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也改变了人们的期望。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们终于有精力去想一想自己，想一想身边的人，甚至这个社会、这个地球。于是，大同的医生张建国辞掉了待遇稳定的大医院的工作，为矿区的人们开办了一家骨专科医院；年近六十的赤脚医生刘建国，为了加入“穿鞋的正规军”，又向新的人生方向发起了冲击；坎坎坷坷念完书的黄国庆拿起了粉笔，从耕读教师做起，在木板和砖头搭的课桌前，一步一步教到了3000多万元建设的新教学楼；在1977年高考中改变命运的伍建国，在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中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海宁人许建国从事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职业，他从皮革厂的负责人到水务集团董事长，从一名经济发展的推手变成了一名水环境治理的重要人物；季建国从一名残疾人到残疾运动员，再到残疾人教练，年近半百的他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尊严，才刚刚开始体育生涯的第二春……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大同”的理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随着医疗、养老等的不断完善，一个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正在慢慢地形成，一个个过去来不及做的梦正在慢慢变得圆满。
“大同”的理想
建国60年来，社会保障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最初的只做劳动工资工作到围绕“就业、社保、维权”开展的多项工作，从城镇到农村、从特定人群到普通居民，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人民群众所盼望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困有所助”的美好愿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位医生叫张建国，是大同市骨科医院院长，1953年7月1日，他出生在大同矿区。大同盛产煤炭，建国后，这里的优质动力煤源源不断地运向各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强劲动力，但面对日益庞大的矿工队伍，矿区医院可怜的医疗条件却远远不能满足职工的看病需求。
张建国说：“大同煤矿职工家属加起来有25万，但是只有局里面有一所医院，也就是四五百张床位，各个矿都是保健站，那么矿工和家属来医院看病排长队，有的时候都看不上，病急需要住院的，因为没床位住不进来。”
这一问题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建国后，大同矿区建立了职工体检制度。为了弥补矿区当时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卫生部规定，如果矿区有特殊需要，卫生部可以调集全国的医疗力量支援他们。
张建国说：“在当地医疗技术条件下不能治疗的，要直接上报，卫生部会派全国最好的专家来参加抢救。”
1970年，17岁的张建国参加工作，进入了大同矿务局卫生处。后来，他被选送到上海进修，跟全国一流的医疗专家学习。
张建国说：“当时的煤矿大家知道，就是工伤事故相对要多一些，搞创伤的这些老专家，都对我们回去以后做工作抱有很大的期望。”
回到矿区的张建国迅速成长为医院的青年学科带头人。但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
张建国说：“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大同煤矿医院仅有七十张骨科床位，医院的床位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有一个小煤窑的工伤患者，我做了简单处理以后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没有床位，最后不幸去世了，这个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能不能利用社会的力量，办一家骨科专科医院。”
辞掉待遇稳定的大医院的工作，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张建国还是决定砸掉自己的铁饭碗。经过半年的筹备，1988年8月1日，大同市第一家民营骨专科医院开业了。
现在，在这片浩瀚的煤海上，建立了一座大病救助中心，三所大型综合医院，40所基层医疗机构，还为矿工在外地建立了疗养院。现在，大同矿区的18万矿工都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还得到有尘肺病灌洗基金等基金会的帮助。因为生产事故受伤的矿工可以在刚刚建好的医学物理康复中心进行康复锻炼。
人物简介：
我叫张建国，1953年7月1日生，山西省大同市人，现在是大同市骨科医院院长。1970年底参加工作，在大同矿务卫生处工作，1979年开始在上海、青岛进修，师从著名显微外科专家陈中伟、潘达德教授，成为我国较早从事断肢（指）再植的专科医师。1988年创建了大同市骨科医院。
编导手记
范利民、赵倬（大同电视台）
我们首先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近些年来同煤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上。为此我们先后深入同煤集团总医院、卫生处、职业病防治院等多家单位，详细了解相关情况，采访了多位张建国的老同事、老领导。其次，我们将采访的重点放在张建国创办医院的服务理念、心路历程上，他为什么要离开原来工作的卫生处而执意要去做医生？在做医生及辞职下海后，他的人生轨迹有什么起伏？有哪些亮点？是什么培育了他矢志钻研医术，对矿工及其家属满腔热忱的高尚医德？9月中旬，经过多次修改、完善，我们的节目终于编制完成并通过了中央电视台的审核。10月11日，当看到我们大同的张建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时，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毕竟，为了制作这期节目，我们付出了很多；毕竟，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上展示了我们大同人的风采，这是一种荣耀。
从“赤脚”到“穿鞋”
刘建国是个医生，方圆十几里，男女老幼都知道他是个医生。刘建国已经58岁了，从18岁开始他就一直给村民看病，村里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有找刘建国看病的历史，因为刘建国样样毛病都能看，中医、西医、内科、外科……是一个有着40年丰富经验的全科医生。不过，尽管刘建国广受尊重，人们也没怀疑过他医生的身份，但如果他离开了雪泾村，他就无权给病人看病。也就是说，刘建国的行医范围只局限在村里，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身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广大的乡村，总是活跃着许多身背药箱、走村穿巷的赤脚医生。他们不管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给农民送医送药，“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刘建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原雪泾大队“革委会”副主任，70岁的老人张水泉说：“当时我们大队里有1903人，看病比较困难，要到渭塘。我们是在边远的地方，到渭塘要用船运，要通过北雪泾河、南雪泾河、虞塘河、渭泾塘河，到卫生院看病，真困难！”
据统计，当时中国的医疗资源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农村三级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应运而生。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一度达到了150多万。刘建国18岁就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不能不归结于他在村里当领导的舅舅。因为当时村里就这样一个赤脚医生的名额，刘建国的舅舅是村里革委会副主任，大队书记也同意要培养一个赤脚医生。
虽然赤脚医生没有编制，仍持农村户口，但起码不用像生产队的农民一样天天一身水、一身泥下田干活，而且可以赚取比一般农民高的工分。
刘建国虽然当上了赤脚医生，但对于医学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他便跟随一位姓张的老医生学习，再参加公社卫生院举办的培训班。同时，在空闲时间看书学习，半年以后，他居然能独自看病了。
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看过病之后不敢用药，当时刘建国碰到的病人发高烧，刘建国胆战心惊地配了点APC，打了一针。病人回去之后还不放心，之后刘建国背着药箱到他家里访问，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副作用。回到诊所，向老张医生汇报情况。就这样一次次的经历，让刘建国慢慢地心里有了底。
现在刘建国已是雪泾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主任，每天都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诊室给村民治病。时代变了，但在洁白的工作服下依然脱不了赤脚医生朴实认真、坦诚可亲的本质，甚至连看病的手段和工具都会沿袭过去的习惯。
同过去相比，虽然现在农村交通更为便捷，医疗手段也更为先进，但农民看病的费用却贵了许多。回想当年当赤脚医生的时代，刘建国总是很留恋，他说：“当时大队合作医疗平均每人3块钱，到年终分配的时候扣除。集体汇总，专业账户，专款专用。到时每个月大队这些人平均下来，3块钱一个人刚刚能够办事，正好不缺。”
在农村，农民收入不高，许多人因此而耽误了治病。农村合作医疗制加上赤脚医生的贴身服务，使得农民看病十分方便。更为重要的是，赤脚医生能够精打细算，因地制宜，花很少的钱给病人治病。
刘建国回忆说：“当时真是缺医少药钱不够，后来组织了成员到山上去采药，采药后回来用。后来我自己还发展一片土地，自己耕种药材。当时很多药方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记得有一个老头子，那年春节在家吃了发霉的东西，到渭塘医院挂了8天盐水没挂好，吃啥拉啥，拉得力气也没有了。回来就跟我协商，还挂盐水？我说你挂了这么多天，还挂盐水等于泡汤。吃药也没用，我就开了7帖药。这7帖药吃下去，马上就好，是中药。我学针灸时都是自己针自己，否则不晓得是好是坏。病人酸、痛、痒，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先试验，试验好了就可以给病人治。学了针灸，缺医少药时，你基本上腹泻看病人体质好的话，就不用药，针灸。睡在病床上，伏针中穴，腹泻穴。如果有点恶心、呕吐，一针针下来，一般来说，终归见效的。”
由于赤脚医生常年生活在群众之中，相互之间知根知底，信任度很高，他们对患者的家庭、病史、经济情况了如指掌。虽然医疗手段简便，设备简陋，但方便有效、随叫随到，不摆架子，受到农民的极大赞誉。
除了治病，赤脚医生还有一项重大的任务，那就是辖区内的预防保健任务，从六七十年代的卫生防疫、除害灭病、地方病普查，血吸虫病歼灭战，赤脚医生总是责无旁贷地冲在第一线。江南水乡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因而治疗血吸虫病就成了刘建国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刘建国回忆说：“打预防针，不要钱。那时社员的意识相当差，对预防打针都怕得不得了，都到田里去打的，到干活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到翻潭的地方，到潭边上的时候，拦一个人拦来拦去都拦不到，他说我不要打。还有六二六的时候灭螺，查螺，灭螺，查钉螺，查出来钉螺最后再验大便。化验以后，查出来血吸虫病人。一般来说病人都不在医院里，都是当地治疗。我那时婚都没有结，一直住在那里，后来结婚了也一直住在那里。没有办法要做好本职工作，如果病人出现呕吐不吃东西，马上就要采取措施，不然要有生命危险的。”
可以想象，在近20年的岁月里，许多像刘建国一样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赤脚医生在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下午，卫生服务站相对比较空闲，服务站还有两位跟刘建国一样的赤脚医生出身的乡村医生，三个人担负着社区近2000人的医疗服务。由于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谓，许多像刘建国这样的赤脚医生必须经过注册、培训和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的资格方能在本村行医，虽然刘建国他们已经过关，但要进入正式的编制仍然需要通过大专以上的考试。为此，刘建国他们决定出钱报名参加不久将要开办的培训班。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赤脚医生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刘建国他们已经老了，但在他们的记忆里，曾经的艰苦岁月、汗水艰辛现在似乎变得那样的温馨和美好。毕竟，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农村卫生事业；毕竟，他们的一代人脚踏实地地给千家万户排忧解难，消病除灾。
人物简介：
我叫刘建国，今年58岁，是苏州相城区渭塘街道雪泾社区卫生站的一名乡村医生。
18岁的时候，我因为身材瘦小，不适应干农活，被大队选中当赤脚医生，因为除了赤着脚在水田干活，还担负着为社员看病的任务，因此在江南地区，乡村医生被称为赤脚医生。当时我们大队里有1903人，看病比较困难，我们是在边远的地方，到大医院要用船运。经过半年的培训和自学，我就开始独立为病人看病了。最艰苦的是灭钉螺的那段时期，查螺，灭螺。1985年卫生部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谓，乡村医生必须经过注册、培训和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的执业资格才能行医。现在，尽管我已经快六十岁了，但还是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后，我就能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了。
编导手记
邹小青、余永明、杭刚（苏州电视台）
在江南水网密布地区，农村大多是水田，农民光着双脚在地里干活，而乡村医生闲时也参加农耕，来了病人就看病。为了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摄制组决定寻找农田拍摄外景。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大开发的浪潮，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农村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苏州周边地区几乎看不到连片农田了，要寻找大片的水稻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没有目标，一开始摄制组沿着大马路寻找，可是看到公路两旁更多的是崛起的建筑和现代化厂房。于是我们改变策略，专走小路，希望能在岔道上遇见一个能表现江南村庄特色的连片稻田。在走了几小时冤枉路之后，我们在一条叫环湖路的岔道上，惊喜地发现前面有绿油油的一片稻田，带着兴奋的心情我们下车踩点，可是近距离一看，发现这片水稻田的长势和面积，很难表现当时农村大生产的场景。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突然想起来以前拍新闻时，曾经在苏州下辖的吴江市路过一片写着“江苏省丰产方试验田”，可是只依稀记得方位，具体在哪里已经记不清了。为再现赤脚医生刘建国当年身背药箱到田头的一幕，也为了完美的画面节目质量，摄制组决定去寻找那块“试验田”。我们冒着高温酷暑跑了三十多公里……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沪苏浙高速公路和苏嘉杭高速公路交汇的北边，找到了那个叫八坼的地方。当那绿油油的水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异常兴奋。架好机器，选好景，一阵忙活下来，不知不觉早就过了吃饭时间，但是大家都不觉得肚子饿。
寻找苏州农田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虽然辛苦，但是最终看到自己创作的片子中能有这么优美的画面，也算是欣慰。
上学记
建国之初，很多乡村是没有学校的，即便有也是很简陋的那种，一个教室里坐着不同年龄的学生，一年级、二年级的坐在一起，三年级、四年级的坐在一起……60年弹指而过，现在的农村，有着整洁的广场、宽阔的村道、崭新的农舍、绿树环绕的“农家书屋”，而学校也建起了高楼……
8月中旬的一天，家住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的黄国庆，利用暑假时间来到他任教的学校—常熟市唐市中心小学，参加一册校本辅导教材的编写工作。
现在是唐市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的黄国庆说：“我们现在这个漂亮的学校，是政府投资3800多万元，今年刚刚建造起来的，现在对教育都很重视。”
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教育在目前的中国，已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儿童失学、辍学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常熟，已基本不再出现。
黄国庆说：“拿我们沙家浜镇来说吧，已经连续几年入学率、巩固率都达到了100%。”
不仅如此，黄国庆所在的唐市中心小学还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招收了临近经济开发区里大量的外来工子女来校就学，既解决了外来工的后顾之忧，也使教育公平原则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黄国庆介绍说：“目前，我们学校总共有学生1000多名，本地学生有600多名，外来工子女有400多名。”
走在空旷却美丽的校园里，谁会想到，已经从教32年的黄国庆，当年自己却曾面临想上学但无学校可上的尴尬处境。
因为，那还是一个生活穷困、只求温饱的年代……
黄国庆回忆说：“我出生的时候刚好是三年困难时期，等到七八岁的时候，按照现在的小孩子正是上学的年龄，但我因为所住的村子比较偏僻，周边又没有学校，那个时候自己想读书，却一时没地方去读。”
当时，正值“文革”风云乍起时期，已经很少有人还能把注意力停留在农村儿童的教育上。不过幸运的是，黄国庆的父亲虽然一直生活在农村，但内心还存有一丝对文化和知识的看重。
黄国庆说：“我父亲还是比较重视我们子女的学习（教育）的，他自己也有点文化，他也懂得、知道，小孩子将来还是需要文化知识的，他认为小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那么他就想方设法，把我送到临近县，就是昆山跟我们一河之隔的一个小学校里边去。”
事实上，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黄国庆的命运就被悄悄地改变了，因为他由此避免了成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可能。而村里与他同龄的许多孩子，就远没有他这般幸运。
黄国庆说：“当时，村子里跟我同龄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个，有男的有女的，那时很多家庭生活还是比较差的，比较贫苦的，同时对孩子的教育、学习不怎么重视，有的在家里带带孩子（弟妹）、做做饭，大人嘛早出晚归，所以最后跟我一起到那个学校去读书的，村子里就两三个人。”
虽然学是上了，不过，黄国庆在上学期间所经历的艰难，却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
黄国庆说：“虽然是隔一条河，望过去那个学校就在对面，但是要兜一个大圈才能过去，那时候的路都是泥路，特别是下雨天，非常地泥泞，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的高筒靴，只有低的雨靴，走路的时候，像我们这里都是酸性土壤，非常黏，你一走鞋子上都是泥，非常不好走，往往到学校以后，半个身子的衣服都湿了，都沾上了泥巴。”
当时严重的交通不便，给小小年纪的黄国庆留下的印象不仅是道路难行，还有踩着三根毛竹过河的深刻记忆。
黄国庆说：“我到学校去还要经过一座小竹桥，这座小竹桥一到风雨天的时候，就使我想起一首儿歌，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因为那小竹桥就在风雨中，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人走在上边就像荡秋千一样。那上面是三根毛竹，边上拦了两根竹子当护栏，我因为年龄小，有时就得爬过去的。”
由于来回不便，设施简单的小学校里更没有食堂，因此，黄国庆与村里其他几个同学一样，每天早上都会自带一只饭盒，里边盛上饭和霉干菜，到了中午，去老师的办公室倒上一杯热开水，就算是一顿午餐了。
就这样，在黄国庆每天往返邻县的小学校上了三年学后，他所在的村终于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黄国庆也因此不用每天都进出常熟县境去上学了。
黄国庆说：“到了60年代末，有一部分城里的人全家下放，在这些全家下放的孩子里边，有些青年，他们有一定文化，因为我父亲是村里的干部，他看到有许多孩子没书读，就让他们在村子里做教师，教这些孩子读书。”
不久，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铺天盖地地展开，黄国庆村里小学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人增加到了四五人。不过，由于当时也没有专门的办学经费，办在农民闲置房子里的学校，条件普遍极其简陋。
黄国庆说：“就在农民的家里辟出一间房子来，让他们（村里孩子）在里边读书。”“那个读书的条件比较差的，课桌是两边搭了一个架子，上边再放上一块船上用的跳板。”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黄国庆还是顺利地从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
黄国庆回忆道：“初中我是到镇上读的，我们村子本来有五六个孩子跟我一个年级的，结果读初中的时候就只有两个孩子了。”
在这些辍学的孩子当中，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困负担不起，有的则是被父母当作劳力下地挣工分去了。
即便是出身在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家庭的黄国庆，也有过一次短暂的辍学经历：“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多读也没啥意思，写作文谈理想的话，就是回家修地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去读书了，回家啦，结果回家后呢，做了鸭倌，去放鸭子。”
如果后来没有黄国庆所在中学班主任老师的来访，今天的黄国庆，就可能没有机会站到三尺讲台上了。
黄国庆说：“我母亲呢，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她希望我在家干活以补贴家用，我父亲的意见跟我母亲不同，他还是希望我去读书的。那么后来，我们学校的老师，班主任老师，他到我们家里来家访，亲自动员，让我去读书，我父亲也支持我，这样，后来我母亲也答应了。”
在做了两个多月的鸭倌后，黄国庆终于重新背起书包，回到了校园里，并读到高中毕业，成为村里当时唯一的一个高中毕业生。
与当时所有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一样，高中毕业的黄国庆先是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直到1977年，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随之出现在他的面前。
黄国庆说：“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对文化慢慢重视起来，也有许多孩子需要读书，也需要有人来教这些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公社的领导抽调了一批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担任耕读教师。”
让黄国庆和家人都深感惊喜的是，在这批被抽调的农村青年名单中，就有黄国庆的名字。
黄国庆说：“什么叫耕读教师呢？就是说，你一边教书，不是拿工资的，跟农村里种地的农民一样，拿工分的；同时，休息日，还有寒暑假，你要回到地里去干活的。”
那时候办学校，除了一双手，其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真正叫白手起家。
黄国庆说：“‘教育办到家门口’（当时口号），所以每个村，那个时候是大队，每个大队都有学校，有的学校它没有房子，村子里经济也比较困难，所以有的就是利用一些庙宇来做学校。”“用门板呀，船上的跳板呀，当作课桌，学生呢，也就五六十个学生，五六十个学生，老师才五六个。”
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当时不仅教学条件有限，就是教师人数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多数村办学校都把班级开设成“复式班”。
黄国庆说：“一般情况下老师都要教两个年级，就是复式班。两个年级，也就是说，一个教室里，可能是这边是三年级，这边是四年级。那么上课的时候呢，先给三年级上课，给四年级先布置作业。讲了以后呢，给三年级布置作业，那你再给四年级上课。这样是动、静搭配进行上课。”
转眼之间，黄国庆已经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30多个年头。如果从他上小学时算起，完全可以说，他对40年来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变化，有着亲身的深刻体验。
黄国庆说：“我从担任当时的耕读教师，到后来的民办教师，到后来的转正以后，我一共走过三个学校，这三个学校也刚好是中国，可以说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面对如今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及今昔两种天差地别的教学条件与教育理念，黄国庆不由得也感慨万分。
黄国庆说：“应该说教育的变化，几乎是几年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甚至是向前迈进一大步。像我们沙家浜镇，原来老的学校，比较小，现在我们又投资3800多万建了一个新的学校，那现在条件就是没法说了。原来就是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甚至我们最初时，像有的在庙宇里教书的老师，他们连黑板都没有，就在墙上抹上锅灰，用白石灰当粉笔去写的。那个时候条件是相当差的。那么现在是没法说了，不是一支粉笔就可以去上课了，现在每个教室都有电脑，实行电化教育，进行多媒体教学。”
可以相信，中国教育事业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人物简介：
我叫黄国庆，生于1959年10月1日，正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
1966年，当我七周岁开始踏上一条求学之路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在，我出生的这一块土地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受先人文化的熏陶，父母亲把我送到邻县一所没有课桌、类似于私塾的学校去读书，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让今天的孩子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读初中时，学校执行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我一边背着书包，一边担着粪桶或是挎着放了镰刀的篮子去上学。读书之余还要参加学校学农地上的劳动。从1966年到1977年的十一年间，我在经历了几多曲折后，终于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成为了全村第一个高中生。
1977年9月，我荣幸地走上了农村小学教育工作的岗位，担任耕读教师，亦教亦农。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开始拨乱反正，知识得到尊重，教育开始步入一条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规范之路。
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该有一桶水。荒废的十年，让我觉得无法胜任教育工作。我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汲取知识。1978年参加了全国拨乱反正以后江苏师范学院第一届大专函授班的学习，1982年大专毕业，成为了全镇第一个拥有大专学历的小学教师。
我的大学
1949年，高等院校在校生仅为12万人，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08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907万人，为1949年的243倍。新中国60年，教育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教育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教育发展成就巨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前教育部部长周济
2009年8月23日这一天，对伍建国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要参加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89届毕业生的同学聚会，虽说伍建国在沙工已经工作了22年，但每当这一时刻，他还会很激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能为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毕业生，是他一生的荣耀。
伍建国说：“说真的，从建校到现在，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了，确实是非常不易。我对沙工，对沙工的每位学生都很有感情，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已到知天命年纪的伍建国是土生土长的张家港人，现在任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副院长。打小聪明好学的他一直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伍建国心中只有一个的梦想，那就是考大学。于是，1979年，19岁的他参加了高考。
伍建国回忆说：“当时高考实际上主要是招生数量比较少，不像现在招生很多，我记得我们那年高考，大概全国招了40万。恢复高考以后，也一直没有人能够被大学录取，我们那一届是四个班，实际上我是第一个被大学录取的学生。”
伍建国说，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像自己这样的农村孩子。当他拿到东南大学机械系的录取通知书时，伍建国是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去读书的，而是带着那一届所有同学的梦想去上大学的，他要为农村孩子争气，他更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去学习。
四年的大学生活既紧张又充实，1983年7月，毕业后的伍建国被分配在了机械部无锡模具厂，做了一名技术员。
伍建国说：“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县一级一般不分配大学生，所以那时候我就被分在无锡，无锡非常重视，被列入厂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梯队培养计划当中，由无锡市组织部重点培养的。”
谁也不会想到，更没有人料到，就在伍建国安心地在无锡模具厂工作时，他的家乡张家港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的机遇降临到了张家港，那里的乡镇企业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异军突起，带来了县域经济的第一次腾飞。仅1983年，当时的张家港，也就是沙洲县共有乡镇企业973家，乡镇企业产值达到9.95亿元，企业的快速发展急需技术人才，但在全县20万乡镇企业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只占0.09%，比例极低，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而直接分配到乡镇企业的几乎没有，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企业解决专业人才急缺的问题，主要方法就是“引进”和“聘用星期天工程师”。经济要发展，人才成了燃眉之急。
而就在此时，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铁映同志来张家港考察，他的一席话让当时沙洲县县委书记茅塞顿开。当时李铁映说拿出当时地方财政的三分之一，2700万元建沙工！
谁执教育之牛耳，谁就能捷足先登，审时度势，沙洲县县委、县政府在广泛调查、充分论证后，果断作出决定，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办大学，办咱们农民自己的大学，让有志向的农村孩子都能进入大学读书。就这样，全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动议到正式开办，只用了短短五个月零十天的时间。1984年7月3日，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沙洲职业工学院诞生了。
沙洲职业工学院原院长钱德元回忆说：“1984年，当时张家港全县一年有328人考上大学，我们一年就招了三个班，三个专业，电子、纺织和工业民用建筑，每班40人，只120人，确实圆了许多农村孩子的大学梦。当时我们是租房子，但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认真刻苦，珍惜机会。”
成立之初的沙洲职业工学院办学设施非常简陋，校舍是租的，老师是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是企事业单位的技术骨干中抽调过来临时拼凑的，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一年后，县政府又投资850万元，征用150亩土地，一个可容纳1500人的新校区拔地而起。也正是这座园林式的现代化新校区吸引了伍建国的目光。
伍建国说：“有一年从无锡回来，汽车路过市区的时候，突然看到张家港办了一所学校——沙洲职业工学院，心理感到非常惊喜，当时也没怎么想。一年以后，也是在汽车上，突然看到一个新的校区，好多高楼都造起来了，所以那时候一看，这个学校建的新校区非常漂亮，还是那个学校，还是沙洲职业工学院，我想，哎呀，如果说有机会过来很不错。突然有一天，在《文汇报》上看到，张家港沙洲职业工学院招聘老师的信息，我就心动了。跟无锡单位提出来，希望能够调到张家港来工作。”
可让伍建国没想到的是，他刚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了领导的强烈反对，单位是死活不肯放他离开。伍建国说：“其中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钢材材料很难买到，因为我父母是在张家港沙钢，跟沙钢很熟，所以我父母亲出面，在沙钢开了一些钢材的指标给了无锡，实际上给到了我们那个厂，后来他们才勉强同意放行。”
就这样，从应聘到调动，伍建国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1987年2月，伍建国终于如愿以偿，他和妻子一起调到了沙工任教。可以说，夫妇俩共同经历了沙工艰辛的创业阶段。
伍建国说：“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县一级市办大学，应该说这个学校办起来确实也很不容易，我感到困难主要在一开始师资队伍没有一下子到位，以及教学设施没有一下子到位，所以给教学上面带来一些困难。但是那时候老师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饱满的，学生非常刻苦认真，所以应该说是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虽然我们招的学生不多，但这些学生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如果他们不进我们的学校，那就落选了。”
沙洲职业工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不仅圆了许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而且它还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由学术主导型向社会需求型的历史转变，这是张家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举，《瞭望》杂志曾称它为“破天荒的创举”。
伍建国说：“在办学体制上我们是创举，但是我感觉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也是一个创举，当时张家港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国家又不可能一下子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所以是张家港从观念上一个突破，我感到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层面上，破天荒的创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告别“短缺经济”，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乡镇企业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昔日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规模型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与此同时，沙洲职业工学院根据张家港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学院专业进行了整合和调整，增设了机电一体化、冶金技术、服装与商贸等7个系20个专业，满足了当地不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学院也从最初每年招生120人发展到1300多人。据统计，多年来，沙工的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在99%以上，到目前为止，学院输送的12600名毕业生，89%分布在张家港市各企事业单位，这也是伍建国从教20多年来，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伍建国说：“现在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张家港只要有厂的地方，都有我沙工的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张家港的企业家中，我们沙工毕业生就有500多位，也就是说有500多位老板。”
伍建国说，教了二十多年的书，他最喜欢的就是和学生们呆在一起，看到学生们有出息，能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这是他最开心的事了。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沙洲职业工学院的招生范围也由张家港市发展到苏州市，进而面向全省，由于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原来只能容纳1500人的校区显得比较拥挤，于是，2006年，市委、市政府投资10亿元，兴建了2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校区。
伍建国说：“我们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一进校我们就给你灌输一个思想，跟着张家港、融入张家港、服务张家港，毕业以后你就是要留在张家港。所以我们现在90%的学生都是留在张家港的，即使我们这么大的比例留在张家港，还是满足不了张家港经济发展的需求。”
沙洲职业工学院——这座张家港人自己创办的大学，成为了张家港人民“知识改变命运”的历史见证，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乔石、费孝通等先后来沙工视察并分别题词，50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莅临指导。
任沙工名誉院长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曾说过，“沙工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个逐步走向工业化的农民、一个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农村的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国家档案局合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巨型画册中，沙洲职业工学院，以“农民办的大学”为题，被载入党的史册。
人物简介：
我是伍建国，1960年2月10日生，今年49岁，我是张家港人。
上世纪80年代，一则上海《文汇报》的招聘启示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工厂的技术人员变成了大学的教师。1979年，通过我个人努力，我幸运地搭上全国恢复高考的顺风车，我是当时人民公社仅有的拿到通知书的大学生之一。毕业后我顺利地被分到国营无锡模具厂，并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后备干部。工作生活也算顺利，但那时住房紧张，分不到公房。1984年，我家乡县城建立第一所县办大学，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了那则招聘广告，我开始办理调动手续，但那时调动工作哪有现在这么简单，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调到沙洲职业工学院。当时的办学条件真的很艰苦，教室是借电大的，仪器是上海大学送的，老师都住在村民家里，连学生的户口也没解决，然而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给沙工带来了发展机遇。原来对县城办大学的质疑没有了；省里也给了学生的户口指标；县里也拿出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办学，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沙工的发展也给了我这个年轻教师很好的锻炼，我也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一名学院领导。
绿水的见证
新中国初期，由于工农业生产刚刚起步，当时的污水污染程度很低，全国仅有几个城市建设了近十座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有的还是一级处理，处理的规模也很小，每天只有几千立方米，最大的也只有每天5万立方米左右，致使污水处理技术和管理水平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共和国60年，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建国，现任浙江省海宁市水务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于1954年，作为家中的长子，许建国的父母对他的将来充满着期望，并因此取名“建国”。
许建国说：“可能父母的想法是正好在这么一个火热的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出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我也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所以给我取名建国，还是为了长大之后，能够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许建国出生在江南水乡海宁市，毗邻杭州和苏州。海宁市河流湖泊纵横相连，属太湖水系。“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首歌当年曾经广为传唱，青山绿水滋润了许建国的童年时代。作为海宁市水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许建国对他的儿童时代至今仍怀有深深的眷恋：“这里是杭嘉湖，江南水乡，环境非常优美……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在河里面学的游泳，当时没游泳池的，那时候的水清澈，可以见到小鱼啊，小虾啊，小的时候到河里面游泳啊，玩水啊。我们过去钓鱼哪有到鱼塘里面钓的，都是在河里面钓鱼的……拿个小钩子，找一根线，再弄根小竹竿，放在河里面，拿只苍蝇挂着就去钓了。”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伴随着青山绿水的美好回忆过去了，此后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他15岁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狂热地进行中，年龄尚幼的许建国随着浩浩荡荡的支边大军，来到祖国边陲黑龙江。
许建国回忆说：“我15岁支边，黑龙江那个地方是原生态的，1970年，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叫北大荒，大量的都是未开垦的原始森林啊，沼泽啊，还有大面积的林海雪原，黑龙江那时候有句名言，叫做‘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被窝里’，到了冬天，在冰上凿一个洞，你拿一个勺子放到下面去，就可以捞起鱼来，那时候环境原生态。”
在东北，许建国一呆就是18年。荒凉而充满热情的北大荒，磨练了青年人的意志，也增长了他的才干。1984年，许建国又随着浩浩荡荡的返城队伍回到家乡，分配在海宁市计经委工作。从那时起，他开始参与家乡改革开放的历程。也由于他的工作岗位，他见证了家乡的水环境变化的全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发展确实也得益于这种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的同时，离土不离乡基本都是。利用当地的材料，像砖瓦厂、水泥厂，那时候砖瓦厂、水泥厂，但它造成了对环境的损害，造成了空气污染。
上世纪90年代，海宁皮革业迅速崛起，创造了“零资源创出大产业”的奇迹，缔造了许多的“中国制造”神话，海宁因此被誉为“中国皮革之都”。1993年，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海宁中国皮革市场奠基，从此海宁皮革业乘上这艘“航空母舰”登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舞台。正当皮革产业作为海宁支柱产业崛起的时候，许建国担任了海宁市二轻公司总经理，皮革业恰恰是二轻公司的主干产业。
90年代开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皮革城的兴起，大量的皮革厂发展起来，带来的制革污水就成为影响我们环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且制革污水的处理难度很大。许建国是亲身经历，眼看到水一年不如一年。
海宁作为全国最大的皮革专业市场以及全国首屈一指的皮革生产基地，皮革业的大力发展对于海宁的水环境破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许建国说：“我1992年到二轻公司当总经理，皮革业就是二轻的主要产业，当时的海宁制革厂对海宁整个皮革产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污水处理方面，当时在同类企业中间也是比较被重视的，治理力度比较大，但是也远远达不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标准。
制革产生的大量的铬之类的重金属是降解不掉的，它对整个水源的影响是很大的。尽管当时生态恶化到十分危险的地步，但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一些地区和用水户只顾眼前利益，继续大量超采地下水；一些企业放纵污染行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用于农田灌溉，使环境污染进一步扩大。
许建国说记得到了1982年，那时候河里面还能够下水游泳……但到80年代的末期，你就没法下水了，那个时候整个河水的水质是逐步逐步地恶化的……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当时建第一个自来水厂的时候……那个水质呢还是比较好的，三类水，它是符合那个饮用水标准的，然而到90年代末期，那个水已经成五劣五类了。”
许建国又说大量地抽取地下水，造成整个地面沉降，建国初期之后的50年间，像长安的地面沉降99公分，硖石的地面沉降在47公分……像现在一场大雨，赵家漾会全部淹掉，实际上是由于地面沉降，地造成了整个一个漏斗状态。
许建国说的长安和硖石是海宁的两个中心城镇。赵家漾则是海宁的一个居民区。经济的发展对水环境造成的影响不仅于此，它甚至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
许建国说：“这样一种水，造成了很多地方饮水、灌溉都成问题，我记得有一年在海宁西部，因为河水严重污染，它的水甚至不能够培育秧苗，这个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
也就在这一时候，许建国有机会到黑龙江出差，他专程到当年曾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黑龙江省密山县，希望能重新找回那段美好的回忆，然而他失望了：“我在90年代到原来曾经插队的密山区，环境也不行了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没有同步地控制。”
仅仅20多年的时间，曾经水清鱼肥的江南水乡，小河流水一条条变黑了，河边的小朋友再也享受不到打鱼摸虾的乐趣了。制革业的发展不仅仅影响到孩子们的乐趣，甚至影响到人们的饮水问题。
一些制革厂比较集中的区域，老百姓的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因为水的问题而引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尖锐。
之后，许建国开始担任海宁市经济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开发区的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
许建国说：“考虑海宁的产业特点，引进制革企业，一些纺织印染企业是我们开发区的重点……但没有把握好，我原来在开发区的时候，主要注重引进，对环境整治，当然也是按照国家标准的，但在实际执行中间，往往牺牲环境的利益，也曾有折中情况的。我们前些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是欠账的，可能造成了对环境整体的一个损害，我们也是责任者之一，因为搞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做好环境的保护工作。”
海宁的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快速发展着，而随着物质生活地不断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觉醒。追求优美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人民居住状态的重要要求。
许建国说：“我们当时有个镇，镇上有一个制革厂，他周边的一些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去监督这个厂，不让他偷排，他如果有偷排情况，马上取样、举报，那么环保局就会及时来处理。”
1999年，海宁开始筹建第一家污水处理厂，2005年成立水务集团，许建国被任命为海宁市水务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许建国从一名经济发展的推手变成了一名水环境治理的重要人物。
许建国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制定水环境管理规划，编制完善了《海宁市域污水专项规划》，规划范围覆盖整个海宁市域。水环境改造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污水集中处理和管网工程顺利实施、快速推进。
许建国说：“我们水务集团是在2005年开始组建的，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从市政府到水务集团来的，我是很高兴哦，我叫建国，又是能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间，特别在环境建设中间能够在第一线从事这个工作，应该说也是感到很欣慰的。”
许建国还说：“我们现在的管网已经覆盖到全市的所有乡镇，八个镇，在2007年年底，95%的工业污水都已经进网，所有集镇的生活污水80%也能够进网，包括我们市区在85%以上能够进网，这个管网我们整个投入在2个亿。”
管网建设投资2个亿，这是个怎样的概念呢？
这投入的总额相当于前40年投入的1.5倍，从这可以看出政府投入的力度，海宁的污水处理厂从原来的6万吨，已经达到现在的21万吨。400多公里的管线总长度，覆盖到全市，污水的收集率已从原来的一天大概五六万吨，猛增到15万吨。
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地面沉降和群众饮用水问题，也摆到水务集团的议事日程上。
2008年的7月份，浙江省所有的深井被全部封掉，建成了现代化的自然水厂，它是在原来的传统工艺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生物处理，增加了活性炭，进行了臭氧的消毒，所以出的水可以直接饮用。陈嘉元副省长到厂里视察的时候，他就直接饮用了水厂的水。从劣五类水到可直接饮用，海宁水的变化让许建国感到十分自豪，而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人们对他工作业绩的认同。
许建国说：“我们在最近这两年，没有一起因环境问题引起的信访或者群体事件。这个是很说明问题的，过去我们每年都有的，特别像海宁西部那个地方，老百姓把六家印染厂的大门用推土机堵住，为什么呢？你不让我们生活，我不让你生产。现在管网沟通之后，企业能够全部进网，达标排放，企业生产得到保障，老百姓的生活用水好了，不影响老百姓生活了，他们也高兴了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人给大自然以真诚，大自然还报人以清新。漫步在如今的海宁市滨河大道上，但见燕飞雀鸣，鱼虾嬉戏，一派水乡清韵。水环境的改善，不仅为海宁人打造了健康的体魄，也为市民带来了自然美的享受。
雨霖铃
国庆 抒怀 许建国
金秋盛典，庆新中国，六十华诞。神州万里飞彩，听风猎猎，旌旗招展。弹指沧桑巨变，令寰宇惊叹。得猛士，扬我军威，铁马金戈震霄汉。
千年古国青春焕，立东方、敢于争锋冠。人民领袖四代，挥巨手、远航新岸。此去艰难，何惧，炎黄舜禹千万。跨世纪、圆梦辉煌，撼不周山颤。
人物简介：
许建国，男，1954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一个干部家庭。
6岁入小学，11岁入中学，1970年6月作为六八届初中生支边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密山制材厂，先在制材车间当工人，后到厂卫生所当卫生员。1975年3月返城，1985年起任海宁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到2009年任海宁水务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编导手记
顾佳妮（海宁电视台）
记得接到采访任务是在7月初的时候，从主任那得知，这一次的国庆主题是《我是建国，我叫国庆》，寻找当地名叫建国或者国庆的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去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变化。虽然我们台跟中央台经济频道的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对于我，一个到文艺专题部刚满一年的小同志来说，这却是我与中央台的第一次接触。因此，在接到任务的时候，我显得特别地兴奋，心想着一定要好好地完成这一次的采访。于是，在主任下发任务的当天，我就马不停蹄地干了起来。除了公安局的资料，我也开始出动自己的人力资源，QQ群也好，MSN也好，大马路上碰到熟人也好，见一个问一个，碰到一个打听一个，如此的行动积极性导致最后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家只要碰到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建国找到了吗？”呵呵，虽然说没有通过这些人找到我想要的人物题材，但是在那会儿，每当看到大家给我的留言，看到一条条“建国”、“国庆”的资料信息，内心不免感动。工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题材。
这次采访特别的轻松。为什么要强调轻松，因为许建国是一个特别能说的人，这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历练有着莫大的关系。他非常清楚我们的采访目的以及采访方向，这给我的采访减轻了很多的负担，甚至很多时候，不用我提问，他就能自己转到下一个采访点上去。在采访之前，我对他的既定印象就是一个“官”，可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之后，我对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这么一个海宁的经济人物，平时还喜欢摄影、作诗。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许建国跟我说，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他还特地作了一首词，在后来做片子的时候，我几度有想法把这首词用进去，可似乎都不是特别地恰当，于是只好舍弃。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把他的词复制一下，也算是对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个纪念。
雨霖铃
国庆 抒怀（许建国）
金秋盛典，庆新中国，六十华诞。神州万里飞彩，听风猎猎，胜旗招展。弹指沧桑巨变，令寰宇惊叹。得猛士，扬我军威，铁马金戈震霄汉。
千年古国青春焕，立东方、敢于争锋冠。人民领袖四代，挥巨手、远航新岸。此去艰难，何惧，炎黄舜禹千万。跨世纪、圆梦辉煌，撼不周山颤。
我是奥运火炬手
2008年，承载着国人百年梦想的奥运盛会拉开了帷幕，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而在这13亿中国人之中，有一位年逾不惑的残疾人，对他来说，2008奥运年最珍贵的记忆是他手握火炬的那一刻。
那一天，主持人在全国直播的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上这样说：“现在是第81号火炬手，来自上海连城商贸有限公司的季建国。在他的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拼搏、积极参与和永攀高峰的奥运精神。”
现在是上海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教练的季建国说：“传递火炬是传递圣火，火种。火种传递到最后是把奥运火炬点燃，点燃的同时就是比赛的开始，比赛一开始运动员就要往他的最高目标冲刺，我就想把这种力量，我内心的感受，在我传递火炬的时候，通过我的形体语言告诉人们，这是火种也是力量，也是拼搏的号子。”
季建国生于1962年，现在是一名残疾人体育教练，由于幼年时的一场小儿麻痹症，终身夺取了他正常行走的权利，对于季建国而言，18岁之前的记忆，几乎都被手术填满了为了治病，家里人可谓是砸锅卖铁，他家的家具，他父亲最珍爱的手表都卖掉了，就是为了帮他治好他的脚。
1983年10月21日，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正式成立。紧接着，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疾人体育协会也相继成立，参加地、市、县级举办的残疾人运动会和选拔赛的业余运动员累计达到20余万人次。而当时还在上海宝钢特钢五厂食堂上班的季建国怎么也没想到，坐在轮椅上的他竟然会从此和体育，和运动结下不解之缘。
1987年6月，上海市残联宣文处找到了季建国所在的单位上钢五厂挑选残疾人运动员，25岁的季建国凭借自己优秀的身体素质，如愿当选。
季建国说：“一轮测试下来，我各项指标都是最好的，然后就开始留下来试训。试训完了所有项目以后，十几个队员里我也是最前面的几个，所以就留下来，练轮椅竞速，那时候是练轮椅竞速，后来就去参加了日本的轮椅马拉松的接力。”
训练异常艰苦，季建国每天往返于宝山的家和训练场之间，一练就是一天，有时甚至把训练中心的宿舍当作了自己的家。持续的训练使季建国几乎无法再正常去单位上班，但是体育训练在当时只是一份兼职，收入颇微，完全不能养家糊口。就在这个时候，季建国所在的上钢五厂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与理解。
季建国说：“像我这种非职业的运动员，应该说一个人不上班的话，他就有可能不发工资，不发奖金，而我的工资奖金国家照发。所以很安心，而且给你一种动力。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样好的厂，他能不计自己的利益，鼓励你，激励你去刻苦训练，我应该努力回报。”
稳定的经济收入解决了季建国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专心投入训练。不久之后，季建国就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异成绩，他在1996年第四届全国残运会F56级田径比赛中获得了标枪银牌，后来又在1997年全国锦标赛上，夺得标枪和铁饼两块金牌，其中标枪更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在1998年的全国残疾人选拔赛上获得标枪和铁饼两枚金牌后，季建国代表国家和上海，参加了1999年曼谷第七届“远南”残运会，并一举拿下铁饼金牌、标枪金牌和铅球铜牌三块奖牌。每一次到国外参赛，都让季建国由衷地感叹，作为一名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真是太幸福了。
季建国说：“我们也去问外国运动员，他们是怎样训练、怎样比赛，就是和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都是自费，我们是公费，是国家给予了我们残疾人方便，提供了方便、财力，还提供教练、场所，还有住宿，他们都是自己付出，和教练约好几点钟在场地训练都是计时计价的，他自己给教练付费，我们都是国家提供，全免费的，还提供很多方便。这一点其他任何国家是做不到的，别的国家对比赛可能进行短期的训练，短期的集训，咱们国家不一样。”
训练，出国，在国际大赛上参加竞争，季建国在这条路上实现着自已的价值。他感到人们对于残疾人的关爱与理解正让许多的不可能变成了无障碍。
季建国回忆说：“记得第一次去北京比赛，当时去北京很高兴，因为北京有长城，就想去登一下长城，去了以后，本来想在下面看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上不去嘛，没想到在那边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体味到我想上而上不了那种心情，他们就过来把我抬上去，我那时体重103公斤，很重的，但他们把我抬上去实现了我的愿望。”
2003年，季建国退役了，原本以为自己只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不再从事体育事业，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上海市残联安排他当起了残疾人投掷类体育项目的指导教练，负责选拔有潜质的年轻残疾人运动员，这让季建国兴奋不已。季建国说：“就想把我自己学到的技术传授给那些运动员，让他们更好地到赛场上去拼搏，应该说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上海奉贤的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里，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五，季建国都要带着他的弟子们在这里进行封闭式培训。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季建国明显感到，自己当年的训练条件和如今的条件相比，绝对是今非昔比。宽敞的训练场地、齐全的训练设备、崭新的食堂，以及自助式的餐饮、星级的客房服务、完善的硬件设施、良好的保障服务，都为残疾人运动员争金夺银创造了条件。
季建国说：“带着弟子训练时，我感觉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我那时候是在煤渣跑道上训练，他们现在是塑胶跑道。我那时候训练轮椅竞速，跑下来后就像煤矿工人一样的，鼻子里灰最多，就两只眼睛露出来，其他都是黑的，再加上流下来的汗，那都有印子的，一条一条的。以前我们休息没地方的，中午要是休息都睡在看台底下，人家跳高的垫子放在里面，我们就躺在上面，现在我们住的都是星级宾馆，很舒服。”
训练场地上热闹不已，弟子们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季建国希望他们也能像自己一样，实现自己的价值，拥有自己的梦想。
人物简介：
我叫季建国，是上海宝山人，1962年出生，今年47岁，是上海市残疾人体训中心的教练。我很普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里有爱我的妻子和一个19岁的女儿。我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上海好男人，拥有一级点心师证书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妻女制作美味的点心。家人和体育事业是我的最爱，对于现在的生活，我感到无限的满足与幸福。
记得小时候，一场小儿麻痹症夺走了我行走的权利。父母终日为我的腿奔走求医，家中的物品都变卖殆尽，生活很是拮据。我18岁前的记忆，几乎被手术填满，大小手术动了十八次，有时甚至一年内要动两三次手术。有一次当我上了麻药后，连三七二十一的乘法口诀都无法记起时，我知道每次手术前的麻醉会影响到智力，自己的双腿已经残疾了，所以脑子绝不能有丝毫的损伤。于是有几次小手术前，我坚决不肯上麻药，这种痛楚实在无法想象。可现在每当我说起这些往事时，脸上却浮动着淡淡的笑容，自嘲当时自己就像杀猪一样乱叫。
我最早练的是竞速轮椅。1989年，在挑选竞速轮椅运动员时，我的成绩十分突出，臂力过人的我竟然把握力器的指针弄弯了。当时的训练十分艰苦，我每天往返于宝山的家和沪南体育场之间，一练就是一天，身体总是处于超负载运转。推轮椅是把全身的力量通过手指来完成，日复一日的练习使我的手布满了水泡，常常是一个水泡还未退去又在里面冒出几个，最厉害的一次竟然两只手上有七十二个泡。我当时不敢告诉母亲，怕她看着伤心。由于训练大多是在公路上进行，汽车排放的尾气正对着低矮的轮椅，再加上太阳的照射和自己内热出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每天睡醒后，枕头上全是掉落的头发。
“决定做了就绝不回头，就要做好”，实实在在的心态支持着我走了过来。我参加了三届国际障碍者轮椅竞速赛，虽然都没有获得奖牌，但我为每次成绩的进步而高兴，那是对我所付出努力的最好回报。我厚实的身板被不少体育教练相中，最后我选择了田径场上的投掷类项目。在教练肖文斐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投掷标枪、铁饼和铅球。我很要强，教练用一百分的心教，我就用一百二十分的心练。练了六个月后，我参加了1996年第四届全国残运会F56级的田径比赛，由于比赛中坐姿受到裁判限制，最后只获得了银牌。在1997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我获得了标枪和铁饼两个第一，标枪破全国纪录。1998年的全国选拔赛上又获得标枪和铁饼第一，取得了参加远南残运会的资格。1999年1月在泰国举行的远南残运会上，我不负众望，夺得了标枪、铁饼两枚金牌和一枚铅球铜牌。
我知道自己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周围支持我的人。练习时，我投得越多，教练也捡得越多。参加第四届残运会时，我看到港澳地区选手的投掷椅非常特别，就把照片拍下来。回到上海后，在自己工作单位——上钢五厂的领导和同事帮助下，我有了自己的投掷椅。厂领导还为我的训练大开绿灯，每周给我两天的假，使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宝山区残联理事长经常到赛场看望我，鼓励我。每次训练后回家，妻子欧阳庆英总要为我按摩放松，而且她还肩负着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任。我心中承载着许多人的关爱，这些关爱又在我感到疲惫的时候化成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着我不断地拼搏！拼搏！
编导手记
张溥（宝山电视台）
初次和季建国见面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当时的他一头浓密的卷发，上半身强健的肌肉和魁梧的身躯，让我们第一眼就感到，他就是一个为体育而生的人。当时的季建国几乎以基地为家，每天坐在轮椅上挥汗如雨地反复练习，与编导的言谈中带着不少羞涩，但是唯有谈及体育，谈及奥运时，他的眼里就会闪烁出别样的光芒，对夺牌的期盼与渴望，溢于言表……
9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这里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设施和环境面貌一新，季建国正在场地上训练自己的弟子练习标枪投掷，这时的他和9年前有着截然的改变，时不时的开怀大笑，自信满满的言谈举止，就连原本那副忠实座驾——老旧轮椅车，如今也换成了一辆豪华的日本原装全自动轮椅车。看到我们，季建国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残体教练了，从前获得金牌那时也是兼职搞体育，没想到现在快半百了反而专职从事体育事业了，这证明他的体育生涯才刚刚开始。说完他便大笑开来，露出两排灿烂的白牙。
采访完毕已近晚饭时分，季建国邀请我们到他家，试试他亲手制作的点心，没错，我们忆起，季建国曾经获得过一级点心师的执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点心师”。
来到季建国的家，他的妻女热情地招呼了我们，季建国这天做的是小笼包子，他的妻子和馅，女儿揉面，听说季建国退役后，这样一家人做点心的场景就经常上演了。做完后，妻子在灶台前放了一把椅子，我们有些不解地问她，原来为了保证点心的口感，季建国总是自己控制火候烹蒸点心，所以这把“灶台前的椅子”就成了季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饭罢闲聊时，季妻告诉我们，其实她这样的健全人，当年嫁给季建国时，她的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反对，但是这20多年的事实证明，她是嫁对人了，季建国如今的收入已经成为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家里的大小家务，几乎也都由季建国包圆了。临行时，季妻的一句话，令我们感触颇深，她说：“建国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人了，可以说他是我们全家的依靠……”
回台路上，我们思绪万千，谁言“残疾人士”，谁言“弱势群体”，只要拥有理想，付出努力，走过我们国家为所有身有残障的人们铺建的梦想大道，自然能够通往幸福成功的彼岸，成为生活中真正的强者！
【国庆对话录5】
《中国财经报道》——《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第五集共享的福祉
蔡国庆：赤脚医生这个词从1968年出现，到1985年取消，一共十多年时间，人们现在提起来，还是感到非常亲切。我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里面赤脚医生都是英姿飒爽的，背一个药箱，里面都有什么药您知道吗？
杨在葆：那些药都是普通药，止疼片、红药水、紫药水，都是这样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纱布，总之是一些简单药。
蔡国庆：那个时候有了这样的赤脚医生农民也觉得很高兴了。
杨在葆：他能解决问题，比方说你在农田里干活，伤了手脚，赤脚医生会给你用红药水涂上，要在以前，撒把灰捂上就算完了；如果哪家谁生病了，叫上赤脚医生，他就会给你联系送医院。有了赤脚医生，农民还是很高兴的。
蔡国庆：您让赤脚医生看过病吗？
杨在葆：我就是赤脚医生。那时候我们在干校，看到很多的农民、渔民太苦了，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那时候看病是公费的，于是我就说我有什么病，开点药，其实我就给了农民。但都是偷偷地做，别人不知道。你怎么能拿着国家的东西给私人？后来我到626搞一个针灸训练，学扎针灸，一般都是治些关节痛，学的也不是太深。我在干校的时候，农民都叫我杨医生。
蔡国庆：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去大医院看医生，想都不敢想。
杨在葆：对，没这个可能，经济上也不允许。这几年国家提出来，无业的城市居民、农民，现在也有合作医疗，国家也补助钱，这让我非常感动。
蔡国庆：随着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有更大的财力来帮助我们的人民。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得到健康的保障。还有农村教育的问题，杨老师，您觉得这些年农村的中小学有没有变化？
杨在葆：我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在庙里头，乡下那时候很多寺庙、庵堂、祠堂，还有一些废弃的仓库。我就是在关帝庙里头上的幼儿园，后来又到孔庙里头上小学，孔庙完了以后又回到关帝庙，变成中学了，一直在那儿念到初中毕业。你看现在的学校，没有在庙里头的了，都是新房子。
蔡国庆：您家乡的学校现在都修得不错了吧？
杨在葆：大部分学校都是新盖的，有的地方重视教育，感觉到孩子不识字是不行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学校。原来孩子去念书得跑十里八里，现在教育普及，而且校舍非常好。原来都用土和泥弄成一个桌子，哪有什么木板桌子，现在都很好。特别是我到广东那边拍戏，看一些小学，比中学还要好，体育设施现在就更好了。小学都有电脑，中学更不用说，现在最普通的学校都有电脑。所以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虽然不能说非常好，但速度还是很快的。还有一点，我感觉现在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九年教育是免费的，我也很感动。因为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学，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到安徽去，看到那些应该读书的小孩子，因为家里没人干活，上不起学。现在把学费都免了，这件事情我举双手赞成，我兴奋了好长时间。
蔡国庆：在我们聊天之外，电视节目讲了60个国庆、建国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都一一呈现给了大家，他们大多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大家的梦想也都非常朴实，有的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有的是一份相互的关爱，有的是一片蔚蓝的天空，有的是一段轻松的旅途。其实他们的梦想也很大，因为在这之中寄托着我们整个国家为之追求的梦想，许多已成为现实，但还有许多正在等待着你我去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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