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革命队伍的洪流，南来北往，这些却时时处处都引起我无限的追忆与怀念。特别是解放以后，我曾多少次梦想能回到每一处到过的地方：在晋北最穷困的小山乡，和我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老乡们，我多么想念她们呵；我这生长于南方的姑娘吃不惯糠窝头，房东喜旺嫂偷偷地在我的枕下放了两个滚热的山药蛋。深厚的情谊呵，使我直到如今吃着山药蛋比什么都更觉香甜。我能有机会跋山涉水、万里迢迢去到那穷乡僻壤探望当年曾为八路军献出了一切的人们么？1971年，我曾遍走晋东南，探望了八路军当年的根据地，探望了朱老总他们住过的小院子、小窑洞，那里房间倾倒了，屋门上了大锁，当年生产武器的兵工厂那排窑洞，一片黄土，留下一两座铸铁炉躺在那里，也少人凭吊。那里的秃山荒岭仍是那样穷困。几位年纪大的村干部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小院，他们默默蹲在门槛上，相对无言。我茫然地站在一旁，想把眼泪咽下却反而簌簌流在了脸上。该如何回想起当年八路军和人民在那样极端艰苦的环境里，轰轰烈烈为祖国争下的这份江山和不朽的荣誉呢？
延安、重庆、南京……总是斩不断的怀念，可慰藉的是那些地方我总算回去过。为了不忘记过去老一辈革命家给我的哺育教导，党对一个少年的抚养和锤炼考验，我把一桩桩都刻在心坎里。想来也颇奇怪，唯独上海，解放后我曾不止十数次去过那里，却一次也没有踏进我们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地方——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
那样的突然，不久前报纸忽然登出“上海周恩来将军公馆”修复的消息。多陌生的名字呀，1946年上海确曾有一处公馆，我曾多次去上海的难忘影子一一闪过。
上海解放不久，我们到上海探亲，一到家，就急忙从徐汇区一直沿淮海路向东走去。这是一条多么长的马路，正是一颗热切的心，使我们忘了疲劳。走过了旧国泰电影院，该不远了。唉，真是多蠢，路名改啦，已去掉个“马”字。于是，沿着思南路走下去，两旁的梧桐依旧，行人仍像以往那样稀少，根据记忆我们在寻找。树荫下那深绿色或深赭色的大铁门，经常出入的却是一个小旁门，但107号的门牌却找不到了。我们在那样熟悉的门前徘徊，多少次想敲门进去，只不过要满足那么一点点怀念的心愿：楼前那片草地是否仍碧绿如茵？恩来同志每次到上海的时候，都在那里散步、沉思、和朋友们交谈、向工作人员布置工作的地方……那座三层楼的洋房，也许曾有过非常舒适华丽的摆设，但我们住的时候，除一楼会客厅外，却到处摆满了床，摆满了办公桌。人来人往，那里既是办事处，又是招待所。我们多么想看看它经过三年战火离乱之后景况如何。可惜院门深锁，也不知是否有看门人。我们就在那儿徘徊惆怅直至黄昏。
过了数年，我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离马思南路多近啊。我一人独步，又走到107号门前，听到里边有人声响动，我满心高兴，去按了电铃，又敲打铁门，果然走出一个中年人，却脸无表情，十分严厉地质问我：“侬有啥事情？”像是冷水浇头，我无言以对，但我还是满心希望地说：我想进去看看这所房子，我们以前住在这里，是办事处。“嘭”的一声，门关牢了，我感到愤慨，但回到饭店也就心平气和了。难怪呵，他又知道什么！
又过了数年，出差上海，还是念念不忘要去看看107号，这次我严肃地向当地一位颇负些责任的同志请求，去看看那所房子，却得到了极其委婉的劝阻：不过是那么所房子，有什么可看呢？现在可能是什么宿舍或仓库吧。我又无言以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同志：难道你就不曾想想过去么？你也曾是战斗过来的呀！
这几日，我反复读那条“周恩来将军……”的消息，心想，下次我再到上海，当以人民的身份入门去参观，去瞻仰，去凭吊……历史总是历史。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连年战祸，人民盼望过几天和平日子，因此国民党也不得不仍打着“国共合作，团结建国”的招牌。当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匆匆飞回南京、上海去劫收之后，不久，中共代表团也只好搬到南京去。其实，蒋介石仗着有美国为后盾，“和平”不过是他发动对解放区大规模进攻的烟幕而已。满天飞的劫收大员到处散布数月要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完成他们所谓统一大业的美梦。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后，内战之火已燃遍全国。恩来同志到了南京就被当时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纠缠住了，工作极端繁忙，还要为停战奔波劳碌。上海马思南路的周恩来将军公馆（大家简称它为“周公馆”），就是为适应这样的情况于1946年5月间设立的。恩来同志在南京及各地奔忙之后，有时到上海来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或稍事休息。“周公馆”实际上是用周恩来的名义而设立的内部办事处，是我党与上海各界人士联系的地方，也是那个时期各解放区人员来往联络的重要枢纽，当然也有到蒋管区工作的同志。
我在上海时，恩来同志多次到过上海，都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记得大概是6月吧，上海已日渐潮热。当时我住在楼底的小玻璃房子里（那里原来是花房），一面靠墙，三面是玻璃，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小桌。我非常喜欢这间小房子，整天就像生活在茂密的树丛中一样，使人感到格外安静、舒适。一天，忽听得大家忙碌起来，原来是恩来同志要来上海。当时这幢小楼里住的人已不算少了。一层有两间较大的房间是留给周恩来和董必武来时住宿的，但恩来同志还未住过呢。因为他们不在时，过往的客人也常住，所以大家忙着打扫房子，客厅也布置了一下，大家都想到恩来同志来上海，人们会像河水一般川流不息，一间较大的客厅显然不够用，要想法隔出两个小间来。我跑去一看也帮不上忙，只好回到玻璃房里看报了。
将近傍晚时分，恩来同志才来到，我没敢去打扰。不一会，听到一群人和恩来同志走进来，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谁在这间屋住着呢？倒会享福呀。”我赶忙跑了出来，向恩来同志问候，他倒开玩笑说：这可不像绣楼暖阁呀。我只好说，大家都住得很挤，这小屋闲着也没用处。大家说笑着走到草坪上，走近南边的假山。他在察看这所房子哩。他边看边问，“管家馆长”祝华告诉他，这幢房子是花了不少金条“顶租”来的。他不无感慨——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回到上海，明火执仗劫收，可一般人租间房子多么不易！他还问起在场的同志，从各地回来的朋友生活安排得如何？我忍不住告诉恩来同志，有一位朋友回到上海不仅找不到工作，而且没有住处，生活无着，前几天我送去两床棉被和一点钱，他已经到张家口去了。恩来同志两眉深锁，沉默了。我真后悔为什么在他能休息一会儿的时刻把这样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这时，大伙嬉笑起来，说假山边还有一股喷泉哩，这片绿草几乎四季常青，大家多么希望能给恩来同志在紧张工作之余带来一些清新和宁静！
恩来同志每次到上海，总是住上三五天就走。他对工作一点也不放松，哪能有片刻休息！他到达的当天晚上，就听取在上海工作的，连同南方各地来上海等待他的同志汇报，布置工作，第二天清晨开始会客。当时，在上海有民主党派的朋友，各界的进步人士，从重庆及各地回到上海的，以及原来坚持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都盼望能见到恩来同志一面。恩来同志从早到晚，丝毫不现一点倦容，总是向这些朋友宣传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主张。他也非常关心文化文艺界朋友们的情况。说来也够使人伤心的，好容易熬过八年战争的岁月，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上海，许多人却找不到职业，没有住处，甚至连吃饭都有困难。曾几何时，“八一五”那一阵狂欢的日子已烟消云散。偌大的上海，仍是十里洋场。朋友们已经感到失望、彷徨。恩来同志每次到上海，都要找文艺界的老朋友来马思南路谈话，鼓舞他们，希望他们在上海能立住脚跟，要和蒋介石继续斗下去，要斗出一个新中国来。那时，他那昂扬的意气，使朋友们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从头再开始，从新建立革命所需要的“根据地”。在一段短时间内，我们的工作又一点一滴开展起来了。这也是为以后解放上海打下基础啊。他那样繁忙，很少休息，有时偶尔在草坪上散步，脑子还在挂念着一些非常细致的事。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麒麟童（即周信芳）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与日寇斗争，你应该去拜望采访。上海的绍兴戏（即越剧）很有群众基础，袁雪芬这些姐妹们也应该去结识。上海是个大码头，眼光应该放大啊！有一分钟的时间就应该做一分钟的工作。”我深感惭愧，而内心的激动却难以抑制：恩来同志，您每一个细胞都在为革命事业而跳跃着啊！
蒋介石依仗着美国的枪支、弹药、粮草，气焰十分嚣张，八九月间几乎在全国打起内战来，战火蔓延到山东以及大江南北。国民党加紧敲起了召开伪国大的锣鼓，根本无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愿望。国共合作难以继续。上海市面一片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这时，恩来同志又来到上海。他刚从黄河岸边视察归来，风尘仆仆，没顾上休息，就把住在马思南路的同志们召集一起，以最简洁的语言向大家报告内战的紧张形势，要大家提高警惕，尽可能地更广泛发动群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恩来同志和大家一起商议要召开一次各界人士座谈会，报告形势，动员群众。他要求，这次招待会人可以多些，各界朋友愿意来的都可以邀请，这样特务的盯梢也就很难起什么作用了。
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吃过午饭，我们把能用的桌子、椅子都搬到一楼客厅里，准备好几壶茶水，等待着朋友们。两点还未到，许多朋友就陆续来到“周公馆”，那些盯梢的“狗”也在门前树下窥探。开始，我们还能招呼自己熟悉的朋友，过一会儿，人群已挤满客厅，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周先生今天要和大家谈什么。恩来同志还像平常一样潇洒自若，他首先向大家问好，又说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只想和朋友们见见面，离开重庆以后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多朋友会面啦。许多朋友我们并没有邀请，特别是各报记者，他们辗转听到消息就闻风而来了。
恩来同志和大家随便闲谈，问了大家的生活情况和国内形势见闻。当时大家都对国事忧心忡忡，倒不大想到个人的生活与安危了。接着，恩来同志娓娓地对大家分析国内形势，特别谈到全面内战势在必打。蒋介石靠着美国人的援助，要孤注一掷。我们党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与国民党谈判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这并不是我们害怕，谁要发动内战，我们奉陪到底。最使人难忘的是，他在回答大家的提问时说道：“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在上海再见的。时间嘛，快则一二年，迟则三五载，这就要看我们大家的努力啦。”在场的朋友们高兴得瞪着眼，甚至热泪盈眶。恩来同志的脸上充满了无比的坚定和自信。其实人们心里早已明白，国民党的根已经霉烂了。但是，这样快人民就能取得胜利吗？有些人心里也是半信半疑的。而当大家听了恩来同志这样鼓舞人心的谈话后，都信心倍增，对眼前那些虎狼之辈的威胁，又何足道！在这危难的关头，人们是满怀信心地离开马思南路的。这座小小的“周公馆”，由于恩来同志的存在和他的豪言壮语而震惊了整个上海，摇撼了长江两岸。
1946年7、8、9三个月，空气闷热得使人窒息。天上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人民都在准备着迎接一场大风暴。马思南路的门前仍是那样平静，大铁门还是紧闭着。但在我们这幢小小的房子里，却是日夜紧张着。当时，长住的工作人员日渐减少，而匆匆过往的同志仍然不少。我们有责任保护每个路过的同志的安全，接送每一个同志都是紧张的战斗，有时，要走10倍的路程，不让那些盯梢的特务知道曾有人出入过107号大门。那时，和谈破裂已成定局。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已经准备撤离上海。我们对这座虽只住过一年多的房子却是那样的依依难舍。当然，我们坚信还要回来的。
日夜在这里辛勤工作的是龚澎领导的对外宣传部门，他们日以继夜地把蒋介石破坏和平的真相以及我党一贯的主张，及时迅速地通过驻在中国的各国新闻机构传播到全世界人民当中。他们在这里工作到最后一分钟，然后撤离到香港。而有些同志则要留在上海，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与蒋介石做斗争。
南下到两湖、两广，东进去江、浙的同志也逐渐离开马思南路，走向新的战场。不管那时上海环境多么险恶，我们的工作仍然昼夜紧张。恩来同志、董老、邓大姐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恩来同志那气壮山河的话深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别看蒋介石现在像头饿虎那样凶猛，但长不了。少则一二年，迟不过三五载，我们就要打回来。我们一定要在南京、上海再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长期斗争的意志，每个人都抱着必要时做出牺牲的决心，但我们更加坚信，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了。
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所有同志和正在上海的董必武同志，经过董老的严正交涉与对国民党的警告，终于告别了这所“周公馆”。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全面内战已白热化了。但何须三年五载，仅仅两年之后，我们就回来了！上海，又是人民的上海了。
中国革命战争经过多少狂风暴雨。周恩来同志在无数次紧要关头总是和同志们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他那从容不迫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卓越的胆识，总能给同志们以巨大的支持力量。而和周恩来同志一样的无数革命先辈们，也同样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在今后长期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教益。一间小窑洞，一间小房子，无须耗费人民的钱财去建成什么高楼大厦，只希望保存它，人民就可以从那里得到无限欣慰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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