快地跳起了华尔兹。
诺贝尔为索菲娅准备的房间面积不大，却非常华丽，就在维克多·雨果大道，距离他的寓所只有几十步远。他已雇用了一名女仆、一名厨师，并打算等索菲娅到来后再聘请家庭教师教她法语，指点她在许多知识上的空白。
索菲娅来到的那天，发现自己真的有了个舒服、安逸的住所，高兴得伸开双臂，像一只快活的小鸟飞进了窝。她终于使这位头发已经灰白的天才人物感受到爱情的魔力。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诺贝尔再也找不到这种魔力般的感觉，仿佛那只不过是幻觉。他又回到过去那种闷闷不乐的心境之中。
索菲娅时而高兴，时而任性，有时竟变得难以驾驭。她抱怨诺贝尔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短，还闹着要陪他一起去外地办事，一起去塞夫兰的实验室。她不肯花时间去熟悉巴黎，总是拉着那位法语女教师上街购物。因为她对学习很快就不感兴趣，对其他方面的指教也感到厌烦。他们为此发生争论，但争论过后又和好如初。不久，索菲娅病了，经医生诊疗后也不见痊愈。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离开巴黎去外地办事，他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对这位姑娘的感激之情：是她给我带来欢乐，使我生活充实，这是别的女性不能替代的。同时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欲望，要做一次牺牲，来证明自己这种感激之情：他要安排索菲娅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去斯德哥尔摩见他敬爱的母亲。仓促之间他拿起笔就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随即就寄出了。
索菲娅收到诺贝尔那封要带她去斯德哥尔摩的信后，先是一阵喜悦，感动得几乎要流下眼泪，但她一想到马上要与诺贝尔的母亲见面，要经受一场考验，心里就忐忑不安。索菲娅向来不被别的女人喜欢，她认为这是由于那些女人忌妒她，对此她并不在乎，也从来没有想过用什么办法献媚取宠。但这一回，她非得获得一位母亲的欢心不可，而母亲对于一心想夺走她儿子的姑娘生来就不会有好感，何况，这姑娘还是一个陌生的异国人，又并非出身名门。虽然她有几分天生丽质，但她那无忧无虑的谈吐、随意任性的个性所暴露出来的幼稚无知显然不会讨得喜欢。
动身去斯德哥尔摩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诺贝尔却开始意识到带索菲娅同往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准会铸成大错。这姑娘身上没有一处能符合他母亲的标准，把这样一个未婚妻介绍给母亲，准会使母亲伤心。如果反悔，就会伤害到索菲娅并由此毁灭他俩的爱情。他真是一筹莫展。最后，他决心不顾一切后果遵守对索菲娅的诺言。
诺贝尔急匆匆地赶到施瓦尔巴赫，回到索菲娅身边。像往常一样，他回去以前，先派人送给她许多礼物：鲜花，她爱吃的太妃糖，还有好几瓶她最喜欢而且饮用最多的匈牙利的托利牌香槟酒。诺贝尔进房间时，她躺在床上，穿着浅蓝色的绣有花边的睡衣，她那痛苦的表情使她显得更为楚楚动人。在嘘寒问暖后，他回想起母亲小心翼翼地试探他想同什么样的女子结婚时，曾警告他不管那姑娘多么聪明，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对母亲来说，结婚就意味着成家。看到诺贝尔身体羸弱，她一心希望她未来的儿媳有个健康的身体，好为他传宗接代。他便对索菲娅说他母亲对他未婚妻的健康非常关心，她便马上问为什么。诺贝尔微微一笑，他不想同索菲娅过多地谈论他母亲的情况，只说天下做母亲的总是把孩子们的健康看得高于一切。索菲娅听完后沉默了半天，然后口气坚定地对他说她不愿到斯德哥尔摩去。诺贝尔松了一口气，只是尽力地劝索菲娅多注意健康，以便使她不至于在这里耽搁太久，却再也不提去斯德哥尔摩的事了。
索菲娅提出去矿泉疗养。她发现疗养地的生活最适合她了。诺贝尔不反对她去矿泉消磨时间，如果她羸弱的身体需要这样做的话。事实上，现在无论索菲娅做什么，他都一点意见也没有。离开施瓦尔巴赫，诺贝尔独自一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庆贺母亲的生日。那一年，诺贝尔一家的团聚是从未经历过的最欢乐的一次。罗伯特和路德维希都带着妻子儿女回来了。他们同母亲形影不离，尽享天伦之乐。只是诺贝尔还要浪费一些宝贵时间去处理一大堆邮件。
看到明娜和路德维希夫妇互敬互爱，婚后二十年的生活越来越美满，诺贝尔不禁心头一震，他突然意识到，如果索菲娅也在他们中间，那将是多么不协调，甚至还会毁了母亲晚年的幸福。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于是诺贝尔决定中断与索菲娅的关系，他翻来覆去地找出了以友谊代替恋爱和结婚的种种理由，随即写信给她。
就在这时候，诺贝尔收到索菲娅的一封信，看了信后觉得她行为有些越轨，嫉妒使他苦闷万分，理智失去了控制，情绪变得异常激动。他在回信中大发了一通脾气，再也不一本正经地谈什么友谊代替爱情了。
诺贝尔指望索菲娅回电，但他刚把信寄走，就担心索菲娅看信后可能会生气，于是，他立即拍了一个电报给她，请她不要理会他在心情特别苦闷的情况下写给她的那封信。
回到施瓦尔巴赫以后，他们又和好如初了，他们认为一切不快和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她不能住在巴黎，因为她法语懂得不多，不能在社交场合应付自如，也不能欣赏歌剧，也不能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诺贝尔也一直希望能离开巴黎，摆脱繁忙的日常事务。他觉得现在应该在维也纳附近找个地方专心搞他的发明创造，也可以陪伴索菲娅。
索菲娅的妹妹告诉她，在伊斯基尔有一幢美丽的别墅要出租，那是奥地利皇帝最喜欢的疗养地。诺贝尔为了结束他们流浪不定的生活便租下了这幢大别墅。这幢别墅有十五个房间，配有全套家具，还有一个大花园。他雇了一班仆人，并请索菲娅的一个妹妹来和她做伴。
诺贝尔经常到伊斯基尔去看望索菲娅，除此以外，他就通宵达旦在塞夫兰的实验室工作。没有诺贝尔的陪伴，索菲娅不愿住在伊斯基尔。她喜欢到巴登、卡尔斯巴德、米兰、博尔扎纳等上层社会喜欢的去处游玩。她没有固定的地址，常收不到诺贝尔的信，或者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她要去看她，她就已换了地方。这让诺贝尔很操心，也成了猜疑和误解的根源。
索菲娅虽然出身于经济很拮据的家庭，可自从有了诺贝尔的接济之后，她任意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用完了富裕的生活费就赊欠。诺贝尔对她胡乱花钱虽颇感恼火，但总是宽宏大量地不声不响地替她付清欠账。
每当诺贝尔想与她分手时，一看到她那明亮可爱的眼睛恳切地望着他，他的心就软了，又不舍得与她一刀两断。他孤独寂寞，渴望新的生活，她天真任性，还受着本能的支配。他们虽被不同的欲望所驱使，但都在竭力寻求爱情的庇护。
这年夏天，诺贝尔与索菲娅在伊斯基尔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夏天过后，索菲娅听从诺贝尔的意愿离开伊斯基尔，重新搬回巴黎的那套房间里。她回到巴黎并没有使诺贝尔感到轻松：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让一个姑娘拖累着，这个姑娘根本不了解别人，却来干预他的正常工作，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负担！
索菲娅只在巴黎住了很短时间，又出去到处游玩了。这令诺贝尔非常生气，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当我想到你一个人在世界上到处漂泊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对此你只能责怪你自己。几年来，我一直提醒你，你应该找一个伴，你不听我的劝告，使我们两人都吃尽了苦头。如果你有了一个女伴--为人要善良可靠--我就不必像护士那样跟在你后面到处转悠，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就可以更多了。”
1883年，索菲娅打算在瑞士的蒙特勒过冬，诺贝尔含蓄地表示反对：
“你打算在蒙特勒过冬，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巴黎现在还不冷，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太冷。你在这里有一幢房子，夏天你离开这，到了冬天你又不想到这来，这难道不有点可笑吗？但是你是对的。你不喜欢巴黎，巴黎也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选择一个地方，例如蒙特勒或其他你喜欢的地方，定居下来呢……难道你以为我除了陪你在欧洲各地跑，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吗？”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使她明白，他不可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因为她要求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身上。她不理解，一旦他觉得受到束缚，他渴望自由的精神是不会容忍的。虽然她非常可爱，但她的猜忌、幼稚和无知总使他感到恼怒。
1884年，诺贝尔买下伊斯基尔的那幢别墅。不过他向索菲娅声明，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她的责任感，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善心。
为了布置伊斯基尔的别墅，诺贝尔精疲力尽，他感到被索菲娅拖累得太苦了，他对她太失望了：凡是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身边都需要有一个他为之生活并热爱的人，她应该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她做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事，使一切化为泡影。诺贝尔在买下伊斯基尔的别墅后预感到附近的邻居个个都自命不凡，如果他俩同居，很可能引起流言蜚语，自然会损害他俩的声誉。因此，他们假装是正式结婚的夫妇，诺贝尔写给她的信和拍给她的电报都称她为索菲娅·诺贝尔太太，索菲娅也用同样的称呼写信，发电报。但时隔不久，诺贝尔就对此感到后悔莫及。
索菲娅很喜欢这个大名鼎鼎的姓氏，就是在跟别人通信时也滥用这个称呼。她不想麻烦别人代她写信，总是自己动手，自己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收到信的人往往大吃一惊，像诺贝尔这样有教养的绅士居然找了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女子做妻子。诺贝尔听到这种风声之后，千方百计地要使她懂得她的粗俗不堪的信给他带来的危害有多严重。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利责备她，但在写给索菲娅信上的话还是比较令她难堪的。
路德维希和罗伯特两人都见过索菲娅几次，对她很客气，他们都为弟弟有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使他精神愉快而感到高兴和欣慰。但后来索菲娅竟用诺贝尔太太的称呼给路德维希写信，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感到惊恐不安。路德维希甚至认为，索菲娅一家是利用这个轻佻的姑娘，对阿尔弗雷德敲诈勒索，迫使他娶她。他极力地劝说弟弟尽快断绝与索菲娅之间的关系。诺贝尔没有听取哥哥的意见。虽然索菲娅无意改变她的生活方式，虽然她没有文化，不识时务，但却温柔善良而且以一种朴素的方式爱着他。
自1883年至1893年的10年间，诺贝尔终日为工作而忙碌，再加上哥哥路德维希和母亲罗琳娜于1888年及1889年先后去世，他在精神上受到沉痛的打击，索菲娅在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降低。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面，自从他于1891年迁居圣雷莫以后，就很少到伊斯基尔去了。就连信件也变得冷漠和单调，信的内容无非是诺贝尔的训诫、责备，有时在妒忌发作时发的一顿火；还有索菲娅的抱怨和要钱。诺贝尔身心疲惫，感到实在无法再负担索菲娅这个拖累。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如果因看护一个女人而成为朋友们的笑柄，那么人生将会变成苦斗。”
1891年春，索菲娅要生孩子了。不过，即将做父亲的不是诺贝尔，而是一个匈牙利贵族出身的骑兵军官。诺贝尔得到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后，反倒觉得如释重负。同年7月，索菲娅生下一个女儿，诺贝尔怀着怜悯和宽容给她写了一封信：
“可怜的孩子，你现在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对过去的责备。”
“你的过错害了你自己，而一切应归咎于你的出身、教养和环境的影响。你胸中蕴藏着一颗幼小的心灵，但并不丑恶。”
索菲娅是个挥霍无度的人，诺贝尔定期给她津贴，但她还是到处借钱，债台高筑，诺贝尔决定不再为她偿付债务。为了保障她未来的生活，诺贝尔通过律师把价值十五万奥地利弗罗林的债券存入一家维也纳银行里，每月付给她五百弗罗林。
1894年9月，诺贝尔曾去维也纳看望索菲娅，他发现她们母女俩生活得十分快乐，感到欣慰。
当时奥地利军队军纪严明，绝不容许军官中出现伤风败俗的丑事，于是这位军官就只能与孩子的母亲结婚，并且还得辞去军职。
诺贝尔听到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后，于1895年给索菲娅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索菲娅：
那个骑兵上尉是真的要和你结婚吗？他这样做不仅应当，而且明智。这样你就须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你这个小鬼还是多情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认为，在距离你家只有一百英里的地方，你还不至于丧尽天良吧……
索菲娅的婚礼完全是个形式，婚礼仪式刚一结束，懊悔的丈夫就不见了踪影。可怜的索菲娅最终没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依旧到处借债，典当首饰、衣物，诺贝尔在她的恳求下还不得不经常资助她。
五、慈善的心
诺贝尔看上去一年比一年更具威严，更为深刻。脸上偶尔呈现忧郁的阴影，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过于辛劳，患了消化不良所致。
1889年，他接到瑞典教会牧师寄来的一封信。在信里详细叙述一个教友陷入窘境的情形。他立刻写了封复函：
“以往，为了像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受到欺骗，他们怀着某种目的，毫不知耻地撒谎。可是，听到正直而认真工作的人濒临绝境时，我绝对寄予同情。你说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有六百法郎就够用了，但是，要做不充分的援助不如不做，所以，我决定汇上一千法郎。为报答你依然不变的厚意，我顺便在这里说明平生所抱的宗教观--我严守圣经里的‘将己所欲，施于邻人’的金玉良言。我未曾憎恨或讨厌过自己的邻人。为了这一点，我很骄傲。”
“然而，关于灵魂的问题，我的想法似乎和别人有些不同。这不只是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等于要把圆形改为方形一样，是很难做到的。”
诺贝尔认为，没实践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他的宗教是人类的爱。
诺贝尔的外表看起来严肃冷酷，使人难以接近，其实他的心里充满着慈爱。遇到困窘的人、烦恼的人、穷苦的人，他绝不忍坐视不救。
“如果把困难告诉诺贝尔先生，他什么都肯替你设法去做。”
这样的话一传出去，他的桌子上天天堆满求助的信。
后来，信堆积得太多了，诺贝尔也叫苦连天。
“每天起码有二十封求助的信寄到我这里来，总金额平均是两万法郎，预计一年要七百万法郎。这么一来，不论是古尔多，或潘达比尔多。或洛斯柴尔德也都会破产的。”
“可是，托你的福，不知有多少人脱离了苦海，衷心感谢你呢！”有人这样说。
他就答道：“不，近来我常常这么想，与其以慈善家闻名，不如得个吝啬的评语还要好些。每当写一封拒绝的信，心里便觉得很难过，而且，又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话虽这么说，一旦有人向他求助，诺贝尔总是不忍心拒绝。有时援助金额意外地多，以致弄得自己身无分文，这种情形也常发生。
使诺贝尔大为光火的，是来求助的人当中有些是骗子。
没有比这种欺骗更惹这位心地慈善的人生气的了。自古以来，使讲义气的人愤怒的，就是欺骗与背信。
可是，他依然乐善好施。
他对邻人的慈爱，并不仅限于金钱财物的援助。有时他也会给予忠告，有时则是以诚挚的友情来支援对方。
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巴黎的一条大道上，一辆马车嘎嘎地驶来，到大街拐角就停了下来。从马车上跳下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
这位绅士头上已有白发，个子不高，身材清瘦，穿着一身黑色朴素的西装，打着蝴蝶领结。
这人便是诺贝尔。
他每走一步，就用手杖的尖头敲一下柏油路，这样走了约有一百余米。
诺贝尔到这来做什么？在他的衣袋里，有这样一封信：
“谢谢您的关照。托您的福，我已经能够安心地生活了，请您不必挂心。”
“如果有机会到列利维街来，请光临敝店坐坐。如能这样，我就高兴极了。”
那是他援助过的一位瑞典少女写来的信。这个少女在异乡丧父，她的家人，除了她以外，都是没有工作能力的。扶养母亲和幼弟的责任就落在她一人肩上了。
可是，她的邻居对她们一家人并不太亲切。
诺贝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接济了她一点钱，解决了她一时的困难，同时还介绍她到一家药铺做店员。
这是他惯常的作风。
这少女在异乡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情，感激之余，才寄出了这样一封信。
读完了信时，诺贝尔不觉地流下眼泪来。
“可怜的少女，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啊。假使我去看她，她不知多么高兴呢。”
这样一想，他就坐上马车到列利维街去了……可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坐马车去。让她知道是特地来拜访她，反而会使她不安。”
所以，他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叫马车停下来，装作是散步的样子去看她。
诺贝尔在那家药铺门前停下了脚步，摘下他的呢帽，向里面张望着。
一会儿，从店里走出一个少女来。
“咦？诺贝尔先生！”
她兴高采烈地和诺贝尔寒暄起来。好久没有听到故国语言，诺贝尔的脸上现出和蔼可亲的表情。
“你能够快乐地工作，我就放心了。不过，要注意健康，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的。”
诺贝尔戴上了帽子，少女依依不舍地说：“欢迎您再来。”
次日，少女又寄了一封信来：
“我总以为没有机会看到您。对您的突然来访，起初我真不敢相信呢。因为太高兴了，一直想向您说的话，没想到见了面竟说不出来。”
“虽然我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如果有我能够帮忙的地方，请告诉我一声，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现在，除了您、母亲和幼弟马克以外，世间再没有叫我关切的人了。”
就这样，瑞典最伟大的人物和这位贫穷的少女结下了世间罕有的忘年之交。
以后，诺贝尔便常常出现在少女服务的药铺中。
罗琳娜与世长辞后，诺贝尔在一封信中把遗产中归他所有的份做了安排：
“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著名艺术大师安德鲁·佐恩之作），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特别能使我联想起她的小物品。另外，对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定数量，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显眼的纪念碑：并希望把另一部分遗产用来建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十万克朗。”
关于纪念碑，阿尔弗雷德最初接受了亲属的建议：
“我们就刻三个浮雕像吧，当然要包括埃米尔的一个。另外，我们也不妨为下一个死者保留一个位置，我这是指老态龙钟的自己。我这项建议只是为了照顾构图上的匀称。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人间或者是在阴间最好都不留一幅画像。运行在太空中的地球，载着十四亿两腿无尾的猿人，在这个人类的大杂烩中奢望功成名就，似乎的确有点可笑不自量。”下一次写信时他改变了刻雕像的主意，他说：
“最好现在不谈此事，因为有各种原因：一是不容易刻得很像，二是金属碑暗淡而丑陋，三是几块碑叠放在一起太庞大。我要把我分得的母亲遗产分配掉，只留下佐恩画的画像和我从巴黎寄给她的东西，就是一只表、一个镶嵌金丝的篮子、一个有两帧照片并列的手镯和一个瓷花瓶--上面印着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N。我已答应将表送给尼马尔姆（她曾在我母亲病危时看护她），但我又觉得为此事抱歉。因为我母亲很爱它，我希望她能让我保存这块表，我将另外补偿她。”
他将母亲遗产中归自己继承的二十八万八百克朗的大部分捐给瑞典社会和教育机构，罗琳娜斯卡研究所获得五万克朗，创建了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基金，供支持医学研究，“包括医学科学各分支，这些研究的提高、教育的和一般的研究”。新儿童医院收到捐款五万克朗，也是用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的名义；中央体育研究所领得捐款两千镑。他还分给他母亲方面和其他亲戚一大笔钱，“这样还剩下两万四千克朗。但似乎瑞典全国人民都求我救助。我每天从全国收到一堆信，昨天我收到一封信，只需要三万克朗，购买一家已看中了好久的石场。他想我应该赠给他这笔无足轻重的款项。”
诺贝尔的童年时代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隐居的地方弄清了它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他的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贸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十分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绝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做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来待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一次，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1887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就像无法接触阳光的宝石似的东西。”这是诺贝尔的一句座右铭。他无论在任何地方开办公司和工厂，都比较关心职工的利益。
诺贝尔从事炸药事业，一直以严密的安全措施为重点。他认为一点点的失误或疏忽即会招致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因此安全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必定想起他心爱的小兄弟埃米尔惨死的可怕情景，想起硅藻土炸药诞生之前，全世界频繁发生的爆炸事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他为达到安全目的而不顾经费问题。尤其是那位错把哥哥当弟弟的法国记者，把他说成是一个靠兜售杀伤力不断提高的武器发了大财的商人，真是骇人听闻，让他不寒而栗，因此反复强调“安全超前生产”。
他不同意随意解雇工人。有一次出现部分关闭博福尔斯工厂的问题，他就此事在给他侄儿海尔马·诺贝尔的信中说：“我没有充分的材料宣告一定的意见，我们是应该继续还是关闭，不过既然要发生裁减一部分职工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应竭力维持，以避免那种痛苦的办法。”
诺贝尔作为一个雇主能够真正地尊重他人的自由。保守的报纸《工人的朋友》的编辑曾请他在博福尔斯推销这种报纸，向他说：“煽动者们正在向工人灌输许多麻醉毒物，每一位雇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应预备解毒剂。”诺贝尔回答说：“如果规定博福尔斯的工人们应读什么报纸和不应读什么报纸，那我认为这是无理由的；反过来，他们有要求我不干涉他们自由的权利。”
由于诺贝尔尊重工人的人格和关心工人的福利，据说他的公司的工人从未发生过罢工事件。
对于他的主要助手，他更加关心备至。例如，当他在1891年被迫移居意大利时，他在法国聘请的助手法伦巴赫不愿同他一道去意大利，于是他就发给他高额退休金，让他就地退休。此后，他在1893年聘请瑞典青年工程师索尔曼来意大利做他助手时，诺贝尔认为他很称职，就在他的圣雷莫别墅附近为索尔曼买了一栋别墅。对于那些平常向他寻求帮助的人，只要诺贝尔认为他们确有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予以帮助。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一般资本家那样贪婪。与此相反，他对自己却非常节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更没有任何挥霍之举。诺贝尔极其尊重作出过贡献的科学前辈。发现硝化甘油的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晚年生活贫困，诺贝尔便把他请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公司担任高级顾问，付给他高薪，直到他在1888年去世。索布雷罗去世之后，诺贝尔还出资为他塑像立碑，以资纪念。资本家拥有的巨额资产，诺贝尔认为来自于社会，应该回归于社会。他不主张资本家的巨额遗产由子女继承，认为那样会导致子女的腐败和社会的退化。与此同时，诺贝尔还积极主张对老人、儿童建立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对失业者也应当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六、复杂的性格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个性极为复杂。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惊人的成绩。他喜欢在偏远的地方过安静的生活。尽管是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
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迫使下，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预见力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做法，但他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童年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这个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却继承了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像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鼎盛时期--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宽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短胡子，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在浓眉下则有一双慈祥闪烁的蓝眼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像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实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陌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情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人们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做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他的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逢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他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诺贝尔天生谦虚。既不喜欢多谈自己，也不写一切私人的日记。他不爱接受记者采访，更厌恶在报纸上、杂志上炫耀自己。尽管他在世时早已赫赫有名，但知道他的人实在有限。诺贝尔爱工作，当病魔侵袭时就爱孤独。他厌恶一般社会生活，如应酬、接待等等。如果有机会，他乐意与有才智的人们往来，尤其是那些见识较广的人。诺贝尔曾这样写道：
“人生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回避一切有教养的社会，忽视与善于思考的人交流思想。最后失去了这种活动的能力，牺牲了自己获得的他人的尊敬。”
为了这个原因，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从来不让他自己成为一个乏味的科学工作者。他具有理解人类一切的本能。诺贝尔不慕虚荣的事情很多。有一次，一位编辑向他索取照片在他的杂志上刊登，他坚决拒绝，说：“在这煞费苦心和厚颜无耻大肆宣扬的年代里，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资格的人才让自己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一位瑞典出版商要出版一本瑞典名人专辑，同他接洽时，诺贝尔回答说：“我喜欢订阅这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但我请求不要把我的照片刊登在这个专辑中。我不知我应否得此名望，我不喜欢谀辞。我天生的意愿是少给死者荣誉，他已没有感受，我们为死人建纪念碑不如帮助活着的人。”他最明确的一次发表他的论点是在有人提议为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举行纪念式的时候。他写道：
“我相信巴斯德自己会拒绝这种表彰的勾当，他厌恶任何用他的名义所做的标榜，因为他厌倦在事后登门拜访的人们。像这里所住的名人一样，他没有受到那些最厌恶的新闻记者们的烦扰。他们比臭虫还讨厌，如果有人发明一种药粉，消灭这两条腿的害人精，那真是再好没有的事。我相信巴斯德受到过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曾使他筋疲力竭，甚至宁愿抛弃科学院的荣誉。用他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比一枚奖章更合他的意，他获得的勋章已经足够了。”
哥哥路德维希曾要求他写一个自传，他不肯从命：
“你为什么用写自传的事来折磨我呢？只有戏子和杀人犯的自传才有人看，特别是杀人犯的。不论他的‘丰功伟绩’是关着门在家里取得的还是在战场上取得的。”
由于他哥哥一再坚持，他就回信附了下面这篇传略给他：
“诺贝尔呱呱坠地之际，一个仁慈的医生就该及早结束他多灾多难的生命。”
“主要优点：平素清白，从不牵累别人。”
“主要缺点：未娶、无家室、易发脾气、消化不佳。”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
“最大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一生重要事迹：无。”
这样说是不够还是多余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些事情才能叫做“重要的事迹”呢？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系的小小的宇宙漩涡中，大约运行着一百亿颗太阳，但太阳如果知道了整个银河系有多大，它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渺小无比而感到羞愧不如。
到晚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诺贝尔哲学博士学位，照惯例要写一份自传，这样他才写了唯一的一份朴实无华的自传：
“本文作者生于1833年10月21日，他的学问来自家庭教师，从没进过高等学校。他特别致力于应用化学，生平所发现的炸药有猛炸药、无烟炸药--又称‘巴里斯梯’。1884年，选入瑞典的皇家科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和巴黎的土木工程学会。1880年获得极星勋章和法国大勋章。唯一的出版物是一篇英文作品。此外获得银牌一块。”
说到诺贝尔所获的勋章，固然不止这些。但他认为这些荣誉多与他研究的炸药无关，因而极为淡漠。诺贝尔曾风趣地说：“瑞典政府授予他极星勋章。那是由于他的厨师的烹调本领，受到一位名人的赏识；法国勋章是由于他结识了一位部长，而且过从甚密的结果；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偶然认识了一位要人。”他越说越奇，最后竟说他之所以得到波立华勋章，是因为授勋人想模仿一个名剧中授勋时的情形。这些言谈当然不能作为他获奖的事实根据，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诺贝尔的谦虚精神。对于表彰他科学工作的奖章，他极为珍惜。他说：“我有瑞典科学院所赠的一枚金质奖章。我又是科学院的成员：我极重视这些奖品，在我看来，它的价值远在其他各种勋章（连波立华勋章在内）之上！”
现今诺贝尔基金会保存的他唯一的一张画像是在他去世后画的。诺贝尔生前拒绝为他画像、摄影。有一次他的侄儿伊曼纽尔·诺贝尔要他坐下来让一个著名的俄国艺术家画一幅肖像，他几次回信解释为什么他的容貌不值得画下来保存的理由：
“我已会见了画家马可夫斯基，我要告诉你。如果上帝他老人家能够大发慈悲让我年轻三十岁，使我的躯体值得花费画家的颜料和油布的话，我就会像一个听话的孩子那样坐着让马可夫斯基画像……我漫无目的在人生的海洋中四处漂流，没有值得自己欢欣鼓舞的回忆。对将来既没有令人愉快的幻想可以安慰自己，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自己的空虚。我没有家庭可供放置这唯一的遗物，没有朋友能使我的感情得到有益的发展，也没有因恶意而招来敌人。不过我却有自我批判的习惯，通过自我批判，一切无可洗刷的丑恶揭露无余。遮掩我的缺陷的面纱也撕得粉碎，因而使我深感痛苦，这样的一幅肖像挂在一个欢乐的家庭里是极不协调的，应该丢进纸篓里去。”
当有人为称颂他的业绩，而希望将其新造的轮船命名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时，他婉言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的理由是：“这实在有种种困难：第一，船属‘阴性’（在某些国家的语言中，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编者注），如果任意给她变性，她一定会不高兴；第二，你说船很摩登，那么，以我这个老朽不堪的人之名为名，不是很不吉利吗？”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只是诺贝尔做给世人看的一种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对于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大发明家和大企业主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谦虚是诺贝尔天生的本性。他厌恶在大庭广众之间抛头露面，被公开宣传，或被拍照，或者让报刊杂志登载他的消息。他对各种名誉头衔和颂扬都不屑一顾，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工作，他不愿自己的工作因这些事务而被中断。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朋友。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管缺少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
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哪里，他们都会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漂亮的礼物和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疾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语辞严厉尖刻等反应。他有时感到无家可归，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被病魔打击过后，如果他不是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诺贝尔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也许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抑郁症。也许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使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所致。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很清楚地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摩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令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或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这样或那样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来写的。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像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产生兴趣时，他就会诚心诚意地慷慨解囊。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他曾写道：“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无需表白信仰的。”
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
“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啦作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胞胎，阿门。”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
“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予神的证书。”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在他的信件中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这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在研究或金钱方面让他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的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言辞，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薄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十分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
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他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得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绝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像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账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
果然，从账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为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
七、文学兴趣
诺贝尔在文学上没有做出像他在科学技术上那样卓越的建树，但他对文学的爱好与他对科学的爱好一样始终如一。文学与科学是诺贝尔的两大精神支柱。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征服的是未来人类幸福的建筑材料，那么文学的理想主义则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源泉。诺贝尔的文学修养差不多完全是自我教育的结果。
诺贝尔一生对文学的爱好，主要表现在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上。他对英国文学有最浓厚的兴趣，而且阅读最多。对于英国文学，诺贝尔除了喜欢阅读雪莱、拜伦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之外，甚至对英国不怎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也极为熟悉。
雪莱的诗感动他最深。他在童年时代就熟悉雪莱的诗，深受这位英国诗人的熏陶。对于法国文学，诺贝尔除了与雨果有直接交往并阅读他的作品之外，还广泛地阅读莫泊桑、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的作品。
他最仰慕的是和平和理想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85年雨果83岁生日时，诺贝尔发去贺信：
“伟大的大师，祝你长寿，用你的博爱思想使全世界更灿烂美好！”
他心爱的作家还有法国作家莫泊桑。他极力反对左拉和一般写实派作家，他对左拉评价不好，认为他是“一个肮脏的作家”。对于俄国文学，他喜欢阅读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对于包括他的祖国瑞典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文学，他阅读过易卜生、比昂逊、吕德贝和拉格勒夫等人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他都有过独特的评价。
诺贝尔不仅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且也尝试过进行文学创作。那首他在十八岁时写的题为《谜》的长诗始终被认为是脱胎于雪莱的诗而成的。这首诗采用诗文的形式，真实地展现了他的文学天才。这首诗是自传式陈述，表明了诺贝尔早年对于人生的态度。
1868年，诺贝尔在英国旅行时，在德凤郡遇见一位英国牧师莱辛汉·史密斯，他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诺贝尔把自己这首诗抄给老人看，老人回复了他一封长信。说他已很快乐地读了那首诗，望他领悟耶稣教的真理。
在他的遗稿内，还有同样的一首诗，由笔迹看来，是属于同时期所作，大意也相同。在这首诗内，诺贝尔又想到人生之谜、上帝和永恒，又像雪莱一样，有热烈而神秘的宗教意识，显然又带有反宗教的态度。这首诗与别的不同，因为这是押韵的：
夜半万籁俱静，
爱缚精神得解脱，
理解的力量如幻影一般飞逝。
寻常的目力不能侦视。
这目力简直漫无顾忌，野性难驯。
欺骗我们并引诱我们的灵魂：
我们与神秘奋斗，
我们寻觅上帝，专注凝神，
这神秘紧紧地包围着，
宇宙的主宰，神光闪烁。
在诺贝尔的稿件内，还有一篇未写完的故事，名为《最快乐的非洲》，表现出诺贝尔生平的思想，可算是他的政治意见的喉舌。
在诺贝尔的心里，并不相信群众能了解政治，他不赞成普选，更不相信议会制，他宁愿政府有独裁的力量。他借书中人阿文尼发泄他的思想，阿文尼代表激进派，书中所谓的“我”是极端保守派，主张绝对服从传统的国王。
阿文尼以轻蔑的态度问：“哪怕他们是近乎软弱的人，或是罪人呢？”
“那他们很少是这样的，”我答，“因为上帝所立的王，自有他天赋的才能，不至于有心灵的欠缺或犯罪的倾向。但是，你既然这样苛刻地批评并毁骂神圣而尊严的国王，你到底想用什么较好的统治者替代他？”
“你的问题的确使我为难，”阿文尼说，“我一定承认这个和那个一样坏。现今所流行的三种政体差不多是同样毫无价值。”
我旁边的人问：“这三种政体是什么？”
“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阿文尼答。
“但这是现今世界上所有的政体，”我惊呼着，“你的意思是说它们都坏吗？”
阿文尼答：“结果证明是这样的。”为维护他的论点，他开始批评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批评是很痛快的；他反对君主立宪的意思，却更有趣……
中年时期，诺贝尔专心发明工作，基本上抛开了写作，直到晚年，尤其是抱病卧床的那段岁月，他重拾文学旧好，尝试着写了不少作品。他在1895年曾用英文试写了讽刺喜剧《专利细菌》。诺贝尔并不见得熟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在风格上，他有倾向于那方面的意味。然而诺贝尔自己也觉得完全缺乏阿里斯托芬喜剧里的那种丰富而深刻的幽默。所以在写完几张经过许多涂抹和修改的稿纸后，就搁在了一边，不曾写完。
诺贝尔唯一完成的戏剧是《复仇女神》。戏剧的情节脱胎于他青年时代偶像雪莱的诗剧《钦契》。
1896年3月，他在写给贝莎·苏特勒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近来因病不能担任较繁重的工作，只写好一本悲剧。除有几处还要润色外，我算是完稿了。这剧本的题旨是关于比阿特丽丝·钦契动人的故事，不过我的叙述方法与雪莱完全不同。我将乱伦的动机说得不惹人厌恶，就是最好责难的群众也不致注目及此；但是那父亲方面的卑贱已完全暴露，所以报复虽近凶残，却是完全自然的。实际上是一种义务。我想看看这小小剧本是否有人排演，我觉得它在舞台上应有十分好的效果。这是用散文写成的：我不爱听对话里的诗--那好像很不自然。”
剧中的乱伦情节虽然加重了老钦契卑鄙无耻的罪孽，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女儿的罪行，诺贝尔却宁可把有关的情节删去。为了使这出戏得到观众的支持，他还打算修改或删去另一段情节。
《复仇女神》虽于1896年在巴黎出版，但诺贝尔却没有亲眼看到它的问世就去世了。他的朋友们认为“这样拙劣的作品有损于回忆这样的伟人”，所以只留下三部，其余则全予毁弃。有人认为：
“这样做非常妥当，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人们便可能会对他存有错误的观念。诺贝尔确是一位诗人，他有诗人的人生观。在他年轻时，可用诗来表现他的思想。但这种能力却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消逝了。”
尽管他肩负巨大的工作负担，他却保持了自己对诗的喜爱。他注意跟随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文学潮流。并且从中看到了它在他所梦想的人类向更好的生活发展中，能够成为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源泉。他的遗嘱的条款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一些传记文学里。常常说诺贝尔把他大部分青年时代的诗寄给情人。然而，在档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引起很多讨论的《谜》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嗜好写诗的宝贵例证。此外，最近几年人们还在实验室的记录簿等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他所写的一些笔记和未完成的诗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学说明什么》的提纲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写的一些诗篇。
在1880年写的题为《拟论述的哲学反映》这份目录中，他用十二个标题涉猎天下万物，体现了非常深远的思想。其中部分如下：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脑思维和记忆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质
各种宗教的渗透
经济和税收研究
新的化学简化体系
以新思想为基础的政府组织
爆炸学科的工作
细胞与宇宙的哲学
另外一份目录的题目是《已经写完的文学与诗歌》：
1.三姐妹
2.背负死亡
3.疾病与医疗
4.她
5.谜
6.我是否曾经爱过
7.赋与梦
8.森西
9.精神抚育
10.训诫
11.相信与不相信
12.被两者所系
13.惊奇
14.我看到两朵玫瑰蓓蕾
在这些诗作中，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具有相当多诗人的灵感，虽然在晚年由于他遭受了沉重打击，这种灵感变得迟钝，但它却伴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为众人所知的第六首诗的一段摘录：
我是否爱过？
啊，你的质问，
我记忆的漩涡。
唤醒了一幅甜蜜的轮廓，
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啊，
生活不肯将它赐给我；
那满腔热忱的爱情啊，
不待成长就已经凋落。
你不会懂得，
一个年轻心灵的理想世界，
是怎样遭到现实的折磨，
挫折、幻灭与忧思，
是怎样捉弄那欢乐的生活，
使一切都丧失灿烂的光泽。
你那年轻的灵魂，
在如意宝鉴中，
只看到世界纯洁无浊。
啊，但愿你永远不要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或其他父辈那种用铅笔画图的灵巧本领，事实上，他画的画很难看。但他对写作有着天生的爱好，在语言方面也十分有天分。很幸运的是，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里，几乎收藏着他全部的数千封书信和草稿的副本。它们跨越的时间达四十年之久，从他25岁开始从事技术和商业活动起，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后来还取得了几百件书信和作品的原稿。它们都是用小字、以刚健和清楚的笔迹写的，而且达到工整美观的程度。它们总是用收信人的母语，包括瑞典文或其他主要欧洲语言写成的。在这些信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外语，用来表达有着细微差别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现在某些信件里。
诺贝尔去世后，除了留给世人巨额的财富以外。还留下一个私人图书馆，藏书逾一千五百卷，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历史、科学等领域，尤其是19世纪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大部分为原著作者的第一语言文字，除此以外，还留有大量的信件和他早期手写的诗歌和小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设立文学奖与他对文学的兴趣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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