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变化突如其来，新旧思想的交锋、社会规则的构建、商业规则的确立……这些都发生在1978年之后，但一切都是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为一个关键的时刻做准备。在十几年之后，这个时刻终于到来。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人们发现无论是否准备好了，自己已经置身于这个春天。就像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渴望》里的插曲——“每一次发现，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都是头一遭”。
顽强的野草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义乌这个全国闻名的商品批发地，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建国之初，那些整日奔跑在义乌做生意的商人，风里来雨里去，而此时的义乌确实一片繁荣……
每当龚建国感觉疲惫或者遇到麻烦事儿的时候，他喜欢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看看电视。在他家的茶几上，大多时间都会放有一碟炒黄豆，尤其是龚建国在家的时候，那是必不可少的。
龚建国喜欢上吃炒黄豆，说起来是一个充满着辛酸和无奈的故事。
浙江义乌多山少地，粮食产量不高，为了让家人能够吃饱，每年腊月来临时，总有许多人挑起货郎担，外出讨生活，当地人称之为“鸡毛换糖”，而这个糖就是自家做的生姜糖。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的时候，货郎们挑着沉重的担子出发了，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直到过了正月，货郎们才会陆续回家。
龚建国说：“过年都在外面过的，因为过年的时候人家要杀鸡，鸡毛多啊。鸡毛换回来，颜色鲜艳的、好的就一根根地择出来，卖给供销社，不好的可以撒到田里，很肥田的。”
龚建国在他16岁的时候就跟随舅舅外出当货郎。在那个时代，货郎们很不受待见，各地政府部门把他们作为投机倒把的对象进行打压，外出鸡毛换糖也只能偷偷地出去。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义乌县政府对这些小商贩由打压改为疏导。政策的松动让许多曾经的货郎放下货郎担开始长途贩卖小商品，小商品市场的萌芽已经出现。1981年，18岁的龚建国也想到外地摆地摊做生意。可是生意再小也要有本钱，这钱哪里来呢？
龚建国说：“那时家里养了两头猪，我父亲咬咬牙把它们卖了，一共凑了200元本钱。”
龚建国想去的地方是湖南常德，因为已经有同乡在那里了。儿子要出门做生意，总得有件体面的衣服，龚建国的母亲特意请了镇上的裁缝做了一件中山装。临行前，她又炒了许多黄豆，把儿子中山装下面的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
但想不到的是，由于刚刚出锅的炒黄豆太烫了，走到半路，衣服口袋就给烫破了，黄豆撒了一地，由于要赶火车，龚建国只捡回一小半。舍不得花钱在车上买吃的，饿了就吃几颗黄豆，那黄豆的香味龚建国一辈子也忘不了，就从那时开始，他落下了爱吃炒黄豆的习惯。就这样，吃着妈妈炒的黄豆，背着200元本钱的小百货，龚建国站在了1981年冬的常德街头。龚建国说：“就在常德很小的一条街道上，其他地方不让摆地摊，为了抢到好位置，我们几个同乡人轮流值班占地方，早上三点就起来了，一直守在地摊边，到9点开始营业。”
龚建国年纪小，但是头脑灵活，摆了一段时间的地摊之后，他发现在常德周边的一些县乡，都存在定期的农村集市，市场上有许多零售小百货的商贩，他们经常来常德进货，有时也会光顾龚建国的地摊。是不是可以以他们为销售目标搞一点小批发呢？积攒了一些本钱的龚建国开始了新的尝试。
龚建国说：“那时围巾生意还好，我就拿着围巾直接到人家的摊位里去推销，背着货跑常德周边，脸皮厚一点，不要怕难为情。”
就在龚建国尝试他的批发生意的时候，义乌也出现了第一代小商品批发市场，他们的目标除了周边县市农村集贸市场的小商贩之外，还有大批像龚建国一样去外地经商的义乌人。
龚建国说：“批发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进货就是回义乌，那时信息不灵，也不知道生产厂家在哪里。”
就这样，龚建国在常德掘到了他的第一桶金，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像龚建国这样跑外地经商人的带动下，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生意也越发地兴旺起来。
时间转瞬来到了80年代末，批发生意越做越大的义乌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生产环节，一批家庭工厂在义乌悄然兴起。商业触觉敏锐的龚建国也回乡和朋友合伙办起了一家小型衬衫厂。
龚建国说：“那时有四五万元资金，都投进去了。”
然而，龚建国的建厂梦刚刚启航，就被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给摧折了。
龚建国说：“第一批衬衫做好，准备发货，可是由于闹学潮，几趟火车停开，货不能按时发出去，过了季节，积压下来了，一下子全亏了。”
投入的资金全打了水漂，龚建国又变得身无分文。这时，他已经有了家庭，有一个刚刚两周岁大的孩子。没有时间去痛苦，也没有权利痛苦，龚建国只得收拾行囊，再次举债出发。这次他去的是广西柳州。
龚建国说：“隔壁村有个人在柳州做生意，去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去了，没有办法。”
和绝大多数出门跑生意的义乌商人一样，那个时候，龚建国最难受的就是挤火车。从义乌到柳州1700多公里的路程，要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没有座位，有时得站一路，实在吃不消了，在别人的座位底下或者过道边躺一会儿。一路上累不说，还受人白眼。
在柳州，龚建国一呆就是15年，就是这15年，奠定了他现在的事业基础。一开始，龚建国卖的还是零零碎碎的日用品，生意虽好，但赚钱却不多，直到他的妻子也来到柳州后。
龚建国的妻子说：“平时看摊位，空的时候我喜欢织毛衣，一些女客户来了看到我织的毛衣很好看，于是也想学。学织毛衣当然要买毛线，这样，我们的毛线生意开始好起来。她们以前很少有人织毛衣的。”
结果这毛线生意是一发而不可收，夫妻俩从早忙到晚，客户排队等待。“数钱数到手抽筋”那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龚建国说：“客户一大早就开始排队，中午吃饭也没有时间。数钱都来不及，因为那时百元大钞很少，大多数是10元面额，后来就叫了几个亲戚来帮忙。”
而此时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由第一代地摊市场发展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现代化的室内市场，世界各地的客商蜂拥而来，义乌商人的生意开始面向全世界。
进入21世纪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完全确立了在全国小商品批发市场上的龙头地位。她以物美价廉、品种丰富、物流顺畅、管理规范而享誉全球，常住义乌的外国贸易商有一万多人。
从2003年开始，当时的义乌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引商转工政策，引导商人们将资本投入实业。趁着这股政策东风，和许多在外经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义乌人一样，龚建国将事业转回故乡，重新拾起了他的企业梦，办起了一家袜子生产企业，产品主要以外销为主，所以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股学习热潮，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充实自己。
龚建国说：“不学不行，现在不但产品做外贸，而且现在办的企业和以前根本不同，不学习提高自己，没法管这么一家企业。”
在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义乌市场。这时，义乌市政府及时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转型升级。龚建国停止了竞争日趋激烈的袜子产业，引进先进设备，开始生产包覆纱，这是袜子、内衣等行业的上游原料产品，销售的对象也由国外转向了国内。这就是龚建国现在拥有的企业，有200多名工人在这里上班，日夜不停地生产包覆纱，但是产品依然供不应求。
从1964年出生到现在，龚建国已经46岁了，他的大儿子也已经23岁，并且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企业管理的担子。三十年的奋斗终于事业有成，按理说该歇歇脚了，但龚建国和义乌大多数同时代的企业主一样，还在奔忙。
龚建国说：“最大的麻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业用地，企业要扩大，没有土地不行啊，这段时间就在忙这个了。”
人物简介：
我叫龚建国，出生于1964年浙江中部义乌的一个偏僻农村，8岁入学，16岁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初中毕业之后就没再上学，在家务农。
义乌是浙江中部一个多山少地的小县，老百姓为了维持生活，历来就有外出鸡毛换糖当货郎的传统。在亲戚的带领下，我在初中毕业不久之后也外出闯荡当货郎，由此开始了经商生涯。当时，为了筹集外出经商的原始资本，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两头猪，勉强凑够了200元钱，就从这200元钱起家，我从湖南常德，到河南洛阳，再到广西柳州，甚至漂洋过海到南非，从一名普通货郎，到小商品零售商，再到批发商，艰苦创业，也几经挫折，但终于积累起了上千万的资产。21世纪初，我回到义乌，创办了一家袜子生产企业，从商业转向实业，成了一名企业主。依托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而且产品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升级，企业也在不断地扩大。如今，我已经是一家拥有几百名员工的大型包覆纱生产企业的董事长。
大武和小武
连云港港始建于1933年，但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成一个码头坍塌、航道淤塞、濒于瘫痪的港埠，1949年港口吞吐量仅有5.6万吨。1973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连云港港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创造了全国瞩目的大发展成绩。到1977年底，港口拥有码头岸线1513米，装卸泊位9个，其中万吨级5个……
连云港——连着云彩的港。一个有着诗一样动听名字的港口。从1933年建港开始，连云港港由过去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我国沿海主枢纽港，被戴上“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中西部地区最便捷出海口，长三角主要深水海港”三顶桂冠。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飞速发展。连云港港口的两位同名同姓、都叫武建国的码头工人，亲身经历了港口的发展。
两个武建国都出生在美丽的连岛镇。他们是远房堂兄弟，都出身渔民家庭。熟悉的亲朋好友习惯用大武和小武来区分他们，年龄大的叫大武，年龄小的就叫小武。
大武是1958年10月1日生的，所以家里面父母就给他取名叫建国；小武1965年出生的，当时出生的时候因为大哥叫胜利、二哥叫和平，所以父母干脆就按顺序起名叫建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连云港市作为地处江苏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而当时的连云港港口，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装卸作业机械化程度还处在低水平，1983年，港口的吞吐量只有858万吨，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1984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第6年。这一年，连云港市被列入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连云港港也迈开了发展的步子。就在这一年6月，已经在当地一家造船厂工作了几年的大武，听说当时的连云港港务局招工，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报名了，没想到通过了。
大武说：“渔民家的孩子能到城市里面进大的企业，全家都感到很高兴。”
这样，大武就进了港务局，成为煤装队的一名装卸工人。大武清楚地记得，刚到港工作时，连云港港口只有第一作业区，年吞吐量仅仅几百万吨。那时候只有一些落后的机械设备，很多货物都要靠工人去扛、去背。
大武说：“火车拉来以后，要从火车上把煤卸到皮带输送机上这个过程，当时人工要打扫煤。当时机械也很落后，一到冬天机械就不能用了，就是靠人用洋镐刨，用锨朝下铲。”
在当时，煤是港口运输的主要货物。大武所在的煤装队，就是从事煤炭装卸的。每天装煤的时候，不但累，而且煤灰很脏。
大武说：“当时我是在煤区工作。干活过后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工友们在一起，大家互不认识。满身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就是这个情况。”
1986年，连云港港购进了一批门机，也就是起重机。由于是新鲜事物，没有几个人会操作。港务局面向全市，招考年轻又有文化的工人。当时高考落榜在家的小武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被录取了。
小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句话：国有型员工是铁饭碗，而我作为渔民的后代，是一个泥饭碗。从泥饭碗捧到铁饭碗，心里面很高兴，也感到很荣幸。”
1987年，小武进港工作，分到了门机队。经过培训后，他成为了最早的那批门机司机之一。刚开始操作这些大家伙时，小武和工友们觉得又新奇又自豪。
小武回忆说：“当时师傅跟我们说，拿出平时训练的水平，不要害怕。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对待。当时感觉自己能驾驶这么大一台机械，心里很自豪。”
在门机队里，小武开的是行车，也就是桥式起重机。在当时，虽然是新的机械设备，但条件还比较落后，驾驶室里面没有空调，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在七八米高的行车上，一工作就是12小时，有时候忙得连上厕所都顾不上。
小武说：“特别是夏季，我们坐在一个斗室里，室外温度30度，驾驶室温度要33到34度，因为差别要达到3到4度。所以一个班下来之后，身上的工作服当时都是长袖的，要湿掉半截子，等到衣服干了以后上面都起了盐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能干满勤出满点。”
这样，两个武建国先后到了同一个单位，从事不同的工种。大武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了工友的尊重。小武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努力提高操作水平，曾获得公司业务大比武“操作能手”称号，是港口首批获得桥式起重机中级证书的司机之一。
大武的同事刘士峰说：“我们装卸工是最苦最累的一线工种，大武师傅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但他这么多年一直任劳任怨，跟大家相处得都很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小武的同事徐进说：“小武师傅技术很过硬，在工作上对我们进行传帮带。把他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很多优秀经验传授给我们，让我们很快就能上手。”
由于种种原因，连云港港的发展一度滞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城市寻求最便捷出海口的需求不断提高。1990年9月12日，新亚欧大陆桥实现全线贯通，成为亚欧大陆东西最为便捷的通道。新亚欧大陆桥东起连云港，向西经陇海、兰新线，再向西经北疆铁路到达我国边境的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西止荷兰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港。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不仅便利了我国东西交通与国外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1年4月国务院生产委员会确定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1997年，连云港到阿拉山口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格的五定班列开通。服务范围广了，连云港港的货物品种越来越多。
虽然自己的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但大、小武和同事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收入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小武对当时的情况有着很深的印象。
小武说：“在1993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港口一条船接一条船，很繁忙的一种生产景象。我们要求出勤的装卸司机要保证机械的利用率，当时我们都需要加班加点这种情形。”
新的机械设备上了之后，原来以人工为主的装卸方式逐渐淡出。大武的工作岗位又有了新变化，他进了灌包队。货物通过门机抓取后，再通过灌包机进行灌包，这样既降低了货物的损耗，保证了货主利益，又提高了装卸质量，树立了港口形象。
新设备开始更新换代，数量不断增加。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大武回忆说：“还没有一万吨的船。只有几千吨的货轮，装一万吨的船，安排40个人需要干三天三夜的时间。现在一条3万吨的船，进港停泊开始作业以后，6个人开动6台门机，也就24小时就作业完毕可以离港了。”
在港口工作了多年，大武和小武对港口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
大武说：“平时就是休息时间，都还想着港里面，假如外边有亲戚朋友来玩了，都带他们到港口去看看，这是值得骄傲的可以说，我们港口从外边环境来看还是可看的。”
小武说：“成家以后有了孩子，我经常带孩子来港口看一看。告诉孩子这是爸爸驾驶的机械，这是一艘大轮船，多少多少吨，让孩子感觉港口与我们家庭有着深厚的联系，毕竟是以港为家，以港口来养家。”
活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收入也开始大幅度提升。如今，大武和小武的收入年年提高，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也不断改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连云港港务局在附近投资盖了宿舍楼，为工人们改善生活环境。分到宿舍之后，大家心情高兴极了。大武有了积蓄，又在港口附近的陶庵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把家里装扮得漂漂亮亮。这就是大武现在的家。有能力为家人构筑一个温暖舒适的“窝”，大武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大武说：“单位的发展给我个人和家庭带来了富裕的生活，我也要珍惜这份工作，在单位里爱岗敬业。”
连云港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省、市的重视。2007年1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了连云港港的码头，亲切看望了码头工人们。当时，小武和工友们觉得非常激动。
小武说：“温总理来港视察，作为工人也可以看到国家对港口的重视。总理能够来到港口进行视察，我们很感动。有了这份信心和感动，作为工人，我们要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去回报这份信心和感动。”
近年来，连云港港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服务品牌，创造了港口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奇迹，港口的吞吐量不断攀升。从1933年建港，到1999年，连云港港口用了60多年的时间，吞吐量达到了2000万吨。而在之后的10年间，连云港港一年一大步。2008年12月28日，港口吞吐量达到了一亿吨，集装箱运量达到了300万标准箱，迈进了中国亿吨大港、深水大港的行列。
与此同时，连云港港口人与时俱进转变服务观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大胆推进港口科技进步，转变港口经营机制，实行港口政企分开，同中外客商合作合资经营港口，成功将连云港港口股份上市。一个高效率，多功能，管理先进、功能齐备、信誉卓著的连云港港以国际贸易运输枢纽港的雄姿屹立在黄海岸边。
作为普通的港口职工，大武和小武在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青春，见证了港口从弱到强的发展经历。如今，曙光在前，希望在前，他们的心里踏实了，干劲十足。
人物简介：
我叫武建国，1958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市的连岛镇。我是渔民的孩子，能有机会到城市里面进大的企业，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全家都很高兴。进了港务局后，我成了煤装队的一名装卸工人。1996年，公司上了斗轮机，我开始转为操作斗轮机装卸作业，后来港口货种变化，我进了灌包队。如今我在队里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了。前几年，我有了一些积蓄，就在港口附近的陶庵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把家里装扮得漂漂亮亮。作为一个老码头工人，我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人物简介：
我叫武建国，因为有一个同事也叫武建国——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堂兄，而我年龄比他小，为了便于区分，同事们都叫我小武。
1986年，当时我高考落榜在家，正在发愁的时候，听说连云港港购进了一批门机，也就是起重机。由于是新鲜事物，没有几个人会操作。港务局面向全市，招考年轻又有文化的工人。我赶紧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最后幸运地被录取了。我也端上了铁饭碗，家里人别提多高兴了。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我印象很深，当时港口是一条船接一条船，加班加点对我们来说是常事。虽然自己的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但我和同事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收入也比以前有了大幅度地提高。2008年12月28日，我们港口迈进了中国亿吨大港、深水大港的行列。形势这么喜人，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珍珠交易的迁徙之路
浙江省诸暨市有一个因出产珍珠而闻名海外的小镇——山下湖镇。所以一粒珍珠就是一个产业，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随着共和国的60年发展历程，也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雨洗礼，而在这些沟沟坎坎之中，抒写了新中国珍珠交易的迁徙之路。
最近，在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的华东国际珠宝城内，出现了一颗6.8斤重的异形珍珠。通常人们看到的异形珍珠，最大的也不过5克，而这一颗要相当于三四千颗普通的异形珍珠加起来的重量。消息传出后，引来了许多人前往观看。它的主人詹国庆也因此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詹国庆，诸暨市唐萃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异形珍珠的养殖、加工和贸易。他说，他花高价特地从海南买下这颗异形珍珠，主要是为了让它物有所属，在山下湖这个世界最大的珍珠交易中心熠熠生辉。
詹国庆说：“如果换作山下湖其他的公司老板，只要遇到了这颗珍珠，相信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因为珍珠对我们山下湖人来说，似乎早已是一种图腾，一种象征。如果没有了珍珠产业的兴起，可能我们至今还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说到珍珠产业的兴起，詹国庆提到了一个在当地被称作“珍珠养殖第一人”的何木根。在江南水乡浙江诸暨，山下湖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湖畔面积大，适宜河蚌生长，拥有丰富的养殖资源，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常有外地人到山下湖收购河蚌，这让何木根产生了好奇。一次从浙江萧山来的亲戚口中得知，原来他们收购河蚌是用来养殖珍珠的，而且养殖珍珠的利润要远远高出种植水稻的效益。何木根眼前豁然一亮，山下湖有这么丰富的河蚌资源，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养珍珠呢？于是他开始偷偷地尝试养殖珍珠。通过几年的尝试，何木根终于收获了第一笔令人艳羡的财富。
詹国庆说：“那是1972年，当时我还小，但听我父母说呢，何木根第一次养殖珍珠就收了1斤2两，卖了497块钱，那还了得，当时497块钱，可以买到10头猪，或者造两间房子。这件事情当时也轰动了我们邻近几个乡镇。”
就这样，山下湖人纷纷向何木根取经，养起了珍珠，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家门口建起了山下湖第一代珍珠交易市场。然而，好景不长。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7月这9个月间，国家外经贸部、国家行政管理局、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三次发出《关于珍珠实行统一经营的通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收购或销售珍珠，违规者，各级工商管理部门有权没收并处以罚款。当村干部挨家挨户来通知这个消息时，詹国庆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詹国庆说：“当时我们听说市场不能办，珍珠不能私自收购或者销售，人都蒙掉了。为了证实村干部当时的说法，我当时还去找了市场管委会主任。在他那里，我看到了几份手抄文件，但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还把它抄下来去证实，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在詹国庆的办公室，他拿出了当时抄下文件的本子。这个通知对山下湖人来讲是一个打击，从这个时候开始，詹国庆的珍珠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制。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山下湖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养殖珍珠，珍珠的年产量已经达到20吨之多。在中央政府的三道金牌面前，历时20个月的第一代珍珠市场黯然落幕了。没有了本地的市场，山下湖的大量珍珠积压，卖不出去。尽管当时医药公司也在收购珍珠，但由于医药公司几个月才收购一次，每次收购的数量又不超过三吨，根本无法消化整个山下湖的珍珠，珠农们陷入了困境。
詹国庆说：“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珠农，天不亮就去排队了，为什么天不亮就要去排队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医药公司收购量比较小，我们很多珠农呢，就是为了排到前面，才有机会把珍珠卖掉，当然有的也是因为质量问题卖不出去，排到后面的呢，根本就不用说了，基本上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珠农们历尽千辛万苦养殖出来的珍珠，卖又卖不掉，怎么办？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发家致富，不得已，敢闯敢冒的珠农们就开始到全国各地找销路。渐渐地，他们发现广州是一个销售的好地方，于是，许多山下湖人纷纷向广州进发。
因为那个时候广州一个是客商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珍珠你卖多少他们要多少，价格呢，也是医药公司的三到四倍。
然而，从山下湖向广州进军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珍珠当时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产品，不允许农民私自贩销，全国各地都在严查这种“投机倒把”分子。那个时候，在诸暨火车站，到处都是身穿便衣的稽查人员，他们专查携带珍珠的人，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面对稽查人员的搜查，詹国庆他们惶恐不安。
当时稽查人员都是穿着便衣，他们躲在暗处，而詹国庆等人在明，防不胜防。为了生计，他们一群人也是想出了很多对付稽查人员检查的办法，他们有的把珍珠放在藤篮里，有的把珍珠放在热水壶里面，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而且一般都是在火车开出前五分钟，詹国庆等人才敢进站的，因为如果进去太早的话，也是怕被他们抓到。
1986年9月的一天，刚刚高中毕业的詹国庆，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地借了二万块钱，收了20斤珍珠准备南下广州。这一天，天空黑沉沉的，压得詹国庆心里直发毛，尽管把珍珠分散放在了藤篮的最底下，上面还装了几十个鸡蛋，但詹国庆一见到稽查人员，提着藤篮的手还是止不住地打颤，结果被稽查人员逮了个正着。
詹国庆回忆说：“进站以后，可能也是因为神色不自然，像小偷一样，最后还是被稽查人员逮住了。稽查人员当时还要罚我三万块钱，我吓都吓死了，因为那个珍珠买来只要二万多块钱。最后通过这里解释那里解释呢，还通过我们当地的证明，说是珍珠没有那个价钱的，最后还是被罚了600多块钱。”
600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身上只带了50块钱的詹国庆，无奈只好到朋友处筹钱交罚款。
通过这一次以后呢，詹国庆再做生意的时候就更加提心吊胆了，一直怕第二次被抓，第三次被抓……
詹国庆回忆说，1986—1987年，山下湖至少有100多户珠农的价值近800万元的珍珠被有关方面查扣，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假如把这笔钱分配到当时山下湖镇2.8万人口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分到1万元钱左右。
那个时候因珍珠交易属于非法交易，在广州，詹等人都不敢住好一点的宾馆，因为怕被查到，所以只能找一些地下旅馆住宿，而地下旅馆比较阴暗潮湿，价钱呢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五块钱一个晚上，当然不是一个房间连着一个房间的那种。
住下来之后，就耐心地等香港老板来收。运气好的，一个星期就可以打道回府，运气差的，就要等上个把月。
詹国庆说：“运气好的呢，到那个地方刚好有老板来收购的话呢，一个星期就可以回来了，有时老板没有来收购，可能还要等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有时就是老板来了以后，也没有成交，还要等待下一个老板，等几个星期也是不一定的，所以做生意还是充满艰辛的。”
在广州，住得差一点，对山下湖人来说倒没什么；遇不到收珍珠的老板，要他们多等几天也无所谓。他们最怕的就是珍珠被查和被骗。詹国庆就有过被骗的经历。
詹国庆说：“有一次呢，我们就是拿了一批珍珠，到了广州以后呢，一个老板收购了去，讲好是一个星期付款，结果呢，我们在旅馆里面等他。等了一个星期以后呢，没有回音，那就再等。等到一个月以后，我们的心也焦急起来了，这个时候想起来那个老板是哪里人也不知道。”
经过艰难的打听，詹国庆得知这个老板的香港客商身份是假的，说是香港客商，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广东海丰人。于是，詹国庆立即追到了海丰。
詹国庆说：“我那次去那个老板家里的时候，他把那个珍珠放在床底下，拿出来的时候，实际上里面都已经起毛了，如果珍珠还要重新退给我们去卖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价钱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看到他家里有个打孔机，就把它顶回来了，也不知道那个机器到底多少钱。”
这样的担惊受怕，一直到1989年以后才有所缓解。1989年，浙江省政府发文，在浙江省范围内允许经销珍珠，从此，珍珠不再属于“金银珠宝”，而是被归入了农副产品。三年后，也就是1992年，备受争议的珍珠统购统销政策终于在中央的宣告下终止了。七年，整整七年，捆在山下湖人身上的绳子终于松开了，山下湖人在家门口办市场又成为可能。从1989年到2008年，山下湖珍珠市场就经历了四次变迁升级，市场的形态从水泥地、石板摊转向了精品房，山下湖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淡水珍珠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如今，在华东国际珠宝城，每天拥有全世界70%以上的珍珠交易量，每天发布着全世界最快捷、最时尚、最先进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而山下湖人足不出镇就可以先天下之乐而乐，尽享珍珠交易的自由和信息的灵通了。
短短二十多年，山下湖人经历了许许多多，从南下广州找香港客商进行地下交易，到如今香港客商到山下湖投资华东国际珠宝城，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珍珠交易中心，这不能不说是山下湖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人物简介：
我叫詹国庆，1967年出生于西施故里诸暨市山下湖镇，从事淡水珍珠的养殖、加工和贸易。
和珍珠结缘，是受父辈的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我的父辈就开始尝试养殖珍珠。到80年代初，山下湖的农民全都养起了珍珠，还在家门口建起了第一代珍珠交易市场。然而，父辈的路走得并不平坦。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7月这9月间，国家先后三次发出通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收购或销售珍珠。他们不得不冒着被查被罚的风险，离乡背井，跑到全国各地找销路。
198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开始了我第一次广州之行。尽管给珍珠作了伪装，但还是被隐蔽在火车站角落里的稽查人员逮了个正着，好说歹说缴了600元罚款才算了事。600多元，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经过这一次亲身体验之后，我真正体会到了父辈们创业时的种种艰辛。
所幸的是，国家终于允许珍珠可以作为农副产品进行买卖了。我们山下湖人又在家门口建起了自己的珍珠交易市场，而且成为全国最大的淡水珍珠集散地和交易中心。我呢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诸暨市唐萃珠宝有限公司。和父辈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只能算是一代珠农，而我们则进行了角色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珠商。
我为开放塑个像
任何一种艺术对于新中国而言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传承，在共和国60年里，艺术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职业，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也创造了几代人的不同生活。
“从南通海门到苏州，从车工到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师、大学教授，我的人生经历了几个转折，但无论哪个转折，有意无意地，都踩在了时代前进的脉搏上，是时代成就了今天的我。”这是沈建国对他一生做的一个总结。
1980年，沈建国参加了高考，那年他22岁。从这届起，开始有了年龄限制，如果这一年他再考不上大学的话，这一生都将无缘高校，当然，也不会有他现在的人生，或许，还会经历另外一番波折。
其实，早在4年前，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海门铸钢厂当车工，当时车、铣、刨是三门非常吃香的技术工种，有了这其中的任何一门手艺就等于捧上了终生的铁饭碗。沈建国清楚地记得，上班第一天，他是戴着钻石牌手表、骑着永久自行车进厂的，这就好比现在开着宝马车上学的学生一样，是件挺让人眼红的事。
沈建国自小喜欢画画，虽然工作了，还是没把画画的爱好放下，每天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背着画夹四处写生。虽然在美术上从未接受过系统学习，为了高考开始学习素描、水粉、速写等基本功，在小县城拜老师，那时甚至连可供学习的专业资料都几近于零。但是，画画时的满足感让他对此很是痴迷。他没有留恋轻松的工作，在1978年，顶着家人的阻力，开始参加高考。
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所谓的人生规划，更谈不上高瞻远瞩的觉悟，他只是单纯地依照个人兴趣走了一条现在看来适合自己人生的道路。
前两次高考，沈建国都名落孙山。直到1980年，沈建国才考上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就是现在的苏州工艺美院的前身。那年，全省一届共招28人，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反对他去读书，毕竟他当时工作不错，每月工资已经涨到18元，家境也好，读书等于和拥有的稳定生活告别，而且，还是去学美术，这东西能吃饱肚子么？身边许多人对此充满怀疑。
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仅仅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会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大跳跃。那年代，每户人家的衣食住行都没多大区别，工资是按级别的，透明得很，谁也不会比谁多多少，因此，他放弃那样安适的生活而去读书，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在一些朋友和长辈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最后还是父亲对他说：“你要去读，就去吧！”
出于对画画天然的喜爱和执着，他最终乘上了开往苏州的汽车。从此，开始崭新的人生。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关闭小钢铁厂的政策出台，沈建国最初工作的那家海门铸钢厂也在关闭之列，如果他没有参加高考的话，正值壮年的好年华也将面临下岗失业的危机。现在回想起来，两条人生道路，简直像是两条永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如果不是时代之力，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真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着从计划分房到市场经济下货币分房的转变，作为货币分房的一项重要举措——安居房工程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作为第一个国家安居房工程，苏州的新升小区承担着示范作用，当时已在高校任教的沈建国有幸成为小区雕塑的设计人选。
由于城市雕塑在当时还是桩新鲜事物，绝大多数人对它的认识都较表层，而这件作品还明显承载着政府的形象，于是，颇经历了一番磨合。
当时负责此事的市长对沈建国说：“这件作品要体现党的关怀、政府的重视，能不能做一颗心来表达这层意思；同时，要体现人人安居乐业有房住，那么，就要加进房顶，房顶下面有两个人，人手里拿着钥匙，能不能把这些元素加进去。”他一听就蒙了，这哪里是在做雕塑啊，雕塑是视觉语言，不是一篇文章。回去照着领导的精神，做了设计，但是几轮下来，发现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三个月中几易画稿，最后在“年年有余”的“余”中做了文章，终于找到了两者间的平衡点。“余”和“鱼”同音，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于是，就用了一个抽象的鱼来表达这层意思。
1996年，这件矗立在居民小区门口的《安居乐业，年年有余》曲折诞生，就此成为沈建国第一件住宅小区主题雕塑作品。8年后，另一件作品《升华》的诞生则顺利得多。一位美国同行在看了投资1600多万的《升华》后说：“这才是21世纪的艺术，只有在中国能实现。”中国的城市雕塑环境令他非常羡慕，要知道，在国外，做城市雕塑政府是不拿钱出来的，完全靠企业家赞助，国外艺术家的生存环境没有中国好，所以，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做城市雕塑了。仅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园区每年都会拨款2500多万投入城市雕塑，这是国力的体现，充分证明了政府对市民审美情趣的重视，也是对艺术的支持。若是在食不裹腹的年代，这是绝无可能的。
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立了十年，城市雕塑在苏州城，尤其在园区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当时领导对雕塑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作品作为高教区与外界的区隔，二是不要出现实体的门。由此可以看出，相关部门、上级领导已不再在作品身上捆绑深层的政治背景、厚重的历史文化，而是回归雕塑本身的意义，突出雕塑艺术语言，融合周围环境，当没有条框时，社会、城市本身积淀的内涵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现在的城市环境雕塑是与人、与环境融合在一起，体现着与人亲近，是人们身边的小品，是不经意间走过时心情的点缀、视觉的愉悦。它不再一成不变地铁定耸立在大门前的醒目位置，而是在街边、转角，在老百姓低眉抬眼就能触碰到的身边，你可以与它戏耍，可以与它相亲，也可以坐旁休整。固定的建筑，流动的人群，雕塑来一点睛，这区域就活了，现今，上至领导层，下至公众，都已接纳了这一观念。
现今，城市雕塑已涵盖在公共环境艺术中，成为其中的一种。观念的变化前后不到十年。
要说建国以来的变化，就沈建国亲历而言，诸多变化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他从海门赴苏州求学，汽车换摆渡再换汽车，路上花了一天时间，而现在，走苏通大桥，同样的路程只要一个多小时；从前在拙政园读书，两旁巷子都是住户，而今，沿马路商铺林立；下晚自习要买点吃食，得跑到大马路边儿唯一晚上9点还在营业的烟纸店，而今，晚上到哪儿都灯火辉煌，吃食物应有尽有；读书那几年，最奢侈的消费是看一场几毛钱的电影，而今，可供休闲的项目不胜枚举；从前，出国是遥远的停留在梦想中的事，现在，只要有闲，有多远可以走多远；从前，一套房子一住就是一辈子，而今，身边的朋友圈中，五六年换一套住房的频率太普通；从前对城市雕塑的概念是一尊具象的饱含厚重内涵的沉重作品，而今，则更看重与人亲近……
国家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道完的，有幸成为见证者之一。站在祖国60周年之际，放眼设想百年华诞，届时，不知又是怎样的一番沧桑巨变了。
人物简介：
我叫沈建国，50年前我出生在上海。
幼年时我在海门长大，1976年高中毕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海门铸钢厂车工——一份当时相当吃香的职业。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上班第一天，我是戴着钻石牌手表、骑着新永久自行车进厂的，这就好比现在开着宝马车上学的学生一样，是件挺让人眼红的事。我想，如果我从此安心做我的车工，拿着12元每月的工资，我会经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生与其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倒不如说坚持会给我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未来。
在家人朋友的一致反对声中，我经历了三次高考，最终在1980年考上了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在一次次落榜的沮丧中，让我坚持下来的是对绘画艺术的痴迷。
1980年的夏天，我毅然辞去工作前往苏州，开始了我的艺术求学之路，1983年毕业。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才起步，城市百姓还在为多分几平方米房、为一瓶煤气而争执不休、为解决温饱而终日忙忙碌碌奔波，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被淡忘。我固守着自己从事的艺术创作，一边学习积累，一边刻苦练习、不断提高创作水平。随着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我从事的艺术设计专业有了越来越大的用武之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普通的装修到对个性化、时尚化艺术设计的追求；从室内环境设计走向城市公共艺术空间。政府对市民审美情趣的重视，为我和同行们提供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宽广的创作平台。近10年来，我在苏州、常州、甘肃等城市创作了“狂想曲”、“未来”、“升华”等三十多件大型城市雕塑，“姑苏文化水廊”一组四件获2007年建设部优秀城市雕塑奖，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期。试想，如果没有稳步上升的经济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渴望，我怎么能将图纸上的作品变为现实中的景象呢？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代，我正将我的梦想融汇在一座座城市雕塑里，在我的作品中，雕塑已不再是冰冷的摆设，而是温暖平和的伙伴，人们可以走近它，触摸它，与它玩耍，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与城市、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
从一个现已倒闭的原铸钢厂工人，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应该说，我的人生、我所从事的行业，是国家这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契机造就的。有幸成为国家进步、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之一，我满心欢喜。我用我的双手，努力建设着一个充满艺术人文气息的美丽家园，我深知：是时代造就了今天的沈建国，也更明确了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艺术的创作道路上，我会扬鞭奋蹄，不断前行。
编导手记
邹小青、余永明、杭刚（苏州电视台）
雕塑家沈建国更愿称自己是城市公共环境设计师。
沈建国用了一年多时间为苏州工业园区做了一个宏伟的钢结构雕塑，高148米，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他自己也很满意。
这么一件作品不能没有名字，大家开动脑筋，社会广泛征集，终于，雕塑作品名字诞生了——“升华”。
10多年前，一个安居房小区请沈建国设计一座雕塑，主题是反映政府为解决老百姓安居，具体造型应该是个“高大全”形象，把一串钥匙交给一个感激涕零的人手上，非如此，不能体现党和政府的关爱。
沈建国则另辟思路，而是从另外角度设计了一个既讨口彩，又能体现传统文化、主题鲜明的雕塑作品《年年有余》，意境和实景恰到好处，融为一体。
如果你到苏州，到苏州工业园区，穿过湖底隧道，你一定会首先看到《升华》宏伟的身躯，年年有余》与园林小区的和谐相处。
世界500强不是梦
2009年9月的一个早晨，距离共和国60周年大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江苏沙钢集团一群原本互不熟悉的钢铁工人聚集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叫“建国”或“国庆”。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世界500强之一，沙钢集团拥有2万多名职工，而名叫“建国”或“国庆”的职工就有36名，他们大多来自沙钢的生产一线，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才19岁。
48岁的任建国是沙钢集团的第一代工人。在进入沙钢之前，他是当地交通管理站的一名运输工，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船上度过。1985年，沙钢的一则招工广告吸引了任建国，一心想做工人的他就去报了名。这年的5月12日，任建国第一次跨入沙钢的大门，成了一名光荣的钢铁工人。
任建国说：“第一天到沙钢上班的感觉，就是穿着白色帆布的工作服，走在路上坑坑洼洼的，没有一条水泥路，都是石子路，坑坑洼洼，还有积水。车间也不大，没有水泥地，都是沙和废的耐火砖。走起路来要当心的，车间里都是粉尘、烟尘，浓烟滚滚。全厂转一圈十多分钟就转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沙钢厂房破旧，设备简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大部分企业都是规模小、装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下，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当然也不例外。江苏沙钢集团创办于1975年，它的前身是一个靠45万元自筹资金起家的钢铁小作坊，每年只能靠走村串户叫卖掉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建筑钢材。1983年，沙钢的年产量还不到1万吨。
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说：“在当时，中国的钢铁工业实际上是半机械化，手工操作为主。”
进厂后，25岁的任建国被分配到了炼钢车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装配维修盛钢水的大钢包，俗称“大包热修工”。这是一项技术要求不高，但强度大、环境差的工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个岗位上几乎清一色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任建国说：“以前下班时皮肤都看不清，只有两只眼睛，最好的例子是，那时我家里建房，到厂里买钢材，我妈、我爸，还有我老婆都过来的，过来以后到处找我，我在那里挑钢材，他们其实就在我后面，他们都不认识我，就黑到那个程度。”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沙钢在国内钢铁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子”，整体的装备水平和国内同行有很大的差距，同国际水平比，起码要落后50年。当时厂里的主要设备就是只有一台5吨的小电炉，许多工序都是依靠手工操作来完成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88年，沙钢决定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先进的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连轧短流程生产线，成立永新钢厂。
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说：“因为在当时，超高功率的电炉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条像模像样的正规生产线，有些有电炉，但没有连轧的生产线。有些有连轧生产线，但没有电炉。短流程钢厂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兴起，我们从装备水平上一步到位，和国际接轨，也就是要开中国钢铁工业短流程钢厂的先河。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改变我们装备水平的现状。”
这条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连轧生产线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对于习惯了半机械化、半手工操作的沙钢工人来说，要熟练掌握这套“洋设备”的生产技术无疑是有难度的。从1989年初开始，沙钢就开始分批组织大量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到其他大钢厂去学习连铸连轧技术。这其中就有任建国，1989年底，他和其他20多个工人一起，被派到青岛钢厂学习连铸连轧生产线的钢包技术。
任建国说：“1989年到青岛培训，我们出了培训费的，人家都不教我们技术，甚至还不让我们看，那时我们站在旁边看，自己抢着干他也不让你干，那个时候他们看不起我们沙钢，他不教我们技术，那个时候沙钢默默无闻的，他们都不知道沙钢在什么地方。”
为了掌握先进的技术，沙钢支付了高昂的“学费”，以任建国他们这批工人为例，短短的3个月培训时间，沙钢要付给青岛钢厂每人1000元的培训费。即便如此，这些外出培训的沙钢工人中，许多人都有过和任建国类似的遭遇。对于沙钢这样一个当时在国内微不足道的民营小钢厂来说，它的每一个举动当然要看“国有大钢厂”这个老大的脸色。
任建国说：“我们只能偷着学，他们走了，我们自己在那干，他们下班了，我们就加班，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下了班回到宿舍，自己琢磨，他们为什么这么干，这样干有什么好处。”
从1989年到1991年初的近2年时间里，任建国先后四次被沙钢派出培训，包括宝钢、马钢在内的许多国有大钢厂他都到过。在艰难的环境下，只有初中文化的任建国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顺利地学到了先进的“钢包”技术。
1991年6月1日，在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连轧生产线基础上建起来的永新钢厂成功投产，生产出了沙钢第一炉高质量的螺纹钢，对于沙钢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令任建国无比骄傲的是，那天，作为厂里最有经验的“大包热修工”他启动了第一个钢模。
沈文荣说：通过引进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来的面貌，使我们的整体装备水平和国外的差异整整缩短了20年，这是第一个在中国的短流程钢厂，被当时的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三次革命”。
永新钢厂的建成投产，对沙钢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使沙钢的年产量从原来的10万吨一跃提升到了40万吨。就在永新投产后不久，适逢邓小平南巡讲话，迎来了基础建设的高峰，钢材空前热销。任建国回忆说，当时到沙钢来买钢材的车队长达几公里。沙钢的工人们开玩笑说，这条生产线就是一条“印钞线”。
任建国说：“钢材还在冷床上呢，人家就买去了，卡车都是排队的，钢材还是热的，就装到卡车上卖出去了。”
永新钢厂的投产让沙钢财源滚滚，不到三年的时间，沙钢就收回了全部投资。那时的沙钢似乎“不差钱”，但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沙钢在发展的过程中，融资始终是一个大难题，国家既不可能为他们的项目投资，而银行的贷款也无法轻易得到，沙钢的扩张和发展几乎全部是依靠自筹资金于是，在80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行内部股票就成了沙钢筹集资金的一种渠道。作为沙钢的老职工，任建国手上就有这样的股票。
任建国说：“88年我在二炼，那时厂里第一次发股票，股票是1000元一股，厂里要求是自愿的，不强迫，让职工自愿购买，那时职工对股票很陌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80年代，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股票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许多人都并不清楚股票的意义和功能。抱着疑惑的心态，当时许多沙钢工人都不愿意买这张绿色的纸条。他们既不清楚这张小小的纸条将来究竟能派什么用场，对沙钢的未来也无法预知。
任建国说：“后来我们全车间300多个人，只有不到100个人买了股票，这个股票当时是1000块一股，实际当时我拿出去的钱是930块，还有70块是当场分红利的。”
但沙钢在近20年里的发展速度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这为沙钢的内部股票创造了巨大的升值空间。如今，任建国当时价值930块的股票已经升值了7倍，达到了66000多元，每年他能分到的红利就有3900多元，这样的高额回报是当时的任建国想都不敢想的。
任建国说：“现在当时没买的人都说，早知道这样，要多买点。那时买股的意识不强，对沙钢的发展前途没有信心，认为不好买。”
沈文荣说：“民营企业起步资金支撑完全靠自己，滚动发展，逐步发展。靠自身资源培养，但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对一些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一旦我们认识到以后，我们的决策快得多。”
就如同沙钢股票的升值速度，改革开放30年来，沙钢以几何级的速度实现了裂变式的发展。现在，当我们从空中俯瞰这座庞大的钢铁城堡时，无法相信仅仅在35年前它还是一个破旧的钢铁小作坊。
从1975年的45万元，到现在拥有1100亿元总资产，34年里沙钢的规模不可思议地扩张了30万倍，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2008年，沙钢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2009年7月8日，世界著名的《财富》杂志发布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沙钢集团成为中国内地唯一上榜的民营企业，名列第444位。
沈文荣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民营企业发展的今天，你说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的政策导向，你能发展起来吗！在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发展，没有。这三十年和三十年前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民营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发展的一个春天。”
任建国说：“去年过春节，厂里组织慰问家属，我家属也过来了。厂里组织参观我们也陪同，和他们一起参观了沙钢厂区。从上午9点一直到11点40多，转了2个多小时才看完。中途根本就没下车，如果下车的话，参观的时间还要长。现在我们总的厂区面积是12平方公里，以前我们转一下厂只要10分钟。”
2009年8月，沙钢迎来了新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和24年前的任建国不同，这些年轻人已经不用再像他一样满脸黑污地劳作在燃烧的钢炉旁，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已经站上了“世界500强”的高起点，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肩负的使命是把沙钢打造成百年老厂，创造另一个钢铁神话。
人物简介：
我叫任建国，今年48岁，属牛，江苏沙钢集团炼钢工人。
1985年沙钢集团的一则招工广告让我成为了一名钢铁工人，我记得我的工号是1363号，也就是说那时沙钢只有1000多个工人，而今年，沙钢的工人已超过两万。25年来，我见证了沙钢的每一次成长。记得我刚进沙钢那会，沙钢还不像现在这样叫集团，而是叫沙洲县（张家港市前身）钢铁厂。那时，厂区面积非常小，炼钢车间只有两个，整个厂区转一圈只要抽一根烟的功夫。设备也非常简陋，我记得当时厂里最好的设备就是一台5吨的小电炉，每天，我们这些炼钢工人都是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大部分工序都是靠手工操作。一天下来，浑身是灰，满脸黑污，每次下班回到家老婆给我洗工作服时，都会发一通牢骚。
25年过去了，沙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吨的小电炉早已进了集团的档案馆，而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浑身是灰、满脸黑污的日子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我的岗位上，已经安装了空调，配备了饮水机等，在25年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最令我感到无比骄傲的是，今年7月，沙钢集团成为了世界500强企业。尽管因为文化不高的原因，我并不知道世界500强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跨入世界500强”是刷在我们车间墙上的一句口号，也是无数沙钢人一直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其实，说了这么多变化，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25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的工资涨了1000倍，我记得我进厂时的工资是每个月49元，而现在，我的收入是每年5万多元。
这样的数字是以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2008年，我用我这几十年的积蓄在张家港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尽管现在的房价很贵，但我还是咬咬牙买了。在农村住了半辈子，我也想过过城里人的生活……
一座大楼的60年
陆国庆，生于1954年10月1日，今年55岁，上海人。
外滩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而“外滩12号”也就是外滩的故事。即便在今天看，这座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楼依然是外滩最耀眼的建筑之一。它那巨大的希腊式穹顶正对黄浦江，吸引着过往游人的目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历史就是简明的近现代上海史。陆国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童年时，他的家就住在外滩的旁边，一推开窗就能看见外滩。
如今已经是浦发银行总行保卫团负责人的陆建国说：“当时这种感觉，很森严，所有的建筑里面，说实话真都没去过，没进去过。”
自1845年，外滩被划为英租界后，各国银行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资本，在这个仅有4公里长的弧线上，树立起了50多幢具有异国风格的建筑，使外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华尔街。这座大楼落成于1923年，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总部，当时它被称作“汇丰银行大楼”，而就在陆国庆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这座大楼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陆国庆回忆说：“最早实际是汇丰银行的总部，从1955年开始，40年时间里都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
此后，渣打银行等一些国外金融机构也相继迁址，外滩上这些“万国建筑群”逐渐成为了一些政府机关的办公用房。外滩12号成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从那时起人们把它称作“市府大楼”，外滩褪去了“远东金融中心”的外衣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又过了40年，1995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恢复外滩金融街。1997年，通过房产置换，浦东发展银行成为了这栋大楼的新主人。陆国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走进这座建筑的大门。
陆国庆说：“当我知道这栋大楼将是我们浦发银行的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进入大楼看一看，原来没进去过，现在我是这里的主人。”
一拿到大门“钥匙”，浦发银行的工作人员便开始着手进行建筑的修复工作，但工程刚开始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尘封了四十年的秘密。
原来，工人在试图铲掉大厅穹顶的墙面涂料时，意外地发现在墙体里还隐藏着八幅马赛克壁画。这里是汇丰银行的总部，上面八幅油画是汇丰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八个分行所在地，它在壁画上都显示出来了。
对着记者，陆国庆断断续续说起这个秘密：“当时这个壁画看了以后，这个东西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整个壁画真的灿烂夺目，据说整个壁画都是用威尼斯的马赛克，通过英国的工匠给它制作的，很漂亮。”
大厅的壁画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封存的？当时，人们众说纷纭。后来才得知，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在入驻这里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将壁画用涂料遮住了，没想到，这也为它挡住了有可能面临的劫难。这幅充满艺术魅力的“世纪壁画”从诞生到封存，再到被重新“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时代的映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迎来了第二次“资本聚集热潮”，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纷纷落户，截至2009年6月，在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已经达到了19家。
陆国庆说：“当时我进这个大楼的时候，感觉最自豪的，是我听说汇丰银行，整个大厅是对老外开放的，我们华人只在里面一个很小的厅，平时我们华人办什么业务，根本不能进大厅的，而我们浦发银行进来以后，保留了原来银行的所有功能，但是我们把里边的格局变了，我们在里面设了一个国际业务厅，而整个大堂，全是对中国人，也对世界各地全开放。”
陆国庆在这栋大楼里，已经工作了11年，偶尔他还会客串当回导游，给来银行的客户讲讲大楼的历史，而同在这栋大楼工作的孙建国则更愿意憧憬着“大楼”的未来。他感觉这两年银行业务的变化非常大，6年前他一直在银行的柜台里工作，那个时候每天工作的内容很简单，无非就是帮助老百姓存钱或取钱。从2003年开始，“理财”逐渐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词，孙建国也开始明显感觉到银行可做的事情突然多了起来，又是卖基金，又是卖保险，但那个时候，这些业务还都是由各家银行里的大堂经理兼职完成的。
孙建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接触基金这个词的时候，他跟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当到他向客户推荐时，经常会碰壁。孙建国说：“我印象比较刻的就是一个私企老板，一开始他对基金完全没有兴趣，他只存定期，然后存很多笔，后来，经过我对基金的一些介绍，他开始试着投资一些基金，一开始买了十万元，但是两个月以后，正好这市场比较好，他有了两万元的收益，变成了十二万，他突然对基金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开始一笔一笔地投资，最多一笔投了一百万。”
“现学现卖”这是孙建国这些年来做理财经理最深刻的体会，2006年，国内推出了第一只QDII基金，让内地投资者第一次走出国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投资人；2007年，为保证股民的资金安全，银行推出了第三方存管业务，这些不断涌现的个人金融业务，总是让孙建国应接不暇。
孙建国说：“说大家交生活之中的各种费用，全部都要去银行，还可以去理财，如炒股、买基金、买外汇产品、买银行产品、买保险产品，都要去银行，还要有一定的储蓄，所以这时候的银行，已经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生活中完全不可或缺的。”
种类繁多的金融业务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供让财产增值的可能，同时它也成为银行的支柱和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有利润的地方就会有资本，在上海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其中，不乏一个世纪前就漂洋过海曾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洋面孔，外滩又一次向他们张开了双臂，但他们已不再是这里的主宰，这之中的缘由，我们都可以从这座大楼的变迁中找到答案。
人物简介：
我叫陆国庆，1954年出生。1974年“时尚”地参军当兵，1978年复员后进入银行系统从事安全保卫工作，从银行守护员一路成长为安保管理人员，从工商银行到浦发银行，这一干就是22年。光阴荏苒，伴随中国商业银行的日益成长、壮大，而今，白发也悄悄爬上我的两鬓，竟然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面对银行里70后中坚力量、80后新锐之军，作为50后的我却一直很骄傲，由衷庆幸自己见证并参与了银行业创业发展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虽然从今天来看这些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地看这些都是未来宝贵的积淀财富。
人物简介：
孙建国，1976年10月12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男，汉族，三岁时随母亲和哥哥辗转来到北京。2001年4月我有幸加盟浦发银行，几经挫折与历练，终于成为一名个人理财经理。我相信，中国银行业的个人金融业务将大有可为，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同样如此。
【国庆对话录4】
《中国财经报道》——《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第四集石头与过河
蔡国庆：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杨老师，我想问问您，在那个时候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有没有下海的？
杨在葆：那时候没有，因为怕秋后算账，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害怕了，开头的时候没有。
蔡国庆：您演过从《奴隶》到《将军》，胆子还不大点。
杨在葆：不知道海的深浅，掉进去怕淹着了。
蔡国庆：其实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是满足于铁饭碗，旱涝保收，安稳，不过也有一些人开始勇敢走出家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一讲到个体户，他们还有点看不起的心态，觉得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您还记得那个词吧，投机倒把，觉得那些人不务正业，在国企不好好干、不行的都成了个体户了，好多人好像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个体户。
杨在葆：在开始的时候，计划经济的眼光看这些都好像不三不四的。
蔡国庆：就像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演的那几部电影，您当时在电影里面的那些台词，在那个年代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杨在葆：当时有些台词都是不允许你说的，那时候拍完片子人家就说，杨在葆你太胆大了，这话你怎么敢说。比如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过得凑凑合合、缝缝补补，不光彩的是我们政府，是我们这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受人民信赖的执政的党，但在当时极左的思潮下，人们却觉得太大胆了。
蔡国庆：伴随着共和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个体户也从一块块糖块，一个个纽扣，一颗颗珍珠开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完成了原始积累，并继续做大做强。
杨在葆：每一天每一个月都有变化，每一年都有变化，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我回上海看我孩子，我每一次去都有变化，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来讲，就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念“芝麻开门”，宝藏就出来了，所以人家说改革开放是打开中国繁荣富强的一把金钥匙，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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