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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志馆任职结束后，饶宗颐曾到韩山师范学校任教三个月。饶宗颐到此任教是由詹安泰推荐的。詹安泰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尤其精于诗词的研究、创作。他的词学专著有独特创新见解，在词坛有较大影响，被誉为“一代词宗”。詹安泰是饶宗颐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饶家的好友，时常参加饶家的诗文集会，早年对饶宗颐提携甚多。

    詹安泰长期任教于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饶宗颐自广州回乡后，詹安泰正好病休，鉴于饶宗颐的学识宏富，故而推荐其到学校代课，从而开启了饶宗颐在学校任教的生涯。饶宗颐代高中国文课，二年级与三年级，当时课本是傅东华编的，程度较高，二年级就全是声韵训诂之学、《说文解字序》等，三年级就全是诸子百家。不过饶宗颐学识渊博，还是可以胜任的。后来詹安泰病愈，他就不继续在学校代课了。

    1939年6月，饶宗颐的老家潮州沦陷了，他被迫背井离乡。饶宗颐先生目睹侵略者占领家乡之惨状，愤而撰《马矢赋》，在序中云：“潮州沦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为是赋云。”赋中述及当时国人生活艰难，在马粪中寻找残粒的惨况，控诉了日寇“驱降民于饿乡”，“蔽白骨以蓬蒿”的罪行，表现对受难同胞的无限同情和亲切。“可以人而不如马兮，鼓枵腹而神伤。将攫夺而无力兮，妄意夫皂枥之秕糠。”饶宗颐所记侵华日军暴行，在晚年曾得到同乡作家罗琅的回忆证实。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三章动荡岁月辗转各地罗琅在读过饶宗颐《马矢赋》后，曾谈及，“斯时我年才十岁，县城沦陷，日军进城，马队作威，铁蹄锵锵吓人，并把县政府法院改作马厩。马的饲料用草袋包装，随军运来供应，马还要食新鲜青草，马伕每天把清理出来的马粪，要人下田弯腰割来青草交换马粪，饥民换得马粪，将它晒干，捣散，干粪中有草料可作柴火，马不消化的麦和粟，则浸晒后当作食物以填饥肠。这里的马粪并不随街可拾。当年我与姑姐，每早便背着竹篓镰刀，下田去割草，有时脚踏入田泥中，常被吸血虫（蚂蟥）吸，若慢发觉，钻入肌肤，会引致吸血虫病。那时城市的人，侨汇中断，市面一片萧条，可食的罗掘俱穷，饿殍遍野，死亡枕藉，拿得一点日军吃剩的冷饭菜汤，除供饱肚外，有余还用来出售，人们亦顾不得卫生和病菌。情况比饶公赋中所述更惨。人们将青草排队换马粪，有争先恐后者，马伕常用铁铲当头击得血流披面。日军初进城常拆民居、庙宇、祠堂杉梁，捉健壮男人抬去工地，侵略者巡逻队则逐家挨户搜劫财物，强奸妇女，劣行滔天，真是罄竹难书。”

    千古以来，从来没有人以马粪为题目作诗作赋，因此很多研究抗战文学史的学者们都认为饶宗颐这篇作品是抗战文学中的一篇杰作。

    1938年，詹安泰受聘到中山大学当中文系教授。因为他是著名的文学史家陈钟凡的学生，陈钟凡早年曾任中山大学的文科学长。由于日军南下侵占广州，中山大学于1938年10月迁往云南澄江，教师流散，于是陈钟凡推荐了詹安泰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潮州沦陷后，詹安泰从云南写信来建议饶宗颐去中大，1939年8月，中山大学聘饶宗颐为研究员。

    饶宗颐决心要去中山大学，继续其学术事业，虽然路途阻隔，行旅非常艰难。那时已不能经由汕头前往，饶宗颐只能从鲨鱼涌先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赴云南。饶宗颐一辈子只生过一次大病，就在这个时候。当时商务印书馆也要搬到梅县，饶宗颐跟商务印书馆的人很熟，于是饶宗颐夫妇便与书馆的人结伴而行。

    到了梅县之后，饶宗颐为了研究的需要，在当地做了很多调查。梅县位于潮州市的北部，有一些畲民区域，畲民是潮州人的祖先。这次调查的成果是后来发表在《选堂集林·史林》中的英语论文《韩江流域之畲民》。在调查期间，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可是当时并无察觉。但从梅县到香港的途中，刚一出发疟疾就开始发作，一路上寒寒热热，加上路途艰难，营养又很差，到香港时已经病得非常严重。

    饶宗颐在香港养了两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拦阻他，亲戚问他：“你去云南干什么？命都快要没有了，不能去。”亲戚们还说即使到了云南说不定还会迁移。加上他的夫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饶宗颐滞留香港成为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他的一辈子。要不然他就在中山大学，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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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跟香港的因缘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他在20岁以前接触的外国文学，都是香港新垦书局出版的。但真正到香港还是1940年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饶宗颐滞留香港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新的因缘。

    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香港成为文化界、学术界的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饶宗颐在香港的这一段时期，机缘巧合，认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王云五邀请饶宗颐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叶恭绰则力邀饶宗颐参与编纂《全清词钞》。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王云五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杂家，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和编译所所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并亲自驻港督导一切。饶宗颐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王云五的，当时这位朋友也劝饶宗颐不要去云南。后来王云五见到饶宗颐时说：“你不要去云南，你在香港帮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帮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一个是编八角号码。

    王云五自学成才，通晓多门外语，早年在中国公学曾是胡适的老师。他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就是胡适推荐的。王云五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是民国时代出版界的重要人物。王云五当时请饶宗颐编《中山大辞典》，《中山大辞典》的规模很大，包括很多不同学科的词条。饶宗颐当时帮助王云五编经史典籍方面的词条。

    最初王云五只打算编书名的题解，饶宗颐认为书名以外，还有篇名的解题，中国典籍中有很多重要的篇名，如《墨子》的《兼爱》、《非攻》，《庄子》的《齐物论》等等。王云五非常赞同，请饶宗颐来帮他编辑。

    饶宗颐借此机会可以利用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藏书。他每次到王云五处拿书，因为每本书都要做题解，重要的篇目也要做题解。这样下来读了很多书，从而奠定了饶宗颐坚实的经史典籍、特别是诸子百家的文献基础。

    另外，饶宗颐还帮助王云五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编“八角号码”，“八角号码”是查甲骨文金文的，是王云五自己发明的。因为饶宗颐有相应的文献基础，所以也帮了一点小忙。这段经历也使得饶宗颐与甲骨文研究结缘。

    滞留香港期间，饶宗颐还结识了叶恭绰。叶恭绰是近代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早年以交通事业为己任，力行交通救国。中年以后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湛。搜藏历代文物，品类颇广，至为丰富，为保存国宝不遗余力。上海沦陷后，他寓居香港。在港期间，叶恭绰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并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还发起编印《广东文献丛刊》，负责编辑出版《广东丛书》。叶恭绰对于香港文化界的发展影响很大，是香港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主要人物。

    当时，叶恭绰要编辑《全清词钞》，工作量很大，需要很多人的协助。叶恭绰早年属于交通系的成员，资财甚丰，且非常乐于从事文教事业。1929年，叶恭绰在词学大师朱祖谋的提议下，于上海发起编辑《全清词钞》。“是编初就南京、北京、天津、杭州、苏州、广州、上海七地，着手搜集单行词集，就地选钞汇寄，以上海为总汇。自各图书馆以至私家藏本，悉加访求。继复苋集罕见之总集、选本，加以采录。”当时襄助的词界同仁众多，如夏敬观、冒鹤亭、徐乃昌、唐丰璋、吴梅、龙榆生、卢前、黄孝纾、张元济、夏承焘等达50余人。广州负责搜集、选抄的是杨铁夫、江兆镛。

    由于同人的努力，一两年间，汇集上海的清词集已逾5000种。1931年，朱祖谋谢世，叶恭绰便全部负责主持其事。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叶恭绰避居香港，已搜集到的5000种清词集，也运到香港，继续选辑。起初协助叶恭绰编辑只有杨铁夫一人，当时住在大屿山，但杨先生年龄很大，精力有限。而叶恭绰兴趣很广，研究五代史，又搞书画收藏等，也不能全力负责。

    饶宗颐决定用相当大的精力帮叶恭绰做《全清词钞》。清代词人很多，每个词人的作品也很多，整理起来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了整理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收集了几千个词人的作品。当时抄录的稿本就有104本，有些是从总集抄来的，有些是从别集、善本中抄来的。后来这本现书出版了，其实没有饶宗颐是出不来的。《词钞》前面例言起初也是由饶宗颐代笔的，后来叶恭绰做了修改。里面提到了参与编辑的人员，大致有20多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词人。

    饶宗颐还为《词钞》的编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当时叶恭绰将104册稿本进行了筛选，其中盖有印章的表示是他要选的。饶宗颐认为，叶恭绰选词的标准主要是好不好，是艺术观点不是文献观点。其实编辑《全清词钞》应该更多着眼于它的文献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尽可能把所有词作收录其中，供后人采择。

    此外，饶宗颐认为叶恭绰这部书，还有很多方面的事需要做。比如，不能只有词作，而没有几千个词作者的仕履介绍，这些都是后来饶宗颐补充上去的。还有就是最初的稿本没有按顺序编过，显得杂乱无章，饶宗颐按年代顺序重新编排。为编辑整理此书，他花费了很大的力量。

    经过采择，书成后凡40卷，收录有清一代词作者3196人，词作8260多首。搜罗之富，远胜丁绍仪《清词综补》等诸书所录。且于每一词人姓名之后，又“略注字号，兼及简明仕履”，并于书首附有“依姓之笔划，以类相从”之“索引”，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堪称后来居上。仅仅是词人的小传，其史料价值即不可低估。

    饶宗颐后来所编《词集考》也是利用叶恭绰的藏书，其中有非常难得的材料，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也增加了他文献的基础。如《词林要韵》等非常稀见的词学善本，一般很难见到，饶宗颐在叶恭绰的藏书中可以看到，增长了不少词学的知识。饶宗颐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训练，就写不出《词集考》。《词集考》搜集非常宏富，考证极精，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比之于清人朱竹坨的《经义考》，“自此以后，读词者必发轫于此。”当然这与饶宗颐早年的家学的基础有关，碰上帮助叶恭绰编书这样的机会，得以遍览叶恭绰的珍藏，很自然就会使学问得以增长。

    饶宗颐在这一时期的积累远不及此，因为与叶恭绰的交谊，这一时期饶宗颐开始接触很多敦煌学的材料。叶恭绰是最早提倡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很有眼光，精力也很旺盛，在政界关系也很广，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敦煌文物。叶恭绰提倡敦煌学，但国家处在军阀混战时代，他的提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敦煌的很多文物都流失到了国外。叶恭绰与李盛铎、罗振玉、傅增湘并称近代四大藏书家，此时虽迁居香江，但带来的文物典籍仍非常丰富，藏品中就有不少敦煌卷子。饶宗颐得于饱览藏珍，后来能成为敦煌学大家，叶恭绰启示之功劳不可抹煞。饶宗颐曾谈到，“我和叶恭绰先生根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

    叶恭绰的藏书和各类藏品非常丰富，饶宗颐后来收藏书籍，也是有他的影响。叶恭绰很喜欢在书上写批语，每一本看过、翻过的书，都留下字迹。饶宗颐有机会亲自细阅一流藏书家的大量珍本，这为他以后在词学、音乐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重要开端。叶恭绰在政学两界地位都很高，张大千、叶公超、陈垣都是他的晚辈。饶宗颐在这一个关键时刻，得以有机会与叶恭绰结下师友之缘，是非常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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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遇到王云五和叶恭绰之前，饶宗颐只是个有志于乡邦文献的地方才俊，遇到他们之后，他的视野才真正敞开，从此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在香港期间，饶宗颐除了帮助王云五和叶恭绰两位先生编辑辞典、全钞，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

    这一时期，饶宗颐的学问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对国学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先后完成《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古史新证补》、《西汉节义传》，《金文平议》等著述。《广东易学考》本来都已经交商务印书馆刊印，后来因战争中书馆被炸，文稿也散失了。

    1940年，饶宗颐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这书分上、中、下三卷20篇，附录收有钱穆《楚辞》研究文章三篇和方楚枚、陈梦家的文章各一篇。该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他反对钱穆提出的“屈原放逐，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渚水，本在江北”之说，力主“屈原本无放逐汉北”之说，并对钱穆“先秦时期楚国文化甚低”的观点提出异议。钱穆先生的一个依据是汉代贾谊贬谪到长沙时，长沙还是蛮荒之地、没有文化，所以不可能在先秦时代产生《楚辞》这样伟大的作品。饶宗颐根据当时湖南长沙出土的一些古物，运用古代地理考证说明《楚辞》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和水域。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读了书稿，为此书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此时的饶宗颐，年方23岁。

    另一件饶宗颐个人的学术工作，即写作《新莽史》，也在此时开始。《新莽史》就是王莽新朝的历史，王莽因为篡夺汉位，所以在两《汉书》正史中没有记述。饶宗颐对两《汉书》很熟，打算用《汉书》的体裁来撰写。当时，对于王莽这个历史人物，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他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改革精神很重要。其中还涉及到经学史上重要的伪经问题，当时为了给王莽篡汉制造合法性，刘歆对儒家的典籍进行了篡改。

    当时有很多人鼓励饶宗颐做这样的研究。其中支持最有力的人是吕思勉，他觉得新朝历史应该写，他跟饶宗颐就此问题还通过信。还有编《二十五史补编》的王伯祥先生，他给饶宗颐写信说：王莽称帝，也算是一个朝代的帝王了，虽然他失败了，也算一个皇帝。所以史书应该有王莽的“本纪”。饶宗颐提出，在王伯祥的书上，应该补编一个王莽本纪。

    当然饶宗颐不仅仅是要为王莽立传，而且要撰写王莽建立的新朝的整个历史。后来饶宗颐才确定了《新书》这个名字，如《汉书》名字一样。而且这本书，顾颉刚先生已列入齐鲁大学丛书里头，同吕思勉的《秦汉史》、童书业的《春秋史》，顾廷龙的《明代版本目录》列在一起。假如日本人慢来一年，饶宗颐上述学术事业应该可以做好，但香港沦陷以后，学术事业被迫暂时中断，《新书》没有继续。关于这一问题，仅发表了其中的《新莽艺文志》、《西汉节义传》和《新莽职官志》等部分。

    关于王莽的研究后来没有继续，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饶宗颐对自己历史观念的否定。饶宗颐这一时期致力于两汉史，试图撰写《新史》一书，以王莽入本纪，述新莽一朝史事。后来他深入研读《通鉴》等史书，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于是否定了原来的主张，将《新史》书稿搁置箧中，而考虑以其它形式反映新莽史事。这反映了在学术进程中，饶宗颐敢于随时否定自己已有的成果，修正原来的观点。这也是其学问能够日益精进的原因所在。

    饶宗颐因病留在香港，主要专注于学术研究，但也并未能忘怀世事。1939年写的《斗室赋》是他当时心境的表现。其赋曰：……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乎逋播之民。……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场，足盘桓兮。独守径仄，尚前贤兮。纫彼秋兰，斯独全兮。在赋中，饶宗颐抒写了自己在日寇侵略、烽燧连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表达了卧薪尝胆、中兴有日的坚定信念，抒发了在斗室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阐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斗室固然狭仄，但以“自得”之心，“独守”之志，足可“盘桓”，如秋兰在百花凋残后之可以“独全”。寥寥数语，充分表现了青年饶宗颐的独立而坚毅的人格精神。

    1941年，饶宗颐的祖母辞世，饶宗颐做《白云赋》悼念，该赋收入《固庵文录》。饶宗颐幼时，母亲早逝，所以与祖母一起生活，感情甚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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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香港就沦陷了。饶宗颐本来可以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守着一张平静的书桌做学问的，但没有想到战争又一次让他颠沛流离。香港又没法呆下去了，1942年，饶宗颐夫妇回到揭阳避难，因为潮州城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不能回去住。在揭阳，饶宗颐收集地方文献，获得“潮州先贤遗像”20余幅。9月，饶宗颐倡议成立“揭阳县文献委员会”，并出任委员会主任，聘请蔡起贤等为委员，于1943年8月出版《文献》创刊号。

    饶宗颐还访郭之奇故居，为《郭之奇年谱》增加详细的郭家世系资料。郭之奇，广东揭阳人，明末抗清官员，潮州七贤之一。著有《宛在堂诗文集》，文录入《耆旧集》。其诗共分18集，为潮汕历代存世诗作最多的诗人。饶宗颐自青年时开始编郭之奇年谱，前后耗时几十年，到晚年才编订成书。

    在揭阳期间，饶宗颐拜访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饶、姚两家是世交，交谊深厚。姚梓芳先生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31年被聘为县修志馆馆长，总纂《揭阳新志》。1935年加入重印县志董事会，任督校和监刊。期间又参与揭阳学宫，黄岐山塔修复工作，帮助县府筹建揭阳救济院。姚先生是揭阳当地的名人，且对编辑乡邦文献非常热心。饶宗颐在姚先生创办的姚氏学苑中获得很多重要的资料。

    1943年初，饶宗颐来到饶平的凤凰山，那时还是自由区，在朋友那里寄居，并在战时迁校于凤凰山的金山中学任国文教员。从事教学工作之余，饶宗颐还写了一些诗，取名《千仞集》，用贾谊《吊屈原赋》中“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的词语，后来又换了一个名，叫《凤顶集》，可惜这些诗作后来都散失掉了。

    那时中山大学的朋友很关心饶宗颐，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郑师许当时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郑师许与无锡国专在广西时期的校长冯振心是朋友，于是推荐饶宗颐到无锡国专去任教。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北流、桂林等地，其中以桂林时间最长并学校处于鼎盛期，当时群贤毕至，人才济济。

    1943年秋，饶宗颐从揭阳转到广西桂林担任无锡国专的教席。饶宗颐在国专教古文字学，后来也教一点诗词。饶宗颐到国专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到文学。

    当时梁漱溟也在无锡国专，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就是在此时完成的。梁漱溟在国专不上课，一个礼拜作一次讲学，讲他的思想。饶宗颐去听过几次。那时候梁漱溟主要讲乡村建设和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也会讲他所研究的东方文化和佛学。饶宗颐认为梁漱溟这个人很有正气，有儒者的担当。但是饶宗颐觉得梁漱溟讲东西文化时，对印度思想的了解比较一般。这是饶宗颐的治学特点之一，就是从不迷信名家，而是自己主动思考，所以能够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

    在国专任教时，与同在学校任教的钱仲联订交。钱仲联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专于诗文词赋，尤其对明清诗文有较深的研究。1939年，钱仲联经香港取道海上抵上海租界，在国专分校任教。饶宗颐与钱仲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与诗词都有相当的研究，兴趣相近，所以砥砺学问，诗文共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饶宗颐在国专时没有带家属，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逃难时很危险。到桂林的第二年，日军又开始进攻广西。无锡国专近百名师生及家属开始由桂林迁往蒙山。蒙山乃一山城，古称永安洲，为太平天国军于金田村起义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洪秀全以此为据点，封杨秀清等为王，故又被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称作“太平天国开国封王地”。这个蛰伏在万山之中的山城，却与香港的文人们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饶宗颐与太平天国研究家简又文、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即在此相识。

    简又文是近代著名的文史学家，以利用西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著称。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曾创办颇负盛名的文史刊物《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1949年简又文去香港定居，与饶宗颐成为同事，而真正订交是始于抗战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本是简又文的学生，后拜饶宗颐为师，学习制诗填词。梁羽生的老家即是文墟乡屯治村，其父陈信玉先生早年在文墟镇上经营一药局，此店距那廊桥不过一箭之遥。在饶宗颐避难蒙山时梁羽生就已拜识他了，并请饶宗颐教他填词写诗。

    1944年重阳日，避难蒙山的文化人曾有个文酒之会。简又文诗吟：“甲申中秋后一夕，举杯邀月忘主客。赵何饶孔联翩来，松风映带须眉碧。振衣千仞饶平饶，经史刚柔凿禹迹。”（岭东饶固庵宗颐，曾寓饶平凤凰山，以千仞名其诗集，尤精古与地学。）简又文因战乱不断逃难，未到广西时，前路茫茫，不知欲往何处，忽想起门生中有一位蒙山人，即梁羽生先生的堂兄陈文奇先生，因而去信联络，即受到陈家的热烈欢迎。简又文一行有三家人，家眷数十人，抵蒙山文墟屯治村时，悉数由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先生接济，国难之中，他以其真诚的善心款待这批落难的文化人。梁羽生也是在这一期间正式拜简又文先生为师的。饶宗颐与简又文这一时期交往甚密，诗文唱和颇多。

    饶宗颐曾在蒙山以易经卜卦，得离卦，卦云突如焚如。果不其然，日军入蒙山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以此桥所在的文墟街的“五·一六”血案尤为血腥。日军在2小时之内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7人。从此他不再以易卜卦，因为一卜卦就想到当年那个悲惨的情景。

    《蒙山史志通讯》中有江注盛文，指日寇在蒙山9个月，共计杀害男女221人，奸淫妇女91人，烧毁民房1302间，抢掠稻谷4000余担，耕牛100多头，财物无数。而蒙山人民奋起抗击日军的暴行，前仆后继，可歌可泣。或赤手空拳，或以土枪土炮、棍棒为武器，与敌殊死搏斗，毙敌数十名。《文墟早起》又云：“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岣。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逃难之中，饶宗颐还牵挂国事，《哀桂林》、《哀柳州》、《交墟行》等诗中，都因战火下的国破山河在，生灵涂炭的惨景而每每执笔而起，忧患诗篇，读之催人泪下。

    蒙山沦陷后，饶宗颐又迁往大瑶山。逃难的途中，生活非常艰苦，有无锡国专的一些学生对饶宗颐非常好，一路上学生都用车推着他走。在逃难的过程中，其实无锡国专师生离散。有一些学生追随饶宗颐，当时也就是一边逃难一边教书。那个时候逃难，经过各地都会受到当地人的招待，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当时国专有一个学生家在瑶山里，叫欧阳革新，他的家庭是地方上极有权势的，所以国专就迁到他家乡那里去。瑶山是蒙山再进去，更为偏僻的地方。国专的老师蒋石渠就把几个学生带到瑶山，把那里变成一个暂时的教学点。再后来，日本人占领广西，瑶山的县城也被占领了，国专师生只能迁到乡下龙头村。饶宗颐有一诗云：“余生悬虎口，尽室寄龙头。万户多荆杞，孤村有戍楼。”可以算作当时流离失所的真实写照。

    饶宗颐当时在“李家祠堂”教几个学生，生活极其艰难。好在饶宗颐得到龙头村李家的供养，在那里写了《愁山赋》等诗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那样的虎口余生的危难中，饶宗颐竟然不忘做学问。他特地邀了几个学生和文友，两次结伴深入瑶山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去考察。一路上，过旱峡，泊岭祖村，考察瑶族民俗，不为崎岖山道所阻。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蒙山之后，饶宗颐作诗一首以表达其欣喜之情，诗名为《九月三日》，文曰：举杯同祝中兴日，甲午而来恨始平。

    一事令人堪莞尔，楼船兼作受降城。无锡国专在北流复学，饶宗颐又再次执教于此。冯振心时任北流国专校长，聘请饶宗颐任教。这个时期，蒋石渠也来了。后来做佛教学会副会长的巨赞和尚也在那里。饶宗颐跟巨赞能讨论佛学的很多问题。校长冯振心也偶尔和饶宗颐谈谈学问，冯是很得中庸之道的，人非常好。冯振心先生可以讲诸子、文字学、《说文》，可以讲诗。但饶宗颐认为他讲的这几门课都是一般性的，平平而已，没有毛病，也没有突出的个性。所以饶宗颐跟他谈学问，只是一种应酬而已，不能谈到学问的太深处。

    在战争时期，学校条件很不好，没有做学问的条件，所以无锡国专并对于他的学术事业没有多少促进。后来国专搬回江南去了，学校希望饶宗颐能去，但他没有去。待日本宣布投降，他即乘船东下广州，又转至汕头，回乡主持修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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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时代，虽然学问上没有大的收获，但却增加了很多诗作。饶宗颐的《瑶山集》就是这段生活的记录。1945年重阳，饶宗颐将他在蒙山避难时所写诗稿合为一集，名曰《瑶山集》，其自序云：“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曾两度入大瑶山，攀十丈之天藤，观百围之柚木……干戈未息，忧患方滋。”沉痛悲怆之情，溢于言辞矣！

    饶宗颐觉得，这段生活值得留念，可以令人体会到唐朝天宝之乱时诗人杜甫的生活。饶宗颐那时用杜甫的方法写了很多诗，并且把杜甫诗集读了很多遍，从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真实面相以及个人在那个乱世中的感受。

    而且在那个“四面皆敌”的环境下，饶宗颐保持了一个学人淡定和乐观的心态。与饶宗颐同事的蒋石渠就曾提到，“饶君日夕为诗，几忘烽烟逼人也”。当然除此之外，饶宗颐对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也表达了沉痛的悲愤，他在此时的忧患诗篇真可比作当年杜甫的诗篇。

    饶宗颐的早年诗歌创作深受诗圣杜甫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前辈诗家刘寅庵在《〈瑶山集〉题辞》中提到：“我乡诗家少学杜，……蕴涵演漾真杜体，已觉宋美难专前”，陈颙则在《读岭南诗人绝句题瑶山草》说：“兵火磨心说太平，晚年相值重诗声。须眉节概邝海雪，忧患诗篇杜少陵。”

    如果说，少年时作的《咏优昙花诗》是天才偶现，那么，《瑶山集》就是饶宗颐正式登上诗坛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深厚造诣。《瑶山集》颇有杜甫式的“诗史”特色，在战乱年月中，饶宗颐于1944年夏由桂林疏散，奔逃至蒙山，冬天，蒙山沦陷，乃迁转至大瑶山，跋山涉水，于北流访东坡系舟处。饶宗颐且行且吟，以诗歌记录了他的所历所见所感。

    《瑶山集》在风格上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充分表现了饶宗颐的忧患意识和处乱不惊的淡定。在他的诗文中，有抒发民族义愤，谴责当局的腐败无能；有表达悯时念乱、关怀民瘼的忧思；有励己励人，抒写浩然正气，表达必胜信念的；也有对瑶山山川景象与风土人情进行生动描绘。而贯穿始终的是饶宗颐抚时感怀的情思。当时，钱仲联先生与饶宗颐同在国专，他以同时代人的经历和诗学研究者的眼光，对《瑶山集》的精神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文如下：选堂先生所处、所见之世也，卢沟炮火迸发，神州寓县，未沦于敌者，回、藏而外，西北鄜州及西南滇、蜀残山一角耳。板荡凄凉，虫沙载路，其犬牙交错之壤，亦敌蹄蹂躏所恒及也。此皆选堂与余身亲而目击者。当是时，海内诗人起而为定远投笔者有之矣，愤而为越石吹晋阳之笳者有之矣，遁迹香江，坐穿幼安之榻者有之矣，讲道交州，为成国之著书以淑世者有之矣，拾橡空山，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藉诗骚以召国魂者有之矣。杨云史、马一浮、林庚白、杨无恙诸君之作，世之所乐颂，而选堂先生《瑶山》一集，尤其独出冠时者也。……长吟短咏，出自肺腑，入人肝脾。以视浣花一老《悲陈陶》、《悲青坂》、《彭衙行》以及《发秦州》至入蜀初程山水奇峻之作，亡胡洗甲，世异心同。余亦尝隶永嘉流人之名矣，桂峤南北，违难时哀吟之地，今诵《瑶山》一集，所以感不绝于余心也。是集也，盖继变风变雅、灵均、浣花以来迄于南明岭表义士屈翁山、陈独漉、邝湛若之绪而扬之，其谁曰不然。在艺术上，《瑶山集》众体皆备，风格多样，除排律之外，举凡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甚至竹枝词各体皆有。其中，尤以七绝、五七言律、五七言古体为多。而随其体式之不同，风格亦复多变。竹枝词语言平易，风调悠悠，颇有民歌风味；绝句言短意长，清新自然，尤其七绝兼得唐宋七绝的神韵；律诗沉郁悲慨，蕴藉深厚，颇得少陵之骨。

    而融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体，学与诗合，史识与哲理并具，则应是《瑶山集》之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从精神品格来看，饶宗颐是以一个现代学者诗人的独立自由的姿态，观察和体验着社会人生和山水自然，并将其化为诗学之表现。从而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腐臭的气息被彻底清洗掉了，诗歌的精神领地显得无比纯粹无比超逸。这种学人诗的特质，贯穿了饶宗颐一生的诗歌创作，而且随着其独立自由人格的越来越超迈，这种特点越来越突出。学与诗合的具体表现，则是诗中有史，诗中有识，景、事、情、理并融；长于用典隶事，而形成典雅厚重的艺术风貌；从诗歌的创作形式来看，则又表现在喜为诗歌作附注上。这些在创作上呈现出来的诸多艺术特色与选堂后来历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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