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的清晨和傍晚，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伟大的祖国人民啊，就像流不尽的长河，默默地流向纪念碑旁，手上的小白花已筑成一道道白色的花墙。老太太带着儿子和孙女儿，一家都在哭泣，低声地喊着总理呀我们的好总理。我的眼泪和千百万人民的泪水已凝成冰块，留在纪念碑上。
夜晚，收音机里不断播送着全世界人民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深切悼念的声音。播音员的朗诵充满着深情，怎能使人不悲伤！但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呢？为什么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在天安门前，在人民英雄的纪念碑下，在亿万人民的心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忆的长河，在那些难寐的夜晚，奔流而过……
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进攻，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全中国。我像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满腔热情从祖国的最南方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那时我仅是个15岁的女孩子。1939年夏初，领导突然告诉我，给我分派了新的工作，叫我立刻去杨家岭集合。我一口气跑到了集合处，是山下一列平房，已经有不少男女同志在那里热烈地谈话。不一会儿，一位领导同志随着朗的笑声走进来，同志们向他涌过去。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哩。一会儿他走近我，笑着问道：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那时我心里真难过，委屈得要哭了。“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我太幼稚了，引得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哪里都有工作，哪里都是抗日，你慢慢就会懂得的。于是，1939年7月，我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办事处。不久，我开始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一些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以后的几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疯狂侵略。虽说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但国民党中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汪精卫一伙，已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投降的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都快守不住了，退到了四川重庆。蒋介石政府虽还没有公开投敌，却和日、汪勾勾搭搭，明说抗日，实则反共。他们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
那时，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长期在重庆，还领导党的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我们党在蒋管区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极为繁重。面临民族危急关头，在国民党军警特务重重包围和控制下，恩来同志力挽狂澜，以大无畏精神，机智从容、坚定不移，又信心百倍地坚决贯彻毛主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路线，同时，在党内严厉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恩来同志曾亲自写文章批判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谬论，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反复对所有同志进行教育，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流毒，团结所有同志进行战斗。在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中，顽强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民党顽固派严密控制下，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大力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我党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团结进步的行列中来。要与蒋管区的各政治党派以及文化艺术、教育、工商、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孤立国民党顽固派。
在那极度繁忙紧张的几年里，恩来同志对蒋管区的文艺统一战线工作、对文艺界朋友的思想改造工作极为关心。多少年来，恩来同志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由衷地喜爱；他一直把文艺看成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所以即使在最紧张繁忙的斗争中，他也总是把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加以领导，加以应用，发挥文艺的积极作用，并对文艺工作者真诚爱护、关怀和耐心教育。当时，重庆文艺界人士大多数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但对国民党明着抗日、暗里反共，有些人还认识不清。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他们感到强烈不满，对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八路军又不太了解，因此对抗战前途觉得渺茫，感到徘徊、苦恼，找不到出路。恩来同志具体分析研究了文艺界的情况，决定把这些朋友争取过来，要做细致的工作，关键是使他们了解我们党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宣传八路军、解放区，揭露国民党。《新华日报》当然是最好的工具，但在国民党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订购《新华日报》有“罪”，阅读《新华日报》有“罪”。恩来同志指示，在国民党猖狂反共的情况下，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为文艺界朋友通过种种渠道传递报刊和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还有表面经过伪装的毛泽东著作，使群众逐渐了解情况，不断改变看法。恩来同志还特别强调要在文艺界中广泛结交朋友，交朋友就可以沟通思想，互相帮助，逐渐深交，就可以团结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就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由于战争的原因，重庆的电影生产已很困难，所以不少导演、编剧、演员都逐渐转到演话剧上来。恩来同志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应该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团体，通过对剧作家、导演、演员做工作，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为我所用。当时，在恩来同志领导和激励下，在文艺界、戏剧界中，我们结识了不少朋友。恩来同志对这批朋友非常关心，只要他们提出想见见恩来同志，他在极端繁忙中都要抽出时间见他们，并且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他们的专业、年龄、爱好等，分别和他们交谈，每次见面都做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这些朋友讲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共两党以及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解放区的情况，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务必使朋友明白，同时又非常耐心地倾听朋友们谈到的多方面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多少次难忘的夜晚，恩来同志与文艺界朋友的谈话，从晚8点直至次日清晨。朋友们每次和恩来同志详谈后，都心情激动，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以后多少天都要彼此交谈，领会恩来同志谈话内容。逐渐，他们思想清楚了，斗争目标明确了，也看到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
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的住处曾家岩50号，成了蒋管区中要求抗日进步的各界朋友的活动据点。朋友们后来把曾家岩50号看作领导和传播革命的地方。他们把来到这里见到恩来同志看作光荣，是他们进步的标志。他们到这里受了启发，得到帮助，增加了斗争勇气。而当时到曾家岩50号是要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朋友一天天多起来，这种难得的见面使同志们感到不满足了，自然地就采用了别的办法。那时，一些青年演员、进步的音乐爱好者、青年美术家，他们自己分别组成不固定的学习小组，不定期集会在一起。事先，我们把伪装过封面的毛主席的著作或《新华日报》刊登的主要文章送给他们传阅，到时候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有时也讨论形势，研究各自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恩来同志对青年朋友们自觉组合、要求进步的活动非常关心，非常支持。有一次，我们准备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恩来同志知道后很高兴，并让我约这几位朋友到红岩村来，因为红岩村比起曾家岩50号来既隐蔽又安静。恩来同志想得多么周到啊。
记得那是1942年初秋，一个炎热的下午，朋友们一个个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都说，这可是到了解放区啦！我和他们在一间小会客室里一起阅读和议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说，能够有这样的地方来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重庆的初秋，酷热非常，太阳刚落，朋友们离开房子，散步到小山谷的尽头，那儿正是八路军办事处挖好的防空山洞，山边一条小溪水，小树林下堆着平整的碎石头。微风拂来些凉意，我们席地而坐，又兴奋地谈起来。突然，恩来同志沿着山边的小路走过来，随着朗朗的笑声向朋友们伸出手。大家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恩来同志和大家一样，捡块石头坐下，问大家学习得怎样，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和大家亲切交谈。最后，他鼓励大家多阅读鲁迅的著作，从中可以吸取许多有用的东西，还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硬骨头精神。恩来同志的话使朋友们像在云雾中渐渐看见了阳光，鼓起勇气去迎接战斗。那一天直到黄昏，恩来同志和朋友们一起散步，并把他们送到村边才告别。
那时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组织文艺界朋友们学习。在曾家岩50号临着嘉陵江的小屋，住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朋友们常常聚会，学习讨论。恩来同志不管是偶然遇到或事先知道，哪怕是很繁忙，或者是在两次约会之间的几十分钟，他都要和大家一起学习，谈一谈，给大家鼓舞。恩来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对每个同志和朋友都那样关怀备至，那样诚恳亲切，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愉快，没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谈，心中有什么疑难都想向他倾吐。伟大的领袖人物和凡是接触过的群众都能水乳相融，这真是永远永远使人们怀念啊。
二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我们党的公开机关和公开人员进行封锁监视、特务包围跟踪，同时对倾向进步的或与我们有来往接触的朋友，也进行种种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尽量保全力量的指示，具体计划部署把部分受到注意的，有被迫害可能的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做妥善安排和保护。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具体计划，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已经暴露的党员或骨干，不能再在蒋管区留下去了，这批同志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回延安或去新四军，参加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二是留在重庆已不适宜，但以后还可能继续工作，就送往别的地方，有去西南或香港的，到新的地区还可以开辟新的工作；三是那些尚可留在重庆，或是工作需要的，就还留下坚持战斗。这样的具体做法，不仅是保存进步力量，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抵制与控诉。这种有组织的撤退，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曾有过一点抗战气氛的重庆变成一座“死城”，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停顿了。
那时候的重庆，乌云压顶，风暴将至，面临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曾家岩50号被国民党特务重重封锁，但恩来同志、董老和邓大姐仍然住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那时工作人员已不到20人，由于情况危急，斗争复杂，面临国民党特务随时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每夜都有同志轮流值班。恩来同志住在小天井旁的小屋里，他常常紧张工作，通夜不眠。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深夜，我正在值勤，警惕着四周的情况，突然恩来同志走出房门来到我的身边，问道：环境很恶劣，面临着严峻考验，害怕吗？我立即回答说：不怕。有您和领导同志和我们在一起！恩来同志用深沉的眼光望着我说，临危不惧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但为什么不怕呢？是有毛主席领导的党，有党领导的几十万军队作为我们的后盾，还有全国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啊！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时刻教育我们，鼓舞我们。是啊，在那困难的时刻，我们向往着延安，想着党，想着毛主席，我们就有无尽的战斗力啊！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紧张空气渐渐缓和了，重庆的文艺又逐渐活了，特别是话剧演出比较活跃。
那时《新华日报》对于话剧演出活动的评介文章比较突出。这固然反映了那时候文艺活动的实际情况，也是恩来同志利用话剧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恩来同志常说：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所以，恩来同志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还常常买票到剧场看话剧演出。对评介话剧的文章也很关心和重视，经常教育我们编辑人员。他常说，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也能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评论工作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好朋友。同时，他还谆谆教导我们，在重庆这样的具体环境下，和解放区不一样，我们评论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凡是描写反帝反封建这一大方向的，或者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都应给予鼓励。反之，若是宣扬卖国投降、汉奸特务的，一定要严肃批判，旗帜鲜明。有时在一天繁忙工作之后，恩来同志还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研究编辑计划，讨论具体选题。他常常向我们提出，某一文艺作品还不错，某一出戏为什么没有写评论。他那种不辞辛劳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每一项具体工怍都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天夜里，周恩来刚从外面归来，便把我叫去谈起一位剧作家新编的剧本。他说：听说你们对这个话剧有不同看法，拿剧本给我看看。我知道他已经看过演出了，但对一个文艺作品，他总是非常谨慎，考虑再三，特别是对朋友的作品。他常教育我们，既要批评帮助，又不能挫伤朋友的积极性，提出的意见得让朋友心服，又可以取得教益。不久，恩来同志找了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讨论这个剧本和演出，鼓励大家充分发表不同的看法，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说了几句：主题尚可取，也反映了作者向往进步的思想，那就应该肯定，缺点也可以提出来，供作者参考；并指定一个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整理出文章，他还做了仔细的修改，才刊登出来。这位朋友看了心悦诚服，和我们更接近了。
当年《新华日报》副刊登载的戏剧评论文章是比较多的，虽然大多数文章不是专业评论家写的，但很受读者和文艺界朋友的欢迎。他们都想听听出自爱护的真诚意见。
重庆当时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朋友们要演出反映现实斗争或现实题材的戏剧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1941年至1942年间，朋友们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黑暗统治，表达出人民的一些心里话，曾创作演出了一些历史题材的话剧，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在提高蒋管区人民的爱国思想、反抗精神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郭沫若在这期间写了不少历史题材的戏剧，《棠棣之花》《虎符》等受到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屈原》的演出轰动一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政治上也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郭沫若以诗人的充沛感情，满腔义愤，借古讽今，给国民党反动派有力的抨击。
恩来同志和郭沫若长期以来是战友，也是好朋友。周恩来对郭老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十分关怀，对他的创作也是十分尊重、喜爱和关切。在重庆时期，郭老每写出一个新剧本，都要亲自念给恩来同志听。恩来同志还仔细阅读，经常提出中肯的意见，供郭老参考修改。对于演出《屈原》这个戏，恩来同志更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具体关怀。
当时在重庆是否演出《屈原》这个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并提出了应如何评价屈原这个历史人物，以及对别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恩来同志非常认真，反复阅读了剧本，又和专家们一起详细研究讨论。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恩来同志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恩来同志的这番话不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吗？我正想着，恩来同志突然指着我问：怎么不说话？你的意见呢？于是我冲口而出：“没意见，同意您说的。”恩来同志有点生气了，这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他认真地说了我一顿：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有意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吗？不懂的应该先学习准备嘛。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那还要讨论做什么呢。你要学着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下，他也许意识到我还不能领会哩，又很和蔼地说：青年人应该善于思考，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还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很重要的锻炼。只同意别人的话，你就会变成懒汉了。再说呢，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受到启发，才能全面看问题。领导人都那样聪明？都正确？妤的领导是善于总结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正确意见的。这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嘛。恩来同志的这番话既是对我的关怀教育，恐怕也是有感而发，给我极大的启发，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慢慢地我就养成了习惯，遇到问题我都先考虑意见，不管正面反面的，甚至和恩来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他从不责备我，还表示高兴。
恩来同志还曾经到剧场看过几次《屈原》的排练，对《雷电颂》很欣赏。他曾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恩来同志为了使这段戏充满更强烈的时代感情和政治效果，让我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念《雷电颂》给他听，反复念了好几次，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屈原》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恩来同志十分高兴，让我到剧场去多买几张票，让红岩村和曾家岩50号的同志都轮流去看，通过看戏了解人民的斗争。他还召集大家开座谈会，讨论这个戏的政治意义，组织文章大力宣传这个戏演出的成功和意义。
三
在重庆那段艰难的斗争岁月里，恩来同志不仅和许多民主人士、政界人物、工人运动及青年运动的领导人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和广大文艺界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这个高大形象，是非常亲切的前辈，非常知心的朋友，深深刻印在同志们的心中。以后的多少年中，当他们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这些同志多么怀念恩来同志啊；而当他们有了新的创作，获得一点点成绩时，这些同志又是多么希望恩来同志能分享一点点喜悦啊。几十年来这样的感情与日共增，永生难忘。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那样繁重的工作重担，操持着国际国内的大事，仍然没有忘记这些朋友和同志，一个也没有忘记。1971年的某一天，他忽然问起我，1942年我们曾经送了三位青年音乐工作者去新四军，他们现在好吗？我心情万分激动，告诉恩来同志，他们都很好。两个在总政文工团，一个在南京前线歌舞团，都是领导骨干。恩来同志沉思着说：那时我们在重庆，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在防空洞里，你们常常一起唱革命歌曲，这是很好的鼓舞啊。有多少精力、多少感情！总理心里装着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民啊！
1973年9月，我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告别时，我走到门口，恩来同志又转过身来问我：最近你见到文艺界的同志们吗？我说：将近十年，我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来往很少。恩来同志皱皱眉，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不在文艺单位就不关心了？我听说某某同志身体不太好，思想上有些包袱，你去看看他，替我问好。当时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恩来同志那样忙碌还记挂着这些同志，而我却没有想到。第二天，我立刻去看望这位同志，把恩来同志的问候带给他。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让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考验和锻炼，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激的心情！他表示将用有生之年继续为革命工作。不久，恩来同志又特别地问到了这位同志的情况，想到要为这位同志安排一些社会活动，鼓舞他更健康地工作和生活。
解放后，不少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写出了一些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好作品，恩来同志一直是热情支持和倍加爱护的。特别是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话剧，无论是1958年前后，还是1963年前后的不少作品，都是在他的具体关怀和指导下创作和演出的。不仅是北京各剧团的演出，就是外地来的剧团所演的剧目，只要是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恩来同志都去看，还热情地提出意见。比如《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杜鹃山》《青春之歌》《第二个春天》《龙江颂》等等。恩来同志不仅看演出，还和作者、导演、演员谈过话，共同研究讨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给社会主义的话剧园地浇灌过多少雨露，我们的这块园地也绝不是一片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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