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书中也涉及了类似的观点，但却与此意义有所不同。主要是说：小才只有小用，大才才有大用；有小用者不必卖弄，无小用者可有大用；卖弄小用引火烧身，无用之用其乐融融；有用招灾而无用捐生，是祸是福重在时命。
1.大瓢有用
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是没有使用价值，而是常人认识不到它的使用价值。世上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很大，大到了没有样子的程度，因而失去了使用价值。可是庄子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使用价值，小有小的使用价值，大有大的使用价值。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是没有使用价值，而是常人认识不到它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认识不到，那是因为它的价值太大了，大到了常人之智难以达到的程度。
《逍遥游》讲了一个大瓢无用的故事，就是在说这样的道理。故事说：惠施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粒大葫芦种子，我把它种了下去，没想到培育出来的葫芦太大了，竟然能在里面存放五石粮食。我想用它来存水，可是它的皮太脆，没有力量承受；我把它剖开当瓢用，可是它太大，没有水缸能够容纳它。它太大，大到了无所适用的地步，所以我一生气，就把它给砸碎了。”
庄子笑笑说：“以我之见，不是瓢大而无用，而是先生不懂得如何使用。您没有听说过吗，过去宋国有一个人，善于配制不龟手的药，正因为有这种技能，所以他家世世代代都在从事漂洗纱絮的工作。有一位南方的客人听说这件事后想花百方金子买他家的药方，这个家族聚在一起商量了起来。大家都说：‘我们家世世代代从事于漂洗纱絮，一年下来顶多不过挣几方金子。现在只是出卖不龟手的药方就能得到百方金子，这么好的事情哪有不做的道理呢？’于是便把药方卖给了人家。那位客人将这个方子献给了吴国的国王。后来吴国与越国进行水战，用这个方子制成药，涂在手上防冻裂，而越国将士却经不起水洒风吹，个个皮裂指肿，难以使用兵器，被吴军打得大败而逃，最后只好向吴国献地求降。同样是这一种药方，作为一种不裂手的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一种人用它只能漂洗纱絮，而另一种人却能用它扩展疆域。这是在使用方法上的区别呀。现在先生有一个可放五石粮食的葫芦，为什么不把它剖开做成小舟漂浮于江湖之上，而却在那里为其没有用处而犯愁呢？由此可见，先生还有不达事理的地方呀！”
惠施又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之为樗。说它大，也大得太没有样子了。它的根部臃肿无度，难用绳墨打出直线；它的小枝卷曲盘转，难用规矩量出方圆。因为它什么用处也没有，所以立在大路旁边，没有一个木匠看它一眼。我看先生的言论也与这棵大树不相上下，大而无用，所以人们都把它抛在一边。”
庄子说：“先生没有见过山里的野猫吗？它低低地伏着身子，等待着那满不在乎的猎物，一旦时机到来，便嗖的一声窜出，东跳西扑，不避高下。这可以说是很有技巧了吧？可是不小心就中了那猎人的机关，死在捕获野兽的网罟之中。而你看那旄牛，大若遮天之云，能负重致远，却不能捉鼠。这就是有大用者不能有小用的例子。先生既然有大树，并为它无用而犯愁，为什么不把它植于无何有之乡，立于无人烟之野，在它旁边徘徊散步，在它下面逍遥寝卧？这是何等地快乐啊！像这样的大树，不受刀斧之祸，不受它物宰割，即使说它无所可用，那又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这个故事主要还是针对庄子学说而说的。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过程中，老庄之学独树一帜，以宏大坦荡、不拘细微、扫视环宇、逍遥无为而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为拘于人事、谨小慎微的人们所理解。老子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曾经说过“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更向无所拘束的方向发展了一步，并以许多神秘离奇的寓言故事表述其意，更为一般人所不解，因此有大而无当之嫌。这个故事以惠施与庄子对话为线索，对大而无当的问题进行了辨析。
故事中的惠施讲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大葫芦大而无用；一件是大树大而无用。本意都是在说庄子学说徒有宏伟华美之辞而无一点实际使用价值。庄子对其做了评析，认为并不是大的东西没有用处，而是惠施目光短浅、智能有限，不认识它们的用途。以此来嘲讽那些自身学识浅薄而嫌弃高深学问的人们。
这个故事内蕴着一种思想，那就是：世上的事物都有自身的用处，小有小的用处，大有大的用处。小东西有小用而难以有大用，大东西有大用而难以有小用。各有其能，各有所用。
从这种思想出发可以明了一个道理：不能以自己的才能去衡量他人的才能，不能因为他人没有自己的才能就认为人家没有才能；有大才的看不起有小才的是无知，有小才的讥讽大才为无才是可悲。故事中的惠施正是扮演了那种可悲的角色。
2.不材之木
小才无知，所以难以认识大才；大才超常，所以难为小才所知。小才之所以讥讽大才，并不是因为小才看不起大才，而是因为小才不认识大才，误以为大才是无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偏差，一方面是因为小才无知，另一方面是因为大才超常。小才无知，所以难以认识大才；大才超常，所以难为小才所知。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之所以经常出现，是因为人们往往以常人的眼光看待大才和奇才。
《人间世》讲了一个不材之木得长寿的故事，就是在说明这种情况。故事说：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要去齐国，走到曲辕的时候见土神庙旁有一棵栎树。它很大很大，下面可蔽数千头牛，树干周长百十来围，高过山顶数十丈才伸出枝杈，枝杈之粗可以做十数个木舟。观看的人们像是赶集一样，可是石木匠见之却头也不偏一下，脚步不停，继续赶他的路。
木匠的徒弟走到树的跟前美美地观赏了一番，之后赶上他的师傅说：“师傅，师傅！自从徒弟跟从师傅学习木匠手艺以来，根本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木材，可是师傅连一眼都不看，只管走自己的路，这是为什么？”
木匠说：“快走吧，不要说它了！那不过是一个散木而已。”
徒弟问：“什么是散木？”
木匠说：“闲散无用之木谓之散木。用它做舟，它会沉到水底；用它做棺，它会很快腐烂；用它做器，它会很快碎散；用它做门，它会渗出液汗；用它做柱，它会受到虫蠹。这是一个不能用作材料的木头啊！正因为是一个不材之木，所以才可能活这么长的年代。”
木匠回到家后做了一个梦。梦见那棵栎树前来责问他说：“你拿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呀！你是不是拿那些有纹路的树木和我相比？要知道，那些果树、梨树、橘树、柚树，都是能生果实的树木，一旦果实熟了，人们就要上到它们身上采摘。上到它们身上，不但压它、蹬它，使它受到欺侮，而且时不时地折断它的大枝，扯下它的小枝，使它受到摧残。这些都是用自己的才能折磨自己生命的树木啊！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往往活不到应该活到的寿命就中间夭折了。之所以夭折，都是因为局限于世俗的眼光而自己损害自己的缘故啊！一般的东西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而我却与它们不一样。我走的是一条无有才能而力求保命的道路。即使这样，也还有几次险些丧命呢！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道路，这是我的大才啊！假如我有一般树木的才能，难道还能得到现在的大才吗？再说你和我都是物类呀，为什么这样挖苦我呢？你这个快要死的闲散之人，哪里能理解闲散之木呢？”
木匠醒后，与弟子一起分析这梦。弟子说：“既然它追求无用，那何必要立于土神庙旁，去做土神庙的树呢？”
木匠说：“小点声！快别说了！它这也只是一种借助而已，它知道不理解它的人会为此骂它。假如它不借助于土神庙，那不就有被人砍断的危险吗？况且像它这样的东西，所要保存的与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只要达到保存生命的目的也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对它来说无关紧要。而你却以常人的道德衡量它，这不就差得太远了吗？”栎树正因为无用，所以才保存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能活得长久，长得高大。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用是多方面的：有功利之用，比如能用来做器物，能用来当工具；有消遣之用，比如能用来观赏，能用来娱乐；有为他之用，比如能供他人饮食，能为他人服务；有为己之用，比如能用来防身，能用来长寿，等等。木匠说栎树无用，那是因为他的目光狭小，只看到了事物用途的一个部分；栎树说自己有无用之用，那是因为它超出了木匠所说的功用范围，以存身保命为用。
木匠说栎树无用，那是因为他的目光狭小，只看到了事物用途的一个部分；栎树说自己有无用之用，那是因为它超出了木匠所说的功用范围，以存身保命为用。这个故事不仅是说世界上的事物是纷繁多样的、事物的功能是无穷无尽的，不能以一己之见衡量天下之物，不能以一种之能局限天下之能，而且是说小用不能囊括大用，没有小用恰是因为有大用。
在这个故事里，庄子以养身保命为大用，表述了道家学说的一种基本观点。道家讲究自然无为，既不追求长生，也不回避早死。不过它认为，只要顺物自然，就能享尽天年。只要享尽天年，也就是所谓的长生了。从这种观点出发，道家学说带有一种重身贵生的色彩。不过这已经不是本篇所要述说的内容了。
道家讲究自然无为，既不追求长生，也不回避早死。不过它认为，只要顺物自然，就能享尽天年。《人间世》还讲了几个类似的故事，理论色彩较上面的故事稍为浓厚，现在引述如下：
南伯子綦到商丘游览，看见一棵非常奇异的大树，在它的树荫下能停放千乘马车。子綦惊叹说：“这是一棵什么树哟，一定是一个有特殊用途的材料！”他抬头细看那树枝，只见卷卷曲曲，没有一根能做栋梁的；低头观察那树根，只见疙疙瘩瘩，没有一处能做棺材的；张口舔舔那树叶，觉得艰涩苦辣，把口角和舌头都沾烂了；用鼻嗅嗅那气味，觉得迷糊不清，三天都缓不过劲来。这时候南伯子綦才省悟道：“这果然是一棵不成材的树木呀！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长这么大。那些神人之所以成为神人，正是借助于这种不成材的才气呀！”
宋国有一个地方，叫荆氏。这里的气候适宜于种植楸树、柏树和桑树，可是没有一种树能够享尽天年的。长成一把粗的，那些养猴的砍去做了供猴攀援的架子；长成三围四围的，那些盖高屋的砍去做了支撑屋顶的栋梁；长成七围八围的，那些富贵人家砍去做了四面独板的棺材。它们之所以没有到老就被人们用刀斧砍断了，祸根在于它们有用呀。古代祭祀河神，不使用白额之牛、翘鼻之猪和有痔之人。之所以这样，在巫人看来，那是因为它们不吉祥呀。可是正是这些不吉祥，在神人看来是最大的吉祥，因为它们可以借此免于损伤性命。
有一个叫做支离疏的人，脸面被包在了肚脐之下，双肩竖在了头顶之上，两腿挟肋而臀部为足，发髻上指而五官朝天。即使如此，以缝补为业而足以糊口，以筛谷为务而足以养家。国家征兵，他可以大摇大摆在征兵场所走来走去；国有徭役，他因体为残疾而免于征集；国家扶贫，他因失去劳力而获得三钟粟和十捆柴的救济。破碎身体的人尚且可以保存自己的身体，享尽天年，何况破碎志向的人呢？
山林之所以被砍伐，并不是别人在砍伐它，而是它自己在砍伐自己；蜡烛之所以被燃烧，并不是别人在燃烧它，而是它自己在燃烧自己。桂皮因为可食，所以才被削剥；漆液因为有用，所以才被剖割。人们都知道有用的东西有用，而不知道无用的东西有用啊！树木正因为无用，所以才能活得长久；
失去了用处是最大的用处。长久对于树木本身来说就是最大的用处。所以说无用之用是大用。白额之牛、翘鼻之猪和有痔之人正因为不祥，所以才免于宰割；免于宰割对于白额之牛、翘鼻之猪和有痔之人来说是最大的吉祥。所以说不祥之祥是最大的吉祥。畸形之人正因为失去了用处，所以才免于征兵和徭役、享受国家救济、维护了自己的生命；维护住生命对于畸形人自己来说就是最大的用处。所以说失去了用处是最大的用处。小树之所以被砍伐，漆树之所以被剖割，蜡烛之所以被燃烧，桂树之所以被剥削，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别人毁坏它们，而在于它们自身有被毁坏的内因，这个内因正是它们自身的用途。所以说不是别人在毁坏它们，而是它们自己在毁坏自己。
在这里，庄子还是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作为最大的用处，以一般的用途为小用，认为这两种用途往往是对立的。一般人只看到了一般的用途，以一般的用途为有用，而忽视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忘记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是大用。所以说人们都知道有用的东西有用，而不知道无用的东西有用。
故事将失去小用而有大用与神人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神人正是借助于这种不成材的才气才成为神人的。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神人把一切都视为无有，把一切都视为无用，不去追求功名利禄，不去分别高下是非。这种一切顺从自然、胸中无所挂牵的境界，恰与无用而有大用、将自己的身心回归于大自然是一致的。
庄子讲这类故事，与其对人生的理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既不是人追求所能得到的结果，也不是人逃避所能避免的事情。所以用不着追求什么，也用不着逃避什么。顺从自然、自在消闲、内心平静、身体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追求一种东西，从表面看来，追上了是一种成功，是一种利益；逃避一种东西，从表面看来，逃脱了是一种成功，是一种利益。但无论是追求和逃避的过程还是追求和逃避的结果，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体力消耗。这就叫做得其小利而失其根本，得不偿失。如果想要追求而追求不到，想要逃避而逃避不了，那种痛苦就是更加一等了。他把既不追求也不逃避、既来之则安之、顺其自然而行，称为与道相辅而行。
追求一种东西，从表面看来，追上了是一种成功，是一种利益；逃避一种东西，从表面看来，逃脱了是一种成功，是一种利益。但无论是追求和逃避的过程还是追求和逃避的结果，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体力消耗。这就叫做得其小利而失其根本，得不偿失。
《山木》篇有一个宜僚除君忧的故事，揭示了这样的内涵。故事说：市南宜僚来拜访鲁国的君王，看见鲁君面带忧色，因而问道：“我看君王面有忧色，为什么呢？”
鲁君说：“我学习先王治国的方略，建立先君所要创建的事业，敬重鬼神而尊敬圣贤，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改变，可是仍然难以避免祸患。我正在为此而犯愁呢！”
宜僚说：“君王之所以难以避免祸患，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根本的方法。君王没有听说过丰满的狐狸和纹身的豹子吗？它们住在山林之中，伏于岩穴之内，可以说是很沉静的了；晚上出来行走，白天留在洞里，可以说是很警戒的了；虽然饥渴难忍，也很少到江湖之上去觅食，可以说是很坚定的了。然而却免不了掉在猎人的网罗之中、误中猎人的机关埋伏，以至于丧失性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自己的危险。这个危险并不在于它们有什么罪过，而在于它们身上的珍贵皮毛。是它们身上那珍贵的皮毛给它们带来了灾祸。君王您之所以不能免于祸患，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也是因为您的身上有珍贵的皮毛，这个皮毛就是鲁国的君位。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危险，就须脱去这张人人都想得到的皮，消除世俗之人所有的欲，进入那什么东西也不追求、一无所有的境地。您没有听说过越国之南的建德之国吗？在那个国度里，人们愚钝而纯朴，少私而寡欲，只知劳作而不知收藏，只知给予而不知求报，不知道怎么做才合乎义，不知道怎么做才合于礼，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要怎么行就怎么行，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了大自然之中，出生了他们也很快乐，死亡了埋葬之后就算了事。到了这样的境界还有什么祸患可言呢？所以我劝君王您快快离开您的国家，抛弃世俗的追求，伴随着大道去漫游吧！”
鲁君说：“您说的那条大道又远又险，还有大江和高山，我没有渡河的舟楫，也没有行路的车骑，怎么上路呢？”
宜僚说：“只要您放下君王的架子，抛掉虚荣的追求，这就是您的舟楫，这就是您的车骑。”
鲁君说：“您说的那条大道幽静而无人，谁与我为邻？我既无粮食又无盘缠，怎能走到终点？”
宜僚说：“只要减少君王的费用，清除君王的欲望，即使没有粮食，也会感到充足。到那时候，您渡过江河而漂于大海，向前望去，无边无际，越往前走越是没有尽头。送您的人送到岸边上都掉头而归了，只剩下您一个人越走越远，眼前是茫茫一片，不知其边。您可曾听说过？身体拥有人的人感到很累，而被人拥有的人感到忧愁。所以尧帝既不拥有人，也不被人拥有。我现在想要为君王消除劳累，解除忧愁，而让君王顺着大道游历到什么也没有的国家去。您要知道，当您乘着小舟渡河的时候，如果有一只空船撞了您，虽然把您的小舟撞翻了，您也口无怨言。如果船上站着一个人，您就会呼喊他；喊一声他听不见，喊两声他还听不见，当您喊第三声的时候，就会出言不逊了。同样是被船撞了，为什么所表现出的态度不一样呢？那是因为前面说的是一只空船而后面说的是人驾的船。由此看来，虚空的东西是最不遭人怒斥的了。您如果能把自己前后左右的人、内外表里的物都排除干净，成为一个身心虚空而与道同游的人，那还有谁能危害您呢？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鲁君之所以忧愁，是因为有祸患威胁着他。之所以有祸患在威胁他，是因为他背着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不想放弃也难以放弃的人世欲望，是君位，是荣华，是权力地位，是物质享受。这些东西，就好像是丰满的狐狸之皮、珍贵的纹豹之毛，看上去美丽，着于身温暖，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非常有用、人人追求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成了自身的祸根、生命的灾星。由此庄子将其视为使人受累、使人担忧的东西。舍弃这些有用的东西，放弃自己的追求，在一般人看来，这就成了一个无能之辈，而在庄子看来却是割掉了人生的累赘。舍弃人世物欲，自身归于空虚，就像是一条既不载人也不载物的无用空船一样。虽然无用，却不惹人之怒，也不受人之害，永远随水漂游，自由自在。这就是庄子所描绘的无小用而有大用的境界，这就是庄子所向往的一无所有、无所牵挂的神人境界。
舍弃人世物欲，自身归于空虚，就像是一条既不载人也不载物的无用空船一样。虽然无用，却不惹人之怒，也不受人之害，永远随水漂游，自由自在。鲁君是个凡夫俗子，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宜僚所指出的大道，他用凡人的眼光看待顺道而行，以为走这条大道还需要物质载体，还需要粮食车马。也就是说，他仍脱离不了事物之间性能差别的观念。这恰恰是走上大道的障碍。因为顺道而行，正是要超越具体物质之间的区别，把一切事物都视为自然存在、自然生灭的东西；正是要抛开物质功用的不同，把一切功用都视为事物自身性能的自然而然的体现。也就是说，不分高下大小，不别轻重缓急，都将它们归为自然如此的一类；不分红黄蓝白，不别酸甜苦辣，对它们都采取顺其自然的一种态度。达到了这种境界，在自己的眼中也就没有事物之间的差别了，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没有什么追求了。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忧愁和烦恼呢？所以宜僚说“只要您放下君王的架子，抛掉虚荣的追求，这就是您的舟楫，这就是您的车骑”，“只要减少君王的费用，清除君王的欲望，即使没有粮食，也会感到充足”。
3.狲猴逞能
不笑不足以为道。
以无用为大用，以无能为大能，这种观点如井水之深，如海水之阔，难为常人所理解，且为庸人所讥笑。正如老子所言，不笑不足以为道。正因为人们不理解，所以往往会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耍弄自己的小技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不成反成拙，以至于送掉自己的性命。
为了使人有所借鉴，《徐无鬼》篇讲述了一个猕猴逞能身先死的故事。故事说：吴王在长江上泛舟之后，又登上了猕猴山。猕猴们见有人来了，都纷纷逃避，躲到了草丛之中。有一只老猴却与众不同，不但不逃，反而在那里上下跳跃，抓耳挠腮，炫耀自己的敏捷。吴王拉弓搭箭要射它，它一点也不害怕，等那飞箭来到身边，轻轻地伸出前爪，灵巧地捉住了箭杆。吴王一看大怒，下令让众人一齐射它，把它射死了。
吴王对他的好友颜不疑说：“这个猴子，在我的面前卖弄它的技巧，以至于遭到这样的下场，而那些没有技巧的猴子们却得以活命。可见是技巧害得它丧了命。真是值得人们借鉴啊！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在人的面前逞能持傲呀！”
颜不疑回去后拜董梧为师，学着消除自己身上的傲气。他一不弹琴奏乐，二不出头露面。三年过去了，全国的人民都赞扬他。老猴之所以死了，一是因为它有技巧，二是因为它在人的面前卖弄技巧；其他猴子之所以没有死，一是因为没有技巧，二是即使有技巧也隐而不露。可见，有技巧不如无技巧，显露技巧不如不显露技巧；技巧只是小用而无技巧才是大用，有技巧只能攀援而无技巧却能活命。这是本故事所要说明的一个道理。
有技巧不如无技巧，显露技巧不如不显露技巧；技巧只是小用而无技巧才是大用。从表面来看，这个道理并不充分，可是将它纳入庄子的思想体系之中，就会显示出其合理性。
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特有的属性和功能，不过它的属性和功能既是自然环境所造就的，也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中才能发挥功用。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不同中的一致、特殊中的共同。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就无所谓什么技巧和功用了，因为不管任何的技巧和功用都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就无所谓显示自己的技巧和功用了，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因此，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所谓施展自己的技巧和功能、显示自己的技巧和功能并不是指一般的运用自己的技巧与功能，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脱离了自然而后者是顺其自然。所谓脱离了自然，也就是在与自己的技巧和功能不相适应的场合、不相适应的范围展示自己的本事；所谓顺其自然，也就是在与自然的技巧和功能相适应的场合、相适应的范围自然流露自己的本事。
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的蕴意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它是在说，一个人的本事再大，也要顺应自然，谦虚谨慎。不顺应自然，强逞其能，或者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都会遭到报应。强逞其能遭报应是因为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在人前炫耀遭报应是因为违背了人的心理特性。从自然法则来说，违背自然，强逞其能，超出了自己技能和功用的适用范围，就像是一日只能跑百里的马非要跑千里一样，那是没有不伤其身的；从人的心理来说，在人面前炫耀己能，往往会引起人的反感，促使那些喜欢较量的人对其发难，以至伤及其身，就像那只老猴卖弄技巧引起吴王之怒一样，遭到杀身之祸。
4.一龙一蛇
顺境之时飞黄腾达，如龙高飞；逆境之时潜伏隐匿，如蛇游走。运用自己的技巧和功能要顺应自然，其中包括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时间和环境中一种技巧和功能可能是适用的，这种技巧和功能的运用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在另外的时间和环境中同样的一种技巧和功能可能就不再适用了。不再适用而要强用，这就是强逞其能。所以，所谓顺其自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古代把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喻为一龙一蛇。其意是说，顺境之时飞黄腾达，如龙高飞；逆境之时潜伏隐匿，如蛇游走。是为龙还是为蛇？这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将这种处世的方法称为一龙一蛇与时游。
《山木》篇讲了一个“杀不鸣之雁”的故事，就是在表述这种道理。故事说：庄子在山里游览，看见一棵大树，枝叶非常茂盛，可是砍伐木材的人却不伐它。庄子询问其中的原因，伐木的人们回答说：“其材没有可用之处。”庄子说：“怪不得它能长这么大，原来是因为它的木材没有用处。看来只有没有用处的东西才能享尽自然的寿命啊！”
庄子出山后住在一位老朋友的家中。主人非常高兴，叫来厨房的大师傅，让他们给庄子烹雁吃。大师傅问：“现在家中有两只雁，一只会鸣叫，一只不会。杀哪只呢？”主人说：“这还用问，当然杀那只不能鸣叫的了！”于是大师傅便把那只不能鸣叫的大雁给杀了。
第二天弟子请教庄子说：“昨天在山中看见那棵树，因为没有用处而得以享尽自然的寿命；可主人家的那只雁，却因为没有用处而被烹食。看来有用也难以避免祸患，无用也难以避免祸患。先生究竟是做有用之人还是做无用之人呢？”
庄子笑笑说：“我将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说处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与我所要处的境界好像很接近了，但还没有达到，因为这样做还会受到事物变化的牵累，还需要判断有用与无用，还需要考虑怎样才能处在其间。我所要处的境界是：乘着自然而然的大道自由自在地漫游，无所谓荣誉也无所谓耻辱，一会儿像是一条龙，一会儿像是一条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绝不做那一成不变的事情；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以自然和谐为标准，飘飘游游，就像是来到万物的发源地一样，不分彼此，不分是非。这样一来，就能纵览事物的起伏和变化。纵览事物的起伏和变化，就能驾驭事物的起伏和变化，就不受事物发展变化的左右。做到了这一点，怎么还会有牵累呢？这是神农和黄帝遵循的法则呀！如果固执于万物各自的性情，固执于人伦传统的秩序，那就不是这样了：合在一起的东西走向分离，成功的东西走向毁败，刚正的东西受到挫折，尊贵的东西遭到非议；有为则有所不为，贤明则遭人谋算，无能受人欺侮。如果这样，怎么能永远保持住自身呢？真是可悲呀！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只有顺从自然而然的大道，才能在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中保持自身的不变。”
有用就是有小价值，无用就是没有小价值，而没有小价值恰恰是有大价值，这个大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身体和生命的功能。这个故事将无用而有大用的思想引申了一步。无用与有用究竟谁最有用？这是关于什么样的功能最有价值的问题。所谓有用，是指具有具体事物的具体功能；所谓无用，是指没有具体事物的具体功能；所谓大用，是指保存自己身体和生命的功能。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有用就是有价值，无用就是无价值。按照庄子的观点，有用就是有小价值，无用就是没有小价值，而没有小价值恰恰是有大价值，这个大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身体和生命的功能。这里面有一个对价值的评价问题。庄子之所以持以上观点，在于他认为，身体和生命比其他功利更重要。
有关无用与有用何者最为有用的问题，《庄子》书中表述的观点分四个层次：其一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功用，小有小的功用，大有大的功用；其二是说，没有小用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功用，而可能恰恰是有大用，比如，大瓢不能用来盛水，却可泛舟于河，逍遥养性，大树无用于材，却可养生，以享天年；其三是说，有小用者，有得于小而有失于大，比如有用之木有用于人而不得长生，有技之猴逞己之能而为之丧命；其四是说，要实现人生的最大功用，就须遵循大道而行，随时变而变，随物化而化，顺其自然，尽其天年，并不是说凡是没有某一种小用的都有大用，比如大雁不会鸣叫，这只是失去了一种小用，而并非完全没有小用，它的另一种小用是其肉可食，如果它的肉不可食，它便不会被人食，可食者被食而不可食者免于食，要免于被食就做一个不可食者，这就是事物之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
“杀不鸣之雁”的故事讲的是第四层涵义，把这一层涵义用简明的语言表述出来，那就是一龙一蛇，随时而变。不鸣之雁遭到杀身之祸，究其原因，合于时宜，行动、说话也不会受害；不合时宜，不行动、不说话，也会遭受不测。就在于它在应该会鸣叫的时候不能变得会鸣叫。
庄子有关“一龙一蛇，随时而变”的思想与其处世观念是密切相连的。在他看来，人长着身体就要行动，长着嘴巴就要说话，行动、说话是人体和嘴巴的功能。身体和嘴巴既然有这些功能，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不使用。使用这些功能并不一定就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而是否有害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那要看是否合于时宜。合于时宜，行动、说话也不会受害；不合时宜，不行动、不说话，也会遭受不测。
《缮性》篇对此做了理论阐述。其文说：所谓隐匿，说到根本上，并不是自己有意隐居不出。古代所说的隐士，并非有意隐匿自己的身体而不见人，并非有意闭起自己的嘴巴而不说话，并非有意停止自己的思想而不思索，他们之所以不见人，不说话，不思索，那是因为不是见人、说话和思索的时机呀。合于出世的时宜，即使是治理天下，也不会违背大道；不合于出世的时宜，就应该脱离天下之政，深居简出而等待时机。这才是保存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方法啊！说到根本上，有功能好还是无功能好，使用功能好还是不使用功能好，最后的判定标准，是看究竟怎么样才合于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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