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从延安去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他们带领了一群年轻人，从延安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时年17岁的丫头片子。虽然当时我已经去延安学习了一年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领导人。当年延安很受尊敬的老革命“五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我一个也未曾见过面，这次机缘巧合，能随林、董二老同车去重庆，真是惊喜万分。我们从延安出发时共有三大卡车的人，挤得满满的，我却一个都不认识。车停第一站时，我看见有两位岁数大些的人从驾驶室下来，十分惊奇，这么大岁数了还和我们一起坐卡车，一路颠簸，据说要走十来天哩。但见他们精神健旺，谈笑风生。我们才听说这就是董老和林老。一路上他们经常和我们这批年轻人说说笑笑，问到我们的家庭和到延安后的情况，记住了我们的名字。董老特别对我说，不要叫小广东了，因为你要长大的，那就不好改正了，就叫名字吧。老人家真的记住了我们四个女同志的名字。
到了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董老他们都住在二楼，我在三楼机要科工作，除了给领导同志送电报，很少见到董老，有时早晨或傍晚在室外散步偶然也会见到，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使我们倍感亲切。
当时，周恩来同志因为手臂受伤到莫斯科治疗，直到1940年才回到重庆工作，这期间到重庆开参政会的一些领导人，如王明、博古、林老等人陆续返回延安了，只有董老继续留在重庆，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共同负责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恩来同志不在重庆期间，由董老负责南方局全面工作。
1939年秋天，我调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文委工作，那时董老也住到曾家岩，主管统战部门军事、党派等方面的工作。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吃饭都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好像真是一家人似的。这位前辈把我们当子女般看待，十分关怀。他还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们还同在一个党小组。有些往事虽然已经60多年了，我始终没有淡忘。
董老的生活作风与恩来同志相似。当年住在曾家岩50号的女同志不多，单身的有四个人：刘昂、龚彬、卢瑾和我。卢瑾在妇女组工作，她很想学英文，本来龚彬英文特别好，可以教她，但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不容易把时间凑到一齐，所以卢瑾的学习进步很慢，时常感到苦恼又无奈。这件事董老知道了，有一天他找到卢瑾说，你要学英文没有老师是吗？我来教你好不好？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有恒心，天天读，否则就很难进步。我的英文虽然不算好，但给你当老师还是可以的。卢瑾听董老这么说，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她立刻把这消息告诉我，说董老这么忙又年事已高，还为我这点小事操心。她呜呜地哭了出来。我安慰她说，既然这样，你还真得好好认真学习，不要让董老失望才是。卢瑾买了英语课本，还有练习本等，开始学习英文。董老非常认真，每周一次清晨早饭前给卢瑾上课，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时局变化，董老工作太忙才暂时停止。
重庆的冬天有时下雨又有雾，相当寒冷。屋里不生火，我们坐在办公室都穿上旧的军棉袄，腿脚常常感到冷。我记得一年秋天，我和卢瑾商量，董老年事已高，一定比我们感到冷。卢瑾非常感谢董老对她那么好，教她学英文，无以为报。她建议给董老织一件毛衣，以表心意，我非常赞成。但我看见董老已经有毛衣了，就建议打一条毛裤。因为老年人腿脚会更感到冷。她很赞成。可是我俩没有钱买毛线。几位女同志听到这件事，一齐说大家凑钱买毛线吧。我们几个凑足了钱，把毛线买了回来。可是谁会打毛裤呢？在曾家岩女同志中我年纪虽小，但手工活还算好的，大家都说让我来打。我当然很乐意。可是我只会打毛衣，那还是在延安学会的，毛裤没有打过，而且男同志的毛裤和女同志的又不一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我还是勇敢地承担下来。我和卢瑾立刻缠毛线，预备开工了。在宿舍里我坐在床上织毛裤，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腰围应该起多少针呢？这件事我们是瞒着董老的，好给他一个惊喜，所以也不好去量他的腰围。我估算着过去打毛衣，男同志起针一般要200针左右，董老身材高大，看来也比较胖，于是我估计需要起280针，又考虑大点比小点好，就又改成300针。就这样，每天晚上我尽量早点回到宿舍开工，希望在冬天到来时，董老能穿上毛裤，可以暖暖和和地过冬。
当时打条毛裤对我来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打到该分腿时，裤裆该怎么加针减针，臀部又该多大？真使我犯愁。我想起住在曾家岩的徐克立曾为陈家康打过毛裤，又不好意思向他借，于是卢瑾出面把毛裤借来一看，家康身材矮小，不能与董老相比。我们就商量着加针，反正大点比小了好。那时候我们连尺子都没有，大或小就用眼来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打成了一条毛裤。我和卢瑾高高兴兴捧着毛裤跑到董老的住房（兼办公室）说，我们为董老打了一条毛裤，天气冷了，希望给董老防寒。董老慈祥的面孔显得很高兴，说感谢我们的细心关怀，又问哪来的钱买毛线呢？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些法币给我们。那时候，我们每月发1.5元零花钱，董老也不例外，我们只好接了。我们请董老试试毛裤大小是否合适，如不合适可以再改改，我们都没有经验。董老指着我问，是你打的，是吗？我知道你的手工巧。我们不好意思地转身跑了。
第二天早饭后，董老把卢瑾和我叫到他的房里，拿出那条毛裤，笑着对我说，你们怎么把我当成大胖子了，这条裤子又肥又大没法穿，还得请你改一下。他拿出一条又破又旧的棉线内裤给我看，让我照这条旧裤子尺寸改就行。董老笑着说，你们是姑娘，哪会给男同志做衣服呢？我喃喃地说，在延安时我们为前线士兵做过棉军服哩，还做过军鞋。董老说，那都是一样大小，一个号码的呀。我们又笑起来，把毛裤拿走了。我们拆了又赶紧织好。当年冬天董老还是穿上了那条毛裤。
1940年，国民党右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重庆中央南方局工作的所有同志都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就在这样危急时刻，在我们内部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南方局军事组一个相当负责的干部，突然失踪了。怎样失踪的呢，被特务突袭抓了？于是通过多种渠道打探，毫无消息。经过大家仔细讨论研究，这个干部由于对某件事不满意逃跑了。分析结果认为，他还不会投奔到特务机关做叛徒。那时南方局领导人多已撤回延安，只有周恩来、邓颖超和董老。他们焦急万分，于是和当时军事组其他同志做详尽细微分析，认为这个干部曾经在冯玉祥将军麾下做参谋，估计很可能在冯将军府或他的部下处。怎么办？恩来同志不便亲自去找冯玉祥，只好请董老出面去拜访。果然，这个干部躲到冯玉祥处。董老亲自向冯玉祥说明情况，并与那个干部谈话，晓以大义，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那个干部劝回到办事处，内部来解决。最后经过党小组开会做思想工作，把他送返延安才暂时了结。
在1941年那段黑暗年代，工作极为紧张，又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是董老、邓颖超协助恩来同志共同托起国统区那片天，使国统区始终能够看到红岩嘴山上那颗不灭的红星。
在曾家岩的那段日子，董老和我们在同一支部过党的生活。那时候工作非常忙碌，但董老总是非常认真地参加每次党小组活动。1943年延安已发起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白色恐怖的环境，当然不能和延安一样，但我们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讨论“整顿三风”的文件，每个人要做自我检查，总结个人思想，接受互相批评。董老几乎每次都来参加，我们都非常感动。他还非常认真地给大家提意见。我记得有一次他批评陈家康，说他把许多时间都用在读“线装书”上，有时工作不负责，又批评过乔冠华傲气十足，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不改，将来吃亏的是自己。他们二人都是嘻嘻哈哈地搪塞过去。
董老对人对事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董老对我也有批评，但往往是在会后，他是怕我受不住当面批评才采取会后批评我的方式。他说我年轻努力工作不错，但就是娇气，尤其是爱哭的毛病一定要改。“你是从小被父母娇惯坏了吧？”我一听忽然鼻子一酸说，不是的，我父母都死了。我的眼泪真的要掉下来了，我强忍住。董老很不忍看到我这副样子，他强笑着说，不要哭，大家都给你起外号林黛玉了，以后不许这样了。你是革命者，怎么还能那样脆弱好哭呀。在整风时，我还认真做过书面检讨，批评我的娇、骄二气，决心改正。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这是董老对我们晚辈的教育和良苦用心。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迁到南京工作。大约是1946年5月，董老率领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美军的飞机到南京，同机的有钱之光、陈家康、钱瑛等同志，还有我和一批年轻人。那天重庆的天气不错，早上8点多钟我们就到了白石仪军用机场，同机还有美军观察组的几个美国军人。我们到了机场，不到9时飞机即发动预备远行，但在空中转了一圈就降落了。机长说机器出了故障，需要进行小修理，让我们就坐在机内等候。大约过了几十分钟，机长说修好了可以起飞了，于是又发动升空。飞机在空中转了两圈又降落了，机长说机器没有完全修好还得再修。这次让我们下机休息等候。这时已经10点多了。又修了一个小时，叫我们上飞机，说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们三十多人又上了飞机，再次起飞。但这次飞机没有转圈就又下降了，还得再修。这样连续三次起飞又降落，到底是什么原因？董老警醒起来，他对陈家康说，我们不能忘记刚刚过去的“四八”烈士飞机遇难，我们领导人牺牲惨重，国民党会不会趁机搞鬼呀。他让家康与机长谈话。同机的美军人也很恼火，和机组人员吵了起来：飞机不维修好怎么可以飞呢？你们的地勤人员怎么这样无能。看来美国人也不愿无辜死掉。陈家康也去找机长说：现在已到中午了，飞机三起三落，到底是怎么搞的。今天我们不走了，过几天我再与你们商量吧。随后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坐车回家了。
当天董老召集我们同机的一些同志开会，董老说，我们现在当然不能说“四八”空难是有人搞鬼，但这是惨痛的经验教训。这次我们也不能不防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机组和地勤不是统一领导，很难预料地勤人员不被特务掌握。大家议论了一个方案：每次飞机上不能只载共产党的人员，而要国共两党人员共同乘坐。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官员要复员到南京。这件事就请钱之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商议。
国民党方面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的要求。几天后，我们三十几人分成两次与国民党官员一起飞南京，我是首批跟随董老、钱之光等同志飞南京，没过几天其他同志也都到了。
到了南京以后，章汉夫到上海筹办上海《新华日报》，我也分配到上海新华日报社。即随汉夫同志到上海，而董老则在南京梅园新村住下了。他和恩来同志、邓大姐同住梅园，又共同与国民党继续斗争。到194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恩来同志和代表团撤回延安，而董老一直坚持到国民党下驱逐令的最后时刻。
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同志，也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革命。1940年她带着大儿子滋生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我曾和她相处过一段时间。听说她在长征途中是一位出色的红军战士，神枪手，能打仗能吃苦。她为人非常和善，和有些“首长夫人”很不一样。在重庆那段时间，她没有工作，只是带着孩子。随后红岩嘴办起了内部托儿所，她就带着孩子在托儿所工作了。有时候，她带着滋生到曾家岩50号来住一阵，那时滋生只有两三岁吧，很淘气，有时会跑到我们办公室来捣乱。董老两口子很严格地管教孩子，他不听话，何莲芝大姐又把他带回红岩村了。那时我们在重庆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衣服被褥都是供给的，有时会不够用，何大姐一边带孩子工作，还常常手里拿着针线活。我记得她经常拿针线纳鞋底做鞋，不仅给孩子做，给她自己做，还给董老做。她做的布鞋看上去又结实又舒服，董老穿上何大姐做的鞋很有些得意，还向我们说，你们看我老伴什么都能干，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什么都不会，当然你们还会干革命工作啰。
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环境恶劣，何大姐带着孩子回到延安，那时候延安被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包围，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掀起大生产运动，人人都亲自动手搞生产，何大姐成为大生产的劳动模范。她在延安开荒种地，种了不少南瓜、西红柿，还有土豆。我听说何大姐生产的产品足够她全家的食用，不领取公家的任何东西。
1945年. 董老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正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我和重庆回来的同志曾经到王家坪（也许靠近杨家岭，记不太清楚了）董老他们家的窑洞探望。当时何大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她神采飞扬，满脸笑容地接待我们，拿出她生产的南瓜、土豆，还有西红柿来招待我们。我们又说又笑又大吃，十分高兴。临走时何大姐还给每个人的衣袋里装上几个粉红色的大西红柿（粉红色的西红柿个特别大，又好吃）。董老和何莲芝大姐这对革命的老前辈、老夫妻互敬互爱，在我们心目中始终是敬仰的楷模。
1946年，我又随着董老到南京，董老住在南京梅园新村，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领导南京中央分局的工作。他和恩来同志一样，时常到上海去与多方人士接触。当时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住的主要是外事组，龚澎、乔冠华，还有陈家康等人，还有一些常来往的路过上海到各解放区的人员。董老到上海，和恩来同志轮流住一间房子。有时他找大家开个会，听听汇报，谈谈形势。我因为在文委工作，也住在马思南路，能时常见到董老忙碌的身影。到1946年冬，恩来同志和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返延安，从这以后，中央南京局就靠董老大力支撑了。这时我调到南京新华分社工作，又得到董老的领导和帮助。那段时间国统区在四川发生了抢米风波，在上海发生国民党人的黄金大贪污案，在南京爆发南京大学生反饥饿大游行，我是新华社记者，都写了详细消息或特别报道。当时新华分社社长是梅益同志，但我写的稿子董老也常常要看，有时我把稿子送去，就坐在董老房间等候，他总是很详细地阅读修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常常笑着对我说，长大了还是那样粗心大意。
1947年3月，国民党下令全部在国统区的共产党机构，包括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重庆《新华日报》等，都限时撤走。那时董老非常忙碌，要处理重庆撤退的重要事情，又要奔赴上海，与各界朋友沟通并辞行，回到南京是安排撤退，董老不顾年高劳累不已，一直坚持到3月7日我们全体人员，王炳南、钱之光、章文晋等20多人，在南京最后被国民党宪兵押送到机场，返回延安。
解放后，董老在北京担负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曾住在六部口附近的一所四合院中。我们曾去拜望，他和何莲芝大姐，还有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仍是简单朴素，只在客厅里多了一套沙发而已。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终生，却不求任何回报，更没有享受，始终廉洁奉公，这就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
现在回忆红岩村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还非常清晰、历历在目。我父母早亡，15岁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家。受到革命前辈的呵护和教导，我学会了做人做事。这个革命的大家庭在我一生中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把我们凝集在一起，同志之间的感情比父母兄弟姐妹的亲情还要亲，这才真真实实是个和谐的，每个人都无私奉献、关爱别人胜于关爱自己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们大家不都还在为此向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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