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会议的召开，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1958年、1959年以后，社会上出现的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界，文艺创作上出现了各种困难，许多作家思想上受到重重束缚，加上棍子帽子满天飞，话剧创作困难重重，几乎不敢接触现实斗争的题材。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下令各地戏曲剧团演出一些未经整理的传统剧目。到1961年，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坏戏大量演出。当时文化部和文联（特别是剧协）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解决有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使戏剧能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坚持“双百”方针。于是剧协提出要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召开全国性会议须得到国务院批准，还不能在北京召开，大家认为要开成这个会还得我来筹办，因为我有可能直接找到周总理批准这件事。于是我接受任务向周总理汇报当时戏剧界的情况，并请示想召开一次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
一天晚上，我找到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请他安排我去见总理。他告诉我，紫光阁正在开文娱晚会，让我也去，说很可能总理也会去，这样就可能解决问题了。我知道紫光阁这种娱乐晚会，主要是为了让一些领导同志能在过于忙碌疲劳后得到一些休息，而事实上周总理常常利用这个机会见到一些不常见面的同志，解决许多工作问题。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南海内举办的舞会，这次只好硬着头皮去参加。
我大约晚上8点到了紫光阁，看到不少首长已经在那里了，有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近百人。我进了会场，躲在一个角落。一会儿，总理见我坐在一旁，提高嗓门笑着喊我：好像从未见你来过呀，恐怕是有什么事想要找我吧。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过去，陈老总坐在他旁边。我把想找总理汇报的事简短说了。总理哈哈大笑起来说：“陈老总，你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呀，当然你不是秀才啰。”我有点茫然地望着这两位领导。总理说：“陈老总早就想到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啦，开个会是好主意嘛。你好好向陈老总汇报情况吧，开会时陈老总还要来做报告哩。”陈老总认真听我谈起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干涉创作、对作家打棍子等情况。我因为毫无准备，谈得杂乱无章，直向陈老总道歉。陈老总又哈哈笑起来，“我知道一点，还是你了解得比我具体啊”。总理和陈老总谈论起有关创作的许多问题来了。我心情很激动，陈老总管外交、军事，这就够他忙的了，对文艺还那样关心，他真是把文艺当成党的不可缺少的事业啊！最后总理表示，这是件好事，但会不能在北京开。正好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陶铸也在舞会上，周总理立即招呼陶铸过来，对他说，文化部门想要召开个创作会议，我看只有广东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招待一二百个作家去开会，你看如何？这就叫就食广东，你可得让他们吃好住好才行。陶铸哈哈大笑：这还有什么问题吗？难得有那么多名作家到我们广东来啊！周总理当即对我说，既然陶铸同志欢迎作家们去广州开会，你们可以去。但准备工作要充分，你们应该把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各级领导的情况做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解得差不多时再向我汇报一次吧。
我离开紫光阁，心里既感动又不安。总理、陈老总领导着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日夜操劳，好容易有这片刻休息，我却把时间占了，而他们还那样关心着文艺工作。我们看到想到的，他们也早已想到了，而且比我们还周到得多。我们国家的繁荣、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多么需要这样的领导啊！
过了几天，周总理把周扬、齐燕铭、林默涵三位部长，加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创作会议的事。他说既然要召开这个会，就一定要开得有意义，真正起到促进创作的目的。他指示我们一定先要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各地作家的创作情况，特别是思想问题、有关创作的思想负担等，并当场决定要派几个小组到东南、华南、东北、西北等地去了解情况。
根据总理的指示，文化部和剧协立即组织了几个调查情况的小组，分别到几个大区、省市了解有关创作的情况，并据此印发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总理、陈老总和有关领导。我记得当我从南京、上海等地了解情况回到北京，不久就得到总理的指示，让我去汇报。他看了每期简报，但觉得还不具体，批评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他那样地关切、那样地深入思考着全面问题，他要了解有关作家和行政领导各方面最具体的情况。
我到总理的住处，他不要听一般情况，而是要我具体汇报一个作家和一个剧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难题。正好我思想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就向总理说了：南京部队话剧团有位同志写了一个剧本，反映部队进入大城市后，有个别基层干部（排长）受资产阶级思想的“香风”影响，变了，要和农村的妻子离婚，后经过大家的帮助还是改正了。我看过剧本后，认为剧本写得生动，有思想，有人物，很不错，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且正确解决了。但这样一个剧本，有些领导却认为是毒草，不能演出，说是描写了部队的“黑暗面”，“难道我们人民军队的排长会这样吗？”总理一边听一边笑起来，说：“难道我们的部队干部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连个排长都不许有缺点？难怪作家叫苦啊。”我又告诉总理，这位作家还让我替他保密，他是把剧本偷偷给我看的，否则领导知道他不死心，还要搞这个剧本，恐怕又要挨批啦。总理考问我：“你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告诉总理，我对他说：“我认为剧本是好的，而且很有教育意义，个别缺点可以改好。”我还跟他开玩笑地说：“你的戏南京不能演，可以到北京来演，让北京的领导同志做最后裁判如何？”总理批评了我一句：“你就是嘴快，南京部队的领导也会改变看法的嘛。当然，如果到北京来演，我首先去看。”接着，总理又问了我一些别的。总理在沉思，在考虑着有关文艺创作的问题，也考虑着其他更多更多的有关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对我说：“我们看看陈老总去。”
陈老总住在总理住处旁边不远的一所旧院里，我见他案头摆了各种书，我想他可能正在研究什么问题吧。还没有坐下，总理就对陈老总开起玩笑了：“听说你领导的队伍连排长都不能有缺点，那你这位元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陈老总一时摸不着头脑，总理把南京的故事简要给他说了，陈老总认真起来，“真是乱弹琴，一个娃娃子排长，就那样了不起了，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要不得。怪不得人家知识分子满腹牢骚”。我站在旁边，听着两位领导人、两位亲密的老战友的谈话，多么坦率，多么自然，只有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才能有这种深厚的感情。突然总理对我说，你们的广州会议就请陈老总去打头炮，做报告，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这样才能振奋一下人心。总理还准备在广州开会前找在北京的部分作家谈谈心，这就是后来在紫光阁开的预备会议。
二
1962年3月初，总理刚到广州的当天晚上，已经8点多钟了，总理和陶铸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要探望一下与会者。我向总理汇报，由于住得太分散，总理要看望这200来人，一晚上也跑不过来，请总理和陶铸就在这院里走两处，我去把别处的同志们都请来，一起坐着谈谈也热闹。总理点点头。一直到将近10点钟，我才把100多位作家找来，坐在一间不大的屋里，挤得满满的。大家知道总理来看望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总理走进来时，大家想站起来，总理却很快找个地方坐下，无拘束地谈了起来。不少从各地方来的同志，总理还不认识，就逐一问起他们的情况，从姓名、籍贯到创作，谈得又亲切又愉快，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大家都很兴奋，把时间全忘了。半夜已过，总理的秘书提醒我，我站起来说，已经12点过了，应该让总理休息了，改天再谈吧。哪知总理脸上显出老大不高兴，用眼睛瞪着我说，我难得和大家一起谈谈天，你倒干涉起来了。我便和秘书打了个招呼，只得又坐下来。又过了好一阵子，陶铸同志才把总理劝走了。这一晚连同第二天，同志们心里真像春天开了花，在作家们住的房间里都在谈着总理那样平易近人，真是一见如故，又是那样关怀备至，事无巨细都要深入了解，我们党有这样的好领导真是多么幸福啊！
过了两天，总理和陈老总又在广州他们的住处把几位负责同志和我们找去，再一次详细询问了作家们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并告之陈毅同志和陶铸同志都要在会议上讲话，一定要让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思想问题解决了才回去。总理自己只能做一次报告，和同时在广州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一起谈。由于工作忙，总理不能在广州久住，他希望文化部和协会的领导一定把会议开好，如有什么问题回到北京仍可继续解决。总理和陈老总如此关心，领导得又如此具体细致，使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动和感激。
广州会议是开得成功的，会议中所接触到的及解决的问题，以后的事实证明不仅在繁荣戏剧创作上，而且对整个文艺战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议前期大家听了周总理、陈毅同志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创作题材问题、作家的创作自由问题、领导的艺术民主问题，等等。那几年大家的思想上真是问题一大堆，解不开的思想束缚，这下子可解决了。陈老总说得真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3年的思想改造，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个别例外），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同志非常强调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要坚决摘掉，行“脱帽礼”。他说得多好呵！他说如果经过十几年我们党还没有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改造过来，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无能，而且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解放十几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极其可贵的财富。在谈到艺术创作和艺术领导时，他是个真正的内行，他大声疾呼要给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创作艺术风格的自由、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他批评那些冒充内行的领导者，要他们不要瞎指挥，胡干涉，要尊重作家的劳动，要尽可能给作家良好的创作条件，否则只能扼杀作家的创作积极性。陈毅同志的谈话非常正确地发挥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而且那样深刻，那样充满着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热爱，对作家的真诚关切，真是把话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在讨论陈毅同志的报告时，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有些同志含着眼泪感激党，决心要为社会主义文艺努力工作一辈子。会议期间，大家精神振奋，心情舒畅，踊跃发言，毫无顾虑地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多少年后有些旧友重逢，大家还忘不了这次会议的深刻印象。
我还想提一件小事，也许不算小吧。人家都知道，总理非常爱看戏剧，而且看过许多剧种的演出。早在抗战期间，重庆的许多文艺演出，总理就常去看的，有时甚至看许多遍。但他从来不要剧团，甚至是他的朋友、同志给他送票留座，而是要给他买两张票。常常是在他晚上工作之后，带着一位警卫人员，悄悄去剧院，坐下就看，也从不惊动剧团的朋友。解放以后，他还是这个老习惯，经常买票看戏，事前也不跟剧团打招呼。有时因为太忙，一出戏分两三次才看完。有时甚至剧团的同志都不知道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演出了。总理的一生都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我记得他说过：就有人爱搞什么首长席，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党没有这个作风。他对搞个人特殊是极厌恶的。
在广州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粤剧晚会，就正遇到了这种情况。记得是在交际处的小礼堂（或宴会厅）里为广州会议的作家演粤剧，由于职责，我先到会场，一看情况，我就预感到要坏事。宾馆的同志也许根本不知道总理的习惯，在那间长方的大厅里，前大半部分摆着五六排大沙发，中间还有茶几放上烟茶，而后半部分却紧紧摆着近百张小坐椅。因为有近百人看戏，这样的形式太使人看不顺眼了，前边首长坐在大沙发抽烟喝茶看戏，后半部是作家们来观赏戏剧。这怎么行呢？我急得没法，找宾馆的同志吧，说不清楚，他们只想到今晚总理来看戏，当然也是出于爱戴和尊敬，好像如此才能使总理看得舒服。我坐在一旁发愁。不出我所料，总理来得最早，他进入大厅巡视一遍，我简直不敢站起来看他那紧锁着的双眉。忽然他发现我坐在那里，他几乎是喝叫着我的名字：“这是怎么搞的？是你在管这件事吗？又不是招待外宾，招待外宾也不需要这样嘛。今晚是招待谁看戏？一大堆沙发让谁坐呀？告诉你我是不坐的。”照惯例，我知道总理发火后很快会忍耐下来。他知道骂我一顿也不一定对，他也知道不是我在这里指挥摆座位。当时我心里真是难过，我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预先告诉他们呢？宾馆的同志在一旁也愣住了，他们并不知道总理的习惯啊。我立即对宾馆的同志们说，赶紧把前面的沙发撤掉，茶烟都不要，后排座位往前推。这时作家们已陆续来到会场。宾馆的同志固执地还要留下两排沙发，也就只好如此了。总理坐在后边的椅子上，同志们都去和他谈笑起来。戏快开演了，广东省的负责同志请总理往前坐。总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今晚是请谁看戏啊？我可不是作家啊。于是总理一个个请那些年纪大的作家们在前面沙发上坐好，这场小小的风波才算平息了。这虽是小事，但总理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员，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优良作风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怀念！“四人帮”那样飞扬跋扈且不去说，现在还有不少大小首长搞特殊化，也喜欢别人为他制造特殊化的条件，这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不正是要依赖我们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才能慢慢恢复起来么？
我还想提一下有关广州会议的一段奇异插曲。本来这次会议是国务院批准的，由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性创作会议，但上海市委却拒绝参加。直至会议开始才派一位文化局长来，据说还是来旁听的。会后，上海也没有公开传达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报告。1963年底上海举办华东话剧现代戏会演，也没有邀请中央有关的领导去参加。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不是很耐人寻味么？说实在的，那次华东会演如果有些成绩，也是广州会议影响所及，因为演出剧目的不少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参加了广州会议的。本来这是不值一提的事，只是使我回想起来，张春桥、江青之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对周总理、陈毅同志的刻骨仇恨由来已久，他们的气焰嚣张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他们的阴谋酝酿已久了。
三
广州会议后，全国戏剧创作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新景象，不少作家写出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优秀作品，比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南海长城》等，还有一批优秀的革命现代戏曲……这样的繁荣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也没有稍减。
然而，在1966年以后的相当长的岁月里，几乎无人敢分辨广州会议究竟是黑的、白的，还是红的？大批文艺工作者被罩上了大而沉重的黑帽子。凡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都成了“黑帮”，至少是“黑线人物”。我自己在那几年里也为此受过数不清的审讯、批判，写的有关广州会议的“检讨”“揭发”材料不下数万言。我把这看成是非常可贵的考验。广州会议曾使我千百次反复思考：为什么“四人帮”非把红的说成黑的？为什么要抹杀事实？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的事实告诉我，他们捏造罪名把17年说成文艺黑线统治，矛头是直接针对周总理、陈老总这样一些忠诚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开始我曾多次诚恳地对他们一些人说：“广州会议是在周总理批准和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周总理的两次讲话——在北京召开的预备会上的讲话和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以及陈老总的讲话，怎么看都没有错，你们的矛头不要搞错了。我不能违背共产党人的原则给你们胡写材料呀。”我真是太幼稚了！由于我积极参加广州会议的许多工作，后来也成了“黑线人物”和“走资派”。1972年，我参加外事活动，亲耳听见江青对一个外国人说：“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经常和我们作对，他不是我们一边的，我就和他斗争！”她的语调中包含着失败者特有的那种怨愤。当时我真是大吃一惊，她怎么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那次外事活动的十多个白天黑夜里，紧张的思想使我无法成眠。将要发生什么事呢？我把十几年的往事仔细回想，这确实是她在内心里隐藏了多年但又不敢公开说的真心话。她的权力欲望达到高峰而又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使她成了疯狂而毫无顾忌的政治恶棍。他们所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各种黑线专政论，其目的不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夺权吗？他们始终是这样干的，直到他们毁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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